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傻眼了
我大规模炮击和封锁金门，给蒋军以沉重打击。蒋介石根据“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要求美国履行条约保护金门、马祖。美国推辞不得，急调他的第七舰队一部，集结于台湾海峡地区。至9月初，美国在台湾海峡已集结各种飞机430余架、舰艇60余艘。
我们已经沉重地打击了金门蒋军，减轻了美国对中东人民革命斗争的压力。中央军委决定从9月4日起，停止炮击3天，以观各方动态。同日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军用船舶和飞机，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9月4日，杜勒斯发表声明，大意是美国军队将负责保护金门、马祖。并宣称不承认中国领海12海里的规定。
针对美国的挑衅行为，周恩来总理立即发表时局声明：中国政府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军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美国政府如果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在我停止炮击的3天中，台湾急忙向金门运输补给，并要求美军为其护航。9月7日，蒋海军副司令黎玉玺及美国顾问，率领2艘运输舰、5艘作战舰和美国的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驶进金门海域。11时，运输舰进入料罗湾港口，在金门守军炮轰厦门的掩护下，靠岸卸货。14时45分至19时担任护航的4艘美国军舰侵入金门、厦门的领海线以内活动。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警告。中央军委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决定于9月8日对金门再次进行一次惩罚性打击。8日上午，国民党的2艘运输舰在美舰的掩护下驶向金门，美舰也侵入中国领海内活动。12时43分，我集中42个炮兵营连同所有的海岸炮兵，突然对料罗湾的蒋军舰艇及金门岛上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第3次大规模炮击。美国军舰仓皇撤至料罗湾外12海里处徘徊观望，始终没有向我开炮。当时，我们已经做好了迎击美舰的准备。如果美舰向我开炮，我立即予以还击。这次炮击持续到18时，我共发射炮弹2万多发。等我停止炮击时，美舰也向东溜走了。
9月11日，美国的4艘军舰，再次掩护蒋军的运输舰、作战舰共11艘驶向金门海域。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再次进行惩罚炮击。14时45分，我以40个炮兵营、6个海岸炮兵连对金门进行第4次炮击。美舰同上次一样，迅速逃往公海。18时，我停止炮击，共发射炮弹2.5万余发。
9月8日、11日的两次炮击，使台湾对金门的运输补给再度发生严重困难。同时，又一次在世人面前揭露了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可耻行径，遭到了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
“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美国人自己套绞索
金门炮战，经过4次大打、83次中打和上千次零炮射击，大小金门被全面封锁，海运与空运连遭失败，蒋军固守金门困难重重，美国也搞得狼狈不堪，进不得，也退不得，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仍极力要求美国履行“共同防御”条约，以对付我军。而美国政府则害怕在这里越陷越深，想急于脱身，因而向蒋介石提出了撤退金门、马祖的问题。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声称：“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等岛上驻扎军队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谨慎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立即表态支持杜勒斯的声明。但蒋介石并不同意，他说：“我无接受义务”。双方矛盾逐步加深。看来美国已经自己把一根绞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面对台湾海峡的斗争形势，是解放金门好？还是把金门留下来？从军事上讲，解放金门已不是问题，条件已经成熟。但毛主席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高屋见瓴，提议把金门留下来，以便和美国作斗争。因为当时美国已开始劝说台湾当局从金、马撤军，搞“沿海岛屿中立化”。美国企图利用台湾和澎湖列岛在历史上曾被日本割占的事实，推行“划峡而治”的阴谋，把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在这一新的形势下，毛主席决定以民族大义为重，暂缓收复金、马。
10月5日，毛主席指示福建前线，10月6日、7日，不打炮，蒋军向我打炮，也不还击，观察两天，再作道理。接着中央军委指示：对金门“打而不登，封而不死”。并指出：“在目前宜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使他能生存下去，促使其守而不撤。当然又要使其处于紧张状态，拖住美国不得脱身。在必要时，仍可组织大打。总之临机应变，主动在我，以利统一解决台、澎、金、马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变。开始，很多同志不理解，后来经过学习，慢慢地明白了。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次“台海危机”：“炮击金门”(5)
10月6日，毛主席亲自撰写的《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抛弃你们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并宣布暂停炮击7天。
停炮期间，金门蒋军赶紧装运物资。可停炮期一到，金门蒋军又紧张起来。我国防部又下命令，再停止炮击两个星期，并告金门蒋军可以无顾虑地补充物资，以利固守。但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
10月18日，美国宣布杜勒斯准备在21日到台湾与蒋介石会谈，美国海军舰艇竟然放肆地入侵金门海域，为蒋军护航。为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中国政府是说话算数的，我于10月20日16时恢复炮击。杜勒斯提心吊胆地到了台湾，劝说蒋介石从金、马撤军。蒋介石却愤怒地说：“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撤军。”杜勒斯此行碰了一鼻子灰，他劝说蒋介石撤军的目的是企图托管台湾，进一步制造“两个中国”。这是一个阴谋，幸未得逞。
10月25日，毛主席再次撰写《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情只能是我们中国人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计议”，宣布“逢双日”不打炮，让金门等岛屿“得到充分供应”，“以利你们长期固守”，“一致对外”。
文告的发表，将台湾当局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处境大白于天下。也宣告了中国人自己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从此，金门炮击战进入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新阶段，成为中外军事史、政治史上的奇观。美国“划峡而治”的分裂图谋被最终挫败。
