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透露，他们当年大难不死，躲避蝗军的搜查后，在住家附近亲睹了余朗朗大屠杀的惨案，此刻忆起，仍然毛骨悚然与一腔的悲愤。陈福娣目前住在古打粦，他的父母、两名弟弟和一名妹妹，在日治时期，被蝗军打死。
他追述说，在1942年3月18日下午3时许，日军在该村搜查后，把所有无辜的村民、妇女和小孩，搜捕后集合在当地的一间学校，过后展开惨无人性的大屠杀。
她因为躲在屋后的黄梨园没有被查获，因此逃过劫数。
同住在古打粦的刘九妹当时则躲在屋后部的木薯园，也因此逃出了日军的屠杀。
他们悲愤地说，当时大屠杀就在她们的住家附近进行，他们躲在不远处，亲眼看见蝗军惨杀无辜的罪行，过后，蝗军还一把火把学校烧了。
另一名蒙难者家属邱鸿。来自凤山庄，他披露，他的父亲在1943年被日军捉去泰国建死亡铁路，过后便音讯杳然。他当年只12岁，他相信其父被召去泰国不久，便早已不在人世了。
（参见本节案例73）
20． 1993年10月23日《南洋商报》： 《赵坤为先父申冤》
（马口22日讯）居住在吉打双溪铅罗冷打曼的赵坤，为其已故父亲赵成波伸冤，指出其父当年日治时代，在庇朥港尾村居住时，被日本蝗军所杀害，并通过大马半岛日治时代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登记，要求日本政府，作出人道合理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1)
赵坤
他是今早在唐兄的弄边闻人赵海局绅及该筹委会主席孙建成陪同下，前来马口本报办事处，向记者讲述有关事件。
现年78岁的赵坤，精神奕奕，育有十名子女，在吉打州居住，是获赵海局绅联络后，专程赶到马口，以便为其父当年被日本蝗军杀害伸冤。
据他说，在他年约20余岁时，当时并没有与父亲同住在庇朥港尾村，直到日本投降后，回到庇朥找寻父亲的下落，后来在赵海局绅转告，获知其父已被杀害了。
父亲被捕一去不回
他追忆说，1942年3月间，其父已经在几天前搬出港尾村，转到甘榜去替马来人割胶，由于忘记携带一件冷衣，重回到港尾村旧屋找寻，岂料当日就是蝗军到来进行大屠杀时，结果一去不回头了。
他说，当时不知道亡父的骸骨葬在那里，一直没有追问，是因为自己劳碌奔波，至度过50岁王老五的生涯，才成家立业。
他说，一个星期前，唐兄赵海局绅电话拨来，知道森州庇朥孙建成，已成立一个蒙难家属委员会，嘱他前来为其已故父亲登记。
另一方面，孙建成表示，为了进行登记蒙难者后裔家属的资料，筹委会已延至本月份止，希望那些未前往登记的亲历者或家属，在本月内，尽快前来登记成为索偿委员会的成员。
他说，目前由他协助登记的名单，有超过200余人，包括死亡铁路征召者在内，日期结束后，筹委会不再寻求处理登记工作。
他指出，整理的资料，将会提呈给较早到访森州的日本民间共15人的律师团，由他们在法庭申请审案，争取拥有登记者的索偿工作。
他说，经过三次受日本民间和平团，安排到日本铭骨心会的集会，已经与世界各国蒙难委员会，取得密切联系，争取日本政府索偿工作，乃在积极进行中。
（参见本节案例75）
21． 《日本蝗军暴行，造成数不清家破人亡——马口颜世锦诉说当年日军在双溪镭进行大屠杀往事》
（庇朥26日讯）当年日本蝗军在森美兰州境内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血腥暴行，造成数不清的家庭家破人亡，冤魂处处。
受上述浩劫影响的其中一个家庭的成员颜世锦（61岁），目前是居住在马口，他于昨天前来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诉说40多年前，日本蝗军在马口双溪镭进行大屠杀的一段悲惨往事。
他说，他的哥哥世豪、弟弟世平、堂舅陈振就都是被蝗军所屠杀，甚至不知尸首在何处。其母亲则因为痛失儿子和堂弟，结果也自杀而去，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的父亲颜樟，在日本占领我国后的第二年，被召去泰国兴建死亡铁路，自从应召而去，音讯杳然，必是凶多吉少，只留下他和一位妹妹文香。
颜氏指出，他这条老命和妹妹的性命都是因为前来瓜拉庇朥医病，才有机会逃过浩劫。其母亲在事发当天因为带妹妹到庇朥治病，所以才免死在日军的刀下。
他追忆说，惨案发生当天是1942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其母亲由庇朥经马口拟回去双溪镭。当她到了马口，见到从双溪镭逃出来的人士，并听说双溪镭镇里人已被日本人杀光，包括他的哥哥、弟弟和堂舅，所有店屋也被日军放火烧成灰烬。
