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滴血(1)
德国入侵苏联后，帝国的运势从最高点迅速下滑，1943年更是跌到了谷底，盟军的力量开始盖过第三帝国的势头。1943年2月18日，约瑟夫·戈培尔通过广播电台宣读了他关于“全面战争”的声明。在一个由大批纳粹党拥护者组成的群众集会上，他问道：“你们想打全面战争吗？”集会的人群中有各界名人、纳粹党员和挂了彩的伤兵，“当然想！”这些人齐声回答道。那次演说时，我大约15岁了。在我看来，所有德国人都已准备好为元首牺牲生命，但是，在全面战争宣言发出不到1年后，战争局势急转直下，以至于鲍曼、希姆莱和戈培尔不得不联合呼吁“人民的献祭”。
1943年，从希特勒青年团抽调的志愿者组成了武装党卫队的一个新的军团。巴尔杜·冯·席腊赫的继任人亚瑟·阿克斯曼最先产生了组建这个军团的想法。青年团少年班的一些小头目出生于1926年，比我大几岁，也在鼓动下加入了这个精英军团。这个被称为希特勒装甲训练师的军团组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支精锐部队。
这个军团的士兵，在战争结束前共有15人荣获了骑士十字勋章或者铁十字勋章。在诺曼底战役中，该军团表现出了英勇，但是他们依然没能够抵挡住盟军势如破竹的攻势，盟军的优势突出体现在空军力量上。诺曼底战役后，一批更为年轻的少年班志愿者也被征召加入了这个军团，这些志愿者大多出生于1927年。该军团接到的命令是夺回布达佩斯，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后来被盟军赶回了奥地利。
我非常渴望加入这支希特勒青年团的精锐部队，但是我年纪太小。等到1928年出生的志愿者加入该军团的时候，我已经加入了山区别动队。我有丰富的登山经验，而且擅长滑雪，这些成为了我加入山区别动队的资格证明。加入别动队还需要接受体格检查，我全身赤裸地接受了医生的检查，他问了我几个问题，听了听我的肺音，然后就在检查报告上签上了“体检合格”的字样，我于是被录取了。我向母亲要来了父亲的地址，以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要告诉父亲的是，我注定要成为战士，为他的国家和他的元首而战斗。
我们的准军事化训练计划从1945年1月开始。与此同时，我在青年团少年班的资历让我成为了一所郊外训练营的辅导顾问，当时为了躲避空袭轰炸，大批城市少年被转移到这类郊外训练营藏身。KLV训练营的辅导顾问负责组织这些孩子们的业余活动。我辅导的那个营靠近沃德佳特·霍卡，我就是在那附近的尤勒斯托弗城堡长大的。我盼望能再次见到老校友鲁迪，自从我加入青年团少年班以来，我一直在猜想鲁迪的生活状态。
我再次来到尤勒斯托弗城堡时，距离我第一次见到鲁迪已经有9年时间。我很快就要成为战士了。鲁迪现在过得好吗？我凭记忆找到了他从前住过的地方，但是那里已经完全变了副模样。房子的前门挂着锁，我敲了敲门，但是没有人出来应门，周围看起来也不像有人居住的样子。我于是去敲了隔壁人家的房门。
“鲁迪？”开门的女子轻蔑地瞅着我，“你说的是那个跛子吧？他好多年前就去了一个公共机构。”
我接着问她是否知道那个机构的地址。她摇了摇头。我又再问她是否知道鲁迪父母的下落，“鲁迪的父亲在打苏联的时候死掉了。”
“那他母亲呢？”
“她难道不是红十字的护士吗？”
“我在哪儿可以找到鲁迪？”
“我也不知道……没准他和他的宠物都进了天堂了。”
我彻底灰心了。
我骑着车来到了从前我们家住过的旧木屋。沿途的道路坑坑洼洼，当我接近那屋子的时候，听到一条狗咆哮的叫声。当我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看门的狗总是激动地叫着，友好地欢迎来客。我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我还记得以前老师对鲁迪的评语，“可怜的家伙！”老师解释说，是上帝让鲁迪成为驼背人，“如果换成你们是他那幅样子，你们会有什么感想？”我当时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鲁迪的下落，或许他真的和他的宠物们一起上了天堂。
战争继续进行着，我的父亲成为了战地记者，从前线为电台发新闻报道。在我父亲当战地记者的2年中，我就听过一次他的报道，是关于意大利前线的新闻。新闻的标题叫《阿卡托山的十字架》，讲述了在意大利战役中牺牲的一个英雄的事迹。我父亲在新闻中介绍说，那次袭击的目标是父亲他们位于农舍中的军营总部，父亲和一名中尉正通过军事望远镜观察敌情，一枚炮弹击中了中尉，中尉当场毙命。军营的司令官命令大家坚守农舍，直到他们将牺牲的中尉埋葬在房后的空地。我父亲用农舍的棚架木头搭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插在了中尉的坟头，十字架上还顶着中尉的头盔。这个新闻报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为父亲而自豪。
