希特勒的幽灵(1)
国会大厦终于被攻下来了，不过不是在斯大林希望的五一节那天，而是在第二天。尼可拉·伯扎林（Nikolai Berzarin）将军的第5突击队赢得了这一令人羡慕的功劳，红旗插上了这一座被火熏黑的建筑物上。尽管莫斯科方面夸张地宣传说在攻占这一希特勒最后的据点时，战斗非常艰苦，实际上战斗是非常平淡的。最后守卫国会大厦的党卫军士兵在前一天就都跑掉了，都是随着蒙克将军的队伍走的，甚至连希特勒青年团都跑掉了，这幢大楼里面甚至连苏军曾经担心的陷阱都没有。在工兵检查完爆炸物并宣布安全以后，苏联战士小心翼翼地穿过了斯佩尔设计的广阔的入口。苏军最终进入入口以后发现的只是在地下战地医院里的由哈思教授、昆兹医生和两个护士照顾的几百名伤员，他们的药品仍极其匮乏。苏军吃惊地发现食堂的情况大不相同，食堂里堆满了香槟酒和精美的食物等等，这些东西他们已经好几年都没有见过了。
伯扎林许下诺言说，如果有谁能找到希特勒的尸体将授予他苏联英雄金星奖章。后来在他们发现苏联军队反间谍机构（SMERSH）的特工已经先接到命令进行彻底搜查时，就感到毫不吃惊了。他们在大臣花园的弹坑和连根拔起的树坑周围仔细搜查，很快就发现了两具被烧焦的尸体。他们已被烧得变了形，而且大小也只有成人尸体的一半。但是苏联的情报人员还是根据苏联的宣传卡通讽刺画，很快就认出了约瑟夫·戈培尔的大脑袋和畸形足。另一具尸体的旁边是一个烧黑了的纳粹党徽和一个金质的香烟盒，上面刻着“阿道夫·希特勒，1934年5月29日”字样。
他们寻找，但没有在附近找到希特勒的尸体。在被遗弃的地堡里他们的发现和蒙克下令遗弃它的时候差不多。希特勒的地图室里还有甘什焚烧过的痕迹，但是并没有其他的损坏。房子里剩余的东西无不有一种典型的匆忙逃离的痕迹，纸张散落到桌子上和半开的抽屉里，墙上的画像歪七扭八的，到处都是掀翻的椅子。在各个能看到的地方有许多空香槟酒的空瓶子、烟蒂和盘子，这一切都显示了那最后的仪式。
在希特勒的房间里，他的束腰外衣和黑裤子挂在了合适的衣柜中，爱娃·勃劳恩的衣服也是同样挂在隔壁她的房间内。希特勒厚厚的用皮革包边儿的会见日志也躺在一把椅子上，尽管几个星期后人们才注意到。腓特烈大帝的画像已没有了，但是有大量的用银相框镶起来的元首照片，这是希特勒留在办公室作为送给他人的礼物。最后苏军发现了克雷布斯倒在他的左轮手枪的旁边，一瓶法国柯纳克白兰地酒洒落在他的身旁。奇怪的是苏军在几天后才发现戈培尔孩子们的6具僵硬的尸体，在他们的妈妈匆匆忙忙为他们盖上的裹尸布的下面，他们白得吓人。苏军得知布格多夫也曾发誓要自杀，但是在这最初的混乱状态下苏军并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但是他们找到希特勒的尸体了吗？至今这仍然是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对答案的真实性有任何怀疑，而是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苏联领导人好像是在故意地留给自己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个悬念。就在苏军攻克柏林不久，苏军的军事指挥官和外交官就满怀信心地告诉他们的盟军战友，他们已发现了希特勒的颚骨，而且根据希特勒的牙科记录非常肯定地确认它是希特勒的。但是后来不久，他们就突然收回了这些声明，并且说他们不知道希特勒的情况。同海军司令邓尼茨对德国人民播送的那个有关希特勒死亡的时间和情况的错误声明一起，苏军的声明引起了一股谜团，使人们充满了各种猜测。
在1945年的整个夏天，希特勒仍然还活着的说法此起彼伏。一艘逃过盟军的封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浮出水面的德军潜艇遭到了美英情报人员的突然袭击。有关U-977或被叫做是“希特勒的U型潜艇”的传说也成了一个谜。有关这艘潜艇逃到南美洲的说法，只不过是因为水兵们逃离他们所想像的战后德国的悲惨生活，去南美洲寻求新生活的一种理想（另外一艘U型潜艇的船员就怀着同样的动机进行了一次这样的航行）。但是在一位南美洲的报社记者编造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后，U-977变成了一艘把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送到巴塔哥尼亚一个秘密纳粹基地（那个地方就成了南极的布彻斯加德）的潜艇。
