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1)
1945年4月20日是一个星期五，这一天是希特勒的生日。德国人把生日看作是重要的里程碑，习惯用狂欢来庆祝生日，希特勒也不例外。纳粹党将希特勒的生日变成了一个国庆日，要人民在这一天向这位注定要带领德国走上复苏之路的“伟人”致敬和祝贺。1945年，希特勒迎来了他56岁的生日。我们接到命令，要在中午的时候向希特勒表示生日祝贺。那天早上，我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吃了罐头装的烤鲱鱼和新煮的土豆，这在当时勒紧裤腰实行配额制的德国可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我们激动万分地期待着和希特勒的见面，但是见面的时间一次次地往后推迟，等我们终于被带到大臣花园的时候，已经快到傍晚了。我后来才知道，希特勒昨晚彻夜不眠地批阅各种急件，如雪花般飞来的急件向他汇报了各处兵败如山倒的颓势。
下午5点钟左右，我们被带进老大臣花园，穿过了外交部，直接走到后面的花园。这个花园曾经繁花似锦，当初绿草茵茵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英军和美军空袭留下的累累弹坑。那一天阴云密布，我们都不曾料到天空中那些厚重的黑色或黄色烟雾会在日后成为这个城市的“特色景观”。在希特勒和他的随从到来之前，我们都能闻到燃烧发出的焦味。我还清楚地记得，早上看到一些市民在大街上忙碌着，打扫最近轰炸造成的碎石瓦砾。他们显然是外国劳工，让我觉得奇怪的是，这样的人显然会给希特勒的安全造成威胁。我后来还发现，这里的警戒相当松懈，任何人只要拿着来复枪和望远镜，就能从附近的建筑楼上射杀希特勒。
我们是面见希特勒的3个代表团之一，另外2个团来自党卫军和民兵队。所有的代表团成员都是经过一番挑选才能够接受希特勒的接见。被接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有9个人，站在我们右边的是佛伦兹堡的武装党卫军代表。在柏林东南部的一次战役中，佛伦兹堡的武装党卫军司令拒绝向进攻的苏军投降。在我们左边站着12个来自克兰的武装组织代表，尽管波罗的海地区陷入苏联人的重重包围，他们仍然在东海岸地区负隅顽抗。正是因为克兰人拒绝投降，希特勒才在这一天邀请他们做代表。我还得知，希特勒本来还想见一见布雷斯劳前线的代表团，由于代表团无法乘飞机离开该地区而不得不作罢。
3个代表团总共有25个人，一些纳粹党高级将领、党卫军军官和国防军将士在我们周围走来走去。我在他们的脸上搜寻，希望看到一两张熟悉的面孔，但是，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一个军官正在准备记录整个接见过程，他拿着一架新闻电影摄像机。
在有些低沉的气氛中，我看不到丝毫希特勒过去庆祝生日的盛况。带领我们来到花园的纳粹军官们正在为希特勒的到来做准备，他们中却呈现出一派不同寻常的安静气氛。在场的所有人似乎没有一个愿意承认德国所面临的军事惨败。现场的气氛就好像在探访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病人和为他祝福的人微妙地围绕在一个悲伤的原因周围。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神勇的武装党卫军”和将苏联人赶回莫斯科的大反击。我还听到一些谣言，说英国人和美国人与苏联人闹翻了，他们将和德国结成反布尔什维克的联盟。
最后，希特勒在一大群高级随从的簇拥下驾到了。他穿着短军夹克和黑色长裤，在人群中非常显眼，在他左侧的胸袋处别着铁十字勋章和纳粹金制徽章。陪同希特勒的人有德国第二号强权人物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这位臭名昭著的宣传部长要算是除了希特勒之外曝光率最高的纳粹党领导人，他在担任柏林市市长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视察被轰炸摧毁的地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特勒很少在柏林市露面，以至于没有几个柏林人知道，希特勒在战争的这个阶段还住在柏林。我非常好奇，希望走近了看清楚戈培尔本人。我曾经无数次在广播中听过他的声音，而且他还是我父亲的顶头上司。身为纳粹党传奇的编造者，戈培尔在幕后指导和操纵着，将希特勒塑造成德国人的救世主。戈培尔的演讲技巧超群，他不停地发表演说，要求德国人抵制布尔什维克和国际犹太人。但是，在柏林逗留的最后日子里，我彻底看穿了约瑟夫·戈培尔的空洞谎言，他的演说再也不能左右我年轻的思想。
