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处理战犯问题,中共中央在向党、政、军、群等系统征求意见的同时也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征求意见,进行政治协商。3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政协常委二届十九次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周恩来关于释放战犯的提议。会上,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作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题报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发言,具体说明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方针和步骤。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说:“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会议对这个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同意后一种意见。他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周恩来提出:“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对战犯释放后的安排,周恩来也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第一步先集中到北京,然后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看他们。等这些人对新生活适应后,对祖国的形势有所了解后,再做第二步工作,即同他们一起讨论如何开展对台湾的工作。他认为都去台湾的意见是不现实的,蒋介石消受不了这些高级将领,同时也会狐疑鬼猜,会认为我们放人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连美国人稍微青睐一下孙立人他都不能忍受。周恩来说,台湾的工作是要做的,至于如何做可以跟这些“将军”们谈谈。他表示,如果我不是总理,倒愿意跟这些人多谈谈。他还说:“毛泽东曾指示应跟他们讲清楚,放他们出去,允许他们来去自由,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愿意去香港的可以去香港,可以骂我们,连海外的人在内,骂我们的有那么多人,这几百人数目很少,如果你们骂完了,又想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会不会回来再把你们抓起来?不!我们保证。我们不跟你们绝交。”周恩来强调,这个话,我们说了算数,我们大家都赞成这样做。今天大家都在场,这个话我们说了,就算数,来去自由,言论自由,骂完了我们,高兴回来,我们欢迎。这是有言在先,我们说了这个话,不光这一代,下一代也算!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进一步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提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释放战犯的时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改恶从善”，一视同仁(1)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被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逮捕的国民党人员极为复杂,为确定战犯身份,公安部提出了一个战犯标准,即在解放战争期间,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可列为战犯。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战犯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方针确定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由罗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荣组成的“处理战犯专案小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
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在1956年对全国各地的战犯实行大集中,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内蒙古6地的战犯管理所。战犯中的200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全部集中到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路一号,占地近百亩,监房能容纳千人以上。
这里原是一座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成为一座监狱。1915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改造,后来成为国民党北平“第二模范监狱”。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在这里被敌人杀害的。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监狱被公安部接管,成为关押和改造战犯的一座监狱。功德林一号关押的这些国民党战犯情况比较复杂,改造的难度很大。这些人长期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甚至直接参与了蒋介石集团的诸多重大决策,是蒋介石最可靠也最有实力的人物,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他们中不少人自命为蒋介石的信徒,认为蒋介石才是中国的“正统”，是“为国为民”的。他们对于战败不服气,不认输,认为今天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打了败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他们认为既然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就不应在共产党面前低头,“君子不事二主”思想长时间转不过弯来。
针对这些观点,为加强对战犯的改造工作,管理所采取了多种办法。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以及其他理论书籍和参考资料,中心是解决对蒋介石的认识问题。他们通过自己看书学习,进行探索和辩论,最后在大量的事实面前终于得出了正确的认识:蒋介石违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蒋介石统治下,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结合理论学习,还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管理所还坚持思想改造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爱国人士张治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郑洞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他们,做说服开导工作。
