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当时的蝗军监督工作，只管打点工作进度，惟有工人拒绝进行工作时，才会殴打他们，只要工人继续工作，蝗军便停止殴打。
他指出，但有时在赶工时，他们须不停的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雨夜赶工时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如不做会遭到蝗军的拳打脚踢。
此外，他们也表示，在深山野岭工作，而该处又没有良好的医药设备，一旦患上疟疾时只有等待死亡时刻的到来。而该处也没有清洁的水的供应，再加上常年累月的没有足够营养使到工人很容易患上癞疮皮肤病及其他病。
随处埋尸
他们说，当时许多人因为支撑不住而死亡，有时一天多达几个也有，遗体是随处埋藏的。
1945年，日本蝗军投降后，他们被迫去苏门答腊死亡铁路的78名吡叻州人，能生还被遣送回国的并不到20巴仙，回国后由于各忙各的许多都失去联络，大家各处一方。
他们今次希望通过报章把其余曾被强迫去建死亡铁路的工人集合在一起，通过吡叻马华公共投诉局主席温政喜的协助，将有关死亡铁路资料，呈给马华中央公共投诉局主任张天赐与巫青团洽商后，呈交给日本政府，要求给予死亡铁路合理适当的赔偿。
8． （1）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谈到日本赔偿想起死亡铁路》
我国各界人士多年来不时重提日本蝗军在山下奉文将军指挥策划下，“进出”东南亚时，在铁蹄下、刺刀下、检证下、汉奸走狗出卖下余生者的惨痛追忆，特别是集体屠杀的残局，主要是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而且提醒世人，不要再掀起血雨腥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来亚人民除了被屠杀，也被日本蝗军强拐到泰缅边境兴建“死亡铁路”。
修“死亡铁路”的大约七万余名大马人或他们的家属，据说将与其他遭屠杀者的家属一样，有望获得日本政府的赔偿。
这是一项天大的好消息。但是，何时能够落实还是一个未知数。最重要的是，这还要看日本政府如何作出妥善的赔偿安排。
实际上，这些人士早就应该获得赔偿，只是过去的日本政府没有在这方面答应作出赔偿而已。
如今，日本新首相细川护熙宣布，日本政府准备设立一个1万亿日圆（约马币250亿元）的基金，作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的赔偿，“死亡铁路”受影响者要求赔偿的机会，也因此露出曙光。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抬头，为了落实“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于是进行侵略他人的国家，结果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马华人最大受害者
日本蝗军侵略马来亚时，不但到处滥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更强迫大批年轻力壮的各族青年（以华裔青年居多），前往泰国建筑泰缅铁路，以利日本当局扩展他们的军事行动。
为了建造这条全长415公里的铁路以及建筑桂河桥，蝗军害死了11万条人命，而在我国，共有6800多位各族人民被捉去当“苦力”，其中75巴仙一去不回头，客死异乡。
根据各方面的讲述和记载，当这条铁路完成时，共有11万余名劳工和盟军战俘因抵受不住日军的虐待和各种疾病的侵袭，而曝尸荒野，使得后人至今无处祭拜先人。
1941年12月，侵入中国多年的日军，扩大其野心向美国、英国和荷兰等国宣战，然后，迅速占领了泰国、缅甸、马来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预防供应网被切
1942年中旬，日本军事家认为应巩固他们在上述地区的力量，以及派出更大军力去抵抗盟军（美、英、中和荷兰等国）的反攻。
当时，前往缅甸的最佳通道是利用海路经过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抵达仰光，再从这里进攻印度。但是日本军事家担心盟军的海军实力将会切断这条重要的输送网。于是，日军总部决定建造一条新的轨道，衔接泰国和缅甸之间的铁路。
