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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姨父：一位老八路军战士的传奇人生 作者：张一弓

　本书生动地表现了作者姨父--一位老八路军战士的传奇人生，首次披露一支鲜为人知的“水上卫队”，为毛泽东历次畅游长江“保驾护航”、惊心动魄排除水上险情的独特经历，以及他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等外国贵宾从事安全保卫和生活接待工作的“幕后秘闻”。

一 毛泽东一首诗词的最新注释

引子：姨父是一个谜语(1)

毛主席《水调歌头》手迹。

我的六姨父朱汉雄同志是一个谜语。

他在历史的云烟里匆匆行走，把一个个叮当作响的悬念丢在路上。

姨父把六姨娶走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被日本鬼子夺去了一只左手和半截胳膊的“老八路”。当他骑着一匹枣红骡子，晃荡着一只空了半截的袖筒，以中原军区警卫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的身份进驻古城开封的时候，善于捕捉目标的眼睛忽闪了一下，就瞄准了我的六姨。十八岁的六姨如花似玉。她从开封女中高三班投笔从戎，刚穿上军装就受到了众多的单身军官的包围。据说，二十八岁的姨父释放了压抑太久的青春能量，而且表现了善打攻坚战的骁勇，谁也说不明白他采取何种战术突入重围，速战速决地完成了对六姨的征服。

他们燕尔新婚时已经南下到了长沙。时值新中国刚刚建立，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担任了河南省图书馆馆长的姥爷，戴上老花眼镜看了六女婿的来信，抚须而笑说:“文情并茂，笔飞墨舞啊，这个朱汉雄，哪里像一个‘土八路’！”

新中国建立以后，姨父和六姨在武汉工作了十五年。听说姨父的工作很特别，在他长期担任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同时，还兼任着湖北省、武汉市两边的警卫处处长和省、市两边的外事办公室、接待处、交际处的领导职务，专事毛主席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高级干部、外国首脑及外籍友好人士莅临武汉、湖北期间的安全保卫和生活接待工作。有人说，如果朱汉雄悄然出现在某个会场的某个角落里，空袖筒一晃荡，就有人嘁嘁喳喳说，快坐好，毛主席来了！

1964年底，姨父奉调到了广州。一年以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姨父突然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据说，他牵连到一个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的惊天大案里，天哪！好像是在毛主席身边安装了什么“窃听器”。

1971年，林彪从天上栽下来以后，姨父又出人意外地出狱了。专案组没有向他宣布任何结论，没有给他一个像样的“说法”和一个像样的微笑，又把他分配到十分陌生的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担任副职。这里远离政治中心，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他对自己的过去也守口如瓶。从此，过去那个朱汉雄已经找不到了，如同被飓风抛到海边的一粒沙，在潮起潮落中忍受着海洋的戏弄。

如果不是有人在毛泽东身披浴衣、屹立船头的大照片上，看到一个十分年轻的朱汉雄守卫在毛泽东的身边，谁也不会知晓他曾为毛主席建立并指挥过一支常备不懈的“水上卫队”，并在毛主席“极目楚天舒”的当儿，临危不乱地排除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险情。如果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第三次被打倒以前没有在珠江码头上碰到他，谁也不会知晓他在解放战争中曾担任刘邓警卫团政治委员，在野战军首脑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中发挥过独特作用。如果不是有人从周恩来总理在眼下修建三峡大坝的三斗坪视察坝址的照片上看到了他，如果他随远洋航船到达日本港口的时候，日本著名对华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没有送给他一根精致的鱼竿，谁也不会知晓他曾专事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籍贵宾的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那个“空着半截袖筒的中国瘦高个儿”，曾以他不动声色的精明干练，给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和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留下了深刻印象。

姨父的人生经历波谲云诡、骤阴骤晴。

姨父离休二十多年了，对于他所经历的一切一如既往地守口如瓶。曾经辉煌过、曾经荒谬过、曾经快意过、曾经委屈过的一切，都已伴着历史的云烟远去。姨父新结识的“渔友”和“棋友”都不知晓、也无须知晓他的历史，只知道他是一个性情豪爽、争强好胜的“老小孩”。他的一个比较令人刮目相看的最新成果，是娴熟地使用“拖住不放”的游击战术，钓起了一条一米多长、十三斤半重的青鳞鲩鱼;而他的一个令人不能容忍的缺点是，下象棋时可以让他的“别腿马”跳跃自如，老将被吃掉以后，小卒子一如既往地奋勇向前，直杀得片甲不留。

2002年、2003年秋天，我两次去广州看望姨父和六姨，请姨父讲一讲过去的事情。姨父答应了我。我之所以有此幸运，大概是沾了作家叶楠的光。前几年，叶楠要了解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期间一个违反群众纪律的战斗英雄被断然处决的情况。姨父是那次处决令的执刑人。他破例接待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的叶楠，便感到不应当冷落了我这个外甥。