围绕在希特勒身边的还有一些著名的军事将领，其中包括陆军元帅威廉姆斯·凯特尔(Wilhelm Keitel)和约德尔·阿尔弗莱德上将 (Jodl Alfred)，在场的还有陆军参谋长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将军、威廉姆斯·布格多夫（Wilhelm Burgdorf）将军，在这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在场的面孔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我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将在即将展开的戏剧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帝国的末日，希特勒只信赖那些顺从他心意回答问题的将领。他最信任的人之一是陆军元帅凯特尔，直到最后关头，凯特尔仍陪伴在希特勒左右。在去年的暗杀事件之后，凯特尔深得希特勒的青睐。那次暗杀中，在爆炸引起的一片混乱中，希特勒被绊倒而跌进了凯特尔的怀抱，从那以后，希特勒就认为凯特尔是一种幸运的象征。即使其他军队将领认为凯特尔只是个会阿谀奉承的傻瓜，但是希特勒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凯特尔总是讲希特勒乐意听的话。
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2)
希特勒的两个副官站在他左右两侧。这两个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军队人物：尤里乌斯·肖布（Julius Schaub）是党卫军的中将，他是希特勒的高级副官，很早就开始担当希特勒的护卫；奥图·甘什(Otto Gunsche)则是希特勒的下级副官，拥有上校军衔。我在未来的日子里要和奥图打很多交道。奥图比其他人高出许多，具有典型的军人体格。他总是在胸前挂满各种勋章，其中一枚是他在青年团时荣获的。后来在希特勒的地堡中，奥图认出我就是曾经在希特勒生日庆祝会上接受接见的那个男孩，他总是给予我鼓励。
经常围在希特勒身边的纳粹党领袖马丁·鲍曼则是个截然不同的例子。鲍曼是当时的纳粹党秘书长，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兼司仪长，也是纳粹政府中的重要角色。鲍曼负责希特勒的日程安排，相当于元首办公室的把门人。后来我也发现，鲍曼利用他对希特勒私人办公室的掌控，对希特勒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就连党内的高级官员和军事指挥官也发现了，他们要想见到希特勒，必须先过鲍曼这一关。
鲍曼有一个做普鲁士军士长的父亲，他中途退学，曾经是梅克伦堡州一个臭名昭著的右翼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与几起谋杀案有牵连。1924年，鲍曼因作为帮凶参与了对前小学老师的报复性谋杀而被判入狱1年。鲍曼辩解说，这名老师向鲁尔地区的法国占领当局告密，出卖了一名重要的纳粹党激进主义分子。
刑满释放以后，鲍曼加入了纳粹党，并且逐渐上升到权力中心，在担任了一连串无关痛痒的职务之后，他终于担任了纳粹党的领导人职务，成为了副总理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的左右手。赫斯在1941年飞到英国执行他那项构想拙劣的任务后，鲍曼开始接任纳粹党秘书长职务。鲍曼不仅控制了纳粹党，还掌管着希特勒的私人财务大权，负责采买和管理斯佩尔、希姆莱、戈培尔等高级纳粹将领家眷们居住的物业。鲍曼还负责修建和管理希特勒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巨型地下堡垒。在希特勒政权垂死挣扎的最后日子里，鲍曼成为了仅次于希特勒的第二号重要人物。
