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侥幸，拾回一条命，章被盖在身上的汗衫上，那二三十日里，每天都小心翼翼，穿着“检”字衣出入，连洗澡时，也先把衣衫脱下收好，不敢碰到水。直至穿脏了，又剪下“检”字，放在口袋中，随时准备日军截查，用以保命。携带“检”字出门的日子，持续数日，弄得人心惶惶，惊恐不已。
检证期间，传说岛上有六七处电灯柱上挂了人头，我亲眼见到一个黝黑、血淋淋的人头，挂在丹戎百葛火车站对面，即是现在PSA造船厂外面的电线杆上。日军在检证期间，为了惩戒市民“不许违抗”，用杀鸡儆猴方式警告市民。
冲 击 事 件
我的出生日期并不很明确，因9岁丧母，父亲又不记得我的生日。1942年，登记上载14岁，而父亲说我应该是16岁，我之所以参加抗日的动机出于一件难以泯灭的目击事件。
李桦卓先生站在実龙罔路，指出当年他14岁，日侵新加坡时目击日本士兵射杀老人的现场
日军入侵那年，有人分派给我们日本旗。我当时逃难至山芭、碧山一带，我们村民被令列队欢迎日军从Johore（马来西亚柔佛新山）渡过长堤入城，传说英军已投降，要我们观看日军骑自行车进入市区，浩浩荡荡，长驱入城，这景象令我感到极大耻辱。
不久，我又避难至梧槽大伯公附近。有一日，我到火城，朥明拉街附近，经过与実龙冈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日军在该处设了岗哨，有一两个日本兵在值班，拿着长枪。人们每当经过这个十字路口，都要诚惶诚恐，弯腰鞠躬而过，那时日军刚占领本岛，很多人尚不习惯这种礼仪。
当时有位老人，好像刚刚自坡底购粮食归来，骑着自行车，他也许太紧张，也许忘了，却突然记起要鞠躬的事，正想从车上挣扎下来，就在这一刹那间，日本兵士对他呼喝了一声，随即举枪，对着老人扣动扳机，老人应声倒地，鲜血直流，老人完全没有辨白余地，就这样含冤而逝。
我立在商店五脚基（走廊）下，目睹恐怖的这一幕，气愤得想随便在身边找一根棍，或任何工具，痛击该日本士兵，以替老汉报仇。这位老人的家人一定是等待他从坡底买粮食归来，久候不归，心情该是如何焦虑不安，思及此处，令我更加哀痛不已，遂萌生一定要加入抗日地下组织之决心。
参加抗日组织遭拘捕下狱
我家共有父亲和三个兄弟，长兄很早便潜入马来西亚，参加抗日组织，在马来西亚沦陷不久便遭日军杀害。（父名李焯辉，牺牲时50岁）。
老人被射杀事件发生后，我要求二哥（李荣卓）介绍，加入地下抗日活动，二哥便叫我与一位派送《抗日阵线》报的会员联系，那位会员叫我学习看懂这份报纸报道的活动内容，每次阅读完毕，再将此报传给他人阅读。
大约一年后，二哥被捕牺牲，父亲在二哥逮捕后受株连，惨遭杀害。
我完全不知道二哥所处组织名字及工作内容，我只与其中一人直线联系。二哥殉难后的两三个月，便轮到我也被日本宪兵队跟踪并拘捕。
地点在福建街，宪兵队来了五六个日本军人，穿便衣，把车停在离我住的旧店屋约50米外，我由两个便衣以肩胛夹持上车，押到奥思礼岗（Oxley Rise）的日军宪兵行刑所，是一栋大洋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2)
我们一家四口之所以受到逮捕、杀害，是由于一位抗日组织的头头当两头蛇，把我们的名单出卖给日军，以换取自身安全，此人现居香港，很多人遭他出卖，被捕牺牲。
拘留所的拷问
我被关押在拘留所中，宪兵轮流审问，日本兵喝着咖啡问道： “快把事实全盘供出！”
我回答： “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也不愿说出同个组织的人名，我不想连累他人。日宪兵问得多，毫无答案，便开始动怒，咖啡喝完后便开始行刑，诸如： 拷问，用电流电击双手，捆绑双手吊起，特别是电击最痛苦，痛得全身颤抖，冷汗直冒，晕死过去。这样反复折磨多次，最后都带回拘留室休息。行刑地点与拘留室分隔，设在不同的建筑物里。
拘留室中有其他数人共同关押，每个人所受的刑不同，有的被打得死去活来，有的被灌水，有的被电击，然而都是极其残暴的手段。我们被关押在里面，最怕听见宪兵的穿着军鞋的步行声，简直胆战心惊，闻鞋声色变，每回听见，便想不知谁又要受暴行，又不知要采用什么刑具，恐惧万分。
在关押的一个月中，每日审问一两遍，有时两三日一遍，并不定时。
