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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披露对台决策内幕：目击台海风云 作者：李立
变幻的风云后面有人，翻卷的波浪后面有事。人们对台湾海峡的关注，无一不是关注相关的人和事。换言之，只有对相关的人和事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才能了解台海风云变幻的原因，才能清楚波诡云谲的事件的底蕴。唯其如此，对海峡两岸的人和事，不可不察。李立同志的“目击台海风云”，就是了解海峡两岸重大事件及其相关的人和事的一个窗口。
序言 文/张铭清
同事李立抱着厚重的《目击台海风云》大样，放到我的案头，十分谦虚地让我“指正”，接着又十分诚恳地提出了让我为他的处女作作序的要求。
我犹豫了一会，最后还是从命了。
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够格。自忖序的主要作用应该有二：一是推介作品；二是介绍作者。前者要求作序者对作品有准确、权威的评价，后者则要求对作者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并能作出恰如其分的介绍。二者兼备，方具作序资格。但我以这个要求衡量自己，觉得差距不小。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虽然作为李立的同事，但与他交往不多，知人之智更是谈不上，自知之明还是有一点的。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文字方面。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拜读他的人物专访，他做的专访谋篇布局取舍得当，字里行间文采焕然，显露出他的较扎实的文字功底和一定学养。我也曾对他的大作提出过浅薄的修改意见，他都虚怀若谷，觉得有理便欣然接受，有可商榷之处，他也会提出不同意见。从工作上的接触中，觉得他勤奋好学，工作努力，也善于接受别人的意见。他在书中写的人和事，大多与他在做编辑、记者时的成果有关，可见他是个有心人。
评论作品，应当有专家的学养。而我只是个做对台宣传工作的人，离专家的标准相去甚远，难以对此书作出权威的评论。好在对序的要求，除了对作品的评论和对作者的介绍外，还可以对有关问题加以阐发。因此，我可以结合自己的工作，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因为一是有据可依；二是有感而发。
近年来，台海风云变幻，海峡波翻浪卷。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仅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关注，遍及世界的华人华侨关注，全世界人民也程度不同地向台湾海峡投去关注的目光。个中原委不难理解：台湾问题程度不同地涉及人们的切身利益。对中国人来说，台湾问题涉及13亿中国人根本的民族利益，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牵动着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对中国人来说，现在没有比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更为重要，更为神圣的事了。“台独”已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台湾问题不能和平解决，中国不能实现和平统一，直接影响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而危及世界和平，也就不难理解世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了。
变幻的风云后面有人，翻卷的波浪后面有事。人们对台湾海峡的关注，无一不是关注相关的人和事。换言之，只有对相关的人和事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才能了解台海风云变幻的原因，才能清楚波诡云谲的事件的底蕴。唯其如此，对海峡两岸的人和事，不可不察。李立同志的“目击台海风云”，就是了解海峡两岸重大事件及其相关的人和事的一个窗口。
目击，自然并非作者本人的亲见亲历，而是有关当事人的亲见亲历。比如，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童小鹏；与蒋经国过从甚密的贾亦斌；炮击金门的一线指挥叶飞和石一宸将军；为李宗仁归来奔走的程思远；曾为张学良将军部下的吕正操；见证两岸体育交往的何振梁等，都是这些重大事件的主角。其亲见亲历，耳闻目睹，几可作研究两岸关系的历史资料。至于两岸秘史、“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湘江案”、“华航事件”等台前幕后的人和事，更是两岸间的重大事件。有的事件或过去语焉不详，或人们闻所未闻。本书依据翔实的史料和当事人的目击，真实可信地再现了这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既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今天，我们徜徉在海峡两岸的人和事的历史长廊里，放眼当今台湾海峡，抚今追昔，真是感慨万端。