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曾表示，我们要继承毛主席、周总理的遗志，“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台湾问题”；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认为“现在条件很好，要重整旗鼓”。于是党中央决定以蒋经国为对手进行谈判，争取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于1978年7月恢复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领导。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实现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建议双方通邮、通航、通商。同日下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发表《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议事日程》的讲话。他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作为80年代我国人民要做的主要三件事之一。同日，国防部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屿。
童小鹏说，1979年12月27日，中央批准改组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由邓颖超当组长。她对工作抓得很紧。1980年1月1日上午，她参加全国政协座谈会；下午，她就召集领导小组成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开会，我和罗青长都参加了。
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邓颖超讲了对台工作要有时间性、紧迫性；领导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央建议，是中央的参谋、助手，必须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会议接受她的建议，由全国政协发出《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决定首先抓对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家属落实政策的问题；决定将领导小组办公室搬进中南海。
童小鹏说，在邓颖超的直接领导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立即把工作开展起来：元旦决定办公室搬家，2日看房子，3日便搬到新址办公。决定领导小组每周二固定开会，每周至少开会2次，从1月1日至4月4日我在北京的三个来月中，共参加过22次会。每次会议，除廖承志因病请假外，其他领导小组成员都到会。讨论专题时，还根据需要邀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如研究“台独”问题时，就邀请了不少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后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草拟文件，经过讨论修改才上报中央审批，经批准后以中共中央10号文件发出。在讨论对台通邮时，就邀请邮电部和有关的司、局参加，由他们汇报情况并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领导小组讨论审定后上报中央，后来形成中央办公厅8号文件。
邓颖超虽然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大好，在全国人大、中央纪委和中央政治局都承担着重要工作。但她对对台工作仍一如既往，尽心尽力，真抓实干。有一次，她到泰国访问前，还布置小组工作，回来后立即检查。她还挤时间看了不少有关台湾的书刊，曾经为邮电部的《集邮》杂志大量销到台湾而高兴。她对对台办的同志说：“对台工作遍地是黄金，要到处捡啊！”
她曾对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林丽韫说：“对台湾同胞落实政策的工作十分重要，你们要过细检查。落实一个，影响一家，落实一家，影响一片，务必要善始善终，不要有遗漏。”在她和领导小组的努力推动下，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家属落实政策问题解决得较好，促进了对台工作的开展。
润物细无声
赵炜说，为了使对台工作在组织形式上多种多样，在邓颖超的直接关心下，相继成立了台湾同胞联谊会、黄埔同学会等群众团体组织。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浙江省台胞首先成立了浙江省台湾同胞联谊会。邓颖超、廖承志等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都给这一新生的群众团体以很高的重视，认为它能成为沟通长期处于隔绝状况的两岸同胞的桥梁。邓颖超对台湾同胞的情感心声非常理解，提议中央也成立台联组织。1981年初，邓颖超专门调全国妇联副主席，在河北廊坊挂职地委副书记的林丽韫（祖籍台湾台中）返京筹备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１９８１年７月，林丽韫被提名担任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临时筹备小组组长，副组长是董克（天津）、曾重郎（湖北）、成员有郑坚（福建）、林盛中（台湾同学会）、林钗（黑龙江）、林占锋（上海）、林云（湖南）、林紫云（北京）、田富达（高山族）等。
