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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大别山，粉碎敌人的防御体系，去争取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伟大胜利。新上任的警卫团政委也在胜利的大进军中续写着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历史。他当然不会想到，新中国成立多年以后，还会发生如此令人忧心如焚的党内斗争，而且会冷不丁地冒出来一个“窃听案”。

姨父刚出狱时，原国家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老人偕夫人来到了广州。董老没有忘记这个在警卫和接待工作中多次为他提供服务的人，听说他出狱了，特意让老伴何莲芝来家里看望他。何莲芝一看他们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只有一张床，就问，你们怎么住呀？六姨说，我们两个和小女儿睡一张床。晚上，再用两个箱子对成一张小床。大女儿、二女儿一个上夜班、一个上白班，在两个箱子上轮流睡。要是两个人都回来，一张小床睡不下，就挤到邻居家女孩的床上，有的头朝里，有的头朝外。何大姐掩饰不住难过的表情，却说了一番“忆苦思甜”的宽心话。我说呀，孟敏，这总比我们长征时候好多了。长征时候，能睡在大树底下就很不错了。唉，现在住的还是房子嘛！

六姨说，大姐，我不怕房子小，我只是想念毛主席。我在“五七干校”做梦都梦见毛主席，想给毛主席说一说外边发生的事情，可走到毛主席跟前时，不是起床哨，就是公鸡叫，梦就断了。何大姐说，孟敏哪，你莫怪公鸡叫，也莫怪起床哨。六姨问，为什么？何大姐说，公鸡叫的时候，毛主席刚刚睡下，你忍心把他叫起来吗？毛主席为国内和世界上的大事情有操不完的心，你就是见到了毛主席，你能向他说些啥？

六姨与何大姐的对话像一个寓言一样的耐人寻味。

3.螃蟹的过错(2)

那么，“窃听案”是不是毛主席应该操心的一件大事呢？“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揭露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盗窃党的机密”的中发[66]277号《中共中央文件》，是经过毛主席圈阅的。那时候，骇人听闻的事情实在太多，姨父和全党同志一样，已经习惯于无条件地接受毛主席作出的一切判断，包括只是圈阅过的一切文件，即使感到震惊，即使事后证明是搞错了的，也只能像“抢救” 运动那样，等着由毛主席出来纠正。

但是，姨父已经不可能听到延河岸边的马蹄声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那一年，周总理走了，朱老总也走了。前一年，董必武老人走了。谁也看不出，朱汉雄同志是一个情感如此丰富的人。每一位伟人离去，他都要把自己关起门来流眼泪。他不愿让别人看见他的眼泪，那是属于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情感世界的秘密。

那么，毛主席认可过的案件，还有谁可以出来进行复议呢？

但是，姨父所迫切需要的已经不是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脱帽礼”。毛主席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是一种巨大而沉重的悲痛和同样巨大而复杂的忧思。

姨父还三次见到了李先念。头两次是打倒“四人帮”以前，李先念副总理出国访问，往返经过广州。姨父正住院治病，李先念的警卫员打来电话说，先念同志要见你。姨父就跑去看他。一见面，李先念说:“罗儿的，你装什么病？到处找不到你，原来你在医院里‘泡蘑菇’。”姨父说:“我真的有病，前列腺要动手术。”李先念说:“那你怎么不找我？”当即让自己的保健医生给他看了病，建议他不要开刀。他没有开刀，果然病也好了。

有人说，你怎么不向先念同志谈一谈自己的事情？姨父说，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先念同志有多少烦心的事情，怎能麻烦他？

打倒“四人帮”以后，姨父出差到上海，已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也到了上海。姨父曾与之商量在梅岭一号安装录音线路的申兴国，当时已担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也随同李先念到了上海。晚上吃螃蟹时，申兴国对李先念讲，朱汉雄也在上海。李先念说，你去打电话，把朱汉雄找来吃螃蟹。这是申诉个人问题的好机会。但他一看见螃蟹，就想起粉碎“四人帮”时，看到上海街头漫画上画着一根绳拴着的四只螃蟹，一下子就忘了别的事情，只是一个劲儿地向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马学政喊叫，老马，这螃蟹壳要用锤子砸的，一只手用钳子夹住，另一只手才能用锤子砸呀！可我是一只手，干急吃不到嘴里，你得帮帮我呀！

李先念跟大家哄堂大笑。

事后，他还一个劲儿地怪罪螃蟹，吃螃蟹真把我给整苦了，哪里还顾得上螃蟹以外的事情？再说，我的问题自有管我的部门来管，够不着麻烦国家主席。

转眼到了1979年，“四人帮”被打倒三年之后，“窃听案”仍旧没有平反。“文化大革命”中被他护送到武汉以后就下落不明的王任重，跟他一起蹲过监狱、偷采过“野山茶”的金明、李尔重，都已先后出狱，重新出现在高层政治舞台上。王任重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金明出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他们都来看望共过患难的朱汉雄同志。但是，谁也没有提及他的平反问题。六姨替他着急，问他，你怎么一句也不提自己的事情？他说，我这个不大的干部自有管我的不大的部门，用不着老首长特殊关照。

