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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父站在三五九旅的队列里接受了领袖的检阅以后，就开始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用脚底板丈量战争。他一上路就毫不心疼地扔掉了“延安造毛呢大衣”，那是陕北大生产运动中唱的“捻线陀儿吐噜噜噜噜转，毛毛里头抽出线”的“麻袋呢”大衣。南下支队像远去的疾风，出陕北、过太行、飞渡黄河、横穿中原，长驱四千里，进入大别山，到达鄂豫皖根据地与新四军五师会合后，小歇数日，抓紧打了草鞋，又挥师南下，直抵长江。

姨父的直接上司、特务团团长徐国贤是王震麾下的战将，全国解放后曾任新疆军区司令员，脖子上受过伤，脖子是歪着的，大家都叫他“歪把”或“歪把机枪”。行军时正值农历正月，村庄里都在“叮叮咣咣”敲锣打鼓玩龙灯。部队起早贪黑地急行军，走得人困马乏。“歪把”团长坐在路边休息时，王震从后边走过来。他往王震跟前一站，也不看王震的脸，脖子一歪，就瞪着眼睛说:“天天这么赶路，又没有什么敌情，赶得累死人了！”王震也不朝他看一眼，骂道:“狗压的！你‘歪把’不愿走你就回去，你给老子回去，回延安去！”把“歪把”晾在路边，犟犟地走了。姨父和士兵坐在田埂上目睹团长受窘，气鼓鼓地下不了台，不知该怎样劝他。他脖子一歪，发火说:“司号员，吹号，你给我狠吹前进号，使劲儿吹，吹！”发了火，又倔倔地带着大家行军，不多时就超过了王震。姨父说，“歪把”也是老红军，是王震的老部下，他两个吵了架也翻不了脸，照样执行命令。眼下不打仗了，这样没有顾忌的上下级关系很难找到了。

南下支队渡过长江以后，在一个名叫大田畈的地方打了一个大胜仗，日军遗尸四百余具，我军缴获小炮七门、轻重机枪二十五挺、步枪三百余支。接着是夜行军中的一场遭遇战，日军抢先占领了阵地，我军打得很苦。八团团长陈宗尧壮烈牺牲。有一个负伤的班长，腿肚下边打飞了，撤出战斗时来不及把他带下来。鬼子追过来时，他钻到草棵里隐蔽起来，只靠一条腿爬了一个星期，终于爬回部队。新任团长和他抱头大哭。姨父讲着，眼圈也红了。

1.王胡子(2)

那是一场夜晚遭遇战。王震打红了眼。鬼子甩过来一个手榴弹落在他身边，滴溜溜地打转，眼看就要爆炸。一个外号叫“大洋马”的警卫员猛地把他推到水沟里，趴到他的身上，手榴弹才没有炸着他。另一个警卫员却不幸牺牲了。跟在王震身后的作战科长，也被炸掉了脚后跟，以后就只能一颠一拐地走路。

“大洋马”身材高大，在陕北练兵中投弹最远，选来给王震当了警卫员。王震对“大洋马”的欣赏是不动声色的。“大洋马”除了背驳壳枪以外，还背着一把大砍刀，背着王震的望远镜和一个装文件的皮挎包。王震从来不让他背别的东西。他的背包也享受营以上干部待遇，是让牲口驮着走的。他随身护卫在王震左右，走起路来威风八面，驳壳枪上的“枪缰”一甩一甩的。

姨父岔开话题说，现在的电影、电视里，好多导演不懂得驳壳枪上要带“枪缰”。什么叫“枪缰”？驳壳枪把上有一个环子，环子上边有一根皮带，这就叫“枪缰”。战斗的时候，要把“枪缰”挂在脖子上。骡子马不是有缰绳吗？这个“枪缰”就是给枪套上“缰绳”，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枪也掉不到地上。现在的一些军事影视片里没有“枪缰”，驳壳枪就在手中掂着，一甩一甩地很好看，只是演军人不像军人，演战斗不像战斗。

姨父一提起驳壳枪就如数家珍，说他过了长江，到南下支队保卫部当了特派员以后，才有了属于他的第一支枪，是“偏开门”的驳壳枪，简直是一块铁，很沉很笨，后来换了一支比较轻便的“三八盒子”。不久，又有了一支有快慢机——可以点发和连发的驳壳枪。姨父说，这些枪都是从鬼子手中夺过来的。

我问，一只手怎样拉枪栓？

姨父好像听到了一个多余的问题，回答说，把枪管放在锁骨下边一顶，枪栓不就拉开了嘛;或是把枪管夹在腿弯里，腾出手来拉枪栓、装子弹。

当姨父终于有了一支驳壳枪的时候，日本投降了。南下支队在湘南立足未稳，蒋介石以数倍于我军的兵力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其中两个整编军都是美式装备，从赣州、韶关那边压过来。南下支队与前来接应的东江纵队仅隔六十里却接不上头，部队疲劳，减员很大，弹药不足。奉中央电令，回师北返。

