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死亡铁路工作三年多，一切不幸的遭遇并不是笔墨可以形容。想当年在泰国当劳工的各民族的人民，死在泰国的有多少人没有办法算，因为工作的地区隔开，因此其他地区发生的惨况我们不清楚。我们现已经年老多病，惟一希望日本政府体恤我们的苦痛，对欠下我们的薪水及一切损失应该给予补偿。这样，日本政府才有民主可言，才可以说是民主与人权的维护者，而不应该成为一个不道德的强盗国家。
投诉日期： 1995年1月7日。
Sani Bin Maakip
114． 蒙难者（投诉人）：
Sani Bin Maakip,男，69岁，临时工，身份证号4049985，住址： Kg. Retior, Batu 26, Kuala Kangsar, Perak，邮政编码33000。
投诉内容： 我18岁时被日本士兵抓住，被强迫当铁路工人，为日本人筑路。我们得不到正常的食物和足够的饮水。我每个月也拿不到工资。因此，我要求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0月9日。
Md Yunus
B Mohamad
115． 蒙难者（投诉人）：
Md Yunus B Mohamad，男，72岁,退休的驾驶员，身份证号2276692，住址： No 73 Durian Daun Dalam Melaka，邮政编码75400。日本人占领时住址： No 73 Durian Daun Dalam Melaka。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期间的1942年，我19岁，未婚。那年2月10日上午11点，我正在马六甲的Bunga Raya散步，迎面过来一辆装着日军的军用卡车，车的前座坐着一个本地人。车的座位上坐满了日本兵，大约有25个。一个本地人和一个日本士兵让我坐上卡车，并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我从马六甲的Durian Daun来。他们让我带着他们回我的家，并让我带上一只枕头、一条毯子、一只杯子和碟子以及衣服和他们一起走。座位上的那群人没和我说话。我们被带到马六甲的Kubu火车站。我们不能反抗，因为我们都被日本兵看着。
大约凌晨2点，火车离开Tampin去Sereban和Kuala Lunpur。到达Kuala Lunpur后，我们拿到了一些食物。我吃不下，因为我感觉就像是被喂养的猪。我们离开Kuala Lunpur，到达Ipoh的Perai P.W.。在那里，日本兵再次给我们食物。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还是吃不下。
在到达泰国的Padang Besar之前，一路停了好多站。很多商店叫卖食物，但我不能去买，因为他们不接受马来西亚钱币。大约下午4∶30，我们到达了Banpong镇。在那里，日军给我们腌制的鱼和蔬菜等食物，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夜。大约凌晨3点，我们被叫醒，走了4公里，寻找食物，后来我们到了去Kamburi的火车站，并在那里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2点。后来我们离开火车站去Kamburi，并在下午4∶30到达。我们离开车站，步行1公里到达一个日本士兵严格把守的营地。我们被要求站成一排，被提议拿必要的东西来建自己的帐篷。我们在Depoh吃了饭。我们在那里待了4天，直到医检结束。第二天，我们从下午6点到下午10点走到工作地。天气很糟糕，我们不得不躲雨。第二天早上7点，我们又步行，直到11∶30到达目的地。日本兵给我们提供腌制的鱼作为食物。由于饥饿，我们就吃了。然后我们被命令分为30人一小组进行工作，并被督导着做了以下的事情： 拿帐篷的绳子或带子、斧子、烹饪设备、米和水等。等一切都准备好，已经是晚上10点，而到11点才给我们饭吃，才让睡觉。
第二天，我们被分成一组15人的小组。我的小组负责砍树，而我的工作就是把树拖到河边。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由于我不会讲日语，所以当我索要薪金的时候，日军就打我，搧我耳光，踢我。我的身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此后，我就集中了20个人，准备离开军营。当我们跑出5英里远后，一辆军车追过来。我们又被捕了。我们的手被绳子扎着，并受尽了虐待。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顶多只能拿到一些Kuwinin，其他的药是没有的。病人被送入称之为医院的小屋，屋里躺着没有掩埋的尸体。那些生了病但还能走的人被要求干活，没有生病的人则要求去挖10米×5米的坑，然后把木头扔进洞里，把尸体放在木头上烧，其中有奄奄一息的人也被烧掉了。