这个说法在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看来好像有些奇怪，但是在那时人们都拿它当真。U-977的指挥官被美英的情报部门审问了将近1年的时间。在这同时还出现了许多传说，说法各式各样，有说希特勒在爱尔兰的海滨地区，在法国的南部，在意大利隐居，在法国依云的娱乐场充当赌场管理人。这些稀奇古怪的情节里面一般会提到南美洲，特别是阿根廷，这主要是因为纳粹德国同庇隆政权在战时的联系，以及几位纳粹高官飞去这些地区的确切事实。美国占领当局还收到报告说，希特勒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山区一个广大的地下建筑里面。装有詹姆士·邦德式的安全设施，并为希特勒和那些在战争末期逃脱了盟军追捕的纳粹高官提供庇护的地下基地常被谈起。一些有关纳粹德军在战争末期研制的“神秘武器”，包括飞行里程能达到近1万公里的容克远程飞机（据说汉斯·鲍尔曾对希特勒谈起过这种飞机）的消息，对这些传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传闻德国的海军还有一支远程潜艇部队，许多聪明的人都被这些传说吸引了，而且还写了有关它们的书。或许我们一点都不应该感到吃惊，因为难道希特勒不是在60年前就曾控制过许多聪明的人，许多人应该早就知道而且也从未放弃相信他的神秘武器就快要研制成功的消息吗？
希特勒的幽灵(2)
同以往一样，当聪明的而且毫无动机的人们公开地发泄他们心中的怒气时，阴谋理论随之也盛行起来，希特勒的例子也是一样。一位律师声称希特勒在因斯布鲁克。一个医生说他曾在柏林公园地堡对面的急救站里给希特勒治过伤，元首在5月1日猛烈的坦克大战中受了伤。许多误传极有可能是出自莫斯科宣传机器的口中，这符合斯大林让希特勒的幽灵存在下去的想法，与西方的资产阶级比起来他更愿意让他存在下去。苏联的《消息报》报道说，希特勒和他的新娘正生活在英国控制的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个带有护城河的城堡里面。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疑点的责任都推到苏联的宣传机关身上。有时斯大林好像很勉强地接受了希特勒已经死去的事实。德方的见证人像被关了10多年的林奇和甘什多次被问到希特勒是死掉了还是仍然活着。很显然苏联人确实是拿不准。
这些疑惑促使英国的情报部门委托一位年轻的牛津大学教师写一份报告。休·特雷费·罗珀（Hugh Trevor-Roper） 后来成为了一位出众的历史学家（现已去世）。1945年时他是英国部队里的一名少校。特雷费·罗珀受命对希特勒最后的日子进行详细的调查，目的就是为了搞清楚元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了帮助他，美国相应的情报部门为他提供了大量详尽的战争期间编写的档案。（这份报告得出了一些令人尴尬的结论，指出了盟军把希特勒妖魔化的成功计划。它提到希特勒非常喜欢和关心孩子，喜爱蹓狗，不喜欢一些狂热分子，而且他的习惯很保守和挑剔）
特雷费·罗珀在1945年9月开始展开他的调查，后来把调查结果写成了报告，调查结果最后成了一本畅销书，这是第一本详细披露希特勒最后时光的书。关于这两份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特雷费·罗珀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接触到许多苏联方面的档案和许多苏联监狱里的证人，但是这位年轻少校后来的结论，在基本的细节方面并不存在不准确的地方。他的书《希特勒的最后时光》里有许多很小的错误，这是他没接触到苏联方面重要档案的结果，但是它仍然是后来每一次对这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进行探讨时的一个基准，这本书也不例外。
特雷费·罗珀在他调查期间访问了许多证人，他尽可能多地找到那些当时真正在地堡里呆过的人。像林奇、甘什、拉登胡伯和鲍尔这样特别重要的证人，由于在苏联人手中他见不到，但是在他所能发现的证人中，他发现他们的证言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方面稍有出入（通常是日期和时间，因为在黑白颠倒的地堡里面把黑夜与白天搞混，把一天与另一天搞混的事情不足为奇）。一些证人，通常是一些未成年人，好像给他们的叙述添加了一些细节（这更多的是为了生动的效果或吹嘘自己，而不是为了掩盖任何东西）。他们的叙述基本上完全相同。1945年11月1日，特雷费·罗珀在柏林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说希特勒大约是在1945年4月30日下午2点30分向自己的嘴巴开枪而自杀身亡的，他的新娘服用氰化物后也同时死亡（后来证明是毒药，可能是氢氰酸），尽管她被提供了一把左轮手枪。后来他们俩的尸体在党总部花园里被放火烧掉了。他们被草草掩埋，这可能是为了把没烧掉的骨头掩埋起来。至于后来这些骨头怎么样了，特雷费·罗珀没有弄清楚。