他母亲知悉有关不幸的消息后非常伤心悲痛，当日回来瓜拉庇朥后便偷偷服毒企图自杀，后来虽被人发现，但因中毒已深，经过两日夜的与死神挣扎后，结果却不治逝世。
他又说，当时他患上相当严重的瘤疾，在医院中留医，完全不知道哥哥、弟弟和堂舅被日军屠杀，母亲事后又服毒自杀的悲剧。如今想起日本蝗军一手造成他家破人亡，使他终生难忘。
颜世锦又指出，他们一家人本来都是居住在瓜拉庇朥，日本军南侵后，他的父亲被日军召去泰国任死亡铁路的兴建工作而一去不回来。第二年，在朋友介绍之下，他们一家人迁往双溪镭，租了一间亚答店屋，由他们兄弟三人就堂舅合作经营杂货生意和土产烟，一家生活相当不错。
他说，他们在双溪镭居住了几个月，不幸的大屠杀惨案便发生了。如果当时他和妹妹不是到瓜拉庇朥来医病，相信他们一家便没有一人生还了。
颜氏最后补充说，据逃出生天的居民指出，日本兵在当天上午乘火车到达双溪镭后，便将市镇包围，命令所有居民出来集合，并分别加以捆绑，接着不分青红皂白便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过后还放火将店屋焚烧，片甲不留。
在上述浩劫中牺牲者共有数百人，逃出生天者只有一小部分人士。
（参见本节案例77）
22． 1993年10月28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枪林弹雨中逃出生天，苏天送亲睹蝗军暴行》
苏天送当年在蝗军的枪林弹雨中逃生
（庇朥27日讯）目前居住在马口甘榜支那门牌一六八号的苏天送（77岁），昨日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安排下，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追述当年在他在马口双溪镭，亲身经历的一段日本蝗军屠杀民众时，他在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的经历。
他说，日本侵占马来半岛之后的1942年间，他是身强力壮的25岁青年，当时他是马口商人郑福潘的助手，每天早晨都须出门工作，踏着脚车前往双溪镭及附近一带地区，向有关居民收购烟叶、木薯等土产。
当年7月31日（农历七月十九日）他与雇主郑氏像往常一样，大清早便踏脚车到双溪镭小镇，大约是在上午10时，大批的日本军队突然间开到当地，接着便把该小镇包围起来。过后日军又下命令，促镇上所有居民必须出来集合，然后把各人的双手加以捆绑，全部推到一处空地上……
（参见本节案例83）
23． 1992年8月26日《南洋商报》，徐明生： 《死里逃生记——刘修良忆述日治时期的苦难》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刘修良似无限神伤。
日军自1941年12月8日从泰国的百大年攻入马来半岛后，便展开血腥的统治；直至1945年8月15日投降止，共历时三年八个月。
在上述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中，惨无人道的侵略者对无辜良民的迫害，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毒刑、拷打、枪毙、刺杀、砍杀、奸杀、烧杀等。
尽管当年日军的滔天罪行，在历史长河中飘逝了约半个世纪，但是，当时的身历其境者都会咬牙切齿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
现年80岁的刘修良就是其中一个见证者，他无限辛酸地追述了他的“死里逃生记”。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刘老坐在他芙蓉海边路芙蓉园住家的客厅中，以颇为风趣的口气当开场白说，他年轻时不大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然而，自逃过日治时期的“死关”后，不但活到“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而且还远远超出了十年，因此，现在对那句话信足了一百巴仙。
50岁的刘修良
他说，日军侵占森美兰州时的血淋淋暴行，使到州内的日叻务县、瓜拉庇朥县、林茂县、芙蓉县好些地方变成屠场，更有数以千计的华裔男女老幼变成冤魂。那时身为教师的他，也险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1943年的11月13日，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从新加坡来的特务队看上了我!”