在日本占领后直到1945年投降，这样悲惨的故事还有许多。在战后，我们从马来西亚来的人被白人集中起来，送到曼谷。有个叫T.W.T.Bank的军官对我们照顾得很不错。我们在那个营地待了3个月，然后又被送到新加坡，再后来被送到Pulau Sekiang，我们在Island待了4天。我们被要求去新加坡法院拿米证，我们在那里的出庭时间是1946年2月6日到2月7日。后来，我们离开新加坡回到马六甲。离开新加坡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达马六甲的时间是下午5∶30，一路的环境很糟糕。至此，我从1942年2月10日被拉夫到泰国建筑死亡铁路，到1946年2月5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为38个月，但每月一分工资也没有。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4月18日。
Ibrahim Bin Jai
116． 蒙难者（投诉人）：
Ibrahim Bin Jai，男，82岁，身份证号1782254，住址： 68 A Jalan Madarsah，Gombak Setia Gombak，Kuala Lumpur，邮政编码53100。日本人来时住址： Batu 2 1/4, Limbongan Melaka。
投诉内容： 日军占领下的马来西亚，1943年OGOS月，我被当地人和日本的负责人强迫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Kampung Chief （Penghulu）和日本的官员抓住我和我的同事，强迫我们从Tampin坐火车到了泰国的曼谷。以下是日本政府曾经强迫我工作的地方： （1） Kriang Kerai；（2） Angganan；（3） Tamajo；（4） Nike；（5） Bampong Mai。三天以后，我们步行到达了Bampong。他们不给我们食物和水，我们非常饥饿。你不能想象我们受的伤害有多重。1946年，我被日本人从Bengkok带走，并在1946年的6月11日带到Pulau Sekijang。三天以后，我又被用火车送回马来西亚的Tampin火车站。从Tampin到我的家乡，我由Pos Office Van陪着。到家后，我激动地见到我的家人，但心里也充满了忧伤。这些是我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的1942年的悲惨遭遇。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1日。
吕威
117． 蒙难者（投诉人）：
吕毓良（吕威），男，73岁，退休的锄草工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C2316768 220116715193，住址： E61 Kulai N/V Kulai Johor Malaysia,邮政编码81000。日军占领时住址： 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Malaysia，受托人吕天雄（Lee Kem Chong）。
投诉内容： 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在1942年5月间，一个晴天霹雳使我与妻儿分别三年多。想当年，日军在该圆丘捉人去泰缅修死亡铁路当苦力。当时，该圆丘每组25人中抽3人。我本人是第一批被征去的苦力劳工。当我踏上征途时，我的长子尚未满月。我们一批人由新山乘火车，经历数日才抵达目的地。当时劳工七八百人。当年，日军答应有关家属，可按月照顾若干米粮及款项。当年日军违反协约，不守信用。当年我被分配到南昌站工作，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整个组内约有五六千人。当苦力的有华人、印人、巫人。本人在建死亡铁路三年当中受苦受难，一切损失，日本政府应当负责给我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6)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12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2）
曾来
118． 蒙难者（投诉人）：
曾来（Chan Loy），男，85岁，退休的锄草工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89154，住址： 30 Lorong 5 Tampoi N/V. JB Johor，邮政编码81200。日军占领时地址： 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Johor Malaya。
