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挂念着台湾问题。他还嘱告叶剑英等人，一定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并要求丧事从简，遗体解剖，不留骨灰。
伤心最是一月八
周恩来的逝世对罗青长来说是最难过，最痛苦的，至今回忆还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他满怀深情地说：
1976年1月8日，一个极平常的日子却因为一位伟人的去世而平添了几分凄凉悲壮，增加了无限的哀思愁绪。每逢这个日子我就会回想起当年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围，就会感受到当年那万人空巷送总理的感人场面，就会追忆起当年我手捧着总理的骨灰掺和着悲伤的泪水缓缓地、缓缓地将它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每逢这个日子，我的心就会颤抖，泪眼中浮现出那难忘的往事。
1976年1月8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掠过，莫非是……我不敢去想，也不愿意去证实那我们亿万人民最不情愿面对的事实，尚未听清对方的通报，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此后几天，我和我的家人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我自30年代起即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40年的风风雨雨，40年的谆谆教诲，40年的关怀庇护，而今一朝失去，悲痛之情难以言表，往事历历在目。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的怂恿和操纵下,一小撮坏分子大搞打砸抢,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残害革命干部,甚至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也受到严重威胁。我实在想不通,跑去请示周总理。当时,总理正忙于辅佐毛主席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艰巨任务,同时担负着内政外交的浩繁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我从夜里7点钟一直等到次日清晨7点钟,周总理才在百忙中抽空见了我一面。他听完我的汇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揭发。”三句话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周总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品格和光明正大的磊落襟怀。这三句话,使我的心胸豁然开朗。在那非凡的岁月里,正是这三句话,使我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
我记得，林彪、“四人帮”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道路,极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在那种极端复杂困难的环境里,周总理一方面要保证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一方面又要花大力气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确实很难啊!但是,周总理为了党的事业,无私无畏,旗帜鲜明地为广大干部说话,为广大干部伸张正义。他曾经对我讲过:“对干部就是要挺身而出,该保就是要保。要一分为二,要功过分明。”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凡是周总理力所能及的事,他都为干部们想到了、做到了；凡是周总理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的事,他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给那些处于逆境的干部送去党的温暖,鼓舞他们的斗争勇气。傅崇碧同志曾十分激动地跟我谈起,在他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被投入冤狱前,周总理一再叮咛他,要经受住考验,好好读书,注意身体,将来工作总是有的；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周总理不仅关心党内同志，他还十分关心诸如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李宗仁、章士钊等党外人士，关心他们的生活，也关心他们的学习、进步和健康,嘱咐我们要多方照顾。1974年,周总理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当他得知傅作义先生病重时，仍要我陪同前往医院探望。总理向傅作义先生亲切问候后,拉着他的手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当时已在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先生,听了这诚挚而温暖的评价,心情十分激动。他虽然已经不能讲话,但他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表示深切的欣慰。
