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礼说，沙河芭村内只有十多家，是在日治时期村民逃难时种植粮食的芭场，由于当时没有米粮，所以他们都在那里种番薯和木薯充饥。每家的成员大约十人或七八人。当时据他所知，屋内只有妇女和小孩，因为大家都以为日本兵只对付男人，不会向妇女小孩下毒手。因此，她们和小孩们，包括他的妈妈、太太，一个四个月大的儿子卢亚狗，6岁的弟弟卢亚文和4岁的妹妹卢亚娇在屋内。他们都关起了门，都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
“不久，我看见十多间茅屋都着火起来，原来日本人已经放火烧屋，接着是女人和小孩的尖叫声。”在大火中他也听到枪声，一小时后，十多间屋子已被大火夷为平地。
辣手残杀妇孺
他继称，不久，他远处看到大约有20多名日本兵离去，至于他们共有多少人，则不清楚。
他说，等到早上10时左右，当日兵离开和没有枪声后，他才敢出来，这时屋子已烧成灰烬，所有的尸体已被烧成焦尸，一堆一堆地，几乎已成灰，除了这些女人和小孩死在屋内，一些妇女在日人放火烧屋时，虽然冲出屋外，往河边逃，但无一能逃过日本兵的枪尖刺刀，都倒在河边的血泊中。
他说，整个村子有200多人，相信生还者只剩下五六人罢了。虽然，在乌鲁槽的华侨殉难公墓，只刻着60多个名字。
他沉思了一会，再接着说，这宗没齿难忘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他才从其逃出虎口的岳父钟耀和其弟钟左的口中，获悉另一件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惨剧。
原来，在早一天，即20日的黄昏，相信日兵是从布莱山蓄水池一带的山路来到沙河村。
向穴中人猛刺
贺细妹
他说，这些日本人到后，便令全村大约50名男人为他们挖地穴，每个宽约一公尺，共挖了几十个，俟洞穴挖好之后，日兵遂令这些男人把树叶铺在洞穴内，然后，令他们一一伏在洞穴内，背部向上，然后便用枪尖刺刀往他们的身上刺。
他说，他的岳父也和其他的人一样是躺在洞内，只感到颈项后一阵剧痛，便拔足飞逃，幸日兵在他逃走时，并没有开枪，所以才逃出生天。
他解释说，日兵当时没有开枪射杀其岳父，相信是恐怕枪声惊动了躲在屋内的妇女和小孩。
卢礼说，他当时是22岁，太太比他小2岁，其母亲则是45岁。
他接着说，他的岳父和岳父的弟弟都大难不死，过了四年，便双双返回广西省的家乡容县，之后，便没有了音讯。如果他们今天还健在的话，也都是百岁人了。
来自日本的日本历史教育者学艺会一团27人是在团长柳功的率领下，按址前往距离新山27英里的北干那那亲自听取在日军铁骑下受害者的现身说法。
他们一行人也在慰问卢礼过后，冒雨到乌鲁槽的华人义山殉难侨胞公墓拜祭遭日军残杀的殉难者。
在归途中，记者遇到一名受难者的家属贺细妹女士，她对日军的冷血行为，使她在3岁时便失去父爱，毕生难忘。
（参见本节案例167）
33． 1993年4月1日《新明日报》李浩财文章： 《日军活埋我全家》
(新山31日讯)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追述起50年前，母亲、妻子、襁褓中的幼儿、弟弟和妹妹当年被日本侵略军活埋的往事，在20多个日本访客和其他人面前，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
卢礼（左二）在家中接受高岛伸欣（右一）和其他日本人的访谈。左一是北干那那居民阮但，他也是沙河芭劫后余生者。
50年前，卢礼（73岁）和父母、妻子及弟弟，为躲避日本鬼子而深入沙河芭（今甘榜沙哇，离北干那那约四英里），在那里垦荒种粮，并在那里和妻子生养了一个四个月大的男婴，但是没有料到，日本侵略军竟连沙河芭那样偏远荒僻的地方，也没有放过，而于1943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摸了进来。
当时22岁的卢礼，获得妻子和母亲密告，日本兵士在搜捕男人，嘱他暂勿回家。
“我留在山芭，不敢出去。21日早上七八点，我在山芭看见十多间房屋被大火焚烧，我听到女人和小孩的惊叫声。”
卢礼说，房舍大门被关上，女人和小孩没路逃，钻入床底，房舍被纵火时，往外逃的妇女小孩，被日本兵用枪口上的刺刀刺死，弃尸在河边。
他说，他也听到枪声，过了两个小时（早上10点左右），一切复归沉寂，他和匿身于矮青芭的父亲才敢走出来，与两三个也是躲藏在山芭里的男性（目前不知所踪）拿来锄头，掘坑把死者草草掩埋。
卧房床底焦尸成堆
卢礼说，许多烧死者的焦尸是在卧房床底下发现，相信妇女和小孩被关在房舍里时，躲入床底下，“有的一家大小十人，有的七八人，都被烧死了，烧得面目全非，认不出，我们掩埋了整十堆焦尸，大约有七八十人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6)
三天后，卢礼的岳父钟耀和钟耀之弟钟左与他见了面，彼此对至亲的被杀害，难掩心中悲痛。
钟耀、钟左告诉他，20日那天傍晚时分，日本兵命令壮丁挖掘壕沟，在地下置放树叶，当时他们不知日本兵的目的，等到日本兵命壮丁躺下约三尺宽的壕沟时，钟耀和钟左迅速爬起来，被日本兵追砍，钟耀的颈项被砍了一刀，但逃脱。
据卢礼说，日本兵没开枪，可能是为了不要惊动屋子里的妇孺，以防她们逃掉。这些妇孺，绝大多数早第二天早上被烧死在屋子里，“男人在壕沟内被刺杀后，屋子里的妇孺却不知道。”
他说，当年他和家人去沙河芭种植的粮食，主要是木薯和番薯。
询及他藏身处与烧杀地点距离多远？卢礼说约有甘兰带（1300余尺）。他猜想日军是经水塘路，从芭屋进入的。
遗骸残缺不全
他透露，钟耀和钟左已于1946年回中国去了，如果现在还活着，已年逾九旬，接近整百岁了，“他们的故乡在广西容县。”