刘老望着客厅里的风扇，仿佛要藉它拨出当年的吉光片羽。片刻，他又说，当天早上9时正，一名日本暗探，步入当年设在洛士街福建会馆中华小学的办公室问谁是刘修良？他答称他就是，于是遂被带上卡车。当时，他发现车上已有几个人，他是最后被捕的一名。
他说，过了不久，一车人都被送到目前的邓伯路牢房，关在第三楼。在那里，每间房关二至三人。他记得，当时他与李致祥局绅同处一室。
“形容日军残酷与狡猾，那是一点不错的！”刘老说，一进房后，日军将他们的钱包、手表、自来水笔、钥匙圈等都搜走，并一一送到各人家中。不必说，家人一睹那些东西，都以为被捕者均凶多吉少，哪能不痛哭流涕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2)
其实，他们都没有死，只是要受苦受难，他说，为了让家人安心，他要求一名马来人警察帮忙，拿来铅笔写了“平安勿念”四字，又叫后者偷偷送出去，好叫家中老幼放下那颗忐忑不安的心。
刘老人虽老但记忆力强，他说，那天被捕者共九人，除他与李伯瑜个别是中华小学副校长和马里街大华小学校长外，就是管绍南（加流街南发洋货东主），田谷初（大街大裕兴洋货东主），何楚衡（大街万山和药店东主），黄和谋（沉香路建筑商，当时中华小学董事长），李致祥（当时英殖民地州议员），王会尧（当时中华小学校长），王子家（大街合成冷藏店东主）。
他说，到了在瓜拉庇朥路的鬼屋里被日本特务队拷问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与同伴都被人诬告说，当年的双十节，他们一班人在沉香路的天师爷宫里开会，发表抗日的言论，肯定是同盟会的成员，所以被“请”了来。
“对于那‘莫须有’的罪名，我们当然矢口否认，但换回来的却是热辣辣的几巴掌和几下日本火腿！”
他说，此后日军改变方法，一个个问，不过，他却有至死不认的决心。直到有一天，在放出犯人冲凉时，身为校长的王会尧才偷偷对他说，日军吃软不吃硬，最恨“死硬派”。由于其已五次否认，故那闪亮亮的长军刀，都在他的脖子后威胁，最后终于承认，以免精神上痛苦。
“王校长也对我说，日军统治期不会太长，承认了不一定是死刑，如果侥幸不死，那岂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
他说： “好汉不吃眼前亏，被长军刀威胁了两次后，我也乖乖承认。”
死亡线上遇救星
刘老指出，在审讯时，他很幸运遇上三位救星，那条冷过水的命才拾回来。第一位恩人是练成道场场主山崎（日本人），第二位是当年得森州教育局长（日本人）、第三位是高等法庭通译员郑官祥（华人）。三位恩公都向庭主说，10月10日那天，我们见到犯人在道场内接受训练，其肯定不会到沉香路去参加同盟会成员的会议。
这是刘修良的部分剪报集
说到这里，刘老也解释说，所谓练成道场，那是日军的一种训练所，好像现在的师训学院，教师是他们心目中的高级公务员，所以在遴选后都被派到该处接受日文课程与体育活动的训练，以便效忠大日本国。
他说，就这样，他逃过大难，被判无罪释放。不过，其他的八人，他们的遭遇可真惨。被处死刑的是李伯瑜和管绍南，被打伤无药可医而死的是田谷初和何楚衡，被判坐10至15年牢的有李致祥、王会尧、王子家、黄和谋。战后，黄和谋故去，王会尧于1948年回中国。目前仅存者计有他本身、李致祥和远在中国的王会尧。
刘老回忆说，扣留95天后释放的他，已骨瘦如柴等于半个死人，因为在牢中，每天只以野苋菜参粥水当餐，一周内只分派一次木薯，加上医药的缺乏，他能活着回家已是好命！往后，他调养了一段长时间，身体才渐渐恢复健康。
他说，战后他在邓普勒路的培华小学当校长，直到1972年才退休。这20年来，日子过得很安定，闲来剪报收集成册，也学学书法，有老伴在身旁，又有孝顺的儿孙满堂，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参见本节案例85）
24． 《丈夫前妻与子女遭蝗军杀害——庇朥老妇伸冤要求赔偿》
（庇朥7日讯）来自森州日叻务古打粦新村的一名老妇林玉兰（74岁），前来瓜拉庇朥会见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投诉其丈夫前妻及五名孩子在日治时期惨遭日本蝗军杀害的事迹。
林玉兰女士
林女士指出，日治时期她的丈夫吴桂发一家七口，包括当时的妻子李云娣与三男二女（年龄由2岁至12岁之间），是居住在古打粦奎岭四十二吉（亩）园丘，以养猪及种植香蕉为生。
当时林女士与家人则是居住在奎岭内部，离开吴桂发的住家约有半英里，由于日本蝗军没有进入内部杀人，所以他们一家都平安无事。
