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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水不舍昼夜地奔流着，樊口鳊鱼别来无恙否？

二 领袖的脱帽礼

1.“陀螺”爆炸了(1)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我八路军出动一百零五个团的兵力，向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上的日军及其沿线两侧据点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作战，连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缴获武器五万八千多件，破坏敌占铁路线四百七十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公里，使日寇受到沉重打击。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以后，日寇对我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

接下来，就要听姨父讲他怎样负伤的故事了。我曾想像，这个故事应当发生在枪林弹雨、奋勇搏杀的战场上，让我看到一幅壮怀激烈、撼天动地的图画。姨父却用平淡的、甚至是不值得与人道的口气开始了叙说。

1942年秋天，日寇结束了“秋季大扫荡”以后，隐蔽在山上的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师生又回到了驻地——河北省灵寿县东、西石门。那时，姨父已经从抗大毕业，担任抗大供给处文书。他回到村中时，老百姓也刚刚回来。村子里满地都是鬼子留下的秸草、马粪。供给处人员放下背包，会计就忙着接待前来报销的人。姨父走进来，看到桌子上放着老百姓刚刚送来的一个稀奇古怪的东西，是铜的，样子像抽着打转转的陀螺，陀螺上边有一根小指头粗的尾巴，尖尖地向上翘着。这是鬼子留在老百姓屋里的，老百姓不知道它是个什么家伙，就送到这里来了。姨父拿起它问:“这是什么东西？”会计说:“你看看上面是什么？”姨父念着“陀螺”上的号码说:“八八四。”“八八”与“爸爸”谐音，会计故意“嗯”了一声，好像当了一次“爸爸”，占了姨父的便宜。姨父用“陀螺”向会计后背上敲了一下，“陀螺”就“轰”地一声爆炸了。后来才搞清楚，它是鬼子“八八四”山炮炮弹上的引信。会计的棉衣背部炸开了花，却没有受伤。姨父的手上鲜血淋漓，左手的三个指头、连带着大半个手掌都被炸掉了。姨父用右手托着血淋淋的左手向卫生处奔跑，跑了一里路，血也流了一里路。医生用止血带把他的左小臂紧紧扎起来时，他因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

姨父提起这件往事的时候，与其说是在表现他对鬼子的愤怒，倒不如说是表现自己使鬼子预谋得逞的气恼和屈辱。姨父鄙视卑劣的小伎俩，他说鬼子显然是有意造成这次爆炸的，他们把山炮和炮弹都撤走了，把这个只有炮兵才认得出来的东西丢在老百姓家里，是要加害于中国老百姓的。姨父和供应处的人没有见过山炮和炮弹，不知道那是一个能够爆炸的东西，上了鬼子的当。姨父好像看到了小鬼子藏在仁丹胡子下边的坏笑，心有不甘地说，鬼子大“扫荡”屡次扑空，才这样使坏，狡猾地留下了这个东西。

抗大的医务人员摘下门板做担架，民夫抬着姨父往后方医院送，整整走了一夜。他一会儿醒过来，一会儿昏过去。到了后方医院时，却不能马上抢救。因为这里也在反“扫荡”，医护人员隐蔽了，东一个、西一个;医疗器械也埋到地下了，要这里挖、那里找。医生在山这边的村子里，护士在山那边的村子里。把他们找回来以后，再把手术器械从地下挖出来，放在农民做饭的锅里煮，消毒。再把骡子背上运东西的两个木驮子放在地上，架起一个门板，门板上铺了一块黄色的油布，那是平时搭在骡子背上防雨的雨布。姨父就躺在这样的“手术台”上，接受了截去左手的手术。

那时没有麻醉药，既没有整体麻醉,也没有局部麻醉。所以，姨父十分清醒地记住了一个黑色的瓦盆，那是老百姓家里最常见的没上釉子的瓦盆，应属于我们的祖先在五千年前发明的烧陶工艺。他甚至清醒地看到了瓦盆上的尿渍，说明它是一个尿盆。只剩下两根指头的残手、从断肢茬口里汩汩流出的鲜血和沾满血污的纱布，纷纷掉落在黑色的尿盆里。当剪子咔嚓咔嚓地咬着烂肉、啃着神经，锯子嘎吱嘎吱地锯着骨头的时候，他始终紧咬着牙齿，强忍巨大的疼痛而没有叫出声音。他设想自己回到了家乡——四川省开江县永兴场的关帝庙，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时候是下着象棋的。他试图像关云长那样露出微笑，却想起关云长毕竟没有失去他的左手或右手，便没有笑出来。

手术完了以后，与他朝夕相伴二十二年之久的左手已经彻底地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没有消炎、止血、止疼的药品，手腕断茬上的伤口迟迟长不好。由于止血绑带扎得太紧、扎的时间过长，小臂肌肉正在坏死。医生建议，立即把小臂锯掉。姨父却不能容许自己再失去半截胳膊。只有在失去左手之后，他才深刻地感觉着身上的每一个细小部分的存在，它们都属于自己的生命。但是，医生能够提供给他的全部药品只有“二百二”和偶然出现一次的碘酒。蛆，好大好肥的蛆，像蚕蛹一样的蛆，一条、两条、三条，正络绎不绝地从绷带的缝隙里爬出来。两个半月过去了，残臂还在向肘部腐烂。医生断然说，小同志呀，不能再等了，鬼子的“冬季扫荡”又要开始了，再耽搁下去，肘部以下的整个小臂都会烂掉的。姨父咬了咬牙，向医生伸出了残缺的左臂。