卢礼估计，日本侵略军当年在整个沙河芭，烧死杀死200人左右，虽然洋灰制的墓碑（被殉难侨胞公墓之神位）上的姓名，仅有60多个。
他说，1946年收拾骨骸时，许多遗骸残缺不全，“烧杀当天，许多焦尸都已经无法辨认了，有的几个拥成一团。”
卢礼告诉日本访客，他母亲名罗娇（被害时45岁）、妻子钟碧华（死时20岁，碑上有钟碧华之名）、弟弟卢亚文（6岁）、妹妹卢亚娇（4岁）、幼儿卢亚苟（仅四个月大）。
“我妻子和母亲被拉出屋外……”说到这里，他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卢礼说，他母亲、妻子、弟妹和幼儿是被活埋的。
随日本中学教师高岛伸欣莅访的20多个日本客人（其中多位教师，也有大学生，包括高岛的学生请末爱砂），在时间逼促中向卢礼告辞，即乘巴士折返乌鲁槽二十一碑中华义山，祭拜“被殉难侨胞公墓之神位”。
刚抵达义山，天即下起雨来，时为傍晚六时半，天色灰蒙，阴雨中的义山益显荒凉。日本访客一行人撑伞步向土地祠后200多公尺外的公墓，点燃香烛。
卢礼没有随行，或许他不应再承受追忆往事的悲痛，否则，天会洒下更大更密的雨滴。
日本当年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一级战犯，今日，他们的神位安置在肃穆庄严、风雨不侵的靖国神社中，他们被许多日本人拜祭，视为英雄。祭拜者包括当年担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50年前在沙河芭蒙难的族人，除了保存那珍贵的镌上60多个名字的墓碑外，或许应有个较入眼的纪念碑？
（参见本节案例173）
34． 《文德里徐旌水揭蝗军兽行祖父遭遇活生生灌水而死》
徐旌水
（直凉5日讯）彭亨文德里讯村民徐旌水今日向报界披露，其祖父徐德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时，遭蝗军惨无人道的手段灌水而死，死后连尸体都不知被埋在哪里。时至今日，虽相隔50年，惟每月初一、十五，向祖先灵前上香时，即想起祖父的不幸遭遇下场，悲从中来！
蒙难者徐德，原籍广西，他是于1943年10月29日在文德甲游艺场游乐时，被蝗军雇用的人员带往见日本蝗军长官，过后就活生生的被蝗军灌水以致死亡。
徐德当时居住在文德甲客家村，即当今的文德甲旗山花园后面，遇害时年高56岁。
徐旌水今日披露其祖父徐德不幸遭蝗军灌水死亡时指出，蝗军未占领马来亚之前，他的祖父和他的父母（徐信，韩英）及其兄弟妹，举家居住文德甲客家村，以务农种菜养猪，过着农民生活，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后，由于米粮缺乏，其家人将自己拥有的种菜土地改为种稻，开发土地种植其他土产，当时的生活，粗茶淡饭，尚不成问题。
他表示，其祖父是一乐观者，每日上午协助家人务农后，总喜欢在中午饭后到街市走一趟，就在1943年10月29日那天，其祖父在当时的文德甲游艺场游乐时，被蝗军雇用人员带往见日本蝗军长官，被遭活生生的灌水以致死亡，从此一去不回，连其祖父的尸体埋葬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说他的祖父是一位与世无争、安分守己的乐观农民，也会遭蝗军随意将此好人灌水至死亡，可见当时蝗军是那么惨无人道。
他申诉，日本政府无论现在或将来，都无法逃避在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犯下的错误，因为蝗军当时所干的事无法无天，不分皂白，老幼大小，格杀勿论，如此惨无人道的行为，是人都不会原谅的。
徐旌水认为，日本当局必须负起在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犯下的血债，不但给予蒙难者家属合理的赔偿，更须要向蒙难者家属或蒙难的阴魂公开道歉，以消除这场不幸遭遇所留下的仇恨史！
（参见本节案例182）
35． 《日军活活杀我妻儿血债缠老汉40年》
（吉隆坡27日讯）两次从日军刀口逃生，对40年前的血债耿耿于怀，一名白发老者愤愤不平现身说法，怒揭日军暴行。
林金帝提起被日军迫害的前尘往事，仍激动不已！
“娇妻与稚子被日军活活刺死与烧死，自己也在日军百般折磨下几乎人头落地……”这些有如电影中的残酷情节，却活生生的发生在林金帝身上！
现年75岁的林金帝虽然已白发斑斑，老得掉了牙，但提起这一笔血海深仇就热血沸腾与激动异常。
由孙建成发起的日治时期受害者委员会日前呼吁受害者，现身指证日军40年前侵略马来西亚半岛犯下的罪行，以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
林金帝向本报申诉自己在日治时期“死过翻生”的遭遇时叙述，他还清楚记得23岁时他住在霹雳美罗，当时日军诬赖他是“抗日军”，将他抓去受刑逼供，被日军灌水进肚痛苦得死去活来，最终将他捆绑等候斩首。
不过，林金帝这次却大难不死，他与其他几个被日军陷害的人士，在深夜时，乘着守岗的日军熟睡时，自行松绑，跳进打巴河避过枪林弹雨逃命。
然而，成功逃生的林金帝回家后面临另一个更沉重的打击，他的妻子与仅出生几个月的男婴竟遭惨无人性的日军刺死及烧死了……一夜之间丧妻失子，林金帝对这残酷的一幕悲愤万分，也毕生难忘。
两度逃生
林金帝在万念俱灰之下到了火车站，准备乘搭火车逃走，就在这时，他又遭日军发现抓回去。
“这次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那些‘日本鬼仔’竟然斩了别人的头后，将血淋淋的头颈放在我头上吓唬我，因我是在死囚行列中排最后尾的一个……”