她说，在1942年3月18日下午3时许，一队日本蝗军开进奎岭，屠杀了住在当地的吴氏家族44人，以及陈兆胜和阿六顺2人，一共46人牺牲在日军的刀尖下，其中包括吴桂发的前妻与5名儿女。
案发当天，吴桂发已经骑脚车出门到瓜拉格拉旺工作，因此幸免一死，是日傍晚吴氏放工回家时，看见其妻与五名儿女都遭蝗军下毒手杀害，并弃尸在屋后，只是用草席盖着，结果心里非常害怕，连脚车也不要，拔足飞快地逃跑到瓜拉格拉旺的工作地点，暂时在雇主家住宿。
过了三四天之后，吴氏家族亲人申请拾尸埋葬，吴桂发的妻子及五名儿女也与其他被杀的吴氏家族成员共44人同埋一穴。
上述屠杀事件发生后第二年，林玉兰女士才与吴桂发结婚，婚后生下了三男八女，其夫吴桂发已于30多年前病逝，享年55岁。
林女士表示，她丈夫的前妻及五名子女，在当时被杀害是无辜的，所以应该得到日本政府的合理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92）
25． 《星洲日报》，郑顺智： 《又四人申诉蝗军暴行，加入“蒙协”齐心索赔》
关毩仔
四名来自森雪的人士，目前联袂到瓜拉庇朥会晤“半岛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申诉他们的亲人在日治时期不幸遭遇，并一同加入蒙协，加强力量，以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赔偿。
（1） 关毩仔——父亲被截捕一去永不归。
关氏现年62岁，现居住在雪邦新村243号。
他说，其父亲关亚毩，在日治时期是住在雪邦十七缘芭，却是到二十三缘芭种植及养猪，每天三餐都回家吃。
当时他只有10岁，不过其母曾经将父亲不幸的事告诉他。
“某日下午2时父亲从二十三缘芭回家用午餐，至途中被日军所截，其实被截捕的村民相当多，据说是被送到雪邦五支警局充当‘认人组’，不幸被点中，从此没回来。
曾会辉
根据同组乡民说，父亲被点中是属于‘坏人’，已被载去不知名地方。很肯定地，是被蝗军杀害了。”
（2） 曾会辉——兄长往隆途中被捕，受极刑而死。
曾氏64岁，现在居住在雪邦新村120号，日治时期其家人是住在丹那美拉种植及养猪。
他说，其兄曾会留，当年（1942年）结婚才五个月，经常与朋友踏脚车到吉隆坡去办货。
“大约是1942年某日，他与另外两名同伴从吉隆坡载货回家，至士毛月地区被日本兵检举，怀疑他是抗日份子，被抓送到加影牢狱。
根据一名较幸运被释放的阉猪佬说，我哥哥被蝗军施以重刑，灌肥皂水，后来转囚在半山芭，因病重已被送到文良港医院。
当时，在雪邦有一名老日本人，是管理日产园丘经理，愿意帮忙到吉隆坡去担保兄长回来，只因交通问题，虽然日本人有私家车，却缺乏汽油。等到买到汽油，父亲曾良顶与老日本人赶到文良港医院，查询后，在记录中发现其兄长已告不治身亡。
其实，在半山芭监牢时，父亲去看兄长时，已发现兄长被打得不成人形，秃光头，不能说话，甚至拾地上的香蕉皮嚼吃。”
李仰川
（3） 李仰川——父亲回家派送红鸡蛋被捕，死于牢中。
李氏52岁，现住在丹那美拉新村。
他说： “日治时期，父亲李培基，当年才20多岁，原本在雪邦五支一间杂货店任职。
那天，因为我出生弥月（祖母告诉的），父亲请假回家，派送弥月红鸡蛋等给亲戚后，至傍晚回来，一名日本的宪兵（探员）到来，不容分辩，将父亲逮捕，即日送到半山芭监牢。
祖母悲戚，托人前往担保，希望能保出，可惜到了半山芭，不得要领，也见不到父亲，只好悻悻而回。”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3)
他说： “三四天后，再去探狱，这回见到父亲了，可怜父亲已被施极刑睡于地上，爬不起身。
数日后，另一名同被捕去的杨国柱被释放出来，他告诉我祖母，家父可能数日后被释放。
其实，这不过是推测而已，当祖母第四度探狱时，已见不到父亲了，据内部人说，父亲已经死了，祖母悲伤欲绝。”
吴亚邦
（4） 吴亚邦——五间店屋被日军拆去建桥。
吴氏现年63岁，住在双溪比力新村257号。
他说： “日治时期与家人住在雪邦吉枳，父亲吴金义，是经营贩卖猪只的商人，经常运猪只到新加坡售卖。”
父亲克勤克俭，建了一排间店屋，其中商店三间，住宅两间（均为木屋）。
英军战败后，日军开到雪邦，一家人闻风弃屋逃难到山芭区去。
附近有一道桥，在英军撤退时被炸毁，以断绝交通。
次日，日兵开入雪邦吉枳，见桥已毁，不能过河继续前进，于是动手拆掉那三店二住宅，将木料充建桥。