终于有一日，幸运之神眷顾。我已被装绑上灌水刑具，险些要行灌水刑，一位高级长官模样人物恰巧路过走廊，见我是个少年，便喊道： “Dame！Dame！”（日语是不行！不行！）又一边叫士兵给我解下刑具。听说被灌水的人尤其痛苦，不但返回拘留室中日夜呕吐，状极哀恸，身体损伤也无法预测，日后有后遗症，很多人知道“医得好寿命亦不长”。
日本帝国法庭
由于连日来，在奥思礼岗行刑所，日军对我问不出情报，行刑亦无济于事，于是他们把我控上“日本帝国法庭”（即今天称高等法院的地点）。我们一共有十六七名“犯人”被日军用几条粗绳捆绑，连成“一串”队伍，双手被反绑入庭。
我排行第三名，算是重罪罪犯。不久通译官经过法官宣判，宣布道： 现在法庭宣判你们的罪名。
李桦卓指出目前的新加坡高等法院，即为当年他受审判刑的“日本帝国法庭”
“第一位某某某，你参加抗日运动，犯法，死刑！”
判刑由前至后，从重至轻。法官宣判完毕，接着说： “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可以说出来；或者想为日本皇军提供协助的，都可以发表心志，刑罚将可从轻发落。”
第一位犯人，惊慌得只知流泪痛哭，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法官说： “住嘴。”第二位也哭泣涕零，不过尚冷静地说： “要求减轻刑。”到了我，我没哭，只俯首向下望，法官说有话要讲吗？
我要求通译官传达： “可以发言吗？”反正不免一死，还不如鼓起勇气，把心里憋着的闷气吐露，于是我开始问道： “你们日本诸君为何不住东京？你们有家眷，家里也有父母子女，有天伦之乐吧？为何不在家享受天伦之乐，而跑到此地来呢？”
法官微微笑，点头，又说： “继续！”我说： “你们应当留在家里，不应来侵略他人国土。我们全体抗日，新加坡人全都抗日，我们本来就是参加组织的，不畏一死！不多求什么，只要求不判死刑，宁要终身监禁，请考虑。”
十六七人陈述完结，退场，休息。再出审时，军人列队持枪械武器，严阵以待，气氛恐怖异常，好像马上抄斩，人头落地似的。法官宣判： “再确实判词，这次不能改。”“第一位，死刑。第二位，死刑。第三位，本官判因少年无知，被他人利用，特宽大判他监禁十五年徒刑。”
那当儿，说实在话，我如释重负，如同由地狱边缘捡回一条命似地放下心头大石。
欧南园监狱经历
审判过后，我们一行十余人被迅速带至珍珠山附近的欧南园监狱。狱里设刑场，前述两位被判死刑的犯人，解至刑场，午饭都不让吃，便推上吊台，即刻正法，吓得我们面面相觑。
狱中生涯好比活人地狱，所谓稀粥全是浆水，只有几粒米飘荡，狱卒与犯人合共在院子里种植一种苋菜，高大如人身，茎粗长毛刺，许多人进食这类苋菜，死于肠出血，我也差一点送命。我被送进监狱里的医院治疗，不见康复。看见医院门前悬一死亡人数牌子，每日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大家都十分惊恐。我的肠出血症，幸得一位狱友向印度狱卒行善，冒险托人从外面带入一种汉方药物，才把病治妥。
我已不记得在狱中住了多少时间，有人告诉我，约两年余，由于饥馑与患病，在出狱时，只剩皮包骨。
1945年9月间，日军已投降，新加坡光复，抗日组织部人员来病院寻找我们这些同志，并接去疗养。我瘦弱得无法步行，奄奄一息，两手与脚像鸡爪那样僵硬，不能动弹，他们雇三轮车，把我送去“抗日出狱联谊会”，在今新世界（前维多利亚中学校址）疗养，当三轮车夫将我载至上述地点，瞧见招牌上写着“抗日出狱联谊会”，即刻婉拒车资，可看出当时人民对日本侵略之同仇敌忾，在战乱时人人都有秉持正义的气慨。
投诉日期： 1998年9月初。
黄宝珠
216． 蒙难者：
黄再炎，男
投诉人资料： 黄再炎之女黄宝珠（Ng Poh Choo），1928年生，现在住在BLK 52 Lengkok Bahru ＃08303，Singapore 0315。
投诉内容： 我是中国福建金门人，8岁到星洲。父亲本来是一个人过南洋，住在新加坡。1942年我大约12岁，排行最大，下有一妹一弟。
开战的时候，我住在吉宁街金泉村杂货店，日本军攻打新加坡，我们逃去成泰屋，现改名为荷村，租房逃避日军。
1942年除夕，2月14日上午，高射炮弹射来，落在我们家的厅，轰了个大洞。母亲当年31岁，她叫王桃。我父亲黄再炎去煮面线给母亲吃，当时行李箱等物置放在床铺上，母亲和弟妹同在卧房，父亲端面到厅上坐，我则在走廊，炮弹落下，当场把我父亲的双腿炸断，他当时正卷烟，连手也被炸断。