胆小的人可能已被吓破了胆！但林金帝并没有被吓死，虽然他感到极度害怕，但求生的意念还是很强烈。
“这一次，我也是乘着日军打瞌睡时，自行挣扎松绑逃到打巴河跳河逃命。”
逃过两次死劫对林金帝来说可谓是不幸中的大幸，他逃到森林加入抗日军，展开与日军继续对抗的地下活动！
（参见本节案例185）
36． 1994年4月18日《南洋商报》： 《日军屠杀三口血淋淋惨剧没齿难忘——仁丹练家索血债》
练康遗容
练炳舟遗容
（仁丹17日讯）虽然日本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干下的杀害无辜暴行已相隔数十年，但对不幸罹难者的后代及家属而言，这人神共愤的血泪史除了感到痛心疾首外，心里的创痛是永远无法止息的，尤其是清明节祭拜被杀害的至亲时，心里头的气愤更是难平。
受人尊敬的上吡叻仁丹侨领练康，其堂弟练林及长子练炳舟，就是在日治时期被蝗军套以莫须有的罪名施以酷刑，拷打，灌水后，就地枪杀。
这三名受害者练康，当年59岁，是仁丹华人侨领，被英属政府委为华人彭古鲁，也是仁丹公立学校董事长，在1942年4月19日受到驻守高乌区日军肃清拘捕，诬告捐款救济中国打日本，不幸惨遭无辜杀害。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7)
练林，当年53岁，在1942年4月18日，被施以极刑后押往高乌地方法庭左侧荒地枪杀。
练炳舟，当年26岁，为练康长子，受到同样的不幸遭遇，在高乌地方法庭左侧荒地被日军开枪杀死。
48小时失3亲人
根据上吡叻，仁丹练氏家族代表练炳球校长（前大马篮球国际裁判）向报界投诉，在日治时期，日本蝗军以莫须有之罪名，在48小时内杀害其家族3名当家成员，顿时使到两个家庭陷入困境，这血淋淋的悲局，使其家族各成员没齿难忘。
练校长严正地向日本当局提出控诉，并要求有关当局还他家族一个公道。
讨公道索偿
练校长除了把其家族三名成员的不幸遭遇公诸于世外，也已申请加入由孙建成领导之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向日本首相署讨回公道及血债赔偿。
练校长也同时呼吁蒙难家属挺身而出提出申诉。
练校长说，其先父练康，是练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也是一名建筑承包商，深受各阶层人士尊敬，为地方作了不少贡献，当年，在日军的一项肃清行动中被拘捕，押往高乌拘留所，受尽折磨，灌水拷打，严刑逼供，始终顽强不屈，于1942年4月19日蒙难，令亲友惋惜悲痛。
练林遗容
蝗军害惨家破人亡
练康堂弟练林是一名奉公守法之工人，亦受到同样的遭遇，于1942年4月18日被蝗军残杀，遗下孀妻及一男一女，使这个家庭陷入家破人亡之境。光复后，其妻含恨而终，姐弟俩各分西东，其独子练虾，现居住新加坡，为一名音乐师。
练康长子练炳舟被拘捕后也逃不过劫数，与父同时同日惨遭杀害，遗下孀妻及一男练再新，现居仁丹。
遗下寡妇和八子女
练校长悲痛的追忆令人发指的往事时说，其先父的不幸遭害，令到母亲及八名兄弟姐妹，如在十字路口中，不知何去何从，当时的苦难幸好在两名堂兄的协助下，方能度过漫长的三年八个月苦难日子。
练氏家族不幸遭遇及悲惨家变，令人不胜唏嘘，如练老先生于黄泉之下，得知日寇之惨败降服，也许可以瞑目。
（参见本节案例188）
37． 1994年6月29日《中国报》文章： 《一家三口遭“蝗军”杀害钟天彬向日本索赔》
（庇朥28日讯）来自沙巴州山打根的钟天彬（57岁），特地前来瓜拉庇朥会见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投诉父母及姐姐一家三口在当年遭日本蝗军杀害的惨剧，同时参加该“蒙协”的行列，以便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血债赔偿。钟天彬
钟天彬指出，日本占领我国时期，他们一家五口原是居住柔佛州古来勿刹的东山园，父亲钟生与母亲林妹是在马赛路石山工作，其姐姐钟女当年是16岁，哥哥7岁，他则只有4岁而已。
1942年4月份的某一天，有一大队日本蝗军进入东山园候，并命令全村大约300余名的男女老幼，必须立即前往附近的“小店仔”集合，以等待日本军官分发良民证。
结果当天被蝗军召去的村民，全部都一去不回来，后来事实证明所有男女老幼村民都被毫无人性的日本兵屠杀了。
召集村民
他表示，当天他能够从死里逃生，完全是托救命恩人张娘的福，以及一位“有天良”的日本兵所给予的机会。
根据张娘在后来告诉钟天彬说，当天蝗军下令召集所有村民时，张氏刚好已经离家外出，而钟氏与哥哥则留在家里，由于张娘是他们的亲戚，当她回家时，知悉日本军队有下命令召集村民，而其丈夫也已经去报到，她以为不去是不行的，又见钟氏兄弟仍留在家，便好意地背着钟氏，另左右手则牵着她的孩子和钟氏的哥哥，朝“小店仔”走去，以便也能领取良民证。
当行到途中，遇到一位“有天良”的日本兵，示意他们别向前走，尽快折回去躲避，虽然该名日军没有说明前往集合处会去“送死”，但是看那时的情况的确是有些不妙，因为当时张氏已听到阵阵的枪声正从远处传过来，张氏于是立刻带众人回头，并躲藏在附近的丛林里。
逃出生天
一直等到傍晚时分，还不见有任何村民从集中处回来，很肯定的是全部都被枪杀了，而他们四人却幸运地逃出了生天。
张娘指出，其姐姐当时是女扮男装躲在家里的冲凉房，可能是在其父母被日军召去后，被蝗军发现芳踪而辣手催花，加以先奸后杀。
他指出，近年来他从报章上获悉孙建成仗义执言，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蒙难者家属伸冤，并领导“蒙协”进行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血债赔偿，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钦佩，并值得蒙难者家属给予全力支持，以实际行动力争到底。
