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阿尔敏·迪·莱曼，在德国西里西亚长大，父亲在纳粹党卫军任职。后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二战结束前夕被选送进了德国元首府的地堡，担任了希特勒的信差，接触到了希特勒纳粹集团中一些最为臭名昭著的人物。1945年二战结束后，成了少数幸存者之一，因年龄太小，被免于起诉。1948年， 成了一位记者和旅行作家。1967年，加入美国国籍，1969年获得美国社会活动家奖。莱曼曾出版过回忆录《希特勒最后的信差》，剖析了自己在一个纳粹主义的狂热信徒家庭中的成长经历。
蒂姆·卡罗尔，是一家全国性报纸的记者、电视制作人，现居伦敦。
《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用第一人称的手法，通过一双天真的眼睛，将希特勒最后龟缩在地堡中一段日子的恶行和最终的结局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纳粹的罪恶和暴行跃然纸上，它无情地吞噬了无数珍贵的生命，无数和作者一样的青少年被欺骗被愚弄而横尸沙场，成了牺牲品。这本《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就是莱曼亲眼见证纳粹垮台的实录，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见证了希特勒末日的全过程和他必然灭亡的下场。书中也记载了莱曼是如何一步步认识到了纳粹的罪恶并开始记录下事实真相。
序言(1)
（1945年1月16日，柏林）
1945年1月16日下午，阿道夫·希特勒正式撤离了他位于柏林威廉姆斯大街具有新巴洛克风格的正式官邸——老德意志大臣花园。在盟军猛烈的炮火轰炸下，柏林市中心几乎被夷为平地，位于大臣花园一层的豪华官邸已不再安全，希特勒被迫撤入他的地下城堡。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来，大臣花园就一直被作为元首的官邸。希特勒曾多次站在官邸楼上的小阳台上，接受聚集在街上的人群的欢呼敬礼。1940年，当德军从法国凯旋归来后，也就是在这个阳台上，希特勒和他的空军中将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ring）检阅了狂欢庆祝的人群。然而现在，除了建筑的一翼尚且完好无损，这座一度无比辉煌的建筑已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建筑内到处都是弹孔和燃烧弹熏黑的痕迹。1945年初，再也没有欢呼的人群在这里向阿道夫·希特勒致敬了。
或许在这样的多事之秋，离开大臣花园并不是最让希特勒感到失望的事情，因为他曾经告诉过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他的这座官邸给“肥皂厂”用还差不多。希特勒于1938年下令斯佩尔重修了大臣花园。新大臣花园是一座足有一个街区长的巨大的低层建筑。元首指示要将其建成一座不朽的建筑，让每个参观者都折服于第三帝国的伟大和威力。斯佩尔没有让希特勒失望，这座建筑成了日耳曼力量的宏伟象征，野兽派的建筑线条和比例设计折射出了希特勒强制推行纳粹事业的钢铁意志。设计者希望它能够像第三帝国的千年基业一样永存不朽。当参观者从弗斯大街宽阔的台阶拾阶而上时，迎面而来的4个巨大石柱立刻反衬出人身形的渺小，柱顶盘踞着的一只雄鹰，双翅展开，鹰爪上抓着一个纳粹十字。门的一侧，耸立着一个高大的士兵雕像，迎接着每位来访者。
新大臣花园象征着纳粹运动及其对德国的强权控制。但是，在1945年，这个庞大建筑成了盟军轰炸的主要目标，让希特勒尝到了纳粹暴行的苦果。有几枚炮弹正中目标，建筑的长屋顶因此部分坍塌，多面墙壁被燃烧弹的黑烟熏得面目全非，很多窗户也被炸碎了。斯佩尔建造的这座庞大建筑，在炮火的洗礼后，如一座幽灵城堡般耸立着。
希特勒原本豪华气派的办公室就在这座曾经富丽堂皇的建筑中，他的办公室大约有400平方米，盟军轰炸后居然奇迹般地完好无损。这间办公室铺有厚重而华丽的地毯，落地窗上挂着冷灰色的丝绸窗帘，光是这些东西就需要一大队勤务兵和仆从们精心打理。尽管外面的世界满目疮痍，然而宽大而舒适的扶手椅和沙发仍然让希特勒的书房看上去像酒店的大堂一般豪华。1945年1月16日，元首最后一次坐在他那光可鉴人的大书桌旁，在检查了新办公室装置的清单（当然新办公室不如现在的气派）后，希特勒慢慢地走出房间，穿过铺着厚重地毯的走廊，走向他那不太豪华的新家，也就是希特勒最后的住所。当纳粹政府在1933年夺取政权时，希特勒曾经发誓，绝不自动离开德意志大臣花园。他宣称，世界上没有哪个政权能够驱逐他，但是，他的誓言落空了。