在肘下约十厘米处再次进行了截肢手术。仍旧没有任何麻醉、止血、消炎的药品，只能用盐水清洗伤口。姨父咬着牙在地铺上打滚，单子滚到了一边，地铺上没有床板，他就钻到了谷草里，残缺的左臂却从谷草堆里举出来，残茬上裹着的绷带像一个硕大的圆球。他咬牙挺着、受着，牙关一松，就会“啊啊”地号叫，没有词语、没有眼泪。

1.“陀螺”爆炸了(2)

门口出现了房东大娘。姨父说，他怀念这位房东大娘。后方医院的一部分病房就是设在大娘家里的。她时常端来一筐花生、柿子或是煮好的红薯，悄悄守着他、默默望着他，暗暗擦着眼泪，像是望着自己的儿子。

半个月后，姨父耷拉着半截空空荡荡的袖筒，走出了农家小院。他记得，在他的身后，一个伤员正在哭喊着白求恩大夫。他的肠子被打断了，白求恩给他做了第一次手术，在腹部留下一个排大便的漏管，要等肠子的伤势好转后，再做第二次手术，把肠子和肛门接起来。第二次手术还没做，白求恩就不幸牺牲了。伤员躺在地铺上哭叫，白大夫，白大夫，我还在等你呀，你咋就走了！

姨父落泪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这个伤员。他庆幸自己左臂肘部以下还留着十厘米左右的小臂，这一截残缺的“肉骨朵”还可以伸展、弯曲，那是他今后托起枪支、瞄准射击的地方。

2.用一只翅膀飞翔(1)

姨父回到了抗大，而他的左手和半截胳膊不会跟他一起回来了。

在姨父失去左手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他的意识和感觉都不能接受失去一只手的事实。失去的左手也不愿离开他，仍旧顽强而悲伤地存在于他的感觉当中，甚至天天来梦中找他。姨父说，有两三年的时间，我心里还是两只手，做梦还是用两只手做事情。梦醒以后，却要重新面对一个冷酷的事实，哦，我永远失去那只手了，我是一个残缺的人。

从他失去左手的第一天起，他就在想，我该怎么活着？

我能回家当老百姓吗？姨父跟自己商量，不能，一回家，国民党就会抓你杀你。我能在河北、在山西、在陕西——我们的根据地里找个地方住下来，种庄稼、娶媳妇，或是让媳妇“娶”了你，当人家的“倒插门儿”女婿，当咱根据地的好百姓吗？不能，这里没有你的亲人侍候你，这里的头几斤重，你一只手举不起。你去犁地时，只有扶犁杖的手，没有拿鞭子的手，没法赶牲口，牛也不听你的。姨父又提醒自己，你投奔延安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抗日、为了革命。你在抗大上课、出操、训练、演习，学单兵怎样动作、班排怎样动作、大部队怎样运动，都是作战和指挥作战的知识，都是为了打鬼子、为了打完鬼子还没有打到底的革命战争。一只手走了，还剩下一只手哩！毛主席和所有的革命导师都没有讲过，一只手的人不可以打仗、不可以革命。姨父又命令自己，你必须用一只手支撑起一个生命，而且，必须是一个战士的生命，必须像两只手的战士一样面对战争。

朱汉雄同志，你别无选择。

姨父开始摆治他的裤腰带，是的，他刚刚失去左手的第一个早晨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样系上自己的裤腰带。姨父开始调侃，他说，革命战士的最低要求，是不能叫自己的裤子掉下来，你说是吧？这个要求高吗？我看不高。他说的不是军裤上的裤腰带，军裤上的裤腰带是皮带，把皮带头塞进皮带扣里，拉紧，扎到皮带孔里就是了，这是一只手可以办到的。使他作了大难的是内裤上的裤腰带，那只是一根细细的线绳，一只手没有办法打结，而每天都要上几次厕所，总不能叫战友天天跟着你，替你系裤腰带。他就试着侧下身子、弯下腰，用半截残疾胳膊压住裤腰带的一头，一只手抓住另一头，五个手指头瞎扒拉、乱动弹，折腾了大半晌，总算把裤腰带系上了。但是，他在想，这不行，如果发生了敌情，必须立即投入战斗，而他在裤腰带上耗费了宝贵的时间，那就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他为了解决每天都要数次遇到的一个难题费尽心思，终于发明了一个“单手快捷束腰法”，首先改进了裤腰带的结构，在裤腰带的一头挽了一个皮带扣一样的圆圈，保留这个圆圈，每次提裤子时，只用一只手把裤腰带的另一头从圆圈中间穿过去，拉紧，绕两下，掖起来就行了。八十岁以后的姨父还在享受单手系裤腰带的喜悦，他骄傲地说，我的裤子始终没有掉下来。