4.杨尚昆与“一串蚂蚱”(1)

姨父在注意杨尚昆的消息。杨尚昆是毛主席圈点过的“窃听案”首犯，却迟迟看不到他的踪影，听不到他重新出山的消息。“窃听案”肯定是在上面哪个地方“卡壳”了，急是没有用的。

那时，我国思想战线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论战，是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呢？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把“两个凡是”作为标准，那么，“窃听案”和毛主席说过、圈阅过的一批错案都将成为“坚决维护”的冤案，“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过的一切还要“始终不渝”地继续推行。中国共产党面临抉择。

历史终于在这里喘了一口气，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把“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最基本的思想路线的时候。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所谓“窃听案”的“首犯”杨尚昆同志恢复了自由，先是到广东肇庆休养，然后到了广州。姨父听到了这个消息，感到极大的欣慰，就在一天晚上跑到珠岛宾馆看他。他们放着沙发不坐，就地坐在地毯上，一人面前放着一个烟灰缸、一包香烟，一谈就是几个钟头。

杨尚昆说，我知道，你是我这个“窃听案”中的一个副案。全国有四个副案，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各一个。在武汉，就是你朱汉雄了。这是无中生有嘛！正常的工作录音一下子就搞成了“窃听案”，把一批好同志都给拖进去了，根本没有这个事嘛！

杨尚昆又说，1969年，林彪下了“一号通令”以后，我就离开了北京，被关在一个地委的招待所里，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三层楼，就住我一个人，与世隔绝呀，一住就是好多年。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也不知道。后来通知我，北京来了专机，要接我回去。省委那些常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呼啦一下都来了，地委书记那些头头脑脑也都来了，来送我上飞机呀。可飞机来接我以前，我在那里住了好多年，鬼毛也看不到一个。飞机一来，就热闹起来了。我们党的这个风气很不好。

他们从晚上六点多钟一直谈到十二点，姨父看了看表说，哎呀，太晚了，不能谈了。杨尚昆说，不要紧，早着哩。姨父说，你明天早晨可以睡觉，我明天早晨八点钟还要上班，就告辞了。

我说，姨父，你为什么还是不讲自己的事情？

姨父说，我和杨尚昆同志不在一个档次呀，他是中央领导层里的人。我们见面后不久，他就当了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不久，又回到北京当了国家主席。他关心我，我尊敬他，这就够了。

我说，关于“窃听案”，他怎么只讲了几句话？

姨父说，那时候，他只是人出来了，他的平反文件也没有下来，所以他只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般的事情。让你六姨把《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一版）拿来给你看，这本书上有一节是专写“窃听器事件”的。

我在这本书中看到:

“所谓‘窃听’、‘私录’和‘秘密录音’，是不存在的。机要室的录音工作，有的是请示中央办公厅领导或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的，有的是按照惯例由机要室进行的，机要室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知道。有的录音还是毛主席指示要录的。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主席亲自指示我主持录音的。”（226页）

“但由于种种原因，录音工作曾受到过毛泽东的几次批评。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件事被人为地捏造为在毛泽东身边私设窃听器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株连许多人的冤案。”（224页）

但是，我在书中没有看到，录音工作受到毛泽东几次批评的“种种原因”是什么，是何人以何种借口造成了这个冤案。

我只能看到:

“1959年11月中央杭州会议上，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同志插话说，还有录音呢。主席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我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27页）

“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那次，我因正在河南搞调查研究工作，此事根本没参与，但仍被牵连进去，并受了组织处分。”（229页）

姨父说，总之，这是下边搞不清楚的事情。

1979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对朱汉雄同志的平反决定》:

朱汉雄，男，1921年生，四川省开江县人，家庭出身中农，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一九四零年入党，原任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南旅游局局长、广东省外事办副主任、广州国际旅行社经理。

朱汉雄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在林彪、“四人帮”阴谋策划下，制造的“窃听案”问题受到株连，以“现行反革命嫌疑”等问题遭到逮捕审查。

经查，省委认为:朱汉雄同志参加革命以来，长期搞公安保卫和外事接待等工作，在多次保卫毛主席的警卫工作中任务完成是好的，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全国解放后的十七年，工作成绩应予肯定，“文化大革命”中对朱汉雄同志的逮捕审查纯属打击迫害，是冤案，对所谓参加“窃听案”、“现行反革命嫌疑”以及强加给朱汉雄同志的其他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与此有关的材料应彻底清除销毁，对其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应做好善后工作。撤销省革委会专案办公室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关于朱汉雄问题的审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以及省委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日《关于对朱汉雄同志问题处理的批示》。