（参见本节案例197）
第三部分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二、 “死亡铁路”华人受害调查二、 “死亡铁路”华人受害调查
陈来
1． 蒙难者：
陈平，男，30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陈平之子陈来（Chan Loy），50岁，身份证号3810616，胶工，祖籍广东惠阳淡水，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是陈平，听我母亲说那时我父亲才30岁，我们一家住在黄梨山，种植木薯、番薯、黄梨和其他的农作物等。1942年底，他在马口街上被日本兵捉去。听说是送去金马士，然后被送去泰国修铁路，就这样没有回来。根据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说，我父亲因为脚部溃烂没有药医治而死在那里。他们告诉我母亲说，有时候，我父亲被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拳打脚踢。那里的生活非常恐怖。当我父亲离家后，我母亲就必须承担整个家庭的重任，在我父亲离开的那段日子，她忍受巨大的伤痛。谁让我们这么痛苦？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陈天送
2． 蒙难者：
陈新，男，40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陈新之侄陈天送（Chan Thln Soong），51岁，身份证号3814722，什工，祖籍广东淡水，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叔父和我父亲陈生住在马口黄梨山，以种农作物为生，种些木薯、番薯、黄梨等。1943年的某一天，我叔父到马口在街上和其他人一起被日本军捉去坐火车送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已40岁。他的死是由于无法忍受死亡铁路的艰苦生活，在工作期间他尝尽了日本人的虐待。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叔父的死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7日。
赖三昧
3． 蒙难者：
赖某，男。
投诉人资料： 赖某之子赖三昧（Lye Sam Mol），51岁，身份证号2012944，胶工，住址： No.25C，Batu Bahar,Bahau,N.Sembilan。日占时住址： Bukit Keledek Estate,Ayer Kuning,N.Sembilan。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赖三昧，51岁。1943年，我的父（母）亲住在Bukit Keledek Estate,Ayer Kuning,N.Sembilan做胶工。大约是1943年7月的某一天，我父亲被日军抓到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听一位从泰国回来的工人说，我父亲在工地受伤之后由于缺少药品而过世了。从那以后，我们家就陷入了贫穷与困难之中： 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足够的食物，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必须与生活抗争，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由于饥饿，甚至我的一个妹妹不得不被他人收养。为什么我们必须承担这些不幸？直到今天，我心中仍充满着仇恨与痛苦。如果日本人没有侵略我国，所有的这些痛苦都不会发生。所以，从人道主义出发，日本政府应对受害者的子孙给予赔偿。或许这样能够减轻那些痛苦心灵所遭受的创伤。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9日。
李浩
4． 蒙难者：
李旺，男，35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李旺之子李浩（Lee Hau），50岁，身份证号3564419，胶工，祖籍广西陆川。住址： 113，Kg Baru Air Titan Bahak N.S.，邮编72120。日占时住址： Johore（柔佛）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李浩，我父亲名叫李旺，住在柔佛也各。1943年4月，我父亲被日军抓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根据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所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告诉我母亲，我父亲被日本人虐待，几乎没有食物吃，没有衣服穿。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父亲被抓走后母亲生活得十分困难，她不得不担起家庭的重担，靠种蕃薯、养鸡及拿鸡蛋去卖来维持生活。等我长大后，母亲对我说，我父亲被捉去建死亡铁路还没有回来，她辛辛苦苦地把我养大，我们都很痛苦。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何亚细