日兵离去后，我父亲出到店口，发现五屋已夷为平地，家具等财物荡然无存，令我们无家可归，伤心不已。”
他说，“我们的财产是蝗军所毁，我要参加蒙协，以向日本政府索偿。”
（参见本节案例111、112、113）
26． 1992年12月22日《光华日报》，林源海： 《瓜拉古楼华妇林亚娥叙述半世纪前惨痛经历》
本报吉辇记者专访——日军南侵马来西亚半岛，在三年又八个月的铁蹄占领下，多少人家破人亡，失去了至爱的亲人，可爱的家园毁灭在战火中。
对于居住在瓜拉古楼港脚的一名已是祖母级的华妇林亚娥女士，那在战争中失去家园及亲人的惨酷一幕，却像一个恐怖的梦魇，深深的烙印在其脑海中，虽然那已是50多年前的湮远旧事了。
林亚娥女士，现年59岁，居住在吡叻瓜拉古楼惹兰班台门牌363号，其夫婿叶阔咀，在瓜拉古楼河港口为人看顾养鱼场。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林亚娥女士目前共育有三男二女，而且膝下尚有12个内孙及6名外孙，可说是儿孙绕膝，享受人生天伦之乐。
日军南侵时仅八岁
在日军南侵的时刻，那已经是1941年的往事，当时林亚娥女士才8岁大，可说是刚懂人事，她是与其父母居住在梹城海墘边的姓林桥祖屋。
林亚娥女士向记者说：“虽然已约50年了，我左手臂肘部被炸弹碎片击伤的疤痕还是不会消失”。
日机弹片炸死母亲
据林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说： 虽然那已经是50多年前的旧事，但是当时的情景，对她来说却是印象深刻，历历在目，使她毕生难忘。因为在那一天的早晨，她的母亲被日本飞机所投下的炸弹碎片炸死了。她的祖屋也被炸弹炸毁着火。她的一位老太祖母也葬身在燃烧的祖屋中，而且她本身的左手也被炸弹碎片击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疤痕……
她说： 她还记得事发当天的清晨，当时她的外祖母刚去世不到一个月，她将本身所穿的黑衣孝服洗好后，拿到屋外去晒时，突然有一枚由日本飞机上投下来的炸弹在其跟前落下，插在烂泥中，使得泥浆四溅，溅污了她的衣服及身体。
炸弹掉落幸未爆炸
她回忆说： 当时她年幼无知，不知该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是炸弹，还若无其事，幸好该炸弹掉在烂泥中并未爆炸，不然她当时必定粉身碎骨无疑。现在回想起来，她心犹有余悸。
林女士说： 当她带着满身的污泥走入祖屋后，其母亲见到她满身都是泥浆，查问清楚缘由后，又见到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向地面投下炸弹，立刻拉她及其弟妹伏在祖家厅中。
她接着说： 当时她还年幼，不知危险及恐惧。但是当她稍后与其弟妹从地上爬起来时，却发现其母亲腹部相信是被炸弹的碎片击中流血，已经气绝身亡，而其左手肘部也受伤流血。
其母亲的名字是叫王金锭，死时才30岁。
她接着说： 在出事后，她及其弟妹即从外回来，由父亲带往梹城阿逸淡其伯母的家，因为当时姓林桥一带已成为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情况相当的危险。
当时，在其祖屋有一名老太祖母与她同住，当父亲要将她及弟妹们带走时，该年迈的老太祖母表示其本身将不走，坚持欲守着该祖屋。
林女士接着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说道： 当她及两名弟妹被带离祖家走了不远，即见到其祖屋被炸弹击中，着火焚烧，听说其老太祖母也跟着其祖屋而殉难。
在父亲的带领下，她及其弟妹挤上一辆满是人的罗厘，当罗厘行走时，一路上可以见到许多尸体，情况相当的混乱，就好像是世界末日那样……
（参见本节案例117）
27． 1993年7月22日《南洋商报》文章： 《孙建成下月中飞日数蝗军暴行慰安妇速呈资料索偿》
（吉隆坡21日讯）日治时期蒙难受害者家属的领导人孙建成将于下个月13日飞往日本东京出席战后补偿国际研讨会，并吁请全国各地老铁人，慰安妇及受害者家属尽快联络他，以便将他们当年蒙难的史料呈交日本民间人权律师团，进而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血债的赔偿。
孙建成说，这是第三次启程赴日“请命”，第一次是去年八月陪同李玉璇去日本，那时他并没有受邀讲话，然而第二次应日本反战派和平团的邀请前往日本说话和投诉，让日本人了解日治时期而造成许多无辜者罹难，并向日本当局索偿。