当时英军在我们门外挖战壕，英军见状，入门抢救，用药水及纱布包扎。我的手被弹片所击中，父亲与我同时被救伤车载去医院。由于分配入住了同一病室，我父亲因重伤而逝，我跟我父亲在同一个地方阴阳两隔，悲伤不可言喻。
我住院数月，慢慢恢复。当时大医院都先抢救军人，我们老百姓却被送去疯人院医疗——杨厝港的红砂厘，疯人都放走了，把重伤人安排进去。
康复之后，医生问要回何处，或是仍留在医院，我说要回吉宁街。有人来带我去牛车水，有位老人认得我，说知道我是金泉村五脚基的人，邻居又将我带去咕哩间。
当时，母亲已去隆帮（寄宿）二婶的外家，母亲听我叫嚷找人，竟不敢相信我捡回一条命归来，相拥而泣。我们到处流浪搭住，后来才租到一层直落阿逸33号的房子。
我母每早做糕饼，我则捧糕到处叫卖。母亲也收衣洗，一大早便做，晚上做裁缝为生，工作得很辛苦，40多岁得了肺病，不能再劳动。我当时十五六岁，担下家庭重担，洗衣，帮佣，一个月只有几十元。
我23岁结婚，破相的手，很多人都不愿娶，后来找到这位（吕水可先生86岁），他大我17岁，死了前妻，40岁娶我，带着三个孩子来，我都一一给他们照顾成人。
日本军的侵略给我很大的伤害，我在中国金门为了逃避日本入侵而南下见父亲，没想到见了父亲，团圆后又遭到日军炮弹攻击，失去父亲是对我的一大伤害。我对日本人是痛恨的。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5日。
叶尚友
217． 蒙难者（投诉人）：
叶尚友（S. A Yap），男，1920年10月生。现在住在112，Weshart Road。
投诉内容： 我的叔叔是万兴利银行的创办人之一，即叶祖诒。二战爆发时，他们也属于筹账会的人，我当时在该银行就职。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3)
1942年2月15日，我藏身在樟宜平仪学校，躲避日军。之前也曾经避难到印尼，回来后家人安排我去樟宜。这一天，终碰上屠杀队，听说许旭林路有过大屠杀，更令我忧心忡忡，当我走近菜市（地名，现称勿洛菜市）某个近樟宜的庙，上山坡时，果见日本军队押人上来，我听到脚步声，赶忙躲入茅草堆里，不敢声张。后来听说那辆车上人全部被送至樟宜海边屠杀了。
隔日，日本宪兵队的“生死官”来检查我们的身份，白天我住在平仪学校，这所学校也属于许阿仑园主家范围，轮到我，日本宪兵正犹豫是否要签押生死布条之际，另有一位斯文人大声喝我走开，把我送去一处集中营。
离开集中营后，回到村里，有一日，一位长胡子的好像朝鲜人模样，很粗鲁的一个人，叫我们去捉鸡，捉到后献上，那位粗鲁的士兵挥刀斩鸡头，连我的手指也劈去。
过两日，我去防空洞寻找银币包，因为手臂中毒而肿胀，差点儿送命！幸好这时候，遇见一位逃难的的士司机，他好心开车把我送去交给一位中医，以香枝烧除毒疮，肿才消退，手臂才慢慢地康复起来。
十天后，我回到坡底的万兴利银行工作，方才听说银行有一半职员在检证中被日军杀死。林文庆的儿子，也是被日本兵残害而死的。
我个人所知道的、印象较深刻的几件日军屠杀事件有： “谦美”米业，九八行老板阮世方，阮世方的女婿陈书源被杀害了，“谦美”的经理叶炳炎，日本兵押他们去一号货舱海边，要砍首，他逃了出去，现在已病得不能说话了。
永芳园避难所里有一个人，被令去捉猪给日军，后来被日军诬告是间谍，要斩首，斩首时他低下头，没被大刀斩到，却被斩去一边手臂。30年后，我见他在福建街附近，即“明珍”隔壁的一间香烟店卖烟，生活十分潦倒。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0日。
蔡大善
218． 蒙难者（投诉人）：
蔡大善，1932年出生，原籍福建漳浦。现在住在BLK 28，Jalan bukit Mera楼下超级市场附近。
投诉内容： 我今年77岁，属鸡，来新加坡已67年，10岁那年南来的，战争爆发时约21岁。
有人诬告我是抗日团分子，是卖花队队员。出卖我的人叫陈受丁（译音）。此人曾来找我，我不在家，便把我父亲捉去拷打。我妻不忍心，便叫我去找陈受丁讲道理，把我父亲换回来。
过了不久，暗牌（便衣警察）到我家来搜查，查到一本书，书中因有“爱国旗，国旗飘扬”的字眼，他们就冤枉我是抗日分子，藉口逮捕了去，把我押到丹戎巴葛香烟厂，以前叫和昌路，现在已改为儿童病院的地点，当时的日本驻军部队是10356号。