日军总部在1942年初策划建造新铁路，到了当年6月，始发出训令，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和动员大批人力来迅速完成铁路工程。
第一批来自新加坡的战俘于1942年6月被运抵曼谷附近NONG PLADAK，开始兴建铁路的工程，另一批盟军战俘则被送到缅甸的THENBYUZAZAT，展开延向泰国的铁路工程。
艰苦工程完成苦力死亡枕藉
上述两段铁路是在泰缅边界的三塔峡谷附近交接，在泰境内的轨道全长263公里，在缅甸境内的轨道全长152公里，这条泰缅铁路的全部工程于1943年8月完成，9月份，日军开始全面使用它来装运军火。
建造上述铁路时，由于其中大部分轨道经过KWAE NOI河边的森林和悬崖，因此困难重重。尤其是要建造桂河桥时，更面对河水冲击的危险和水涨的艰苦。结果，无数的劳工和战俘相继死去。
（2）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4百公里轨道沾血泪11万无辜异域化白骨》
根据一些战俘和日军的记载，当年，日军曾俘虏了大约6800余名战俘和征召大约20万名来自东南亚国家等地的劳工，强迫他们建造死亡铁路。
结果，总共有大约1800名战俘和大约10万名劳工，由于各种疾病、饥饿、意外和操劳过度等因素，先后毙命。
蝗军无仁火葬残病者
最令人切齿痛恨的是，许多劳工和战俘在进行建造铁路时，不只死在铁路旁的荒野上，无人埋葬，成为孤魂野鬼，而在变迁工作地点时，一些病重的病人，甚至被放火烧死。
此外，盟军为了阻止死亡铁路的连贯完成，曾经十次派出战机由印度的基地出发，载着大批炸弹偷袭和轰炸正在建筑中的桂河桥，企图击溃日军有意攻打印度的野心。结果，轰炸行动造成许多无辜的劳工和战俘被活活炸死，也使到桂河桥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完成。
当日军建造桂河桥之前，首先在大约100尺外建起一座临时木桥，方便运送各种建筑材料（来自马来亚和印尼）和其他必需品等，然后才开始兴建坚固的桂河桥。
（3）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蝗军放火烧病患陈北水锯烂脚变终生残废》
陈北水终生残疾，孤苦一生。
另一位老铁人为现年66岁的陈北水，他来自马六甲野新岭叻地区，在讲述他的际遇时，他说，他在死亡铁路工作期间，由于左脚患上烂脚症，加上无法获得医药照顾，结果只好锯断了小腿，过后也失去了工作能力，以致一直来都没有结婚。
他说，日本占领我国时期，他只有15岁。他与母亲及弟弟一起住在柔佛令金拉央路的园丘，以割胶为业。
1942年，大约是7月或8月，该园丘负责人通知工友，由于接到日本军官的命令，训示所有居住在园丘的居民，每一户至少派出一人到指定的地点集会，以便由当局运送到泰国充当建筑铁路的劳工。任何人如果违背命令，必会遭受日本蝗军的对付。
当时该园丘内共有35人（年龄约由14—15岁不等），在报到后就被安排乘火车前往吉隆坡，然后与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士一起再乘火车前往泰国，坐了两天的火车，终于到达泰国的“万邦”，接着再乘军车向名叫“高岭”的森林地带前进。到了目的地后，又再步行三天的路程，总算到达深山野岭的工作地点。
在那儿工作，大都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他是负责锄泥的工作，将高地锄低，其他的一些则用“鸡公车”推泥，以便把低地填平，前后曾换过几个工作地点。当搬迁工作地点时，有一些患病者无法步行离开，日军又不负责运载，于是放一把火将旧宿舍连病人一起烧掉了。这种毫无同情心、赶尽杀绝的手法的确残忍无比。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4)
当时虽然有白米饭吃，也吃番薯干，不过不曾吃过鲜鱼和肉类，只有一些普通的菜和咸鱼等佐饭。
从工作开始一直到离开为止，他都没有拿过一分钱薪金。带去的衣服穿破了，也没有得到当局供应新衣，只有以烂布遮住下体。
他是到了泰国一年多之后，不知何故患上了烂脚症，由于得不到药物医治，加上情况越来越不妙，后来被送去“万邦”，只好任由日本军医将烂脚的部分（连小腿一起）锯掉，以保住性命。也有一些工友，由于烂脚的程度严重，大多数都是在异国不治身亡。因此，同去的35人中，只有5人能活着回来。
陈北水的脚锯了之后，由于不能再工作，便一直在“万邦”居留。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他们才由英军安排坐船从泰国回到新加坡。当时他不能走，必须由英军背着上船和下船。