还有一只手怎样系鞋带、怎样打绑腿、怎样打背包等等一系列琐碎烦人而突然变得无比巨大的难题，都像打掉敌人一个个碉堡那样一个个地解决了。比如打背包，他必须先用一只手把背包叠起来，把背包带子放好，再叫他的膝盖和牙齿参加进来，用膝盖和半截胳膊压住背包，一只手捆上绳子，最后打的一个结要用牙齿紧紧咬住，再用一只手牢牢系上。

我问，还有风纪扣呢，它实在太小了，怎样系呢？

不就是环套环嘛。六姨替姨父回答说，我们刚结婚，到了武汉，你姥姥带来一双银筷子，筷子后端有链子相连接，环子开了，链子断了。环子太小，我用两只手也捏不住，接不起来。他说，我来试试，就把筷子放在膝盖上，眼也不看，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指连轴转地捏呀捏，不一会儿，就套上去了，用牙一咬，好了，接上了。你姥姥原来对他只有一只手心存忧虑，后来又夸他这只手巧，他要是有两只手就更加不得了啦！

姨父为得到丈母娘的首肯而得意洋洋。他说他最拿手的活计是打草鞋，这是他在行军途中从一个四川老兵那里偷来的本事，接着就像要开办“打草鞋”训练班那样，指点我说，你记着，你首先要准备一条麻绳，一条一庹（音tuo,两臂平伸为一庹——笔者注）半长的麻绳，吊在你的皮带上备用;再找一件破衣裳，撕成一指半宽的布条条，要避开衣服接缝处的线疙瘩，能撕成条条的都要撕下来，也扎在皮带上备用。还要找到一双破袜子，从袜筒上抽出线线，搓成纳鞋底那样粗的线绳子，做“耳子线”。如果没有“耳子线”，你就把布条撕细一些，搓一搓也可以用。好了，你可以开始打草鞋了。你腰里有皮带，正面拴上打草鞋的绳子;还要有一根棍子，绳子另一头拴在棍子上，用脚蹬着棍子，把绳子绷紧，好了，开始打吧。草鞋底用六股麻绳，到脚后跟合为四股，收下来，变成两股，最后剩一股，拉死，好了，你打成了。因为是用布条和线绳按照草鞋式样打的，所以叫“布草鞋”。你要是有一条破皮带，事先剪下一小块，把它垫在鞋尖上，你这双“布草鞋”就有了一个皮鞋尖，不怕踢石头。你不要怕累，行军休息时，你用一个午睡的时间准能打出一双“布草鞋”。你还要记住，最好的材料是破被单，“哧啦”撕下一长条，一条破被单可以打两双半“布草鞋”。

2.用一只翅膀飞翔(2)

姨父又用比较谦虚的口气说，我这一只手，打草鞋要比人家慢一些，所以我一有空，就不敢歇着，要抓紧打草鞋，打成了，先穿一穿，踩一踩，踩合脚了，再串在皮带上备用。后来到了鄂南，我把所有的破衣服都打成了“布草鞋”，两双、三双地串在皮带上打提溜，就觉得自己如腰缠万贯般的富有。再后来，到了中原军区，在宣化店受到重重包围，没有鞋穿，不仅打了好多双“布草鞋”，还发明了用麻打的“麻草鞋”，还有一半用麻、一半用布条打的“麻布草鞋”。后来又打出了新花样，把破皮带剪出不同式样的小块块，夹在鞋掌、鞋跟、鞋尖上，你就穿上了轻便结实、走路带响、令人刮目相看的“八路牌”皮草鞋，走起来简直就是“草上飞”，空袖筒也“呼啦呼啦”地飘起来。

1943年夏初，当姨父用一只手刚刚把一度被打乱的生命状态侍弄得井然有序的时候， 抗大决定把他送回延安上党校学习深造。从此，他结束了四易寒暑的抗大生涯，与晋察冀根据地两百多个同赴延安的年轻人编队上路，奔向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地方。

这是对他的生命质量的一次检验。一个肢体残缺者要跟两百多个肢体健全者一起，进行一次同样艰巨的长途行军，要多次穿过敌伪封锁线和敌占区，要负重奔跑，要晓宿夜行，有时要匍匐前进。在跑步前进的时候，他背上的背包、肩上的挎包、挂在裤腰带上的塞满米饭的瓷缸子，都在颠簸着、摇晃着，向他缺了半截胳膊的一侧倾斜。还有一件平时令人称羡不已的棉大衣，那是对残疾军人实行优待而破格发给一个排级干部的原属于连以上干部的细洋布大衣，也被他卷成了包袱卷的形状，把两条袖子接起来一捆，就作为额外的负担斜挎在肩膀上了。这件大衣也参加了对他的摇晃。别人的背包也摇晃，但可以用两只手在两面扶一下背包，保持背包的稳定。唯独这个一只手的只能扶一边，不能制止背包向左边倒伏，只好用左肩和半截胳膊挡着、撑着，时不时地用力甩一下，把背上和肩上的重量甩回到原来的位置。他就这么一甩一甩地行军，冷不丁把自己甩了一跤，一只手的人不能爬，只能硬撑，是偏着身子硬撑，把重量甩到有胳膊、有手的一边，像蚂蚱一样地用力蹬腿，好，终于直起来了。他羡慕有两条胳膊的伙伴，他们甩着两条胳膊行军如鸟儿扇动翅膀。他是只有一只翅膀的鸟，但他不是啼叫长空的孤雁。他没有掉队。