日本兵两人轮流拷打我。他们用斧头柄打我背部，直打到不支倒下去，要我供出抗日分子名单，我答不出，便持续又打又问，打累了，关入牢狱。拷打了两日，第三日便灌水： 用水喉灌。灌到昏过去，方才稍停，又用脚踩到涨肚上，让水从口倒流喷出，接着问： “招不招供？”不招又灌水，如是者反复又灌又问，不答便用巴掌打，并且骂人。
日本兵问我什么色（籍贯）人？答： 福建人，给他看通行证。又问我是真的吗？答是真的。
第四日，我妻子去找“大暗牌”帮忙，大概通过那位人士打电话给日本军部讲情，我终于在一星期后从鬼门关逃出，释放回家。
我被放出后，便不敢再往甘榜峇鲁，逃去福山（现在的红山）妈祖宫，里面有位阿伯叫沈添国，懂武术，他治疗我脸上的香烟疤，又治愈我背部伤痛。不过，仍留下许多后遗症。
我的背伤经常发痛，吃药很辛苦，又尿失禁，换了六个医生，也无法治好尿失禁。我眼睛被他们打的积伤，常常泪眼一片，朦查查，三年前已几乎失明，我现在没有办法看清楚东西，凭一点模糊轮廓知道你坐在对面说话。
讲到日本我就恼。那些去日本工作玩乐的人，是不知日本人之可恶。那些日本兵诬告我唱什么爱国歌，随便假借证据，冤枉平民老百姓，我并不是畏罪（因被诬唱爱国歌），而是为了父亲，“自投罗网”，我是代父受罪而入虎穴。
我认为我父亲当年是因为捐款给筹赈会而遭到逮捕。
我姑丈住Dover Rd附近，过去叫ABC酒厂，那一带日本兵活动频繁，白日值班，晚上出来肆虐妇女。姑丈家的房屋出租给一对夫妇，男人被杀死，日本兵抢夺了那女人强奸，后用日本刀刺死那个少妇，那女子貌美，还在新婚期间，日本兵十分残忍，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幕。
我有11个子女，9女2男。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5日。
219． 蒙难者：
陈福来
陈朝根，男，40余岁
陈福裕，男，8岁
陈玉枝，女，7岁
投诉人： 陈福来，男，1936年生，现在住在BLK 95#07770，Commomwealth Drive。
投诉内容： 我只记得是在1942年发生的事。我当年有6岁，住花拉路的阿答屋，同住的有父母、兄弟6人、姐妹3人，我排行第四。阿答屋中共住两户人家，隔邻是我们的远亲，他们家也住了10人。
当日，我人在厨房，突然，过山炮打来，是日本兵炮弹，炸落时，我们家顿时乱成一片，惊慌与哀号，炮火过后，发现我三哥被炸破肚肠，大姐严重脚伤，我身上、肋骨上也受了伤。我们邻人则击中两个小孩的腹部，即刻丧命。
混乱声中，有人载我父与我及三哥到陈笃生医院。没几日，陈笃生医院也被炮弹炸毁，我们被院方转移至竹脚医院，我三哥仍留在陈笃生医院。
我父亲在事发的第二天想到陈笃生医院探视三哥，遭到日本军人半路拦截，不准进入医院的道路。他回家后便随便骗我母说三哥已死去，母亲含泪度日，实际上是父亲不知儿子是否尚存活人间，便不了了之，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无可奈何，无处伸冤。
我与大姐被安排住入竹脚，初时，医疗人手不足，没有医生照料，只是包上白灰（石膏），在里面住到沦陷后，大约两个月，由我祖母去领了出来。领去看中医师，在丝丝街，吉宁街，一家中医药行，他们用草药敷。
陈福来身上的伤口
刚刚回家时，除去白灰炸伤，部分皮干后，浮肿，连白骨突起，由我母把骨中浓血拔除，每日清除浓血。像鸡骨那样，取出共七根，上面三根，下面三根，取出后才慢慢复原，前后经历七八个月，这位中医师没收半分钱，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若是别人一定医不好。可惜我太小，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姐则双腿溃烂，在医院中死亡，我算命大，由我祖母领出医好。
我父亲和表兄在我们转入竹脚医院三四日后，检证时，一检不回头，被日本兵不知载到何处杀害了。我祖母每提此事便伤心落泪。
我曾遭遇日本人，让他们看我身上的两个洞，他们说那是朝鲜人打的。
以前我家楼下，尚住一位老太婆，头上有一道长长的很深的疤痕，为日军屠杀时杀错手留下的最佳证据，可惜她已死去。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4日。
220． 蒙难者：
游镜传，男
游镜泉
投诉人： 游镜传弟弟游镜泉，1914年生，原籍广东大埔。现在住在BLK 163 Bukit Batok Street 11，＃07158，Singapore 2365。