希特勒这时已经患上了慢性疾病，虽然只有55岁，但病痛的折磨让他看上去足足有70岁那么老。他那头精心修剪的褐色头发变得稀稀拉拉，颜色发灰，那双曾经湛蓝的眼睛也已黯淡无光。在非公众场合，他不得不长时间佩戴老花眼镜。他的副官发现，他即使在白天也很难看清楚周围的景物。他形容枯槁，身形佝偻，腰身弯曲，病态十足。在二战最后几年，希特勒的身体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特别在1944年7月险遭暗杀以后，他的身体更是大不如前。那次暗杀是陆军上尉克劳斯·冯·施道芬伯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策划的，他将一个装满炸弹的公文箱安放在希特勒东普鲁士地堡的会议桌下。炸弹爆炸时，在场的24人中有4人被炸死，十几个人严重受伤。希特勒本人也伤得不轻，他的裤子被爆炸冲击波撕成了碎片，但是他还是幸存下来了。但是这次爆炸却让希特勒本人和他的支持者更加坚信，希特勒得到了神的庇佑，是天意要让希特勒领导德国人民，实现他所有伟大的理想。
不过，这次爆炸损害了希特勒的耳膜，造成了平衡感失调。希特勒的左臂也严重受伤，很难控制左臂的动作。希特勒以前就有胃绞痛的毛病，现在绞痛更加频繁了。他的皮肤开始明显发暗。而他那曾经高亢有力的嗓音也变得嘶哑低沉，近似喃喃自语。希特勒几乎是靠着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Theodor Morell）的药物鸡尾酒疗法在维持能量（不过，希特勒身边很多人都坚持认为，这些药物反而加剧了他病情的恶化）。
希特勒缓步走向地下城堡。他现在慢慢走过的建筑也经历了和他类似的变化。盟军的轰炸一开始，这座建筑的许多华丽装饰就被摘掉了。华丽的织锦和地毯、精美的艺术品，大多数是从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抢夺来的，现在这些装饰物只好被收存起来。现在的新大臣花园不过是一个阴森而凄凉的地方，一度光洁无暇的大理石地面上到处都是灰尘和水泥碎屑，气派的接待大厅和曾经吊在这里的树枝形的装饰灯被炮火烧过以后，比凡尔赛宫的镜宫还要惨不忍睹。这座辉煌的建筑现在简直就是一个阴沉的洞窟，一地残垣断壁。
序言(2)
在大臣花园的一层驻扎着希特勒的警卫部队——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LAH）。他们身着漂亮的黑色制服，佩戴着白色手套和纳粹十字肩章。警卫旗队是党卫军的精锐部队，而且是惟一一支以希特勒全名命名的部队。无论希特勒走到哪里，警卫旗队都会跟随陪同。在大臣花园，警卫旗队还有自己永久性的军营。但是现在，警卫旗队的士兵再也不能在纳粹帝国（西起英吉利海峡群岛、东至高加索地区，南临撒哈拉沙漠、北濒挪威北极圈的）的心脏耀武扬威了，纳粹的铁蹄再也不能践踏欧洲受压迫的人民了。纳粹分子很快就要遭到大规模军事进攻，就像他们曾经肆意消灭过很多民族一样，现在他们自己也将遭到灭顶之灾。要不了多久，第三帝国的疆域就要缩小到柏林动物园附近的范围。
1945年1月，元首身边专横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写道，希特勒是“千年以来最伟大的人物”。当希特勒在1945年1月16日凌晨到达柏林时，却没有受到太隆重的迎接。他乘坐的火车悄无声息地驶进总站，然后，希特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乘专车前往老德意志大臣花园。他刚刚离开在阿德勒霍斯特的战地指挥部，这个战地指挥部掩映在马祖里湖边的松树森林中，也是希特勒最后的一个战地指挥部。希特勒这时已经意识到，西线战役徒劳无功，德军的所有精力必须转到东线上。希特勒抵达柏林的消息没有对外宣布，绝大多数柏林市民直到二战快结束时，才从德意志广播中得知希特勒就在柏林。而那时，绝大多数人只希望希特勒能马上离开柏林，越快越好。
希特勒现在踏上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旅途。既然历史无情地将希特勒推进最黑暗的日子，希特勒也就只能退守到这座代表辉煌过去的建筑物的地下。希特勒离开了在地面上的官邸，走过了警卫旗队战地指挥所，走进了大臣花园的地下室，并且再也没能离开。这时的大臣花园地下室由纳粹党卫军元首护卫队的威廉·蒙克（Wilhelm Mohnke）把守，蒙克在希特勒最后的悲剧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跟随元首的还有他忠心的男仆海因兹·林奇（Heinz Linge）、警卫队队长汉斯·拉登胡伯（Hans Rattenhuber），以及一些德意志保卫部（RSD）的警卫。
元首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两支截然不同的队伍担任，这两支队伍都隶属于纳粹党卫军，其中德意志保卫部归拉登胡伯指挥。德意志保卫部的成员都是经受过考验，值得信赖的纳粹分子，有纯正的德国血统，受过专门的警探训练，负责希特勒的贴身保卫工作。德意志保卫部分成不同的小组，听从不同的纳粹领导人指挥。希特勒的这支德意志保卫部小组代号为第1分队，由来自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秘密警察部队的警探组成。元首禁卫队（FBK）的成员则是从警卫旗队抽调的精锐分子，这支禁卫队只有40人，不仅负责元首出入通道的警备，而且还担任元首的信差、贴身男仆和勤务兵。