姨父说，那是蒋介石用大炮、机关枪把我们送回来的呀！日夜追着屁股跑，我们一家伙跑了四十天，南瓜、红薯都煮不熟，想洗洗再煮的时间都没有，不管熟不熟，一个人挖上一茶缸，一边吃，一边跑。所有要用扁担挑的东西都扔掉了，骡马也没有了，因为没有时间钉掌子，骡马蹄子跑烂了，走不了路。战士除了枪支、弹药，别的东西都丢了。鞋烂了，脚也走烂了。那个只有一只手的人常存“忧患意识”，他感到势头不对，就早早地撕了破衣服，提前打了“布草鞋”，只有他的脚未受皮开肉绽之苦。别的人只好一边跑、一边把裤子撕半截下来，上半截成了短裤，下半截拿来包脚，一瘸一拐地赶路。

战士们心里窝火，看见王震就叫:“王胡子，你老叫人家追，你叫不叫老子打呀？天天叫狗日的撵着走，又没得鞋穿，怎么个走法？”王震说:“同志们哪，要骂就骂蒋介石，不要骂我王胡子呀！是蒋介石追着我们跑，打不赢就跑，不跑，他就要消灭我们哪！”当兵的没得话说，又咬着牙向前赶路。姨父感叹说，都说王胡子火气大，他骂得“歪把”团长拉不下脸来，可是当兵的骂他，他不发火，还讲不完的好话。他懂得当兵的心里的委屈。这就是那时候的官兵关系。

南下支队一口气跑到了长江以北，一踏上新四军五师的大别山根据地，全体官兵一下子软瘫了，倒在地上就睡着了，拿脚踢都踢不起来。五师的同志叫大家起来吃饭，扶都扶不起来，都躺在那里不能动了。王胡子说，不要叫醒他们，只要天不塌下来，就叫他们好好睡一觉吧。一觉醒来时，当兵的找不到班、排长，这个连和那个连也分不清楚了。三天以后，当班长的才找到各自的兵，才搞清楚各自的建制。军号又“嘀嘀嗒嗒”地吹响了，大家又“刷”地站起来，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那支打不烂、跑不垮的队伍又有了精神。

2.打淮阳的插曲

姨父谈到他作为特派员的战时生涯时，一开始仍然采用自嘲的方式，首先讲的是打淮阳。因为我这个外甥是河南人，所以他说，我给你讲一讲打“你们淮阳”的故事。打淮阳，我可是出尽了洋相。

那是在1946年过中秋节的时候，你们河南的月饼跟天上的月亮一样是好大好圆的，像宝塔一样摞起来，上边放一个寿桃，像放火一样“呼隆”一下就把我们的食欲给点燃起来了。可我们只顾得行军打仗，无暇享用这大好的月饼，至今我还觉得对不起你们河南的大月饼。

打淮阳，我是作为七纵保卫部的特派员，带着三个侦察员组成的工作组，跟随突击队打进去，检查战场纪律。那时候，对于“土八路”来说，城市还是一个猜不透的谜语。第一天，误把淮阳南关的栅子口当成城门打了。叮叮咣咣打了一夜，以为进入城区了，天一亮，才看见城门还在前面，只是进了南关。城墙上，敌人的火力封锁很厉害，攻城部队的伙夫担子上不来，没有饭吃。商店里的老板、伙计都吓趴下了，动也不敢动。守敌封锁了马路，马路两边可以说话，但不能通过马路。战士们在墙上打洞，把房子打通，一间房子接着一间房子地穿过去，靠近了城门，才找到了一个咸菜铺。平时，不管老板在不在，吃了人家的东西是要把钱留下来的，可是拿钱的后勤供给人员没有跟上来，哪里有钱？大家就不顾战场纪律，抓起咸菜，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咸得龇牙咧嘴。接着又找到一家卖皮蛋的，姨父又背了一挎包皮蛋，顾不上搞干净皮蛋上的泥巴，剥了皮就吃，吃得满嘴是泥巴、石灰，胃里硬硬地发胀。

晚上攻城时，敌人乱套了。敌军士兵从一块低洼地突围逃跑，却不知他们的指挥机关为了阻止我军攻城，已经向洼地里放满了水，洼地变成了湖泊。敌军士兵纷纷落水。天亮时一看，满湖漂的是军帽、死尸。一个晚上就把守敌五千人干光了。

姨父率侦察员进入淮阳，就到大街上检查战场纪律。商店都没有开门，拐到一个小巷子里，却看见一个大门洞开着。他感到稀罕，这户人家怎么如此胆大，是否有人违纪闯入？他就留下一个侦察员在门前站岗，带着一个侦察员进了院子。一进门，就有一个搽胭脂抹粉的女人迎上来，头发油光水亮的，穿着缎子衣服，却不像别的老百姓那样露出害怕的样子，倒是赔着笑脸，一口一个“长官”，把他迎进屋里，就忙着倒茶。姨父记得，那个十分精致的细瓷茶杯属于景德镇的产品，还有漆木茶托似乎是福建漆器。他道了谢，却无意饮茶。不料又有几个女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去，都是搽胭脂抹粉的，嘴角、眉梢上挂着毫无来由的媚笑。姨父觉得她们笑得蹊跷，跟她们没有话说，就领着侦察员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确认没有人来这里违犯纪律，才走了出来。不料一出大门，就有人在门外嬉笑着喊叫，哈哈，特派员跑到妓女院里去了！姨父大吃一惊地说，啊呀，那就是妓女院哪！嗳嘿，我正犯嘀咕，谁家有这么多的内眷，一个个油头粉面的，还敞开着大门，咋不怕咱们当兵的呀！