我记得，周总理对我个人的关怀与教诲更是一言难尽。他不仅在革命道路上引导我前进,而且在政治上、生活上对我严格要求,并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阶级之情、师长之谊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一小撮坏人对我实行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时,周总理多次出面干预。特别是1969年,有人纠合一伙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冤案,诬陷罗瑞卿同志和当时已故的李克农同志以及我们一些同志为“反革命阴谋集团”,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私设专案审查,使我积愤成疾,又不能得到应有的治疗。这时,周总理将外出巡视,临上飞机前,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派随从医生赶到医院,代表他老人家看望我,并向医院传达了他的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为我积极治疗。这样,我的疾病及时得到治疗。1972年,我因病要动手术。周总理不仅请邓大姐前来看望,而且派他的保健医生和医院主治大夫共同研究了医疗方案。动手术时,周总理和叶副主席商量,委派了一位领导同志临场观察。在周总理和叶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手术顺利成功。
送总理最后一程
罗青长说，当时党中央已任命我为周总理治丧办公室副主任，我必须强忍着悲伤为敬爱的总理送好最后一程。
那时，仍然是“四人帮”当道，他们肆意横虐，提出种种限制，刁难人民群众悼念自己的好总理。罗瑞卿大将在总理生前关怀下，从监狱里刚出来，正在福建就医。“四人帮”以京外人员不得进京为由，不允许他回京吊唁。他得知我在治丧办公室，便给我打电话请我帮忙。我回答他说：“你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当然是京内的人，可以回来。”李鹏同志当时在水电部工作，他的父亲李硕勋烈士是总理的老战友，李硕勋牺牲后，李鹏母子受到总理多方面的关怀照顾，可是他们也被剥夺了与总理告别的权利。李鹏同志找到我，我当即安排他们母子与总理见最后一面。李鹏同志的母亲赵君陶大姐看到总理憔悴的遗容，当场晕倒过去。长期担任总理警卫任务的龙飞虎同志（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慕丰韵同志（原公安部局长）一个“下放”在陕北榆林，一个尚未“解放”，我设法通知他们，并安排他们向自己最敬爱的首长致以最后的敬意。当时找我的人很多，有我认识的，也有素昧平生的，我都尽量给予安排。其中感人最深的是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他给总理理了20余年的发，两人感情至深。总理病重期间，朱师傅多次恳求去给总理理一次发，总理怕朱师傅看到自己的病容难过，宁肯自己的胡须长得很长，也谢绝了朱师傅的好意。如今，谁也无法再阻止这位老人的请求，他饱含着热泪，小心翼翼地为总理理完了最后一次发。事后他告诉我，为了表达对总理崇高的敬意和永志的怀念，他悄悄地将总理的头发屑保存了起来。这就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和一个平民百姓之间感人至深的生死之交。周总理无私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人民，甚至连自己的骨灰都毫无保留地归还给了养育他的土地，但是，人民留住了他。
1976年1月11日下午，根据周总理生前的遗愿，他的遗体将送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这对全国人民来说，不啻又是一声晴天霹雳。连日来，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往治丧办公室，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保留住总理的遗体，以便今后瞻仰。我的办公室里也电话声不断，许多老同志抽泣着希望不要让总理离开我们。我把他们的请求转告给了邓颖超大姐，邓大姐说，“感谢大家的好意，但烧骨灰、撒骨灰是恩来生前和我约定的，这也是一场革命，希望你们理解、支持。”她嘱咐我和统战部副部长李金德同志主管好火化事宜。我随即请来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冯晋臣同志，叮嘱他万无一失。下午3时许，总理的灵车缓缓地离开北京医院，驶向长安街。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扶老携幼，冒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伫立在道路的两旁，秩序井然，象往日迎候着总理的来，今日又迎送着总理的去。灵车所过，哭声四起，撕心裂肺，人们翘首仰望，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好总理，希望自己的好总理再看一眼他心悬不下的人民。灵车最后驶入八宝山，总理的遗体静卧在鲜红的党旗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邓大姐向她的亲人、战友作最后的告别，人们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任其宣泄，一下子扑向总理的棺椁，嚎啕大哭，希望唤醒总理，希望留住总理。最后的告别终于不可避免了，在人们的哭唤声中，身穿崭新制服的殡仪工人恋恋不舍地将总理的遗体送入粉刷一新的火葬炉，熊熊的烈火燃起，总理在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1976年1月12日至14日，总理的骨灰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供各界人士吊唁。14日晚，在蒙蒙的夜色中，邓大姐在总理生前党支部成员的陪伴下，将总理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时存放。