投诉内容： 我28岁时，由中国南来定居古来。本人在古来期间，当过各种劳工。在我43岁那年6月，也是1942年，当时我在古来无成园目前的牙直利园做杂工。当时我们是被一位潮州人士利诱、欺骗到泰国去筑死亡铁路，为期三个月，期满可以遣返，并会获得整百元马币。这种事件所发生都是一种行骗的圈套。在泰缅铁路工作的二年，不如牛马。日本政府应当体恤我们不幸受害，给予合理补偿。日本政府对被日军强迫去泰国当劳工的无辜受害者应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30日。
黄九
119． 蒙难者（投诉人）：
黄九（Wong Kew），男，67岁，养老，身份证号3571291，住址： No 54.Kg Baru Batu 8 Labu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政编码71300 Labu。日本占领时住址： 加影士毛月老园万宜路。
投诉内容： 1943年，我31岁，那时我住在Selangor的Semonyat，是一个General工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遇到了一些日本士兵，他们把我带到了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当我被迫在那不熟悉的环境下工作时，我遭遇了许多悲惨的事情。我的很多朋友由于生病而死去，我幸运地活了下来。
我在1942年8月12日被诱骗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当时的劳役工资每天只有1元。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悲惨遭遇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黄源
120． 蒙难者（投诉人）：
黄源（Wong Yin），男，65岁，身份证号1786833，住址： No 101 Kg Baru Air Ku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N.S.，邮政编码73300 Labu。日本占领时住址： 泰国的金门里与淡边。
投诉内容： 我被日本兵强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日本人随意地踢打我们。我被强迫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那时我才14岁。许多和我一起去的人都在建造死亡铁路的过程中死去。几乎没有人能忍受那种生活环境。我很幸运地活到今天。我在1941年5月18日被拉夫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1945年1月9日才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共46个月，可日本人当时每天只给我1元。谁应该为我悲惨的遭遇负责呢？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刘海
121． 蒙难者（投诉人）：
刘海（Liew Hoy），男，82岁，养老，身份证号2027667，住址： NO马身新村老人院Rumah O Rang Tai MahSan N.S.,邮政编码72100。日本占领时住址： 文冬Pahang Malaysia。
投诉内容： 1943年，我被日本人征召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死亡铁路生活的悲惨难以形容。那里没有好一点的地方可待，没有正常的食物吃，也没有足够的衣服穿。对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来说，那里就是地狱。日本兽兵残酷地对待我们，任意地踢打我们。由于没有医药救治，我的很多得病的朋友都死掉了。
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是带着一条坏腿回来的，此后只能是一个瘸子了。我1943年3月20号被送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1945年9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为30个月，劳役工资为200元泰铢，可我拿不到。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修建死亡铁路过程中所经历的苦痛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3）
李世经