鲍曼是一个冷酷而粗俗的家伙，缺乏文化素养和品位，既不浪漫也不具有传奇色彩。鲍曼五短身材，臃肿粗笨，看上去像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官僚主义分子。希特勒身边很多将领和党内人士都认为鲍曼只不过是希特勒身边一个安着显赫头衔的秘书，然而，正是鲍曼看似无足轻重的外表和粗俗让他的敌人低估了他。无论他为人如何，鲍曼终究是一个勤奋而高效率的人，他就是通过巧妙运用这些技巧，成为了希特勒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
我或许是当时德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居然知道存在鲍曼这号人物的人。鲍曼并不是一个公众知名人物，但是我的祖父和他的妻子娘家是朋友，经常会提到鲍曼家和莱曼家的一些事情。我的祖父总是说，鲍曼是希特勒纳粹政权核心的“灰色影子”，这实际上是一种侮辱。祖父要是称呼一个人是“褐色影子”，就已经是相当高的评价，但是，这个灰色的影子很善于运用权谋。人们还常用“金色的野鸡”来称呼鲍曼之流，这些都是掌管生杀大权的纳粹党领袖，在面对自己的死亡时却都成了懦夫。鲍曼获得了希特勒的绝对信任，他的影响力很大，而且善于无情地利用这种影响力。我在后来的几周里对这一点有了深刻的体会。
无论如何，这次会面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忘的经历：一个16岁的纳粹青年团成员，能够亲眼见到无数在建立新德意志帝国中担任重要角色的纳粹党关键人物。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能够站在这个历史大看台上。那时我以为，能够跻身“伟人”身边是无上光荣的一件事，而且我也将在第三帝国的“光辉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我的确将在第三帝国的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只不过这段历史并不光荣。我后来回忆起，1945年那个4月我在大臣花园度过的一天，我或许见证了这帮臭名昭著的刽子手、精神病患者和狂热分子的最后一次集会，他们的滔天罪行让德国屈辱地抬不起头来。
希特勒沿着人群慢慢地向我走来。我们严格遵守着规定，双眼平视前方，我挺胸抬头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但是，希特勒正朝着我走来，我还是忍不住斜眼偷偷地瞄着他。我所看到的情景让我大吃一惊，希特勒看上去非常苍老，我的祖父母都年逾70了，可是看上去也要比希特勒精神许多。我还记得7年前在布雷斯劳见到希特勒的情景，那时候，他身上的那种力量、气概和活力甚至感染了他周围的人；当他发表讲话时，他用催眠般的号召力征服了所有听众。但是，现在，他看上去佝偻了许多，头似乎缩在肩膀中，他的声音几乎低得听不见，他的肌肤呈现出病态的苍白。他的步伐有些乱，好像喝醉了似的，他险些被自己给绊倒了。他整个身子都在发抖，连头部都哆嗦着。不过，最明显的还是他那颤抖的双手和双臂，他双手背在背后衣服的下角，竭力控制着不要抖动。
希特勒穿着一件灰色的制服式夹克，他胸前依次挂着金色纳粹党徽章、铁十字勋章和黑色光荣负伤奖章。他在一战中担任过信差，因为负伤而荣获了黑色光荣负伤奖章。尽管健康状况不佳，然而希特勒看上去还是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
我透过眼角的余光，看到希特勒颤抖的双手。现在他走到我的身边了，我仍然无法相信，眼前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就是那个富有想像力的领导人，将会带领着德国走向辉煌。现在希特勒注视着我的眼睛，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希望眼睛里不要流露出震惊的神色。假设阿克斯曼也对希特勒的外表深感失望的话，他至少没有显露出来。阿克斯曼举起左手行了个纳粹礼，然后直视着希特勒的眼睛，他声音洪亮地喊道，“元首！我代表德国所有的少年向您致敬，祝您生日快乐。我非常荣幸地向您介绍这位年轻的战士，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恰好体现出希特勒青年团誓死为国效力的决心。他们站在保卫祖国的前线上，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还用钢铁般的意志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3)