蒙难地点： 武吉班让客属公会。
投诉内容： 1938年左右，日本打中国，我只身由汕头乘船来寻长兄，打算在南洋谋生，父母都留在大埔，我父母育有我们四兄弟及一妹，只有我和长兄南渡。
抵达新加坡后，我就与哥哥及一班同乡住在武吉班让九条石（九英里）的工人宿舍中。日本军入侵新加坡，由兀？纵贯大道，突击而至，事发突然，我们都很惊恐，不知如何藏身避难，只有听天由命躲在宿舍。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4)
事情发生于1942年2月14日（大除夕），夜里10时余，我们住在离客属公会不远的九条石，几十个没家眷的单身汉，被拥入的日本兵带走，到了牛山，有个农场，我们被命在农场住宿一夜。
隔日下午2点多钟，日本兵押我们出九条石路旁的石厂篱笆下，我们都知道，日本兵进入武吉班让后，他们的大本营设在石厂再过，火车桥桥底下，照估计有二三十位日本宪兵占据该地点。
4点多钟，他们把我们带去石厂边，先杀七人（我在七人中），再将剩余三人带往他处，至于什么地方则不得知，后来音讯全无，应该也牺牲掉了。
七人名单我仍记得十分清楚，他们是： 我兄游镜传，陈玉，陈和，陈榷，赖溪，黄锡元。
我哥哥本来可以免去砍头之列，他的脚有肿伤，骗说走不动，宪兵叫他离开，却又见他能行动，便又叫回来，就在铁轨旁，一刀斩下头颅，可怕极了，被害时才27岁。我们那时双手都被反绑，无法逃亡。
游镜泉后颈处的刀伤，至今清晰可见。轮到我时，也同样在铁轨旁执行，宪兵一刀斩下，我痛得昏死过去，不知人事。两天后，苏醒过来，见有两三个日本兵仍在附近活动，我惊怕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却叫我“逃”、“回家”。
我赶紧逃到附近一客家人住屋，他们给我后颈刀伤处敷上青草药。后来人家介绍我去南洋医院（在海山街），就是现在胡赐道的父亲胡再坤医生，他为我缝合了十余针，医了三个星期才医好，他嘱我千万莫告诉他人是他医好的。
我是木工，当时工钱一天约有八毛至一块，我退休至今已有六年，最后一年月薪有2000元。现与妻子同住，有五个女儿，一个儿子。
日本鬼子野蛮无理。我是一介平民，何以惨遭屠杀，希望日本政府能道歉赔偿。我长兄年纪轻轻便无辜被杀害，就算赔偿了也难平我心中常年的伤害。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10日。
谢昭思
221． 蒙难者（投诉人）：
谢昭思（Chia Chew Soo），男，1932年1月出生，现在住在BLK 4, Ghim Moh Road ＃ 12250，Singapore 270004。
投诉内容： 我父亲叫谢财善，母亲陈秀梅，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行第三。1941年，日本军入侵时，我11岁，家住阿逸拉惹路的一个新芭。
12月中旬，战云密布，轰炸机不断来袭，我们躲入多弗路（Dover Road）的一个村民合力挖掘的防空洞里。1942年2月14日早晨，突然来了一连队的军人，长行排列在斜坡上。
我当时在姑母的室里，突闻惊呼救命声，说时迟，那时快，我姑母已被日军杀死。日本兵钻入防空洞，用手电筒探照，他们穿卡基衣，披着渔网似的衣物，提着尖刺刀，呼我们出洞。当时，有同龄亲友蹲在地上写一行字： “先生，你叫我们做什么？”谢昭思当年被刺的伤
疤，至今还清晰可见。
日本兵用枪托狠狠击他背部，他立起身后，便连同我们一起被驱赶至一处鸭寮，那个先前写字的人，第一个被士兵用刺刀刺下去，送了命！
我舅父在人堆里喊： “快逃！杀人了！”
我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几个少年四散逃跑，我和我堂兄被他们在乱中刺了几刀，我还记得一个士兵拉我到胶林，一个拉手又伸脚把我绊倒在地，用刺刀刺我头，刺我身，我头和身上多处受伤，我只听到“卜”一声，就昏死过去，没有知觉。
倒下时，感觉极痛楚，身体像火烧似的。在昏死中，我梦见自己走入好像地狱之门，见到许多诡异的幻境，有阎王审犯，有成排的人头墓石，又有荒山野岭，我的身体在此间飘来飘去，最后由一个长者指示我走出生天（这段情景，我在日后写了回忆录，并绘了插图）。
我在泥堆里被活埋了两日后，竟奇迹般复活。醒来时觉得口渴，呼吸吃力，身上都是泥，我挣扎着身躯，用力扒开土堆，力图站起，但无法起立，站不牢，眼花身软，又倒在地上，如是者一爬一伏，在泥土上前进，一心想爬回家，赶紧见到家人。