5． 蒙难者：
何镜文，男，30岁，经营香烟。
投诉人资料： 何镜文之子何亚细（Ho Ang Au），51岁，身份证号2484974，胶工，祖籍广东。住址： 1.KG Banu Mahsan Bahau N.S., 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38英里。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38英里，我父亲何镜文被日军抓夫抓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也失去了父亲。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死于疾病。因为那里没有任何药品医治我父亲的疾病，生活也非常艰苦。日本人经常虐待那些强制劳工，只要一不高兴就会对他们拳打脚踢。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日本人占领期间，我们过着悲惨的生活。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9日。
姜金山
6． 蒙难者：
姜祥，男，33岁，种菜。
投诉人资料： 姜祥之孙姜金生（Kiang Kam Sang），47岁，身份证号2010344，胶工，祖籍广东信宜。住址: No.22 Taman Bahau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埠巴都巴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埠，我祖父姜祥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金马士，然后到吉隆坡，最后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33岁。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祖父在修筑死亡铁路时，被日本人拷打过。那里工作条件很艰苦，他无法忍受，又没有足够的食物，住的地方也很差。我祖父的死是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死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
谭观金
7． 蒙难者：
谭发，男，36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谭发之子谭观金（Tam Kuan Kam），57岁，身份证号2484490，胶工，祖籍广府。住址： No.19 Taman Bahau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埠巴都巴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2）年，在马口，我父亲谭发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36岁。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而死。他们告诉我母亲说，日本人虐待我父亲，还拷打过他。那里生活很艰苦，对劳工来说那里就像是地狱。我父亲被抓走后，家中生活的重担落在我可怜的母亲身上，她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做出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何柏岭
8． 蒙难者：
何文，男，32岁，卖烟。
投诉人资料： 何文之子何岭（Hoo Pak Ling），52岁，身份证号410218055023，木工，祖籍广东。住址： No.67 Kg Baru Mahsan Bahau N.S., 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庇捞路三十八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2)
投诉内容： 1943年，在马口庇捞路三十八埠，我父亲何文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患疾病而死。他们告诉我母亲说，那里的生活很恐怖，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睡的地方，没有穿的衣服，劳工经常被虐待。对劳工来说那里就像是地狱。我母亲不得不担负起家庭的重担，过着悲惨的生活。童年时代，我们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接受过教育。我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我深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5日。
李友文
9． 蒙难者：