回马之后，因为残疾不适合工作，他只好依靠弟弟生活，后来在亲友的协助下，安了一只简单的义脚，以利步行。一直以来，他都是协助弟弟处理一些简单的家务，他迄今还没有结婚。
大战结束了，虽然号称“马来亚之虎”的山下奉文将军被正了法，后来日本政府也赔了三艘商船表示“赎罪”，但50年后的今天，还是有人年年重提蝗军的罪行，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日本必须对50年前的大悲剧全面负责，而50年后的今天，相信只有赔偿才是还我公道的最佳解决方案。
（参见本节案例98）
9． 1993年12月10日(星期五)《星州日报》： 《死亡铁路拣回命辛酸经历难忘记——两“老铁人”要日本赔偿》
“老铁人” 廖昌华痛斥蝗军的残酷不仁
（芙蓉8日讯）泰国“死亡铁路”的兴建过程令许多“老铁人”留下深烙不灭的痛苦回忆和说不完的伤悲。芙蓉的二位“老铁人”陈德文和廖昌华同样经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悲痛往事。
陈德文（81岁）和廖昌华（66岁）今日前来本报叙述他们被日本蝗军强迫前往泰缅一带兴建“死亡铁路”的经历。
陈德文对建筑“死亡铁路”的那段日子仍存有阴影
在1942年的10月，日军在森州一带的胶厂贴通告，强迫所有胶工前往泰缅兴建铁路。当时住在波德申石古洞的陈德文与25名华人和75名印华裔前往泰国；而正值15年少的廖昌华与另50名弄边胶工则坐火车前往新加坡，然后乘火车辗辗转转的到达西贡。
在那段辛酸有加的经历里，他俩的遭遇也不尽相同。他们这一批人被安排在一间大宿舍里，挤“沙丁鱼”似的打地铺；在吃方面更令人心酸，在“大锅饭”里除了有番薯干、盐鱼干、咖喱水之外，还有“加料小食”——一不知名的小虫搀杂其中。
他俩仍心有余悸的说，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惟有与其他人一样闭起眼睛“咕鲁”一声吞下去。
在这恶劣的生活环境里，他们还要长途跋涉的经过遥望无际的沼泽地带和弯弯曲曲的小山，六七天后才到达“死亡铁路”的工作地点。
他俩说，在路途中有许多无法承受疾病的侵袭或被蝗军残酷刺毙的发臭尸体。日军没几天便挖一深坑埋去堆积如山的尸体，令人毛骨悚然。廖氏表示，他们除了要在日晒雨淋之下干粗活外，还要面对日军粗暴的殴打，有的更残暴的便一枪刺死毫无反抗能力的人民。
在这苦不堪言的三年多里，他们终于在联军的协助下，脱离这痛不欲生的苦难日子，回到怀念已久的家乡，与家人重聚。
如今，他们要求日本政府以仁道立场赔偿他们当年所承受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并作出适当的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100、101）
10． 1992年11月7日（星期二）《新明日报》森甲新闻，陈逸平： 《蝗军掳壮男当奴隶老铁人细说辛酸史》
（庇朥16日讯）日本蝗军占领我国期间，曾经到处掳掠壮健男人，送到泰缅边境充当建筑“死亡铁路”的劳工，其中以华裔占多数，当时一批一批的劳工被载到荒山野岭进行艰苦的劳力工作，过着奴隶般的困苦生活，甚至有不少人在缺乏医药照顾的情况下而客死异乡。日本军投降后，有机会安返家园的只剩下数目极少的幸运儿。
目前居住在淡边普罗士邦门牌4232号的退休警探罗汉辉（66岁），昨天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追述他当年担任“死亡铁路”劳工的一段辛酸经历。
这名老铁人当年16岁，原是居住在马六甲新29碑甘榜邦洛巴浪，平日踏脚车到乡村地区收破旧胶鞋，赚取一点生活费。
送往建死亡铁路
有一天，当他与他姐夫的弟弟陈妙（26岁）一起在野新镇上出现时，被一位陌生人叫去警察局，到了那里被记录了个人资料后，对方便告之要带他们去泰国建筑铁路，每天除了可得3元日薪之外，另外还会将1元工资交给他们的母亲。
后来他们便被载去马六甲过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淡边乘火车北上，经过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到泰国的“万邦”，接着又从曼谷转搭火车前往“干布里”，下火车后，改乘罗里进入森林地带，罗里驶到路的尽头，又再步行一日一夜才到达工作地点。
当时他们共有约200人一起被送到目的地，然后又分为100人一个营地，每25人便有一位工头负责管理工人。
罗氏当时在森林中的工作是几人合力拉树桐铺设铁路，有时也担任铺铁路的工作，负责的日本兵很凶，若见到工人偷懒便会加以鞭打。