惹了一场笑话以后，又感到饿了。在一个大仓库里缴获了好多金属桶，有小汽油桶那样大，装满了又白又细的洋面粉。好哇，再搞点油啊、盐哪、五香粉什么的，烙油饼吃。可是伙夫说，这洋面粉咋个闹不团结呀？缺少黏性，还跟芝麻香油闹别扭。你知道你们淮阳的“小磨油”吗？那是我此生享用过的一等一的芝麻油，可这一等一的洋面粉硬是跟一等一的“小磨油”团结不到一块儿。这油饼吃到嘴里生扎扎、甜不哧的，不是面粉味儿。敌人自周口方向增援的一个军就要到了，吃了洋面油烙饼就赶紧转移。我军出了北关，敌人就进了南关。淮阳北边有个大庙，走到庙门前，菩萨就不愿意了，洋面粉在肚子里造反，集体拉肚子拉得一塌糊涂，干脆提着裤子急行军。这样严重的后果不可小觑，是炊事班不小心叫大肠杆菌、虎列拉钻了空子，还是万恶的敌特下了毒药？是必须立即调查清楚的。幸好还剩下几桶洋面粉没舍得扔下，找到懂洋文的人看了金属桶上的说明，原来这是联合国救济总署送来的奶粉。从此，姨父就开始了“与国际接轨”的漫长历程。

姨父又露出一脸的严肃说，离开淮阳时，我们发现一个骑兵通信员严重违犯纪律，他半夜闯进钟表铺，拿走了一块手表。钟表铺老板向部队告发了他。队伍集合转移时，让老板在队列里指认，他指认了这个骑兵通信员。我们又从他身上搜出了那块手表，人赃俱获，就当场把他拉出队列，枪毙在淮阳大街上了。姨父记得，这个通信员骑的是一匹雪白的战马，枪毙他时，白马还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枪声响起时，白马发出一声长啸，接着便忘了它的主人，静静地跟着队伍走了。

我对姨父说，“我们淮阳”是我国第一个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建立大陈国都并从此走向腐败、顷刻灭亡的地方。在两千二百年以后，它需要听到这样一声枪响。

3.惨烈与震撼

姨父对现代战争残酷性的体验是从张封集战斗开始的。

1946年秋冬之间，七纵在鲁西南大平原上受到强敌的尾追。蒋军一个全副美式装备的加强团，约七八个营的兵力，紧随我军之后观察虚实，被我军抓住不放，把它包围在一个名叫张封集的土寨子里。寨墙外有外壕，壕里放满了水，易守难攻。我军没有大炮攻坚，却遇到了从未遇到过的猛烈炮火的阻击。一个排炮打过来，弹着点像切豆腐一样方方正正，间隔是一样的。每发射一通排炮都有一定的距离。我攻击部队被敌人炮火压得抬不起头，没办法挖掩体，只能趴在地上蹬几脚土，付出极大的牺牲，才攻到村边坟地，又几进几出，才把敌人压缩到寨子里。

战斗中，我军一个营打进了张封集，敌人又反过来把我军营部包围在一座房子里，机枪打得像刮风，喊话叫降。一个副营长用枪托把白衬衣挑起来，正要从窗户里伸出去。营部通讯班长拿枪指着他喝叫:“你敢投降我毙了你！”当即夺了他的枪。战斗一结束，这个副营长就被抓起来了。他是带着民兵参军的区干部，不是行伍出身，遇到恶战，骨头就软了。姨父以纵队特派员的身份前来处决他，他却在夜晚破门逃跑了。姨父说，战争淘汰软骨头，可惜我没能毙了他。

姨父没有透露这场战斗的伤亡数字，只是描述了这场战斗怎样改变了村庄的环境。他说，张封集所有树木都被打成了光秃秃的“帚把”，所有土墙都被子弹打坍了，所有砖墙上的每块砖头上都有弹痕，找不到一块囫囵砖，外壕里的水变成了血水。敌人受重创后突围逃跑，留下了一批肚子胀起来比牛还要大的怪物，那是死去的骡马。

打聊城一战，姨父进一步感受到了来自现代工业的杀伤力。发起攻击之前，姨父又去作战部队突击营检查战场纪律，已经走近了突击营地，远远看见营教导员正站在品字形队列的中心进行战斗动员。这时，天边飞来一架体积很大的黑飞机，是美国援助国民党的B29重型轰炸机，大家都叫它“黑老鸹”。它在天上转了一圈。用肉眼看起来，它飞得很高很慢，没有做俯冲动作。姨父与离他不远的突击营都没有在意它。突然间，天上传来狂风呼啸的声音，接着是“轰隆”一声巨响，一颗重磅炸弹在突击营阵地上猝然爆炸，爆炸声如天崩地裂，顿时浓烟滚滚，血肉横飞，树木拔地而起。姨父站在离突击营地一百多米的地方，也被震得跳起来。转眼一看，营地上血肉模糊，整个突击营已经丧失了战斗能力，又临时换上了预备队。