姨父在正式“开讲”之前大发感慨说，他的生命是由一系列的偶然构成的。十岁那年，他害过一场伤寒病，棺材都做好了，由于他发现棺材过于狭小而不愿入住，才得以使生命延续下来，乃至于延续到八十岁以后还能嗓音洪亮地用四川方言跟外甥笑谈人生。

那场伤寒病之所以找上了他，只是因为他小时候贪玩，在炎炎烈日下跑出了一身臭汗，又跳到家门前的大水坑里扎猛子，不小心喝了污水，而水里暗藏着伤寒杆菌如今日之SARS病毒。他从水坑里爬出来的当天晚上，就突发高烧、骨节酸疼、肚子发胀、脑袋发蒙，接下来，身上出现了美丽而怪异的玫瑰色斑疹，脸上露出一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冷漠表情。这一切症状——包括这骇人的表情都是病入膏肓的征兆。

姨父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但在姨父生病以前好多年已先后故去，只剩下设在开江县永兴场街上的一个小小的药房。每逢赶集的日子，从周围村庄前来赶集的乡村郎中都要到药房里小坐，抽几袋水烟，说几句闲话，对已故药房主人的医术和医德表示由衷的感念。姨父生病时，他们就成了前来会诊的专家小组，“望、闻、问、切”过后，各种药方开了一大摞，吃了总不见好。姨父只剩下皮包骨时，乡村郎中都一脸惶恐地望着姨父的母亲，说，给他做点好吃的吧，他要走了。

引子：姨父是一个谜语(2)

姨父不记得他们叫他往哪里走，只记得母亲喂他吃下去的东西都被他上吐下泻了。他软软地躺在床上，用脖子上的两根筋撑起一个大脑壳翻眼望着木匠。木匠正把几块木板合起来，乒乒乓乓地钉起了一个木匣子。他懵懵懂懂地觉得，那似乎是要他住进去的地方。他对那个精致的小木屋颇有几分喜爱，比起他当时居住其中的破屋和破屋中的所有家具，它都表现出无可比拟的高雅，光洁的木板不曾受到柴烟的熏烤，且向他轻吐着属于杨树或是桐树的幽香。当母亲就要让他住进去的时候，他才忽然发现这个小木屋过于狭小，一旦住进去就必须直挺挺地躺着，是不可以伸胳膊动腿的。他必须叫母亲再找个高明一点的木匠，给他做个稍微大一点的木屋，但他发不出声音，只是用尽力气骨碌了一下眼珠。多亏这至关重要的一骨碌，母亲的眼睛也跟着扑闪了一下，急忙向姨父的哥哥叮嘱了什么，哥哥就急匆匆出门去了。

跟哥哥一起回来的是考儿嗲嗲。考儿嗲嗲不会做棺材，他是祖父的堂弟，也是祖父行医时带出来的徒弟，是来给侄孙儿看病的。原来之所以没有请他来看病，是因为母亲讨厌他是“大烟鬼”，生怕请他看病会触了霉气。当别的乡村郎中已无计可施而儿子还可以骨碌眼珠的时候，母亲就只好把考儿嗲嗲请来碰碰运气了。

姨父记得，考儿嗲嗲有一根很特别的旱烟袋，黄铜烟袋锅金光灿灿，斑竹烟袋管有一米多长。他是把烟袋管当成拐棍儿拄着，优哉游哉地走进门来的。他进门以后依旧不慌不忙，抽足了大烟才开始看病;看了病，不开药方，也不说话，先看别的医生开的方子;看完了一大摞方子，天已经很晚了，他又沉思默想着抽了一阵子大烟，才打起精神向姨父的母亲发话:“我给你开个方子，要是治好了，你不要感谢我;要是治不好，你也不要埋怨我。”随即开了药方，配好了药材，让姨父的哥哥熬药;又拿出一小块犀牛角，叮嘱说，药熬好以后，找个粗瓷碗，把碗底翻过来，在碗底上倒半调羹水，把犀牛角在碗底粗瓷上研磨三圈儿，把犀牛角水倒到药里，和药一块儿喝下去。如果喝药后睡着了，明天再去找我。他叮嘱过后，点亮一盏一伸一缩的折子灯笼，又拄着长长的烟袋管急急走了。

姨父说，医生看病下药以后，最忌讳自己还没从病人家里出来，病人就一命呜呼了。考儿嗲嗲这个药下得很毒，要是药不对路，一吃就死，所以他说了就走。姨父的哥哥只比姨父大三岁，那年不过十三岁，不懂药性，只想下药多了好治病，就把犀牛角在碗底上研磨了七八圈儿，犀牛角粉多磨了一倍。姨父喝下去，竟十分安稳地睡着了。

考儿嗲嗲走了不久，姨父的哥哥就跟在后边紧追。考儿嗲嗲家住九间房，离永兴场十八华里。他前脚进门，把灯笼吹熄，姨父的哥哥就后脚赶到了。考儿嗲嗲又马上折回永兴场，看到侄孙儿确实睡得香甜，忙问犀牛角磨了多少圈，姨父的哥哥说磨了七八圈，吓得他大叫一声，啊呀，好险！幸亏药对路，要是药不对路，他马上就完了。考儿嗲嗲怕药毒，没敢放开胆子下药，倒是叫不懂药理的傻大胆儿哥哥给补足了。