他说，在森林的工地里，由于缺乏药物，许多患上霍乱症的工人都相继去世。有人病了，便被送到较简单的“医院”，睡在竹片做成的病床上，与病魔搏斗，也有一些人因病重被锯断脚，过后也被送回我国。
陈妙因为病了，乘机会从“医院”逃了出来，后来去了曼谷。
200人去仅20人回
日本投降后，他们仍继续在该处工作，大约在三个月后，英军才将他们送回我国，他能平安回来，可说是万分幸运，因为同去的200人，有机会回来的只有20人左右。
右起黎金、林三、罗汉辉、黎鸿、陈金生、陈高升与孙建成（左）合影。
罗汉辉回国后是任职胶工，直到1949年，他才加入警察部队服务。
昨天在孙建成的安排下，另有五名在日治时期被蝗军杀害的蒙难者后裔，向新闻界讲述他们亲人的遭遇。
黎金，现年54岁，目前是居住在波申石古洞园丘。
日治时期，他只有3岁，一家六口居住在马口双溪雷，被日军杀害者是他的父亲黎仲，母亲甘氏，以及三位哥哥共五人。当时他是被一位好心的妇人抱走，一起跳进粪坑中，才避开日本兵的屠杀。
蝗军离开后，该妇女将他交给住在双溪雷菜园的叔父，由叔父养他到五六岁，后来才由堂嫂李英把他养大成人。
黎鸿，现年51岁，目前是住在芙蓉芭尾新村门牌50号。
当年他们是居住在双溪雷菜园，1942年7月31日，当日军展开大屠杀那天，由于他的父亲黎灿水与兄长黎华刚好前往双溪雷镇，结果就这样被杀害。惨案发生后，其母亲李英，便带姐姐黎金蓉与他，三人一起带了一些番薯和木薯干粮进入森林暂时躲避。
陈高升，现年62岁，居住在新邦葫芦顶大街46号。
日治时代，他们是居住在芙蓉双坡，他的叔父是居住在林茂不叻士郑生郎园丘，结果在一场大屠杀事件中，叔父一家与其长兄一共八人都遭杀害，被杀者名单如下：
长兄陈习妙（当时20岁），叔父陈玉进（30岁）任职该园丘工头；叔母黄玉风（25岁），任职杂工；堂妹陈金云（5岁）与金莲（4岁）；堂弟陈金成（3岁）与金英（1岁）；以及二叔陈春林（28岁），未婚，胶工。
陈高升说，他们是在惨案发生的三天后，才获得朋友的通知，金成中刀后肠子流了出来，并没有当场断气，而是在一星期后因无药可治才告去世，金英则是被蝗军抛上半空，以军刀刺死的。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5)
陈金生，现年51岁，目前居住在淡边宁宜胶园，任职罗里司机。
当年他们一家人是住在柔佛州莆来山下，父亲陈南，母亲林兰，当地共有20多家住户，全部家里的男人都被日军捉去，包括他的父亲在内，被捉去者是送去当死亡铁路劳工或已被杀害则不得而知，至今下落不明。
他有一位姐姐陈亚木，是卖给新加坡一姓钟人家，住在明光新村的叔公陈汉，以及莆来山的亲戚陈汉（同名）至今彼此之间都已失去联络。
林三，现年73岁，目前是在瓜拉庇朥县武吉古鲁莪新村居住。
在日治时期，其父亲林庆祥，母亲郑善德，大哥林胜桑与二哥哥林胜炎是住在葫芦顶甘榜阿逸万甘密山，他本人则住在瓜拉庇朥马口路33碑李顺昌园丘。
日本蝗军脚车队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后，于1942年3月18日继续前往日叻务时，召集甘密山一带住宅所有年轻的男人（包括他的父亲和两位哥哥共十多人），到一胶山上加以杀害，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子幸免。
他本人是在案发前一天用脚车载了一批香蕉和黄梨土产离开甘密山回到33碑，因而逃出鬼门关。案发后第二天，他得到通知，去到现场时他有见到父兄的尸体，后来才雇人把父兄葬在原地。
（参见本节案例105）
11． 1994年4月1日（星期五）《南洋商报》,卢有明： 《被强掳赴泰国建死亡铁路马来老翁向日政府索赔》
（庇朥31日讯）来自马六甲亚罗牙也县牙律地区的马来老铁人卡森敏莫哈末（72岁），日治时期被蝗军强掳送去泰国充当死亡铁路劳工长达三年多的时间，但是连一分钱薪金都没有拿过，为此特通过参加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间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藉以与其他老铁人团结一致，以便向日本政府争取应有的赔偿。
卡森敏莫哈末是在“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安排下，于前日中午与来自日本的民间团体和平访问团成员见面，并在接受访问时讲述他过去在泰国担任建筑死亡铁路劳工的一段难忘经历。