那天晚上从山西定襄出发以后，姨父就这样扑棱着一只“翅膀”，一歪一斜地、张口大喘气地跑着。他们必须在夜幕掩护下，穿过同蒲路，穿过敌占区，在拂晓以前赶到游击根据地的一个小村庄里隐蔽，待到天黑时再次上路。他们遇到了汾河。他和大家一样地脱了裤子，撩起上衣，蹚水过河。水深齐腰，河底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一个战士踩着了鹅卵石，滑了一下，枪就丢到了水里，伸手没有抓住，又不能弯腰打捞，眼看着枪在水上打旋儿，沉入水底。他不能让自己踩上石头，不能让自己打滑。他要是栽到水里，就不好爬起来了。他和大家一样地用一只手撩起上衣，却没有另一只手像别的人那样扬起来，一摇一晃地寻找平衡。他只能用脚小心翼翼地探索，用腰部和腿部的力量抵御河水的流速。他没有倒下去。

冷风飕飕。他终于踏上了河岸，又和大家一样地光着屁股向前跑，不能停下来穿衣服，一停下就会冻出毛病来。等到跑出汗来的时候，他才和大家一样地穿上裤子、打上绑腿、系上鞋带接着跑。一口气跑了几十里，到了一个村庄。那里有打前站的，路边放着几个水桶，还有小米干饭和烙饼。他又和大家一样地站着喝了一碗稀饭，拿起一张烙饼吃着继续跑，又跑了好远的路，才到达一个山窝子里隐蔽下来。这时，他却不敢和大家一样地卸下背包、解开绑腿、脱掉鞋子，得到急行军后的放松。如果要他把这些动作重复一遍再恢复原样，那就实在太困难了。他不敢让自己放松。好比紧锣密鼓都忽地停下家伙的时候，只有他的弦儿还是紧绷着的。他产生了说不明白的直觉。进山窝时，天蒙蒙亮了，好像比拂晓以前到达的预定时间晚了一些，因此，在半透亮的曙色中似乎笼罩着某些不安和不祥。当大家横七竖八就地躺下时，他不敢躺下来。他坐着，背包还在背上背着，还要把绑腿带重新绑结实，把有些松动的鞋带紧一下，什么东西也没有放下，只是靠着背包闭上了眼睛。

忽地响起了震耳的枪声。向山顶布置警戒的警卫部队刚刚爬上山头，突然遭遇正对我实施紧缩包围的日军，双方激烈交火。枪一响就炸了锅。警卫部队往山头上冲，占领制高点。山下刚刚躺下的人爬起来就跑，刚放下的背包来不及背起来，刚松开的绑腿、鞋带来不及扎起来，一切东西都丢光了。只有那个一只手的没有丢东西。

在警卫部队的掩护下，大家撅着屁股整整跑了一天，跑到黄昏才摆脱了敌人的追袭，钻到了根据地的一个小村庄里。大家都饿得顶不住了。村庄里煮了几锅香喷喷的小米干饭。吃饭却成了难题，除了那个一只手的人以外，东西都丢光了，没有几个人还有盛饭的洋瓷碗。村里只有三两家老百姓，一下子来了二百多口人，找不到那么多的碗筷，只好各自扯起衣襟、摊开毛巾、摘下帽子当碗，随便撅一根树枝当筷子。只有那个一只手的人啥也没丢，只有他和很少几个人还能用洋瓷碗盛小米干饭。他用两个膝盖的内侧夹住瓷碗，一只手舞动着一把精致的小调羹，以完美无缺、令人惊叹的方式狼吞虎咽，还不时地咬一口咸菜疙瘩。

2.用一只翅膀飞翔(3)

大家惊奇地说，他怎么啥也没丢哇？

他说，因为我只有一只手呀！

3.“抢救”运动(1)

姨父到了延安，一住进西北局招待所就盯上了大伙房里的“列宁饼干”。“列宁饼干”是他对小米锅巴的“爱称”。在敌后吃了过多的黑豆，而且熬过了连黑豆也没得吃的艰苦岁月之后，黄焦酥脆的小米锅巴对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炊事员虽然都是来自四川的小鬼，却都是土地革命时期参军的老资格，姨父说，连他们嗷嗷叫着骂人的声音都是久经锻炼的，要想从他们眼皮底下挖走一小块“列宁饼干”是绝对办不到的。姨父以四川老乡的身份跟他们套近乎已初见成效，眼看就要把“列宁饼干”搞到手的时候，“抢救”运动却像是晴天霹雳“咔嚓”一下就开始了。

1943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主管情报工作的康生在杨家岭大礼堂作报告时宣布，延安“特务如麻”，“延安的知识分子至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各单位要人人过关，清查特务，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当场就有一个从甘肃经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到延安的张克勤接受“抢救”，站出来坦白说，他就是国民党派进来的“红旗特务”，甘肃工委是国民党一手组织的假党叫“红旗党”。从此，自抗战以来奔赴延安的青年都成了清查对象。