我军攻城时，决定使用鄄城战役中刚刚缴获的美式榴弹炮攻击城门。由于没有使用过这样的榴弹炮，把炮位挖深了，炮口伸不出来，又临时把炮拉到平地上，在离城两三百米的地方，瞄准聊城东城门便打。炮弹穿过厚厚的沙袋，又在城门上射穿了一个大洞，却没有把炮弹引信撞开，不见炮弹爆炸，不知它飞到哪里去了。事后，炮兵寻找那颗炮弹的下落，才发现它穿过东城门以后，又飞过聊城上空，越过西城门和西城外我攻击部队的头顶，最后，把我军靠近前方的一个包扎所炸了个稀巴烂。我军西城外的攻城部队还在纳闷，不知道这颗炮弹是从哪里打来的。

姨父说，另一场异常残酷的战斗，却是由我军自己的失误造成的。

那一仗，我军两个团的兵力把一个团的敌人包围在一个村子里。在下着暴雨的夜晚，我军两个团从两个方向呈对角向守敌发起了猛攻。打进村子以后，都遇到了异常顽强的抵抗，对打了半夜，仍然像两头抵架抵红了眼的犟牛在激烈搏杀。两个团的指挥员都感到纳闷，敌人怎么这样顽强啊？一直打到天快亮的时候，号兵一吹号，才发现对方是自己人。敌人在我军发起攻击之前，发现了我军的接合部，就利用夜色和大雨，乘隙溜出去了。我军两个团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地自己打自己，损失惨重。

打完了那一场窝囊仗，姨父接受了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打扫战场。只有特别坚强的神经系统，才可以面对由于一个“顽强的误会”所留下的惨不忍睹的景象，去揩干净留在大地上不应有的血迹。深夜，又打雷，又下雨，天上猛地扯起一道闪电，就猛地看见，横七竖八的尸体和支离破碎的残肢断臂，血淋淋地散落在花生地和西瓜地里。借着闪电的光亮就地挖坑，掩埋了一个个破碎的生命。每一道撕开黑夜的闪电，每一个轰然爆裂的炸雷，都使人汗毛倒竖、骇然心惊。

姨父说，使他难以接受的是，他所看到的最残酷、最惨烈的战争后果，竟是自己打自己造成的。从此，他懂得了，无论是在军事上或是政治上，自己人对自己人造成的伤害，超过任何来自外部的杀伤力。这是敌人最快意的事情。打扫了战场，他感到自己的神经系统经受了一次猛烈的震撼和锻造，世上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以使他骇胆裂魂的了。

4.紧急处决(1)

姨父神情冷峻地告诉我，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军内的“执刑人”，曾按照上级命令，在三次相类似的情况下，先后处决了敌军的三个情报官。

第一次，是李先念担任司令员的中原解放军打桐柏战役，在一个名叫丁爬山的地方把敌人包围起来了。准备总攻时，抓到了敌人一个谍报科长，他交代的情况与我军侦察的情况相印证，确认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敌人数倍于我的增援部队正迅速形成反包围。我军在危急中撤出战斗。

姨父说，这个谍报科长活该被抓住。他耀武扬威地坐在滑竿儿上，戴着大盖帽，穿着锃亮的皮鞋和笔挺的校官服，在我们眼皮底下晃晃悠悠如入无人之境。我们的侦察员就把这个老兄拽住了，带到司令部一审，他就忙不迭地交代了。我军撤出战斗时，周围都是敌人，要是带着他走，一个班也看不住他。放了他也不行，他被我们折腾了一趟，还在司令部里待了半晌，我们当官的怎么样，当兵的怎么样，装备怎么样，司令部里怎么样，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这都是很重要的情报，所以必须把他“处理”掉，但不能开枪，枪一响，暴露了目标，事就大了。

姨父时任中原解放军保卫部特派员兼保卫队长，“处理”这个谍报科长是他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那一天暮色初降，不远处传来了密集的机枪射击声。谍报科长被五花大绑着，姨父带着看守班的战士把他推了出去，两个战士架着他跑，紧随其后的一个战士已经在枪筒上上好了刺刀。姨父说，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把他推到一个荒草坡上时，他扭头看了看我。我们离得很近，我能看见他木木地望着我，眼睛里充满恐怖和绝望。我一闪开，战士就把刺刀捅上去了。他只哼哧了一声，就一头栽下去，大盖帽滚到了草棵里，他蹬了蹬腿，就完事了。

我问，刺刀是捅到心脏上了吗？

姨父说，从背后捅刺刀是不能往心脏上捅的，因为后背被肋骨护严了，搞不好就把刺刀卡住了。

我问，那么，是往哪里捅呢？

姨父说，你不要问这个，太残酷了！

我说，但我需要细节。

姨父说，要往右边软肋底下捅嘛，那里没有保护，是肝脏所在的地方。唉嗨，你是要我讲人体解剖学呀！你看过战士练刺杀吗？刺一下，喊一声“杀”，再把枪扭一下，必须扭一下，很残酷啊！可这不只是我们的军队，而是任何军队的步兵都要公开演练的动作要领， 战争专门钻研这种学问。