他说，那些受害者家属若要加入他发起的马来亚半岛日治时期蒙难家属筹委会，必须寄来四张影印的身份证、四张个人照片、一份完整的遇难史料及附上100元捐助基金，联络电话是06813079。
他也表示，一部分蒙难的家属采取观望态度，要等到赔偿着落时才提出申请，若是他们没有参与这个组织，日后他们的申请将不会被处理。
他今日也安排两名日治时期蒙难者家属讲述当年日本蝗军的暴行。
首位是周玉蓉（59岁）追述，1943年日本蝗军侵占大马，当时她与双亲同住新街场芭蕉园并开设一间咖啡店，她记得大批日军以窝藏共产分子为藉口，逮捕极力否认与共产有关系的居民入狱虐待。
用水灌肚
周玉蓉追述当年小时目睹日本蝗军践踏人命
她说父亲周世文在牢房里被惨无人道的日军用水灌肚，把肚皮涨大后，再置板肚上踩挤水分从口呕吐出来，这种酷刑重复多次，终于体力不支，昏死了过去。日军还以为其父一命呜呼，弃尸外头，随后苏醒，又被捉回牢房用刑，前后被收押了一年有余，不成人形。
她说，她的父亲因为体内受到重创，无法工作，家庭重担便落在母亲的肩上，她的父亲虽然活到70多岁辞世，可是在他有生的日子里，受尽各种病痛的折腾，生不如死。
她痛斥日军暴行，使得我国千万同胞受尽苦难，在情在理应讨回一个公道。
……
（参见本节案例140）
28． 《24菜农走上不归路》
林柳枝
一名来自吉隆坡冼都新镇门牌022059的林柳枝（71岁）向记者揭露： 1942年，日本蝗军在万挠双溪珠火车站附近的菜园屋杀害了24名农民，其中也包括他的姑丈陈华及儿子陈亚财。
林柳枝是于前日到瓜拉庇朥，联络蒙难家属协会后，向记者谈话。
他说，日治时期，他本身是住在万挠双溪珠，姑丈则住在义山路口的菜园屋区，以耕种为生，也兼养猪及家禽。
这菜园区总共住有20多家，以大路为界，分为左右两边。
三车日军到来
大约是1942年2月间某天，三车日本蝗军共约十多名来到菜园屋，本来主要是要农民提供鸡只。
据说日本蝗军在右边一排农家范围内的一处草丛中发现了一柄来福枪，农民并不知该枪的来历，以后推想可能是英军投降时遗留下来的，当时农民也不知蝗军是在什么地方发现这支枪的。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4)
蝗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当他们发现该枪之后，脸色都大变，怀疑农民与“抗日军”有关。
林氏说，当时，蝗军下令左右两边的农民（只召男性）集中起来，然后叫农民自行分队，住在路左的站在左边，住在路右的站在右边一排，农民根本也不知道此举的用意。
接着，日兵吩咐住在路左的壮丁离队回家，住在路右的农民（只有男性，妇女及小孩不在内）则不准离开，总共24名，这时他们心知有难了。
被罗厘载走
罗厘车来了，也由不得分辩，24人均被令登上罗厘车被载走。
这批农民莫名其妙地被载走，也不知载到什么地方，结果是一去永不回头。
林柳枝说，日本蝗军此种残酷手段，50多年来有冤无处诉，今天，日本必须对此案件负起责任，给予后裔合理的补偿。
（参见本节案例146）
29． 1993年7月20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老铁人谢奕文痛述日治期遭遇》
老铁人谢奕文
当年日本蝗军侵略马来西亚时期，所到之处不但经常滥杀手无寸铁的良民，并且还强迫大批身强力壮的各族青年（其中以华裔青年占多数）前往泰国建筑泰缅铁路，以利日本当局扩展他们的军事行动，企图实现更大的侵略野心美梦。
现今居住在森州马口榕吉C公司的谢奕文（现年75岁），日前专程来到瓜拉庇朥，会见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同时也向新闻界痛述他当年被迫充当死亡铁路劳工，以及在当年所面对的不幸遭遇。
谢氏的父亲谢行甫，当年也是继他之后被日军召去建筑死亡铁路，结果在泰缅边境一病不起，客死他乡。此外，他的叔父谢顺发被日军捉了之后便告一去不回头，肯定是被日军杀害了。
谢奕文指出，日本占领我国时期的1943年10月间，他与父亲等人一同居住在阿逸君令的双溪拉玛公司以割胶为生。
他的叔父谢顺发，当年约38岁，未婚，居住在亚沙汉，担任杂工维持生计，有一天，其叔父与一班工友在亚沙汉市区工作时，突然与其他人一齐被日本兵捉去，听说他们都是被载到马六甲的三保山，全部遭蝗军下毒手屠杀。
谢奕文本人则于某一天下午4时左右在园址的工人宿舍，被突如其来一队日本兵强迫他等25人一同登上军车，然后被载去芙蓉集合。