石一宸将军说：金门炮战已经过去40多年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像吃福建的橄榄果一样，值得回味。的确，当年炮击金门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比如：为什么选在8月炮击金门？后来为什么“打而不登”？开始是严密封锁，后来为什么又“封而不死”？炮战后期，为什么打炮前先告诉对方？后来又出了“单日打双日不打”的新鲜事，还有我们实行的“绞索政策”等，当时就有很多人“不懂”。现在恐怕还有人既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如此明确地把自己的战略意图和日期告知对方，这在中外战争史上大概史无前例。我把这段历史讲出来，希望能引起人们去思索。我更希望的是，两岸能尽早实现统一，台海永远和平，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童小鹏在周恩来身边见证两岸风云
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1)
童小鹏真正参加对台工作是在中央成立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后，他作为其中的成员之一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当然，这以前童小鹏也一直关心台湾问题。
童小鹏，福建长汀人。１９３０年，他１６岁时投身革命。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直随周恩来在西安、南京、武汉、桂林、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秘书、机要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处长、秘书长，中共代表团副秘书长。1947年3月，他回延安后，先后任中央城工部、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秘书长。1958年至1966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初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干校。1973年回中央统战部，1977年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82年退居二线，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
童小鹏对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的演变十分清楚，回忆起来如数家珍。他先向我介绍50年代的对台形势：
１９５６年以前，我们的对台基本方针主要是武力解决。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中央军委就积极进行军事部署，苏联政府也准备为我提供解放台湾的渡海设备。中央以朱总司令的名义，郑重宣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还成立了由粟裕任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积极筹划军事解决台湾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以武力阻挠我解放台湾，插手干涉中国内政，使台湾问题复杂化，解放台湾的日程因此被推延。1954年12月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与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下。我们对此予以严厉谴责。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自己祖国完全统一。1955年1、2月间，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海战役，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
毛主席在考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也在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毛主席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使台湾政局趋于稳定，解放台湾面临客观上的困难；二是党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三是美蒋在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上的矛盾突出，使和平解放台湾存在可能性。
1955年４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行前毛泽东和党中央确定“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决台湾的可能”。会后，经过苏联、英国、印度等国的斡旋，1955年８月１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正式举行了大使级会谈，中美之间开始有了外交上的接触。这为我们和平解放台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
毛主席和周总理还在不同场合进一步阐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其主要内容有：省亲会友，来去自由；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和平解放，互不破坏；留蒋军队，由蒋治台。
为了进一步让全党了解中央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1955年7月30日，周总理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再次指出，解放台湾有战争与和平两种方式，我们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到了１９５６年，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又有新的发展。１月２５日，毛泽东在第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根据这一精神，１月３０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基本方针，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而奋斗”。
周恩来总理还身体力行，亲自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李济深的前卫士长马坤时说，如果你到了台湾，请你向蒋介石和你的其他朋友转达几句话。你可以向他们说，蒋介石是我的老朋友，他认识毛泽东，也认识我。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最后一次谈判是在南京。那次谈判破裂后，打了3年内战，至今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是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总理还说，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住。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这件事也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载人历史。
毛主席也进一步指出，台湾必须回到祖国怀抱，以实现祖国统一。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可以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总理对此进一步进行说明，他说：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