姨父说，他正是由于一个个偶然的侥幸才没有钻进狭小的棺材。治好了伤寒以后，好像一下子把身上的“毒气”耗尽了，再没有生过大病，这才使他此后有了投奔延安、搏杀疆场、进军古城、保卫领袖、接待国宾，乃至于娶走了我的六姨、成了我的姨父的可能。

伤寒病也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姨父违背了考儿嗲嗲的医嘱，没躺够七天就贪玩下床，因此落下了脚筋会“嘎巴嘎巴”发响的后遗症。姨父扭动脚脖，为我演示了这种类似弹响指或是捏指节的声音，接着又想起了那口白木棺材，好像仍在为它的狭小而不满，他伸胳膊比量了一下说，很小很小的棺材匣子，才一米多长，你说，我怎能心甘情愿地钻进去呢？

我说，是的，姨父说什么也不要钻进去，我还等着姨父讲故事呢！

姨父表示谦虚说，可我不是将军，不是高官，不是英雄，不是模范，不需要树碑立传。我只是我们那个时代一个平凡的老兵，有幸活到八十岁开外了，是一个幸存者。我可以给你讲一些我所接触到的领袖人物的故事，还有一些与领袖人物有关的普通人的故事。总之，是常常被历史所忽略了的故事，当然，也要适当地讲一讲我和你六姨谈情说爱的故事。

我发现，六姨向姨父递过去一个“不以为然”的眼神，姨父却视而不见地噙上了烟卷儿，用残臂定定地压住一盒火柴，右手在火柴盒上“嚓啦”了一下，口中徐徐冒出了一缕蓝烟，又说，为人哪，就是处人处事处朋友哇。你这个外甥也是朋友。朋友之交，不亦乐乎！好了，咱们摆龙门阵。

1.长江里的“八卦阵”

毛泽东（右三）与朱汉雄（左三）及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合影，1958年于武昌东湖客舍。（侯波摄）

姨父开始给家人讲课。

他说，1956年春天，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秘书给他打招呼说:“在广州、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曾两次向王任重提出，要到武汉游长江。任重同志要我通知你，你要有所准备。”姨父感到毛主席游长江事关重大，立即向市公安局、省公安厅作了汇报。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不行，怎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扑通”一声跳进长江，风里浪里游水呢！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听说过，出了意外怎么办？第二反应是，毛主席讲了的事情是不可改变的，如果他老人家坚持要游，怎么办？当即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要赶快写报告，说明长江不能游;第二，还必须抓紧作好毛主席游长江的准备工作。以上两项任务都落在姨父的肩上。

姨父立即带人考察长江，接着就写了报告，说明长江水深流急，沿岸浅水处不仅布满瓦砾、石块、破碗碴子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铁桩、铁支架、铁丝网等等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江防工事的残迹，布满了不安全因素，因此，长江是游不得的。这个报告经省、市公安系统和省委、市委领导审阅后，报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看了报告，也认为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情，立即向党中央的二把手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说，主席下长江游水，要经过中央常委讨论。接着就听说，毛主席为此发了脾气，坚持要游。中央常委会没能将这一问题列入议程。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人闻讯，也就不敢再坚持不同意见了。姨父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全力作好毛主席游长江的一切准备，比如，毛主席住在哪里、走哪条路线、乘哪条船、在哪里下水，还有毛主席在陆地、水上的安全保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等等，都要作好安排，确保万无一失。

姨父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公安系统内部挑选若干名精通水性的“浪里白条”，建立一支绝对信得过的水上保卫队伍，但又不可以泄露毛主席就要游长江的机密。他便以武汉市公安局举办游泳比赛的名义，动员全局范围的游泳能手报名参赛，在上万名公安干警中进行选拔。初赛时报名三千人，经过多次淘汰赛，只剩下数十人，又在其中挑选出生在水乡的、会划小划子的，在江河、湖区打过鱼的，最后只剩下二十几个人，加上从体委挑选的一名游泳教练员、一名游泳运动员、一名救生员，全部调到警卫处进行集中训练。

“水上卫队”的训练方案经过省、市公安系统和省委、市委主要领导的批准后，警卫处就从武汉市水上公安分局调来了一艘小汽艇，又找到四个小划子。每天早上，小汽艇都要拖着四个小划子逆江水而上，到达汉阳的鹦鹉洲，洲上边有个地方叫沌口，在这里下水练兵。之所以要有小划子参加，是因为小划子行动灵活，可以近身，机器船是不能贴近身体的。

姨父已经在纸上画好了一个外方内圆的图形，把四个小划子安排在一个长方形的四个角上。长方形的中心是空的，假定为毛主席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的游泳位置。水上卫士们在小划子圈起的方阵里摆成环状队形，围绕着中心位置不停地划水游动，要在游动中保持队形的稳定。一开始演练，大家都感到奇怪，七嘴八舌地问，练这个“八卦阵”有什么用，要参加什么比赛、打破什么纪录、争夺什么冠军呀？姨父绷着脸说，不要问，我叫你怎么练，你就怎么练。