1944年的圣诞节，我们全家人居然聚在一起庆祝，这简直就是个奇迹。我兴冲冲地从尤勒斯托弗回到了家。我们家过节的时候总是很喜庆，即使在战争的第5个年头，我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居然想方设法地让节日变成了难忘的活动。我过完节就要随军开往巴伐利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在那里的准军事训练营开始训练。我感到，这个节日具有特别的目的性和重要性。
第一滴血(2)
当时在家的有我最小的妹妹多尔特，她已经9岁了，而我的两个弟弟乌尔夫和乌尔里希分别为6岁和5岁，母亲和我们家的胖女佣汉娜（Hanna）在照顾他们。我的两个姐姐安吉（14岁）和奥娣（11岁）从布雷斯劳东南部的小镇斯塔赫伦回来了，她们在那里的奥古斯塔高中上学，由于战争的缘故，她们全部被疏散开了。我的两个姐姐都会吹长笛，她们经常练习。在圣诞夜前夕，当全家人唱起德国圣诞歌曲时，两个姐姐就在一旁伴奏。此外，在圣诞节假期里，姐姐们还和电台表演团一起去当地的军队医院慰问伤兵。
圣诞节快来的时候，母亲在女佣的帮助下，不停地烤着各种食物：饼干、姜饼、杏仁蛋糕和葡萄干甜面包。我的父亲也从地中海战地回来了，带回了杏仁、桔子和柠檬。
圣诞节那天，我终于决定给父亲看巴尔杜·冯·席腊赫写给我鼓励我继续创作诗歌的那封信。现在父亲终于认可了我作为希特勒青年团小头目的成绩，我猜想，他应该不会再反对我写诗了，只要我不指望靠写诗过日子。我还打算让母亲也读读这封信，我想她会感到欣慰的，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是应该让父亲先读到这封信。
父亲显然很吃惊。信的内容很简短，我觉得他可能读了两遍。他看着我的眼睛说，“好好留着这封信”，他并没有说别的。
不过，这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带上了一顶桂冠，没有人能够把它从我头上拿走。
这次聚会是我们家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次聚会。不久以后，我前往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区参加准军事化训练。当我登上火车离开的时候，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布雷斯劳就快被苏联军队全面包围。纳粹的宣传具有可悲的欺骗性，我很快就尝到长久以来期待的战争的滋味，我的家人也一样。
假期结束了，我在元旦前夕返回了巴伐利亚。我们的山区军事训练将持续3个星期，而且是在让我赞叹不已的阿尔卑斯山中进行。我们学习滑雪和基本的登山技巧，还在训练中学习使用小口径的来复枪。这还不是山区作战入门训练的全部内容。3个星期的时间飞快地过去了，在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苏联红军进攻的消息，我几乎不敢相信，布雷斯劳就要落入敌人的手中，我不顾一切地想回到家里，与家人在一起。我决定在训练结束前3天提前离开，我在天亮前跳窗逃跑了，搭上了一趟开往布雷斯劳的火车。在返家的途中，我第一次目睹了战争制造的混乱场面，到处都是难民。最后，我换乘了两次火车才回到了布雷斯劳家中，绝大多数火车都被迫往西开，当我进入布雷斯劳城中时，看到的仍然是一片混乱的场面。惊恐交加的人群在大街上四处乱窜，大喇叭高声播送着新的通知。我好不容易才回到了我们家的公寓，但是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了，我站在令人窒息的沉寂中，房间里一切看上去整洁有序，但是看不到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影子。我冲了个澡，换了内衣裤，仍然穿着制服，然后打开了收音机，我听见广播说，“现在到了全力以赴的时刻，我们要解救祖国。” 播音员说，布雷斯劳现在成为了一座堡垒。卡尔·汉克是布雷斯劳当时的防务官，他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坚决号召城里的所有男人和男孩为保卫布雷斯劳而战。我觉得自己的嗓子像被人堵住了一样。
我躺在了床上，仍然穿着制服，试着理清思路。我脑子里一片混乱，很快就疲惫不堪地睡着了，但是没过多久，我就被噩梦吓醒了。在梦中，我遭到了少年班同学们的审判，因为在大家英勇抵抗苏联军队的时候，我却在家蒙头大睡。刚醒过来的几分钟里，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家里。我的心怦怦乱跳，吓出的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打湿了。收音机还在广播，播音员宣称，逃亡者将遭到行刑队的处罚。女人、孩子和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到规定的地点集合，其他人则要到最近的民兵站报到。我思索着接下来的行动，但是紧张不安、自我怀疑和恐惧占了上风。
