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1)
不久，我们家就搬到了布雷斯劳，父亲则开始在德意志广播电台工作。这家电台是约瑟夫·戈培尔宣传网络的一部分，能够为德意志广播电台工作是很光荣的一件事。父亲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参加了纳粹党，自然，父亲是不会承认这种关联性的。显然，父亲根本不具备为电台工作的资质，也没有受过相关的培训，他在电台的职责就是做监察员，密切关注电台播出的内容，确保电台的宣传与纳粹党的纲领高度一致并且留意颠覆分子的行动，诸如此类。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住在城市里。布雷斯劳当时是下西里西亚的省府城市，它斜跨奥德河两岸。布雷斯劳的老城区还保留了许多狭窄的街道和旧时的教堂，有颇为浓重的中世纪城市风格。内城区的所有街道最后都汇集到市场广场，广场上坐落着哥特建筑风格的市政大厅，市政大厅最早于16世纪开始修建，从中世纪以来很多西里西亚的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圣诞节的时候，街道被皑皑白雪覆盖，整个城市显得非常美丽。不过，我们在这次搬家中无法带上家里的狗，我时常地会想念它们。很快，我就腻味了这种住在公寓楼二层的生活，而且附近也没有去处，只有一小块公共场地可供孩子们玩耍。
搬家后父亲经常早出晚归地忙工作，我不常能看到他，这是这次搬家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了。父亲现在挣钱比以前多了许多，但是他并没有多给母亲家用的钱。他把大部分薪水都用来购买漂亮的外套、和纳粹党内的朋友下餐馆，或者去参加周末狩猎活动。最让我母亲生气的是，父亲偶尔还会带一帮朋友回家吃饭。母亲往往会在开饭前1个小时左右接到父亲的通知电话，他要带客人回家吃饭，母亲得在他们到家前准备好一桌饭菜。母亲会抱怨说她没有足够的买菜钱，但是父亲根本不予理会。
常常来我们家吃饭的有弗里茨·瑙约克斯（Fritz Naujocks），这个人后来因为捏造进攻波兰的虚假理由而声名扫地（瑙约克斯将一群集中营关押的犯人穿上了波兰军队制服，上演了一出对格利维策广播电台的“进攻”。这为希特勒制造了借口，指责波兰挑起敌对行动）。父亲也开始接触卡尔·汉克（Karl Hanke），汉克是一名热情的纳粹分子，他当时担任着西里西亚纳粹党的党主席，曾经与宣传部长漂亮的妻子玛格达·戈培尔有一段私情。当然，父亲从没有对我提过这件事，但是我经常能在起居室听到他对亲信的人谈起纳粹党新近的流言蜚语。
父亲对这份新工作很上心，一周总有那么一两次他会穿上崭新的黑制服和光可鉴人的大皮靴，兴冲冲地去上班。不过，公寓的管理员却认为父亲像一头蠢驴。公寓的管理员是一位年约40岁的中年妇女。有一次，父亲又穿上黑色党卫军的制服在她面前炫耀，父亲还对她抱怨公寓的一些问题。然后，父亲就离开了，恰好我还呆在大堂里，听到管理员说：“制服挺漂亮的，可惜连一枚军章都没有。”在纳粹德国时期，军章是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在战争时期，只要参与运动就能获得军章，连受伤的人都能得到奖励的军章。一个人受伤的次数越多，得到的奖章越多，就越光荣。事实上，父亲甚至都没有得过最起码的“运动参与奖章”，因为他连游泳都没有学会，而很多十几岁的小孩都能获得这枚奖章。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才意识到父亲在外面的形象有多么可怜。不过，公寓的管理员也是差不多可怜的一个人，她也没有什么好吹嘘的。她的丈夫是这幢公寓楼的“监督员”（一个地区负责向纳粹党通风报信的人），主要的工作就是监督大楼里是否有人造反和捣乱。他们家为此可以得到额外的配给量。但是，这个男人是个酒鬼，经常喝醉了和人发生口角。最讽刺的是，因为他就是这幢楼的监督员，没有人能够去告他的密，哪怕是党卫军的人也不能告他！
1938年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就是在这一年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那是在世纪大厅，大厅里挤满了希望得到希特勒接见的人，等候的人一直排到了大街上。我记不清具体是怎么见到希特勒的了，或许还是和父亲在德意志广播电台的那份工作有一点关系——他们肯定要广播这次活动。我无法用语言形容出希特勒在人群中掀起的那种狂热的情感浪潮，即使站在离希特勒很远的地方，我也能感受到他那种催眠般的魔力，我情不自禁地欢呼着。
在那个时代，希特勒的成就让绝大多数德国人感到振奋，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慈善的独裁者和天才的形象。当时的经济处在繁荣阶段，几乎不存在失业的现象，每个人似乎都能得到一份工作。汽车高速公路的网络不断扩大，大众汽车价格低廉，受到人们的好评。希特勒许下的一切承诺都逐一实现了。