童小鹏说，为了加强对台工作，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周恩来直接领导对台工作。小组的工作由李克农、罗瑞卿负责，徐冰参加，罗青长、凌云和我做具体工作。建立了对台工作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那时我还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当秘书长，先前就已经接触了对台工作。1958年4月，我调到总理办公室后，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继续参加对台工作。
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2)
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和平解放台湾的措施并取得了成效，逐步影响到台湾内部，引起了美国的不安。毛泽东指出：“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强大，继续插手台湾问题，企图制造“划峡而治”的事实。在美国的唆使下，台湾当局也坚持抱着“反攻大陆”的幻想，不断出动军队，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活动。
1958年7月，美英相继出兵侵略黎巴嫩、约旦，中东局势骤然紧张。蒋介石则以“中东地区当前的爆炸性局势”为由，在台湾发布特别戒严令，美国也下令第七舰队处下战备状态。平静几年的台湾海峡又出现了危机。
童小鹏说：“当时我正随周恩来在上海视察工作，接到黄河花园口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周恩来立即中断视察工作，7月18日亲赴黄河岸边现场指挥抢险，一直工作18个小时没有休息。随后，他立刻赶到北京，同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研究处理台湾海峡危机。”
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３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周恩来亲自组织了炮打金门的重大军事行动。用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的态势，利用金门、马祖这个包袱，拖住美蒋，粉碎美蒋达到“划峡而治”的计划。毛泽东在炮打金门的前几天还接见了香港知名记者曹聚仁，让他把我们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
虽然海峡两岸在军事上又交了火，但祖国大陆并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种种努力。我们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办法，继续开展对台工作。
与此同时，毛主席和周总理仍然积极寻求与蒋介石集团对话的渠道。主席说，在台湾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要多做他们的工作，积以时日，成效自见。
据杨斯德回忆：“总理经常召集我们讨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亲自给我们讲话，作指示。当时的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农同志指示我们，把我们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并通过各种渠道散发到台湾。台湾方面马上就有了反映，还作出了回应。”
为了加强向台湾岛内宣传的力度，中央指示，以福州军区司令部的名义，建立福建前线电台，直接向岛内广播我们的对台方针，让台湾民众了解大陆，了解我们的对台政策。
毛主席非常关心对台工作，他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并始终抓住不放，经常召开会议，研究岛内情况，讨论对台形势，谋划两岸关系的发展。１９５９年２月，毛泽东出于对统一祖国的真诚，在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指出，对台湾“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
周总理则具体实施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他对我们说，台湾问题既是国内问题，又有国际因素，要从中、美、苏“大三角”的全局来考虑台湾问题。他还指示我们要注意“小三角”（即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的情况，把工作重点放在“小三角”上。
据杨斯德说：“根据总理的指示，我就一直跟踪研究台湾国民党当局上层人物的情况，做台湾有关人士的工作。”
同时，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以配合中央对台战略的转变。如特赦像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等。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影响，纷纷做台湾方面的工作。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致信台湾国民党军政要员，说明大陆对台政策，希望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祖国统一。这些行动，对台湾方面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对台工作事实上已陷于停顿。但从70年代初开始，毛主席、周总理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陪同总理接见特赦战犯(1)
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基本方针后，如何处理好国民党战犯就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最早于１９５６年１月提出了“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毛泽东经过考虑，认为特赦释放时机尚早，但同意并确定了实行特赦释放这一大方针。
根据周恩来指示，公安部于１９５６年初就把２００多名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集中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管理，开始允许这些战犯与家属自由通信，还可以接待亲友来访。
“当时我是总理办公室主任，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也参与了改造处理国民党战犯的一些具体工作。”童小鹏谦虚地对我说，脸上的笑容很慈祥。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改造工作采取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进一步清理思想；同时组织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看看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参加一定的劳动。周恩来除了在物质生活上关心他们外，他还在思想改造方面花了不少心血。曾先后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等人到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功德林去看望他们，做耐心的说服和开导工作。这些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黄维起初思想很顽固，不参加思想改造，后来患了心脏病，有关部门想方设法为他治病。黄维很受感动，随后就消除了抵触情绪，还积极参加一切改造活动。