但是他对一件事情非常肯定：“以上的事实是不完整的，但它是确实的，是有根据的，是可靠的和独立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原来流传的希特勒仍然活着的推测是正确的。所有原来报道过的这样的说法都已被调查过，而且发现它们都是没有根据的；大多数这样的说法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而且它们的一些始作俑者也承认了它们是编造的。”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又有许多新的证据暴露了出来，大多数的证据都证实了特雷费·罗珀报告的基本观点。（事实上，他几个星期后在希特勒的个人遗嘱和政治遗嘱，及其他的文件中就找到了确实的的证据，这些证据确认了他所被告知的希特勒的最后时光）
亚瑟·阿克斯曼是特雷费·罗珀所访问的关键证人之一。他的证言对于证实希特勒和马丁·鲍曼的死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阿克斯曼在希特勒自杀后立即进入了希特勒的房间，而且他还承认突围后自己还看到了鲍曼的尸体，不幸的是那时没有其他人能证明关于鲍曼的这个发现。然而特雷费·罗珀发现，实际上阿克斯曼在其他任何事情上的供词都是真实的和准确的。但是由于没有找到鲍曼的尸体，他承认了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希特勒的这个代言人已经死掉，这当然为那些认为鲍曼仍然活着的人提供了争辩的材料。
由于苏联档案近来的公开，关于希特勒遗骸的整个事实真相的直接记录也浮出了水面。它也证实了特雷费·罗珀论文的基本事实，而且对无论什么原因而相信希特勒已从地堡中逃生的那些幻想家、阴谋理论家和普通的吹牛者都是一种讽刺。
在5月2日，当苏军的反间谍机构找到被烧焦的玛格达和约瑟夫·戈培尔的遗骸后，他们又在党总部的花园内有了惊人的发现。一个旧水箱装着收集起来的腐烂的尸体或肢体，据推测他们是炮轰的牺牲者或在战地医院里死去的病人，他们都被草草地装入水箱。在这些尸体残骸中有一具看上去可能是希特勒的尸体，沃斯元帅证实它是希特勒的尸体，苏联随后立即就把它放在了国会大厦的门廊进行展示（这正是希特勒所担心的事情）。
希特勒的幽灵(3)
接着在5月4号的时候,苏联反间谍机构的一组人员无意中在一个弹坑里发现了像是一双腿的东西。他们把它们挖了出来，发现是一对男女的尸体。当时这些调查者并不知道他们发现的可能是阿道夫和爱娃·希特勒的遗骸，因为他们认为希特勒的尸体躺在党总部的大厅里呢。直到两天后才有人发现了这一点，随后不久在党总部大厅里的被苏军认为是希特勒的那具尸体就被移走了。
很快，在5月8号那天，这些遗骸就被送到了柏林附近的布赫战地医院做初步的尸体鉴定。鉴定指纹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皮肤已经被烧掉了。当时还没有DNA鉴定技术，但是他们找到了颅骨中的牙齿，男性尸体有一副与众不同的齿冠。苏联人把这副齿冠放到了一个旧的雪茄盒里面，并且和其他几副混在了一起。随后他们找到了曾为希特勒的牙医韦戈·布拉希克 （Hugo Blaschke）医生工作过的两个技术人员。弗莱茨·伯特曼（Fritz Buchtmann）设计了这副牙冠，是凯特·霍厄塞曼（Kathe Heusemann）帮助布拉希克医生为希特勒安装的（布拉希克本人逃到了巴伐利亚所以当时没有被抓住）。苏联人让这两位技术人员凭记忆把希特勒牙齿的形状画了出来，随后他们被要求分别单独地从收集在雪茄盒里的牙冠中选出那个正确的。结果是明确的，两位技术人员所画的图与苏联人在总理论坛花园里发现的牙齿完全相同，而且他们两个人都选择了同一副牙冠。至此，元首临终的遗骸不是呆在瓦尔哈拉殿堂里，而是在一个便宜的劣质雪茄烟的烟盒里。
伯特曼和霍厄塞曼不久后就遭到了苏联人的逮捕，许多年以后他们的事情才被披露。据说希特勒、戈培尔夫妇可能还有克雷布斯将军的遗体都被埋在了马格德堡的一个不知名的地点。在第一次验尸1年后，苏联又展开了对希特勒之死的另一次调查，而且还指出了第一次验尸的不足之处。他们总结说：“我们不能只是说：这是希特勒。”后来，不知是他们自己的什么原因，尽管已有大量明显的事实和有根据的证据，苏联当局坚持认为没有希特勒死亡的确切证据。在冷战结束后，苏联档案的解密揭开了另外的一些事实，在这些事实中涉及到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命令克格勃在1970年4月4～5日的晚上掘出并烧毁埋在马格德堡的尸体残骸。他们是希特勒、勃劳恩和戈培尔夫妇的遗骸吗？很可能就是。
但是1945年5月1日从元首地堡中突围的其他人怎么样了呢？他们的遭遇如何？