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温故才更有助于知新。我们从“目击台海风云”这扇窗口看到了历史的烟云，更有助于我们立于历史厚重的基础上审视今天的两岸。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5月说过，“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他的遗憾和叹喟，言犹在耳。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续写台海风云的后来人，应该思考，如何让小平先生的遗憾，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本序作者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助理兼新闻局局长）
贾亦斌与蒋经国的恩怨情仇
蒋经国为贾亦斌主持婚礼
蒋经国曾主动为贾亦斌与谭吟瑞的婚事操劳，为他们当证婚人，并负责主持他们的婚礼。
谭吟瑞还是名人之后，她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孙女儿。贾亦斌是经同事徐思贤的介绍认识她的。蒋经国知道贾亦斌要与他素来敬仰的谭嗣同烈士的后代结婚，很是高兴。本来贾亦斌准备婚事简办，并没有把举行婚礼的事告诉他。后来，蒋经国主动找到贾亦斌，在办公室当着众人面对贾亦斌说：“你们结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啊！”接着又说：“这样吧，我来为你们作证婚人，你们的婚礼事宜，也一应由我们机关来筹办，不用你们自己操心了。”这话一出，简直就是命令，同事们都很热情地为他们操办婚礼而忙碌起来。
贾亦斌回忆道：婚礼那天，蒋经国、徐思贤、郑果、徐恒瀛等和青年军管理处的全体人员百余人全部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蒋经国以主婚人的身份发表了讲话，态度亲切而又极为幽默，博得全场的阵阵掌声和欢笑声。我当时比较兴奋而又紧张，事隔多年，竟然怎么也回想不起他当晚讲话的内容，只是当时欢乐、热闹的情景还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像昨天一样鲜活生动。这样的婚礼，可真是别有情趣，在当时的条件下也算不容易了。
婚后，蒋经国又派了一辆吉普车将贾亦斌夫妇俩送到北碚温泉度蜜月。第二天，重庆的《大公报》、《和平日报》还报道了贾亦斌结婚的事。同事们都认为，贾亦斌的婚礼得到了蒋经国如此重视，是难得的荣耀，因而表现出对贾亦斌异乎寻常的尊重。贾亦斌也觉得蒋经国确实对他厚爱，也因此对蒋经国非常感激。
一个月的蜜月刚过了一星期，彭位仁就派司机接贾亦斌夫妇俩回重庆。原来，国民政府要还都南京，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正筹备改组工作，事务非常繁忙。贾亦斌一回重庆，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并筹建国防部。1946年5月30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裁撤军事委员会及其下属各部，并在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6月1日，国防部在南京正式成立，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此时亦奉命撤销，该处的三位副处长各自承担不同任务：彭位仁负责筹建国防部监察局；邓文仪负责筹建国防部新闻局（仿美国体制，后改为政工局）；蒋经国负责筹建国防部预备干部管训处（后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蒋经国要贾亦斌帮他筹建，同时要求贾亦斌对青年军的复员工作做一次全面检讨，以总结经验。就这样，中断了贾亦斌度蜜月。1946年7月，贾亦斌先飞南京。
一个月后，贾亦斌夫人谭吟瑞也随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办公厅主任戴奇之等人同机来南京。第二年（1947年）6月1日，贾亦斌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蒋经国知道后，当即向贾亦斌道喜，并特派人送来50元礼券，以示祝贺。
没过多久，贾亦斌接母亲来南京带孩子。那时，南京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贾亦斌一家人的生活始终很清苦。贾亦斌的一个堂哥贾肇先曾来他家住了几个星期，当时贾亦斌的生活很艰苦，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他。他回家后常对人说，在亦斌那里简直饿得发慌，没有东西吃，菜里放几片肉，薄得像纸一样，风都吹得起来。可见贾亦斌的生活之清苦。
蒋经国见贾亦斌生活太拮据，养家不易，每逢过节，总要派人送来一二百元补助费。钱虽不多，但情意可感。