1938年，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年班。德国的小孩只要满了10周岁，都可以加入青年团的少年班。加入仪式在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那天举行。现在，我获得了为社会工作的光荣角色，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荣誉。我们班共有48个人，每周三的晚上在当地学校集会，如果有特殊活动，也会在周末集会，我们还一道去郊外露营。希特勒青年团的一条原则是，青年人才是青年团的领袖，班上的成员也因此结下了同志般的友谊。田径比赛、郊游、篝火晚会，还有运动会都是我喜欢的活动。我还全神贯注地参加了军事训练和历史教育。我没有发现自己和士兵相比有什么不同，青年团少年班受的训练和士兵一样，而且我们在早年就学会了无条件地服从命令。
战争(2)
那个时代所有的德国少年从出生开始，无论是在家还是在青年团少年班，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忠诚、诚实、细心，并且乐于助人；我们的理想就是要时刻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奉献；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人人互相关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我要响应元首的号召，将祖国建设得更美好。我是青年团少年班的一员，我和我的伙伴们都对指定的活动充满热情。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还能质疑什么呢？
我还记得，我们在少年班露营的恳谈会上也讨论过集中营这个话题。我们得到的说法是，这些集中营是关押持不同政见者的劳动营。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树立强硬个性、强烈意愿和自控力的重要性。虽然是父母生养了我们，但是我们的生命属于国家，这是少年班经常强调的观念。德国以前从未有过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伟大的领袖，这在我们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我们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我们自己有义务消灭所有劣等民族根深蒂固的坏习惯。犹太人怀着消灭德国的野心，然而，我在当时并不认识任何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是不知名敌人的统一指代称谓。直到“水晶之夜”，我才知道，我常常在糖果店碰到的那些和气的人都是犹太人。
差不多就在那段时间，父亲从书架上抽取了两本书，告诉我是时候读一读这两本巨著了。这两本书分别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阿尔弗莱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所著的《二十世纪的神话》。父亲习惯提一些与我看过的书内容有关的问题，我一目十行地跳读了这两本书。在希特勒的书中，我漏读了关于他明确自己政治目标那些骇人听闻的部分，因为我觉得，一度潦倒的艺术家在维也纳苦苦挣扎那部分的描述和希特勒在一战中的经历更引人入胜。那就是我对这两本书的惟一印象了。我懵懂的头脑丝毫没有意识到，希特勒关于种族理论的荒唐观点和独裁统治原则有多可怕。罗森伯格的书则完全超出了我的兴趣和理解力范围。万幸的是，父亲从来没有就这两本书提过任何问题。
1938年，我成为了一名高中生。伊利莎白高级中学是城中最有名的古典大学预科学校之一。该校的人文主义传统在学术界久负盛名。尽管在纳粹意识形态统治下学校不得不改变治学标准，但是仍然做到尽量不背离道德标准的是与非。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我非常喜爱在这所学校遇到的第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发现了我对诗歌创作的兴趣，而且鼓励我坚持下去。他告诉我母亲，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天赋。这位老师名叫博比（Poppe），是个非常热心的人。他坚持所有用词的德语化，严格控制我们运用外来词，他像训练一队士兵一样训练我们。一旦他走进教室，我们立刻要集中注意力。