122． 蒙难者（投诉人）：
李世经（Lee Soy Keng），男，70岁，身份证号1641374，住址： Taman Tebat Kering，Kuala Pilah，邮政编码75614。
投诉内容： 1942年的8月5日,也就是我仅仅20岁时,我被日本士兵征召去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我和一大群人在Sereban火车站上的火车。我们被迫在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任何拒绝合作的人都遭到了虐待。死亡铁路的环境非常恶劣，人就像生活在地狱里。我们中的好多工人都死了，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的遭遇进行赔偿。我希望正义人士能支持这些受害者。如果有任何赔偿的话，请转交给我的儿子Lee Chee Won。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亚利沙烈
123． 蒙难者（投诉人）：
亚利沙烈（Ali b Salleh），男，75岁，身份证号4799389。住址： Batu 20, Taboh Naning，Alor Gajah, Melaka，邮政编码78000。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在我的Kanpung被一些日本兵抓住，被送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死亡铁路，我们几乎没得吃，没得穿。一个人如果生了病，也无药去治，我的很多朋友得病后都纷纷死去。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打人。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回到祖国，活到今天，并能够把自己的遭遇讲述给别人听。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遭遇进行完全地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18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4）
Hj. Mohammad
Bin Sahat
124． 蒙难者（投诉人）：
Hj. Mohammad Bin Sahat，男，69岁。身份证号A1366033，住址： 1232, Lorong Cik Mat, Jalan Temenggong Ahmad，Muar, Johor，邮政编码84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Batu 7 1/2, Paye Rumput，Melake。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期间的1942年9月，日本政府鼓励Melake的所有男居民去泰国的Padang Besar和其他地方的农业学校去学习。1942年10月，我和250名Melake的男居民乘火车去了Padang Besar，想去农业学校学习。可没想到的是，我们被强迫去修建到缅甸的铁路。我们上当了。那一年，我15岁。
我在那里工作了二年半，主要是从森林里将原木和枕木砍下并运去修建通往缅甸的桥。日本人很残酷，我们都是超负荷工作，并且总是遭到他们的折磨和毒打。二年半后，我得了很重的病。我们住在军营里长长的房子里，那里没有任何设施，没有床，也没有枕头等东西。我们喝的都是河里和溪里的水。我们没有早饭吃，午饭通常是一个混杂着腌制的干鱼片的饭团。有时候，饭团里还有猪肉之类的粉末，而这对伊斯兰人是一种侮辱。
我得病后，被送到Kamburi“医院”去“治疗”。所谓医院，就是17栋充满了各色病人的屋子，我们根本得不到治疗，只是在那里等死；医院没有床，没有毯子，屋的结构和门都是由竹片做成的。通常是用Gunny Saks（通常装满了Padi）来代替毯子，而这充满Itchiness，很容易造成SCABBIES和其他的皮肤病；医院不但不救治病人，还不提供正常的食物，有时甚至在食物里有伊斯兰教禁忌的猪肉。在那里，早饭也是没有的——除了一点装在竹屑做的杯子（代替真正的茶杯和玻璃杯）里的Starch。由此，“医院”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在那里，每天都要挖壕沟或洞穴以埋葬30或40左右的各种肤色和种族的死人。
在日本投降之前的四或五个月时，我和另外25个人被一起送回了Malacca，他们说是我们这些人工作得非常卖力，工作的劲头非常高，因此得到了回家的奖励。事实上我们都得了重病，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我得了各种各样的病，像OETEMA，SCABBIES，各种皮肤病，ASTHMA，ANAEMIA，BERIBERI，虚弱。