当时，蒋经国在南京手头也不宽裕。他和秘书住在励志社2楼，只有两间房，一间办公室，一间会客室兼宿舍，而蒋方良和孩子住在杭州，所以生活很不方便。贾亦斌曾问他为什么不把家眷接来一起住？他说：“没有房子”。贾亦斌信以为真，想办法为他找到了一套房子。可蒋经国仍然没有把蒋方良接来，反而又把房子让给了留苏同学刘汉清等人居住。贾亦斌感到迷惑不解，后来才知道让方良住在杭州是宋美龄的主意。因为方良是苏联人，当时南京设有苏联大使馆，宋美龄担心方良与苏联大使馆发生联系，而蒋经国又是留苏学生，易于造成美国人的猜忌，会影响到美蒋关系。至此，贾亦斌才恍然大悟。
蒋方良在杭州平时无事可干，就由秘书陪着她打麻将。方良没什么钱，打麻将只能赢不能输，秘书没有办法，只好让着她。方良钱用完了，就跑到南京来找宋美龄，开口喊“妈妈”，喊得很亲热。宋美龄很高兴，就给方良一些钱。每次都这样，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方良来南京找宋美龄喊“妈妈”，就知道方良又缺钱花了。这成了当时南京一个趣闻。
贾亦斌对蒋经国怒拍桌子(1)
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这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打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
其中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竟上涨到每石1800万元,而当时一般公教人员工资低微,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难以言状。许多人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的地步,
生活痛苦到了极点。国统区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出现总崩溃,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7月下旬,蒋介石召集高级幕僚会议,提出了币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就经济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国的认可。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蒋介石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招待所谓民意代表及宁沪金融界人士,要求经济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发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派蒋经国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介石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蒋经国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蒋经国有蒋介石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蒋经国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相信充分运用所谓的“革命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在正式宣布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前一天,贾亦斌到南京励志社去找他,请他出席苏州青年军夏令营结业典礼。出乎贾亦斌的意料,蒋经国对贾说:“我另有重要任务不能出席,你代表我去吧!”贾亦斌惊奇地反问:“这不是早就说好了的吗!又有什么更为重要的任务呢?”他有些激动地说:“这次领袖委派我去上海负责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犯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将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贾亦斌未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问他:“发行金圆券的基金从何而来?”他回答说:“只需四五千万美元就够了,数目不多,好解决。”贾亦斌见他说得如此自信,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但认为如果能由此使贪官污吏和奸商得到惩处,物价能得到平抑,这对饱受物价暴涨之苦的人民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也感到高兴,当即对蒋提出了八个字的希望和祝愿:“秉公执法,早日成功!”然后握手告别。