邓大姐不愧是周总理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总理走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湾问题，她想让总理再在这里歇歇脚。我自1952年起即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分管对台工作。我知道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就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提议下设置的，厅内的一切摆设都是按照他的安排摆放的。总理为设立台湾厅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我具体管理台湾厅从立项到建设的全过程。那时，林彪想要搞个什么他个人的纪念馆，总理力主要建台湾厅，并得到中央的同意。我记得台湾厅的好多石头、砖块都是从台湾运过来的。台湾厅挂什么画，也是总理经过考虑精心挑选的。厅中悬挂的一幅郑成功画像，是总理吩咐我到故宫博物院，向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同志调来的，总理同时嘱咐我复制一幅，通过关系赠送给蒋介石父子，暗示蒋氏父子不要卖国。由此可见，总理用心之良苦。还有台湾厅的说明词也是总理亲自拟妥改定的。
1975年1月15日，全国下半旗向周总理志哀。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四人帮”千方百计地阻挠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叶帅和先念等同志据理力争，才使小平同志得以代表党和人民向他的亲密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同志光辉的一生，他眼含热泪，情真意切，全场一片呜咽之声。我的老伴杜希健同志当场哭晕过去，从此她的身体便每况愈下。
不留骨灰，心系台湾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就在这一天，邓颖超同志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总理留下了对他的骨灰处理的遗嘱，也体现了他对台湾问题的关心。邓大姐（邓颖超）根据总理“不留骨灰”的遗嘱，尽快作了处理。
1976年1月12日，邓大姐对总理生前的两位警卫高振普和张树迎说：“恩来同志（周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就不称呼总理了）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你们俩跟随恩来同志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示并得到批准，由你们2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们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
邓大姐说到这里嗓子哽咽了，她强忍着眼泪，克制住自已的感情，继续对他们说：“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我岁数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们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
听了邓大姐的一番话，我们更加理解邓大姐此刻的心情。总理去世后的这几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非常悲痛，人们冲破各种戒律，用各种方式悼念总理，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为了给人们以安慰，给广大群众更多的悼念机会，高振普向邓大姐提出，是否可以把总理的骨灰多保留几天，然后再撒。邓大姐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们俩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邓大姐让她的秘书赵炜和高振普、张树迎去找一找，哪个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但当时天气寒冷，很多地方都结了冰，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并规定了投撒的时间、地点。
罗青长说，晚7时半左右，邓大姐带着我和总理生前的工作人员缓步走入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盒已安放在那里。我们随邓大姐向总理的遗像默哀，然后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同志打开骨灰盒，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喃喃自语，像是在向总理倾吐着心曲：“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恸哭失声。原来，总理生前早已和邓大姐有约定，死后骨灰不保留，撒向祖国的大地。邓大姐将总理的遗愿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党中央决定由我和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代表中央治丧办公室，由张树迎、高振普代表总理生前党支部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使命。我们一行人穿过大会堂地下室，护送着总理的骨灰，离开了他生前熬过无数不眠之夜的地方，邓大姐的车紧随其后。