我由于工作太出力，再加上遭到虐待、毒打等，因此，我得了背疼、耳朵听不清声音、身体虚弱等毛病。我在这两年半里，没有拿到一分工资，我在Kamburi医院里，也没有得到任何救治。不能离开，没有周末，长时间劳动，作息不正常，没有早餐，没有正常的食物，没有医疗救治，工作时间没有交通工具，当时在精神上遭到羞辱，承受巨大的压力，凡此种种，我总是害怕和受惊： 下面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7)
为此，我要求得到我当时工资和精神上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4日。
廖安
125． 蒙难者（投诉人）：
廖安（Liew Onn），男，88岁，退休，身份证号1980987，住址： 6 Jalan 18, Bukit Anggerik Cheras Kuala Lumpur，邮政编码56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Jakoh Area Pahang。
投诉内容： 我是1942年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的，于1946年被遣返马来西亚。我在死亡铁路工作了31个月。日本兵强迫我天天工作，却不给我工资。更过分的是，他们不让我洗澡。每顿饭不够，而当我有病的时候也不提供任何药品。我由于没有力气工作而被看成是偷懒，所以遭到毒打，工作受伤后又没有药给治，因此我失去了三颗脚趾。我要日本政府赔偿我的损失。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7日。
吴法兴
126． 蒙难者（投诉人）：
吴法兴（Ng Fak Hin），男，1927年生，74岁，退休，身份证号1216152，住址： NO 87 Jalan Kenai Taman Paling Jaya Semenyih Selangor，邮政编码435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双溪珍雪州。
吴吉（Ng Kit Lin），男，66岁，退休，身份证号3318969，住址： 58,ylu Cavy Cin 1717 Petaling Saya, Selavya，邮政编码71300。日本占领时住址： Sangei Renggin Estate Semenyih, Selangor。
投诉内容： 本人叫吴法兴，当年20岁时与当时十五岁的弟弟吴吉一起在士毛月街上被日军强迫抓去泰国修死亡铁路。我们两兄弟从吉隆坡乘火车北上到了万邦，就开始步行，日行夜宿才到淡马祖开始工作。我们兄弟在工作地点发现很多尸体，我们相当害怕。我们每日必须24小时轮班工作。日军当时说，每日有薪金3元，可是每日工作工资只获得1元。我们兄弟经过三年多才回来。我们兄弟在泰国修死亡铁路三年多，受苦受难。当年的惨况可以说吃不饱，饥不死，过着难受的苦日子。如今我们兄弟两人希望日本政府从人道的立场出发给予合理、公道的补偿。
我们是1942年8月被抓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6年3月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44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天3元半马币。按理说，每月105元。当时每月领10元，有时没有。日本方面答应余额（95元）寄给马来西亚的家人，但家人从来未曾收到这笔余额工资。那么我们每人被拖欠工资4180元，加上精神及肉体上受折磨之痛苦及粮食及药品缺乏，所受饥饿及疾病之痛苦，亦须给予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8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1)
1． 1993年9月19日《星洲日报》： 《公公去建死亡铁路遇害后不知埋哪儿（姜金生）》
（马口18日讯）马口的姜金生控诉日本蝗军当年害死他的公公姜祥，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
姜氏是根据他母亲告诉他说，姜祥是在1942年，在马口被日军捉去泰缅边境建死亡铁路，结果被日军害死，客死异方，埋尸哪里一点也不知。
他说，姜祥当年被日军逮住后，强拉到金马士乘火车载送到泰缅边境做死亡铁路，结果一去不回头。
姜金生目前住在马口花园，他认为日军当年在大马半岛滥杀无辜，强逼人民参加死亡铁路的工作，其惨无人道的手段是令人齿冷的，因此他说日本政府必须对此作出赔偿，以偿还他们当年所造的罪行。
（参见本节案例6）