邓颖超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从大政方针到具体事务，都给予关心和指导，邓颖超说：“由于３０多年的隔绝，台湾同胞对我们很不了解，台联会应该是同乡会性质的团体，同台胞沟通，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邓颖超指出，中华全国台胞联谊会要做好生活在祖国大陆台胞的工作，首先要协助党政有关部门落实好对台胞的政策，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团结他们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１２月２７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北京成立，林丽韫任会长，通过给台湾父老兄弟姐妹的致敬信，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全面拓展对台工作面。
赵炜说，邓颖超对全国台联会的成立感到很高兴，她希望台联会成为海内外台胞满意的“台胞之家”。她还提出，在国外还有多种多样的华侨群众团体，我们应该与他们交往。尤其是老一代侨胞、台胞，他们都深深地怀有一颗爱国之心，我们要保护他们应有的权利，要联系他们，团结他们，广泛做工作，多交朋友，不要有了新朋友，忘了老朋友。有一次，邓颖超接见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保钓”的，那人说：我们把过去的朋友丢了。邓颖超听后非常重视，请他回美国后，凡是见到“保钓”的朋友们都代她问好，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他们。过去冷淡了他们，现在我们改，请他们回来，欢迎更多的人回来看看。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８日，邓颖超接见并宴请了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孙穗芬，黄兴的女儿黄德华和蔡锷将军的亲属等，宾主回首往事，对辛亥革命表示了诚挚的缅怀之情。１０月９日上午，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颖超主持会议，当时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再一次阐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
邓颖超工作繁忙，但只要台湾同胞访问团到访，她都要会见，1983年至1984年，她接见了旅美台胞医生团、“台湾之将来”研讨会的海内外学者、菲律宾台胞团、“亚洲文化研究会”代表团、旅美台胞工商考察团、第一届海内外青年台胞夏令营全体营员等，她总是认真听取台胞对统一祖国的意见建议，针对台胞提出的问题阐述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并以亲身经历，讲述国共两党合作历史。
1985年，邓颖超会见居住日本的一批台湾同胞，他们排除了台湾当局的干扰来大陆的。他们对邓颖超说，愿为祖国尽力，协助祖国大陆建设。并说他们来大陆前，台湾不少企业家说，你们这趟去大陆，就是给台湾经济找到一条出路。邓颖超表示，欢迎他们回祖国大陆看看，“百闻不如一见”，还说，不论在哪个国家居住的台胞、侨胞，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看看。
赵炜说，邓颖超非常重视两岸的科学、文化、艺术交流。有一次，台湾邀请在美国访问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去讲学，由于两岸当时没有来往，邓颖超认真地交代说，去前要事先得到台湾当局的正式邀请，人身安全要得到保证。而对于一些台胞或海外台胞中的文化名人来大陆，邓颖超总是要挤出时间接见，向他们宣传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她先后接见过杨基振夫妇、陈鼓应教授、晏阳初博士、胡秋原先生等。
赵炜告诉我，邓颖超很善于团结民主党派成员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一起来做祖国统一的工作。1979年底，朱学范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邓颖超嘱咐他要为祖国统一大业多出力。朱学范遵照邓颖超的嘱咐，于1981年2月发起并主持召开了对台通邮座谈会，并向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递交了《关于成立对台通邮研究小组的请示报告》，还递交了具体的工作建议，得到了邓颖超的嘉许。朱学范在1988年底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邓颖超专门写来贺信，信中说，“关于祖国统一实行一国两制，你和贵党的同志们一定能取得新的发展和新的成绩。”
1990年11月，是张治中将军百年诞辰，张治中将军的后代等自台湾来阔别42年的祖国大陆，邓颖超知道后，立即邀请她们到家做客，赞扬张治中将军为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邓颖超与张学良、宋美龄的友谊(1)