他说，日本统治马来半岛时期，他也是居住在目前相同的地区，记得是在1942年某一天下午6时30分左右，他正与数位同伴在打羽球之际，突然出现了两名全部武装的日本蝗军，同时向着他们一班人招手，当时只有他朝日军的面前走去，其他同伴则各自飞快逃离现场。
结果他就这样被蝗军强掳上军用罗里，与另一些青年一起被载到马六甲，在场已有数百名各族人士集中在一处，过后各人的手臂都被缠上一片红布，后来才知道日军要送他们去泰国建筑铁路。
第二天，他们一批人被分成数组，由军用罗里载去新加坡的日本军营，到了那里，各人又被安排接受验血，验肛门，种牛痘和打预防针，过了数天约有1000人同乘一艘日本军船航向西贡，到了西贡后，又换船前往泰国的曼谷。
当一群人在曼谷上了岸，又被载到森林边缘，然后步行进入深山野岭，经过千辛万苦，一直走到一个叫“东布龙隆峇都”地区的工作营才停下来，然后才分成100人一组负责各有关的工作。
在他那一组，全部都是马来人，是负责安置铁轨和造桥的工作，这项工作是分日夜两班进行，在工作进行时非常辛苦，尤其是造桥的任务更加危险，因为往往当他们把桥建好后，又被英军炸毁，炸后又得重建。他在这段工作期间，手掌和小脚都曾被铁条弄伤，至今还留下深深的伤痕，令他毕生难忘。
在三年多的建筑铁路工作期间，虽然有白米饭吃，但是却没有吃过一餐好的菜肴，当时大家只求填饱肚子，所以不敢有更高的要求，日军除了供应吃的和穿的之外，从来都没发过薪金。有人病了也没有药物可供医治，重病者都被送去另外一个地点，过后生死不明。
他在泰国的深山野岭中，一直工作到日军投降后，才在联军的帮助下，从曼谷乘船回来新加坡的（士京扬岛），经过当局验证没有传染病才获准离开该岛，乘火车回来淡边，再转车重归家乡的怀抱。离开新加坡回家前，每人得到联军发给的5元马币零用钱。
（参见本节案例109）
12． 1993年10月2日（星期六）《南洋商报》柔佛版： 《吕威： 那段日子除了苦，还是苦》
日军为了贯通军兵、货粮运送，因此兴建泰缅铁路。这条名为“死亡铁路”，就不知多少性命丧生，多少白骨孤魂长埋那里。（古来： 梁文华）
日本南侵马来亚（当时我国的名称），其黩武横行霸道主义，屠杀无数无辜人民。在黩武主义统治下三年八个月黑暗惨苦的日子里，令人永远永远无法忘怀的。
拉夫往筑泰缅铁路
日军为了贯通军兵、货粮运送，因此兴建泰缅铁路。这条名为“死亡铁路”，就不知多少性命丧生，多少白骨孤魂长埋那里。
被日军拉夫往筑泰缅铁路者，75%是归不来了，既然那些能接受百般折磨煎熬，度过难关，25%幸运者回来了，恍若隔世。
古来新村吕威，72岁，是其中一名被拉夫前往泰缅铁路充劳力者之一，在古来方面前去当劳力的，尚有范苟、曾来、朱贵、叶海（已故）。
吕威追忆说，日本南侵时，他在古来勿刹胶园（目前为云顶集团产业）当锄草工人，虽工薪低，一家人倒也乐融融。
1942年5月间，一个晴天霹雳，使他与妻儿分别三年多。
日军在该园丘捉人去泰缅铁路当劳力。在该园丘每组25个工人中抽取3人，他是第一批被征去的。
他说，踏上征途时，其长子尚未弥月。数日的煎熬，才抵达目的地。当时这辆火车上的乘客有七八百人，都是赴泰缅死亡铁路当苦力的。
他回忆说，启程时，日军答应有关家眷可按月领若干米粮及款项。结果却只配给几个月后即终止，这是违反当时的协约，日军显然不守信用。
工作重粮食差
吕威说，他被分配到南昌站工作，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他们居住的是用亚答建成的一座一座长屋。
整个组内约有五六千人，当苦力的，有华人、印人和巫人。
他指出，由于战时物质匮乏，苦力所获得配给的食物也极其差，而且缺乏营养。每日吃的是咖喱汁、白菜干、咸鱼和番薯叶。餐餐如此，许多人都吃到反胃。
他表示，纵使吃不惯，反胃，也得吃，而且24小时只两餐而已，其余的咖啡或其他饮品，一概妄想。
在泰缅死亡铁路当苦力，时时刻刻面对死亡威胁。既营养不足，而且裹腹也有限，加上极度劳动，非铁般体格不易煎熬。
清早6时被号令起床，洗刷后，没有食物裹腹，取了工具便前去工作地点。
中午11时，有专人将食物送去工厂。午餐休息半小时，11时半继续工作至下午五时。放工后回到宿舍，沐浴，进餐。6时再度工作，至下午12时，夜间，没有食物，挨饥入睡。同时要挨饥至翌日中午10时才有食物。
试想，这简直是非人的生活！
他继续说： 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用人力。一锄一锄锄下铁道旁泥壁上的泥土，然后填筑铁路。较后安装枕木。通车后，铁路受到盟军轰炸毁坏时，加以抢修，包括填泥、安装枕木等工作。
性命时刻受威胁
在死亡铁路工场工作，体力操劳过度，营养不良，还会受各种疟疾侵害，性命时刻处于死亡边缘。
吕威说： 即使生病，也得带病工作。患病者，在清早未点名报到时，遁入附近森林躲避，若躲在宿舍里被发现，必受鞭打处分。