2． 1993年9月11日《南洋商报》第十版： 《哥哥日治期蒙难要求日本赔偿，老人积怨爆发讨公道》
（汝来10日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蝗军铁蹄南侵陷沦时期，雪州士毛月一个公司被捉去二十余名华人，前往泰缅边境建造死亡铁路，结果惟一的大哥被捉去，那是1943年中的事，终于等到和平后，由在死亡铁路生还归来者口述透露，兄长是在该地工作约数个月后，由于身患重病缺乏药物治疗，双脚溃烂而死。
上述是由来自森州汝来双溪拉务园丘一位老者叶芳，现年71岁，于昨日来谒见本报记者，描述掩藏在心中数十年的积怨而作控诉，以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
他说，其父亲有五名儿女，他与哥哥叶林是家中的男丁，哥哥当年被捉去时30岁，而且已有妻室并育有一名女儿，大伙共居住在士毛月一名称为黄华公司园丘内，以割胶为生活，而在1943年中的一个早上，大批日军乘着罗里到该园丘找壮丁去泰、缅边境修筑铁路，由于叶芳当年只有16岁，而且个子矮小而没被征抽而逃过一劫。
随着日本蝗军投降撤离后，只有少数人回到士毛月，其中一位姓黄及另一位名叫叶九，在彼等口中述说，其哥哥到达后数个月后得大病，在药物奇缺下，双脚腐烂而死去。
他继说，其嫂得悉丈夫罹难后，便随即离家出走，丢下其侄女由他照顾，后来他迁居至汝来双溪拉务园丘，俗称日本园丘，其哥哥惟一的遗孤在几年后亦由于患病，被一名妇女庸医治疗后，亦死去，可谓家散人亡。
叶芳老先生居住在汝来数十年，由于得悉最近各报章刊登一些在日军南侵的受难者家属向日本政府追讨血债及赔偿，因此他亦代表其哥哥叶林申冤，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交代。
本报记者得悉，在汝来曾有无数人士及家庭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亲人，因为汝来曾有一个别名，英政府称为“鬼域”，也就是说是乱葬岗的意思，据以前的人说，汝来曾是日本军动刑后安葬死人的坟场，同时亦有一间慰安所位于大街，但是由于历史悠久已失去追查的资料，不过笔者曾在年幼时看到汝来火车站（在1960年拆除）的一条石柱上尚写着日本字体，因此一般相信，日军曾在雪邦律（汝来的旧名）盘踞一段时间。
（参见本节案例24）
谢瑞英：父亲一去成永诀。
3． 1993年2月9日《星州日报》： 《“病死没人收尸！”蝗军征召建死亡铁路，四人上路只有一人回头》
谢瑞英，61岁，来自马口巴架峇都。
她父亲谢平（当年38岁），居住在“不二乡”一马路（即现在马身新村）。于1942年，日本占领时期，一家人以种稻为生。
某日，村长来到她的家，告诉她父亲说： 日本军人要征召壮丁到泰国建铁路，任何人不能抗拒，结果父亲与其他三名同村人士到马口警察局去报到。
一去成永诀
据说： 较后，父亲与人共乘火车到金马士，然后转火车直到泰国，谁料一去成永诀。同时三人在战后都不见回来，很肯定都已埋尸异乡。
“由于这演变，那时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三姐妹，以后由于生活非常困窘，母亲只好将两个妹妹送给他人抚养，我则留在母亲身边，母亲种禾，我赶鸟儿，挨到日本投降。”
她说，这是日本蝗军迫害得我们家破人亡，两个妹妹也从此失去联络，日本实应该给我们合理的赔偿才对。
（参见本节案例54）
4． 《“父亲被蝗军杀了”，李凤： 家人痛苦了半辈子》
李凤每当忆及父亲的遭遇，就悲伤不已。
（马口12日讯）“日本蝗军害我家散人亡，虽然事隔多年，但是一提及往事，就触痛我们心灵上的创痛。”
父亲在日治时代被日本蝗军害死的李凤说，他的父亲李青当年被日军捉去时，只有35岁，一家人正需要父亲的抚养，却料不到日军侵略马来亚半岛后不久，残酷的日军便把她父亲捉去泰缅边境，参与死亡铁路的工作，而至今音讯全无。
原籍广西的李凤相信，她的父亲肯定是在建筑死亡铁路期间被日军害死，可怜她年纪小小便失去父亲，而且还使她一家人因此痛苦半辈子。
李凤的母亲廖秀经常提醒她不要忘记当年日军捉她父亲的悲事。1942年底，她们一家人当时住在柔佛的也阁园丘，一天中午，园丘内突然出现车头插着红太阳小旗的卡车，大群日军一见男性壮丁就捉，当时有十多二十人被捉。
李青在那个时候也被日军捉上卡车，然后绝尘而去，这一去，从此成了永别，日军把壮丁用火车从昔加末载去泰缅边境，威逼他们建筑死亡铁路而客死异乡。
廖秀已在20年前去世，而李凤后来嫁到马口，目前住在老同城园丘。她说，几十年来，每当忆及父亲的悲惨遭遇，就使他们难忍心头上的创痛，这笔血债日本政府应该负起责任给予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55）
5． 1993年9月19日《星洲日报》： 《被捉去建死亡铁路，父亲或已埋尸荒野》
（马口18日讯）在三年八个月的日治时代虽躲过了日本蝗军刀锋，但是亲人却逃不过日军强拉壮丁到泰缅边境，参加修筑死亡铁路而客死他乡的蒙难者何其多。