阿克斯曼说到做到，这位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一次又一次地向希特勒承诺，他的“孩子们”将为帝国战斗到底。但是，在保卫柏林的战斗中牺牲的不光是十几岁的男孩子，无数十几岁的少女也在战斗中死掉了，她们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是，那些信誓旦旦的“金色野鸡”（纳粹将领）们却在战斗白热化阶段逃得远远的——然而，恰恰是那些丑陋的逃跑者一手酿成了这场残忍的厮杀。难怪希特勒要感激阿克斯曼，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这位新的导师成为了希特勒核心小组的一分子，这个核心小组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还忠心耿耿地为希特勒效力。那些质疑将孩子们送上战场的德国领导人，则被冠上了懦夫的罪名，受到刑法处置。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最震惊的是，我居然和这群丧心病狂的人同流合污。不过，在那个4月的一天，我所感到的只有无上的荣光。
“谢谢，谢谢你，阿克斯曼，”希特勒回答说，“希望在战场上，所有的人都像这群孩子们一样英勇顽强。”于是，阿克斯曼放下了手臂。希特勒走到我的面前，我以为阿克斯曼会介绍我，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这让我感到有些失望。希特勒的右手抓着我的左上臂，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袖子，过了一会才放开。来之前，我们被要求在希特勒面前报出自己的姓名、所在青年团的部队以及曾经参加过的战役。
现在，这个时刻降临了，我却颤栗着说不出话来。希特勒不自觉地抖着，颤抖带动他整个身子晃动着。即使他在放开我的手臂转而和我握手的时候，我仍然能感到他身体的颤抖。希特勒实际上用两只手握住了我伸出的右手，他离我很近。突然，他的眼睛似乎闪烁出一丝智慧的光亮。
除了稍纵即逝的那丝光亮以外，他的眼睛看上去非常湿润，好像蓄满了眼泪。双眼下的黑眼圈为那张皱纹密布的脸平添了几分衰老的苍白。我结结巴巴地报出自己的名字，还没等我说完，希特勒突然用亲切的口吻向我发问，我感到受宠若惊。
“你在哪打过仗？”他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声音柔和。
“是在布雷斯劳南面的西里西亚，元首。”我回答道。
他希望知道具体的地点。我于是接着描述，渐渐地，我的紧张感消失了。“你很勇敢，而且得到了铁十字勋章？”他说。
“我受了伤，但是将其他伤员拖到雪沟里隐蔽起来，然后坚持继续作战。”
我还没有说完，希特勒又提了一个问题，“你伤在哪里？”
我没有料到他会提这个问题，而且也不知道该怎样具体作答。在医院的时候，我的病友们总是说我的屁股被打中了，一念之间，我以为希特勒会欣赏他们这种嘲弄的说法，但是我想错了。
“我被射中大腿上部，元首！”
当时希特勒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左上臂，然后看着站在我旁边的阿克斯曼说道：“不错，勇敢的孩子！”我本以为他会夸奖我是个“勇敢的战士”，而不是“孩子”。很显然，在希特勒的眼中，我只不过是阿克斯曼手下的孩子。
希特勒已经56岁了，而他的第三帝国还只有12岁。在近60年前的那个天色阴沉的早上，我绝对不会知道，这些令少年时代的我敬畏万分的人物居然没有一个能活着庆祝下一个周年纪念。但是在当时，我望着希特勒，脑子里却在想，父亲要是看到他16岁的儿子能够受到元首的接见，他该多么自豪啊。
希特勒在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开始走到台上讲话。现在，他的声音变得强硬了，他用的全是短促而且声调强烈的词语。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摄住了，专心致志地聆听他所说的每一个字。
“所有前线战场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柏林，我们也面临着一场伟大的决定性战役。德国的命运取决于德国战士们的表现，德国的命运维系在他们堪为楷模的坚定和不屈的战斗精神上。你们将见证一个光荣的时刻，哪怕敌人的数量远在我方之上，只要你们进行顽强抵抗，我们就能打败他们。