对战犯的生活管理,管理所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合情合理的原则。切实尊重他们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严禁打骂体罚和侮辱人格的行为。注意他们的饮食、卫生,提供生活必需品,同时组织一定的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对他们的身体,定期进行检查,有病及时治疗。有的人病重或病危,组织名医会诊、抢救,配备较强的力量进行护理。还帮助他们镶牙、配眼镜、安装假肢等。这样,从各方面给予人道主义的待遇,保证身体健康,使他们深受感动。
通过以上这些工作,对战犯们转变立场和思想改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说:“人非木石,孰能无感,我就是在这种恩情感动下才使这颗冻僵已久的心复活起来的。”有一位被治好梅毒病的战犯说:“党不仅改造了像我这样罪该万死的罪犯,并想尽各种办法治好了我过去腐化生活带来的脏病。对党的伟大人道主义精神，我永世不忘。”一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说:“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东西,但革命真理比人的生命还宝贵。我这个过去长期与人民为敌的战争罪犯,今天能改造成为新人，完全是毛泽东思想对我教育的结果,真是‘顽石点头',真理服人。”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深受蒋介石器重。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徐州“剿总”副司令。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以中原、华东两大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没有使他觉悟。他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后,陈毅司令员与他谈话,他也拒绝谈任何问题。一直到他被送到山东济南解放军军官教导团,他仍不服罪,动不动就发火。1950年11月他从济南转到功德林时,被戴上了重重的脚镣。这次被送往北京,他认为自己罪恶深重,必被处死无疑。因此,他在棉裤里藏了60余片安眠药,企图等待适当时机自杀。
管理人员在摸清了杜聿明的思想动态后,便有的放矢地对他进行正面教育,着重让他学习1949年4月国共和平谈判时,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明确指明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只要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确有实际表现的,必会得到宽大处理。同时,还反复以同是名列44名头等重要战犯之一的傅作义将军的事例,对他启发开导,渐渐地使他认识到只有幡然悔改,立功赎罪,争取重新做人,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由此,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并交代了私藏安眠药片的来源。原来,他在山东解放军军官训练团期间,以失眠为由,多次向我军医零星地要来安眠药片,积少成多,并在深夜里偷偷拆开棉裤,把药片装入裤内缝好备用。他一再表示,自己再也不干这种自绝于人民的蠢事了。
“改恶从善”，一视同仁(2)
多年来,监狱的管理干部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治愈了多种疾病。有一次,杜聿明高烧不退,医护人员为他打针、服药。管教处的姚处长彻夜守在他身旁,悉心照料。这一切深深感动了杜聿明。他激动地对姚处长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一次,陈赓大将来功德林视察后,杜聿明含着热泪对管理人员说:“我和陈赓大将是黄埔一期同学,当年我俩是同窗好友,而我和他却走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他走对了,而今他是千古名将,而我却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后来,又经过一系列的参观访问,促使杜聿明的立场和思想有了一个较大的转变,被第一批特赦释放。
在功德林一号管理的国民党战犯黄维当初是表现最差的一个。黄维原是国民党12兵团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生。十年内战时他爬到中将师长的地位以后,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后来接任陈诚精心培植的第18军中将军长,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官也越做越大。他被俘后,死抱着“不成功则成仁”的信条,对蒋介石忠贞不贰。他初到功德林时,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他认为自己所以成为阶下囚,就是因为打了败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自己“无罪可悔”。在学习中,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而且,对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还大肆讥讽挖苦。1952年黄维在一次学习中不仅不揭露蒋介石的罪行,反而发表攻击诽谤我党领袖的言论。事后,他又拒写检查。为此,战犯们群情激奋,黄维又口出狂言辱骂,学习组长董益三等便动手打了他,黄维也不肯示弱,结果双方打成一团。幸被管理员发现,及时制止。为此,管教人员在认真调查核实事实的基础上,不仅对黄维的恶劣表现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同时,对动手打人的董益三等也进行了批评教育。这样解决之后使他深深感到共产党人处事公允,思想上开始有所改变。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得到彻底转变是不容易的,为了逃避改造,在监狱内他多年进行“永动机”的研究,想以此作为捷径,幻想得到人民的宽恕。
促使他转变立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关押期间我们监狱竟然治好了他长期缠身的痛疾顽症,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黄维患有多种结核病。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病势凶猛,尤其是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管理所当即把他送到医院住院治疗。为了治好他的病,还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并不惜一切代价,为他注射进口的链霉素。周总理办公室也多次询问黄维的病情，并指示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其生命。陪住干部精心照顾,不仅送水喂饭,还要端屎端尿。就这样,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把奄奄一息的黄维救活。