我最后还是去报到了，并且被安排去另外一个地方。我脑子里乱极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需要在离开前找个朋友聊一聊。我在布雷斯劳城中四处寻找以前的朋友，但是一个都没有找到。我到今天都在奇怪，那一天我为什么没有去电台找我的父亲。无论我走到哪里，总能听到大喇叭的广播：“不惜牺牲生命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这一刻到来了，我就快要面临死亡了，我开始意识到情况的严峻性。
我不想做一个懦夫，但是我准备好牺牲了吗？我突然间冒出了一个想法。由于健康的原因，我没能加入地对空的高架炮队作战，而是加入了KLV做训练营辅导顾问。虽然我被吸收为山区别动队的志愿者，但是还没有真正地经受过考验，我在训练中出现过头昏眼花的情况，于是我决定不理会广播，直接去KLV办公室报到。或许他们会把我送回到尤勒斯托弗的学校。但是，我和谁商量呢？大家正在街上忙着架设坦克障碍物。我又一次回到家中，给母亲留了个便条，然后我就出发前往KLV办公室。我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呢？
我的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因为我在KLV的上级卡尔·库茨克（Karl Gutschke）透过房间的窗户看到了我。他现在穿着一身中尉的军服，“莱曼，你能赶来太好了，我们正在组建一支精锐部队。”
第一滴血(3)
我敬了一个礼，立刻又感到迷惑不解。库茨克是一个残疾老兵，他的肺在战斗中受过伤，现在，他和另外两个残疾老兵接到命令，要率领能够扛起武器的孩子们加入战斗。很快，我们就要开火了，用我们的武器和精神与敌人拼搏。现在，是我们接受考验的时候了。
库茨克和那些从军队医院出来的编外士兵一起，组建了一支名为库茨克训练营团队的队伍。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民兵队伍，队伍里包括了KLV的成员、训练营的辅导顾问，还有瓦尔塔的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学生和准军事训练营的学员。
我们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受过第三帝国教育体系的熏陶。新发给我的民兵野战服实际上是一套没有勋章的军服，这套衣服并不合身，肩膀的部分太宽松，腰部又太肥大。靴子也太大了些，我多穿了两双袜子后，才勉强不让靴子掉下来。
我们以前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大多数人以前接受的准军事训练也不过是使用小口径的来复枪。现在，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卡宾枪甚至机枪做武器，而且不再用手榴弹练习投弹，而是学习发射火箭筒。
我们是希特勒青年团布雷斯劳要塞团的一部分，马上就要投入到真刀实枪的战斗中。库茨克已经接到前进的命令，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占领了布雷斯劳东南方向一个村子的苏联人。因为战斗将在开阔场地上进行，我为自己不必局促在碉堡中抵抗而感到庆幸。我在潜意识里也希望自己能活下去，那是毫无疑问的事。我已经开始觉得度日如年了，昨天好像已经是1年前的事情了，而明天却似乎遥不可及。我迫使自己写点东西，强烈的求生欲望充斥了我的脑海，作为一个士兵就应该这样。我后来回忆起，自己在写下面这首诗时，内心其实相当矛盾。
战争是自由的挣扎，
通往胜利的道路遍布坟墓。
而我必须奋力抗争，
为了活着，为了回到故乡，为了自由地生活。
我把这首诗藏在了胸前的衣服口袋里。现在回头来看，它其实算不上是一首诗，那只是我在仓促间寻找苟且活下去的借口罢了。我要想活下去，就得按照指令杀人。
当然，希特勒是一个无情而残忍的专制统治者。戈培尔或许比伊亚·埃亨伯格要含蓄一些，但是他的宣传口号也号召德国人视仇恨为天职，以报复为美德。戈培尔煽动我们大肆杀掉苏联士兵，在这种大环境下，我的求生愿望绝对是见不得光的想法。如果我是一名货真价实的纳粹分子，我应当公开宣扬自己的好战热情、杀戮思想和光荣赴死的决心。
库茨克想收编我，让我做他的信差，“我需要你做我的信差，”他安慰我说，“你还是会跟在我身边的。”