目前住在马口朱区的黄梅说，她的父亲黄信（当年30多岁），被日军捉去后，至今音讯杳然，她相信父亲一定是当年被日军捉去做死亡铁路时，也像其他千千万万的大马无辜者一样死在泰缅边境，埋尸荒野。
据她说，当年他们一家人住在芙蓉附近一个小园丘，蝗军是在1942年中某一天上午出现，那天，黄信刚好到芙蓉购物，从此一去不回。
黄梅根据她的母亲谭二梅告诉她说，当时有人看到日军把黄信逮捕送上一部卡车载走，卡车上还有数十名壮丁，事后听说卡车上的人全部被送去建死亡铁路。
在兵荒马乱、日军动不动滥杀无辜的时代，黄信被日军捉去后，仅剩下黄梅及其妹妹黄亚珠母女三人相依为命，由于生活艰苦无法抚养两名女儿，谭二梅当时忍痛把黄亚珠送了给别人，以后便断绝联络，至今完全没有她的下落。
谭二梅在1984年逝世，黄梅目前非常想念她的失散妹妹黄亚珠。她说，日本军害她们家散人亡，罪孽深重，日本政府理应对此作出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74）
6． 1993年9月15日《星洲日报》： 《谭妹： 血账难了！父亲横死泰缅铁道》
（马口14日讯）“日治时代日本蝗军搜捕壮丁送去参加建死亡铁路时，我父亲谭门当时刚好从五区吉禾地芭住家到马口，他便在马口被日军捉去，从此音讯全无。”
目前住在马口志同成园丘的谭妹（52岁）控诉说，日本蝗军把她父亲捉去后不久，便有消息传来他在送抵泰缅边境参与死亡铁路的艰苦工作时，因为水土不服，也受不了山岚瘴气而死在铁道上。
她说，日本蝗军霸占大马半岛三年八个月，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民家破人亡，这笔账不能因此了事。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2)
她因此趁日本新政府上台，并对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罪行道歉时，向报界痛陈辛酸往事，希望日本政府对大马半岛当时的蒙难者家属及后裔作出合理的赔偿。
她追忆说，当年他们一家人住在马口五区吉禾地芭，1942年中的一天中午，他父亲出门在马口买东西，却不幸被搜捕壮丁的日军捉去。
当时他们一家人感到非常恐惧和悲伤，尤其是她母亲谢梅，更加是肝肠寸断，声声痛责日军的惨无人道。
她说，不久之后，便有消息传回来说她父亲在参加死亡铁路工作时客死异乡，从此她母亲便忧郁成疾，直到十年前悒悒而终，临终前仍对日本蝗军害到她家破人亡而感到悲忿不已。
（参见本节案例75）
7． （主要关于准拿督何成、李振球、何木森、李德贵、萧新华、易兴良、黄南、陈开銮、李金祥九人的报导三篇）
（1） 1993年6月28日（星期一）《南洋商报》增版： 《战时被迫到印尼苏岛建死亡铁路吡州七名虎口余生者决向日本当局索赔偿》
（怡保27日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强迫运到印尼苏门答腊建造死亡铁路的虎口余生者，欲召集其余已失去联络的生还者，以便通过马华与巫青团洽商后，呈资料给日本当局，以要求给予他们所应得及合理适当的赔偿。
他们一行七人以何成（68岁）为首，其余者包括萧新华（68岁），陈开銮（83岁），李德贵（80岁），易兴良（67岁），何木森（69岁）及李金祥（70岁），今日向报界揭露当年惨事。尚有两名黄南及林昭德日前居住在狮美，但由于行动不便而不克出席记者招待会。
何成表示，这条鲜为人知的印尼苏门答腊岛铁路是由该岛的巴干峇鲁直通到马鲁，共长120多公里，但在他们兴建完竣后，还没有正式通车时，日军已宣布投降，而他们才有机会重返祖国。
余生者当中的萧新华在追忆往事时指出，他曾于1942年被强迫到暹缅修死亡铁路长达一年多，随着该铁路的建竣，他于1943年回来我国，但回国后不久于1944年4月不幸的再次被迫前往苏门答腊建铁路，在这一次的行程中，他便结识了何成及上述五人。
由新加坡动身
他们皆异口同声表示，他们是在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即现在的新加坡）出发前往苏门答腊的巴干峇鲁，而他们这批前往该处死亡铁路的吡叻州人士共有78名，到达后他们感到有受骗的感觉，因所受到的对待与在新加坡时完全不同。
陈开銮追忆说：“我们没有薪水可拿，日本蝗军只供给少许的食品，有时在饥饿时迫不得已只有寻求大山芭的野果充饥，而该处高山为环，前有河川，使得死亡铁路工人不能逃跑。”
他表示，当时的蝗军监督工作，只管打点工作进度，惟有工人拒绝进行工作时，才会殴打他们，只要工人继续工作，蝗军便停止殴打。
他指出，但有时在赶工时，他们须不停的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雨夜赶工时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如不做会遭到蝗军的拳打脚踢。