黄维病倒了4年多,这4年他思想发生了急速转变。他病愈出院后,满怀深情地说:“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在长期的养病过程中,黄维对被俘后的种种言行和表现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对过去从不愿意读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著作也有了兴趣。病好以后又到社会上去参观,受到生动的事实教育,思想上有了较大的转变。对这一转变过程,他作了这样一段总结: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由于以前特别是解放初期几年我以为改造政策不能决定我的前途,不能解决我的问题,而只有立功赎罪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大处理,妄图以发明创造为捷径，以幻想的黄维永动机为立功赎罪的法宝,从此走上歧途。加之被囚监狱年久,而且自1952年至1955年长期重病,难安心于改造。现在,为了惩前毖后,对症下药,治病自救,第一,痛下决心摒弃一切幻想,以绝祸根,今后保证绝对不再有黄维永动机发生。第二,从思想上坚决消除和改正发牢骚、说怪话的思想根源和丑恶性格。第三,从此低头认罪,诚心服法。第四,坚决以思想改造为唯一的出路和要求,全力以赴,今后老实学习。总而言之,我现在低头认罪,诚心服法,老实学习,埋头改造,努力耕耘,不问收获,从头改造,争取新生,希望在此以前的错误和罪行还能得到政府宽大,允许我有走向新生的机会。
1959年,黄维被转到秦城监狱。这是他与前半生决裂的关键一年。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从此开始交代自己的历史罪行,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1968年4月,黄维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接受改造。
1975年3月,黄维随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释放。黄维的身体一直不太健康，如果没有我们的精心照顾，他恐怕早死了。就在特赦前的2月9日，黄维心绞痛突然发作，濒临死亡。他被紧急送到当时东北最好的医院进行抢救。中央领导指示公安部，要确保黄维的生命安全。公安部还派了两位同志赴东北具体了解黄维的治疗情况。在各方努力下，病危中的黄维终于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令黄维很感动。他激动地说：“听到我被特赦，无限鼓舞，无限感激。我决心继续靠拢人民，重新做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解放台湾事业贡献力量。”黄维还当场做诗一首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党恩浩荡给再生，宽大改造换我魂。恩上加恩新生后，誓献余生为人民。”
黄维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改恶从善”，一视同仁(3)
1985年11月,在他特赦10年后,82岁高龄的黄维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不住宾馆硬要住当年关押的地方,便在2号监室住了一宿。在和管理人员座谈时他满怀深情地说:“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过去我在改造中表现是不好的,经过政府5年的耐心教育,使我这个顽固分子变成新人。没料到我还能活到现在。这主要是党的照顾和关怀,是共产党的政策好!”4年以后,黄维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周恩来亲切接见特赦战犯(1)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9月17日,全国人大二届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主席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无比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定。10月2日,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现抄录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年10月2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发放特赦通知书。在特赦大会上,被特赦的战犯表示非常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使他们改邪归正,从此获得新生,并决心继续改造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未被特赦的战犯代表也表示要加速改造,争取早日获得特赦。
这次宣布的首批特赦战犯共3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0个人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走出功德林的人们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下一步应该如何走,是每个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同样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
12月14日,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溥仪等11人乘专车驶进中南海西花厅。工作人员和蔼地告诉他们,这里就是周恩来的家。
周恩来,这是他们非常熟悉的名字。这10名国民党将军中,除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今天,能够见到30多年前的老师,心情格外惊喜,也感到十分的惭愧。有人后来回忆说:“想起自己在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喜悦和羞愧之情顿时交织在一起。”