经过几年的学习、劳动和教育，功德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思想已有了很大转变。鉴于此，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9月17日，二届人大九次常委会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童小鹏说：我记得《人民日报》还发了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这一举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国家主席令，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４日特赦首批战犯３３人，其中原属蒋介石集团的３０名。到1964年4月，又先后特赦释放了5批战犯，加上这一次特赦的共6批296人。
周恩来一直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遵照周恩来的指示，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４日，中央统战部组织安排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首批特赦的１１名人员。
童小鹏回忆道：
这个事是我具体负责的。下午3时，周恩来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习仲勋的陪同下来到西花厅，陪同接见的还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及著名民主人士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章士钊、屈武等，我和罗青长也参加了。溥仪因住在他五妹家，单独用小车去接他，迟到了几分钟。当他赶到时，徐冰指着他诙谐地给大家介绍说：“这位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是抚顺管理所第一批特赦的。”溥仪当时身穿一套蓝色棉制服，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徐冰介绍完，他转身向大家频频点关致意。在座的大都是第一次见到溥仪，没想到这位就是3岁就登基的“小皇帝”。
１１人中，除了溥仪、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也是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学生。当周恩来出现在大家面前时，这些人既惊喜万分，又感到十分羞愧，觉得对不起当年的黄埔老师，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他走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面前时，叫了声“曾扩情”。这位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扩大哥”，曾经在政治部任少校科员，跟随周恩来参加过第一次东征，他想不到时隔３０年周恩来不忘他的名字和面容。他泪流满面，抬起头来半晌才说了一句话：“周先生，我走错路，对不起你！”当周恩来走到溥仪面前时，和他拉起了家常。溥仪说到了他过去的罪行，表示要继续反省。周恩来说：“溥仪先生，你在清末登基时才3岁，可以不负责任，但伪满时代你要负责任。”溥仪激动地流着眼泪说：“周总理……”再也讲不出话来了。
周恩来挥手示意大家坐下，以他那特有的炯炯有神的目光环视一周，询问了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情况。当听到杨伯涛介绍说，他的妻子没有追随胡琏的第18军逃往台湾，而是自食其力抚养子女上学。周恩来点头微笑，连连称“好”。周恩来又询问了杜聿明的年龄和健康情况。杜聿明回答说：“已经55岁，身体健康。”周恩来说：“还年轻嘛，还可以为国家做不少事情。”杜聿明听了周恩来勉励自己的话，非常内疚地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周恩来说：“你过去是有罪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嘛！说起来，这不能全怪你们，我也有一定责任。你是黄埔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杜聿明非常感动，心情激动地一再表示要改造自己，戴罪立功。周恩来还寄语杜聿明向台湾传话说：“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
陪同总理接见特赦战犯(2)
周恩来与大家分别交谈后，郑重地说：“政府对战犯实行特赦是赦人不赦罪。就是说，你们经过教育改造，有悔改表现，实行特赦，已经不是犯人，是公民了。但过去的罪行是不能赦免的，要作为教训，继续改造自己。”
如何改造自己呢？周恩来对他们谈了4个问题：即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包括劳动观点、集体观点、群众观点）、工作和生活问题、前途问题。这些问题都非常富有针对性和教育意义。在谈到工作和生活问题时，周恩来还特地嘱托要做好妥善安排。
周恩来最后说：“爱国一家，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你们愿意的话，可以留在北京，想去台湾也可以。回去后想再来也可以，要到别的国家也可以。”
周恩来讲完后，章士钊就说：“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各位进行特赦，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希望大家要按总理的讲话指示去办。”
接见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才结束。这11人依依不舍地向周恩来鞠躬告别，愉快地离开了西花厅。
这次接见,对这些特赦人员的思想震动很大。此后,中央统战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除安排周振强赴浙江原籍、杨伯涛到湖南原籍探亲外,随即把散住其他旅馆的8人都集中住到崇文门内的崇内旅馆。溥仪也从其五妹家迁过来和他们一起组成一个学习小组。这期间,中央统战部派了专人指导他们进行政治学习,还组织他们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和工农业生产情况。以后还为愿住外地和亲属团聚的曾扩情、卢浚泉、陈长捷、邱行湘这4人做了妥善安置,行前还为他们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欢送宴会。自愿留在北京的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5人,以及回原籍探亲后又返北京的周振强、杨伯涛2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劳动锻炼体验生活后,1961年3月经中央同意,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即都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国家机关工作,获得了新生。
周恩来对后来的几批特赦战犯也同样很关心。1963年11月10日，中央统战部又安排了一次接见活动。
童小鹏说，我又具体负责安排这次的总理接见。这次接见的是康泽及前四批特赦的留京人员及家属40多人。陈毅副总理及张治中、傅作义等爱国民主人士，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陪同周恩来接见，我和罗青长也一同参加。
下午4时，周恩来等一行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大家就座后，陈毅首先说：“总理很惦记各位，特邀请大家来这里见面谈谈。总理为此亲自打电话通知我，要我来参加。我也是政协副主席，对各位也负有责任，很愿意来参加这次集会，和大家见见面。”他谈到台湾最近放出一些流言蜚语，说特赦人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表态说：“请大家不要有顾虑，把话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杜聿明等人立即表示：“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很自由，一切统由自己安排，没有任何人干预，请两位总理放心。”