4.杨尚昆与“一串蚂蚱”(2)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印章）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平反决定”的下面，有姨父签署的意见:我同意这个文字结论，其中“历史清楚”我的实际应是“清 白”比较合适，对否请组织上酌情。

朱汉雄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次年，即1980年10月，在打倒“四人帮”四年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印发中央办公厅《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附件，即《关于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密录音”问题的复查报告》。长达十四年之久的“窃听”冤案，最终得到了平反昭雪。在“复查报告”列举的受害者十四人名单中，我看到了姨父的名字。

姨父说，一串拴了十四个蚂蚱，我是第十一个！

5.最后的游击战(1)

姨父拿到“平反决定”时已经五十八岁。他听说要打破“干部终身制”，六十岁就要交班，只剩下两年时间了。他在想，在行将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要抓紧干点什么呢？

他的眼睛盯住了公司的住房问题。远洋船员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没有住房。公司机关在广州，而数以万计的船员却散布在上海、青岛、大连、天津、武汉、重庆等各个港口。这些港口都有公司的派出机构，却跟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各地政府不会把远洋公司的住房问题列入本地计划。姨父到大连、上海、武汉港口的船员家里“串门”，看到不少船长、大副、轮机长，把两根木头杆子靠在别人家的墙上，搭一个小庵子，那就是他们的家。

姨父搞了一个解决房子问题的计划，得到了领导班子的同意。到各地政府说好话、要房子、磕头烧香的任务，就理所当然地交给他了。

他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战役。当他情绪亢奋地讲着在武汉、在大连、在上海、在杭州怎样“跑房子”的故事时，我感到，他是在动用一个“老公安”的特殊关系和特殊手段，在行将与权力告别的时候，再留给后人一个可供享用、可在历史上矗立一些时候的惊喜。

给大连海员“跑房子”，他找到了辽宁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张铁军。张铁军在太行根据地保卫机关当过侦察科长，是个“老公安”，他们在北京见过面。一天早上，他忽然接到公司驻大连工作组组长杨永才的电话，杨说，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到了，张铁军到了大连。但在第二天，大连市委书记就要外出，希望他当天就赶到大连，抢在市委书记出差之前，拉上张铁军跟市委书记搞定住房问题。晚到一天，就很难再找到“三照面”的机会了。

这就难了！姨父说，我是上午九点钟接的电话，十点钟有一班飞机从广州飞沈阳，到达时间是中午十二点钟多一点;从沈阳到大连没有飞机，每天只有一班火车，飞机到达沈阳距火车发车只有半小时，从飞机场到火车站还有一段路，下了飞机就要赶火车，实在太难了。但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就对杨永才说，你立即找张铁军，请他要辽宁公安厅派一辆车、一个人，到沈阳机场接我，一定想办法把我送上去大连的火车。

他打完电话就直奔机场，赶上了十点钟起飞的飞机。到沈阳一下飞机，辽宁省公安厅的警卫处长已经带着八个缸的“奔驰”车在机场门口等着了。姨父说，警卫处长也是完成“特别任务”的老行家呀，他把车开得嗷嗷叫进了市区。交警都认识这辆车，跑到哪里，哪里给绿灯;跑到哪里，红灯照样过。他事先给沈阳火车站站长打了招呼，把车子开到了火车站贵宾室门口，车门一开，站长就在门外等着呢。站长和警卫处处长拉着我就往贵宾室里跑。贵宾室那边门一开，一股道上就停着去大连的火车。刚刚把我送上去，火车就“呜”地开动了。

姨父说，不是我老朱自夸呀，这个事，没有点特殊手段是办不到的，只有我老朱办得到，我老朱干这一行是干惯了的。当天晚上，我就紧锣密鼓地找到了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再跟他一块儿找到了大连市委书记，当场拍板，就把房子的事情搞定了。OK！当晚就批了条子，签了字，只剩下找下面办事的具体落实了。我心里也OK了，住下来，洗了澡，该吃点、喝点呀，弄几瓶啤酒、弄点白酒喝呀，最好有点鸡爪子什么的。可惜哟，天太晚了，啥都冇得了。姨父大笑。

姨父说，我们这样的人就是喜欢搞“突破”，哪个门槛过不去，哪个地方卡了壳，就专拣哪个地方去突破。

但是，当他背着包包去“突破”上海的时候，却迟迟找不到突破口。他暗访过一些建筑工地，也偷看过不少地皮，而且受到了上海房管局局长和不少熟人的接待，可是一提起要房子，他们都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十分冷酷无情地、毫无讨论余地地表示无能为力。姨父困守在上海大厦长达半月之久，整天不下楼，手不离烟卷儿，闷在房间里吞云吐雾。