一个苦力不幸死亡，就如死去一条狗那么简单。人一死去，就在附近地方解决，数人挖坑，数人将尸体投去埋葬。就此了事，长埋那孤寂异方乡土。
致死原因，除体力操劳过度，营养不良，印人喜喝生水，导致霍乱，更是比比皆是。大象排出的粪便，苦力没着鞋，不小心踏着，便会生烂脚，难愈，不少人也因此死亡。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6)
偷窃事件
处于同舟共济下，本来每个人都应是守望相助。由于人杂，也难免发生一些令人痛心事。
吕威说，工作一段时间后，日军每十日发一次薪。每次30铢（泰币）。由于有了一些金钱，宿舍也发生一些偷窃事件。
偷窃案发生后，日军接获报告，将各族分开居住，情况果然好转一些。
他说，他们得到微薄的工薪，是用来买一些咖啡粉、白粉、香烟等物品。
提到衣著，他透露，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休息日，在日军配给的麻袋，用刀子割开，然后用铁线缝起来当衣当裤。有者手工好，缝得倒不错。一些粗心者，缝得极差，穿在身上露出肉。不过，大家都是男儿汉，倒也不觉尴尬。至于“笠帽”，也是在森林摘下巨大树叶自制的。
提及在漫长岁月有否写信回家。他说： 想都不敢想，既没笔没纸，又无法寄出，如何将音讯寄递？想家，念家，只能在梦中追寻家的温馨。
转换新环境
在死亡铁路煎熬一年多的吕威，过后转到另一个生活环境。
他说，他被转去负责料理日军饮食起居的工作。日军可说极会享受。一组二十余人，有人烹饪，有人晒被，有人扫地，有人煮水，有人专司奉上食物及洗碗。
他表示： 进入了这个“环境”，生活可不致那么苦。
他在日军营专司厨务，夜间尚上课，学习读日本文。
吕威兴奋说，日军敌不过盟军，说明非正义之战，必遭人们唾弃。
日军投降，幸运生存者，都被联军召集到一个集中地，休息三个月，然后由联军护送至新加坡。各人才个别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表示，回来时，见了家人恍如再世。三岁大的孩童，已会声声叫“爸爸”。
时光如弛，再见天日，焉能不欢愉。吕威浸在回忆中，想那美丽的一刻。
日军南侵，为了运输便利，再召集数人去填筑泰缅铁路死亡铁路。75%的人牺牲。这种草菅人命，使许多家庭失去依靠，家庭拆散，对于不幸者没有合理赔偿，已侵犯人道。
所以，无数不幸者，声声谴责黩武主义之日本发动非正义侵略之战争。
（参见本节案例117）
13． 1992年11月20日（星期五）《新明日报》： 《向日本追讨血债铁蹄统治受害汇集力量争取》
日本蝗军大屠杀不但留给王伍尾惨痛的经历，也留下了永不痊愈的伤口，经过50年，他右脚的伤口继续腐烂，纠缠他一生。
（吉隆坡19日讯）日治时期罹难家属和受害者筹委会，今日吁请那些在日本蝗军铁蹄统治，遭受蝗军残酷用刑的生还者和罹难者家属尽速加入该会，以便收集资料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该筹委会负责人孙建成在一项记者会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南侵，攻陷马新，人民在那三年零八个月期间所受到的恐怖待遇，悲惨和亲人的牺牲，是永生不忘的悲惨经历。他表示，他定于下个月五日远赴日本出席日本民间和平团反战派的和平集会，指正日本在马来西亚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要求赔偿。他是受邀出席这个和平大会。
“我们无法一一联络罹难家属和受害者，希望全马各地有关人士主动与我们联络，汇集力量准备完整的资料，作为铁证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还我们一个公道。”
此外，他也希望各地的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个别举行记者会，把日军的罪行公布于世，经过报章的刊载后，成为有条不紊的资料，方便该筹委会进行工作。
他说，加入该筹委会的罹难者家属只需缴100元的永久会员费，而泰国死亡铁路受害者则缴50元，作为该会进行活动的经费。目前已有7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与孙氏联系。
孙氏曾于去年8月3日赴日本大阪，出席慰安妇国际研讨会。他自1984年开始即与日本和平团接触，住在瓜拉庇朥港尾村的孙氏本身也是日治时期的受害者。
泰国死亡铁路的见证者刘海。当年身临其境，今日记忆犹新，恐怖的遭遇，历历在目。