第二天，他们一行25人及其他人士，被安排乘火车前往泰国的“万蓬”地方，接着转火车向名叫“金沙育”的地方前进，到了目的地后又再翻山越岭，步行约一英里的路程，总算到达深山野岭的建筑铁路工作地点。
在上述工作地区，除了他们25位华人之外，其他的都是印度裔劳工，总共约五六百人之众。
当时他们一班人的工作任务是搬运木枕，以供其他工人安置铁轨，有关工作非常辛苦，不过有一点令人感到庆幸的是，管理他们华裔工人的日本兵头比较善良，所以没有随意欺凌工人，每天供给的粮食也相当不错。
至于其余的大群印度裔工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他曾经看见许多表现比较懒散的印籍工人被日军殴打，甚至进行严刑处罚，残酷之处，任何人见了都会感到胆战心惊。
谢氏又说，若按照当时日本兵的口头许诺，当他们工作期满三个月后，是可以被放回家的，而且每天可以领取二元（泰币）的工资，可是当他们辛苦工作了三个月之后，蝗军并不肯放人，却把他们转码头到“马南加西”去干相同性质的工作，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他们惟有遵命听从，谁也不敢反抗。
在新的环境下，工作不但更加辛苦，所得到的对待也差劲，后来幸好得到管理前码头工地的日本军官的说情，新管理层才放松管理尺度，他们才不至于受到更大的苦头。
福星高照
过了一段时间，他与同伴韦亚明和梁亚德可说是福星高照，被遴选担任专门伺候日本军人膳食的事务，而不必再做苦工，一直做到日本投降后为止。
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一支联军开到当地，将全部工人召集到“他蒙区”集中营，总数约有6000人，大家在那里住了六个月之后，才由联军安排分配所有工人，分批乘船前往新加坡，然后改乘火车回家乡。
他表示，该次被日军召去当建造死亡铁路劳工，而有机会回乡与亲友重聚，可说是万分幸运，因为不少人都得了疟疾、泻痢症、烂脚病等。军方只有供应“金鸡纳霜”单味药品，患病者只好听天由命，其中大部分都是病死异乡，白白牺牲宝贵的性命。
谢氏在当地工作前后大约两年的时光，在他那一伙25人当中，只有两位同伴不幸在工作地点去世，可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谢奕文指出，当他在“他蒙区”集中营时遇见了故乡同村的人，对方说其父亲在他走后，也被日本军送去泰国建筑死亡铁路，是列入第三批的名单中，只是各自在不同的地点工作，因此彼此没有机会见面。该同村朋友也向他报告不好的消息，他才知悉父亲在工作期间由于患上不治之症而在工地与世长辞，他听后感到万分悲痛，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谢氏在日本军占领马来亚时期，先后失去了父亲与叔父，这种人命的损失实在太大了，因此他要求日本政府必须给予合理的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149）
30. 邓丽华： 《张国辉夫妇追述伤心往事“蝗军严刑害死父亲”》
张国辉（左）与王翠英要为先人讨回公道
（吉隆坡20日讯）日治时期，发生许多家破人亡的惨剧： 张国辉（71岁）的父亲张家佑就是在那个乱世期间被蝗军杀害，让他的家人蒙受痛楚和绵绵恨意。
为了向世人告发日军的残酷行径及讨回一个公道，张家佑的儿子张国辉和媳妇王翠英今日向本报控诉日军的罪行。
王翠英（69岁）说，日本南侵前，他的家公是在双溪古月的一家铁船公司当电器管工，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境可说是不错的。然而好景不长，当日军占领了马来西亚后，形势的危急和混乱使得人心惶惶，结果张家佑被迫停工，带领一家大小躲到安全的地方。由于失去工作，全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稍后，形势略为平定时，张家佑重返铁船公司上班。本以为霉运已过，不料他的一位同事却遭日军带走，几天后一个下雨的清晨，该名同事随同几个日本人到张家佑的家里，把他带走，同时也另外捉走了四名同事。