就在他感到“老朱才尽”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就是原“水上卫队”队员、“文化大革命”时跟他一起护送王任重的曹志勤。王任重已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曹志勤仍是他的秘书。姨父立即打电话向曹诉苦。曹志勤也不愧当过“老公安”，给他出点子说，你抓紧就房子问题给任重同志写个告急信，但不要作为文件传递，那个收呀、发呀、登记呀，程序太复杂，时间拖不起。你直接写到我家里，一竿子插到底，我直接送给任重同志，请他给你想想办法。姨父照办。没几天，他就在上海大厦收到了曹志勤的回函，在他写的“告急信”上，王任重赫然批了一句话:“请彭冲同志关照解决。”

彭冲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他一看到王任重的批示，就指示上海市政府张秘书长召集房管局、建工局等有关局、委开会，专门解决远洋海员的住房问题。姨父惊叹地说，上海的同志当场拍板，给我们一万平方米，把我高兴得差点晕过去。主持会议的张秘书长是跟着陈毅进上海的人。会开完了，他说，老朱哇，你真狠哪！我说咋啦？他说，上海一解放我就来了，我还没见过哪个省、哪个大区、解放军哪个兵种、任何一个单位，能在上海一下子要走这么多房子，还按上海的价格，没多收你一分钱。

5.最后的游击战(2)

姨父离开上海时，怀着感动加激动的心情答谢上海的同志。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也是他的老朋友。他对任说，我想请上海的同志在这里吃一餐便饭。任说，老朱，我看你免了吧，他们在大上海啥没吃过？姨父说，你看着，我只花很少的钱，还一定要吃个新鲜，吃出个新水平。

他立即给大连的杨永才打了电话，嗳，老杨，弄点海鲜好不好？杨问，什么海鲜？他说，那个长刺儿的，叫个什么“蚂蚁蛋”哪？像板栗没有剥壳，圆包带刺儿，紫黑色的。杨说，你说的是海胆。我说，对，是海胆，还有海参、海螺，都要活的。杨说，没问题。姨父住过大连的棒槌岛宾馆。他知道宾馆有一个副业组，组长带着一两只小船，天天去渤海湾里弄海鲜。杨永才跟他们搞熟了。杨说，活海鲜弄来很容易，但是怎样送到上海去？姨父说，你把汽车开到海边上，包装的东西都准备好，副业组一把海鲜捞上来，你马上装好，拉起来就跑，直接拉到飞机场，赶上大连飞上海的班机，把东西交给民航办事处主任，请他马上交给机长就是了。姨父又找到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就是跟李先念一起吃螃蟹时帮他整螃蟹的马学政，请他通知上海民航局，飞机一降落，就把汽车靠上去，把东西接下来，直接送锦江饭店厨房，交给刚刚聘请来的日本厨师。

日本厨师一收到这样的海鲜就眼睛一亮说，哟嘻，这个东西哪里的？高级高级的！用一个圆盒子，放了冰，再把海胆一个个地放在盒子里，盒子周围放了七八十来种作料;又用刀子在海胆上削了一个小洞，摆在小碗里面，往洞里浇作料，用小调羹挖着吃。上海的同志吃得非常高兴。他们说，吃的东西和吃的方式，都是他们没有见过的，尤其没有想到，会吃到从遥远的渤海湾当天捕捞上来的东西。

姨父已经习惯于“老公安”的特殊手段。当他动用这种手段只是为了让客人吃上一次新鲜海胆的时候，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倒是为自己能把渤海湾里的东西随时丢到一千公里以外的一个圆盒盒里供贵客享用而感到莫大的快慰。任百尊经理也大为惊诧说，老朱哇，你的点子真多呀，我这个老上海这么多年也没想到搞海鲜还有这么个搞法！姨父说，嗳，那就请我给你们锦江饭店当顾问，我把这条“海鲜路线”送给你。

姨父还要给浙江的海员“跑房子”，就到杭州找王芳。

王芳原来是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同样受到过“窃听案”的牵连，中央“平反决定”提到的十四人名单中也有他的名字，被姨父视为“一根绳上的蚂蚱”。他平反后，担任了浙江省省委书记。王芳一见面就问，你要建多少房子？姨父说，我不是建房子，是要买你们现成的房子。恰好杭州刚刚盖起了七十二套房子，已经进入分房阶段，大部分房子已有人拿到了钥匙。王芳二话没说，就批给“远洋”十二套房子。