1938年5月23日那天我迎来了10岁的生日，我的弟弟弗莱德里希·乌尔夫也在这一天出生。母亲说，如果弟弟恰好早10年同一天出生就好了，她就有一对双胞胎了。不过，在这之前，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这个消息在国内引发了难以形容的情感狂潮。同年10月1日，德国攻占了捷克斯洛伐克西北部的苏台德区。类似的许多大事件都是通过德国宣传部控制下的德国官方新闻影片——“德国战时新闻纪录片”播出的，约瑟夫·戈培尔是德国宣传部的主脑，也就是父亲事实上的最高上司。戈培尔是个天才，但却有着丑恶的灵魂。
戈培尔是作为知识界驱动力和煽动政治家的形象出现的。他创造了纳粹民族主义的口号、形象和神话，使得纳粹从默默无闻的小党派一跃成为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组织。他受过罗马天主教的正统教育，在海德堡大学潜心钻研过历史和文学。一战时期，由于幼年患过小儿麻痹症跛脚的缘故，戈培尔未能加入军队服役。戈培尔个子矮小，一头浓密的黑发，脸上总是一幅咧嘴大笑的表情，他这样不同寻常的长相因为容易临摹而颇受讽刺画家的欢迎。
但是，戈培尔善于言辞，加上知识广博，是再好不过的沟通资讯人才。他是一个不知疲倦而且顽强的煽动者，善于运用恶毒攻击、诽谤、暗讽等狡诈手段打击对手。戈培尔冷酷、老谋深算而且爱嘲讽人，他的声音低沉有力，经他之口说出的花言巧语对社会底层的广大失业群体有着很强的煽动力。有时候他只需要有选择地运用一些谚语警句，就能激起听众充满仇恨的怒火。他设计海报、组织集会并指挥了纳粹分子与反对派展开巷战。亚瑟·阿克斯曼是戈培尔早期的追随者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还是少年的他就与戈培尔一道，在柏林的大街小巷上作战。阿克斯曼后来成为了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还在希特勒统治的后期任命我作为他的信差。事实上是戈培尔一手创造了元首化身德国人民的弥赛亚（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主）的神话，他将希特勒捧成了一个超人类的半神。
德国对苏台德区和奥地利的占领原本是可以引发一场战争的，但是这两次侵略性的行动却为希特勒赢得了无上的荣誉和声名，他简直就是一个天才！我至今还记得在电影院观看新闻影片的情景。我还记得他那辆黑色的奔驰车在轰轰响的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威武地行驶着。德国绝对不会被分裂！眼前闪烁银幕上的人群在激动地鼓掌，热烈的掌声得到了影院观众的响应，掌声久久不绝。所有的人都狂喜万分。
战争(3)
1938年11月10日清晨，电话响起的时候父亲还在家里。打电话的人和父亲一个部门。父亲听电话的时候显得很兴奋，然后他挂断了电话。他的双眼满是喜悦，“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给犹太人点颜色瞧瞧！”他说的就是著名的“水晶之夜”。我以为，这是再恰当不过的代号了。在我上学转乘电车的街角有一家犹太人开的鞋店，已经成为了这次行动的目标。人行道上散布着被砸碎玻璃窗的碎片，鞋店的展示橱窗用木板盖上了。我和其他许多人透过木板的缝隙看到，两个身穿黑色有腰带的长袖衣服、带着黑帽子的长胡子男人正在紧张地盘点货物。稍微年轻的那一个在点数，稍微年长的那一个可能是他的父亲，正在计数，看看到底损失了多少。
几天以后，我路过那家糖果店，我曾经在那儿买过糖果和巧克力。糖果店要么幸免于难，要么店主就是已经更换过了平板玻璃窗。反正在我看来，糖果店没有任何遭到破坏的迹象，但是店堂内空无一物，彻底关门了。乘电车去学校的途中，我还看到一座烧焦了的犹太教教堂，废墟上还冒着浓烟，着火的建筑被人用绳子拉散了架。路上几乎没有行人。
有多少人会因所发生的事情感到羞愧呢？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每个人都愿意把这段记忆埋在心里。我的祖父母就是这样，我是后来才发现的。但是 “水晶之夜”事件发生后，我没有产生同情的感觉，我原本应该记住第一位老师所说的话，他总是告诉我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但是在当时，我丝毫没有萌发出为他人着想的念头。
1939年的暑假，祖父带我去了趟慕尼黑。我们参观了警察车站附近的希特勒故居，并且在一个意大利艺术家开的客栈就餐，据说以前希特勒也常常来这里用餐。这样的旅行在当时的德国是一种普遍的英雄崇拜行为。8月的时候，德国宣布开始发放配额卡。“那就是说，战争快要爆发了。”我母亲肯定地说，父亲却只看到了多一张配额卡的好处。8月31日，我第二个弟弟乌尔里希·乔治出生了。他出生的第二天，战争爆发了。那天是1939年9月1日，我看见大批摩托车队在布雷斯劳城里来来往往。我朝着摩托车手挥手，他们也会挥手回应。希特勒发起了闪电战后，我成天坐在收音机旁听战况报道。大家都尝到了报复的甜头。
