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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达将军的命令

姨父说，他们经过艰苦的急行军，从大别山里走出来时，有的战士没了帽子，头上就裹着一个头巾;有的战士衣服上的扣子只剩下两三颗，是半敞着怀的;都顾不上洗脸，一张张脸都是黑不溜秋的，一出汗，脸和脖子上爬着一条条“蚯蚓”。

警卫团四连在司令部站岗放哨。李达参谋长来了，看了看四连的军容，就喊叫四连连长:“戚德林，你带着队伍，围着水塘转圈儿！”戚德林莫名其妙地发了口令，四连战士就围着水塘齐步走，转起圈子来。李达又亲自发令:“立定，面向水塘蹲下！”大家都面向水塘蹲下来，立刻从水中看到了各自的尊容。李达又下令:“都给我洗脸、洗脖子。”全连战士哈哈大笑地洗起来。

姨父说，只有这位参谋长才会下这样的命令。

姨父还说这位“五号”首长具有准确、敏锐的判断能力，是刘邓身边的好参谋长。刘邓在大别山分兵时，在一个名叫砖桥的地方，比较好走的路都让给了战斗部队，上万人的队伍、成百的牲口驮着机枪、大炮，把道路占严了。指挥机关也要抓紧转移，却是无路可走了。李达对地形学很有研究，察看了山势，就下命令说，从山上走。侦察员报告说，山上没有路，不能走。李达说，怎么不能走？走！他请一位老人当向导，老人沿着他年轻时放牛、放羊的小路，果然走过去了。

姨父又一下子说到了1955年。他说解放军授衔时，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当过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还当过国防体委主任。他的职务很高，下级见了他照样敢说敢讲。为了开展军事体育，他组织生产了第一批国产猎枪。他陪同外宾到武汉，姨父去看他，他问:“我们中国的猎枪怎么样？”姨父知道老首长想听老部下夸奖国产猎枪，却据实相告说:“这个猎枪真不怎么样。”李达大为扫兴，说:“怎么不怎么样？”姨父说:“不如英国的松帽牌双管猎枪，人家的钢材好，轻。我们的猎枪太沉了。”老首长好像被泼了一瓢冷水，不服气地说:“沉也是咱中国自己造的！没有沉的，哪有轻的？”

我提醒姨父，刚才说了走出大别山，下边该走到哪里了？

姨父说，又到了河南的方城、叶县。那天拂晓，警卫团正在出操，突然从拐河方向传来隐约的炮声。李达打来电话说，那里原来没有敌人，现在怎么有了炮声？要警卫团马上派侦察排摸清敌情，中午十二点以前回来报告。天哪！姨父说，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离拐河六十里，五六个钟头要往返一百二十里，还要摸清敌情，这个任务怎么完得成！

侦察排正在操场里跑步。姨父相信侦察兵有用不完的鬼点子，几乎没有他们办不成的事情，马上向侦察排长下达命令，让他带上一个班马上出发，十二点以前回来报告敌情。

侦察排长就带着侦察兵跑步上路了。他们一气跑到公路边，看到从叶县、方城方向有骡子、毛驴络绎不绝地走过来，驮子上夹着装煤的筐子。他们二话不讲，就把缰绳夺过来，把筐子卸下来，来不及作解释，骑上牲口就跑。老乡在后面喊叫着要牲口，跟头尥蹶儿也撵不上。牲口跑不动了，就把牲口一撂，换上另一头牲口接着跑。就这样跑一截路、换一个牲口，一口气跑出去几十里，把情况搞清楚了。拐河方向确实出现了敌人，但没有向我军进击的任何迹象。他们又按照老办法，抓牲口、换牲口，赶在十二点以前向李达报告了侦察情况。

侦察排完成了任务，才给赶牲口的老乡作解释，给了“赶脚”钱。老乡说，哎呀，你们早说，我也不撵你、不骂你了嘛！你们啥也不说，就把筐子掀了，把牲口抢了，打着就跑，我们能不急嘛！我们说，没时间给你说呀！老乡说，这叫军情急如火，妥了，俺不生气了。