拉登胡伯和林奇从这时起就时刻不离希特勒左右，直到战争结束。随后到来的还有希特勒的“四人秘书小组”，他们也一直熬到最后时刻。其中，特劳德尔·琼格（Traudl Junge）和葛达·克里斯蒂安 （Gerda Christian），即使在希特勒的请求下仍然拒绝离开。而另外的两个人，克丽斯塔·施罗德（Christa Schroeder）和乔安娜·沃尔夫（Johanna Wolf）则听从了元首的命令离开了。这些人都是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最后，这一小批人到达大臣花园厨房那个通往不幸的入口。他们从这个入口下到希特勒男管家阿特·堪恩伯格少校（Artur Kannenberg）宽大的食品储藏间。
这个储藏间摆满了大架子，架子上堆满了各种美味食物，绝大多数柏林人在过去的6年中可能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食物了。堪恩伯格的储藏间从未缺过美食。当然，希特勒是个素食主义者，而且滴酒不沾。在最后的日子里，希特勒除了喝点清汤，吃点土豆泥，偶尔用掺有沙拉菜丝的意大利面条汤送服私人医生开的混合药丸，就几乎没有碰过这里任何东西。无论怎样，德意志大臣花园的食品储藏间和地窖从没缺过最精美的鱼子酱、最新鲜的意大利腊肠、红烧牛肉罐头和德国香肠。堪恩伯格的储物架上排满了各种板条箱，箱子里装的都是上好的法国葡萄酒和香槟。外面，德国人正在忍饥挨饿，这里，纳粹政权的高层从未断过美味佳肴。
接着，希特勒被引导穿过储藏间一侧的一扇不显眼的门。门后是一小段硬石铺成的台阶，台阶往下是一段昏暗的走廊。那些知道这个秘密通道的人将其称为“堪恩伯格小巷”。希特勒在这段灯光昏暗的走廊途中碰到了两个端着机关枪，穿着灰色军服的禁卫队卫兵。这些士兵是护卫元首驻地的纳粹党卫队警卫旗队的成员，他们站在一道坚固的钢铁大门前，看到元首经过大门时，马上肃然立正，敬礼致敬。有了上次暗杀未遂的教训，这些卫兵得到了特别授权，甚至可以对一些高级将领搜身。当然，卫兵们也会搜查来人的公文包。即使是希特勒的秘书也不例外，他们的手提包都要接受检查。
希特勒正在走入元首地堡，这个怪诞的地下世界就要见证第三帝国的没落和灭亡了。这个地堡是一个人工建造的地下建筑，不是所有希特勒的高级将领都有资格进入这里。不过，元首自己似乎很适应在这个地堡的生活。随着战争局势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德国的方向进行，希特勒开始避开阳光，转入各种各样的地堡中继续指挥作战。不幸的是，这个元首地堡恰好是希特勒的第13座地堡。这是一个荒唐怪诞，是非颠倒的世界，在这里，一个需要对数百万人的大屠杀负责的暴君却被他的勤卫兵、秘书和仆人们尊为至高无上的首领。这个几乎使欧洲陷入黑暗世界的罪人却被认为是一个好上司、一个和蔼而仁慈的人，在这里他最喜欢的事莫过于和他的狗一起玩耍。
序言(3)
希特勒绝对有理由请求避难。他所谓的“千年不朽”的第三帝国实际上只存在了12年，而且就在希特勒模糊的双眼前土崩瓦解掉。美军在白天进行轰炸，强大的第8空军部队的“解放者”战斗机和银色“飞行堡垒” 就好像盘旋在德国上空的秃鹫。英国皇家空军（RAF）则在夜晚展开空袭，“惠灵顿”和“兰喀斯特”轰炸机的咆哮声是许多一度不可一世的德国城市上空熟悉而可怕的午夜咒语。在盟军连续而无情的进攻中，成千上万枚炮弹和数不清的燃烧弹倾倒在德国的土地上。在几次最恐怖的空袭中，德国上空聚集了1000架，甚至1500架美国和英国的重型轰炸机编队。在希特勒躲到地堡不到1个月之后，就是盟军最大的一次空袭：毁灭德累斯顿。但是现在，柏林市中心仍然是这场似乎永无宁日的轰炸的目标。
德国海军几乎已经全军覆没，仅有尚在作战的潜艇舰队，但是这支舰队正面临着燃料短缺和腹背受敌的窘境：空中有英军“猎人”号轰炸机的扫荡，海上有盟军军舰的攻击。在陆地上，由英国、法国和美国军队组成的力量在西线迅速推进，直逼德国的心脏地带。南面英军和美军的联合部队正铺天盖地地席卷意大利半岛。但是，对纳粹德国最不利、最致命的还是苏联人，他们正在东线一条很长的阵线上推进，逐渐摆出了钳形运动的阵势，很快就会全面包围柏林。纳粹德国和希特勒最害怕的还是这些苏联人。纳粹分子曾经将痛苦强加给了苏联人民，现在他们得到了报应，德国人无法想像苏联人会怎样报复他们。他们制定了应急方案，计划将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们用飞机送到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的布彻斯加德，在那里希特勒的山地别动队坚守着一个巨大而错综复杂的地下防御性工事。但是，希特勒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计划。就像阿尔伯特·斯佩尔在几个月之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希特勒要选择自己可以接受的死法，那么他宁可选择柏林大屠杀这样纯瓦格纳风格的死法，而不是死在阿尔卑斯山区宁静的度假屋中。