新闻报道每天都要通报国防军总部（OKW）的战况。此外，重要军事公告不断传来，完全打乱了电台正常的节目顺序。嘹亮的号角声不时响起，随后报道的往往是军事上的又一次胜利。1939年9月4日，捷报再次传来，德国军队已经席卷过波兰，并且开始踏上东普鲁士的土地。东普鲁士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脱离了德国的统治，现在终于重回帝国的怀抱。
9月6日，我们的军队攻下了克拉科夫和比得哥什两座城市。据说，在战争爆发以前，克拉科夫的波兰人杀害了许多德国人。9月8日傍晚发布的一份胜利捷报向德国人宣布，我们的军队已经抵达了波兰首都华沙。捷报频传，德军大获全胜，举国上下都在欢庆。
但是，有一个人让我不禁停下来，反省我们的行为是否正当。舒斯特·斯蒂芬是住在附近的补鞋匠，是一个典型的汉斯·沙驰类型的人物（汉斯·沙驰是15世纪时期德国的一个补鞋匠，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剧作家和诗人）。斯蒂芬在修补我们家的鞋子和父亲的大黑皮靴时，总会让我坐在他身边的三脚凳上。他那朴素的哲学观很让我受用。他告诉我，在波兰动荡不安的历史上，这个国家一直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他指出了很多德国人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他告诉我，除了那些居住在其他国家的德国人以外，不少波兰人也具有德国人的血统。他还说，居住在罗兹城的波兰人尽管都有斯拉夫人的名字，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德国人后裔。
他让我认识到，就像过去那些战争一样地微妙，即使在波兰人当中也有种族融合的现象，很多西里西亚人的家族名起源于波兰，但是他们却是纯粹的德国人。不过，也有不少西里西亚人具有波兰人的血统。斯蒂芬列举了几个邻居做例子，不过我后来都记不起这些人的名字了。然后，我又想起了我一二年级时的同学鲁迪。他的名字听起来是波兰人，但是他的父亲很高大，和鲁迪一样长着一张有十足日耳曼人特征的脸。
舒斯特·斯蒂芬在过去的1年里为我父亲的黑皮靴换过无数鞋底和新鞋跟，他知道父亲是党卫军成员。我有一种预感，虽然没有明显的证据，但是我能感觉出他不赞同父亲的工作。斯蒂芬或许也不喜欢我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年班，我和其他孩子对军事胜利产生了极大热情，对波兰军队的溃败不屑一顾，斯蒂芬对我们的这种态度很不以为然。
后来，舒斯特·斯蒂芬问我一些关于波兰天文学家尼克拉斯·哥白尼的问题，哥白尼的学说证明了地球围绕着太阳转。斯蒂芬问我是否知道化学家玛丽·居里夫人，他说，居里夫人是法国人，但是却嫁给了波兰人。他还提到了著名的作曲家和钢琴家弗雷德里克·肖邦。斯蒂芬的提问甚至还提到了波兰民间英雄马歇尔·普拉斯基，普拉斯基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
或许，斯蒂芬希望我意识到，既然有这么多杰出的波兰人，那么将波兰人贬称为“波兰猪”是不妥当的。但是，我无法接受斯蒂芬的观点，我只相信那些我被期望相信的东西。波兰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憎恨德国人，残害德国人，现在是他们应当接受惩罚的时候，他们活该被英勇的德国士兵击败。
战争(4)
10月16日，从前线传来了新的消息，德国军队和苏联军队就德—苏势力影响范围边界达成一致意见。这场战争似乎到此结束了，占领也宣告完结。宣布这一消息的军事公告称，这是东线的最后一张军事公告。
我第一次在战争中受伤是在1940年，当时我只有12岁。母亲的一位叔父被派驻到被占波兰担任行政官员，我们于是去拜访他，并住在他的农舍。那天晚上，一群饥饿的波兰士兵袭击了我们，他们之前一直隐藏在树林中。我们不得不退到地窖，我拿着一把连发左轮手枪，透过窗户开了一枪，子弹击破了窗格玻璃，玻璃碎片纷纷落在我的脸上。叔父十分生气，不仅仅是我伤着了自己，还因为我暴露了我们所处的位置。波兰人在第二天又发起了一次进攻。在附近的驻军赶来援救之前，我们已经坚持抵抗了近一整天。