邓颖超延续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友谊，并通过各种渠道做张学良的工作，希望张学良能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周恩来在张学良被蒋介石秘密幽禁的50多年时间里，始终和他保持着非常良好的感情。特别是 1936 年冬张学良失去自由，在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仍然坚持保持和张学良的书信往来，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周恩来不但在张学良被蒋囚浙江奉化之初，就通过可以进雪窦山的东北著名人士莫德惠、何柱国等人给张学良捎过信件，而且即使张学良赴台羁押以后，周恩来仍然千方百计设法与囹圄中的张学良保持联系，其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在与张学良分手25年之后，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仍然通过香港的种种关系设法为张学良隔海捎书。其中曲折还颇有神秘色彩。
1961 年 12 月 12 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次有张学良和杨虎城旧部袍泽及亲友出席的宴会，以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在这次宴会上，周恩来回想起当年他在延安两次会晤张学良将军的往事，同时即席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席间许多和张学良一起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旧部和中共重要人士，听到周恩来的讲演都无不潸然泪下。特别是张学铭和张学思，对他们阔别多年的兄长张学良的怀念之情，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席间响起一片哭声。面对此情此景，更让周恩来思念仍在台湾秘密幽禁的张学良。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回想起张学良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该是1946 年春天。当时，张学良手书的密信系由东北元老莫德惠，奉蒋之命前往贵州息烽监狱探访张学良的时候，偷偷避开戴笠的耳目搞出来的。张学良在写给周恩来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余不尽一。弟良 于四月十九日。”
周恩来尽管国事繁重，日理万机，但他只要回想起当年在延安与西安时期和这位东北军少 帅的短暂接触，特别是想起囹圄中度日如年的张学良和写给他的信，仍然常常怅然落泪。思念之情， 与日俱增。张学良从息烽写出的最后一封信，正值周恩来为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奔走在重庆和延安之间。接到张学良的信后，周恩来曾多次利用公开场合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早日释放张、杨的严正吁请。可是，让周恩来深感难过的是，他纵然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殚精竭虑，然而由于蒋介石心如铁坚的囚张政策，时至今天， “西安事变”已然25个春秋，当年在延安和西安为抗日大计喋血共奋的张学良将军，却仍然幽居在天涯水陬，甚至与世隔绝。周恩来抚今追昔，一腔悲愤之情，无法控制。于是，周恩来总理决定亲笔给失去联系多年的张学良再写一封信。
可是 ，1961 年的海峡两岸虽然近在咫尺，给张学良捎信却比登天还难。这封重要的信件由谁才能送过国民党军队密封禁锢的台湾海峡，安全送到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张学良手中呢?这位信使就是朱湄筠。
朱湄筠何许人也，为何选中她呢？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读者，可能对“九一八事变”之初，广西诗人马君武先生所写的两首七律印象犹在。诗云：“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在马君武这首当年风行一时的打油诗中，无意中伤害了几个无辜的人，其中除电影演员蝴蝶外，就有赵四小姐和朱五小姐。赵四早为世人所知，她就是后来与张学良相伴50 多年的红粉知己赵一荻女士；而朱五则鲜为人知。所谓朱五，即朱湄筠女士。
关于朱湄筠和当年在报刊上发表此诗的马君武，在张学良生前对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的时候，曾有如下说法，他说:“我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了，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这个朱五是谁呢?朱五就是朱启钤的五小姐，她是我秘书朱光沐的太太。他俩结婚的时候，是我给他们主婚。她小的时候，我就认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她的四姐还嫁给了我的一位副官。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朱五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有跟她开过一句玩笑。”
张学良的这番话，意在为他和朱湄筠没有马君武在诗中所指的暧昧关东作出澄清。但是，同时他也证实了与朱湄筠女士的正常交往和亲族关系。张学良在口述中直言了对朱湄筠的好感，特别欣赏的是朱湄筠果敢和泼辣的性格。张学良说:“朱五跟我现在的太太(指赵一荻)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们都是天津女子中学的学生。朱五调皮得很，有一回在香港的宴会上，马君武也坐在那里，朱五就拿着个酒杯走了过去，说:‘马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我谢谢你了，你把我变成名人了!'马君武抬头一看，朱五就站在自己面前，惊得他拔腿就走。”张学良的一席话，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出身豪门，又心地豁达的女人。