大约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型农用飞机。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掩盖不住送行人的哭泣声，飞机缓缓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透过朦胧的泪眼，仍然能看见邓大姐久久地、久久地挥动着双手，向他的亲人、战友做最后的告别……总理骨灰撒放的地点，是邓大姐根据总理生前的遗愿，与中央有关领导反复商量后确定的，极具象征意义。第一个地点是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周总理曾提议将长城作为我国的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激励民心、凝聚民心；第二个地点是北京密云水库，这是总理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的地方，在这里他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这里也倾注着他对首都建设的心血和对首都人民的关爱；第三个地点是天津海河，这是总理参加革命的发祥地，他在这里认定了自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他也是在这里播下了爱的种子；第四个地点是黄河入海口（原垦利县，现在的滨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为中华民族哺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最后又无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总理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总理也要从这里走向他魂牵梦萦的台湾岛，去看看那里的台湾朋友……我们眼含着泪水，按照预定的地点将总理的骨灰撒出，那晶莹洁白的骨灰在风中飘啊、飘啊，他是多么眷恋着他的祖国、眷恋着他的人民、眷恋着他的未竟之业……
在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最后一包骨灰。整个过程经历了近4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有停留，没有惊动任何人，更没有搞什么仪式，完成了总理生前的遗愿和邓大姐的重托。
何振梁见证两岸体育交往的台前幕后
来之不易的名古屋决议
1954年5月，国际奥委会第50次雅典全会上，以23票对21票通过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中国奥委会。同时，台湾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但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却未经全会讨论，悄悄地把台湾的奥委会以“中华民国”名义列入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里，力图在国际体育组织中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此后，我们为恢复中国的合法地位、反对国际体育组织的错误做法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于1958年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根据《告台湾同胞书》的基本精神，中央批准了在国际组织中对台湾的新方针，把蒋帮的提法改为台湾当局，驱蒋的提法改为撤销台湾当局会籍或会员资格。在一些非政府性国际机构内，除了全国性席位由我有关部门机构占有外，根据有关国际组织章程的不同规定，可以允许台湾非政府机构作为我有关机构的分支参加，或允许其作为非全国性机构参加，名称可以是“中国X机构台湾分会”或“中国台湾X机构”，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冠以“ROC”（中华民国）或单独用台湾名义。
新的方针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打开长期未能解决的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的僵局开辟了道路。在过去多年的工作基础上，在国际奥委会内一些朋友的热心帮助下，经过会内外的大量工作，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并通过了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即名古屋决议。其内容如下：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委会决议（1979年10月25日于名古屋）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名称：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歌和旗。提交并经执委会批准的会徽。
章程：符合规定。
位于台北的委员会：
名称：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家奥委会的歌、旗和会徽：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并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
章程：须于1980年1月1日前进行修改，以符合国际奥委会章程。
国际奥委会将执委会名古屋决议交委员们通讯表决，获绝大多数同意。中国终于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台湾方面在经过1年多的抗拒之后，最终不得不接受决议中规定的条件。1982年，台湾方面申请加入亚奥理事会。但是他们既想进去，又不想按名古屋决议办。亚奥理事会没有同意他们的申请。