我在爬回去的过程，路经不少尸首，也越过我们邻家女尸，叫阿云的，他父亲叫陈世昌，有两个女儿，大的叫阿喜，小的叫阿云。后来才听说，阿云很勇敢，为了不让母亲被日本兵杀害，她抱住日本兵的腰身不让刺，谁知日本兵刺杀她母亲后又反过身来对她刺了一刀，母女三人共赴黄泉。
日本兵血洗我们这个村庄，我家和伯父家共牺牲了九条人命。屠杀发生前，我家成员除父母兄弟姐妹外，另有父亲的2个叔伯夫妻，堂兄弟4人，堂姐妹3人，母亲方面的亲戚，有舅舅和舅母2人，远亲4人，共计25人，同居一屋，而存命下来的，仅4人而已。我先死了父亲，伯父谢财成，堂兄谢昭原，他当年只有15岁左右，还有舅舅。我母亲也身受重伤，不过，她有七个月身孕，很勇敢的坚持活到胎儿出世，才带着重创过世。
再回头说我匍匐爬抵家门，只见满屋狼藉，到处横卧尸首，女尸首占多数（亲戚），有的已浮肿，发出腐臭味；有个小孩尸体，大约一岁半，也遭日军用刺刀刺死。日军这样滥杀良民，真令人悲叹。
我大姐也身受重伤，躲在床下，不敢见人，我母亲见我回来，抱住我的头说，幸好我仍活着。她摸我头时的那种慈祥，我永生难忘，三个月后，她散手西行。我一生痛恨日军，为何令我丧失慈母，为何在我只有10岁时便尝尽这痛失慈母的痛苦，我常常暗自呼唤，暗自哭泣，我想要回我的母亲。可我母亲再也不会归来了！
我记起我们埋尸时，又经历了一次面对死亡的威胁。村里人都开始收拾尸首，抬去掩埋，而我们家的大男人都被杀害，剩下妇女小孩，我母怀孕更不便做粗重活。母亲在悲痛下对伯母说，我们是女人，受了伤，又没有力气搬动尸体，将来也无力养育子女，不如带着孩子们跳入养殖的池塘，寻死算了。
一群孩子和两个妇女走到池边，伯母叫我们跳下去，我察觉到又要面临死亡，很难过，我刚刚从鬼门关逃回来，由活埋的土堆里逃出来，我强烈的求生愿望呼唤我，我不愿寻死，于是向大人喊： 我们不要死！大人和小孩都悲恸地哭泣。
邻人们听到哭喊声，纷纷赶来，劝解我们回家，又施予援手，叫了几个大男人来，合力把九具尸体抬到胶林里埋葬了，这才结束了眼前悲惨的困境。
过了不久母亲生下一个男婴，是我弟弟。母亲因受伤又精神郁郁寡欢，没有奶汁哺乳，我每天背着弟弟，到处向人讨奶汁，喂育弟弟。母亲不堪忍受折磨，不久就遗下我们撒手西去。我弟弟后来被伯母转送他人抚养。我们这群孤儿跟着伯母生活。
伯母是妇孺之辈，没有受过教育，那时她听说日军要来抄家，便把我们父亲、伯父辛苦积攒的英国统治时代的货币，一叠叠的放在火炉里燃烧，我们宽裕的日子，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在熊熊烈火中焚烧。日据时代，这种货币在黑市中叫价更高，可是妇女的无知，却让我们面临赤贫的生活。
我小时候家境算宽裕，父亲延师让我与其他同宗小孩念过几年私塾，少年时代替英军服务时，也偷师学过绘画。我在战后60年代，陆续写下自己经历战争的回忆录，并绘了多幅图画，包括当我昏死在泥地、魂游地狱的一幕幕诡异奇景，又有我亲眼目睹日军如何残酷杀戮村民，他们的暴行十分恐怖，有两幅画是我真实目睹，终身难忘。其一为一家六口华人，因夫妻是裁缝，领了印度人贩来的布制衣贩卖，而遭日军毒手，绑在胶林树上，连两个小孩都遭殃，绑了四五日，最后大概饿死了，路经的人都感毛骨悚然。真相是印度人偷走日军营中的布贩卖，以致株连这家人，日军用这种杀鸡儆猴方式警告良民。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8日。
222． 蒙难者：
孙绿娘大妈黄宝娘母亲梁悠远大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5)
王砚娘大嫂雷秀菊二嫂陈春来三嫂梁亚笑三姐梁亚五五哥梁亚冬四姐梁亚七七弟梁亚八八弟梁亚九九弟王爱娘侄媳妇梁序才侄男梁序马侄男梁序猪侄男梁郡和侄男梁富仔侄男梁妹娘侄女梁桂娘侄女梁桂桃侄女梁金碰侄男梁金廷侄男梁金枝侄女梁金风侄女梁金钗侄女梁金汉侄男梁胡椒侄女梁亚英侄女梁尾仔侄男梁玉华侄孙男梁春英侄孙女未取名字(二个月大)侄孙女台上左起第二人为梁亚六先生，他已于1995年过世。
投诉人资料： 梁亚六，男，1933年生。
蒙难时间： 1942年2月14日。
蒙难地点： 新加坡武吉知吗六英里。