我对取得柏林战役的胜利坚信不移。我觉得，目前的境况就像那些看似奄奄一息的病人，但是他们不会死去。只要获得新药，只要得到及时医治，他就能得救。这种新药正在研制当中，我们必须挺住，直到这种神奇的药物降临，帮助我们赢得最后的胜利。成功指日可待，让我们继续以钢铁般的意志投入战斗中！”
希特勒发表完演说后，本来打算要敬一个军礼，但是他的动作看上去却像一头受伤的海豚在挥舞它的鳍肢，“敬礼！”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出人意料。希特勒的敬礼没有得到人们的响应，台下静寂无声。尽管我们在事先得到指示，在希特勒敬礼告别的时候行礼回敬他，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人做出反应，不仅我们的代表团没有人反应，就连佛伦兹堡和克兰两个代表团的人也保持了沉默。希特勒的随从中也没有人响应。
是什么让我们感到无比惊讶呢？毫无疑问，当然是希特勒的外表。他的状况看上去像一个垂死挣扎的人，或许，我们对他引用的神奇武器和奄奄一息的病人的比喻法感到迷惑不解。如果当时在场的人觉得被他所说的话欺骗了，那么我不在他们之列，对于我来说，希特勒强化了我的信念。
在战后，我曾经长时间地和阿克斯曼谈起那段黑暗的日子。阿克斯曼辩解说，他将我们呈现在希特勒面前的本意是希望让希特勒看到，我们已经疲乏得不堪一击，他希望希特勒意识到，垂死挣扎没有用，即使牺牲了我们年轻的生命也无法改变什么。这可不是他当时留给我的印象，当时，我清楚地记得，阿克斯曼千方百计地迎合元首，向他展示希特勒青年团的忠诚和英勇。
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4)
究竟希特勒愿不愿意见到我们，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观察着他的神色，看起来，整场见面会对他来说是种痛苦的经历。和我们一样，阿克斯曼也被希特勒镇住了。后来，即使柏林城在我们身边化为瓦砾，阿克斯曼仍然荒唐地相信，神奇的武器的确存在，之所以不能在柏林城使用，是因为它的威力足以让我们两败俱伤。然而，传统武器已经给双方造成了庞大的死亡数字。
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降临了，但是，我从未想过，自己是站在代表邪恶的一方。我是后来才发觉，这位所谓的国家“一号战士”（指希特勒）对他的“最后的战士们”撒下了弥天大谎。我逐渐意识到谎言背后的真相，神奇的药物和武器根本不存在。其实，希特勒也被困在他自己编织的谎言中，但是，在我意识到这一切之前，我还是坚定不移地准备为保卫元首和帝国奉献一切力量。
当时，希特勒还能够对他的手下特别是年轻人施加影响，他那经过精心设计的神勇非凡的形象渗透了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我从未接触过其他的资讯渠道，丝毫了解不到其他真相。这个让我们崇拜的偶像，最后虽然被证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和刽子手，但是，在1945年4月20日那一天，他仍然在我的胸中激起了无穷的希望和重新战斗的意愿。
阿道夫·希特勒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且发表完演说后，海因里奇·希姆莱上前来慰问佛伦兹堡的代表团。我听到他和我身边的代表团成员的只言片语，希姆莱告诉他，自己已经让元首相信，武装党卫军一直在英勇作战，而且准备好做出必要的牺牲。
“上帝保佑元首！”代表团的成员回答说。
希姆莱然后来到我们代表团跟前，他伸出手臂，用正式人称“您”称呼我。他告诉我，我很快将成为武装党卫军的一员。于是，我告诉他，自己已经是武装党卫军成员了，希姆莱显得有些惊讶，“什么？难道你不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吗？”
我继续解释说，当我被授予铁十字勋章的时候，我的确是青年团的成员，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被吸收到武装党卫军中了。
“那你为什么不穿着武装党卫军的制服来这儿？”
我告诉他，原因是我们在德意志青年团总部的时候只发了一身希特勒青年团的制服。
“我得和阿克斯曼谈谈这个问题。”