1986年，台湾又提出参加亚奥理事会的申请，并表示同意按奥林匹克模式入会。我们认为只要台湾严格遵守国际奥委会的名古屋决议，就可以同意台湾加入亚奥理事会，并欢迎台湾地区派出运动员参加北京的亚运会。后来，台湾的入会申请顺利通过。
萨马兰奇的倡议
对国际体育领域里的政治问题有着特殊嗅觉和兴趣的萨马兰奇，1987年5月突然倡议，由他出面邀请海峡两岸的运动员共同参加由他提供奖杯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杯”比赛，地点可首先在中国大陆，第二届在台湾。当年，萨马兰奇是在国际奥委会伊斯坦布尔全会期间向何振梁提出这个倡议的。他说，提这个倡议的目的是推动海峡两岸的体育交往，以此作为台湾运动员去北京参加亚运会的第一步。萨马兰奇征求何振梁的意见。由于这事突然又特别重要，何振梁只原则性地回答说：“倡议如能实现，将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体委同意萨马兰奇的倡议，有关部门也认为是件好事，应大力促成。于是，中国奥委会答复萨：“支持你的倡议，比赛地点可以同意轮流在海峡两岸进行，比赛项目可以进一步商议。”
对于台湾来说，这个倡议却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他们既不能拒绝，又不便接受。他们认为，目前两岸运动员直接比赛尚不具备条件，但同意在第三地并有第三队的情况下进行此赛。萨马兰奇于是建议1988年5月在香港进行有我们和中国台北及香港队参加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杯”乒乓球比赛。我们立即表示同意。
1988年2月15日，萨马兰奇邀请何振梁、台湾的徐亨和刚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吴经国商谈“主席杯”比赛事，徐亨借口已去外地而不来参加。会上，萨马兰奇开门见山，建议“主席杯”比赛在香港举行，时间定在6、7月间，项目为男子排球及乒乓球男、女单打，分两天赛完。萨马兰奇除自己出席外，还邀请国际排联和国际乒联的主席及祖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奥委会出席，三地均用国际奥委会批准的名称和旗、歌。何振梁表示赞成，吴经国则希望7月以后再作商议。萨坚持原议，并指出：“如果比赛成功，将更有利于台湾方面参加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为了台湾加入亚奥理事会，国际奥委会帮了不少忙，如果台湾方面不参加，抵制1990年亚运会，将很不好。”
同年12月，何振梁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地区）奥委会大会，台湾的徐亨和吴经国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应徐、吴二人的要求，何振梁同他们会晤。会晤时吴经国提出，希望澳门和新加坡也参加“主席杯”比赛。显然，台湾方面的这个意见是想改变“主席杯”原来为海峡两岸的特殊情况而举办的宗旨。何振梁说“对澳门来参加，我们没有异议，但从体育上讲，澳门没有可以跟海峡两岸相等水平进行竞争的项目。但请新加坡参加就不妥了，虽然新加坡是由华人为主组成的社会，但它是个独立国家，不宜邀请。”何振梁当场就把新加坡问题给否了。
第二天，应萨马兰奇主席的邀请，何振梁和屠铭德、台湾的徐亨和吴经国、香港的沙理士和杨骏骧在萨马兰奇住处商谈“主席杯”事宜。萨马兰奇同意何振梁关于不邀请新加坡的意见。大家商定于1989年4月7日至10日在香港举行。只举行乒乓球比赛，设哪几个小项目待与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商定。原拟排球比赛暂缓。第二年4月比赛结束时宣布第二届比赛在何地何时举行。原则上是每两年一次，轮流在三地举行。后来，由于1989年4月6日，中国奥委会与中国台北奥委会已经谈妥并签署了书面协议，台湾地区将正式派团来北京参加亚洲运动会，“主席杯赛”已无必要，就此搁置了下来。
签订两岸第一个书面协议(1)
1989年4月6日，何振梁作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同中国台北奥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庆华，签署了关于台湾地区体育团队来大陆参加国际比赛的协议，这是海峡两岸体育界之间的第一个书面协议。
根据国际奥委会名古屋决议，会址在台北的奥委会只能是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用英文写的)，旗和歌都与他们过去使用的不同。
对于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的中文译文，我们习惯于译成中国台北奥委会，这也顺理成章，台湾却把它译成中华台北奥委会。长期以来，对这个中文名称一直是各说各的。在第三国参加国际比赛时，因只用英文名称，不存在中文译名问题，而在用汉字表达地名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则使用这些国家本身的字母，将Chinese Taipei的发音拼写出来，代替汉字译名问题，但是在北京举办亚运会，无法避开中文名称问题。于是，如何翻译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这一名称，成为双方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1988年9月，第24届奥运会在韩国汉城举行。我们和台湾地区的体育代表团都参加了。来自台湾的一些记者围住何振梁问，“大陆是否可以同意台方以‘中华台北’名义参加北京亚运会？”何振梁回答说：“我们欢迎台湾同胞按国际奥委会的决议规定来北京参加第十一届亚运会，为什么台湾方面要以‘中华台北’这一名称作为前提条件？”何振梁反问记者：“你们能否告诉我‘中华’和‘中国’的区别何在？”台湾记者语塞。显然，台方是通过记者来试探我们的态度。