朱湄筠出生在天津，从小喜欢英文，学业斐然。其父朱启钤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部长和国务院总理。朱湄筠是朱氏家族的第五位姑娘，所以人称朱五小姐。抗菌素战胜利前，她和丈夫朱光沐一直在香港从事营救张学良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她们的营救毫无效果。应该说明的是， 朱湄筠与张学良素有家族渊源，首先是她的姐姐朱洛筠，后来便成为了张学良同父异母胞弟张学铭的妻子(全国政协委员)，而她本人青年时期在天津华西女中就读时，又是张学良夫人赵一荻的同班学友。正由于朱湄筠和张学良有上述诸种因缘，所以，她后来才成为周恩来及中央有关部门重点考虑的传信入选。
邓颖超与张学良、宋美龄的友谊(2)
中央有关部门把朱湄筠女士在香港定居的近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遂同意直接派人去香港，设法与朱湄筠取得联系。
行前，朱启钤先生(前北洋政府高官，时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朱湄筠的生父)，已向有关部门提供了他的亲笔信和朱湄筠女士在港地址。当朱湄筠获悉周恩来总理有与张学良通信的动念后， 十分感动。她虽然身居香港，却对祖国大陆寄予深情，特别是乃父朱启钤晚年在京多受周恩来和政府的厚遇，尤让朱湄筠感激不已，这时朱光沐已经病故，但朱湄筠的许多亲友仍在台湾，所以她当即答应一定遵照周总理指示，亲自前往台湾转交密信。这时，周恩来才动笔写了一封经过深思熟虑的信件。信的内容很简单，只有16个字，但饱含深意。即“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在这封既无收信人名号，也没有地址的信上，周恩来总理鉴于当时台湾当局对张学良严加监禁的情势，他本人也没有任何署名，但是，由于张学良从前多次和周恩来有过书函往来，所以他肯定熟悉周恩来那风格特殊的毛笔字。经过周恩来反复思考推敲写下的16个字，其深切含意相信定会让幽禁中的张学良既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本人对他的关怀，同时也会鼓舞张学良在艰难环境中的斗志。
周恩来考虑到张氏家族在大陆的成员，数十年来也无时不思念在台羁押的张学良，尤其是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和虽不同母但感情至深的海军副司令员张学思，也都对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哥日思夜想。于是周恩来决定张学铭和张学思也可给大哥各写信一封，一并通过在香港的朱湄筠女士秘密送往台湾。
朱湄筠接到这三封信件以后，把它们小心密封在一只精致糖果盒的底层。然后正式向台湾方面申请赴台探亲。当时台湾当局对香港居民赴台探亲也同样采取了严格的审查制度，意在担心有少数“匪谍”潜入台岛。由于进岛的人数控制严格，申请探亲者至少要有两人以上作保，方可办理手续。尽管如此， 朱湄筠仍在台湾亲友们的鼎力相助下，于1962 年4月，得以从香港飞入台岛。
她到台北后，才发现蒋介石那时尽管在名义上给张学良以“自由”，可是，如果她想走进张学良在北投复兴岗70号的住宅，关卡重重，特务密布，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她发现张学良的自由十分有限，身边至少有一个连的便衣担任“保护”。如果一位从香港到台的女客去面见张学良，事先必须得到台湾情治部门的批准才可放行。至于张学良每周必去台北士林教堂做礼拜的传闻，经朱湄筠到台后的了解，确认乃是实情。但士林地区历来为蒋氏家族居住地，平日去凯歌教堂听《圣经》的，除蒋家人外便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像朱湄筠这样从香港来台探亲的人是决然不得随便进入士林地区的，更休想利用听经的机会，把周恩来和两位弟弟的信函转交给张氏本人。朱湄筠知道如果万一发生意外，必然凶多吉少，弄不好甚至会危及张学良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朱湄筠女士没有气馁，她决心在台北住下来，慢慢等待时机。
一直到当年10月，深秋已至，朱湄筠等盼得心焦火急，因她知道如继续在台湾久留，必然会引起台湾情治机关的注意。幸好当年10月10日张学良有一次公开活动，朱湄筠即通过从前在天津结识的黄仁霖(张学良至友、宋美龄的大管家)，把她从香港带至台北的一盒糖果，转交给当时住在董显光(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基督老师，国民党前驻美国大使)家里的张学良夫妇。黄仁霖不知这盒高级糖果内的玄机，不费吹灰之力就安全送到董家。至此，周恩来总理和张学铭、张学思的三封信才辗转送到张学良手里。
周恩来自这三封信送至朱湄筠手中后，始终挂念转信的情况。当年年底，中央有关部门才把朱湄筠女士转信的具体情况上报，上报材料这样写道:
“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这里指我方之意，亦即周恩来的信件)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在望，后会可期’几句话亦已带到。张现住董显光家中，仅获有限度的自由……”
自此，周恩来的心愿通过朱湄筠的努力得以实现了，为公为私，朱湄筠女士都功不可没。晚年的朱湄筠从香港随子女移居加拿大，张学良1991年飞往美国夏威夷定居以后，她才得以与张学良及夫人赵一荻见面。