到了最后，希特勒常常与随从们谈起激动人心的纳粹反攻计划，宣称要将入侵者赶回他们来的地方，希望籍此振奋人心。但是，在那个1月的下午，他不得不躲进了地堡。从此，希特勒再没看到柏林的日出和日落。事实上，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希特勒还时不时地从地堡中探出头来，有时候，他会和秘书们在旧官邸的餐厅吃吃饭。只不过，那曾经气派的餐厅现在只剩下空洞洞的回响。从大臣花园往外看，是一片满是碎石瓦砾的废墟，无数坑坑洼洼的弹坑。
如果希特勒变得沮丧也是情有可原的，然而，他丝毫没有沮丧的表现。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坚持要回到新德意志大臣花园，检查一个精美的建筑模型。那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城市模型，希特勒长久以来希望在林茨建立一个这样的美丽城市。林茨是一个漂亮的奥地利小镇，坐落在多瑙河畔，希特勒称那是他的家园（实际上，希特勒就是出生在离这不远的一个小镇上）。即使柏林被轰炸得面目全非，苏军的大炮不断地轰炸着德意志大臣花园，希特勒仍然思考着“伟大林茨”的蓝图，不时测量建筑物的比例，长久地凝视着模型。到这个时候，希特勒应该非常清楚，他的梦想已经很难再实现了。但是，希特勒是一个善于描绘各种幻想和神话的人，这也许正是他之所以能够登上权力宝座的重要原因。这些幻想和神话虽然不过是一些自欺欺人的狂想，但却在很长时间内牢牢地控制了许多不切实际的人的思想。
这个地堡只是一个地下避难所而已，尽管它的设计几近豪华，结构牢固而且环境比很多防空洞要舒适得多，但是也只能用来暂时躲避空袭。地堡里没有一套完整的通讯系统，只有一部靠接线生党卫队军士罗切斯·米格接听的总机和一台无线电，这台无线电的信号完全依赖于一个漂浮在地堡上空的气球来接收。到了后来，希特勒纯粹依靠信差在地堡和位于威廉姆斯大街另一头的纳粹党部之间传递信息，因为那里有一台海军军用电台，可以收发海军和纳粹党的所有密电。
不管希特勒怎么美化这个地下防空洞，它至多也只能被称为地堡。元首在柏林还有其他几个可以藏身的地下掩体，那几个处所结构要坚固得多，而且都配备有最先进的通讯仪器，足以指挥战斗。约瑟夫·戈培尔自己在威廉广场的宣传部有一个豪华的防空洞。希特勒的机要秘书马丁·鲍曼在纳粹党部地下也有一个坚固的空袭防空洞。在南面35公里外德意志最高军事指挥部的驻地还有一个巨大的双层地堡，希特勒的军事指挥官们不止一次请求他移驾到那个双层地堡。希特勒的空军上将赫尔曼·戈林有两个空军的地堡，其中一个地堡离柏林不远，另外一个在柏林郊外的加图空军基地。在冯·施道芬堡刺杀希特勒事件之后，希特勒不再信任这批军事官员，而且在德国空军节节败退之后，希特勒开始认为戈林是个小丑。希特勒只相信由忠心的警卫旗队看守的这个小地堡才是安全之地。
大臣花园地下实际上有两个地堡，这两个地堡连在一起就是一个设备齐全的综合体，它们各自拥有一套供暖和照明设备，都由一台发电机供电。新鲜水源取自地下20米处的一个自流井。地堡内有厨房、卫生间、储藏间和卧室。第一个地堡离地面不算深，这也就是尽人皆知的上层地堡。上层地堡呈椭圆形，中间是一个比走廊宽不了多少的房间，房间四周围绕着十几个小房间，分别是厨房、储藏间和仆人以及副官们的住所。中间的那间房间被称为公用休息室，也有人称其为餐厅走廊。这一层的墙面被刷上了灰色或褐色的阴暗图案，也有的墙就是光秃秃的水泥颜色。上层地堡的空间高度不高，灯光昏暗，让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希特勒走过的那条昏暗的走廊就是这条餐厅走廊。
序言(4)
最初，这条餐厅走廊仅供级别不高的军官使用，因为他们几乎从未进入下层地堡。不过，由于勤务兵和卫兵们在这里轮班休息，这里也就成了地堡谣言蜚短流长的中心地带。绝大多数在元首地堡工作的人员都是希特勒当政以来的老资格人员，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谈论从前在慕尼黑的好日子，以及在希特勒的布彻斯加德山区度假屋度过的好时光。希特勒走进上层地堡时，在他左边是一个小厨房和碗碟储藏室，受希特勒的营养师康斯坦茨·曼扎利（Constanze Manziarly）的监督。在希特勒的右边是一些卧室和轮岗士兵的休息室。所有房间都很狭小，不过9平方米见方。希特勒在1月进入地堡时，这些房间都还空着，不过后来就成了玛格达·戈培尔（Magda Goebbels）和她6个孩子的新家，而那条餐厅走廊就成了孩子们的游戏室。
希特勒接着走到了走廊的尽头，其实这段距离也不过4～5米而已，他经过了另外一道门，门后是一段成直角盘旋而下的混凝土台阶，下面一片阴暗。台阶尽头有一队禁卫队士兵把守着一扇牢不可破的大门，这里就是通往下层地堡的入口。（从实际上来讲，这里才是希特勒的地堡，但是大多数地堡的工作人员常常将上层地堡和下层地堡混为一谈）
下层地堡大约在大臣花园地下15米的深处，其钢筋混凝土墙就有2米厚。下层地堡的天花板是一道4米厚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天花板顶上还有大量松软的淤积沙，用来缓冲炮弹的冲击震荡。希特勒地堡的房间结构布局和上层地堡相似，同样采用了简洁、干净的装修风格。由于最近刚刚匆忙完成加固工作，下层地堡的一些墙壁隐隐约约透出潮湿的光亮。