差不多从那时起，我开始搜集关于潜艇司令官和德国空军王牌飞行员英勇战绩的新闻简报，这些简报很快就贴满了一本剪贴簿。当时铺天盖地的宣传也时时提醒我们，我们光荣的武装力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光辉战果。其中的一个故事是关于海军上校庇里恩（Prien）的，这位28岁的U47潜艇司令官在1939年10月击破了英国斯卡珀湾海军基地的潜艇防御，他指挥击沉了英国战舰皇家橡树号。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胆的海军进攻之一，不仅德国人认为这次进攻很英勇，就连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庇里恩的大胆。我们还会从报纸上读到德国空军王牌飞行员维纳·莫德尔斯（Werner Molders）的英勇事迹，他是第一个击落20架敌机的德国飞行员，在1941年牺牲以前，他总共击落了115架敌机。另外的报道还有阿道夫·戈兰德（Adolf Galland），他在31岁的时候成为了德国空军中最年轻的将军。
起初，我也希望成为战斗机飞行员或者潜艇司令官。后来，我对动物的热爱又促使我萌发了当骑兵的念头。直到后来我得知骑兵连都配备了坦克，根本不骑马了，我才打消了当骑兵的念头。我听说，如果炮弹击中了坦克，驾驶坦克的士兵根本来不及逃跑，会被活活烧死。对我来说，被烧死算是最恐怖的一种死法了。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大获全胜，从报纸上的消息来看，他甚至没有遭到任何大的挫败。当然，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虽然战争时期国家对所有新闻进行了封锁，并且进行了巧妙的军事宣传，但是在我读过的众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纪录之后，我还是认为，军事公告最能反映事实真相。当然，军事公告终究对德国进行了粉饰，夸大地描述胜利，并且故意漏掉挫败或减少对战败的报道。
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只有政府控制并发布的新闻。我们被禁止收听敌台广播，如果通敌背信，我们会遭到包括处死在内的各种处罚。我们的信息来源相当孤立，成天受到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轰炸。诸如“英勇的”、“无畏的”、“坚定的”、“毫不动摇的”、“勇敢的”、“骁勇的”、“光荣的”、“庄严的”、“高尚的”、“卓著的”、“光辉的”等字眼被大量采用，甚至达到了滥用的地步，后来配合采用的还有死亡等字眼。即使是青少年也要准备拥抱死亡，因为死后的英勇事迹和光辉战绩将长存，虽死犹荣。
我不认为自己抱着必死的愿望，但是我已经说服自己，我愿意而且准备好光荣战死沙场。我最大的担心是，究竟我能不能得到一个机会，证明我的勇敢甚至成为英雄。如果战争能够像我想像中那样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我或许也能够和那些在大战役中顽强作战的士兵一样，让自己的名字载入英雄的光荣名册。我十分确信，德国将迎来卓越的胜利时刻。
战争继续进行着。我们被告知，战争的第一步是设法让德国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第二步则是解放英国帝国统治下的欧洲；第三步则要让德国免除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丹麦和挪威因此被德国占领。随后，比利时和荷兰也为德国所有。1940年5月23日我12岁生日那天，我们收听到关于敦克尔克的广播。英军和部分法军在被德军击败后从敦克尔克撤往英国，这条消息在我们德国人听来并非是英国人的凯旋胜利。德国人的看法是，我们成功地击败了英国军队，迫使他们狼狈地放弃了所谓的法国盟友（后来我们也意识到，敦克尔克是希特勒和赫尔曼·戈林关系恶化的开端。希特勒当时没有让坦克装甲部队乘胜追击，因为德意志空军元帅戈林向他承诺，德意志空军足以消灭溃败的英军。但是戈林食言了，大概有30万英军撤走了）。我父亲声称，他参与了“海狮行动”（进攻英格兰的行动）的策划工作。他还说，在进攻以后，他可以在英国国家广播电台BBC获得一份类似在布雷斯劳的工作。究竟他所说的话有多少是在吹嘘，有多少是真的，我不得而知。
1940年时，父亲希望我成为一名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学员，当然这个学校的学员不如NAPOLA那么有名，不过也算是“次一级的最好选择”了。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少年班，我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在一个超过100人的连队中领导着一支30多人的小分队，可以发出命令甚至做演讲。我父亲一直坚持要我们控制思想，而且他自己也这样要求自己。纪律性是一种美德，是家人、学校甚至青年团少年班评判的标准。而且，在年满12岁以后，我已经以很快的进度实现了荣获少年班优秀奖章所需的全部要求。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达到父亲的期望了。