使姨父感动而且不无感伤的是，他一到杭州，王芳就特意让他住在汪庄。姨父知道，汪庄是毛主席生前来杭州住的地方，连连摇头说，我不住，我不能住，你叫我住毛主席住的地方，我怎么安生得了啊？他拿起包包就要走。王芳拦住说，老朱啊，我知道你不是高官，可你是一个为毛主席做警卫工作出过大力、受过大难的人，你不存在身份、地位问题。姨父凄然道，我不住，反正我不能住。王芳说，房子现在是空着的，你不能住谁能住？我们都是忠诚的人，也都是吃过苦头的人，我就是要你住这里。

姨父只好在汪庄住下了。他知道，他正在向属于自己的那一个时代告别。那个时代也即将远去。当他为浙江海员搞到最后十二套房子的时候，他已经打完了此生的“最后一个战役”。

一个巨大的身影正在晚霞中横空掠过，汪庄空旷而沉寂。

十 跳动的夕阳

1.“鬼子进家了！”(1)

姨父从一切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在钓鱼、下棋、培植盆景的快乐中安度不属于一个公安局长、不属于一个党委书记，只属于一个普通老人的晚年。一个戏剧性事件却打破了他和六姨的宁静:他们的小女儿毛妹从日本留学归来时，出人意料地带回了一个日本女婿，而且，这个日本女婿的父亲又偏偏是一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

毛妹跟她日本夫婿的跨国情缘带有神秘色彩。这个浪漫故事的第一个镜头应对准东京的一家餐馆。时间是1990年初春的一天，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西村博明来餐馆用餐，餐馆老板上前搭讪说，西村先生，你在忙什么呀？西村说，我正在发愁呢，从中国进口了一批建材，一大堆中文资料还没有翻译出来。老板说，哦，有一个中国女留学生在这里打工，她的日文棒极了，我给你介绍一下，你找她就是了。

毛妹说，刚刚认识西村博明，直觉就告诉她，这是她这辈子所要寻找的那个男人。我问为什么？毛妹说，这是说不清楚的，总觉得他跟别的男人不一样。他来酒吧饮酒，总是表现出走进某一个大学实验室从事天体物理学或是遗传基因学之研究且已接近成功的样子，好像沉湎于某种抽象的想像中，显得迷茫而沉静。他从不带别的伙伴一起来，从不夸夸其谈，从不讲日本男人最爱讲的“黄段子”，喝酒的样子也好像是跟“杯中物”进行温情脉脉的对话，不声不响地喝了酒，就不声不响地离去了。

我问西村，你对毛妹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呢？西村咋舌说，哇，这个中国女留学生好厉害呀！毛妹为我作注解说，西村所说的厉害，是因为她不会像日本女人那样在男人面前刻意表现出谦恭乃至于谦卑的样子，不会露出礼节性的微笑而浪费过多的表情。

但是我知道，毛妹的厉害不止于此。她为了完成在东京大东文化大学的学业而同时在两家餐馆打工，是一个勤奋而不失尊严的打工者。一个日本老头——一家著名企业的三把手与政要人物一起吃饭时，在她的臀部摸了一把，她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身给了他当胸一拳，打得日本老头仰脸倒在桌子上，打出了日本女人压根儿想都不敢想的高水平，全场皆惊。日本老头到了次日早晨才一惊一乍地清醒过来，托饭店老板送给她一束鲜花表示歉意。

打工毕竟是辛苦的。我不知道，毛妹作为一个“老八路”的女儿，当她在日本餐馆里辛苦打工的时候是否会感到屈辱。但是我知道，当毛妹必须在课堂上补充睡眠的时候，却能够保持端正的坐姿，让暗藏在衣兜里的日本录音机不停地打着转替她听课，这就等于让一个属于日本国的小玩意儿反过来在课堂上为她打工，好，我们摆平了。她就用这种方式找到了心理学上的平衡。当学业和打工的双重压力实在使她摆脱不了精神压抑的时候，她就站在东京街头用英语夹杂着日语向着日本的天空咒骂，没有具体的挨骂对象，所以路人都露出漠然的样子各走各的路。她便在不断的压抑与宣泄中成绩优异地完成了学业。她的日语可以使日本国民误以为那是她的母语。我怀疑，西村博明是毛妹“骂街”时的忠实听众。

毛妹和西村闪电般进入谈婚论嫁阶段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怎样让父母同意她跟一个“日本鬼子”的婚姻。尽管姨父和六姨都懂得把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区分开来，把日本侵华士兵与他们的上层决策者区分开来，认为那一场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灾难的日本侵华战争不是日本人民的过错，而且认为，日本人民也是那一场战争的受害者，但是，对于一个经历了八年抗战并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臂的“老八路”来说，这一切理性认识都不足以构成他在情感上可以冷不丁地接受一个日本女婿，并与一个日本侵华老兵结为亲家的理由。