在我最后一次见过格特鲁德医生之后不久，她就死掉了。她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努力穿过海军大厦外我被击倒的那条大街上。她是被炮弹或迫击炮击中的，她的双腿都被炸掉了。在我被击倒之后，我所在的那一组的其他人员在魏登戴姆大桥遭受到了重大伤亡，于是阿克斯曼决定和从党总部突围的第三组，也就是鲍曼所在的那一组合在一起，它包括斯达姆普菲格、 施瓦格曼和凯姆普卡。鲍曼的皮衣口袋里依然装着希特勒最后遗嘱的原稿，而且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到达石勒苏益格苏尔施泰因州。斯达姆普菲格最有用的东西可能就剩下隐藏起来的毒药了。
集合起来的大量的党卫军、国防军和平民继续试图越过这座桥。过了一会儿，一辆虎式坦克赶来了，还有一门自行突击炮和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当时的计划就是一队平民和士兵在装甲车的带领下，突破在大桥北端桥尾的防坦克障碍。重新组建起来的阿克斯曼和鲍曼所在的小组参加了午夜的第一次突击。他们和许多平民、士兵一起跟在一辆虎式坦克车辙的后面向桥对岸进发。这辆虎式坦克轻而易举地就冲破了大桥北端桥尾的障碍，但是遭到了远处火力的猛烈打击。它被一个随意发射的反坦克手雷击中了，爆炸使得整个小组和跟随这辆坦克的其他人都四处散开了。阿克斯曼受了重伤但是还是尽力使自己站了起来，凯姆普卡被炸得不省人事。
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里，还有另外3次突破这座大桥的尝试。他们遭受到的打击一次比一次更加激烈，但是这个小组仍然一起沿着去莱特大街车站的铁路线前进，混乱中他们在那个地方失散了。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沿着易万雷登大街往东，朝着斯特蒂弋车站走去。阿克斯曼和其他人向西走去，但是不久就在极端混乱状态下被打散了。阿克斯曼跑进了苏军的前沿阵地，他折回脚步想尽力寻找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在莱特大街车站他偶然发现穿着皮衣仰卧着平躺在那儿的两具尸体，他立即就认出了那是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但是他看不出来他们伤在哪儿。可是形势不容他有进一步的观察，他继续前进。
我后来也发现了那些选择从地铁隧道中逃跑的人的情况好得多。他们在隧道中没有碰到任何苏军士兵，只是碰到了许多想逃避苏军轰炸而把隧道作为地下避难所的德国难民。蒙克的人平安地穿过了威廉姆斯大街安全到达了法兰克福地铁站。让他们松了一口气的是，在地铁站内他们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德国平民的，而不是来自于苏军士兵的。他们排成了一列几百米长的纵队前进，一开始时有点急躁，因为虽然火车是停运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地铁中的电是否停了。过了一会儿他们确信电已停了。蒙克将军走在前面，每个小组都缓慢地跟着在隧道中穿行。他们来到了腓特烈大街地铁站，在这儿蒙克和其他小组取得了联系，然后他们继续朝施普雷河前进。他们明智地绕开了魏登戴姆大桥而找到了离它300米远的一座人行桥。在河对岸蒙克爬上了一个车库的屋顶看到了魏登戴姆大桥上突发的激战。可能正是这次激战中的弹片把我击倒了，也可能是不久后又发生的一次激战加快了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的灭亡。蒙克的小组尽力保持在一起，而且是惟一平安越过施普雷河的小组。这个小组包括了甘什、拉登胡伯、葛达·克里斯蒂安、特劳德尔·琼格、爱尔斯·克鲁格和康斯坦茨·曼扎利。在成功越过施普雷河后，他们继续向东前进，进入了早已被苏军占领的斯根豪塞大道区。他们藏在一个地下室里，但是不久后就被发现了。反抗已毫无意义，所以他们投降了。男人们都被抓了起来，但女人们都被释放了。蒙克被苏军单独关押了起来，从1949年一直到1955年。他后来被以他参加帝国政府前就发生的战争罪起诉，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证实。
希特勒的幽灵(4)
妇女们很快就和希特勒的厨师分开了。葛达·克里斯蒂安最后一次看见曼扎利是在她们躲避大街上的一次炮弹袭击时，曼扎利冲进了一个地下室，她看到这个厨师消失在一个通道里。当她在后面叫她时，她没有回答。没有人再见过她，经常有传言说曼扎利在深夜的时候逃走了，而且在战后用伪装的身份生活。其他的秘书们都穿上了男人的衣服，以躲避苏联战士的视线，她们最后在一列难民的火车上到达了英国人控制的地区。