春寒料峭。一大早天气很冷、江水很凉。大家都要穿着大衣上船，还要提着篮子，带上馒头、包子、咸鸭蛋和御寒的烧酒。开始演练时，一跳进江水，人就被江水冲散了，保持不住队形。姨父只有一只手，不能下水指挥，那时没有电喇叭，他只能守在小汽艇上扯着嗓子喊叫，要形成圈子，要稳定位置！一遍遍地喊下去，竟然渐渐游出了队形。每游完一次，还要用小汽艇把小划子从下游拖上去，再练第二遍。

经过一个多月的磨合，终于在江水中形成了稳定的队形。省、市公安领导看了都很满意，又特意请来深谙水性的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李尔重观看演习。他看到四个小划子如同钉子一般钉在江面的四个角上，标志出一个无形的方阵，无论方阵在江水中怎样移动，四个小划子在四个角上的位置纹丝不动;方阵内是一个旋转不已却又不散不乱的的人圈，不由得连连称奇。

姨父不敢松劲。他说这是天大的事情、天大的责任啊！如果毛主席游了长江，还要游汉水怎么办？汉水与长江的汇合处叫龙王庙，那里的水流更加湍急。他又带着“八卦阵”进了汉水。游出龙王庙以后，河道上大小船只很多、情况复杂，又增加了出现复杂情况的应急措施。

这时候，毛主席派一个姓韩的警卫队长来察看江水。韩队长沿着江岸看了水情，姨父又向他演示了“八卦阵”。韩队长却始终表现出心情沉重的样子一言不发。他回去向毛主席汇报说:“浪太大，不好游。”毛主席问:“你下水试过没有？”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把他从身边调走了，又派卫士长孙勇来武汉察看江水。孙勇不敢怠慢，一来到武汉就下水，还讲了韩队长没有下水试游被毛主席从身边调走的事情。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市委第二书记李尔重不敢怠慢，都急忙跟着孙勇下水试游。孙勇回去是怎样向毛主席汇报的，大家无从知晓，但此后就有了未被披露过的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的壮举。

2.绞尽脑汁的三套方案(1)

1949年，中原军区警卫团进驻古城开封后，朱汉雄（左）与警卫员王乃仕（右）合影留念。

我催促说，该讲毛主席游长江了。

姨父说，不要急，我们还要解决主席到武汉住在哪里、乘哪条船、在哪个码头下水以及用什么样的舷梯的问题，这都是在形成“八卦阵”的同时必须解决的。

他们为毛主席准备了两个住的地方:

一个地方在汉口，住惠济路十六号。这是外国人和官僚资本家留下的老房子。武汉刚解放时，是林彪、邓子恢、李雪峰等中南局老首长住过的地方，过去没有院子，现在抓紧修了院墙，把三栋房子围成一个小院，简称“十六号”。后来又拆了几栋房子重建，保留了原有的一部分房子，改名为惠济饭店，现在叫迎宾馆，是湖北省和武汉市接待高级宾客的地方。

另一个地方是武昌东湖客舍，即现在的南山宾馆。这里修建了两栋房子，是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冯绩宗先生精心设计的，融合了欧洲古典建筑和中国民族建筑的特色。东湖客舍又分甲、乙两所，还有车库、厨房和服务人员居住的附属建筑。

可供毛主席选择的两个住地确定下来以后，还要准备好与住地相配套的下水码头。汉口有一个军用码头，在江汉关的外边，叫江汉关码头。如果毛主席下榻于汉口“十六号”，就把江汉关码头作为游水的靠船点。如果毛主席下榻于武昌东湖客舍，则把武昌造船厂码头作为游水的靠船点。

毛主席乘坐什么样的轮船到江中下水呢？那时候没有豪华轮船，挑来拣去，只有武汉轮渡公司的“轮渡二号”客轮比较好一些，但它是每天在汉口、武昌之间摆渡乘客的“班船”。毛主席游长江时，必须把它从航班上撤下来，执行“专船”任务。

我又说，主席可以下水游泳了。

姨父说，还不行，还要设计加工下水的梯子，那是毛主席从“轮渡二号”下到小木船上、再从小木船上下水的梯子。不能叫老人家从大船上直接跳下水呀，要从大船下到小船上，再从小船上下水。游了水，还要从小船回到大船上。主席怎样上、下呀？这就需要一个安全可靠的梯子。为了弄好这个梯子，真是挖空了心思。开始，我们把自来水管焊接成梯子，把它挂在“轮渡二号”上。船体上宽下窄，下边是收进去的，梯子挂在上面是空悬着的。怎么把梯子牢固地支撑到船体上去就成了我们技术攻关的专项课题。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梯子。我们做了一个又一个，把大船开到江里作试验，岸上的人、船上的人都在看“稀罕”，谁也不知道我们鼓捣这样一个梯子是干什么用的。一截一截的铁管，东焊一下，西焊一下，总算解决了梯子的支撑问题。但是，这个家伙很长、很笨重，两个人也抬不动它，挂上去、收起来很费力气。甲板上空间有限，收起来以后，也没有放它的地方，又失败了。最后，有人发现飞机上用的梯子很轻。于是找空军，在军用飞机修理厂找到了铝合金管，又请飞机修理厂的技师帮助加工，把梯子做成可以伸缩、折叠的。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工业产品，没有标准设计，但梯子终于做成功了，一个人扛起来，放在吉普车上就拉走了。