“那天其实就是我们见面的最后一天，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还在睡梦中，忽然有人敲门，我的家公就去开门，结果几个日本军进来后用枪指着他，那个时候他连睡衣都来不及换，只穿了一条短裤，我赶快拿了一条长裤给他换，然后他就被带走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起初王翠英并不知道为什么家公会被带走，后来才从被释放的两个同事口中知道原来日军诬指他们是共产党，并且还使用严刑要他们招认，结果被捉六人中只有两人带着满身伤痕归来，张家佑和另外三名同事却因忍受不了严刑而逝世。
“蝗军逼供的方式令人发指，除了灌水，还用拷打等。我的家公被禁锢，在又打又饿的情形下，他因忍受不了而离开人间，那时他才40多岁。”
自张家佑死后，家人就以耕地为生。两年后，其家婆带了女儿前往中国，留下张国辉和他的弟弟自力更生。张国辉当上烧焊工人，然而他却不幸在一次工作意外时遭火灼伤腿部，由于当时医药不发达，结果导致他的脚微跛。
至今张家佑的尸体仍下落不明，为此，他的家人希望能讨回一个公道，以慰张家佑的亡魂。
（参见本节案例153）
31． 《日治时期父亲枪下死吉拉央卢永根向日本讨血债》
卢永根认为：日本当局应偿还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留下的血债。
（吉拉央22日讯）“父亲卢塔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期间，无缘无故被日军逮捕，并于次日遣往淡马鲁后惨遭蛮无人性的日军枪杀。虽然至今已事隔数十载，惟还是不知家父身葬何处？”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5)
居住在吉拉央新村的卢永根对本报披露上述事件。他指出，根据家母在世时引述，先父是于1942年农历正月廿八日早上约10时左右，在住家遭一队十余人的日本蝗军逮捕，第二天送至淡马鲁后遭日军枪杀。
蒙难者卢塔，原籍福建省大田县人，遇害时仅43岁。当时，一家六口居住在彭亨直凉郊外，离市区大约二英里。
“家父为人安分守己，以种植咖啡及水果为生，家境相当不错。死后留下母亲苏焕、二位分别13岁和6岁的姐姐，一位仅7岁的哥哥，我3岁及一位当时怀胎三个月的弟弟。”
卢永根表示，虽然当时直凉数位领袖，即苏献杯、蔡彬、邱光和卢回等试图出面营救，并于被捕次日前往淡马鲁欲与日本蝗军长官交涉，无奈当彼等抵达时已经太迟了。
他申诉，日本政府不论何时，皆逃避不了占领马来亚时所犯下的大错。这是因为当时蝗军所干的事无法无天，随心所欲，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
卢氏亦认为，日本当局必须负起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留下的血债，在给予蒙难者家属合理赔偿的同时，也必须公开向蒙难者家属或蒙难者阴魂道歉，以消除这场风暴所留下的仇恨。
（参见本节案例155）
32． 1993年4月2日《南洋商报》，曹盛干： 《五十一年胸口的痛》
年逾古稀的卢礼忆及全家大小活生生被日军放火烧死，泣不成声。
人生最惨痛者，莫过于眼巴巴地目睹至亲活生生地遭人放火烧死。
22岁的卢礼，甫和小他两岁的爱妻得到爱情的结晶，原可以建立一个幸福的家，万料不到，他们一家大小，还有慈母，年幼的弟妹都被残暴的日寇所杀。
现年73岁住在北干那那的卢礼在回忆起51年前那悲痛的一幕时，不禁悲从中来，泣不成声，好久好久才平静下来。
他说，清晨，大约7时许，他是在前一晚听了妈妈罗娇和太太钟碧华的话，于是躲避在沙河芭的森林里。他躲避的地点距离村子大约四百公尺，虽然保住了自己的生命，但一家五六口，都活生生地被日军放火烧死。
这个沙河芭，距离北干那那五英里，就是目前地图上所指的甘榜沙哇。
陪同卢礼接受日本历史教育学艺会访问的还有另外两名生还者，即现年63岁的阮但和当时年仅4岁的梁庆治。
日本学者一行27人来乌鲁槽拜祭殉
难华人公墓时，天地同悲，下起雨来。
阮但当时也是和卢礼躲在芭内，并没有和其他50名男性村民为日本人挖坑，所以才逃劫数。他也和卢礼一样目睹着家园在一场人为的无情火中烧为灰烬，大部分的村民在铁骑下含冤而去。在全村200多口中，只有五六人逃出生天，重见天日。
笨珍路二十七哩沙河芭200余人遭日军杀害，其中60余殉难者共葬穴。
现年55岁的梁庆治，当时只有4岁，并没有跟妈妈到沙河芭，而留在北干那那，所以也逃过劫数。他的母亲当时只有37岁，因为在沙河芭干内，所以也葬身火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