奥图·甘什被苏军俘虏后，作为希特勒最后日子的见证人很快被交给了苏联反间谍机构——莫斯科的情报部门。根茨·格雷姆和汉斯·鲍尔也被苏军俘虏了。格雷姆死在了苏联人手中。鲍尔受了重伤，但是在一段时间的囚禁以后，他被释放了，出来讲述了他的经历。元首地堡的卫兵哈里·门格撒森也参加了突围，但是被俘虏了。林奇被苏军俘虏后在1955年回到了德国。凯姆普卡穿过了易北河最后落到了美国人的手里。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几乎都在魏登戴姆大桥上被冲散了。
马丁·鲍曼发生了什么事？难道阿克斯曼1945年5月2日时在易万雷登大街看到的真是他的尸体？就像希特勒一样，鲍曼真正的命运从那时成了一个巨大的谜团。这两个疑惑都是由于没有找到能够准确辨认出来的尸体而引起的，不过这不是巧合。只是因为每个事件中有根据的证据都被控制起来了，这才使得各种不同的推测在毫无事实根据的基础上滋生蔓延。
鲍曼于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被缺席判处死刑。他的妻子葛达没有按照他的指示把她的10个孩子杀掉，但是在那年她本人死于癌症。后来，传出了鲍曼生活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修道院里的说法，这种说法声称鲍曼和许多其他的人一样经罗马逃到了南美洲。据报道他曾在智利、巴西和阿根廷现身。最近的一种推测（还未发表）是，他在去南美洲的一队长途航行的潜艇上和几位纳粹高官一起葬身海底的。
在20世纪70年代，一位苏联记者发表了据他说是鲍曼的日记，这本日记是在一件被遗弃的皮大衣的口袋里找到的，这件大衣正是在阿克斯曼所说的他偶然看到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尸体的地方被发现的。它的真实性有所争议，但是随后在1972年，在一次日常的建筑作业的过程中，建设者们正是在同一地点挖到了两副人体骨骼。鲍曼和希特勒的牙医是同一个人——韦戈·布拉希克 。法医对牙齿的检查证实这副牙齿是鲍曼的，据猜测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有可能是服毒自杀。1973年4月，一个西德法院正式宣布了鲍曼的死亡。
戈林在5月9日被美国人俘虏了，次年他在纽伦堡受审。他积极地为自己辩护，常常否定对自己的指控。不过他被以4项罪名定罪：密谋侵略、侵略、指挥战争、残害人类。他被判处于1946年10月15日执行绞刑，但是他骗过了绞刑执行人，在绞刑执行前的2个小时，他躲过了看守的注意咬破了剧毒药丸。
希姆莱的死或许是纳粹领导人中最古怪的了。在最后的几天里，他继续在德国北部弗伦斯堡的指挥部里主持全体参谋人员会议。那些来自于徒有其名的部门的头头脑脑们还继续参加，其实这些部门已经不存在了或权力早就没了。汉娜·瑞奇和瑞特·冯·格雷姆离奇地从柏林飞回来以后，已把元首最近对他做出的背叛结论告诉了他。邓尼茨元帅也写信给他说自己放弃帝国元首的头衔。希姆莱仍然无动于衷，但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向他的亲信寻求建议，但是令他困惑的是他们没有给他回应。他甚至给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写信，但没有得到回应。在2个星期里希姆莱过着一种毫无意义和友情的生活，最后他身穿一件普遍的陆军战士的军服在一副可笑的眼镜的伪装下离开了自己的房子。这副眼镜是那么的可笑，以至于他到一个英军的检查站时很快被认了出来。一位英国外科医生正要脱下他的衣服给他做身体检查时，他咬破了他嘴里面的毒药丸。
在所有的纳粹高级官员里面，只有一个人对布尔什维克做好了面对战斗的准备，只有一个人没有采取自杀的手段。在战争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亚瑟·阿克斯曼是希特勒的核心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虽然世界对他扭曲的价值观可能会有所评价，但是不能说他对他们不诚实。他从未考虑过要自杀，而且在战斗中从不害怕。阿克斯曼也是惟一一位逃出苏军铁桶般包围的纳粹高官。虽然他在魏登戴姆大桥上受了伤，但他还是设法找到了逃出柏林的路，到达了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在那里他参加了重新组建起来的希特勒青年团，他们在战争结束后的6个月里还一直坚持斗争。
阿克斯曼最后还是在英美情报部门精心设置的圈套下被抓到了。他的审问者发现他所做的供词除了在时间方面有点错误以外，在各个细节方面都是准确的。战后我去拜访了他，而且我们还做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承认“犯了错误”，但是他从未说过希特勒的坏话。阿克斯曼于1996年逝世。