周恩来接着讲话,说明了接见的缘由。他说近两年由于国内国际的事情较多,没有机会同大家常见面,现在前三批特赦释放人员的工作已得到安置,第四批人员集中学习参观也即将结束,有几位要离开北京回家乡去,因此,找这个机会见面谈谈。
周恩来谈古论今,旁征博引,从西太后讲到蒋介石,形象地说明了我党统战政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有利于民族和人民的大团结的。
周恩来还进一步解释陈毅提到的“自由”二字。他说：“大家对于陈毅副总理提出的‘自由’这两个字，要有正确的理解……对于‘自由’问题，陈毅同志提了出来，提得很及时，我希望大家多多考虑，最好多学点马列主义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随后介绍了有关台湾的情况,并又一次强调了立场问题的重要性。谈话中再次表达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团结一致共同对美、早日回到祖国怀抱的真诚愿望。接见结束后,周恩来还邀请全体人员合影留念,并在新疆厅设宴招待了大家。
这些特赦释放人员,都很感激党和政府的宽大政策,认为党和政府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表示要继续学习、改造,为祖国建设和统一大业贡献余生。我们通过这些人把党的对台方针政策传到社会各界,传到港、澳、台以至海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1964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全国政协特邀了杜聿明、溥仪、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6人为全国政协委员。党和政府的宽大与信任,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们利用广播、书信和撰写文章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而积极工作。侨居海外的特赦释放人员也不忘周恩来的嘱托,积极为统一大业奔走呼号,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我们对战犯“一个不杀”,并给予宽大释放,使台湾当局感到意外,阵脚大乱,不敢面对这一人心所向的现实。台湾当局封锁消息,称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可等到有些特赦释放人员回到台湾与亲人团聚,其宣传也就不攻自破。
我们考虑到,美国一直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美国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绝不是为了台湾人民。因此,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也要不断地调整和发展,并对蒋介石表现出合作的诚意和灵活性。
周恩来做台湾上层工作(1)
进入６０年代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改变。美国一方面加强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另一方面又向台湾当局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继续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美蒋矛盾加深扩大。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开展对台工作的好时机。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２日，毛泽东经与周恩来研究商讨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确定了对台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毛泽东还提出了对台的具体政策，周恩来将其归纳为有名的“一纲四目”。
“一纲”：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
“四目”：（1）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台湾可以派人来参加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中央政府不派人去台湾担任领导职务。
（2）台湾所有军政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
（4）双方互约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毛泽东讲，你不派白色特务，我不派红色特务。
为了把中共和谈的诚意和信息传递到台湾，我们通过与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交和影响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民主人士，分头寻找线索和渠道转达。
童小鹏回忆：１９６２年，有一次，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写了信，张治中、傅作义给蒋经国、陈诚等人分别写了信，转达了周恩来的意思。
对于中共的一片诚意，蒋介石也曾派了一些人来。周恩来分析，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腕，想刺探我们的高级情报，摸我们对台政策的底牌。有一次派了四个人，三个到北京，一个留在香港。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会见了其中几个人，并说这些人带来了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论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一时也判断不清，只要我们心中有数，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
我们建议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虽一时难以实现，但也确实对台湾产生了影响，两岸关系有了相当的缓和与发展，并达到了“促蒋拒美划峡而治”和“联蒋抗美”的目的。毛泽东指示，解决台湾问题要靠实力派，主要是指蒋氏父子和陈诚，但蒋陈之间也有矛盾，我们做了些工作化解。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我们捎了话，表示赞成，支持蒋，促进他们内部团结。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陈诚和蒋氏父子的关系，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实现“两个中国”的目的。毛泽东、周恩来经过分析，决定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
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的切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申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
8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
鉴于陈诚思想的发展，周恩来进一步抓紧了争取台湾的工作。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谈到对台湾的政策时，信中除重述过去对台湾回归祖国后的建议外，并作了更具体的说明。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归还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周恩来表示，过去送去的一些信件虽然大都是以个人名义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湾政策是不改变的。