我又说，该讲毛主席下水游泳了吧？

姨父说，是的，可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的直觉告诉我，可能还有什么问题被我遗漏了。我想啊、想啊，想了很久，也想不起遗漏了什么。我不停地吞云吐雾，用烟头在烟灰缸里堆积出一个个小山，真的是苦思冥想啊！我想来想去想到了毛主席的性格特点，他老人家是不大听别人招呼的，也是不大按照常规办事的，一般说来，他不情愿被动地进入别人为他安排的程序，而要主动地支配程序。你不能指挥他，他要指挥你。那么，除我们已经想到的两个方案以外，他老人家还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呢？我又从主席住的地方想起，汉口、武昌都准备了住的地方，他老人家任选一个就是了，武汉也没有别的更合适的地方了。主席无论坐飞机还是坐火车来，从机场或是从火车站到汉口或是到武昌，任走哪一条路线以及路线上的安全保卫等等，都作了两套准备。比如说，从机场到汉口可以坐汽车直达住地，从机场到武昌还要先到码头上坐船过江，然后才能到达住地。总之，两条路线都已经作出了周密安排。但是，他心里“咯噔”了一下，忽地想起，如果主席一下飞机，不到住地，就说要马上游长江，这两套方案中的码头、路线和安全保卫，不就一下子全乱套了吗！不是我朱汉雄心慌意乱哪，是我们不知道老人家怎么想啊！

于是，姨父又开始设想第三方案，要作好毛主席一下飞机或是一下火车就要游长江的准备。无论从机场或是从车站出来，都要更换路线，直接到江汉关的军用码头。不仅路线要增加一条，随之而来的码头、乘船以及船上的服务工作都要提前做好第三套准备，还要增加船上的工作量，解决在船上吃饭、饮水的问题，还有躺椅。是的，老人家游水以后、去住地下榻以前，是要在船上休息一下的。

第三方案得到了时任武汉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谢滋群的批准。姨父又按照第三方案的要求，立即通知公安局、治安处、交通大队，落实新增加的路线保卫和环境保卫任务;通知接待处，要组织好厨师、服务员，准备好炊具、餐具、食品，待命登船服务;通知后来曾担任驻苏大使馆武官、时任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的潘振武，立即做好使用江汉关军用码头的准备;通知武汉市轮渡公司，“轮渡二号”立即从客轮班次上撤下来待命，准备执行“专船”任务。

2.绞尽脑汁的三套方案(2)

刚刚按照新增加的第三方案作好了应急准备，姨父喘息未定，毛主席就到武汉来了。

3.万里长江横渡(1)

那是1956年6月的一天，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湖南省公安厅警卫处柳处长先后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即日由长沙乘专机飞往武汉。姨父随王任重、谢滋群准时赶往机场迎接。毛主席一下舷梯，王任重就迎上去问:“主席，是先到住地休息，还是先游水？”毛主席兴致勃勃地一挥手说:“游水去！”姨父怦然心跳，哎呀，好险，多亏临时补加了第三方案！

从王家墩机场直接到江汉关码头的路线已经排查过了，沿路有哪些制高点、有什么不安全因素，都已严加控制。相关社区的警卫任务也由分局、派出所作好了准备。姨父在机场下达了只有一句话的命令:“到军用码头。”警卫和接待系统都紧张有序地行动起来。

这是姨父在全国解放后第二次见到毛主席。三年前，毛主席来武汉、去九江、转赴南京的时候，姨父曾参与迎送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那时正值1953年春节，毛主席刚到武汉，就从湖北省委后门走出来，想到黄鹤楼上看一看，刚刚上了蛇山，就被一个小孩子认出来了，小孩子又惊又喜地大声喊叫:“毛主席，他是毛主席，毛主席来了！”游春的人群如潮水一般向毛主席涌来，马路上卖甘蔗的、卖花生的、卖油条的，所有的摊摊担担都不要了，一窝蜂地往蛇山顶上跑。人越围越多，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被人山人海包围着，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李先念、中南局第三书记李雪峰、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被挤得七零八落，各自陷在人群里动弹不得。毛主席也陷在失去控制的人群里，无奈地微笑着喊叫求援:“先念啊，先念啊！”李先念却被人潮挤到一边去了。毛主席的贴身卫士奋力挽起胳膊，在人群中圈起毛主席，挤挤扛扛、磕磕绊绊地到了黄鹤楼，下了山坡，到汉阳门码头上了船，才算突出了重围。事后，蛇山上捡了几箩筐的鞋子。毛主席的秘书罗光禄头天买的新皮鞋也被挤丢了一只。