12月，在维也纳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和各国奥委会大会期间，国际奥委会台北名誉委员徐亨和委员吴经国向何振梁提出，希望私下谈一谈。过去同他们见面时，只是寒暄一下，没有认真交谈过。12月7日晚，双方举行了第一次面对面的单独会晤。
寒暄后，吴经国提出，他们愿意派队参加北京亚运会，但要用“中华台北”的名称。何振梁指出，“‘中国台北’的译法是顺理成章的。我不理解为什么台湾有些人反对用‘中国台北’，究竟‘中国台北’和‘中华台北’区别何在？”双方争论不下，并商定于1989年1月18日在香港会面。
1月18日，何振梁和屠铭德与徐亨和吴经国在香港再次会晤。这期间，由于台湾当局着意进行所谓“弹性外交”。我们决定先看一看再说，暂不松口。这次是两岸奥委会代表正式会晤，吴经国等因为怕台湾情况多变，日后变卦不好说，专门拿了中国台北奥委会主席张丰绪的书面委托书。会晤在文华酒店何振梁的住房进行。
何振梁主动把话题转入1988年12月在维也纳双方谈及的台方使用什么译名参加亚运会问题。何振梁指出，由于台方不断有政界要人强调以接受“中华台北”名称为前来北京参加亚运会等国际比赛的前提条件，使问题复杂化。目前已不是如何翻译Chinese TaiPei的技术问题，而变成了政治问题了。尤其是近来台湾当局推行“弹性外交”，更使我们对台方坚持以此为前提条件的意图提出疑问。所以，现在不能同意他们用“中华台北”。
关于何振梁的这番话，徐亨和吴经国一再表示可惜，说他们将难以派队来大陆。徐亨还表示，他多次告诫那些人不要乱说话，言多必有失，这类事双方悄悄地谈，容易解决得多。
这以后，双方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各自不断地进行研究。台湾方面的分歧很大，有坚持原来意见的，也有认为可以不坚持“中华台北”的名称的。他们传话过来说，大陆是老大哥，照顾一下小弟弟的困难。
３月８日，我们向报界透露，“在严格遵守国际奥委会的前提下，有关参赛的技术性问题，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经过磋商，不难解决。相信两岸之间的体育交往，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今年将有新的突破。”
台湾方面立即理解了这一信息，认为有可能达成某种协议。这时，台湾方面传来消息说，如果在台湾队参赛的名称上能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台北奥委会的秘书长李庆华愿意来同我们正式会谈。当时，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来回传递消息的人是当过台湾体育总会的副秘书长齐剑洪的儿子齐伟超。齐伟超在香港做生意，来往大陆和台湾，所以两边都接得上话。
３月９日，何振梁约见齐氏父子，约李庆华同吴经国一起来香港商谈。齐伟超问何振梁能否承诺同意台方的要求。何振梁说：“哪有先承诺再商谈的？承诺了就不必再商谈了。谈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３月１５日，何振梁与中国奥委会的正副秘书长魏纪中、屠铭德到了香港。１６日晚，齐伟超通报李庆华已到香港，希望马上就谈。何振梁考虑当晚的谈话可以不作为正式会谈，决定由魏纪中、屠铭德先与他初步接触。双方相互有所了解，对正式会谈有好处。于是，魏、屠与李见面。通过接触，得知李庆华对我们的底牌已摸清楚。何振梁考虑再三，决定明天不能拍板定案。在我们同意用“中华台北”的名义的同时，要让台方对我们去台湾参加国际性比赛应按国际奥委会决议作出一定的承诺，并且要台湾撤销对两岸交往所设置的种种人为障碍。
１７日上午，何振梁同李庆华会谈。李庆华强调，各说各的方案会带来不少问题。他希望我们从更大的范围着眼，同意台方用“中华台北”的名称。他还表示“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的得会大于失。”何振梁于是不再与他继续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讨论，而是提出这次会谈，是两岸奥委会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不仅要讲台湾地区体育队伍来大陆参赛的条件，也应把大陆的体育队伍到台湾地区参加国际性比赛的条件作为统一的内容进行考虑。既然双方都已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决议，那么大陆的体育队伍到台湾参加国际性比赛时就应该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决议进行，名称是中国队，打五星红旗，奏《义勇军进行曲》。
签订两岸第一个书面协议(2)
对何振梁提出的问题，看起来李庆华并没有思想准备。他表示，你们用中国的名称是合乎情理的，但他对旗、歌没有表态。何振梁再次强调了名、旗、歌问题，并提出，两岸的体育交往中，台队已来大陆。但台湾当局对大陆入台设置障碍，这样难以实现双向交往。李表示同意何振梁的意见。
何振梁表示相信他的话，但是为了避免今后出现问题，希望李庆华取得有关方面的正式认可，并和何振梁签订协议，希望尽快在双方认为合适的地点进行。
4月4日，海峡两岸的奥委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会谈。我方仍然是何振梁和魏纪中、屠德铭。看来台湾方面已经请示了最高当局，愿意有所承诺。会谈时，何振梁直截了当地提出，不管是台湾的体育队来大陆，还是大陆的体育队去台湾参加国际比赛，都应该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决议办。至于Chinese Taipei的中文译法，我们可以尊重台湾方面的习惯用法，在比赛以及会议等正式场合，主办单位都称台湾方面为“中华台北奥委会”。至于大陆的体育队伍去台湾参加国际比赛，如果台湾方面一时做不到按国际奥委会的决议办，唯一的办法是台湾不申办国际正式比赛。考虑到李庆华先生目前的处境，会谈如果达成协议，双方可以做口头承诺，而不以书面形式签字。如台方不便，我们也可以承诺不向外界透露这次会晤。但是台湾应承诺体育队伍来亚运会及其他在大陆举行的亚洲国际比赛，也承诺不以这次协议作不利于两岸交往的宣传。