和上层地堡一样，这里也有一个宽阔的中心走廊。这条走廊的前端相当于一个前厅（也有人称这一段走廊为等候间或门廊）。这个门廊似的等候间是下层地堡惟一的“公共”区域，希特勒在这里接待来访者。等候间的地上铺着红色地毯，摆放着直靠背座椅，这些都是从地上的大臣花园搬下来的。这些家具和墙上的油画还是能够为来访者营造出文雅的氛围。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这个等候间接待了无数纳粹高级将领。通常当他们在这里等候时，面前总有一个小餐车，餐车上摆满了曼扎利为款待他们特别制作的各种新鲜三明治。等候间的一侧还有一个客人专用的卫生间。勤务兵们把这个等候间收拾得相当干净，当然他们也让希特勒住所的其他地方保持了同样的整洁。
等候间的尽头是一道薄薄的隔断墙，墙上开着一道门，门内是一间相当宽敞的屋子，中间摆着一张大桌子。这就是希特勒的主要会议室，每天他都在这里召集将领们开会，一起分析越来越惨淡的军事局势。但是房间仍然很小，大部分将领只能站着开会，长达数小时地忍受着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闷热。这时，希特勒狂暴地命令德国军队展开对苏军的反攻，他的要求只能加剧高级将领们的尴尬。因为实际上德国军队早已荡然无存，但是没有哪个将领有胆量将真相告诉希特勒，这些军队的战地位置仍然用大头针钉在他们面前的地图上。
走廊的右侧是接连6个房间，里面安放着负责照明、通风、电话交换机和希特勒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博士专用手术室电力供应的发电机。希特勒的秘书们和马丁·鲍曼的秘书们也会用到其中的一些房间，他们有时候在右侧的一个客厅工作，还有一些时候在医生的治疗室和罗切斯·米格的总机室之间挤进挤出。希特勒的秘书们使用的是元首专用的打字机，希特勒不用佩戴老花眼镜也能看清楚打出来的特大字体文稿。
在走廊的左侧是希特勒的私人区域，希特勒的这个地下生活起居室与他在老德意志大臣花园里的雅致住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会议室走廊的一侧开着一扇门，门后是一间长4米、宽3米的起居室，屋子里摆着1个长沙发，1个咖啡桌和3把椅子。屋子里还立着一个巨大的保险箱，用来存放希特勒所有的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他那本硬皮装订A4纸大小的记事本。这间房间通往希特勒的书房，书房也不大，除了一幅腓特烈大帝的肖像外，没有太多的装饰物。希特勒常常凝视着这幅画像，这是他最大的享受，有时他甚至会举着一支蜡烛欣赏半天。在书房尽头就是他的卧室，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希特勒的起居室和书房都有通道，可以走到一个小浴室和一间卧室兼起居室，他的情人爱娃·勃劳恩就住在这里。爱娃的房间里有一张硬橡木制成的梳妆台，那是阿尔伯特·斯佩尔在1938年专门为她打造的，她名字的缩写EB雕刻在四叶苜蓿图案上。
会议室走廊的另一头是另外一间所谓的等候间，这间屋子更小，与外面那间等候间相比，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和家具。房间里有两组台阶，在左边的第一组台阶通往大臣花园上方的一个没有任何家具的瞭望塔。另外一组台阶是混凝土材质的，台阶相当陡峭，通往地面的紧急入口。这个地面紧急入口位于一个外形丑陋的混凝土碉堡中，当然，把守碉堡的还是希特勒自己的禁卫队士兵。这些卫兵站在一道巨大的钢铁大门前，大门上方有一道遮篷，正对着大臣花园。碉堡外部盖着用作伪装掩护的带花纹的地砖。
靠近门的地方是一个遛狗场，希特勒偶尔会在夜里带着他的宠物狗阿尔萨斯和布隆迪遛上几圈。希特勒说，带着布隆迪散步是他最惬意的放松活动。戈培尔有一次故意恶作剧地写道，布隆迪或许是惟一真正爱戴希特勒的活物。
序言(5)
这就是希特勒一生的最后一幕，故事情节简单而平淡无奇，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节中，曾经将数百万人推进火坑的希特勒被他自己点燃的诅咒烈焰所吞噬。
恶兆(1)
我母亲怀我的时候，我们家还住在慕尼黑郊外的沃尔德鲁德林，和海因里希·希姆莱办的养鸡场挨得很近。希姆莱原本只是个肥料推销员，后来爬到了党卫军秘密警察头子的位置。在1927年时，他娶了玛格莉特，并办了这个养鸡场，随后定居下来。希姆莱并不擅长养殖家禽，和他后来在组织人手大肆屠杀犹太人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才能”相比，他的养鸡手段实在是很一般。不过，这个养鸡场后来曾一度被纳粹党徒们奉为“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圣地”（希姆莱曾在党卫队内部搞“人种培育场”，让党卫队男人与日耳曼女人结合，以保证日耳曼民族的血统纯正性，好培育出优秀的日耳曼精英）。希姆莱是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沉迷于神秘主义、玄学、超能力等各种唯心理论，他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占星卜算。 他的妻子玛格莉特也是一样。