毛主席在蛇山和黄鹤楼上受到群众狂热围困的事件，在公安机关内部被称为“黄鹤楼事件”。姨父和经历了这一场面的人，感觉到了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崇拜一旦失去了控制，就会给保卫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但还来不及思考，如果对领袖的崇拜加以鼓吹而进入宗教的狂热，还会在保卫工作的范围以外带来怎样的灾难。

为避免“黄鹤楼事件”的再次发生，毛主席这次来长江游泳是严加保密的。姨父记得，那一天天高云淡，风和日丽。毛主席从机场乘汽车到了江汉关码头。“轮渡二号”已经停靠在码头上待命。毛主席上船后，“轮渡二号”即静静地驶离码头，从蛇山、黄鹤楼下边的江面上悄然掠过。那时，长江大桥还正在施工，两三个桥墩已冒出水面。“轮渡二号”避开了大桥工地，稳稳地停泊在远离桥墩的下游江面上，请毛主席在这里下水。

姨父始终守候在“轮渡二号”上，目不转睛地追随着毛主席的身影，时刻准备对任何一个微小的不安全因素作出反应。他看到毛主席由身边卫士保护着，两度通过他和他的同事们精心研制的梯子，从“轮渡二号”下到一只小木船上。木船上也挂着特制的梯子。毛主席双手抓着梯子，面对木船，背对江水，一级一级地下了梯子，身体触到了水面，又抓着梯子蹲下去，把身子埋到江水里湿了湿水，才松手跃入江中。

在梯子的实用性和安全性得到考验以后，姨父的第二个喜悦也是他组建的整个“水上卫队”的喜悦，大家终于知道了“八卦阵”的用场，知道了他们好不容易演练出来的“旋转人圈”的中心，是毛主席和他身边工作人员游泳的地方。

那天跟随毛主席游泳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李尔重，有随同毛主席来武汉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还有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护士长吴旭君和身边卫士。

我不能不对姨父的记忆力表示敬佩。事情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在他的记忆里，毛主席首次下长江游水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姨父看见，毛主席从江中斜插过去，一边向对岸游水，一边顺乎自然地随江水向下游漂流。老人家高兴了，什么姿势都有，一会儿闷下去，一会儿浮起来，一会儿仰泳，一会儿侧游，有时就躺在江水上任其漂流，游得好开心哪！姨父始终守护在“轮渡二号”上，保持一定距离追随着毛主席。眼看老人家游过了江汉关，又过了滨江公园，一直向下，游到一个名叫甚家矶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河口子，江边有一个正在兴建的肉类加工厂。河口上边，地名叫淡水池，这里有一个油库，有几个大大的、圆圆的、装石油的白家伙竖在江边。毛主席游到这里，已经游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有四十里。大家请主席上船休息。老人家正游在兴头上，还要继续游下去。下边河道里有一道沙洲，是姨父和他的同事们事先勘察过的，河道被沙洲分成了两股狭窄的巷道，巷道里水流很急。大家又力请毛主席上船，毛主席才不那么情愿地上了小船，再度由卫士搀扶着，攀缘梯子，回到“轮渡二号”上休息。

这时发生了一个疏忽:“水上卫队”只顾得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杨尚昆、汪东兴和保健医生李志绥游着游着，却从“旋转人圈”里溜出去，不见了踪影。糟糕，他们游到哪里去了？原来被江水冲到北岸去了。姨父急忙派小船撵上他们，接回到“轮渡二号”。

3.万里长江横渡(2)

1958年，毛泽东（右）与朱汉雄（左二）摄于武昌东湖客舍。（侯波摄）

毛主席上船以后，冲了冲身子，披上了浴衣。接下来，特意带到船上来的一把躺椅就派上了用场。毛主席坐上躺椅，卫士给他点了烟卷儿，他就在躺椅上躺下来，微笑着，露出好高兴的样子，徐徐地吐着烟缕。姨父说，他老人家还有一个习惯，从水里上来后要喝一点点茅台酒。卫士向我们要茅台酒，我们就马上把茅台酒递过去;要毛巾，我们就赶紧递毛巾。我对我们的服务人员说，我们是打下手的，不能往卫士前边挤，这是规矩。卫士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就是了，不能乱插手。

毛主席游水后稍事休息，已经到了下午两点钟，早该吃午饭了。而“轮渡二号”是汉口、武昌之间的轮渡船，平时从江北岸摆渡到江南岸只用十五分钟，船上用不着烧水做饭，因而没有烧水的锅炉和做饭的厨房。姨父却出人意外地向毛主席的随员报告，请主席在船上用餐。他事先把厨师、服务员和一个用汽油桶改造的煤炉都带到船上来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带来了特意从樊口采购来的又大又肥的鳊鱼。姨父着重指出，正因为带上了可爱的樊口鳊鱼，接着才有了毛主席“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千古佳句。至于樊口鳊鱼何以成了武昌鱼，姨父让我少安毋躁，他将在下一节为世人下一点考证的工夫。他当时的任务只是照料毛主席吃饭，主菜是清蒸鳊鱼。