阿克斯曼和希姆莱之间有严重的冲突。但是在那个战争阶段，阿克斯曼的地位正在上升，而希姆莱的影响逐渐削弱。希姆莱后来在担任军事指挥官的时候遭受了惨痛的失败，在他担任维斯瓦河军队司令官的时候，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希特勒撤了他的军职，改任戈萨德·亨利奇（Gothard Henrici）为司令官。可惜希特勒没有意识到，亨利奇根本没打算保卫柏林。就像希特勒的许多高级将领一样，亨利奇盘算的是如何保存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的性命，避免流血牺牲，而不是拼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
希姆莱或许曾经是德国重量级的军事人物，但是在那一天，他看上去女气十足，柔软的皮肤呈现出光泽。他的外表既不英勇也不气概，我们这帮孩子后来忍不住议论纷纷，因为希姆莱和鲍曼除了纳粹党徽章以外，都没有佩戴任何军事奖章。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希姆莱这个人，我还以为他是个娘娘腔的同性恋者，那就是希姆莱给人留下的印象。我的一个同伴称他为“德意志的奶油小生”，但是，他在这一天的神色和举止恰好与希特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身体语言反映出健康与活力，甚至显得有些傲慢自大。或许，正是他暗中与盟军进行的秘密和谈让他有了冷静和乐观的理由。
4月20日之前，希姆莱两次会见了瑞士红十字组织的代表福克·伯纳多特伯爵（Folke Bernadotte）。希姆莱的计划是取代希特勒，成为新德国的元首并与西方盟军展开公开的和平谈判，伯纳多特就是穿针引线的人。假如希特勒有一丝察觉到希姆莱的谈判计划，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希姆莱送上绞刑台。但是，希姆莱信心十足，元首再也不能阻挡他前进的野心。希姆莱从来不会在未征求星相家之前采取大的行动，这一次也是，不过，希姆莱得到了很多吉兆。1年以前，希姆莱最信任的星相家预言，希特勒在7月20日那天将遭到致命的威胁，但是能够幸免于难。果然，希特勒逃过了暗杀的劫难。这个星相家还预言说，元首在11月时会得重病，结果，预言又得到了验证。现在，这个星相家告诉希姆莱，希特勒活不过5月8号，希姆莱对此深信不疑。那天夜里，他驱车60公里前往位于柏林东北面泽森的城堡，继续和盟军的秘密谈判。
不久以后，希特勒的所有随从消失在水泥混凝土筑成的碉堡中，这个碉堡有一个小塔，在大臣花园雄伟建筑的映衬下显得丑陋而笨拙。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进出希特勒地堡的紧急入口。但是，随着阿克斯曼对元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我俩后来有不少的日子逗留在柏林这座地下城堡里。阿克斯曼此时跟随希特勒消失在地堡中，从那以后，因为“他的孩子们”在战斗中扮演的角色，阿克斯曼得以列席了希特勒每天的军事汇报会。
早在阿克斯曼将我们呈现给希特勒，让希特勒看到我们的“精疲力竭”以前，他已经在积极策划让希特勒青年团投身这场没有结果的战争。两天以前，阿克斯曼未经预约就去拜访了黑尔姆特·魏德林(Helmuth Weidling)将军。魏德林将军的总部当时位于柏林东面的一个地窖，他所率领的第56装甲坦克师归西奥多·伯西(Theodor Buss)的第9陆军管辖，他们曾经为保卫柏林东南面的防线而拼死抵抗。就在阿克斯曼不期而来的那一天，魏德林在苏联人的进攻之下已经两次迁移自己的司令部了。
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5)
战争已接近尾声，但是阿克斯曼不认为如此，他告诉魏德林将军，他的“孩子们”将随时听从将军的调遣，他们将誓死证明自己对帝国和元首的忠诚。阿克斯曼讲述了一个例子，孩子们用从敌人那里抢来的来复枪和手榴弹武装起来，在首都郊外的一场战斗中支援了民兵连。（事实上，这群孩子兵们“吓退”苏联军队的惟一武器是孩子们的火箭筒，这种火箭筒能够穿透最结实的T-34坦克的钢甲。）
魏德林被激怒了，他认为，无论有没有火箭筒的武装，将一群12岁的孩子送上战场对于战争的结果于事无补。他告诉阿克斯曼，战争大局已定（他的这句断言足以把自己送上刑场，在纳粹德国，承认战败是一种犯罪行为），“你不能牺牲一群孩子的性命来挽回颓势，”他说道，“我绝对不会调遣他们，我要求取消让孩子们上战场的命令。”阿克斯曼这次学乖了，他承认孩子们没有受过足够的军事训练，而且答应回去后就取消命令。然而，阿克斯曼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他没有从战场上召回过任何一个孩子。