周恩来代表中共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具体建议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陈诚表示说，他要对历史作交代。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1963年7月。周恩来获悉陈诚提出辞职的消息后，于9月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周恩来分析陈诚辞职不外三个原因：美国压力、内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只要老小合作。”
年底，周恩来出访亚非14国期间绕道广东，会见去台湾的有关人士，希望他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回祖国固然好，即使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周恩来做台湾上层工作(2)
1965年3月，陈诚病逝。陈诚是个有民族气节的人，他留下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陈诚的这种态度说明他还是有爱国心的，也说明周恩来争取他支持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一片苦心没有白费。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陈诚去世后，周恩来继续坚持不懈地对台进行争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讲到：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特赦战犯始末
特赦战犯始末
“特赦”，曾经一度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名词，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引起过巨大反响。到了1975年，所有战犯，包括美蒋特务和特务船船员全部被特赦释放，至此，中国再无战犯。原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刘小萍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令人难以释怀，耐人回味。
刘小萍，1930年1月生，山东日照人。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南下，先后在上海市贸易总公司接收科、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人事处工作。1950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市商业局和中央华东统战部工作。1955年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处秘书、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92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特邀顾问。曾经是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小萍拿出历次特赦战犯的名册，小心翼翼地翻看着每一本，详细地介绍每次特赦战犯的具体情况：
从1959年到1975年，共分7批特赦战犯。全部战犯共为856名，“文化大革命”前特赦了6批，共296名，其中蒋帮战犯263名（将级：113名，校级：119名，党政：23名，特务：8名；）伪蒙战犯5名；伪满战犯28名。占战犯总数856名的34.5%，除1960年和1965年没有特赦外，基本上是每年特赦1批。第7批是1975年，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共293名。这样，7批特赦战犯共589名。还有267名战犯是刑满释放、到了年龄而自然死亡和25名弄错了的起义投诚人员。
第1批是1959年12月，特赦了33名。其中蒋帮战犯30名（将级：16名，校级：9名，党政：4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2名。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陈长捷等。
第2批是1960年11月，特赦了50名。其中蒋帮战犯45名（将级：13名，校级：26名，党政：5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李仙洲、范汉杰、罗历戎等。
第3批是1961年11月，特赦了68名。其中蒋帮战犯61名（将级：27名，校级：28名，党政：4名，特务：2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7名。包括廖耀湘、林伟俦、何文鼎、孙楚等。
第4批是1963年4月，特赦了35名。其中蒋帮战犯30名（将级：17名，校级：11名，党政：1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康泽、孙渡、严翊等。
第5批是1964年12月，特赦了53名。其中蒋帮战犯45名（将级：20名，校级：23名，党政：2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7名。包括王陵基、王靖宇等。
第6批是1966年4月，特赦了57名。其中蒋帮战犯52名（将级：20名，校级：22名，党政：7名，特务：3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方靖、孔庆桂等。
第7批是1975年3月，特赦了293名。其中蒋帮战犯219名，党政21名，特务50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2名。
“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战争罪犯,当时正在全国各地监狱关押和改造。
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发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当天,他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向台湾展开相应的宣传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最早提出了“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对各方面情况作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已经初步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已提前完成,政治、经济出现空前稳定。从战犯本身的情况看,他们虽多是有过重大罪恶,但一般高高在上,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那样,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再说,经过几年的关押改造,他们之中的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释放一批战犯,将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反动分子,同时有助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的部署,政府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回到祖国,不管什么人,将一律既往不咎。在这种时候,释放一批战犯,将会有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