沃尔德鲁德林有一家面包店，一个自称有超能力的人经常在那儿为人预测未来。生我之前，我母亲有一次去找这位“高人”算命，想测一下我是男是女，正好遇上了希姆莱夫人。母亲除了想测一下我是男是女外，和希姆莱夫人一样都迫切地想要知道，假如阿道夫·希特勒执政，德国会不会繁荣昌盛。预言家告诉母亲，我可能是个女孩。这让她非常失望，因为母亲知道父亲肯定希望头一胎是个儿子。预言家还说，如果希特勒执政，希姆莱和莱曼家族都将兴旺发达，而且德国也会繁荣昌盛上千年。这个预言让两个女人大受鼓舞。几个星期后，1928年5月23日那天，我出生了，母亲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是，我是一个健康男婴的事实证明了第一个预言不灵验。我不知道，生了男孩的喜讯能不能减轻他们对第二个预言也无法灵验的担心。
1933年，希特勒上台，当时我只有4岁，对第三帝国以前的德国知之甚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几乎充斥了我童年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出生在慕尼黑，这里是纳粹党的发源地。不过，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西里西亚静谧的乡村里。在今天看来，我住的地方离柏林并不远，但在当时，这两个地方却有天壤之别，相差之大有如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之上。我们住在森林中的老房子里，我们的见识和100多年前的乡下人相差无几。直到我父亲加入了希姆莱率领的纳粹党卫军后，我们家才搬到布雷斯劳城里。父亲为德意志帝国电台工作，这个电台是约瑟夫·戈培尔重要的宣传机构之一。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我最初的快乐记忆都是关于乡村和森林。我的童年时光就像格林童话一样美好。我有3个姐姐安吉（Anje）、奥娣（Ute）和多尔特（Dorte）, 我很爱她们，后来我又有了2个小弟弟乌尔夫（Wulf）和乌尔里希（Ulrich），1个小妹妹安吉拉（Angela）。纳粹党积极鼓励德国女性多生孩子，为帝国生儿育女被视为一种爱国行动，国家出台了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奖励措施，生孩子多的家庭还能得到特别徽章。我母亲就曾得到过一个圣母十字架，而且，作为对她的奖励，帝国还专门为我们家指派了一个保姆，帮助母亲带孩子。我祖父与马丁·鲍曼（后来的纳粹党秘密警察头子）的妻子娘家是朋友。鲍曼太太生了10个孩子，最大一个孩子也起名叫阿道夫，与他的教父希特勒同名。每当祖父想到葛达成人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生儿育女上，他总是会说：“这可怜的女人”。
有一阵子，我们家住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堡里，周围数公里都是郁郁葱葱的绿树。这个城堡更确切地说是一个高墙围绕的带庭院的庄园。不过，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这所房子实际上属于一个在外任职的军官，我们只是暂时借住而已。后来，我们搬到森林里更远的地方。我早年记忆最多的事就是和母亲一道摘浆果，或是和我最喜欢的狗索妮娅——一只瘦瘦的红棕色爱尔兰塞特种猎狗——一起在林中散步。我们家还有两只波音达猎狗, 叫做托尔和托勒夫。
有一阵，我甚至养了一只宠物鹿。它在某个下午出现在我们家院子里。我先是听到一阵柔和的铃声，于是跑到窗口往外看，一眼就看到了它——头上长着长长鹿角的雄鹿。铃声是挂在它脖子上的一个金黄色项圈上的铃铛发出来的。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我从未如此近地看到过一头活鹿，而且还是在我们家院子里！而且它还带着一只金色的项圈！我走到屋外，雄鹿安静地注视着我，它没有跑开。我伸出手抚摸它。后来这头鹿成了我的宠物，甚至我们家的狗都不驱赶它。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从那以后，这头鹿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分子。