阿克斯曼试图将德国少年推进大屠杀的决心给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有下达给希特勒青年团的命令都直接来自阿克斯曼或希特勒本人，完全不经过任何军事指挥官。
我们这群留在大臣花园的孩子被解散开来，虽然在这场战争的最后4个月里，有近3万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还在作战，但是在这一刻，我们这群孩子暂时远离了那场大屠杀。随后，我们被送回了在城西面那个舒适的寄宿处，离加图的飞机场不远。我仍然兴高采烈，为亲眼见到了元首而沾沾自喜，为自己出现在历史舞台而沾沾自喜，虽然我只不过简短地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我洋洋得意，因为在我看来，大反击战即将拉开帷幕，但是，出席那天盛会的每个人都不会料到，我们对这一难忘事件的期望将被彻底改变。
这天晚上，阿克斯曼找我私下谈话。我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一上来就问我元首给我留下的印象。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他，在看到希特勒苍老的面容时，我非常吃惊。
“但是，他周身仍然散发出一种强烈愿望，难道这不让你感到惊讶吗？难道你不觉得他的思路非常清晰吗？难道你不觉得，他的决定能一一得以实现吗？”阿克斯曼反问我，“他考虑得非常周全，没有漏掉任何小细节。”
在我看来，希特勒置身在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里，或许他的全副身心都投入了对新式神奇武器的关注上。我一言不发。
“你难道没有被演说感动吗？”阿克斯曼继续问道。
“不，我被感动了！”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心里不确信自己是否相信这一点。
“我也被感动了。”阿克斯曼激动地感叹着。
然后，阿克斯曼希望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今天没有人响应希特勒结束演说前的敬礼。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也许，其他人也和我一样吧。”
阿克斯曼接着说，在1个月以前希特勒对青年团发表演说后，立刻赢得了孩子们热烈的“向元首致敬”的欢呼。
我问阿克斯曼，元首在那次演说中讲了什么内容？
“基本上和今天说的差不多。”阿克斯曼回答道。
然后他摇了摇头，换了个话题，问我是否会开摩托车（我当然会开），然后他还问我是否熟悉柏林城（我当然熟悉），然后，他带着询问的神色指着我左手带着的两枚戒指。
“那是我母亲和女朋友送给我的。”我解释说。
我不太愿意继续谈论这个话题，但是阿克斯曼显然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我女朋友的事情。
“她是红十字的护士，在霍夫的军医院工作，我是在那里养伤的时候认识她的。”
“在战争期间，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阿克斯曼暧昧地回答。
在这次会谈快结束的时候，阿克斯曼告诉我，他将让我做他的信差，为他决定建立的阿克斯曼之师效命。我的工作是穿梭于近20个希特勒青年团小分队的营地之间，传递消息。这些小分队奉命保卫柏林城，主要驻扎在桥头和主要道路。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被挑中担任如此重任。阿克斯曼手下有无数能征善战的士兵，但是他却挑选了我做他的一名信差。我来自布雷斯劳，并不了解柏林。为什么他没有选择一个来自柏林的士兵呢？我不禁自问，为什么呢？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将会递送希特勒自杀前的最后一批急件。我写信给安妮·玛利亚，告诉她这个消息。我预备在信尾签上名字的时候犹豫了片刻，我应不应该在信里告诉她我爱着她呢？我觉得自己可以这么做，于是在信尾签上了“深爱你的莱曼”字样，一股温暖的爱意涌上心头。然后，我上床睡觉，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