后记(1)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发生的一切是世界史上所犯下的最大、最邪恶的谋杀。我在上帝和这个国家面前是有罪的，我指引过许多年轻人追随希特勒，并认为他们是无可指责的，但最后他们成了杀害几百万人的刽子手。
——巴尔杜·冯·席腊赫
这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前任领袖巴尔杜·冯·席腊赫所说的话。他曾在1946年5月24日到纽伦堡法庭出席作证。那一天正是我刚过完18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刚刚成年，而且我也开始知道我的童年是如何失去的。巴尔杜·冯·席腊赫是我在战后开始钦佩的人。正是巴尔杜·冯·席腊赫在战前鼓励我去写诗，正是他在纽伦堡法庭上的证言把我引到了和平主义的道路上。在一个天主教的大学教授的帮助下，我开始探究德国在战争刚刚结束后那段时间里的真相。
阿克斯曼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回过头来看。他从未放弃对希特勒的崇拜，我拜访过他两次，而且我们也通了几次信并在电话中也交谈过几次。在他所愿意对我讲的事情中，我感到他对我是真诚的，然而，他总是为自己仍然保持对元首的忠诚而感到骄傲。我完全赞同忠诚，但是忠诚也必须有它的道德规范！促使我寻找非攻击性的解决方案并使仇恨永远消除的，是巴尔杜·冯·席腊赫的认罪，不是亚瑟·阿克斯曼的忠诚表现。
当苏联军医签署了我的释放令以后，他们禁止我到苏军的占领区。这之后不久，我决定尽力而且成功地越过了穆尔德河到达了美军占领区。由于背着一个很重的背包涉水，我的瘫痪症又复发了。幸运的是一个边境巡逻队救了我，而且把我带到了收容中心的一个医疗机构，在那儿一个美国情报部门的官员审问了我。在那个地方我也看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布亨瓦尔德和贝尔根-贝尔森解放后命令制作的纪录影片。
我被极大地震动了，我一开始不能相信我见到的一切。一位德国老兵在我耳边私语：“矫揉造作。”其他人也耸肩表示对它的蔑视，也把它当作宣传活动，但是我并不那么看它。那儿有许多的骨架和尸体仍在被搬动，这不可能是在演戏，有这么多有骨有肉的尸体。我知道它是真的，而且其他人也有这么认为的。一个受伤的德国士兵向我讲出了心里话：“这是真实的，这就是在集中营里发生的事。”
审问我的那个军官还给我看了照片，这些照片是对毁灭和死亡的可怕描绘。他的审问是在我不能平稳地站起来以前进行的。在我第一次患瘫痪症时，我曾经想过去死。现在我想要把自己化为乌有，因为这些纪录片所体现出的方式使我觉得我也参加了希特勒——我曾经信仰并为之服务的元首——所犯下的这些十恶不赦的罪行。它在心理上影响了我，我有三天三夜不能吃不能睡。
后来我发现我对发生的这些事情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是就当时的我而言，我服从并执行我被教授的一切就是我的义务，我们应该盲目地对元首忠诚。我要这样持续多久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被这个集体犯罪的概念折磨了好多年，最后我决定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我自己的责任。不过，我开始有了这个结论，假如希特勒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话，我很有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罪犯。
因为在1945年时我比较年轻，所以被免于起诉，我甚至没被带到过裁定室。裁定室是联合盟军的一个发明，是为了确定纳粹共犯是否有罪，如果有就会受到惩罚。虽然我的父亲否认他过去做过党卫军的历史，他一直认为那么做是一件“聪明的”事情，我记得他告诉过我他以保守了自己做过党卫军这个秘密引以为荣。他曾为国家服务过，而且和他一样的人们永远不会透露他们的行为，但是对于我来说否定真相就是撒谎。
当瓦解纳粹的过程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仍然为我父亲对他的过去一直撒谎而感到不安。曾因为我撒谎而残忍地打过我的他永远也没有透露他篡改了他的过去这个秘密，他好像很高兴自己逃过去了，但我们都记着他在布雷斯劳时为他的黑色党卫军制服自豪的情形，当时他一个劲地吹嘘自己是希特勒精华部队的一分子。
我们在战后住在巴伐利亚的埃伯斯鲍茵特。除了我们的家人没有人知道我父亲的过去，很显然我们没有出卖他，幸运的是，我也从未被任何军官盘问过有关我父亲的过去。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曾经和他谈起了犹太人的问题。他仍然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地对我，“假如你知道犹太人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你就会知道他们自己应该为自己的遭遇负责！”他对我吼道。