毛主席吃了这餐饭，“轮渡二号”就到了武昌造船厂码头。主席在那里下船，即乘汽车到武昌东湖客舍南山甲所下榻。以后好多年，在梅岭的新房子于1959年建成以前，毛主席每次来武汉，都是住在这个地方。毛主席正是在这里笔舞龙蛇，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篇。

4.“又食武昌鱼”考

1957年春——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的次年，《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了毛主席的诗作，其中一首是:水调歌头游 泳一九五六年六月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世人看了这首诗，才知道毛主席在武汉游了长江。

姨父考证说，毛主席诗中的“长沙水”是有具体含义的。毛主席的随员告诉我，毛主席来武汉那天，先在长沙看了清水塘，那是他青年时代跟他的夫人杨开慧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清水塘有一眼很有名的水井，他看清水塘的时候，又特意喝了这眼井里的“长沙水”，然后从那里乘汽车直奔机场，登上伊柳14型飞机，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姨父掐指计算，毛主席从长沙坐飞机到武汉，途中飞行了一个小时零一刻钟;从机场到江汉关码头上船，用了半个小时;下水游长江用了两个小时，从离开长沙清水塘，到中午用餐吃了清蒸鳊鱼，相隔五个多小时，所以说是“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那么，樊口鳊鱼何以成了“武昌鱼”呢？姨父说，这要感谢香港《大公报》的一位记者，是他替我们下了一番考证的工夫。不知道这位记者通过何种途径得知他是毛主席“万里长江横渡”的当事者，就带上毛主席的诗词找他“抢新闻”。当时，毛主席游长江属于内部机密，湖北省委和中央公安部都没有通知他接待这位记者，他就毫不客气地“无可奉告”了。记者却一头钻到湖北省博物馆里查资料，还作了实地考察，一个月以后又来找他，喜滋滋地宣布考察成果说，“又食武昌鱼”的“武昌鱼”应为樊口鳊鱼。樊口古为鄂城管辖之地，鄂城古称武昌，故而樊口之鳊鱼亦即武昌鱼也。

姨父说，还真叫这位记者说对了。当时，他只知道樊口鳊鱼最好吃，因为樊口是江、河、湖交界的闸口，里湖外江，此鱼在闸口上进进出出，兼得江、河、湖水的滋养，练就一身肥而细腻的好肉，特别是鱼头靠肚皮之间、脊背上的那块肉格外鲜嫩好吃。所以要去买最好的樊口鳊鱼做给毛主席吃，不料想从此成就了“武昌鱼”的历史地位和赫赫大名。

四十六年以后的2002年秋天，姨父正在看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三峡大坝导流明渠截流新闻，忽然想起了这位香港记者，他说，我很想念这位记者，却忘了他姓甚名谁、不知他身在何方。如能打听到他的下落，我一定要把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的具体经过告诉他。比如，“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就是后来建成、眼下还在使用的长江大桥，当时刚刚冒出来两三个桥墩。毛主席正是在桥墩下游下水的。“高峡出平湖”就是现在的三峡库区，首期蓄水高度为一百三十五米，这不就是“高峡出平湖”了嘛！不过，旅游者不必担心，神女峰没事，库区淹不住她。所以老人家说“神女应无恙”啊！老人家游着水，还想着长江大桥、三峡大坝的建设，还想着不要淹了神女峰，这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事情，所以要“当惊世界殊”了。

姨父的考证并未到此结束，他又大发感慨地说，毛主席的诗句如今已得到历史的验证，樊口鳊鱼何以称为武昌鱼也已得到了有心人的考证，但是，是谁给毛主席做的武昌鱼？又是谁给毛主席把做好的武昌鱼端上餐桌的呢？这两个历史的空白只好由他来填补了。

姨父用手指点着我的鼻子说，你记住，是厨师杨纯卿给毛主席做的“武昌鱼”，是清蒸。杨纯卿还带着一个打杂的下手，可惜我没能记住他的名字，这个小小的空白姑且存疑待考。杨纯卿的下手把鳊鱼开膛剖肚，拾掇得干干净净。杨纯卿再撒上一些姜丝，放上几颗豆豉，再放上一些不能为世人所知、具有极高的知识产权价值的上等作料，用只有他自己才晓得的适当火候蒸好以后，用椭圆形的盘子装上，把汤滗掉，再浇上一点点油，撒上一点点葱花。这时候，管理员金文俊、服务员吴素英已经把桌、椅、台布摆好、铺好了。给主席端盘子上菜的是吴素英，她做事手脚麻利，沉得住气，走路如一溜轻风。切记，摆台子、铺台布、端盘子是她和金文俊共同完成的历史使命。