毛妹不敢贸然地把西村带回中国，决定先单独回国向父母充当自己的“说客”。她对父母的“游说”好像是从一根鱼竿开始的，那是日本著名对华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送给姨父的鱼竿。西园寺公一致力于中日友好，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日两国的民间大使”。在武汉、在广州，姨父都曾热情地接待过他，并与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接下来，话题就跳跃了一下，追溯到抗日战争期间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战同盟”。我听姨父讲过“反战同盟”的故事。他们结伴从敌后返回延安的路上，受到日军追袭。我军用缴获日军的掷弹筒进行回击，战士却不会使用掷弹筒，不知道把炮弹打到哪里去了。“反战同盟”的一个日本人跑过来要帮我们的战士操作掷弹筒，但他说的是日本话，“八路”战士就跟他发生了争斗，多亏翻译跑过来解除了误会。姨父说，日本人跟日本人是大不一样的。

这句话正是毛妹最乐意听到的。她适时地把话题一转，就转到一个名字叫西村博明的日本男子身上。西村一家都是日本佛教界著名慈善团体“创价学会”的成员，这个学会的宗旨是和平、教育与人道主义，反对战争，主张对华友好。名誉会长是对恢复日中邦交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池田大作先生。西村博明本人曾用了九年光阴钻研马列主义，在日本法政大学读书期间，成为学生运动中一个派别的领袖，时常举行集会，通过大喇叭发表高分贝的政治演说。因此，他的照片曾与日本当局的通缉令一起，赫然出现在报纸上。他大学毕业后，日本没有一家公司敢于录用他，他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流浪打工生涯。当他认识毛妹的时候，已经结束了与共产主义的“初恋”，开始有了自己的公司。毛妹所说的这一切情况都小心翼翼地采用了纯属客观报道的口气，好像这个西村博明跟她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在最后冒出来一句话，妈妈，这个西村博明的年龄比我大十四岁，这算不算是一个问题？

1.“鬼子进家了！”(2)

毛妹引导着父母在不经意间走了一段曲里拐弯的路程，波澜不惊地完成了一个爆炸性信息的传递任务。六姨和姨父都听懂了。六姨一表态就抓住了要领，说，问题不在于年龄大多少，只要思想、性格合得来，不怕年龄大。姨父表情冷峻地沉默着，很久，才冷冷地冒出一句话，你自己可要想好啊！毛妹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这是她从父母口中可能听到的最好的回答。她马上给西村打电话，要他马上到中国来。

西村来中国之前，毛妹没有把自己的父亲是一个“老八路”而且被中国人称为“鬼子”的日本人暗算去一只手臂的事实告诉西村。西村来到中国以后才得知中国岳父的历史身份，一看到半截空袖筒就怵然心惊，一进家门就诚惶诚恐地向中国岳父母大人行了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就笔直地垂手而立，像是罚站。六姨再三请他坐下，他才惶然落座，把双手搭在膝盖上一动不动。西村来了两次，姨父都默然无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且精通或粗通英语的大表妹、二表妹夫妇，都站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严正立场上严格把关，用英语跟西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最后都夸奖西村与日本军国主义者毫无共同之处，绝对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第三次见面时，姨父才随手拿了一张纸，写了以下几句话:“老实做人，诚恳做事。勿忘祖国，勤俭持家。父亲赠言·给松炜。”松炜是毛妹的学名。下边又写:“愿你们平平安安地站稳自己该站的位置，愿你们很好地生活。”毛妹让西村从保险柜里取出这份赠言，让我看了，西村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折叠起来，重新锁到了保险柜里。

婚事得到中国娘家的认可以后，毛妹才跟着西村回到了日本婆家。毛妹说，西村的父亲第一次见到她，就表现出忧心忡忡的样子，把她叫到一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叫着她的小名说，咪，我要郑重地告诉你，我没有伤害过一个中国人，真的，我没有伤害过。我是关东军的一名报务员，我的任务只是破译苏联红军的电报。

我两次到广州，都是住在毛妹家中为我提供的客房里。一天晚上，西村邀我喝酒，我们就在客厅里坐下来，干喝了一瓶北京二锅头。当酒精发挥作用的时候，我开始表现对日本民歌的热爱，请西村教我唱真正的日本民歌。西村表现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凝神沉思了好大一会儿，突然间放声高唱，竟是日文的 《国际歌》。他唱得十分投入。我也用中文与他齐唱，声震屋瓦，客厅为之轰鸣。歌毕，我说，我看到了过去的西村。

现在，西村和毛妹在广州共同经营着名宏生物技术公司，在做保护生态环境的高科技业务。公司送给我的礼物却是表现中国佛教大乘教派六祖惠能的VCD和惠能向弟子说法的佛教经典《坛经》。