已经解密的历史档案证实，张克勤当年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小青年，是用“逼——供——信”的非法手段连吓带哄制造出来的一个假特务，却成了推动“抢救”运动的“典型案例”。康生这样做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国民党西安“反共救国队”队长梁干乔制造混乱的一个假情报，谎说每一批青年到延安去时，他们都派了特务进去，已经派去了多少多少人。康生如获至宝。毛主席也听信了康生的汇报。一时间，所有从蒋管区经西安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都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已经为抗战失去了一只手的朱汉雄同志也不能例外，他是在1939年由四川家乡经西安投奔延安的，是高小毕业的“知识分子”。

姨父也去大礼堂听了开展“抢救”运动的动员报告。听了报告，却不准离开会场。每个人发给两个烧饼，还抬去了两大锅稀饭，让他们填填肚子，当场坦白交代。已经有了四年军龄、三年党龄的姨父，对自己突然变成了审查对象满不在乎。跟他一起听报告的，有来自敌后的青年，还有从河南、山东来的地下党员，他们都在一惊一乍地犯傻发愣。姨父吃了烧饼，喝了稀饭，而且打了饱嗝儿，却丝毫没有产生坦白一点什么的愿望。他们被带回招待所，立即打点行李，又被带到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一百多人被编成若干个班，分别关在十二个窑洞里。每个班都派来一个统领“抢救”运动的班主任，不准互相串门，不准交头接耳，在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看守下，开始了“抢救”运动的“车轮战”。

对姨父的审查是从他的出身和他怎样投奔革命开始的。

他要感谢祖父和父亲，因为这两位老人家都是悬壶济世的乡村医生，在姨父出生以前或是在他的幼年时代已先后去世以后，只留下一个无人支撑的药房和一个装着药草游走四乡的破褡裢，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和任何值得怀疑的经济或政治问题。

他还要特别感谢开江县永兴场高小的宋更新老师。宋更新是老资格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跟新中国建立后担任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王维舟一起进行革命活动，受到国民党的通缉，被捕入狱。永兴场开明绅士丘树勋想方设法把他保释出狱，他又秘密潜往西安，会见了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以后，又来到由丘树勋担任校长的永兴场高小，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把包括姨父在内的一大批学生送到了延安。

姨父良好的记忆力和他善于讲故事的才能，使得宋更新老师在他的“坦白交代”中栩栩如生。他说，宋更新老师四十多岁了，身穿丝绸长衫，脚登礼府呢布鞋，嘴边虽有一个伤疤却没有妨碍他发表声遏流云的抗日演讲。他还用令人称羡的颜体、柳体、隶体书法，在校园的墙壁上写下了大大小小十几块“校训”，把永兴场高小侍弄得焕然一新。校园里还栽种了一行行柳树，建起了足球场、网球场、篮球场，还开垦了一个苗圃，种上了桃、李、菊花、金银花。足球场后边涌动着含翠欲滴的竹林。永兴场高小拥有了开江县中学也比不上的校园风景。

负责“抢救”的人说，要老实交代你的问题，不要扯远了。

姨父说，不要急，我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宋更新的小屋里有很多禁书和报纸、刊物。大家可以走进他的小屋，随意读书看报。我们正是在他的小屋里读了《陕北动态》和《抗大动态》、《大众哲学》和《游击战术》，才发现世上还有一个叫延安的地方，那里讲平等、讲自由、有饭吃、有衣穿，还有教你怎样打鬼子、求解放的大学校。因此，我们高小毕业后，就拿上宋更新写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介绍信，把它藏在一条破棉被的棉絮里，直奔延安。宋更新老师就是我们参加革命的介绍人。此人的情况和我们经由西安投奔延安的情况，你们找林伯渠、王维舟去，他俩都可以证明。

但是，有人问，你们来延安的路上，谁能保证没有特务钻进来呢？

姨父说，可以查点人数嘛，我们原有十三个同学来延安，到延安时，人数没有增加，倒是少了三个。

3.“抢救”运动(2)

怎么少了三个？

姨父说，我有一个同班女同学，原来是十三个同学中的一个。她事先把衣物、钢洋，还有可以变卖成现钱的大烟土，统统放在一个同学家里。出发前一天的下午，她假装去同学家里玩耍，从前门进去，又从后窗跳出来。我在窗外等着她，为她雇好了滑竿儿。她翻窗而出，就坐上滑竿儿，一溜烟地到了太和场，到我姐姐的婆家藏起来了。同学们次日出发时要经过这里，届时再接她一起上路。不料当天晚上，这个女同学家里的人发现她不见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灯笼、火把，满街找人，永兴场如同炸了窝。我气也不敢出地躲在家里。

次日，大家若无其事地上路了，刚刚离开永兴场，就迎面碰见这个女同学被家里人押着，用滑竿儿把她抬回来了。她哭哭啼啼地坐在滑竿上，跟大家擦肩而过，互相眼巴巴地望着，谁也不敢说话。原来昨天抬滑竿儿的挣了钱，就去大烟馆里抽大烟，一个烟泡抽下去，就晕晕乎乎地泄露了机密。她家里的人就把她抓回去了。所以说，刚刚上路，就少了一个。