赵炜说，邓颖超继续着周总理没有做完的工作。在张学良90华诞时，邓颖超曾给他发去贺电，电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去台之后，虽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赢得人们敬佩”。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和夫人从台北桃园机场踏上赴美探亲之旅，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对中外记者的谈话中，曾公开表示有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向。中共中央决定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吕正操等人赴美为张学良祝寿。行前，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亲自召见了他。
赵炜说，邓颖超根据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意见，已以私人名义亲笔为张学良写了一封欢迎信。信的全文如下：
汉卿先生如晤：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数十年海天遥隔，想望之情，历久弥浓。恩来生前每念及先生。辄慨叹怆然。今先生身体安泰，诸事顺遂，而有兴作万里之游，故人闻之，深以为慰。
邓颖超与张学良、宋美龄的友谊(3)
先生阔别家乡多年，亲朋故旧均翘首以盼，难尽其言。所幸近年来两岸藩篱渐撤，往来日增。又值冬去春来，天气和暖，正宜作故国之游。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叙旧、可定居。兹特介绍本党专使XXX同志趋前拜候，面陈一切事宜。望先生以尊重示之，以便妥为安排。问候您的夫人赵女士。
即颂
春祺！
邓颖超
1991年5月20日
这已是邓颖超写给张学良的第二封函件了，第一封函件是一年前张学良在台北举行90岁寿庆时她致的贺电。那时，她的贺电高高悬挂在台北圆山饭店昆仑厅祝寿辰的礼堂正中，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一致关注。这次亲笔写成的邀请函，语言更加诚挚热情，充分表达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位离家多年的爱国将军的敬重之情。
5月29日，吕正操在纽约曼哈顿见到老上司张学良。吕正操赠送寿礼，双方礼节性地晤谈。第二天上午，吕正操和张学良进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单独谈话。他首先转交了邓颖超的亲笔信。张学良看到邓颖超的亲笔信感慨万端。
接着，吕正操又向张学良转达了邓小平、江泽民、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问候以及欢迎他借赴美之便返回祖国大陆探亲访友的良好愿望。张学良听后颇受感动。但是，由于事体重大，他说：“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动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在随即开始的各界人士为张学良举办的祝寿活动中，中共代表吕正操考虑到种种不便，没有出席这类公开的活动。6月4日，张学良在祝寿活动结束后，主动提出要再次会晤吕正操。地点就安排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官邸里。
这次谈话整整持续了3个小时，谈话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吕正操着重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的上述主张深表赞同，并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一份微薄之力。
尽管张学良坦率地向吕正操表露了不能马上返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思，但他仍然亲自执笔给邓颖超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表达了“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的返乡意愿。
赵炜说，1992年邓颖超病逝时， 张学良委托他在香港的侄女张闾蘅送花篮祭奠，挽带上书：“‘邓颖超千古’‘张汉卿、赵一荻敬挽’。”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邓颖超自然而然地保持了海峡两岸之间的私谊，恰是坚固了民族大义的根系，为80年代两岸打破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营造了良好的基础。
赵炜说，在邓颖超80岁大寿的时候，宋美龄还曾经送了一份厚礼，送的是一只做工精美的玻璃兔，因为邓颖超是属兔的，现在这只友谊兔，仍被保存。
众所周知，邓颖超与宋美龄有书信往来，尽管在政治问题上对方有歧见，在历史问题上对方有恩怨蓄积难解之忧，但历史的渊源性、延续性昭示海峡两岸的不可分裂性。显然，邓颖超的一系列言行和特定身份赢得了海峡对岸的积极响应。
邓颖超在祖国统一事业上的决心和强大的感召力，无比亲切的诚挚态度和“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方法都融合在她的人格力量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廖承志致蒋经国信的幕后故事
“寥廓海天，不归何待？”(1)