据悉，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的警卫团团长夏云超向当年的警卫团政委朱汉雄同志发出了警告:“老朱啊，怎么搞的嘛，我们抗战八年哪，‘日本鬼子’怎么进了家啦？”朱汉雄政委说:“哎嗨，我冇得办法了，现在又添了一个‘日本崽子’！”

他说的这个“崽子”小名狗狗，在广州一所小学读书，每年暑假都要回到日本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五岁那年，他从日本回来时说，姥姥、姥爷，我告诉你们呀，爷爷给我说，他从来没有打过中国人。第二天一早醒来，狗狗又说，真的，爷爷没有打过中国人。到了晚上，狗狗又说，真的，爷爷一发现是打中国人，他就不干了，就回到日本了。姨父面带悲悯地听着外孙一次次地诉说。他明白，五岁的狗狗也在试图治疗历史留给一个民族的巨大创伤。

2.亟待解决的对抗性矛盾(1)

矛盾是从寻找一份文件开始的。那天，姨父谈到了“窃听案”，要六姨找一找为他平反的文件让我看。六姨说，我去哪里找呀？你没有把它当成事，你也没有把它交给我。姨父露出一脸无奈的样子，哎呀，你这个六姨呀，好多东西她一管就找不到了。董必武送给我的字、黄胄的画、黎雄才的画，多了，都是名人字画呀，交给她，她往那里一堆，都找不到了，找呀，找，好，终于找出来了，不是发霉了，就是虫咬了。

六姨嗔笑不语。

姨父说，说句公道话，你六姨工作起来可以说是很能干的，可她一回到家里就乱了套了。她找一件衣服，会把所有的衣服翻得个乱七八糟，然后再收拾整齐，以备下一次再翻个乱七八糟。我说让我来搞吧，她却抓住权力不放。我有一件很好的棉袄，有罩衣，在上海买的。我说你不要分开保存，要把棉袄和罩衣套起来一起保存。她不听我的，到后来，棉袄找到了，罩衣怎么也找不到了，棉衣没啥罩了。她管的东西可以说堆积如山，至于都堆着什么宝藏，对不起，她绝对想不起来了！

六姨说，对，我的记性不好，可我还没有把女儿的名字忘掉吧！

姨父一听，就表现出气馁的样子。

六姨说，你二表妹在武汉大学上学时，你姨父从广州跑去看她。人家问，老同志，你找谁？你姨父说，我找黎莉。人家想不起这个名字，说，我们班没有这个人。你姨父就给人家瞪眼睛，我的女儿就在你们这里上学，是化学系的嘛，我这个当爹的怎么可能搞错呢？他刚刚发了火，又觉察到有所失误，忙说，哦，对不起，我忘了讲她的姓氏，她姓朱，叫朱黎莉。人家拿来学生名册，从头看到尾，又说，没有这个朱黎莉。你姨父又瞪起眼睛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怎么把我的女儿搞冇得了？人家说，老同志，这个班上只有一个姓朱的，叫朱松琦。你姨父这才长出一口气说，啊呀，就是她，那是她的学名。你听听，你姨父的记性有多好！

姨父跟六姨打了个平手，心有不甘，又抛出一个十分具有爆炸性的新闻，他说，我给你讲啊，你六姨怀疑我有“婚外情”啊！我们离休以后，有一次到重庆去，那里有几个开江县永兴场的老乡，有和我一起去延安参加革命的两个同学，还有去延安时被家里人截回去的那个女同学和她的丈夫。我们约好在这个女同学家里吃饭，因为她能做一手好菜。我跟你六姨走啊走，走到了，她又扭脸不去了。她硬说这个女同学是我少年时代的恋人！我说，哪有这个事？可她把我撂下，扭脸就走，弄得我下不了台，叫我向那些老乡怎么说呀？那个女同学就在场啊，我能对她说我那个老太婆怀疑我跟你六十年以前的关系需要搞外调吗？人家的老头子虽说七老八十了，可是人老了也会吃醋的呀！喂，太婆！你给我坦白，哪个给你说我跟她是恋人？世界上哪有这个事情？

六姨说，你讲嘛，你把话讲完！

我感到六姨有些底气不足，可她对我说，我不能跟你姨父较真，医生叫我事事顺着他，人老了，只能讲情，不能讲理。

六姨进了厨房的时候，姨父向厨房瞄了一眼，小声对我说，我可以告诉你啊，真正对我有点意思的是一个姓潘的女孩，我从来没给你六姨讲过，不敢讲，讲不得呀！我们家乡宝塔底下有个潘家寨，姓潘的女孩是那个寨子的人，也在永兴场上学。她绣了一个手绢送给我，是一块白洋布，用红丝线线、绿丝线线锁了边，角角上绣了一只小兔子、两朵花。我收下了这个手绢，却不知道跟人家谈情说爱，我还来不及学会这一套哇，不知道赠送绣花手绢的“重要意义”。多年以后，我才懂得这是很有“意义”的。我又去过潘家寨，却没能找到她。我这一辈子只有过这样一件好遗憾好遗憾的事情，说我跟那个女同学怎样怎样，那是没影的事情。我冤枉呀！