班主任问，这跟“反共救国队”是什么关系？

姨父说，我压根儿没听说过“反共救国队”，只是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六大爷……

班主任点头说，好，你说下去！

姨父说，我们越过两三个县境，来到一个名叫固均坝的地方。大家必须在这里停下来，找到固均坝的帮会头子六大爷，得到他的名片，才能通过固均坝和前边另一道关卡两河口。六大爷外号“青胡子”，残害过很多经过固均坝到延安去的青年。他的儿媳妇就是从他原要杀害的女学生中选出来又被霸占了的。

六大爷早年倒霉时曾逃到永兴场避难，受到永兴场联保主任王守敬的款待。大家就让女同学魏光碧冒充王守敬的女儿，拿上王守敬的名片，还带上联保处证明他们是去西安投考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的假公函。这个女同学聪明伶俐，有表演天赋。她扮演的“王守敬的女儿”口齿伶俐，楚楚动人。六大爷对恩公的女儿不敢怠慢，却又怀疑他们是到延安去的，表示为难说，眼下形势吃紧，走的人太多不好办，让他们大大减少人数。大家硬着头皮在固均坝苦撑了一个星期，“王守敬的女儿”说尽好话，六大爷才给了面子，同意只减两个人。减去谁呢？大家都不愿回去，只好用表决的方法，让两个家境较好的同学为大家作出牺牲。这两个同学都是毅然打破家庭阻挠，决心到延安去的，但为了大家能通过关口，就不得不含泪返回了。所以说，过了固均坝，又少了两个人。走到西安、再到延安时，只剩下十个人。

姨父表现了讲故事的高超才能，他讲的故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这个故事的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他还郑重说明，剩下的十名同学中，除一人已经在战场上光荣牺牲，其余九人都可以对此作证。

他感到，对他的审查可以到此结束了。

4.摸了摸铁轨的后果(1)

姨父高兴得太早了。他没有想到，在他怎样从敌后根据地回到延安的问题上，竟有人提出了疑问，你是怎样越过公路的？公路上有鬼子的碉堡，鬼子是怎么让你过来的？姨父说，有部队掩护呗，我跟着部队走就是了。又问，同蒲铁路是日本鬼子占领的，你怎么能通过同蒲路？姨父恼火地说，我们跟着部队，瞅个空子钻过来就是了。姨父为了表现我们的部队是多么的值得信赖，又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深更半夜，我跟着部队过了同蒲路，又回转身摸了摸铁轨。

话一出口，就被抓住了“辫子”。

什么，你又返回去摸了铁轨？

是的，夜晚看不见，我就返回去摸了摸铁轨。

你为什么摸铁轨？

我没有见过铁轨，我要摸摸它是啥样子。

它是啥样子？

好凉好凉的，细长细长的，一节一节的。

你想要它怎么样？

我不想要它怎么样，我只想摸摸它。

你为啥对铁轨有这么大的兴趣？

啥也不为，只为我没见过铁轨。

在场的一位牛同志，是四年前姨父从西安来延安时由八路军办事处指派的领队。他当即喊叫起来，他妈的，你说你没有见过铁轨？四年前，我们一起经过西安火车站，你敢说你没有见过铁轨？

可我当时不晓得那是火车站，不晓得那是铁轨，我没有在意。

这一次，你为啥这么在意？

不为啥，我只是有点好奇。

那么，你为啥只是对铁轨这么好奇，为啥不摸别的东西？

我不晓得……我不明白……总而言之……

姨父已经领略到了“车轮战”的威力，它周而复始地揪住一个问题团团打转，转得人头昏眼花，任何不是问题的问题都会变得十分棘手。经过三天三夜的“车轮大战”，他甚至也开始怀疑自己在深更半夜、又是通过封锁线的紧急时刻，却返回身去，弯下腰来，用他仅存的一只手向冰凉的铁轨上触摸一下的合理性了。他已经被逼得无话可说、无路可走，就忽地站起来，挥舞着半截空袖子大声喊叫，老子没吃过国民党一粒米，没喝过鬼子一滴水，没在旧社会做过一天事，老子自从参加了革命就一天也没有离开过部队，老子就是想摸摸同蒲路上的铁轨是个啥样子。你们想把老子怎么办，随你们怎么办就是了！

朱汉雄为什么摸铁轨的问题暂时“挂” 了起来，窑洞里的斗争继续进行。主持“抢救”的人又逼着一个从河南来的党员承认河南地下党是“红旗党”，他本人是“红旗特务”。他历尽艰辛从白色恐怖中跑到延安找党，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下场，对前途绝望了，想上吊自杀，裤腰带和背包带都被收走了，挂蚊帐的钉子也被拔去了，没有可以上吊的东西，他就把墨水瓶砸碎，大口大口地把碎玻璃吞了下去。幸被发现得救。