为了落实党的对台方针政策，进一步推动对台工作的展开，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在台湾的蒋经国发出公开信，公开信刊发在7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出乎台湾当局的意料之外，引起海内外的瞩目。
作为参与“廖公信”起草人之一的耿文卿回忆道：
《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的对象是台湾人民；“叶九条”的对象既是台湾人民同时又是台湾当局。所以中央提出以廖承志的名义给蒋经国写封信，主要针对台湾当局，明确了我们的谈判对手。
这封信怎么写？真是颇费心思。廖公为此绞尽脑汁，并亲自写了信的开头一段，为整个信的内容、文风、文白兼容的语言风格定了调。
现在再来看这封信，依然能够看出我们对台湾当局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以感情，批驳其谬论和不切实际幻想的苦口婆心，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我具体分析一下这封信。
晓以大义：“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从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的高度，来说明统一对两岸人民的好处。“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这是设身处地地替蒋经国着想，若能在蒋经国手中实现两岸统一，则蒋经国名垂千古。“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先回顾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历史，再说明分合利害。寓理于情，情理交融。
陈以利害：“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指出台湾问题纯属内政，“外人”无权干涉，奉劝蒋经国不要仰人鼻息，使台湾成为别人的附庸，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三思。”“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廖公从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的兴亡到蒋氏父子对历史的交代，言词恳切，同胞情，兄弟情溢于言表。
动以感情：“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握，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廖公和蒋经国幼时感情很深，所以信中对蒋经国深为挂念，多有嘱咐。“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纾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廖公的这些话，以情动人，或引用蒋经国的话，或引用我们领导人的话，说民族大义，抒兄弟情深。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
批驳其谬论和不切实际的幻想：“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廖公在信中引用台湾方面的谬论，逐一进行驳斥，指出其危害性。
耿文卿说，廖公的这封信，有些词句有典故、出处，我这里略作解释一二。
青少年时期，廖承志和蒋经国同在原苏联莫斯科求学。当时天气特别寒冷，晚上，他们俩就同盖廖承志的大衣。所以廖公在信中就这样写道：“幼时同袍，苏京把握，往事历历在目”。原来是“俄京把晤”，后来讨论时改为“苏京把晤”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是蒋经国的座右铭，廖公在信中引用这句话，是以蒋经国的身份来说的，动之以情。
“寥廓海天，不归何待？”(2)
“寥廓海天，不归何待？”是引用了周恩来的话。60年代，民主人士为祖国统一做了许多工作，他们纷纷给对岸的老朋友写信、搭桥。当时，张治中给蒋氏父子写了信，周恩来在审阅时加了4句话：“倨促东南，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80年代初，邓小平给来访的美籍科学家陈树柏（陈济棠的儿子）的亲笔题词，用在这里含意深刻。
“遥望南天，诸希珍重”引用了毛主席的话。当年，一些高层民主人士给台湾写的信报送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批了4句话：“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诸希珍重。”然后，民主人士将毛主席的这4句话写进信里，并指出是我们领导人写的，让台湾当局知道我们的政策。
“伫候复音”是邓大姐审阅时加上的。希望台湾当局拿出诚意，尽早与我们谈判，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此外，像“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等语，是中央台办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从大量的台湾报刊中找出来的。廖公在信中引用蒋经国的原话，更具说服力，也更能动之以情。
这封公开信的发表，引起海内外的极大震动，用个人的私谊，浸透渲染民族感情，这个角度极为自然生动，也切合廖蒋两人的实际，完全触动了中华民族之深情，海岛当归祖国大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中国共产党民族大义昭然明示天下。
同窗私谊，民族大义