投诉内容： 我的名字叫梁亚六，生于1933年。原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大家庭里，包括父母姑叔兄弟姐妹一共40人，住在新加坡西北部的一个叫林厝港的乡村。虽然大家不住在同一间屋子内，我父母和他们兄弟姐妹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我本身也受到长辈们的宠爱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有享之不尽的母爱与物质。
父亲名叫梁宙，在英国统治新加坡时取得英国人启新和南塔里的信任，被委托开拓林厝港数千亩的森林地带。经过好几年的时间，他不但把原来杂乱的草丛开垦成耕种田地，也把整个乡村建设的有条有理。他的功劳获得肯定，因此得到了当时殖民地政府和英国皇家的许多勋章和奖状，这包括了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授封的OBE。我父亲的事业和生意蒸蒸日上，并当上了林厝港的村长，深获这一带居民的爱护。甚至林厝港内的一条路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日军未攻入新加坡之前，为了全体家族的安全，我们搬进去武吉知吗六英里的一座拥有防空壕而且设备齐全的住宅。本以为能免受日军的轰炸，没想到这地方也逃不过后来的浩劫。那是1942年2月14日，也就是农历新年除夕日，大约中午时刻乘搭三辆大卡车的日军来势凶猛到我家，凶神恶煞地要找我的父亲。当时我的父亲和几位亲戚不在家，日军分批把我们一家30多人包括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从防空壕里拖到地面。他们声色俱厉地呼喝，拳打脚踢，不分男女老幼，一律以枪杆上的刺刀刺杀我们，连老妇与婴儿都不放过。日军刺杀的手法非常残酷，一刀接一刀不停地往受害者身上刺，有的还把刺刀在肉体内转了一下才拔出来。个个被刺的亲人嚎啕大哭，不停地捶胸痛哭和呼天唤地。个个都皮开见肉，血流如注，四处飞溅，死不暝目。当时日本兵的残酷动作与那刻骨铭心的景象，深深地烙印在我这9岁小孩的心灵里。
日军不但对我们的哀声惨叫无动于衷，更变本加厉地杀害我们这一群手无寸铁而大部分是妇女小孩的无辜人民。在屠杀十多人后，日本兵暂停休息，个个汗流夹背，一边不停地抹汗，一边叽哩咕噜地说话。我们则心惊胆战，不断地颤抖哆嗦，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不久，凶暴的日本兵又开始残杀我们。由于恐惧，大家都挤在一起，被日军包围住。我这时站在人群中。他们毫不留情地用枪杆上的刺刀刺杀我们，接着惨叫声四起，一个个卧倒地上。日军惨无人道的行为与那时的悲惨场面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
从中午杀到晚上，日军才离去。这场浩劫使我家族失去了30多个亲人和一大批贵重的金银珠宝。我被当时身受重伤的佣人从死尸堆中拖出来。目睹周围堆满亲人的尸体，身上又沾满血浆，浑身无力。大腿内侧挨了数刀，痛苦不堪。我带着重伤走向武吉知吗七英里，又遇上日军以机关枪扫射，还好天空一片漆黑，没被子弹击中。我躲在草丛里过夜，隔天有一位经过那里的日军的劳工发现了我，他脱下外衣给我穿。这位善心人是被日军抓去为他们挑担子的华人。
梁亚六家族墓地在日军占领的三年多里，我吃不饱，穿不好，居无定处，必须依靠别人帮助。往后的日子里，我每当回想起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就悲从中来，无法入眠，不思茶饭。虽然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的所作所为逐渐淡忘，我却无法忘怀。历年来，每逢农历新年除夕日也是我那些死亡亲戚的祭日，我无法跟多数的华人一样高高兴兴地过年。每逢清明节日，我都带着沉重的心情到武林山被日军杀害的亲人的坟墓前悼念，数十年来如一日，以往的悲惨遭遇，无法得到公平的赔偿，使我终身耿耿于怀。
经过了这痛苦的51年，我已经头发苍苍，如再不出声，再不说话，我死后这段悲惨的家仇家恨将永久得不到应得的偿还，我将对不起那些惨遭日军杀害的所有无辜亲属。因此，我坚决地认为现在的日本政府应该负责51年前日军对我家族的屠杀与劫掠，在我有生之年给予适当的赔偿与道歉。
投诉日期： 1993年4月9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