1月29日那天，我们一大群人搭上了卡车，开往前线，去夺回一个被苏联人占领的村庄。进攻计划在凌晨5点开始。尽管我们在头天晚上几乎没有睡好觉，但是第二天一早全都早早地起了床。我们的纵队在一个谷仓集合，库茨克首先发言，他的声音低沉，不带任何感情。到了我们完成使命的时刻了，我们有一份任务要做，为了德国的存亡，我们必须保住西里西亚。
库茨克像对着一群士兵发言一样对我们说了一番话。他希望我们为帝国增光，鼓励我们胆大心细。“你们面对的是苏联人，”他说，一只手指着村庄的方向，“他们只想干掉你们，你们只有杀掉他们才能活命。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肯定不好对付。你们必须拿出实际行动，证明你们是更英勇的战士，你们要不屈不挠，坚定不移。”库茨克说，我们的两翼将有3支泰格装甲坦克分队支援，而且还有两个连的步兵跟随其后，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地行动。
我们从未接受过步兵进攻的训练，我们归近距离进攻坦克旅管辖，是一支配备了火箭筒的尖兵分队。我们装备的火箭筒是便携手握式的，带有可刺穿坦克装甲的火箭头，可以在近距离攻击坦克。我们在进攻之前花了很短的时间来学习如何使用这种火箭筒。按照这天的进攻计划，我们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袭击这个村庄，我们必须占领并夺回这个阵地。如果苏联人有坦克做掩护，那么我们就要用我们的“穿山甲”粉碎掉他们的武装。
我的胃开始抽搐，突然间，我记起来了，早上我们还没有吃早饭呢。我记得以前读过的小说中提到一战期间的士兵生活，他们的口头禅是，“只要早餐吃饱吃好，能叫敌人鬼哭狼嚎。”现在，我的胃里空空如也，手上攥着一块硬梆梆的配给干粮，这让我回想起从前参加野外生存训练的经历了，几年前，我会为自己那组人在野外生存训练中获胜而沾沾自喜。
我对于行军打仗最初的体会来自瑞勒·玛里亚·冯·瑞克（Rainer Maria von Rilke）的小说《康尼特·克利斯托弗·瑞克的生平》，我以为就好像一个夜以继日骑马的马夫的生活。这本小说以炽热的笔调娓娓讲述了一个战士的故事，他将军旗挂在敌人的军刀上，高举旗帜冲锋陷阵。这样的战斗场面只会发生在200多年以前的战场上，然而，这个悲怆如史诗般的传奇故事深深打动了我，小说主人公的死在我看来既荣耀又有传奇色彩，我认为，所有为战争献出生命的战士都和他一样。
两天前的晚上，有人在谈论中提起，现在的战争不一样了。现在，只有仪仗队才佩带军刀，军刀不会出现在战场上。不过，我们配备了刺刀，可以装在卡宾枪上，与敌人展开近距离搏斗。
第一滴血(4)
破晓时分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间，苏军不容易发现我们，除非他们派出了野外侦察小分队。我们行进的前方看不见敌人的动静，坦克分队在我们刚出发的时候并没有跟着，这样我们的行动才能尽可能地神不知鬼不觉。稍后，坦克分队会从两翼包抄。现在正是冬天的寒冷季节，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雪，冻结的土地像石头一样梆梆硬，寒风凛冽。我们沿着崎岖的小路缓慢前进，排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列阵，库茨克和我在最前头。库茨克猫着腰跳跃前进，我紧紧地跟随其后。
一开始，我们这一翼平安无事。天色已经大亮了，第一声枪响从我们身后传来而不是发自前面苏联人占领的村庄。库茨克低声骂道：“蠢货！”
很快，我听到坦克开动的轰轰声，而且是从东南翼传来的。
那些应该支援我们这一侧的坦克怎么没有跟上？
突然，枪声四起，机枪声大作。
一切开始得太快了。
薄薄冰层覆盖下的地面摇晃着，震颤着，让人发抖。库茨克捂着肚子倒下了，我也一样。我们被包围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炮弹在我们周围落地开花，子弹从我们耳边嗖嗖地飞过，爆炸的手榴弹散成无数碎片。
出于本能，我爬到了库茨克身边，他用尽可能大的声音喊道：“我们暂时在这里避一避，让他们白白浪费子弹吧。等坦克部队跟上来后，我们再前进。”
我们的坦克车并没有跟上来，敌人的火力却越来越猛烈，苏军在教堂的塔顶上安排了神枪手。一枚炮弹在我身边爆炸开来，冲击力把我重重推倒在地，我的头撞在了积雪覆盖的硬地上。我的左腿弹了起来，一阵火辣辣的锐痛迅速穿透我的身体。我用手探了一下伤口，手上很快沾满了鲜血。
“倒霉！我被打中了！”
库茨克匍匐到我身边，把我拖到一个雪堆后面，“你留在这！”然后他继续向前爬。
时间好像静止不动了一样，敌人的火力越来越强。我试着在地上挖坑，好让自己躺到雪里。地上冰冷刺骨。我的脸却火辣辣地烫手。敌人似乎没有停顿地射击，嘶嘶作响的子弹不断从我头顶飞过。我根本无法还击，视线里根本就看不到敌人的影子。