我非常爱我的母亲和祖父母。我的祖父和我们一起生活，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老人，睿智而且知识渊博。他一生有两大热爱：其一是蒸汽机车——这种热爱虽然比较幼稚，但是蒸汽机车的出现仍然是他所在时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其二就是腓特烈大帝。伟大的弗雷德里克是祖父的偶像，而且我发现，不仅是我自己，很多德国人也很崇拜他。在孩提时代，这个未来的普鲁士国王由于柔弱似女性的气质而受到父亲的轻视。但是后来，伟大的弗雷德里克用过人的领导才能征服了所有人。他是一个仁慈的君主，非常有远见，积极推进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弗雷德里克的思想对祖父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祖父经常背诵这位国王在1757年洛伊滕会战前的著名演说给我听。弗雷德里克的演讲慷慨激昂，非常鼓舞人心， 面对高地上围攻的两倍于己的敌军，他通过演讲将勇气灌输给将士们。在演说词的末尾，国王宣布：“明天这个时候，我们要么击败敌人，要么光荣牺牲！”纳粹党人，特别是纳粹神话的缔造者约瑟夫· 戈培尔经常引用弗雷德里克的传奇生涯，特别是当德国的敌人在实力和规模上变得越来越强的时候。我深深地爱戴祖父。他从来不会因为我提的问题而生气，相反，总是用一种我幼小的脑袋能够理解的方式回答我提的问题，他点燃了我对知识的长久渴望。
恶兆(2)
另一方面，我与父亲的关系却很不明朗。父亲非常暴躁，总是认为我太怯懦。我总是试图讨好他，却总是失败。我记得，母亲总是把我的摇篮放在祖父汽车的前排座椅上。那时，我已经有3岁了。父亲开着祖父的车，我们一家子打算去乡下郊游。突然间，就像每个孩子都会做的一样，我哭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父亲很显然被激怒了。他命令我闭嘴，我没有做到。父亲于是停下车，下车走到我母亲座位一侧，试图从母亲手中夺过我。母亲竭力阻止他，没让他得逞，母亲的眼里满是泪水和痛苦。于是，父亲把我俩都拖下车，然后径直上了车，重重地关上车门，开车扬长而去。汽车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我还站在原地，呜咽着，喘息着，惊惶失措着。不过，父亲最后还是回来了。
“现在你知道了吧，这就是爱哭男孩的下场！”他冲着我咆哮道。
我试图停止哭泣，但是没能做到。我继续抹着眼泪，母亲则把我搂得越来越紧，试图盖住我的抽泣声。于是，父亲开始朝着母亲发火了，“如果你不能让他停止哭泣，我马上再把车开走！”父亲的确那样做了，我和母亲只好步行回去。父亲的心肠很硬，我这一生一直让他失望，直到终老。他经常会因为我撒谎和其他小事情而鞭打我。
我很爱祖母，她总是故意做一些让父亲冒火的事情，还很爱吹嘘家族的贵族血统，不过我猜想，她可能只是贵族的远房旁系，但是祖母很为自己拥有哥达年鉴（欧洲贵族的“圣经”，能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是非常势利的一种价值体现）而自豪。每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或者在和人谈话中听到一个新的名字，祖母总是要翻一翻哥达年鉴。当希特勒任命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为外交部长时，祖母不以为然地说，他不过是一个香槟酒推销员。
“嘘，”她轻蔑地说，“他只不过是个暴发户。”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安静一点！”父亲按捺着嗓门提醒她，生怕别人听到。
祖母类似的评论经常让父亲恼火。我以为，父亲生怕祖母那张嘴把他卷进和纳粹党的纠纷中。贵族论在纳粹时期完全不时兴了。贵族们被视为纳粹国家社会主义论的头号阶级敌人。尽管父亲经常喜欢吹嘘，但是他很少提到我们杰出的祖先。
父亲是汽车推销员，业余时间还兼做驾驶教练。他和祖父曾经有过奔驰汽车的经销权，但是他们接手不到1年以后就破产了。父亲将生意失败怪罪于一个犹太商人，说对方欺骗了他。父亲从未明确解释过事情的经过，但直到临死前他还坚持认为被这个犹太商人骗了。
一天， 我听到祖母斥责父亲：“犹太人也是人！”
我不太清楚这次对话的全文，也从未遇到过一个犹太人。当我问祖母，这场争论是怎么一回事时，她只是说，“我不想再提这件事了。”直到几年后的“水晶之夜”，我才意识到犹太人在德国的命运。争论还是关于父亲的奔驰汽车经销权，父亲愤愤不平地责怪犹太人，祖母于是说，“犹太人的确是经验更丰富的生意人。”她的评语让父亲火冒三丈。母亲在战后告诉我，“他当时资金不足，时局也不稳定，加上他没有多少生意经验。”
慈祥的祖母教会我祈祷并且带我去教堂。我喜欢上教堂，听大家一起说“阿门！”听上去很像在念我的名字。一天夜里，我念完了晚祷词，祖母问我祈祷的内容。圣诞节就要来了，我告诉她，我祈祷得到很多礼物。她批评了我，说我不应该只为自己祈祷，而应该为他人祈祷。祖母说，上帝抚育了我们，让我们生长并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用完全依赖于他的存在。我将永远记得祖母给我上的这一堂课。
家里失去汽车经销权后，日子更艰难了。父亲再次成为了汽车推销员。在当时，推销员要负责将汽车开到顾客家里，所以，父亲经常不在家。不过，他不在家时，我一点都不想念他。
父亲还应该对我的一个记忆创伤负责。一天早上，我醒来后，发现那头鹿不见了。我四处寻找也不见踪影，最后，我们发现它被人杀死在树林里，偷猎者为了鹿角杀了它。我深受打击。鹿脖上有铁丝勒过的痕迹，鹿角已被人砍走。偷猎者还拿走了它的金色项圈和铃铛。当我把父亲带到鹿的尸体旁时，我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父亲让我帮他一道，一人抬一条鹿腿，把鹿拖回家。第二天，这头鹿被挂在地窖的屠宰钩上，肚腹已被剖开，内脏也已经被清除掉了，父亲预备教我如何剥鹿皮和切分鹿肉。我看到这幅场景，恶心得呕吐起来。父亲骂我太懦弱，他告诉我，屠宰动物是很有男子气概的一件事。为了好好地教育我，父亲预备让我杀一次鸡。