1942年3月16日，蝗军屠杀了他九名亲人的性命，只剩下他和老祖母蔡淑美逃出天生，当时他才7岁。
转眼间已过去了50年，可是当年身临其境，受到惨杀而大难不死的人，今天还在默默忍受这场祸害的后遗症，而年轻的一代，对白白牺牲了性命的亲人当年所遭受的痛苦又知道多少？
孙氏表示，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是理直气壮及天公地道的。当年马来西亚所获得的日本政府赔偿金，只是两艘价值2500万元的货船。
数名受到日本蝗军残酷杀害而大难不死的人士出席记者会。他们是来自马口的陈来、刘海及尾港村的王伍尾等。
其中以王伍尾的遭遇最令人辛酸，虽然事情已发生了50年，但是他右脚的伤至今仍未痊愈，继续纠缠着他，带给他永无止境的痛苦。
回忆当年的情景，王氏是受到蝗军的迫害，以他是抗日军为藉口对他施加酷刑，迫他招供。丧失人性的蝗军为了要达到招供的目的，穿上了铁鞋，不断重重踩踏他的右脚和双手，导致他双手和双脚粉碎，烂成一堆泥浆似的。
（参见本节案例123）
14． 1994年3月21日(星期一)《星洲日报》，郑顺智： 《首位巫裔老铁人现身痛述建死亡铁路之苦》
老铁人亚利沙烈
首位露面的巫籍老铁人向本报现身说法，痛述日治时期被抓去县暹缅边境建死亡铁路的痛苦经历。
这位老铁人，名叫亚利沙烈，现年75岁，来自马六甲亚罗牙也打波南宁。
他是来到瓜拉庇朥会见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要求加入协会，以向日本政府争取合理的赔偿。
老态龙钟的亚沙说： 1942年初的一个晚上约12时，四名荷枪实弹的日本蝗军来到其住家，以枪柄猛击大门，当他开门后，蝗军不分青红皂白，令他取些衣服，马上跟他们走。
登上军车后，蝗军随着到另两家，将其两名亲戚耶新姆及亚利敏彬捉上车。
此外一路上，不少华印青年都被如法炮制；整整一罗厘人被送载到马六甲宪兵部，在一车中早已挤满许多“同命人”。
约是凌晨3点，日本军人威胁他告诉所有在场的人说：“皇军要你们去泰国修铁路，为期三个月就可回来，工资每日3元，违反者将被……”
接着这批为数约千人分乘军车送到火车站，载到淡边后转火车南下到新加坡。
他说，我们在新加坡SELARANG PART住了三天，然后分乘四轮船（每船约三至四百人），乘风破浪经七夜抵达西贡。
枪压下穿山越岭
从西贡，数以千计的人在蝗军持枪压迫下，携带行李步行去边境，穿山越岭，千辛万苦夜宿森林，一路上日本军并未提供粮食，沿途依靠随身一些干粮及住在森林的人家提供一部分食物，饮山涧泉水。这一行差不多走了一个月，许多人不能支撑，有被毒打，也有不少病死原野，也有被打死，暴尸原野，无人置理，可怜可悲，但无人敢反抗。
到了“肯佳那布利”，他才开始见到每三哩有一营站。
我们被令在哇打里母泰森林区自行建营帐，开始苦力生活，而原有的1000多人，最后只剩下约700人，此情此景，大家都心惊肉跳，吃不饱，睡不好，只有等待死神的召引。
“我们每天凌晨三时就得起身行一小时的山路到工作地点。”
亚利说，他们一组共24人是负责砍大树供建铁路木枕，大树砍下后，都赖大象拖拉至目的地。
环境恶劣，饮食不清洁的水，工友大多数生病，但也得冒病工作，偷懒的肯定被殴打毒刑，病了又无药可治，自生自灭，简直生不如死。
“在营里，每天都有死尸，我的两名亲戚也先后死于荒野，每隔三两天就得挖坑埋尸。”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7)
他说，蝗军打人不必看时候，枪柄、木棒、竹桐是他们的行凶武器，他亲眼看到一位同僚因病不能工作，被蝗军当头一棒打倒在桥上，然后一棍打腰顺脚一踢，惨叫一声抛入大河，没有人敢多看一眼。
亚利在铁路工作过了三年多非人生活，大命不死是拣回一条老命。
日本投降后，他在联军的安排下送到曼谷，然后分乘船送到新加坡，回到故乡，有如再生，也好像做了一场恶梦。
亚利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50年前的事负起责任，给老铁人或后裔予合理的赔偿，政府更应在此方面给予协助。
（参见本节案例123）
第四部分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
杨文福
1. 受害者：
杨丹，男，95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杨丹之子杨文福（Yong Mun Fook），56岁，经营电器和自行车，祖籍福建兴化仙游，身份证号码为1371128。日本侵占时住毛边石头巷，现住毛边余广街14号。邮编31600。
损失数额： 73420元。