此外，他们也表示，在深山野岭工作，而该处又没有良好的医药设备，一旦患上疟疾时只有等待死亡时刻的到来，而该处也没有清洁的水的供应，再加上常年累月的没有足够营养，使得铁道工人很容易患上癞疮皮肤病及其他病。
病死者葬身荒野
他们说，当时许多人因为支撑不住而死亡，有时一天多达几个也有，遗体是随处埋藏的。
1945年，日本蝗军投降后，他们被迫去苏门答腊死亡铁路的78名吡叻州人，能生还被遣送回国的并不到20巴仙，回国后由于各忙各的许多都失去联络，大家各处一方。
他们今次希望通过报章把其余曾被强迫去建死亡铁路的工人集合在一起，通过吡叻马华公共投诉局主席温政喜的协助，将有关死亡铁路资料，呈给马华中央公共投诉局主任张天赐与巫青团洽商后，呈交给日本政府，要求给予死亡铁路工人合理适当的赔偿。
（2） 1993年6月29日（星期二）《南洋商报》： 《饱受日军折磨摧残死亡铁路受害者要向日本索赔偿》
（怡保28日讯）日战期间，被日军捉去苏门答腊兴建印尼的“死亡铁路”劫后余生的受害者，欲召集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赔偿费，以弥补当年饱受摧残的身心。
以怡保张何有限公司董事经理何成为首的“印尼死亡铁路”受害者于昨天在本市利口福酒家召开一项记者会，揭发他们在日战期间，饱受日军折磨，用血与泪完成铁路的事迹。
这一批重聚在一起的受害者，年龄是67岁—83岁之间。他们是：
何成、陈开銮、李德贵、易兴良、何木森、李金祥、黄南、林昭亿（上篇报道人名为林昭德，疑上有错——编者）和萧新华。
他们呼吁当年遭日军捉去苏门答腊巴争吉兴建铁路的受害者，重新召集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赔偿费。
联络电话是： 何成572686、548489或陈开銮： 556648。
何成指出，这件事已向怡保华投诉主任温政喜作出投诉，并希望通过我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交涉。
通过政府与日交涉
这一批和报界会晤的受害者当中，年龄最老的是陈开銮。另外，受害者萧新华（68岁），在日战期间，吃尽苦头。他不仅被捉去印尼苏门答腊修建铁路，之前，他还被送去泰国与缅甸交界的地方兴建长达93英里的“暹缅铁路”。
据这一批劫后余生的受害者指出，该条铁路长120余公里，从苏门答腊巴干峇鲁通往棉兰附近的马鲁。
“这条铁路之所以称为‘死亡铁路’，是因为被日军俘虏到该处建筑该铁路的数千名劳役，由于不能忍受当时恶劣的环境，而有约半数人身亡。”
何成指出，当时被捉去建筑铁路的地方，置在一个大森林，生活条件极之恶劣，吃不饱、睡不好。天一亮就要进行建铁路工程，直到日落才休息。有时候赶工，晚上也要工作。
“在当时的环境，并没有医药照顾，若生病了则非常麻烦，当时，疟疾丛生，许多劳役皆患病不治身亡。”
这一批“死亡铁路”的受害者，和一批为数共78人，同在日军大肃清时，于1944年4月带往新加坡，然后越洋到苏门答腊进行“死亡铁路”建筑工程。直到一年余后，日军投降时他们才通过各种途径回来本土，结束那一段黑暗的日子。
（参见本节案例90）
（3） 1993年6月28日（星期一）中国××（国内新闻）《蝗军恶行苏门答腊建铁道生还者追讨血债》
（怡保27日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强迫运到印尼苏门答腊建造死亡铁路的虎口余生者，欲召集其余已失去联络的生还者，以便通过马华与巫青团洽商后，呈资料给日本当局，以要求给予他们所应得及合理适当的赔偿。
他们一行七人以准拿督何成（68岁）为首，其余者包括萧新华（68岁），陈开銮（83岁），李德贵（80岁），易兴良（67岁），何木森（69岁）及李金祥（70岁），今日向报界揭露当年惨事。尚有两名黄南及林昭亿日前居住在狮美，但由于行动不便而不克出席记者招待会。
何成表示，这条鲜为人知的印尼苏门答腊岛铁路是由该岛的巴干峇鲁直通到马鲁，共长120多公里，但在他们兴建完竣后，还没有正式通车时，日军已宣布投降，而他们才有机会重返祖国。
余生者当中的萧新华在追忆往事时指出，他曾于1942年被强迫到暹缅死亡铁路长达一年多，随着该铁路的建竣，他于1943年回来我国，但回国后不久于1944年4月不幸的再次被迫前往苏门答腊建铁路，这一次的行程中，他便结识了何成及上述五人。
拳打脚踢
他们皆异口同声表示，他们是在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即现在的新加坡）出发前往苏门答腊的巴干峇鲁，而他们这批前往该处死亡铁路的吡叻州人士共有78名，到达后他们感到有受骗的感觉，因所受到的对待与在新加坡时完全不同。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3)
陈开銮追忆说：“我们没有薪水可拿，日本蝗军只供给少许的食品，有时在饥饿迫不得只有寻求大山芭的野果充饥，而该处高山为环，前有河川，使得死亡铁路工人不能逃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