出发前负责携带急救包的下士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在这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我还听到了受伤士兵的惨叫，我的身边不远处躺着一些负伤的同志。尽管库茨克命令我呆在原地不动，但是我自己不能停下了，我必须把一些受伤的战友拖到较为隐蔽的低洼地带。我懂得一些急救常识，知道最要紧的是包扎好伤口。
我随身总是带着一把小刀，现在派上了用场，我用它割下了一片衣服。我碰到的第一个受伤战友看似没有伤口，我几乎不知道他哪里被打中了，血从他的口中流出。另外一个伤者被炸掉了一只手。我用割下来的衣服布条做了根止血带，牢牢地绑住他的上臂，希望能够止住流血。
我把几个伤者拖到了一条小沟里，到最后我完全没有气力搬动人的时候，沟里已经躺了4～5名受伤的战友。其中的一个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然后闭上了眼睛。他的动作让我突然想起了上帝，我想，上帝不可能时刻看顾所有的人，上帝无法控制子弹的射击方向，也不能削弱炸弹或手榴弹的威力。
我抬起头，能够看到钟楼上一个敌人隐隐约约的身影，他在窗台上架着来复枪，瞄准我们射击。这个神射手成为了我第一个瞄准的目标，我冲着他举起了枪，可惜没有打中，不过万幸的是，他也没有打中我们。我的伤口还在大量流血，我只好放下枪，用手按住伤口。我觉得左侧身体好像裂开了拳头大小的一个洞，我身边的积雪都被染成了红色。
又一枚炮弹落在了我身边，我的头再次撞在了雪地上，尖叫声已经变成了呻吟。
尽管我受了很重的伤，但是我不想等着受死，我决定向前爬一段。我再次检查了大腿的伤势，破烂的裤腿已经被血浸透了。我们的前方升起了阵阵浓烟，村庄里的房子着火了。
突然，我觉得一阵头晕，人也失去了平衡。阵阵伤痛刺透大腿肌肉，迅速传遍我的全身。不过我还能忍痛往前爬行，时不时地停下来喘息。
终于，炮火似乎弱了下来，不过还是能够听到零星的机枪发出的“啪啪”声响，两边仍然在交火。我的伤口越来越痛了，但是奇怪的是，我反而因此恢复了几分气力。我用右手按住伤口，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前挪动着。
现在，村庄离我越来越近了，起码有6座房子在燃烧着，熊熊大火伴随着阵阵浓烟。这时候，连机枪声和来复枪声都弱下来了。就在刚才，尽管四周都是炸弹爆炸和燃烧的烈火，我却保持了冷静，但是现在，哪怕只是一声枪响，也让我吓了一跳。
苏联人撤退了。我身后的伙伴已经纷纷倒下了。现在躺在我面前的是一具苏联士兵的尸体，尸体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脑浆溅得到处都是。他为什么没有戴个头盔呢？这个场面让我痛苦万分，我几乎恶心地呕吐起来。我强忍住喉咙泛起的酸水，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我命令自己不能崩溃掉。
后来，我终于昏倒了，直到幸存的NCO赶来一辆马车我才苏醒过来。那辆马车好像是当地农民用来拉煤的车，车板上还落着一层黑灰和几块煤渣。两个看起来不像医生的国防军士兵来收拾伤亡士兵，他们将受伤士兵和尸体重重地摔到马车上，就好像在扔沙丁鱼一样。我的意识一片模糊。出发前我们都戴上了滑雪帽，以便在深冬的雪地里掩护自己。我曾经给帽子起了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叫作“灵魂的帽子”。那些倒下的士兵是否因此能够升上天堂呢？
第一滴血(5)
又一个士兵被抛到马车上，打断了我的白日梦。“我的上帝啊，”我认识这个英俊的金发碧眼少年，他是我儿时的好友迪特·海因里希。他的身上看不到任何伤痕，但是他好像已经死了。
“迪特！”我的声音哽咽着，为了抑制住想哭的冲动，我紧紧地咬住了嘴唇。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不可以哭！我是一个士兵。
我心底的绝望之情无可言状。
接下来扔上来的一个士兵脸被炸掉了，只能从模糊的血肉中判断出那是被炸烂的鼻子。他的眼珠已经没了，眼眶中流出丝丝血水。我的恶心感加重了，终于在马车上忍不住吐了起来，脏东西落在我身边的两个战友身上，他们中的一个已经死掉了，另外一个还活着。
尽管眼前的情形非常令人作呕，但是我还是为自己的失控感到惊讶。虽然我们已经受过很多锻炼，但是我还是没有准备好接受战争那令人憎恨而且恐怖的冷酷性。我为自己的无助而感到手足无措，我觉得自己无法控制住局面，不仅控制不住局面，而且还是马车上惟一一个面对残肢断臂忍不住呕吐的人。
马车上没有毯子可以裹住那几具血淋淋的头，我面朝下躺在煤灰里，不停地咳嗽和呕吐。最后，大概有10～12个士兵被抛到马车上，而且其中至少有5个已经死了。除了迪特，另外两个似乎没有生还的迹象，他们身上没有伤处，但是面部肌肉已经僵硬了。
现在，我的胃因为呕吐已经彻底空了，这时我已经不那么恶心了，但是仍然控制不住神经，我的身体在颤抖。无论多远处传来的枪声，都能吓我一跳。受伤的士兵被送到当地的客栈，那里已经被临时改建成急救所，死亡的士兵在确定身份后被运到墓地埋掉。