投诉内容：日本皇军入侵之后，要我父亲交人头税，供奉纳金，在那时，父亲没有钱交人头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树胶园卖掉来交人头税。在我父亲还没去世之前，曾三番五次地说，这些是我卖掉胶园所遗下的钱，你们好好收起来，这是我的血汗钱。所以留到了今天，希望日本政府要体谅，能够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24日。
林万才
2. 受害者：
林国呈，男，32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国呈之子林万才（Lim Van Choy），44岁，商人，身份证号码为500305085449。日本侵占时住Gunung Rapat Ipoh，Perak，Malaysia。现住30 Persiaran Madrasah，Hillview Estate，Ipoh。邮编31350。
损失数额： 39300元。
投诉内容：50年前，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的父亲是一位杂货店商人，他辛辛苦苦积下了一大笔日本军票。这39300元香蕉票是我父亲的血汗钱，但是日本政府投降之后，这些钱都变成了废纸。我的父亲是二战的受害者之一。然而，我们仍然保存了这些钱50多年，作为战争的纪念。如今，这些钱已经被我继承了下来。我已经注意到这些香蕉票上面有“日本政府保证按票面价值兑换”的字眼。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按照票面价值合理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4日。
陈良炳
3． 受害者：
陈良炳（Tan Leong Peng），男，82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陈良炳本人，祖籍福建仙游，身份证号码为2089621。日本入侵住13，High Street，Gopeng Perak。现住19，High Street，Gopeng Perak，Malaysia。邮编31600。
损失数额： 13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经营自行车轮胎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我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发行香蕉票时都保证可以兑换。目前日本国家提倡民主人权，是科技发达、先进的国家。那么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人权，不应该只是执行人类最野蛮的政策，令人遗憾。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给我们一切的损失。只有这样，它才可以保存国家的美德，才可以维护国家形象，才可以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8日。
曾庆敦
4． 受害者：
曾春，男。
投诉人资料：曾春之子曾庆敦（Chan Jin Toon），61岁，职业：Burnh，祖籍福建永定，身份证号码为330306085185。现住2， Main Road，sg.siput（u） 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 1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做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不承认军用票。父亲所留下的香蕉票达1万多元，这些军用票是我们的血汗钱，当时日本政府允诺可以兑换。希望当今日本政府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蔡逢泉
5． 受害者：
蔡加坤，男。
投诉人资料：蔡加坤之子蔡逢泉（Chuah Hong Chua），63岁，农民，祖籍潮州，身份证号码为0603981。现住489，Lorong 8，Kampung Bercham，Ipoh，Perak Darul Ridzuan，Malaysia。邮编3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