我太震惊了，而说不出话来。那毕竟发生了，可是他的思想怎么那么疯狂，他的意识怎么会那么扭曲？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成为残暴和屠杀的借口。“最终解决”真是令人痛恨和难以置信。从那以后，我又知道了许多其他的集中营和灭绝营，尤其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达蒙集中营。我在身体上和心理上为这些发生的事情而痛苦，我原来的整个信仰体系都完全崩溃了，而且又渐渐形成了新的信仰体系。
尽管我的父亲对我问他的许多事情都沉默不语，但是德累斯顿那个可怕的夜晚不在其内。每次谈起那个晚上，他都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幸存下来的经历，而且总是强调他是在山区医院的几百个病人和护士中幸存下来的3个人中的一个。“屠杀是屠杀，大规模的屠杀是大规模的屠杀，无论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在德累斯顿所进行的，永远也不要忘记！”我除了说了一句“这两种屠杀都不能相互宽恕”以外，我没有和他讨论有关的观点。我认为，没有什么正当的借口能为这种故意灭亡人类的行为辩护，“最终解决”犹太人和德累斯顿山区的杀戮都是可怕的屠杀。
后记(2)
我从来也不知道在德累斯顿的那个夜晚发生的事的细节。在战后我的父亲对它进行了描述，他当时从布雷斯劳把一批秘密物质送到无线电台那里。他没有叙述他们的详细经过，我也没有弄明白作为战地记者的父亲为什么再一次地执行这种任务。奇怪的是，维也纳帝国电台的一位工作人员声称，我父亲是被派到那儿调查工作人员中怀疑是第5纵队（工作在一个国家内部，一个秘密的旨在颠覆政府的组织，援助入侵敌人的军事和政治）队员的事情，他找出了几个人。作为在维也纳的扫尾工作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死刑被执行，我的父亲可能与此事有牵连。我的确对这两件事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但是都没有找到证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件事情不是真的。
在我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同老伙伴们一起缅怀往事，一同谈起过去这些秘密任务，一开始是属于这批老伙伴的核心人员的一位。在我父亲去世后的葬礼上提到，在这个退伍老兵的非正式组织里，他们都对我父亲的评价相当高而且以他在战争中的表现感到光荣。直到他们将死之际，这些老兵仍在寻求借口，他们说“命令就是命令”，必须服从。是那些签署这些命令的人，而不是执行命令的人该为此负责。我父亲从来也没有什么心理上的负担方面的迹象，他总是擅长把事情解释过去，他仍然为在那可怕的时候发生的可怕的事情辩护。所有参加这场战争的人都应该为它的恐怖承担责任。
我肯定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的逻辑能力又是怎么回事呢？我肯定他不是天生的虐待狂。同他的狩猎伙伴一起，他曾为动物受到的折磨感到难过，他同情这些人类的伙伴。在我们小的时候，他总是要求我们对大人要尊重，要有礼貌。
我仍然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最终解决”方案和在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我总是假定他是无辜的，但在战后，当这些可怕的掠夺、可憎的迫害以及令人憎恶的大规模屠杀被揭露出来以后，他应该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感到悲痛，假如他是和我们一样憎恨这些事情的话。