蒋经国的“铁腕”使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一时舆论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有的报纸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称颂蒋经国为“蒋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为暂时的胜利所陶醉,想趁热打铁,借机在上海扎根,因而考虑先取代宣铁吾出任上海警备司令,等条件成熟再取代吴国桢,出任上海市长。这时,蒋经国想到了贾亦斌这个对他反贪官污吏仍存怀疑的人。他几次打电话到南京找贾亦斌,要贾亦斌立即到上海,一方面要贾亦斌看看他的“打虎”杰作,体验一下他反对贪官污吏和豪门奸商的决心；同时也想探询一下如他正式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时,贾亦斌是否愿意充当他的副手出任副司令之职。还有一件事,就是要贾亦斌为他筹备双十节“十万青年大检阅”。
贾亦斌于9月中旬到达上海,先在扬子饭店住下,旋即去外滩附近的中央银行看望他。但在那里,他忙于接待许多客人,无暇与贾亦斌交谈,于是他对贾亦斌说:“这里不好谈话,还是今天晚上8时到我家(林森中路逸村二号)来谈为好。”
贾亦斌对蒋经国怒拍桌子(2)
当时,贾亦斌对他在上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打老虎”,博得舆论广泛赞扬,也感到高兴,但觉得那只是个开头,困难还在后头,成败尚难定论,特别担心他虎头蛇尾。当晚贾亦斌按时到了逸村,蒋经国显得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就座之后,他得意地问贾亦斌:“你看怎么样?”想听听贾亦斌对他在上海政绩的评价,并且满以为贾亦斌也会像别人那样称颂他。而贾亦斌却毫不隐晦地回答:“开头还不错,但我怕你后劲不足!”这不啻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他微露不悦之色,但也似乎有所触动。贾亦斌接着问他:“CC方面怎么样?”他的脸色由不悦转为惺怒,骂道:“他妈的,他们在上海控制着大小15家银行,我要同他们干到底!”贾亦斌相信他的话,因为蒋经国同CC派之间早存芥蒂,他们的明争暗斗路人皆知。但贾亦斌最担心的还不是CC派,而是宋美龄,因此贾亦斌又问:“夫人(指宋美龄)呢?”此问一出,他顿时呈现难言之状,站了起来,口含烟斗,紧锁眉头,踱来踱去,近半个小时,一言不发。贾亦斌坐在沙发上,感到局促不安,最后贾亦斌说:“今天不谈了,以后再说吧。”他说“好,我派车送你回旅馆。”谈话就此不欢而散,贾亦斌感到他一定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贾亦斌预感到自己所言蒋经国“后劲不足”可能不幸而言中,因而很着急。于是在一次会见时,贾亦斌问他:“孔令侃案办不办?”他像没有听见一样,不予置答。此时蒋经国用行政手段勉强维持的上海经济秩序已出现崩溃之兆。物价开始飞涨,物资缺乏,生产停顿,到处出现抢购风,老百姓怨声载道。贾亦斌陪同他到申新九厂了解生产和原料供应情况及工人的情绪,看到沿途市面上出现了一片抢购风潮,贾亦斌与他的心情都很沉重。贾亦斌又追问他:“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他却王顾左右而言他,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接下去就不再说什么。
回到旅馆之后,贾亦斌反复琢磨他这句话的含义。觉得他是借此向贾亦斌暗示:他要后退了。对此贾亦斌想了很多很多。本来贾亦斌对实行经济管制能否奏效,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但认为在当时打击豪门、严惩贪官污吏和奸商,平抑暴涨的物价,对老百姓也不失为有利的一着。特别是当遇上真正囤积居奇、横行不法的“豪门资本”,全国人民拭目以待之时,贾亦斌认为绝不能退缩,应当大义灭亲,依法严惩。否则,无以向人民和历史交代。如果口号喊得震天响,一遇见真正的“老虎”就偃旗息鼓,那上海“打老虎”不成了一场具有讽刺意义的骗局了吗?对于国民党,贾亦斌早就失去了希望,但对于蒋经国，贾亦斌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能力的领导,几年来他对贾亦斌恩遇甚深,无论以公以私,无论作为部下和朋友,在此关键时刻,贾亦斌都有责任有义务向他进言,提醒、劝告他:坚持原则,不要犹豫不决,消极退缩。为此,贾亦斌主动到逸村二号去见他,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他本来情绪就不好,见贾亦斌又提起这个他最不愿意谈的话题,顿时发火了,他本来就沙哑的喉咙放得特别大,以训斥的语气嚷道:“孔令侃又没有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贾亦斌见他不仅不承认自己软弱、不敢碰孔令侃的事实,反而竟然以孔令侃无罪的口实为孔洗刷,为自己辩护,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驱使贾亦斌拍案而起,一掌击在桌上,大声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这就是江南所著《蒋经国传》中说到的“为了‘扬子案',经国的爱将贾亦斌曾和他拍过桌子”的一幕。尔后,他终于平静下来,叹了一口气,又无可奈何地说:“亦斌兄,你是有所不知,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啊!”他以个人须尽孝来为不能为国尽忠辩护,明显是把个人和家族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贾亦斌根本不能接受,于是便进一步对他说:“你有对你父亲尽孝的问题,而我只有对国家民族尽忠的问题。如不处理孔令侃一案,何以服国人,又何能救国家?”说罢贾亦斌便拂袖而去。回到饭店,贾亦斌连夜给他写了一封长达14页的长信,再次予以敦劝,结果自然仍是失望。