1． 1989年7月20日（星期二）《新明日报》，叶寿权： 《蝗军杀我九亲人》
新闻正文： 虽然事隔40多年，港尾村全村600多人被杀，只有30人逃出生天之情景，宛如昨日，历历在目。
“蝗军疯狂屠杀，造成尸遗遍野，鬼哭神号，他们禽兽不如，是魔鬼的化身！”
坚持讨回公道
港尾村大屠杀见证者孙建成斥责蝗军暴行
孙建成是一名的士（出租车）司机，每天穿行首都梳邦国际机场路线，他对本报说，在1942年3月16日，这个他永世不忘的日子里，蝗军夺走他9名亲人的性命，只剩下他和老祖母蔡淑美逃出生天，当时他才7岁，祖母则65岁了。
在其他罹难者家属的配合下，孙建成将继续寻求日本政府对受害者家人作出应有的赔偿，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东西，日本政府若这样做，将表示他们承认犯下错误，并负起责任……
在港尾村被蝗军屠杀的孙建成亲人计有： 父亲孙紫针（32岁）、妹妹雪霞（3岁）、二伯母郑蜜（35岁）、堂姐孙维(12岁)、堂哥孙建国(8岁)、姑丈王在(38岁)、姑母孙腰（29岁）、表兄王意（8岁）、表妹王梅（6岁）。
日军入村屠杀
1942年，孙建成只有7岁，在一颗小小的心灵上，即烙下了悲惨而不可磨灭的创伤。
孙氏追忆往事时，连每一个小节都记得十分清楚，宛如这幕悲剧在昨天发生一样。
“1942年3月16日早上大约7点多，我跑去镇上路口看热闹，当时日本脚车队以2人排成2行的行军队伍，缓缓而过，后面紧跟一辆黑色的汽车，里面坐着一名军官……”
蝗军以枪杆上的刺刀刺杀手无寸铁
的村民，此情此景令人发指。
孙建成说： “港尾村村长杨金鸿之前已接到消息说日军将来这里和居民对话，并派发安居证。”传话者是严田中尉和侨本少尉。这两名军官还下令村民要夹道欢迎日军抵达，以示敬意。
杨金鸿于是以村长身份吩咐村民热情欢迎日军，就好像全体村民那样，有谁敢违拗日军的意思呢？
由于村长早已吩咐在先；一些日本兵跑到村民屋前指手划脚讲出一番人们听不懂的日本话时，村民就知道要出去小镇，等候日军到来。
只有十多间店面的港尾村小镇大街，斯时间变得热闹起来，当时已聚集了大约几百名村民，他们都被令坐在草场上。
躲在五角基看热闹的孙建成，当时望见地面上堆砌着一堆堆的枪杆，上面插着阴森森的刺刀，小小心灵彷佛觉得这里快要发生大事似的。
大约80名日本军人在大块朵颐，狼吞虎咽似的饱尝美食后，就有所行动了……
想到这里，孙建成说： “我们全部受骗了，蝗军有这么好心派发安居证？”
当时，大约是早上10点多吧，日军拿起枪杆，把村民团团围住，这时，大家都知道大祸临头了，老妇、幼童，甚至是大人都哭了起来，无助的哭声传遍整个山野……
婆孙躲进床底
孙建成说，蝗军这次不想浪费子弹，首先把人群分散，然后以枪杆上的刺刀逐个杀！
“我不知道其他人被押去哪里，我的11个亲人，父亲、妹妹、姑母、姑丈等等都被分开押走。”孙建成说： “祖母和我则押在一块，朝着芭上的2间屋走去。”
遭日本蝗军残杀的森州港尾村
六百余人的尸骨，被掘起之影。
孙建成和祖母进入其中一间屋子，里面已有八九个人蹲在地上。当时有一名日本军人，在他们婆孙俩面前，用碗背磨刀，示意杀人……
这个军人出去了一阵子，又回到屋内拿枕头，不知有何用处。由于出去两趟，孙建成婆孙俩才有机会躲进床底，逃过厄运。
婆孙俩躲进床底不久，就开始听到村民嘶喊及尖叫声，他们纷纷被刺杀了。
回忆往事，想来命大，孙建成追忆说，看守他们的这个军人，也许是故意放他婆孙俩一条生路，竟然连床底都不去搜查。虽然如此，几百条村民的性命，却在同一时间丧失。
佯言对付共党
孙建成斥责蝗军在港尾村刺杀600多名无辜的村民后，自称只是对付共产党。
他说，蝗军当天区区数十人在面对这么多共党时竟然没有人受伤，没有人被杀？这简直是鬼话，自欺欺人，有谁会相信？
40多年来，就好像港尾村蒙难者家属那样，孙建成希望日本对蝗军大屠杀事件有所交代，并交代清楚。
他也希望日本不要堂而皇之地指责别人滥杀无辜，因为日本曾犯下更严重的大屠杀罪行。
（参见本节案例1）
2． 1994年11月26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被蝗军刺九刀死里逃生，杨振华受邀述血腥暴行》
杨振华说：日本蝗军用刺刀从我的背部猛插后，留下多个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