他惟一争论的就是敌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如在广岛尤其是在德累斯顿。根据他的思维逻辑，我仍然是太天真了。他会问我在当过兵后为什么没像他在血腥的战斗中一样成熟起来？他会问在我见到这场战争的屠杀接近尾声后，为什么我不明白其实战争的双方谁也比谁好不到哪儿去？我的答案是：“战争导致了对人类的犯罪，但是从来也不会认可对人类的犯罪，为过去的可怕行为辩护会在将来引起新的可怕行为。”我再也不能同意我父亲的观点。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我的父亲都很疏远。在他事先同意不谈论他的观点后，我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家庭聚会。我们在一起吃晚饭，但是后来父亲又开始了他惯常的激烈演说了。我不得不在桌子下用脚碰了他一下让他停下来，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在战后不到10年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分开了，但他们从未离婚。我的父亲1979年在德国去世，我母亲1988年在法国去世，并且也葬在了法国。我姐姐奥娣生活在法国，我妈妈的最后几年是她照顾的，她还管理着妈妈的花园，她怀着极大的创造力与树木和土壤打交道。我的姐姐安吉拉也同她的法国丈夫住在法国。我的姐姐安吉成了一个著名的艺术家，生活在瑞士，她加入了瑞士籍。我的妹妹多尔特同她的丈夫生活在德国。恰好比我小10岁的弟弟乌尔夫第一次心脏病突发时去世（我很幸运自己在犯过5次心脏病后还能活下来），他在辞世之前转而信仰了佛教。我的弟弟乌尔里希生活在土耳其。
1948年，我参加了由占领当局举办的为期6个月的新闻课程，添补了空缺的记者职位，因为这些职位过去由纳粹记者占据。我成了一位记者和旅行作家。1951年，我在驻慕尼黑美军机构里获得了一个平民职位，而且后来继续在美国本土的部队里做一个德语教师。1967年我被批准加入了美国籍，成了一位美国公民。1969年，我获得了来自于美国社会活动家编辑委员会的美国社会活动家奖。我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放到了旅游业上，力图促进世界的相互理解。
在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以前，我去了几趟以色列拜访了集中营的幸存者，我还种了几棵树，而且还尽我所能地捐了款。我与全世界的和平人士和人道主义者都有联系，如阿尔贝特·施韦策尔医生、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圣雄甘地被刺杀后的追随者等等。我还积极地参加了像利诺斯·鲍林博士所领导的裁减核武器运动的和平团体。我讨厌与极权主义者、仇恨群体、极端的狂热者和极端主义者有关的一切事情，尤其是那些对希特勒顶礼膜拜的群体。我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对和平的热情的追求。我是在充满仇恨和偏见的环境下长大的，我克服了我在年轻时受到的教导，把和平的话语传遍全世界。
对于我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身体和心理上解放了我。我最担心的，就是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事情有一天会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最重要的和平源泉是来自于人们的心里，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是不能改变的也不能被抹杀掉，然而未来要靠我们去创造，而且它的基础之一应该是诚实。通过战争解决的问题会再次出现。只有和平的解决方案才有可能长久。假如我们想阻止一切暴力行为的发生，我们必须在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倾向。
后记(3)
我结过3次婚。我的第一任妻子是我在德国碰到的一位美国教师，最终以离婚而结束，她的名字叫玛格丽特·兰塞姆（Margaret Ransom），我们育有一女。我的第二任妻子艾拉（Aila）在勇敢地与癌症做斗争后去世了，这次婚姻使我有了两个养子女。我与现在的妻子金姆于1981年10月25日，在加利福尼亚圣莫尼卡的栅栏公园举行了一个日出婚礼。
安妮·玛利亚怎样了呢？1945年我被释放后的那个夏季的晚些时候，我又能走路了。我再次坐上火车，在萨勒河畔霍夫找到了她。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一位与她及时结婚的美国士兵，他们的孩子叫彼得。我的第一任妻子玛格丽特和我在希腊遇见过安妮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比尔。2001年5月，我和现在的妻子金姆在慕尼黑遇到了她和她现在的丈夫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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