上海经济管制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蒋经国为了给自己壮大声势和炫耀力量,又准备于10月10日在上海举行双十节10万青年大检阅,他要贾亦斌负责筹备。贾亦斌将当时驻守苏州的青年军203师和驻守上海郊区的青年军209师调来上海,加上杭州、嘉兴两所青年中学的学生和“戡建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以及各大专院校青年军复员学生,约7、8万人,对外号称10万。检阅仪式在上海虹口体育场举行,由陆军副总司令关麟徵陪同蒋介石进行检阅。10月10日清晨,蒋经国要贾亦斌驱车前往东平路蒋宅迎接蒋介石。等贾亦斌赶到东平路,才得知蒋介石已乘飞机前往虹口。贾亦斌万万没有料到:近在咫尺的虹口体育场,蒋介石还要坐飞机去!事后听说这是军务局长俞济时临时出的一着妙计:先从东平路驱车到虹桥机场,坐飞机到大场机场,再坐汽车到虹口体育场,这样可以绕过上海闹市区,以避免遭愤怒的群众拦阻包围。如此草木皆兵,贾亦斌听了只觉得啼笑皆非。当天的大会主席是蒋经国,尽管内心空虚,他还是装出充满信心的样子,态度慷慨激昂。队伍经蒋介石检阅后,举行了游行示威,由精兵作先导,接着是摩托部队、炮兵和荷枪实弹的步兵,后面是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和各界人士。游行队伍出虹口公园后,沿四川路、外自渡桥、外滩、南京路行进,一路有气无力地呼喊口号,最后到跑马厅(现人民广场)宣布解散。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次检阅纯粹是虚张声势,它预示上海的这场闹剧就要落幕了。
贾亦斌对蒋经国怒拍桌子(3)
曾经轰动一时的上海经济管制只维持了70天。被人为控制的物价又开始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金圆券价值一落千丈,很快变成了废纸,到处是疯狂的人群和抢购狂潮,许多人被挤死、踩死,情况混乱到了极点,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10月31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被迫宣布将限价改为抑价,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相继辞职,国民党的经济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随着经济管制政策的失败,蒋经国在上海的使命也宣告结束。结束那天,贾亦斌陪同他乘车前往上海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他以沙哑、悲哀的声音宣读了《告别上海市父老兄弟姐妹书》,向上海市民致以深切的歉意,并向大家告别。宣读完毕,蒋经国黯然泪下。在返回的途中,他沉默良久,最后对贾亦斌说:“上海经管失败比济南失守的后果更为严重。”蒋经国离沪前召集亲信开会,情绪低沉地说:“现在我们失败了,今后我们究竟到哪里去工作,做什么工作,现在都不知道,以后再说。你们自己要守纪律,多保重。”并指示王升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组织保存,活动停止”。11月6日,蒋经国悄然离沪,返回杭州寓所,旋又转赴南京。上海“打老虎”的闹剧至此结束。
上海经济管制的失败对蒋经国的打击相当大,他对国民党政权和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悲观消极,情绪极度低落。回南京后,每日借酒浇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贾亦斌曾到励志社去看他,他一边喝酒,一边烧文件档案,甚至连印好的请柬也付之一炬。贾亦斌问他:“你烧请柬干什么?”他回答说:“亡国了,还请什么客?”绝望情绪溢于言表。贾亦斌感到他的无力和可怜,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上海“打老虎”给贾亦斌以深刻的教训,贾亦斌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腐朽黑暗内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国民党政权由他们掌握,只有走向灭亡。贾亦斌曾寄希望于蒋经国,希望他能有所作为,但事实证明:他也不能摆脱其父亲和家族的决定性影响,最后终于同他父亲合流,贾亦斌对蒋经国所抱的幻想最终破灭了。在贾亦斌的面前摆着两条道路:或者随波逐流,跟着蒋经国,作蒋家王朝的殉葬品；或者毅然决然,弃暗投明。贾亦斌陷入了痛苦的抉择。贾亦斌从小读孔孟之书,儒家忠孝节义的思想对贾亦斌影响甚深。想到蒋经国对贾亦斌的知遇之恩,一旦要弃他而去,心中确实不忍,又担心被人指责为“忘恩负义”,为此一再踌躇不决。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贾亦斌终于认识到:忠于个人是小忠,忠于国家民族乃是大忠,如因小忠而弃大忠,就是无原则的“愚忠”,两者不能俱全之际,只能牺牲前者,而选择后者。国民党执政20多年,腐败无能,弄到天怒人怨,为民所弃,已是不争的事实。民心所向即是个人选择的最好指南。贾亦斌不愿意执迷不悟,为这个腐朽的政权去殉葬,决心同蒋家王朝决裂,同蒋经国分道扬镳,去寻找新的道路。