开饭时，姨父余气未消，继续向外甥诉说冤情。你这个六姨爱吃醋呀！比如说在街上碰到一个女同志，我要给她介绍一下，她扭脸儿就走，根本不理人家！

六姨问，这又是哪门子的事呀？

姨父说，五十年了，在武汉的大街上。

六姨说，啊？你还记得挺清的，那也该我说几句了。我们走在街上，有一个女的走过来，他跟人家握手呀、问候呀，还挺热乎的呢，用湖北人的话说，那个女人嗲里嗲气的……

姨父打断六姨的话，问我，你吃不吃鸡爪？

六姨用筷子断然挡住鸡爪，给我夹了一只比鸡爪高级一点的鸡腿，又说，那个女人呐，穿黄上衣、白裙子，梳双辫儿，扎了两个大红结子，下边穿一双红皮鞋。你姨父打完招呼，就要给我介绍，我正好到了马路口，就跑到路那边去了。他一过马路就说我，你怎么这样不讲礼貌？我们就在街上吵起来了。我说，你认识她吗？我可知道她，她的生活作风很复杂！

姨父说，她就是特务我也可以跟她握手。

六姨说，你可以，我不可以。

姨父说，我见过的人多了，三教九流都可以握手。

六姨说，我就不能这样做。

姨父说，哎呀，你太革命了！

六姨说，我要不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真要变成反革命了！

姨父露出一脸的无奈对我说，没法儿呀，我总是没赢的时候。

2.亟待解决的对抗性矛盾(2)

次日，又爆发了新的冲突。刚刚吃了早饭，姨父就诉苦说，一大早，你六姨又坐在马桶上不起来，我进去以后，她问，你是不是上厕所？我不吭气，我肯定是上厕所，我不上厕所来找马桶干什么？她叫我站在马桶旁边，说，你等一下，我就要起来了。我知道，她说了她要起来以后，还要在马桶上坐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有过无数次的、无比沉痛的经验，我在马桶跟前罚站，是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就要精神崩溃的时候，她才会慢腾腾地站起来。你还不能催她，你催她，她就要发脾气。她没法改，还必须叫我站在她跟前，继续忍受残酷的考验。

我说，我想问一下，六姨有什么必要让姨父站在马桶边接受考验？

姨父说，好像她是向我表现一种极为有力的精神安慰，好像她马上就会起来了，要我不要着急。可我承认我是急性子，就算我是慢性子，就算我等得下去，历史的经验证明，大小便是等不得的呀！我一旦坐上马桶，可以说是来势迅猛，直来直去。哎呀，冇得办法！有了无数次惨痛经验之后，我不听了，我不干了。这是厕所呀，怎么能老叫我站在这个地方罚站？我实在受不了哇！我说，太婆，你到你们公安局“老干处”啥也不要，就要它给你再弄一个厕所可以吗？我实在受不了啦！这个对抗性矛盾没有别的办法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叫公安局来咱家给你修个厕所。要不，这矛盾就得天天对抗。你六姨说，你别别别别别吵嘛，我就起起起起来了！可她还是好久好久好久地不起来。我不吭儿，我扭脸走就是了。可我跑回屋里还是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下，人生痛苦莫过于此呀！

我说，姨父，您老人家何不早点起床，提前占领阵地呢？

姨父说，没有法儿呀，我搞不赢她，她比我麻利呀！要不，怎么会成天管教我哩，这个事做得不对，这个文章上这一句话的下半句说得不好，这个标点点得不恰当。我说，原则上请你把关，文字上你不要管，我有我的风格。她不干，一天到晚地批评教育我。管教多了，心里烦哪！比如这个房子的楼梯、扶手、开关、门铃怎么安装，我一说，她就反对，跟我抬不完的杠。我只好硬着头皮，一切都按照我的意见办，搞好了，她倒是一个反对意见也提不出了。太婆，你说，我冤枉你没有？

六姨适时地举起了表示和解的橄榄枝，是呀，毛主席在武汉东湖住的房子就是你负责盖的嘛，你这个人的脑袋瓜子还是很好用的，你天天跟工程师泡在一起，接受了不少新东西。住房面积多大、设计成什么样子、用多少材料，你都是心中有数的。小小的门铃就交给你管了。我啥也不管了，你管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