我问，这样刺，能一刀刺死、没有痛苦吗？

姨父被我问烦了，没好气地说，你不要写这个，太残酷了！

姨父第二次处决敌情报官，是刘邓大军开始挺进大别山的时候，他已在野战军政治部担任保卫部特派员。敌人数十万大军正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情况十分紧急。原来抓到的一个国民党情报队长成了累赘，像上次一样，他目睹了我指挥机关的活动情况。当时，我军团以下干部都不知道指挥机关下一步的战略意图，而这个情报队长所看到的情况是可以使他猜得到的。黄昏，就要开始行军的时候，姨父又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把这个情报队长推了出去。姨夫唯一的人道主义考虑，就是看见棉花地里有一个下雨冲出来的大坑，准备在这个大坑里结束他的性命，然后就地把他掩埋在大坑里，不让他暴尸旷野。不料刚刚把他架到棉花地边，身后就“砰”地传来一声枪响。姨父以为发生了敌情，来不及跑到坑边，就命战士把情报队长捅死在棉花地边了。司令部和驻在周围村庄里的直属部队听到了枪响，都立即集合，开始了“挺进大别山”的紧急行军。次日一早才查清，司令部的两个通信兵跑着去各单位送达出发令，在昏暗的暮色中忽望见一群人急匆匆地往棉花地里跑，以为发生了敌情，就“砰”地放了一枪，为我军“挺进大别山”的重大战略行动造成了持续一夜的虚惊。

我问，敌情报队长面临死亡时是什么表情？

姨父瞪我一眼说，顾不上看这些了。

姨父第三次处决的还是敌军的情报官。

我问，为什么又是一个情报官？

姨父解释说，因为作战双方都要搞情报，对方的情报官总是最好的“情报源”，双方的情报官就成了对方“抓舌头”的第一选择。在挺进大别山的行军途中，我军又抓住敌师部的一个情报官，司令部情报处挤干了他的情报，又把他交给保卫部“就地解决”。

姨父记得，急行军到了一个村庄，正是中午，旷野里静悄悄的，只有树上的知了在叫。大家都忙着找锅煮饭，吃了饭还要行军。司令部把敌情报官押来时，姨父本来是要让他吃了这顿午饭再叫他“走”的，却一时找不到煮饭锅，就觉得没有必要让他再等这顿饭了。但也不能把他带到村外去“处理”，说不定敌人也在村外设下了埋伏，盯准了他这个“一只手的特派员”呢！姨父就在村内找到一块隐蔽的地方，那里有一片蓖麻地、半截土墙、一个土坑。姨父四顾无人，就让战士把情报官架到蓖麻地里，悄没声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他没有挣扎、没有叫喊，把他埋进土坑里的时候，旷野照旧静悄悄的，知了一如既往地用叫声呼唤着夏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问，接下来，还要做什么？

4.紧急处决(2)

姨父说，还要借锅煮饭吃呀，吃了饭还要急行军。

我总是试图了解——一个人，不管是什么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在生死交替的临界线上，会有什么样的心理体验和精神反应呢？姨父说，在战争环境中，一把他们拉出去，他们就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所面临的结局是不可改变的，因而都没有叫喊、没有哭泣，只有由绝望产生的任人摆布的麻木。

我还试图了解，姨父“处理”敌情报官时，有没有产生过悲悯之心。姨父说，我不能容许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作为指挥机关的一个保卫干部，我的使命就是干净利落地结束这些敌情报官的性命，而且不要发出声音。军情紧急呀！在特殊情况下，如不这样特殊处理，又能怎么办呢？我们的人要是叫他们抓住了，也是一样的。这就是战争。

但是，我知道，这三个情报官是姨父记忆中三个挥之不去的阴影。

姨父一再叮嘱我，不要谈这些了，这实在太残酷了！可是不一会儿，姨父又提到了被处决的第三个情报官。姨父说，这个人还很年轻，甚至可以说是很英俊的，还只有三十岁左右。虽然把他埋到土坑里了，雨水一冲或是农民掘地时，迟早还会暴露出来的，到那时，他已经是谁也说不清楚来历的一副枯骨了。

姨父还说，在丁爬山“处理”敌谍报科长那一次，捅刺刀的是个安徽籍的老兵。他捅了刺刀以后，心里很不安宁，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就爬起来要酒喝。我充分理解他为什么要喝酒，这是一种心理需要，就对他说，你喝吧，我给你发酒钱。

5.枪决赵桂良(1)

刚刚进入大别山时，刘邓首长严令: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恰在三令五申严格纪律的节骨眼儿上，发生了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违犯纪律事件。发现赵桂良违犯纪律的，是当时担任保卫科副科长、全国解放后曾任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的张之轩。赵桂良路过乡下的一家路边店，那只是一间不像样子的茅草房，老板平时种地，农闲时才来店里做生意，当时不在店里。赵桂良带着通信员进去了，出来时，手指上挂了一根打草鞋的麻绳，一边走，一边不经意地耍弄麻绳，被张之轩碰上了，张问:“你是哪个部队的？”他说:“警卫团的。”张说:“你违犯了纪律。”当即下了他的枪，把他关起来了。

赵桂良被关押不久，保卫部长刘秉琳就下达命令:“首长决定，赵桂良违犯纪律要枪毙，朱汉雄，你去执行。”姨父怦然心惊。他知道赵桂良打仗勇敢，在不久以前的崔桥战斗中，他率领全排战士率先打进崔桥，立了战功，刚刚由排长提为副连长。现在只因为拿了群众一根麻绳就要枪毙他，这是姨父没有料到的。他愣了半晌，说:“枪毙人，这是天大的事情啊！你光说说不行，何况这个人还是个副连长，我要看到文字命令才能执行。”刘秉琳当即在笔记本上写了文字命令:“朱汉雄特派员:首长命令，对赵桂良执行枪决，由你执刑。刘秉琳。”遂从笔记本上把纸撕下来递给他。