溪口“考察”，化险为夷(1)
1949年3月初，蒋经国突然电召贾亦斌去溪口见蒋介石。贾亦斌知道这是“鸿门宴”，说明蒋经国已对贾起了疑心，想借此考察贾。去还是不去，贾亦斌颇为踌躇，因为此行关系到嘉兴起义的成败，必须请示汇报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贾亦斌迅速赶到上海宝山路联络站，同李正文、段伯宇急商对策。经过全面分析，认为蒋经国不可能掌握贾亦斌与地下党联系的真凭实据，贾亦斌并没有暴露身份，蒋经国对贾亦斌也只是怀疑。因为当时地下党与贾亦斌只是单线联系，在预干总队内部也没有发展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去，反倒引起蒋氏父子增加对贾亦斌的怀疑，并可能先采取行动，将起义扼杀在摇篮中。只有冒着危险，毅然前往，以行动消除蒋氏父子的疑虑，才有可能挽救正在酝酿的起义，因此会议决定贾亦斌以去为好。
于是，贾亦斌便装着十分坦然的样子，随同国防部监察局长彭位仁一起前往溪口。到达溪口已近傍晚，他们俩住进了武岭学校。当天晚上，蒋经国没有露面。贾亦斌躺在床上反复告诫自己，遇事要冷静、沉着、克制，对蒋氏父子的态度要表现得与其他将领一样自然。贾亦斌还琢磨着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及应付之策。想到地下党和同志们的信任与期待；想到起义是顺应民心的正义之举，贾亦斌内心充满了大无畏的勇气和信心。
第二天清晨，先期来此谒蒋的预干团上校主任秘书楼锡源趁彭位仁外出散步，房内只有贾亦斌一个人时，进来悄悄告诉贾亦斌：“有人向蒋先生告密，说你有思想问题，准备带领队伍投共。”他接着又对贾亦斌说：“蒋先生今天8点找你谈话。谈得好没有事，谈得不好就别想回去了。”贾亦斌很感激同事的提醒。果然不出所料，蒋经国对贾亦斌已起疑心，想借溪口之行来考察贾亦斌，如果贾亦斌应对时一语不慎，漏出破绽，顷刻之间便会招来杀身之祸。贾亦斌望着窗外，初春的溪口显得山清水秀，贾亦斌却感到杀气重重。贾亦斌又想，“蒋经国不干脆把我抓起来，说明他没有拿到确凿证据，还在犹豫迟疑之中，只要我处理得当，沉着应付，有可能使局面转危为安。”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关键时刻，贾亦斌的头脑反而更加冷静清醒。
贾亦斌想到彭位仁是自己的老上级，彭始终器重和信任贾亦斌，贾亦斌进陆军大学和到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工作，都是他推荐和介绍的。现在贾亦斌要争取他的同情，使他向蒋经国进言，也许可以解贾亦斌之危。所以等彭位仁散步回来，贾亦斌即满怀委屈地向他诉说，蒋经国听信告密而对他产生怀疑之事。彭听后，埋怨贾说：“你这个人呀！遇到不满意，就发牢骚，现在问题来了吧！”看得出来，彭并不相信外面关于贾亦斌的传言，对贾亦斌的处境抱有同情之心。
8时许，蒋经国果然约贾亦斌到丰镐房二楼会客室见面。贾亦斌已经有两个多月没见蒋经国了，这时他已经从上海“打老虎”失败后的颓丧中恢复过来。这次见面没有了以往朋友之间的热情，他态度严肃，话语不多，两只明亮的眼睛始终在打量贾亦斌。一见面，蒋经国劈头就问：“你在嘉兴待的时间很久啊！部队怎么样？”贾亦斌神态坦然地回答道：“时间不长，只有两个多星期。部队思想问题很多，官兵们都很想念领袖（指蒋介石），可否请领袖去训训话，以安军心。”他很干脆地回答：“不可能。”贾亦斌又问：“领袖没空，你能否去？”他又简短地回答：“我没有空。”蒋经国停了一下，好像漫不经心地突然说：“预干总队开往福建建阳。”边说边紧盯贾亦斌，看贾亦斌的反映。贾亦斌知道他在试探，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好！我回去就带部队开往福建建阳。”并建议他告知参谋总长顾祝同，因为顾祝同曾表示预干总队学员经短训后，即分配到新建的30个军去当下级军官。蒋经国听后说：“可以，我会打电报给顾祝同的。”为了早日脱离虎口，贾亦斌顺势提出：“我可否早点回去作准备？”“不行，你可以住几天，这里还有重要事情，领袖还要找你谈谈。今天就谈到这里。”蒋经国说完，即起身送客。
接下来的几天里，蒋经国派他的机要秘书萧涛英陪贾亦斌游山玩水，实则监视考察，形同软禁；同时还派人到嘉兴预干总队进一步调查贾亦斌的情况。贾亦斌知道自己已落入樊笼，只好表面上装着兴致勃勃，随人到处游山玩水，以消磨时光。当时贾亦斌的处境十分危险，只要嘉兴稍有风吹草动，贾亦斌就再也难以脱身。那几天真是度日如年，焦急万分。贾亦斌曾想趁机逃出虎口，到四明山上去找中共游击队，但监视甚严，无法脱身。贾亦斌在心里告诫自己：要忍耐下去，坚持到底。