周恩来在陈毅副总理、习仲勋副总理以及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的陪同下,笑容满面地走进了客厅。大家同时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30年前的老师,这位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他亲切地同大家交谈起来,逐一问起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他对曾扩情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30岁,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曾说:“我那时已30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当时,曾扩情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
周恩来又转向杜聿明,询问他的一些情况。杜聿明惭愧地低下头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回答说:“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张治中指着郑庭笈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郑介民的堂弟。”郑介民在1946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代表。周恩来说:“我知道。”接着,他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
郑庭笈告诉周恩来,他原来的妻子叫冯莉娟。1948年郑被俘后,他的朋友为冯莉娟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是,当她听到郑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讲话后,就决定留下来,在海南岛等候。1954年,她回到北京,因战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无法解决家庭生活问题,她决定和郑庭笈离婚。
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头去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
周恩来看到坐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末代皇帝溥仪,就同他谈起了满族的风俗礼节。陈毅在旁边风趣地插话说:“我当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当时出来时,我们还想看看你这个皇帝呢。”
周恩来亲切接见特赦战犯(2)
在轻松风趣、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把话转入了正题。他勉励大家通过加强思想改造,站稳民族立场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马列主义,培养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加强群众观点,要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关于前途问题,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做新人,有奔头。希望他们相信党和国家,特赦后会信任他们,用上他们的力量。要回家和接眷属的都可以。两个月后再考虑安排工作。他还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着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周恩来讲完话后，张治中说:“你们中的大多数过去是黄埔学生,你们没有听周主任的话走错了路。现在周主任释放了你们,要好好跟周主任走。”
周恩来明确地表示:“张文白(治中)是老一套,你们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挽救了你们。”
傅作义激动地说:“我同你们一样,过去也曾是一名战犯,只不过比你们早觉悟一个时候,也是被迫改造的。”
周恩来说：“是啊，应该承认,对你们是一种特殊环境中的强迫改造,你们应该想想如何从强迫改造进入自觉改造。”
对于这次会见,杨伯涛后来感慨地回忆说:“这种对待俘虏的做法自古以来是没有的。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过他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19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20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
周恩来当红娘，战犯重续姻缘
特赦释放后的战犯,全部获得了新生。这些人被释放安置后,都由各级统战部门负责管理。他们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凡家在大陆的都与家人团聚了,有一些人还安排了重要职务。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范汉杰、沈醉、廖耀湘、郑庭笈、杨伯涛、周振强、李仙洲、罗历戎、董益三、方靖，以及最后一批释放的黄维、文强等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绝大多数人担任了各级政协文史专员、秘书专员、资料员和参事。也有极少数在农村和工厂。他们都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许多人还以严肃的态度写回忆录,以求后代有所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少人还参与对外交往活动,同台湾的亲朋故旧书信交流,为统一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在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特别是由于周恩来的关怀,杜聿明在政治上进步很大。走出功德林后,周恩来经常请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1960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元帅,杜聿明作陪。当时,蒙哥马利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指陈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杜聿明望了一下回答:“就剩我一个。”这时,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蒙哥马利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1964年11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杜聿明等人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站在政治生命的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1959年12月,周恩来曾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事隔一年之后,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集黄埔同学聚会时,周恩来还记挂着这件事。他一见到郑庭笈,第一句话就问:“你复婚了吗?”