战争(5)
不幸的是，我又一次让父亲失望了。我没有获得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入学考试资格。父亲对我无休止的指导和训练又一次白费了，我又一次失败了，依然是一个“虚弱的家伙”。不过，我的一位男同学迪特·海因里希（Dieter Heinrich）被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录取了。我在失望之余，将兴趣和精力放在研究德国英雄人物的造诣上，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国英雄人物的数量迅速激增。
在战场上，我们的军队所向披靡，连获胜利的新闻不断传来。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略有顿挫，德国军队很快又会发起反攻。我们从没有听到过被打败的消息。是否真的没有被打败过呢？如果新闻报道了我们损失的战斗机和军舰数量，也会将我们损失的数量和敌人的损失进行比较，听起来，我们的损失总是微乎其微，而敌人总是伤亡惨重。
1941年6月14日，德国军队开进了巴黎，人们兴高采烈的势头简直难以置信。6月22日，德国军队入侵了苏联。这既是开始又是结束。我在当时并不知道，希特勒的千年帝国也有毁于一旦的时候（确切的说，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只存在了12年4个月零8天）。
1941年，我第一次与犹太人有了个人接触，这是我在纳粹统治时期的惟一一次结识犹太人的经历。在这以前，我偶尔看到这位双目失明的女人在导盲犬的陪同下过马路。她的年纪相当大了，看到她我就会想到自己的祖母。我的祖母有一只眼睛失明了，她用黑布条盖住失明的眼睛，不过还可以用另外一只好的眼睛看东西。这位双目失明的女人牵着一条非常漂亮的德国牧羊犬，靠着狗的引导过马路。当然，我所说的情形是在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星形标记的规定出台之前。这一次或许还是那条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到那个盲女人佩戴着黄色的臂章，上面有3个巨大的圆点，表明她失明了。
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个盲女人的时候，看到她戴着黄色星形标记，而且这一次她没有牵着那条狗，显得惶惶不安，她似乎迷路了，在空中来回挥舞着她的手杖，试图探测行走的方向。她看起来不得不过到马路的另一边，我于是走过去协助她并且问道：“你的狗呢？”我至今都记得她的回答，因为她用德语回答说“被征用了”。她解释说，她非常依赖那条忠诚的狗，但是军队征用了狗做军事用途。在战争中眼睛失明的士兵也需要导盲犬的协助。她也提到，她希望求助于盲人协会，再找一条导盲犬，上年纪的导盲犬不适合再在军队服役。
她流泪了，问道：“我现在能过马路了吗？”于是，我搀扶着她的手臂，一同走到马路的对面。这时，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陌生男孩骑车经过，看到此情景，他停下了自行车，冲过来照着我的脸就是一拳，然后他咆哮着喊道：“不许帮助犹太猪！”我为了自卫而反击。这时，周围已经围了一小圈人，那个盲女人机警地离开了，骑自行车的男孩衬衫上沾满了我的鲜血，他也骑车离开了。我的鼻子一直在流血，止都止不住。尽管我当时带着青年团少年班专用的登山刀，但是这场打斗是拳脚交加，我根本没有用上登山刀，而且我还是惟一一个受伤的人。
我丝毫没有察觉到纳粹集权统治对待敌对者和被压迫群体的苛刻和冷酷。我不了解，我不怀疑。我们的老师甚至提都不提集中营，更不用说介绍集中营的目的和功能。我知道集中营的存在，但是我的母亲解释说，普通罪犯关押在监狱中，危险的罪犯会关押在国家监禁所，而敌人才被关在集中营。母亲认为，集中营就像一个劳教所，我也就相信了她的说法。当时，集中营的拘禁被称作“保护性看管”。我记得，那些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人被描述成反动的敌人和对德意志构成威胁的恐怖分子，他们将在集中营接受再教育。我以为，只要他们转变思想，接受了国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可重获自由。