姨父说，他作为特派员，是保卫部长刘秉琳的直属部下，保卫部长有权向特派员下达命令，他必须毫无保留地执行命令。他接过“书面命令”，就只好跑到警卫团执行命令去了。

枪决赵桂良时，野战军参谋长李达通知警卫团召开军人大会。会场就设在村外山坡上。姨父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把赵桂良押上了会场。他此时并没有向赵桂良宣布处决令。他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执刑人”，因而没有责任向赵桂良宣布处决令。警卫团只有团长、政委两个人事先知道要枪决赵桂良。他们想不通。警卫团团长噘着嘴，不出声。赵桂良被押到会场上时，也没有想到就要枪毙他。司令部直属机关负责人在会上宣布处决令时，全团战士和赵桂良本人都毫无思想准备，会场上一片愕然、哗然，接着是死一样的寂静。团政治处主任是老红军，他表示不满地说，怎么，只因为一根麻绳，就把人给毙了？但他懂得军令如山，不能对抗，便不敢说下去，只是在口中嘟嘟噜噜地表示不满。

处决令一经宣布，事情就不可挽回了。姨父作为“执刑人”，已经没有理由磨蹭时间了。他始终注视着被他押上会场的赵桂良。他看到，赵桂良在听到处决令时表现出惊骇的、不能置信的样子，随即又露出茫然、木然、不知所措的表情。姨父望着赵桂良的军帽，感到行刑的子弹不应该从戴着这顶军帽的头颅上穿过，但他保护不了这颗头颅，只能面无表情地摘下了军帽，让战士架着赵桂良，向会场外边走去。赵桂良好像还没有从一个巨大的惊骇中清醒过来，神情茫然地走着，没有忏悔、没有反抗、没有求诉、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匆匆走完了他一生最后一百多米的路程。架着他的战士闪开了，沉闷的枪声响起了。战士们都垂下了头，山坡上寂无人声。

我问，有没有老百姓在场？

姨父说，山坡上有好多老百姓为他说情，哎呀，只拿了一根绳子就枪毙，太可惜了，不要枪毙了！

我问，战士们呢？

姨父说，战士和警卫团团长一样，低着头，不吭声。

我问，姨父心里怎么想？

姨父瞪我一眼说，我杀了三个国民党的情报官，都是口头命令，为什么唯独处决赵桂良我要文字命令？就因为心里是难以接受的，希望把时间拖一下，或许有改变决定的可能。处决以后，我就给赵桂良买了一口棺材，叫他“入土为安”了。

我说，如果我是赵桂良，我就说，我错了，但我罪不当诛，请首长给我一个炸药包，叫我到战场上去死，我一到战场上就不回来了！

姨父又瞪我一眼说，那只是你的想像。

姨父的思绪重新沉浸在遥远的岁月里，沉默了好久，又说，这是为了大局呀，为了在大别山站住脚嘛。当时是在鄂东靠近安徽的一个地方，老百姓不了解我们、怕我们，见了我们就跑。麦子长得好高了，麦地下边掏了大坑，坑里埋着粮食，队伍却没有吃的，牲口也没有草料。我们十几万人哪，不执行纪律，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怎么得了啊！

我在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看到一段记述，跟姨父讲的好像是同一件事情，书中说:

“对于群众纪律，父亲是严厉有加，从不苟且的。

“他说:‘军队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

“一次，邓政委发现，在黄冈县的一条街上，一个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显然来路不正，便立即叫查。结果查明，此人是一个警卫连副连长，立过战功。邓经过权衡利弊，最后决定必须严肃纪律。

“枪毙了一个违纪的副连长，赢得了一大批当地商贩和群众的欢迎。这一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大别山区，人们奔走相告:红军真的回来了！”（571～ 572页）

我给姨父念了上述一段话，试图对事实作一些订正。我说，按照毛毛所写，事情不是发生在姨父所说的“乡下的一家路边店”，而是“黄冈的一条街上”，“刺刀上挑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不是只拿了“一根打草鞋的麻绳”，书中虽没写赵桂良的名字，但也是一个立过战功的“警卫连副连长”。

5.枪决赵桂良(2)

姨父断然地说，我说的没错。叶楠采访我的时候，我向他讲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就是这样讲的。是张之轩让叶楠来找我的。我和张之轩是这件事情的当事人。但我没有说过这是邓小平政委给我下的处决令。

我说，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小资”，我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个命令。

姨父说，你不是说过，不能要求革命战争中每一个首长的每一次命令都那么准确无误;也不能要求革命战争中射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按照事先精心测算出来的轨道，打在应该打的地方而不发生一点偏差吗？你能这样想，我是很赞成的。好了，应该换换话题了。