姨父夸说，金文俊和吴素英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大概就是在他们上“专船”为毛主席服务的时候，两个人眉来眼去地产生了感情，私订了终身，后来就喜结良缘，又被调到武汉附近的应山县工作去了。“文化大革命”后，金文俊当了副厂长。我和你六姨去武汉，又和他们见了面。他们两个已变成老头子、老太婆了。我说，眼下没有过去那样的光荣任务了，你就给我找个地方钓鱼，好吗？金文俊说，好，我包了。当然，这是后话，不在考证范围了。

5.厨师杨纯卿事略

姨父说，杨纯卿是值得立传的。他不止做了那一条载入史册、进入诗词经典的武昌鱼，每当毛主席跟其他中央首长来武昌东湖小住，或是来了军队、地方的高级干部，乃至于毛主席在武汉举办国宴或便宴，常常要由杨纯卿担任主办厨师。总之，厨房里的“红案”、“白案”，诸如杀鸡拔毛，剖膛破肚，全得听他的。

杨纯卿是湖北汉阳人。俗话说，“湖北厨师出汉阳”，长江中游做饭的、开馆子的，大部分是汉阳人。但他不是大馆子里的学徒出身，没有拜过名师，不是科班里讨教来的本领。按湖北厨师的行话讲，他是“剽手”，“剽”而能称之为“手”，足见其“剽”不凡，乃至于没有门户之见、打破清规戒律地“剽”来了十八般手艺，且都是从食客口中“剽”出来的。

抗战期间，杨纯卿逃难到云南、贵州，在路边小饭店里打杂，而后又自搭茅棚、另起炉灶。那时的云南、贵州是大后方，云集着从沦陷区各地逃到这里来的异乡人。他的小店接待过来自各个地方、各种身份、各种口味的客人，或富商巨贾，或贩夫走卒，或侠客名士，或将校军官，都曾为其座上客。他人缘好，悟性高，生性爱做又爱吃，就在路边店里做遍、吃遍了世上各种美味，苦、辣、酸、甜各投所好，烹、炒、煎、煮兼收并蓄。但我忘了问姨父，他的“路边店”是否开在著名的国际公路且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滇缅公路上，从而把美国远征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及其麾下迎进小店而“剽”之，乃至于“剽”来了美国烧烤的绝活呢？待考。

解放后，杨纯卿到湖北省公安厅机关大食堂当了炊事员，对于供给制的“大锅饭”，也能变出一些别有滋味的花样来。公安厅领导奇其才，要他到小食堂里做菜，果然出手不凡，竟成了厨师的中坚。姨父主管对外接待工作时，厅长就推荐他做了“火头军”。他的厨艺又大有长进，几年下来，便奠定了“领衔”厨师的地位，成了湖北省厨师界少数大师级人物之一。

杨纯卿最拿手的绝活不止是清蒸武昌鱼，还有毛主席最爱吃的湖南“烧方”，亦即呈四方形的大块红烧肉，每一块重约一两，不可少于七八钱的重量。毛主席改善生活或是请客吃饭，第一个要点的菜就是“烧方”。杨纯卿摸清了毛主席的口味，一定要用猪脖子下边、前腿上边的前胛肉，带皮红烧。红烧肉就是红烧肉，除了配烧少量的板栗、萝卜或小芋头以外，不要添加任何华而不实的东西。只是红烧肉的周围要摆上虎皮蛋——过了滚油锅的鸡蛋、鸽蛋或鹌鹑蛋。毛主席宴请几位客人就配上几个虎皮蛋。

杨纯卿得知他做的武昌鱼出现在毛主席诗词里以后，就珍藏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不再轻易做武昌鱼。但凡有朋自远方来，才必做此鱼。姨父离开武汉多年，“文化大革命”后，又作为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的党委书记带着香港远洋公司的几位老板参观三峡，然后去了武汉。此时，武昌东湖宾馆已揭去神秘面纱，对外营业了。他们就住到东湖宾馆，特意吃了杨纯卿主厨的武昌鱼。姨父跑到后厨房，恭而敬之地请他出来跟大家见面，向大家介绍说，是这位杨纯卿师傅给咱们做的武昌鱼，他就是当年给毛主席做武昌鱼的“大作家”。大家热烈鼓掌。

姨父离休后，再次去武汉时，杨纯卿已经退休。姨父打听到他家住在一座楼房的第九层。晚上，姨父跑去看他。大楼没有电梯，楼梯上没有电灯，楼道里黑黢黢的，两边放着单车，堆着煤球和蜂窝煤，左一筐、右一摞，磕磕碰碰，刚刚能挤过去一个人。姨父好不容易爬上九楼，到了杨纯卿家，却碰上他的老伴过世，他刚刚把老伴送走。他也变得苍老了。姨父说了好多安慰的话。他只是木木地坐着，呆呆地望着姨父。姨父好言宽慰了几句，就告辞了。临别时，杨纯卿仍旧木木地坐着，忽地露出感伤的表情说:“书记哇，我不行了，我的腿不能动了。”没过多久，姨父就听说，杨纯卿也跟着老伴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