李友，男，28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李友哥哥李友文（Lai Yen Nan），85岁，身份证号1302490，祖籍广西。住址： 8.Kg Baru Mahsan Bahau N .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Pilah。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庇朥，我弟弟李友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我弟弟还没有结婚，都没有后代。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人说，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我弟弟被日本人拷打。他总是生病，后来因为无药医治而死。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深爱的弟弟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黄友
10． 蒙难者：
黄友明，男，35岁，杂工。
投诉人资料： 黄友明哥哥黄友（Wong Yew），80岁，身份证号2485069，杂工，祖籍潮州。住址： 49A.Kg Baru Mahsan Bahau，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38埠庇朥路。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9月20日，我弟弟黄友明在家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弟弟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而死。在那里日本人虐待我弟弟，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我作为他的哥哥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我所深爱弟弟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6日。
谢义生
11． 蒙难者：
谢行甫，男，45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谢行甫之孙谢义生（Che Nee Sang），42岁，身份证号4200235，胶工，祖籍广西。住址： C.2.Ldg Bahau N.S.，邮编72110。日占时住址： 金马士亚逸君令双溪拉玛。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10月中旬，在亚逸君令双溪拉玛，我祖父谢行甫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残忍的日本人拷打过我祖父。在那里，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无法承受艰苦的工作环境，因此病倒并去世。现在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卢荣
12． 蒙难者：
卢富，男，36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卢富之子卢荣（Lo Weng），65岁，身份证号2014001，祖籍广西。住址： A 19 Pak Ka Choon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笨打利胶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笨打利胶园，我父亲卢福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曾经和我父亲一起的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我总共有五个姐弟，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被抚养大的。因为太穷，以至于我母亲没有让我们上学。为了把我们抚养大，她不顾身体劳累。谁应该对我们所遭受的磨难负责？当然是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5日。
何亚九
13． 蒙难者本案投诉内容同本节第5个案例，因投诉人不同，故保留。：
何镜文，男，30岁，经营香烟。
投诉人资料： 何镜文之子何亚九（Ho Ah Kaw），50岁，身份证号3560604，机器工，祖籍广东。住址： No.1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38英里。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在马口38英里，我父亲何镜文被侵占马来西亚的日军抓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还告诉我母亲，日本人经常虐待我父亲，几乎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那里的生活就像在地狱里一般。那时许多人因为缺少药品医治疾病而死于各种各样的疾病。我父亲被抓走后，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们要感谢我伟大的母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悲惨的生活都是由日本人所造成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苦难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8日。