之所以由廖承志出面给蒋经国写信，这里面还有些由来。
1982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邓颖超看到了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文中思乡之情浓浓，邓颖超立即召集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蒋经国先生写公开信。
蒋经国1925年10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先后在孙逸仙大学（亦称中山大学）、红军军政学校读书，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青年时期的蒋经国因为身受红色赤都洗礼，还是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对国民党右派势力排挤中共的那套做法深为不满，“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经国都曾挥泪写信给蒋介石，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反革命举动，要求国民党回到与中共团结合作的正确路线上来。
然而，毕竟是道不同，蒋经国最后成为龟缩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继承者。台湾海峡是国民党凭借的天堑，加上美国第七舰队的驶入，他们可以与中共暂时不再往来，像驼鸟一样，自顾而无视世界潮流。然而，毕竟两岸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能够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两岸人民往来的天堑吗？中共中央决定将统一祖国提上议事日程，作为80年代要完成的三大任务之一。那么，怎么向对岸沟通呢？自1949年以来，国民党坚持不接触，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公开“交往”，只是炮击金门和福建前线军事阵地的“对敌”大广播。
世事沧桑，在中共党内，能自然而然地与蒋经国称兄道弟的人不多了，这份兄弟情，当然也包含了复杂的纠葛着的豆萁相煎成分在内，但不管怎么说，四海劫波兄弟在么。
廖承志之父廖仲恺是蒋经国之父蒋介石之“同志”，廖家与蒋家的渊源深厚。黄埔军校成立时，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则为国民党代表，母亲何香凝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与廖仲恺同为孙中山手下的得力干将，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出现思想路线的严重分裂，左右两派一时水火难容，国民党亲共的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恺惨遭右翼分子杀害，何香凝相信杀廖乃蒋介石幕后指使，但苦于拿不到证据，蒋介石当然也不会明目张胆这么干，所以，两家关系依然没变，党内还是同志，但实存心结。廖、蒋两家后代虽有往来，恩怨情仇却是深深难解。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廖承志之母何香凝出任第一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员。“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７８年，华侨事务委员会恢复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廖承志受中央之命出任主任。
由这层家族关系，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的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与蒋经国同时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同学中，还有一批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林祖涵、乌兰夫等。此时，廖承志站出来写信，从个人角度，显示了廖家的大度，杀父之仇是上辈人的事，可以暂时不论，民族大义却是不可隐藏的，此情此意多么宏阔啊！廖承志此信写得是文采焕然，古风扑面，温润感人，措辞遣句丝丝入扣，滴水不漏，确实令人印象极深。在新中国成立30多年，白话文一统天下之时，廖承志的这篇文言文公开信，对于还屡屡使用文言文的台湾，无异有着较强的亲和力，成为特殊年代沟通海峡两岸的特殊文字力量。不仅如此，廖承志的行文不仅展现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以同窗兄长的口吻对蒋经国鼓励和劝慰，甚至训斥，有相当的不可替代的私谊力量。
当然，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虽是以个人名义，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共中央。国家统一，是中国历代政府的大要，是中国百姓的恒愿。现今，大陆进入规整时期，台湾问题便摆上桌面了。是时，廖承志负责台港澳事务，深感责任重大。听了邓颖超的意见，他感到现在出面，利用自己与蒋家的世交，采取各种形式先与台湾当局沟通，为日后两党坐下来商讨统一之事创造条件是切实可行的。
邓颖超与廖承志一起推敲文句，文中引用的“寥廓海天，不归何待”、“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极为感人，又道理铿锵，这都是邓颖超的妙笔。正是在邓颖超领导的有情有义的对台工作步骤之下，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当局终于放弃了“三不”政策，开放了对祖国大陆的探亲旅游，迈出了打破两岸阻隔的第一步。