在周恩来的进一步关怀下,1961年3月,郑庭笈被分配到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全国政协将他的妻子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为他们夫妻重聚创造了条件。不久,郑庭笈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他逢人便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新中国特赦释放在押国民党战犯,不少特赦人员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对沟通两岸关系,对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84年,郑庭笈到香港探亲,与在台湾的老部下通电话。对方听到他的声音又惊又喜。这位老部下告诉他,许多战犯在台湾的亲朋好友都入了教会,每天到教堂祈祷,请求神灵保佑他们在大陆的亲人平安。当得知他们不仅获释而且受到良好的待遇时,深受感动,希望台湾当局能作出相应的表示。1985年,侨居美国而赶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都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中国无在押战犯
据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回忆：
还在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总理已经病得很重，连走路都已经很困难。但他仍然关心着台湾问题的解决，关心着台湾的那些老朋友，希望能为解决台湾问题，再出一份心力。总理不顾个人安危，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提出了要清理仍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清理在押的解放后被我俘获的美蒋派遣的一些武装特务。
我记得1974年12月28日中午，总理刚从长沙回京，就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当时，我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我知道，总理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可能地为解决台湾问题多做些事。
我们好不容易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找回来几个老所长和老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在押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等等，列出了准确的名单。
讨论战犯名单及释放后的安排、待遇等问题就搞了好几个月。经与当时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形成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核心小组慎重清理、研究，将在押者中的２５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予落实政策。而最终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有２９３名。
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看到该《报告》及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出批示。毛泽东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一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１００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读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１３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般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读到报告中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贴费１５元至２０元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气魄太小了！１５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２５年啦！”
毛泽东批示后，华国锋立即在公安部院内5号楼主持召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公安部主管战犯工作的负责人会议。关押战犯最多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员也被找来列席会议。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对毛泽东的批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大量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与表现，一律安排在城镇。非常复杂的事情竟忽然变得如此简单。
为了全面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病中的周恩来与华国锋，以及后来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要求有关部门对全部特赦释放的所有在押战犯做好组织、安置等各项准备工作。
刘小萍告诉我，他见证并参与了最后全部特赦在押战犯的工作。他说：全部特赦战犯是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体现，是一个伟大的战略举措，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在全球刮起了一股“战犯旋风”。
我们这次特赦释放的是全部在押战犯，并实行更为宽大的政策：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罪犯的名单,发给他们特赦释放通知书。
释放时，我们还发给每人新服装和100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叶剑英亲自接见，并宴请他们，然后再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是一件很得民心的事。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刘斐、董其武等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刘斐说：“听到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把全部战争罪犯全部释放的指示，很受感动。跟着蒋介石从大陆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要及早回头，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作出贡献，立功赎罪。这才是他们唯一正确的出路。”董其武说：“这次对全部在押战犯全部释放并给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有这样的事情，是毛主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伟大政策的体现。希望被特赦释放的人员，要下定决心，加强思想建设，立功赎罪，努力重新做人。”
特赦释放人员结束了在北京的参观学习后，除王秉钺等10人提出申请并被批准回台湾外，其他人员按照自愿的原则，都被安置到祖国各地，与他们的亲人团聚。
周恩来对台湾问题的最后嘱托
周恩来：“托、托、托”
罗青长说，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至今已有２0多年了，但他的丰功伟绩与不凡风采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他在病重的最后一年，直至临终前仍惦念着祖国的统一大业。每每想起这些，我就心里特别难受，它不断地鞭策我加紧进行对台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方针，特别是1974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再次重申：“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为此，１９７５年３月２０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共同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其中第6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也向世人公开宣布，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一重大新闻，立即引起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内国际舆论一片震动。