姨父却又延续这个话题说，后来，调他到警卫团当政委的时候，仍能感觉到处决赵桂良造成的巨大震动。警卫团有个连长叫段炳礼，是山西人，“老西儿”，抗战初期的老兵，一打仗就嗷嗷叫着往前冲，不怕死，几乎每次打仗都受伤，身上有七八十来个子弹打的窟窿。也怪，子弹都长眼，都避开了他的要害。他照吃照喝照打仗、小毛病照犯。他的通信员捡了一双国民党军官穿的大皮鞋。他问:“你从哪儿弄来的？”“战场上缴的呀！”“脱下来！”他把自己的布鞋脱给通信员，换上了皮鞋。土包子开洋荤，走起路神气十足。农村那个泥巴路，再下点雨，滑呀，皮鞋磨脚，一行军，他的脚上就打泡，他把皮鞋脱下来，大骂:“狗日的皮鞋。”又把皮鞋扔到了稻田里。就是这个老兄啊，我刚到警卫团，他就以惊人的坦率对我讲，哎呀，政委呀，你枪毙赵桂良好吓人哪！你不知道，你们抓了赵桂良的时候，我也在那个地方，我也是违犯了纪律的呀！姨父说，妈的，你这是向我表功啊？他说，真的，我只是没有被你们抓住，好险哪！姨父说，下次抓着你，照样宰了你！他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

姨父担任警卫团政委不久，又发生了一起违犯纪律的事件。侦察排副排长走在前边搞侦察，一个老百姓见了他就跑。他就追着喊叫，老乡，不要跑，我们是八路军，是解放军。他越喊，人家跑得越快，东西撂了一路。副排长偷偷捡回了几件衣物，藏起来了。有人检举了他，就把他五花大绑着，拉到全团军人大会上去了。因为刚刚枪毙了赵桂良，全团官兵一片肃静，都大气不出地站在雪地上。大家看到新上任的政委黑丧着脸、瞪圆了眼睛，以为肯定要枪毙这个副排长。没想到，团长夏云超却只是把他臭骂了一顿，撤销了他的职务，罚他做劳役，到团部当了炊事员。

我问，为什么没有像枪毙赵桂良一样枪毙他？姨父说，我跟夏云超商量了，枪毙人的权力在司令部，我们警卫团没有枪毙人的权力。姨父又骨碌一下眼珠说，所以，我们就这样处理了，我们有这个权力，不必向司令部报告。此人后来表现很好，又先后当了班长、排长、副连长。不过，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他见了我就像老鼠见猫。

姨父特意告诉我，不要以为邓小平政委只有威严、刚毅的一面，平时，他对下级是很宽厚、很幽默的。解放战争期间，野战军总部进驻邯郸时，通信队一群娃娃兵强占一所房子，却不知道邓小平政委已经在这所房子里住下了。警卫员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就拿着机关枪，爬到房顶上争吵，非要住进去不可。邓政委指着头顶问，上面闹闹嚷嚷，是怎么回事？警卫员说，通信队要占这个房子，爬到房顶上了。邓小平没有发火，只是说，我都住下来了，他们还跟我争什么？你找军政处长杨国玉，叫他做娃娃们的工作。警卫员找到杨国玉，让他去做说服工作。杨国玉是从四方面军过来的老资格，正忙着别的事情，头也不抬地说，那是一群娃娃嘛，大人不管小孩儿的事情！警卫员如实向邓小平作了报告。邓小平还是不着急，又让警卫员叫来杨国玉，也不向他发脾气，只是说，啊，杨国玉，你原来是杨大人！你说说看，大人怎么不管小孩儿的事情？通信队的娃娃在房顶上听见了邓政委的声音，都从房顶上跳下来逃之夭夭。杨国玉却惶惶然乃至于欣欣然地接受了邓政委送给他的外号，此后，大家都叫他杨大人，他声叫声应，露出怡然自得的样子。到了大别山，大家还是喊他杨大人。建国后，他担任了北海舰队副司令，一次到了广州，姨父一见他，张口就叫杨大人，两个人哈哈大笑。

6.讲不完的夏云超(1)

1949年6月，刘邓警卫团团长夏云超（右）与政委朱汉雄（左）摄于南京蒋介石官邸。

姨父多次提起他的老搭档——刘邓警卫团团长夏云超，一说起夏云超就没完没了。他说，夏云超从小当红军，一打起仗来，眼睛都要鼓起来，杀气腾腾，样子很凶，看他一眼，也会骇死人。我牵着骡子去警卫团报到的时候，夏云超正叉着腰，看队伍集合，理都没理我。我是来当政委的呀，他连一句表示欢迎的话也没有说，连看也不看我一眼。队伍开拔了。我牵上骡子，就跟着警卫团走了。

他不是对我当这个政委有意见，他从小当红军，打仗打出来这么个做派。我急行军跑过三个“一百八”——从黄昏到天亮，行军一百八十里。其中的一个“一百八”，就是跟夏云超一起跑出来的。那是在1948年2月，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邓小平走出大别山，跟刘伯承会合，准备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地方是河南商城，从头一天下午太阳没落开始走，走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过淮河，到达豫皖苏根据地的息县。两头见太阳，中间走一夜，走了一个“一百八十里”，走出了敌占区。