李平珍
14． 蒙难者：
钟易明，男，41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钟易明之妻李平珍（Lee Ping Chan），74岁，身份证号7724716，祖籍广东。住址： 马身花园64号，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榕桔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榕桔园，我丈夫钟易明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丈夫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于疾病，死在哪里也不知道。生前经常遭受日本人的虐待，在他生病的时候，几乎没有药品用来治疗。我丈夫被抓走后，我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自此过着艰难的生活。我的孩子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他们几乎没有受过教育。谁使我们生活如此困难？就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遭受的磨难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9日。
陈金生
15. 蒙难者：
陈南，男，30岁，农夫
蒙难地点： 柔佛甫来。
蒙难时间： 1944年。
投诉人资料： 陈南之子陈金生（又名亚生）（Chan Ah Sang），52岁，卡车司机，祖籍广西，身份证号3570560，住址： 63 Sua Grensing, Ayer Kuning, Rantau, N. S.，邮编71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柔佛甫来。
投诉内容： 我1941年12月12日出生于柔佛（Johore）。当年我们家住在柔佛州甫来山下，我和我的父母及姐姐住在那儿，我母亲的名字叫Lam Lan。1944年，在日本撤出马来西亚之前，他们从我们村逮捕了15到20个人到他们的军营，并把他们带到泰缅边界修铁路，我的父亲就在这些被捕的人当中。日本人撤走后，那些被抓去泰缅边界的人就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但我们村的人一个都没回来。我们从那些回来的人口中得知，我们村的那些人全死了。我亲爱的父亲就这样在日本人的驱使下，把性命丢到了泰缅边界。我们经常谈起这件事，我母亲因为我父亲的死而一直痛苦万分，最终她也去世了。这些事情都是我的母亲和邻居告诉我的。我的姐姐也因此吃了许多苦，因为母亲无力抚养，在此期间，母亲把她卖给了别人家。我想通过以上的细节说明，我的家被日本兵给全毁了。我要就我的巨大损失向日本政府索赔。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4日。
邱洪
16． 蒙难者：
邱乾，男，34岁，胶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3)
投诉人资料： 邱乾之子邱洪（Hew Foong），63岁，身份证号2481133，退休。住址： No.5，Jalan Tan 2110，Taman Tuanku Ampuan Naji Hah Sungai Guout，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编71450。日占时住址： （1942年尾）士毛月老同，园丘。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蒙难时间： 1942年尾。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笨打利胶园，我父亲邱乾被日军用军用卡车强迫拉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那里被日本人虐待。生病也没有药品治疗，最后惨死在那里。父亲被抓走后，为了支撑整个家庭，我母亲不得不努力工作，她很辛苦。当时我12岁，妹妹邱月芙才9岁，也必须忍受这种磨难。我们这一生的痛苦都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使得我们家破人亡。如今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瞿汉仁
17． 蒙难者：
翟定，男，驾驶员。
投诉人资料： 翟定之子翟汉仁，56岁，身份证号1215449，经营果苗场。住址： Sungei Purun Estate Batu19 Semenyih Selangor，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Sungei Purun Estate Semenyih Selang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