李庆华看见我们的态度明朗，表示，如果大陆的体育队伍去台湾参赛，名称无问题，但旗、歌目前还有困难。他还说，大陆杰出人士访台的条件，正努力解决，“既然请客人来访，就不应对客人附加任何条件。”他还说，这次会晤可以公开。于是商定4月7日上午10时，两岸奥委会分别在北京和台北同时向新闻界公布这次会晤结果。
次日中午，何振梁请李庆华和齐伟超夫妇吃饭。出乎何振梁的意料，李庆华提出，最好有一个书面协议，何振梁当然同意。于是李庆华拿出事先拟好的草稿。大意是：“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赴大陆参加比赛、会议及活动时，大会（即主办单位）在文件、手册、名牌及所作的广播以中文指称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时，均须称呼其为‘中华台北’”。何振梁作了两点改动：一是在台方赴大陆参加比赛的一句前，增加“将按国际奥委会决议”；二是把最后一句“均须称呼其为……”中的“须”字册去，改为“均称之为……”。李庆华同意。于是双方共同签署了两岸第一个书面协议。最后的书面协议是：“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赴大陆参加比赛、会议或活动，将按国际奥委会有关规定办理，大会（即举办单位）所编印之文件、手册、寄发之信函、制作之名牌以及所做的广播等等，凡以中文指称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时，均称之为‘中华台北’”。下面则是何振梁同李庆华两人的签字。
协议签订以来，台湾同胞回祖国大陆参加国际比赛和其他比赛的人次已数以千计。大陆地区的体育队多次访台。两岸奥委会领导人也往来海峡之间。隔绝了40年之久的两岸体育界从此架起了交往与沟通的桥梁。
邓颖超当“对台小组组长”的日子
出任“对台小组组长”(1)
邓颖超十分关注祖国统一，在对台工作上表现了非凡的胆识和能力。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1979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任命邓颖超同志为组长，廖承志、罗青长为副组长。1980年元旦，作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话时说，“《告台湾同胞书》所明确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更非所谓的‘统战攻势’，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义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朝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前进。同时，我们相信富于爱国传统的台湾人民一定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
赵炜说，邓颖超对对台工作抓得很紧。她出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后，马上就在中南海找到一处地方作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场所。1980年１月１日，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邓颖超在会上强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８０年代以至９０年代全党的重大任务，要动员全党实现这一重大任务。
赵炜，1932年出生，１９５１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干事、秘书，邓颖超秘书；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１９８５年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副秘书长；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特邀）、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对台工作的九条建议，即“叶九条”。赵炜说，这是邓颖超领导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对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文化、商务、交通、民航、邮电等方面情况制定的具体对策，经过反复修改，拟定了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化方针政策。邓颖超参加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讨论，并详细研究定稿，报中共中央常委审批。“叶九条”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的震动，体现了我们的博大情怀，也体现了我们对台湾人民的切实关怀。“叶九条”受到台湾民众的普遍欢迎。
紧接着，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又是引起海内外的极大震动，触动了民族的深情。这封公开信的撰写和发表也是在邓颖超领导之下进行的。1982年7月，邓颖超看到了蒋经国的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文中思乡之情浓浓。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领导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来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公开信。邓颖超和廖公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了周总理当年在张治中给台湾故旧公开信中增加的“寥廓海天，不归何待”的话；引用了鲁迅的著名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极为感人，又道理铿锵。