姨父的愤怒再次爆发了。他冲着班主任大喊大叫，老子不干了，老子没学过吞玻璃，老子要走人。你给我一张条子，我眼下就拿上条子走人！

你要到哪里去？

你管不着！我死到哪里你也管不着！我只要你写一张条子，说清楚我是不是蒋介石派来的，我是不是投机革命，我眼下就走人。我就是一头撞上胡宗南，死到他手里，也不用你管！

跟姨父一起接受“抢救”的有音乐家、木刻家、话剧演员、报纸主编，还有一个穿着一件破西装刚刚来到延安的艺术家。一群面色苍白的“小资产”蜷缩在土窑洞里还要鼓鼓捣捣地进行艺术创作，唱起了他们改编的《抗大校歌》，原词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却唱成了“中华民族倒霉的子孙”。十年以后的1955年，乘飞机去印度采访“万隆会议”、在国民党特务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中因公殉职的新华社记者沈建图也是“倒霉子孙”中的一员。他是从马来西亚回国的进步青年，中文还没有学好，首长报告可以听懂，却只能用英文记录，谁也看不懂他记的是什么。仅此一点，就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革命警惕了。冬天，延安天寒地冻，他还穿着木板拖鞋，坚持要冲凉水澡。革命的同志们啊，难道说这样稀奇古怪的行为还不触目惊心吗？还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

我为姨父和一切被“抢救”的“小资产”感到庆幸，因为“毛主席这时已经觉察到了‘抢救’运动中的问题”——这是从《杨尚昆回忆录》中看到的，毛主席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窑洞的看管也日渐松动了。姨父当时并不知道，党中央已经下文件通知全党:“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已告一段落。”运动被搁置下来，被“抢救”的“失足分子”还都“挂”在那里。

窑洞前边没有把门的了，“抢救”对象可以离开窑洞了。他们三五成群地跳到延河里洗澡，心里的窝囊和气恼却怎么也洗不干净。伙食大有改善，不是炖猪肉，就是炖羊肉，大馒头随便吃。姨父历来表现良好的胃口却跟他闹起了别扭，总也吃不出“列宁饼干”的味道。鲁艺的演出队、秧歌队前来演出，叮叮哐、叮叮哐，演的是《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姨父心中的荒草却在疯长着，不行，他对“抢救”人员说，我得要个说法，要个两指宽的纸条，必须给我写上:现已查明，朱汉雄同志摸一摸同蒲路的铁轨或是不摸一摸同蒲路的铁轨，均与蒋介石、与鬼子冇得一点关系，仅此而已。

4.摸了摸铁轨的后果(2)

姨父没有得到这张纸条，行政学院已经开始了正规课程:乡村政权建设、经济和文教政策，怎么搞互助组、合作社。周恩来、刘少奇、周扬都来作过报告。一张张条子递到了台子上，要求给“抢救”运动一个说法，给“抢救”对象一个结论。首长们都带着一大摞条子回去了。其中当然少不了朱汉雄同志的条子。

一天早上，忽然让大家紧急集合，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礼堂听报告。大家散漫地走在路上，忽听马蹄声响，姨父看见一群白马、红马从延河滩上奔驰而来。大家进了礼堂，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来作报告。姨父说，那个礼堂很简陋，只有很薄的墙，有不大的窗子，若干根细细的柱子撑起薄薄的屋顶，前边是舞台，屋梁都看得见，梁上有好多家雀粪。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这个简陋的礼堂里。毛主席一上台讲话，全场寂然无声，只能听见家雀在屋檐上啾啾地叫。毛主席大声说，同志们，对不起，“抢救”运动搞错了，同志们受委屈了，我向大家赔礼道歉！说着，就脱下帽子，向大家鞠躬。姨父一提起这件往事就激动起来，他说，毛主席话一讲完，会场上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跳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全场没有不哭的，没有不唱的，“东方红，太阳升”。不知道唱了多少遍，谁也制止不下来。他看见一个长期住过敌人监狱、来延安又受到“抢救”的老人，泪珠挂在花白胡子上，沙着嗓子痛哭失声。毛主席神情肃穆地站在台子上，多次举起双手做手势，礼堂里才安静下来。大家一肚子的委屈都烟消云散了。

这件事对姨父的一生都十分重要。在他看来，领袖能公开、坦诚地站在台子上向大家认错赔礼，这是一个政党具有光明磊落的政治品质、可以向它托付生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姨父说，亲临其境、亲眼看见毛主席向大家脱帽赔礼的人已经不多了，我是其中的一个。知错就改，有错必纠，实事求是，这是党的优良传统。那个时候，毛主席是带头做到了的;也正是那个时候，我下了此生跟定毛主席的决心。

六姨说，姨父离休以后，又跟她一起随旅游团重返延安。姨父对导游说，他要看看边区政府礼堂。导游说，没有这个礼堂。姨父惊诧地说，怎么会没有了呢？有的，一定有的。旅游车从延安南关经过时，他大喊，停车，停车！我要下去，边区政府礼堂就在这里。汽车没有停下来。他又大喊，停一下，停一下，你们就是丢下我，我也要看看礼堂。汽车只好停下来。礼堂却找不到了，他向路人打听，都说不知道这个礼堂。这时碰到一个白发老汉，老汉说，哦，有这个礼堂，在后边。地点没变，环境变了，边区政府礼堂被遗忘在一座座建筑物的包围中。姨父重新找到了它，围着它看了又看，像阅读一本被遗失多年的老书。他说他不能忘记这个地方，这是领袖表现了高尚的政治品德和人格魅力的地方，是使他重新坚定了革命信心的地方，是他后来遇到类似的荒谬和委屈就要时时想起的地方。