迪特死了，一路上我对着迪特的尸体不断重复着“再见”。
再见？
在哪里再见呢？
迪特的死惟一能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他死前没有受太多的折磨。在天堂里，这些死者的伤口会复原吗？
那个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死者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恐怖的场面，据说，他死之前正预备投出一枚手榴弹，但是略微迟疑了一下，结果手榴弹在他脸上炸开了花。有人甚至说：“这就是懦夫的下场！”不过，我并不相信。
我后来听说，苏联人发射的是冲击燃烧弹，我宁可相信，他的脸是被这种冲击燃烧弹炸烂的。
我又惊又怕，死亡比我的想像更可怖而且离我更近，我觉得自己落入了恐惧的深渊中。我的一个战友后来告诉我，我当时看起来毫无生气，但是他看到我手臂的肌肉在抽搐，而且我还在呼吸。当时他很怀疑我是否还活着。
我躺在客栈的地板上，已经没有气力呻吟或者抱怨，但是我能感到身体的痛楚，也意识到周围有很多呻吟的人。我控制不住自己发抖的身体，地板很冰冷，一开始没有毛毯，没有任何保暖的东西可以减缓我们的痛苦。客栈里甚至没有任何止痛药，能够提供的只有装在杯子里的水，有人绝望地喊着救命。
客栈的人告诉我们，医生很快就来了，但是，他一直没赶到。
我们被装上一辆铺着稻草的卡车，转移到一家大的急救医院。那时，我的腿已经僵硬了，而且变青了。有人说，我可能不得不做截肢手术。我们到达了那家大的急救医院，这里条件稍为好些，有一点药，不过仍然没有医生，麻醉剂也用完了。我还记得，当他们为我清理伤口的时候，我又一次感到了钻心的疼痛，为了让我不尖叫起来，负责清理伤口的医护人员把皮带塞到我嘴里，他说：“如果觉得疼，你就咬皮带吧！”
一个伤员为我点燃了一支烟，我抽了几口，觉得伤口好像不那么痛了。因为咬住皮带，我的嘴唇有些破了，于是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抽烟，直到最后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旁人告诉我，医护人员拿走了我最后一支烟。如果当时那支烟掉进草垛里，可能我早就被烧死了，那人还数了数我扔在地上的烟头，我一共抽了17支烟。
那个帮我点烟的伤员只是上臂受了点轻伤，他是一个机灵的家伙，爱小偷小摸。他后来甚至为我搞到些荷兰产杜松子酒，我抱着酒瓶就开始喝，酒大大减轻了我的痛楚。这酒相当烈，我的喉咙似乎烧着了，但是我还是吞了几大口酒。然后，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酒精和尼古丁的混合作用似乎削弱了伤口那绵绵无尽的疼痛。
好多天来，我头一次读到了报纸，那是一份《西里西亚日报》。我还清楚地记得，报纸上刊登了一则粗体字通告：现在，不仅是逃跑者会受到死刑的处罚，就连行动中不遵守命令的士兵也会被处以极刑。
这份报纸还引用了希特勒最近一次演讲的部分内容，在演讲中再次强调了他的信念，他认为是上帝的保佑，让他逃过了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行动，因此，他将带领德国获得胜利。他鼓励所有德国人，加强抵抗的决心，坚定地完成各自的使命。
希特勒又一次在显著位置提出：每一个有战斗力的德国人都要投入战斗，只有这样，伟大的德国才能取得决胜。我现在躺在一堆伤员中，之前已经接受了战火的洗礼，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在希特勒的演说中，他提到，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人。尽管我当时知道，苏军距离柏林只有几百公里远，但是我丝毫没有想到战争的总体局势已经急转直下了。
第一滴血(6)
报上另外一条消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克勒敦托弗是附近的一个村子，我们家以前就住在那附近，当地有个用甘蔗榨糖的糖浆厂。我的父母认识糖浆厂的厂长和当地的纳粹党官员（其中包括该选区的政党候选人保罗·格鲁克尔）。我惊讶地了解到，格鲁克尔被处死了。据报纸新闻报道，他不仅没有组织村里的男人进行抵抗，反而逃离了克勒敦托弗。他后来被搜出来，当场被打死了。一个我认识的人被处死了，我又开始发抖了。