蒋经国：“时代在变，潮流在变”(1)
蒋经国主政的台湾当局，在与祖国大陆的沟通上立场极为顽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统战的诡秘伎俩”，一心一意地推行“三不政策”。
廖承志的公开封信转到了蒋经国手中，蒋经国戴着老花镜，读着廖承志这封言真意切，感人肺腑的信。蒋经国读了此信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他是否也受到感动？或是内心深处受到了某种触动，也不得而知。不过，据说，蒋经国看毕默不作声，不置可否。
尽管如此，蒋经国还是思考着怎样回复这封信。“来而不往非礼也”，蒋经国不能默不作声，他要公开表明台湾当局坚硬的立场，以表明台湾当局对中共“统战阴谋”的一贯回绝态度。于是，经蒋经国授意，台湾当局搬出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请她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信。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阐述自己对祖国统一的态度，她在信中说，“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这封信自然是纠葛在国民党失败情绪中难以自拔，并借机恶毒攻击祖国大陆。
宋美龄的回信可以说是恶气充盈，但尽管表面上如此，实际上蒋经国在考虑着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了，他认识到“时代在变，潮流在变”，他的密使已经启程赶赴北京了。尽管联系松松淡淡，交流言不及义，迟迟不入正题。但到了１９８５年，蒋经国已是满身病痛，与隔绝大陆的联系就更急迫了。当时，由于发生了“江南命案”及“十信案”，台湾的国际形象跌至谷底。而大陆方面，由于邓小平复出后坚决推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热浪逼人，吸引了世界的资金向大陆迸流，邓小平本人也连续两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在台湾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由此，蒋经国认识到，不能不加快台湾的改革步伐。于是就有了１９８６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包括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国会”全面改造，党务革新，加强社会治安等多项重大决策。
自廖承志公开信之后，到1986年10月，蒋经国的密使沈诚，这个正式身份是香港商人的黄埔第17期毕业生，已经三度北上。沈诚在国民党得势大陆的年代，曾在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担任蒋经国随从参谋，是一位退役少将，他奉蒋经国之命，以香港商人的名义，进出祖国大陆，暗中传递海峡两岸的信息，特别是最后一次，他得到了蒋经国明确指令，要加速与大陆最高领导层的沟通。因此，他得到了会晤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宝贵机会。1987年3月19日，他返回台北，将一封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信函亲手交到蒋经国手上。6天之后，也就是1987年3月25日，蒋经国对杨尚昆的信一番反复研读之后，在慈湖书房召见沈诚时说，他觉得中共是有诚意的，国共两党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是可行的。
也就是在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宣布开放对大陆探亲以及解除戒严。12月7日，蒋经国对沈诚说，一月初将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
从廖承志的公开信，到杨尚昆的密信，再到蒋经国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开始了国共两党的重新走向接近，然而，历史往往在出乎人们设想的轨道上拐弯，意料之外的事不幸发生了。1988年1月8日，蒋经国突然咯血逝世，蒋经国准备与大陆联系沟通的计划也就随蒋经国的去世而无法实施了。
在蒋经国去世之前，对于台湾的未来发展，他有四点计划，可谓有功有过，但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的思路是，要稳定台湾，就不可回避地必须与大陆开始接触，建立走向统一的态势。第一点是民主化，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全面选举，包括直选所谓的“总统”；第二点是本土化，为了减少与台湾本土居民的矛盾，他考虑到外省人垄断“政权”的时代必将结束，他的想法是对的，但在选人上他看走了眼，扶植了一个后来搞分裂出卖了国民党的土生土长的农经专家李登辉来担任“副总统”，成为他的接班人；第三点是作为“完成前两点的关键”，必须继续提倡民生主义，大幅提升“国民”所得和生活水准，他清楚，不提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国民党就无法继续掌握政权；第四点也是震撼性的，要与大陆“发展工作关系”。可见，前三点是为了稳定台湾，而稳定台湾的最后结果是第四点，也是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