当年，姨父走出这个礼堂、拿到“甄别结论”的时候，中央正以王震将军率领的三五九旅为基础，组建抗日南下支队。他不顾组织部门为了照顾他的伤残而让他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安排，毅然报名参加南下支队，上前线，打鬼子。据说，在组织部门的同志面前，他用仅存的右手，在臂肘、膝盖以及牙齿、脚丫子的帮助下，表演了作为一个战士必须做好的全部动作。他打的绑腿、他捆的背包、他束的皮带、包括他用四个手指头一捏合就扣得严丝合缝的风纪扣，都符合“军风纪”的严格标准。他用两个膝盖夹着茶缸吃饭的特殊姿态以及吃饭的速度和质量都令人刮目相看，乃至于令人感到，一个战士需要完成的全部动作本来就像是为朱汉雄同志的一只手设计的。他还十分迫切地需要一支枪，最好是一支有快慢机装置的驳壳枪，当然，如果能搞到一支“三八”大盖，那也是他乐意侍弄的。他左臂肘部以下大约十厘米长的一截可以弯曲的残肢，就是为托起步枪而保留下来的。他有理由请组织部门的同志相信，他瞄准他妈的鬼子的心脏或脑壳，完成“三点成一线”的要领再抠一下扳机是冇得一点问题的。

中央组织部毅然把他送到了南下支队，编入干部队。

三 野 战

1.王胡子(1)

“文化大革命”后，朱汉雄（左）与老首长王震上将（右）相逢于葛洲坝。

1944年11月19日，在延安东郊飞机场举行阅兵式。毛主席在贺龙、王震的陪同下，检阅了就要出发南下的抗日支队全体官兵。这次阅兵式的照片后来曾多次出现在报纸、杂志和战史纪念册上。遗憾的是，姨父所站的位置不在镜头的取景方框之内。他在靠边靠后的位置上站得笔直，再次感到领袖的目光如春风拂面一般地从他脸上掠过。他还清楚地记得，贺龙讲话说，毛主席给了你们一杆红旗，朱总司令给了你们一支令箭，任弼时同志给了你们一支铅笔。红旗是要插上罗霄山脉的，令箭是要有令必行的，铅笔是要画好根据地的地图，创建湘赣根据地，向南打通与东江纵队的联系。姨父感到，他是在领袖目光的注视下奔向了战场。行军途中，他又被调到南下支队保卫部工作，任务是保卫首长和指挥机关的安全、执行战场纪律，成了那些最忠诚、最果敢、最聪明、最守纪律的革命军人才能胜任其事的“一只手的特派员”。

王震是声名显赫的战将，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姨父对自己能够置身于王震将军麾下而感到无比的荣幸。王震一打起仗来，就不刮胡子、不洗脸、不脱衣服、不睡觉。每打完一仗，都要留下一脸络腮胡子，因而都叫他王胡子。他率领三五九旅，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也立了大功。那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就是歌唱三五九旅的。今日歌坛之“大腕儿”仍在传唱这支歌儿，还给它配上了西方的摇滚乐，又成了新世纪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

姨父看到过，三五九旅的士兵背煤炭，一块煤炭几十斤重，士兵背上没有垫的，就把裤子下半截撕下来垫到背上，因此，三五九旅的好多战士都穿着式样别致的半截裤，看起来格外的英武剽悍。一时间，这种不修边幅的半截裤，引领了延安时装的新潮流。在南泥湾开荒以后，姨父又看到三五九旅的大马车特别漂亮，骡子马个个膘肥体壮，遇到兄弟部队的马车，他们总要抢先，大扎鞭一甩，骡子马跑得哗哗响。而且，姨父还听说过，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多次到南泥湾慰问演出，王震将军却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忧虑，对他身边的同志说，不敢叫女演员再来表演了。大家问，怎么了？王胡子说，我们的战士受不了哇，夜里“打手冲”啊！众皆大笑。王胡子不笑。

王胡子也受到过毛主席的批评。陕甘宁边区召开参议会时，把门的是三五八旅的战士。一天有晚会，三五九旅王震警卫排的战士去看戏，被三五八旅的战士拦住了，没票不能进。警卫排的战士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就骂，他妈的，今天算是把咱三五九旅的人给丢尽了！大家一听就火了，说，走，咱们非进去看戏不可！又结伙来到礼堂门口，一方要进，一方不让进，就打起架来了。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就在参议会上问，王胡子来了没有？王胡子站起来说，来了。毛主席说，你王胡子的兵打鬼子很厉害，打同志也那么行啊！王胡子受了批评，气鼓鼓的。会议到了休息的时候，他饭也不吃，就拍马返回营地，紧急集合，问，你们干了什么事情？你们哪些人动手打人？都给我站出来！大家知道他在气头上，不管他怎么发火，只是硬着头皮挨熊，没人站出来认账。他熊人熊得天昏地暗，直熊到他又要回到参议会上开会的时候，才不了了之，拍马而还。姨父说，三五九旅的人不怕王胡子熊人，就怕调离，一听说要调离三五九旅，好汉也要哭鼻子。三五九旅的“帅哥儿”后来对兄弟部队的同志格外地彬彬有礼，可能是受到了调离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