大约过了3、4天，蒋经国突然通知贾亦斌：“今天晚上，领袖请来了上海京剧团，在武岭学校演出《龙凤呈祥》，约你和我们一家人一同看戏。”“请我看戏，要我到溪口来就是为了看戏？莫非是戏中有戏？”贾亦斌暗忖，耳边仿佛响起了荆轲刺秦王的一首悲壮歌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心里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他们要对贾下毒手，贾亦斌决不会束手待毙，一定要像荆轲那样与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出乎贾亦斌的意料，看戏现场很温馨。蒋介石坐在第一排，他的长孙和孙女坐在两旁。贾亦斌和蒋经国及夫人方良安排在第二排，身后坐的全是侍卫。在看戏过程中，贾亦斌曾动念想学荆轲刺秦王那样，拔出手枪打死蒋介石，然后再自杀，以谢天下。但贾亦斌想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嘱咐，“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不主张暗杀”。于是放弃杀蒋行动。整个看戏过程很平静，看完了戏，蒋氏父子对贾亦斌未作任何表示。
溪口“考察”，化险为夷(2)
这场“戏”演完了，蒋氏父子对贾亦斌的考察似也告一段落，显然他们没抓住贾亦斌什么把柄，但蒋经国仍然不放贾亦斌回去。贾亦斌担心日久生变，一直在寻找机会争取早日跳出这个牢笼。机会终于来了。
3月11日上午，贾亦斌照例又由人陪着“游山玩水”，自雪窦寺妙高台下山途中，正巧遇见蒋经国陪同阎锡山上山。那天，蒋经国显得情绪很好。贾亦斌趁机向他提出，溪口风景已游遍，想回嘉兴为部队开往福建作安排。也许蒋经国经过8、9天的监视考察，未发现贾亦斌有什么“异常”情况，在嘉兴预干总队也没抓住贾亦斌什么把柄，一时无法处置。今天见贾亦斌要求返回嘉兴，趁着高兴，就爽快地答应了。贾亦斌得到他的允许，如同出笼之鸟，一刻也不敢耽搁，当天就同彭位仁一起离开溪口经宁波回上海了。
此次溪口之行，是贾亦斌同蒋经国的最后一面。很多年过去，贾亦斌才从方庆延处得知，蒋经国从上海“打老虎”失败后，就已对贾亦斌产生了怀疑。据方来信说，1948年11月上海“限价”失败后，蒋经国去奉化前，回到南京励志社2号住处。那天天气阴沉，蒋经国打电话到预干局找方有事。大约上午10点左右，方庆延到了励志社。蒋经国一个人在房间里，埋着头坐在沙发上。方进去后，蒋一摆手指着对面沙发示意他坐下，一手拿起一支烟，一手拿火柴点着了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地说：“简直是众叛亲离了！你知道贾亦斌……这个人的情况。……你要主动接近他。必要时全权负责处理他。”方对蒋这一指示采取了淡然处之的态度。不久，方随预干局去广州，遂不了了之。由此可见，此次溪口之行确系险象环生，千钧一发。由于贾亦斌机智沉稳，才得以化险为夷。
从溪口回来后，贾亦斌积极准备起义。1949年4月7日凌晨，一场震惊中外的嘉兴起义爆发了。
起义部队出了嘉兴城之后,林荫即到嘉兴国民党城防司令部报告。该部又立即分别急电国民党国防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和浙江省警备司令部。这对国民党政府自是一个心脏起爆,顿时慌乱一团。当天凌晨,住在溪口小洋房的蒋经国收到嘉兴、上海同时发出的寥寥数字的急电:“贾亦斌昨晚叛变，总队长黎天铎下落不明”时,整个溪口一片惊恐沮丧。蒋经国犹如心头被剜了一刀,悔恨交织地“为此痛哭流泪向乃父检讨”（蒋经国亲信蔡省三语〉。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痛斥其子“无能”,“用人失策”。
蒋经国派人香港行刺贾亦斌
1949年春的溪口之行，是贾亦斌与蒋经国的最后一次见面。以后，蒋经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继续其下半生的政治生涯。从此，他们俩天各一方，海峡阻隔，不得相见，而双方的间接交往却并没有断绝。
50年代，海峡两岸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中。贾亦斌当时在宋时轮将军的九兵团，从事对外联络工作。1950年，贾亦斌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号召下赴香港工作。蒋经国得知后，发誓要除掉贾亦斌。
贾亦斌说：“记得当时住在香港九龙尖沙咀西洋菜街。有一天，我与旧部约好在尖沙嘴的半岛饭店见面，还没谈几句，我发现情况不对头，饭店周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当即决定中止会谈，迅速撤离。”
贾亦斌出了饭店就租了一辆计程车，即发现后面有车跟踪。贾亦斌要司机东拐西拐，接连换了3次车，才最终把“尾巴”甩掉。后来，知情者告诉贾亦斌，跟踪贾的特务曾说：“贾亦斌太机警了，本来差不多要得手了，却还是让他逃掉了。”
随后，贾亦斌从原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随贾亦斌去香港的郑重为那儿得知，蒋经国在获悉贾亦斌秘密进入香港后，立即命令情报特务系统的香港站站长王新衡，要他设法除掉贾亦斌。
王新衡是蒋经国的留苏同学。他受命后找过郑重为，要郑参与除贾行动，并传达蒋经国的指示：打探贾亦斌的住址，可得5万美金；活捉贾亦斌，可得20万美金。
当时，国民党已派军舰在香港附近海域游弋，一旦捉到贾亦斌，即绑架到军舰上，押往台湾；如不能活捉，就采取“打闷棍”的方式处决贾亦斌。并许诺，处决贾亦斌后，可在台湾受到很好的保护。如果在台湾仍无安全感，可移民巴西，并确保安度终生。