姨父想起了什么事情，笑起来说，就是在这次行军路上，夏云超被邓小平政委熊了一顿。他带着警卫团主力走在司令部前头，我带着一个连走在司令部后头，再后头走的是大部队。到了从商城至潢川的公路线上，李达向夏云超下令，根据敌情，可以选择三条路，你们要侦察一下，看哪条路好走。夏云超让警卫团在路上停下来，司令部首长和后边的大部队都跟着停了下来。他带着侦察排到公路上两头一卡，向当中一收，把来往于商城、潢川之间的国民党军官、坐在滑竿上的军官太太抓了一大堆，经过审问，弄清前边没有敌情。他骑马返回时，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正坐在稻田埂子上急等。他下了马，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军礼，“报告，前边没有敌情，三条路都可以走。”邓小平政委早就等急了，说:“你这个夏云超，你是把时间留给自己，还是留给敌人？”夏云超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邓小平又说:“既然没有敌情，你为什么不叫前边的部队赶紧走？”夏云超站得直直地挨熊。李达有鼻窦炎，一着急，鼻子就发出“吭吭”的声音，说:“你还在愣啥子，还不抓紧走？”夏云超急忙上马，猛甩一鞭，跑到前边就急急喊叫:“司号员，快吹前进号！”

姨父又忍不住笑起来说，1990年，夏云超去蛇口看儿子，一到蛇口就给我打电话，叫我和你六姨去蛇口跟他见面。我有事离不开，他一天打了五个长途电话催人，张口就骂，他妈的朱汉雄，你是怎么搞的，老子在蛇口等你，你看着办！我和你六姨不敢怠慢，急忙丢下手上的事情，跑到沙头角跟他见面。哪壶水不开我提哪壶，问他，老伙计，从商城到潢川的公路边边上，“三号”首长训你，你还记不记得？他故意绷着脸装糊涂，说哪有这个事？我说，我亲眼看见你挨熊，你像根木棍儿直直地竖在公路边边上犯傻，你咋会不记得？他就闭上眼，不说话。惹得他儿子、儿媳妇忍不住笑。

那次见面时，香港还没有回归。他们去沙头角看了“中英一条街”，中午在沙头角的饭馆吃饭，一碗面条没吃完，夏云超心疼不已，连面条汤也要打包带回去。儿子、儿媳轮番说面条汤不好带，不必这样艰苦奋斗了。谁说他，他跟谁急。姨父忍不住说，他妈的，哪有跑到沙头角来打面条汤的？汤怎么带得走，洒得满汽车都是！好说歹说，他才舍了汤，把面条捞出来，打包带走了。

姨父又忍不住笑着说，他这位老伙计是战争年代饿怕了。解放初期，他在南京担任江防司令，硬把中央常委陈云同志调运上海救急的十几船粮食扣下了，捅了娄子他还不认账，振振有词说，战争时期就是这样搞的嘛，见了粮食就要扣下来，不能叫战士饿肚子。上级撤了他的职，又叫他回到警卫团当了团长，他还不服气。后来才调到装甲兵部队，任副参谋长。

六姨插话说，那年他来到广州，临回北京时，好像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冷不丁儿跑到家里来了。中午，我刚刚下班，还没有做饭。他进来就说，孟敏，我要吃红豆汤，你赶快给我煮;我还要吃北京酱菜，你想办法给我买。我给他煮上红豆汤，又搭车坐了四个站，把北京酱菜买回来了。他吃了，就露出心满意足的样子，好像完成了任务，一擦嘴说，孟敏，我走了，如果《战士报》上没有夏云超坐飞机失事的消息，那就是我还活着，我就不给你们写信了。我说，你怎么乱说呀？他说，哎，这些事儿随时都是可以发生的。说罢，又风风火火地走了。

姨父大笑说，他就是这个做派！

我提醒姨父，他今天本来要谈的话题好像是走出大别山。

姨父对我的提醒不予理会，又夸奖他这位老战友多么多么的粗中有细，爱读书，酷爱艺术。在大别山行军时多么艰苦啊，可这个老伙计的马袋里边还装着《红楼梦》、《三国演义》。一住下来，就要翻上几页，为林黛玉发不完的愁，替诸葛亮担不完的忧。打到南京以后，他弄了一个留声机还不算完，打到重庆，又弄了一个。路过武汉时，非要送给我一个。我说我不要你这些鬼玩意儿。他就骂我，他妈的，朱汉雄，这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老子送你，你敢说不要！他硬是留下了，还有百代公司的唱片，有梅兰芳的、尚小云的，四大名旦的都有。六姨插话说，你姥爷来这里，还听过梅兰芳的《霸王别姬》。你姥爷还夸你姨父重视文化呢，可真是谬赞了！

6.讲不完的夏云超(2)

姨父说，夏云超现在实行了“四不”，一不写回忆录，二不接见记者，三不参加会议，四不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以保持心境的安宁。他整天读唐诗宋词，四书五经。八十八岁了，身体仍然很好，只是听说他耳朵聋了。我对他儿子说，他给我通电话很好哇，我没有发现他聋。他儿子说，你们是老战友呀，他知道你们通话都要说些啥，他听不清，却假装听到了，“哦、哦”地应对自如。但他真的聋了。他儿子给他买了个蛮大的电视机，配上两个大音箱，放大音量，他才听得到。他又喜欢看打枪打炮的战争片，看电视时，一放大音量，房间里雷声滚滚，如万炮轰鸣。他神态庄严，独自稳坐其中，美美地感受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