报纸上还登了一系列关于死刑的报道，这无疑能够震慑那些企图退缩的人。除了格鲁克尔，我并不认识其他被处死的人，但是我也注意到，在处死的人中，并非只有格鲁克尔才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希特勒曾经的追随者在战争的最关键时刻却背叛了他，这是多么令人叹息的一件事啊。现在最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地为扭转战争局势而战斗。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我觉得这种所谓的警戒措施坚定了我的决心。
几天以后，一趟火车来送我们去德累斯顿。当时的德累斯顿城已经成为了收容伤兵的“大医院”，在空袭不断的时期，这里相对要安全些。我们开始放心了，这里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安心养伤了。那些修女还留在原地，我在救护站结识的战友也留下了，他的伤不严重，不需要做手术，用不了一周时间就能痊愈，他还得再次回到前线参加战斗。
我们中只有不到30人被转移到后方，随行的有一个初级战地医生和三四个年长的医护人员。当然，留下来的还有那些死亡的战友和奄奄一息的伤员。我们离开的这批人怀揣着一丝希望。德累斯顿有“德国的佛罗伦萨”之称，我对这座城市最早的记忆是在孩提时代，我曾经搭乘火车到那里旅行过两三次。我曾经在德累斯顿过个一个周末，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德累斯顿的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都被征用做了临时急救医院，数以千计的难民聚集在这里。在2月13日和14日盟军的连续空袭轰炸中，炸弹引起的大火包围了整座城市，至少杀死了3万名无辜市民。盟军对德累斯顿城的连续疯狂轰炸载入了史册，成为了盟军对德国复仇行动的见证。
2月13日和14日对莱曼家族来说却是值得纪念的幸存日。我们差点也葬身德累斯顿城的火海中了，值得幸庆的是，我们一家子都逃过了这一劫。轰炸开始前，我本来是在德累斯顿城养伤，正在中央火车站候车，等待搭乘军事医院的列车，转到一所学校临时改建的医院。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们都在德累斯顿，而且就在我候车的时候，他们也在同一个车站，他们是随着难民的大部队逃到德累斯顿来的。更凑巧的是，父亲也辗转来到了德累斯顿，他是为了执行电台的一项秘密任务（不过他从未提过任务的具体内容），他被困在火海中，但是活了下来。
1945年2月12日，当那趟军事医院的列车抵达德累斯顿中央火车站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和家人近在咫尺。我们要搭乘火车去那所学校，学校已经被改建成临时急救医院了——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做法。据通知，我们将前往的这所学校已经暂时收容了一群从东面逃来的难民。很多难民上年纪了，或者已经病重，不适宜再次迁移。我们需要到另外的地方安顿，这样，装载我们的军事医院列车无法开走，我们必须等待新的指示。但是，没有人知道谁会发出新的指示，我们的医护人员开始烦躁不安，我们的供给快耗尽了，我们饥肠辘辘，但是缺少食物。呆在火车上的人们开始绝望了，我们中绝大多数人身受重伤，车厢里充斥着痛苦的呻吟声和怨气冲天的叫骂声。
更糟糕的是，一些经过长途艰苦跋涉的难民被允许住进了我们已经拥挤不堪的车厢。在这批难民中，有两个失去了母亲的小男孩和一个年轻的孕妇，她痛苦不堪，似乎快要生孩子了。医护军士长惶然无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每说一句话，都以“糟糕透了”开头。
“糟糕透了，我们没水了。”
“糟糕透了，我们的食物吃光了。”
“糟糕透了，我的上帝啊，这些孩子没有母亲了。”
“糟糕透了，这女的快生了。”
糟糕！太糟糕！糟糕透了！他那嘶哑而粗暴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我们的医生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我们猜测，他或许还在城里与纳粹党或军队的官员一道，寻找适合安置我们的地方，或许再搭建一所军事急救医院。我们在拥挤的车厢中逗留了太长的时间，我们绝大多数人深受伤痛的煎熬，毫无进展的处境让我们有些气馁。我们快没水了，餐车早就关门停业了。就在我们迫切期盼医疗供给的时候，我们的军士长却在那里重复“糟糕透顶”的总结性用词。
其实，军士长既希望给我们更好的照顾，又希望帮助那几个可怜的孩子。他把那位孕妇移送到另外一列车厢，那里有张小床，是一名刚刚死去的士兵腾出来的，一些当地消防站的孩子来收拾了他的尸体。据说，那名士兵死前伤口已经腐烂了。