当然，战争并非我生活的全部内容，我更多的时候在创作，特别是写剧本和诗歌。我对语言的热爱可以追溯到孩提时代。母亲还记得，我还不识字的时候就喜欢拿一本厚厚的书做道具，把书放在阳台的栏杆上，假装发表一篇演说。我会大声地念念有词，有时反复地重复一些词句，好像在模仿电台里经常听到的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演说一样。我经常大喊的口号包括“我将是你们的领袖！”、“跟随我吧！跟随我吧！”或者“胜利！胜利！”不过，我没有一个听众，大多数时候都是对着树林在喊。
我回忆起1933年5月10日，纳粹党在这一天举行了公开焚书的活动，几乎所有伟大的历史巨著都化为了灰烬。我从那以后再也读不到伟大的文学作品了，我所能接触到的都是御用文人吹捧纳粹统治的文字，这些人为 “回归土地”运动欢呼。直到战争结束后，我才读到了《西线无战事》，那些在德国遭到禁印的书籍又恢复了出版。《西线无战事》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客观描述这场战争而不是讴歌吹捧的书籍。当时，和平主义者的小说被认为不适合德国青少年阅读，这包括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罗曼·罗兰、阿诺德·茨威格、利昂·费奇瓦格纳和海因里希·海因等人所写的许多著作。所有的这些书都在1933年被送进了焚化炉。
我开始学着写诗歌和一些短剧，对写作的兴趣越来越高。我长时间地阅读文学作品，常常在深夜打着手电筒躲在床上看书，因为每晚10点以后，我的房间必须熄灯。我还记得，有时候看书看到凌晨2点，然后在6点钟起床。
战争(6)
德国最伟大诗人当然是约翰·沃尔夫岗·冯·歌德，他是举世公认的天才。他早期的剧作之一是根据格茨·冯·伯利琴根的论文集改编而成，是第三帝国时期德国最受欢迎的舞台剧之一。他随后还陆续推出了舞台剧《埃格蒙特》、《在陶利斯的伊菲洁妮亚》以及最伟大的剧作《浮士德》。但是，在我幼年时代，还没有哪个剧作家的作品能够像弗雷德里克·冯·席勒的剧本一样给我留下深刻而令人激动的影响。席勒是仅次于歌德的德国文学巨匠，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憎恨暴君统治。
席勒在《强盗》一剧中借用了他自己少年时代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并反映出当时生活的艰辛，这一切都是由于滥用强权造成的，席勒借此剧来表达自己的强烈抗议和不满。该剧毫不留情地控诉了一个罪恶的社会，它使得一个原本性格高尚的人以为干坏事可以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一个理想主义充斥了青年人头脑的时代，读到这样的剧作是多么震撼人心的一件事啊！它令人精神为之一震。该剧所折射出的不堪一提的过去，恰恰与希特勒改变的一切相吻合，这恰恰也是我们接受的教育强调的内容。
在我拜读了《强盗》不久以后，我写了一篇《席勒颂》。1年以后，我再读完了《纺织工》后，写了一篇《哥哈特·哈普曼颂》，献给哥哈特·哈普曼这位高产的剧作家和小说家。《纺织工》戏剧化的表现也很能振奋人心，它讲述了一次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最后遭到了军事镇压，反映出了下层劳动者的穷困和不幸。
希特勒青年团的前任领导人巴尔杜·冯·席腊赫为青年团写了3首歌，第一首是《前进！前进！》，第二首是《团结在旗帜下》，第三首是《旗帜率领我们前进》，第三首歌后来成为了希特勒青年团的团歌。冯·席腊赫负责填词，由同一时代的音乐家鲍格曼（Borgmann）和布鲁曼萨特（Blumensaat）谱曲。我的校长认为我的诗写得不错，曾经瞒着我悄悄地寄了一些给他，可惜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但是，我在巴伐利亚的青年团少年班营地执行特殊任务的时候，的确接到过巴尔杜·冯·席腊赫的一封信。在拆开信封的时候，我激动得手发抖。席腊赫在信中提到了他觉得我写得不错的4首诗，并且鼓励我坚持写下去。他还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创作更多的诗歌，他所担负的职责不允许他把时间花在写作上。我当时甚至在想，我是否应该写信告诉父亲这件事。不过后来我放弃了这个打算，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或许是怕父亲认为我在挑衅。因为父亲一直反对我写诗，他认为诗歌一文不值，但是，巴尔杜·冯·席腊赫却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可惜的是，当时我写的诗都没能保留下来，不过我现在回忆起了部分诗歌。我着迷于自然和人类的相互关系，我所写的诗歌大多以河流、海浪、云的倒影以及我对自然的感受为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