蒋经国为何必欲去贾亦斌而后快呢？贾亦斌分析原因有三：一是贾亦斌率部起义后，蒋经国受到蒋介石的痛斥，唯除掉贾亦斌才能解蒋氏父子心头之恨；二是蒋经国自建情报系统后，与国民党原情报系统各派矛盾日益尖锐，贾亦斌的起义使其陷入受人攻讦的口实；三是青年军中大量军官与贾亦斌过往较密，他以为只有除掉贾亦斌，方可消除其嫡系部队的心腹之患。
在香港，贾亦斌的活动是很危险的。但为了“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贾亦斌义无反顾，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工作，直到奉命返回上海。
跨海传话，重续友谊
由于贾亦斌曾是国民党国防部预干局代局长的特殊身份，又是国民党青年军的上司，所以后来他曾到福建沿海对去台的青年军将领，如驻金门的刘安祺、驻澎湖的郑果将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罗又伦将军、宪兵司令王永树将军等人，发表广播讲话，号召他们迅速举义归来。
1957年3月，驻台美军上士雷诺枪杀革命实践研究院少校学员刘自然，竟被美军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引起台湾当局和民众的不满与公愤。5月24日，台北市民捣毁了美国驻台的“大使馆”，这就是著名的“五·二四反美事件”。美国报刊一致认为蒋经国及其亲信是该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刘自然事件”表明美蒋矛盾达到了高峰，也反映出包括蒋氏父子在内的绝大多数国民党人仍然具有民族意识，是值得称许的。贾亦斌从中又看到了以前所熟悉的蒋经国的性格，即不愿屈服于外国的压力之下，私心甚感快慰。于是发表广播讲话，对刘自然之死表示悲愤，对台湾民众的反美正义行动表示支持。
同年，贾亦斌参加了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会上，贾亦斌向台湾当局呼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化干戈为玉帛。
六七十年代，蒋经国逐步从其父手中接过权力后，推行若干“革新”措施，同时大力发展经济，在其他各种条件的配合下，促成了台湾经济的“起飞”，使台湾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受到了各界的称赞。尤其是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对“台独”势力保持警惕，采取了压制和防范措施，这是贾亦斌最为欣慰的。贾亦斌说：“记得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公报》公开发表前夕，周恩来设宴庆贺，我当时任上海民革副主委，应邀出席。有一位随同尼克松来华的叫克莱因的美国官员，与蒋经国的私交甚深。当他得知我与蒋经国关系非同寻常后，主动走到我身边，说他与蒋经国很熟，问我是否有关于国家统一或私事要带信给蒋经国。我当即回答：‘中国统一是海峡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无需外国人代劳。如去台湾则请代我个人向经国先生致意和问候。’”
1979年，贾亦斌从上海调到北京，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统一工作组常务副组长。
翌年，贾亦斌随以王首道为团长的全国政协代表团出访美国。在美国，贾亦斌见到了包括徐思贤在内的诸多青年军时期的老朋友。旧友阔别重逢，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大家都认为应该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为国家民族的统一和繁荣尽他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1984年，贾亦斌赴香港访问，著名作家江南先生如此评论道：“贾亦斌重返香港必有重任。”在香港时，贾亦斌与台湾的彭位仁先生通了电话。他第一句话就说：“‘总统’（指蒋经国）很想念你啊！每次我和‘总统’见面都要谈起你。”贾亦斌告诉彭位仁，自己始终不曾忘记蒋经国先生及所有在台湾的老朋友，并希望他们为祖国统一大业尽一分力。
1987年，蒋经国认识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他认为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也“不能不变”，主张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开放两岸人员往来。
此前，蒋经国已对两岸学术、文化、科技、体育、教育等方面的交流接触解冻；取消了大陆为“完全禁航区”的决定；对两岸转口贸易实行“不干涉”政策。而这一年“华航事件”的圆满解决，又开启了两岸官方谈判的先例。
到了1987年，蒋经国更是排除种种阻力，采取了开放探亲、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等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之举，显示出他在晚年力图“对历史和民族作一番交代”的祈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