我十分害怕，但父亲坚持要递给我一把切肉刀，命令我开始干活。结果，我把差事搞得一团糟。我左手使劲捏住鸡翅膀，右手努力将鸡头按在案板上预备剁下去。我根本捏不住鸡，非常害怕，以至于在斩鸡头的时候闭上了眼睛。这只鸡的肌肉猛烈抽搐着，翅膀抖动得非常厉害，我吓得松开了捏着鸡翅膀的手。这只没头的鸡从我身上掠过，然后掉在地上断了气，从断头处流出的血洒了我一身。我吓得不轻，迅速跑开了。因为我的胆小，父亲再次训斥了我，他轻蔑地说我像女孩子一样。
恶兆(3)
这堂关于刚毅的教训发生在1934年，正好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二年。
我就读的学校有一个驼背小孩，名叫鲁迪。我和另外两个同学经常捉弄他，以欺负他为乐。他没有一个朋友。有一次我们和他打了起来，根本没料到他会反抗，但是他不仅反抗了，而且还打赢了我们3个人，把我们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上到处都是抓痕。我的鼻子还被打出了血，衬衫上沾满了血迹。我们的老师是一位脾气温和的中年男子，他不是那个时代期望的标准老师形象——强硬的独裁者。老师将一枝竹鞭递给鲁迪，而且命令我们3个俯下身去。
“在每个人屁股上打12下。”他对驼背小孩说。
“我不能这样做，”鲁迪说，“他们还会再打我的。”然后，他把鞭子还给了老师。
我感到非常窘迫，至今仍然记着鲁迪的话。后来，老师把我们都送回家。当我把经过告诉母亲后，她急忙骑上自行车出门，到鲁迪家去道歉。当我父亲得知这一切后，他再次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因为我参与了一场三对一的打架。他骂我是个懦夫，然后命令我早点上床睡觉。
鲁迪和我却因此成了朋友。他也喜爱小动物，他的房间就好像一个动物园一样，摆着金丝雀、热带鱼、小白鼠和一只金色的小松鼠。他还有一个养着几条蛇的玻璃容器。鲁迪的理想是当一名兽医。但是让我大惑不解的是，他的父母虽然为他买了这么多宠物，还帮他饲养，却一点也不赞成他的这个理想。我至今都记得鲁迪的父亲如何激烈地反对他的想法。鲁迪的父亲加入了冲锋队，冲锋队俗称“褐衫队”。
当时在德国有大约50万人是褐衫队成员。冲锋队是在德国一战战败后发展起来的众多准军事力量之一，受恩斯特·罗姆（Ernst Rohm）上尉领导，而且得到了纳粹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激烈反对犹太人，宣称要“为德国的革命事业”奉献力量。希特勒曾经试图将褐衫队完全纳入纳粹党，但是他很快就看到，罗姆的这个组织对希特勒自己的地位构成了威胁。希特勒于是转而拉拢希姆莱的党卫军，党卫军曾经隶属于冲锋队，在臭名昭著的“长刀之夜”最终取代了冲锋队的地位。身着黑衫的党卫军最早是一支不到200人的希特勒私人卫兵队，在希姆莱的领导下，这支卫兵队迅速发展成纳粹帝国中的庞大组织，他们鼓吹“捍卫纳粹民族主义思想的具体化体现”，并且将该政权对其他种族的嘲弄转化为积极的行动。
鲁迪的父亲告诉他：“你最好呆在学校，学一门合适的手艺。”这在当时是很奇怪的想法，因为绝大多数蓝领工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高等教育，当时纳粹民族主义积极宣传打破阶级差异。但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鲁迪的父亲大概已经预见到，那些身体不合格、肢体不健全和智力发展不完全的人都得不到继续深造的机会。或许，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将被送进专门机构。我们这些孩子对1935年开始执行的《遗传健康保护法》一无所知。但是身为冲锋队员的鲁迪的父亲，应该已经听说过这个法案，他觉得，鲁迪能够幸免于难的惟一途径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个手艺人。但是值得讽刺的是，所有人都知道，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就是一个瘸子。畸形的背部并不是具有破坏性的遗传疾病，但是一个高耸的驼背相当引人注目。
我的父母参加了“漂鸟运动”，这是一场回归大自然的运动，类似于登山联谊活动，是由一群爱国者发起的，希望藉此将欧洲的德国人团结起来。这场运动恢复了各种民间舞蹈的仪式和节日，大举庆祝夏至和冬至的到来，后来这场运动发展成20世纪20年代德国最盛大而浪漫的青年活动，吸引了未来的军备部长和希特勒御用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的加入。早在希特勒式敬礼盛行德国之前，漂鸟运动的成员们就已经开始呼喊“嗨”来相互问候，“嗨”表示欢迎或欢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