赵炜说，邓颖超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艺术，对于对台工作，邓颖超高屋建瓴，思虑缜密，她多次指出，统一祖国大业维艰，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立足于长期的埋头苦干，要采取细水长流的办法，不要断，然后汇成江河大海；同时要见缝插针，对台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时间性都很强，机不可失，要插得有效果，不要把针插歪了，也不要插出血了，也不要拔不出来了，要有耐心和韧心，埋头工作。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这些话朴实、形象而又深刻，对指导当前的对台工作都有现实意义。
1984年，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强调指出，“赞成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
赵炜说，1985年，邓颖超去沿海地区视察，在厦门，邓颖超听取了厦门市台办的工作汇报，还饶有兴致地通过高倍望远镜看对面的金门，感到特别高兴。邓颖超听到厦门广播“解放军进行曲”，当即要求有关部门研究改为“五星红旗”歌曲，并指出对台宣传要讲究方法，考虑到对方的接受与否。邓颖超还谆谆告诫当地政府领导，你们掌握着第一手材料，要为上级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赵炜告诉我，邓颖超曾说，对台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作。她了解到我们对海外宣传工作力度不够时，就反复阐述：“我们有很好的政策，很好的内容，我们的同志要学会做宣传工作。一定要准确地按照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进行阐述，要实事求是，要有针对性，要注重实效。宣传工作很重要，宣传你的政策，宣传你的任务。你的做法要有说服力，要使人家增进对我们的了解，宣传是前哨。见到不同身份的人，我们要跟他谈谈对台工作，但不是政治话说一大套。”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赵炜说：“《瞭望》杂志扩版，创建海外版，想找一个有权威的领导人写发刊词。他们找到了我，想请邓颖超撰文。我就跟邓颖超说，大姐（指邓颖超）听了挺痛快地答应了。邓颖超平常并不怎么喜欢题词、写序文，没想到这次这么痛快。所以我就问，为什么这次这么痛快就答应了？大姐说，这是我们对海外同胞宣传对台方针政策，宣传祖国统一的窗口。大姐在发刊词中指出，要使《瞭望》杂志海外版成为世界华人华侨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成为祖国统一，加强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来往的桥梁；成为增进爱国大团结，实现中国统一的纽带。”
出任“对台小组组长”(2)
邓颖超在做对台工作时不论接见哪方面的客人，一直强调我们要做人的工作，首先要知道人家在想什么，有什么疑虑，然后我们才能切实地做解惑释疑工作，真正做到从关心与关怀台港澳同胞、侨胞的切身利益出发。因此，要先听人家的意见，了解人家的想法。要有民主的精神，不能灌输，要改变工作方式。赵炜说，有一次邓颖超接见来访者，她向客人诚恳地表示，今天要先听大家的，在场的客人都很惊讶。一位朋友说：“我第一次见到这么高层的领导人，心里很紧张。今天听到您的这段话，感到很亲切，您的态度是坦诚的，说的话也很实在，没什么客套。我们来就是想实实在在地跟国内领导人谈一谈，把所知道的都提供出来。您的谈话使我感到我的想法实现了，我很高兴。”
童小鹏聆听“邓大姐”教诲
据童小鹏回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愿望，并为此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文革”期间，对台工作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许多爱国的台属被当成“特嫌”看待。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在恢复统战工作和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把恢复和开展对台工作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我也是在这个时候，重新担任统战部副部长，分管香港、澳门和对台工作。但当时没有机构和专职部长。经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同意，不久组成了以马正信为局长、龚陶怡为副局长的联络局，并配备了几个干部，工作逐渐开展起来。
1978年10月，中央批准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新时期的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得到中央的批转。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台湾回归祖国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统一战线面临的新的重大任务。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