3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等受重病中的周恩来的委托，在北京饭店宴会大厅，接见并宴请全体获特赦释放人员。
一些在台湾有亲属的获释人员，因担心回台湾会受到歧视或陷害、报复，所以大部分释放人员没有回台湾。只有王秉钺、陈士章、蔡省三、周养浩、王云沛、段克文、杨南屯、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等10人提出回台湾，并被立即批准。
蔡省三等10人一直滞留香港达140多天。其间，台湾当局一次次地不批准他们入台。先是张铁石因感到回台无望而被迫自缢身亡；后有赵一雪、杨南屯、张海商重返大陆；而王秉钺、段克文、陈士章、周养浩则相继远赴美国，除段克文接受“国际救总”救助，其余都住在留美的儿女家。留在香港的只有蔡省三和王云沛，王云沛于晚些时候病故香港。这样，留居香港的只有蔡省三了。
据蔡省三介绍，他在香港到港英移民局办理了8次延期居住手续，仍无台湾当局允许其入境的消息。他决计以“中间派”身份长期居留香港。一方面，以写作为生；另一方面，寻找机会主动从事对台湾方面的沟通工作。
在此期间，蔡省三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多次发表的言论，不但引起了台湾当局对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来的注意。
1975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大陆如何了解和看待蒋经国？如何把握好两岸关系？这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绝不可掉以轻心。应该说，周恩来对蒋介石接班人蒋经国的了解，远不如对他老子蒋介石看得“入木三分”，而对自称是蒋经国“嫡系”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
蔡省三自从决定长期留居香港，便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９７５年冬，经蔡省三申请，并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帮忙，其已离婚、失散的妻子曹云霞被找到，并来到香港与他团聚。妻子靠从江西农村一位长者那里学来的医术在香港开了一家诊所；蔡省三则为谋生而从事写作。他每天为香港《新报》特辟的《蔡省三专栏》写时事评述，每天800字左右，开了香港报业的先河。《蔡省三专栏》每天同时在香港、台北、美国三藩市和澳大利亚等四个地方见报。期间，蔡省三还同妻子先后用本名或笔名出版了《蒋经国与苏联》、《中共释俘的来龙去脉》、《赣南忆旧录》、《蒋经国系史话》等等。
蔡省三的文章，病危中的周恩来不可能都能读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１９７５年９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新华社大本《内部参考》连载4期），病危中的周恩来每期必读。文中，蔡省三凭着对蒋经国先生的了解和理解，判断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
（1）不会出卖台湾，向外国卖身求荣；
（2）不会投降大陆；
（3）不会把台湾搞乱，而能有一番作为。
蔡省三在香港发表的一些言论，引起了病痛中的周恩来的极大兴趣。
罗青长说，１９７５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恩来总理看了蔡省三的访谈内容很重视，他用颤抖的手在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９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批示：
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
这是周恩来就台湾问题的最后批示。
罗青长最后一次见总理
罗青长说，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０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来迫切提出要见我，因为当时我兼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但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无理拒绝。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邓小平坚定地说。
我赶到医院时，总理正陷于昏迷状态。我在外面等着，眼泪直往心里流，为总理的生命担心；为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操心国家大事，关心台湾问题的解决而心痛。
一直等到中午，总理苏醒过来，我在总理病床前坐下。看得出，总理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凝聚起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顽强地支撑着，听我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总理在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经医生抢救，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我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１０分钟再谈。”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这就是我们的总理，就是病到这种程度，还一心想着工作，他的心里只装着祖国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我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点多钟，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终生的诀别。敬爱的好总理为人民耗尽最后的一分光、最后的一分热，为革命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我今天再讲这段往事时，仍然止不住地要流泪。总理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亲自领导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还亲自处理具体的涉台事务。
我常常听总理谈起张学良。总理肯定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挽救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新中国成立前，只要一有机会，周总理就向社会呼吁，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
建国后，周总理一直念念不忘在台湾的张学良。1961年在西安事娈25周年纪念会上，政协副主席高崇民作诗怀念张学良将军，有两句话是“座中诸君都健在，一人憔悴在东南。”周总理当场说：“‘憔悴’两字太消极，不符合张将军的性格，应改为‘一人奋斗在东南’。”
我想起总理多次要办公室通知政协及有关部门照顾张学良的亲朋及故旧。许多事常常是总理亲自处理。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也是我军的一名战将，他1933年入党，解放后担任海军副参谋长。当他被派往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深造时，苏联人不理解为何中共中央派一个大军阀的儿子来学习，不肯接受。周总理亲自向苏方作解释工作，张学思才被允入学。“文革”期间张学思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病重身危。周总理得知后，亲自批示要医院尽力抢救。但由于林彪集团的肆虐，张学思被迫害至死。又是周总理几次指示海军要查清迫害张学思的问题。
1974年，周总理亲自批示要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要见报。周总理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为被禁多年的张学铭平反，推动查清张学思被迫害一案，更重要的是告慰在台湾的张学良。
总理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每当我想起总理在重病中写下的“托、托、托”，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难过。眼前总是浮现出总理关心台湾问题的那双明眸，好像总理在责备我没做好工作。台湾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我心里总感到愧疚，对不起总理生前的最后嘱托。总理生前没能看到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他是死不瞑目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