最后，一名医护人员按捺不住，他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他离开火车，向我们保证一定回来。他的离去让我感到不安，我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他离开的时间越久，我的这种感觉就越强烈。那天深夜，他终于回来了，安慰我们说，很快就会有水和食物了。2月13日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被车厢的晃动摇醒了，火车终于出发了，车厢的颠簸让我们的痛楚明显加剧了。
第一滴血(7)
那位医护人员解释说，我们的火车还挂了另外一列军事医院列车。由于敌机的轰炸，那列火车的机头坏掉了，也可能是被火烧毁了，结果所有车厢的伤病员都被困住了。由于他们的车厢挂在了我们的车后，火车经常前移或倒退，猛然间的牵引和拖拉影响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伤势。只要火车震动或急刹车，车厢里就是一片骂声。
最后，所有的车厢都挂好了，医生也回来了。我们被转移到德累斯顿郊外的一个铁路枢纽站，离城大约有15～20公里远。我们得知了火车前进的方向，或多或少地有些不安。火车正开往开姆尼斯，那里是一座工业城市，一直是盟军轰炸的空袭目标，但是事实上，这次转移却把我们所有人救出了火海。
在火车朝南开出大约20公里后，我彻底醒过来了，而且清楚地听到持续不绝的空袭警报声，警告市民敌人的飞机正在逼近。
“那是不可能的！”车上的一个伤员高喊着，“他们不能轰炸德累斯顿！”
“可能是苏军！声音是从东面传来的。”另外一个人补充说。
但是我以为，“他们在袭击德累斯顿之前一定会先炸掉布雷斯劳。”
“布雷斯劳没准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我可不希望那样，我有好多同学还留在布雷斯劳呢！”
我焦急地聆听着，觉得自己身上的肌肉也绷紧了。很快，远处一片飞机引擎的嗡嗡声很快变成了让人颤抖的轰炸声。我几乎可以想像得出，德累斯顿城上空一定布满了敌机组成的方阵，同时，我还听到一些高速飞行的飞机交错飞行时发出的声音。我们猜想，德国战斗机一定已经起飞了，正在空中顽强地抗击敌人的进攻，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飞机的迹象，也没有听到交火的声音。我注意到空中有无数亮点，有些亮点甚至组成了小圣诞树的图案，这些亮点正从空中落下来，几乎照亮了小半块天空。有一些亮点在落地前就熄灭了，地上有零星的火花。他们投放的是燃烧弹吗？
突然间，我听到了“噗噗噗”的声音。但是这些响声并没有加强，反而逐渐消失了。为什么没有阻击敌机的火力攻击呢？天空中不断有炸弹投落下来。我觉得，我们所处的地方离被炸的中心地带不超过20公里，或者距离还要更近些。天上到底有多少架敌机？忽然，从几个方向传来“嗞嗞”的声音，打破了轰炸机的咆哮声。
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地面上并没有太多爆炸引起的冲击和震荡。我并不知道，这些燃烧弹并不会像破坏弹一样爆炸，而是像火焰喷射器一样，遇到强力冲击才会引燃。我们车厢里另外一个伤员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外面，他不断地大叫着：“燃烧弹！燃烧弹！”
这时，已经快深夜11点了。透过车厢脏乎乎、模糊不清的玻璃往外看，前方的天空似乎都烧红了。我们一直呆在火车上，完全体会不到火光冲天、热浪炙人的情景，但是，透过我旁边的小窗户，我看到无数火舌腾空而起，伴随着阵阵盘旋升空的浓烟。毫无疑问，那座美丽的城市，那座我们以为安全而且挤满了难民的城市正在被煎熬，渐渐消失在烈火中。我被火海的景象震住了，那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恐惧——被烧死。我相信，烈火能给人造成最大程度的痛楚。那座城市现在变成了一座熊熊燃烧的大火炉，烧焦了活着的人，让他们在化为灰烬之前备受煎熬。我如果在那时知道父亲也在那个炼狱的话，我一定会痛苦不堪的。
火灾引起的爆炸震颤着大地，我即使躺在床上，也能感到地面的摇晃。火海四处蔓延，很快就逼近我们所在的地点，这让我益发害怕了。我们的火车为什么还不开走？敌人有没有伤亡？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巨大的火球从空中直冲地面撞来。那是被击落的敌机吗？对方会有好几百架飞机吗？
恐惧占据了我的心灵，我坚持向外观望着，但是车厢里的其他人打算冲出去。一些能够走动的伤员从床上爬了起来，打开车厢门走了出去，没有人阻止他们，他们跑到开阔地带，扑倒在泥地里。有好几个人浑身站满了泥巴，手上还不停找可以掩护的东西。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在第二次袭击开始前，我的同伴回来了。值得幸庆的是，火势没有蔓延到车厢，而且敌机没有击中我们的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