侦察员为这次侦察付出的意外代价是，一个个屁股都磨烂了，血把裤子都沾在腿上了。姨父说，驮煤的驮子都是木头做的呀，颠了六七十里路，就是铁屁股也会有所磨损、有所变形的。完成了李达下达的命令以后，他又给侦察员下令，马上到卫生队上药、休息，免去三天的出操任务，务必修理好每一个屁股。

8.押送康泽兼记孙殿英(1)

姨父感受到征服者的权威，是敌高级将领成为战俘而失去威风，惶恐地站在他的面前，接受他居高临下的审视、听候发落的时候。

第一次是在1947年5月，豫北战役打下了汤阴，抓获了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殿英。姨父作为七纵的特派员，把他押送到了河北省冶陶镇附近的一个看守所。姨父说，孙司令站在他的面前就像一个摇摇晃晃的稻草人。这位老爷是个“大烟鬼”，瘦得皮包骨，黄蜡蜡的面皮，一脸的天花后遗症。把他交给姨父的时候，他的烟瘾上来了，又是打哈欠，又是流鼻涕，走起来东倒西歪，大盖帽和军大衣都在他身上晃晃荡荡。

押送孙殿英的汽车是刚刚缴获的美国“大四轮”，汽车有四个轮子，一个轮子有一米一二高。把孙司令押上汽车时，姨父带上了孙司令两件护身的宝贝:一件是一块布上画的“太极图”，有五十五厘米长、四十四厘米宽，上下有两根棍子撑着，平时是挂在墙上的;另一件是一把古代的双刃剑，长约四十五厘米、宽二指，剑上布满锈斑，据说是他用炸药炸开慈禧太后陵墓盗得的宝贝。这两样护身符都没有保护他不做解放军的俘虏。在押送他的“大四轮”上，他忽然“呀呀”地惊叫起来。姨父从驾驶室里伸出脑袋，喝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是“大四轮”碰上了鹅卵石，把孙司令抛起来、又跌下去。一个坐在汽油桶上看守他的士兵也被颠下来，正好砸在他身上，他就苦不堪言地大叫起来。

开车的是一个俘虏兵。他在石头疙瘩路上表现他效力于解放大军的真诚，车开得卖力而且无比的勇猛。姨父就叼起一根烟卷儿，用残臂压着火柴，划火点着了烟卷儿，塞到了只顾开车腾不出手来的俘虏兵的嘴上。俘虏兵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一路小心地开到了目的地。他说那是他当兵以后长官递给他的第一根烟卷儿，而且是“喂”到他嘴上的。孙殿英却享受不到这样的优待。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他已经软瘫在汽车上了，押送他的战士把他抬下车来，往地下一放，他一动不动。姨父说，这么大一个俘虏，他没有要一张收到条，便就地交差了。

另一个高级俘虏是康泽。

1948年7月，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和桐柏、陕南军区部队主力发起襄樊战役，歼敌二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特务头子康泽。这是解放军抓获的第一个上了“战犯名单”的大俘虏。六纵派了一个连，把康泽押送到宝丰刘邓司令部警卫团驻地，交给了姨父。警卫团在村庄里找到一个密闭的小院子，把康泽关押在院子后面的房子里。

康泽与孙殿英大不相同。他白白胖胖、文质彬彬，穿一件美式短袖军衣。有点煞风景的是，光秃秃的脑壳上没有戴帽子，只缠了一条纱布。他见到姨父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指着自己的脑袋，忧心忡忡地问:“我头上不要紧吧，是不是找一个医生给我看一下？”姨父叫卫生员给他看伤，只是蹭破了一点表皮，是轻微的“破皮伤”，给他敷了药，重新包扎起来。他又不放心地问:“我这个伤口不要紧吧？有没有什么问题？”姨父没想到一个特务头子会这样娇气，没好气地说:“不要紧的，用一点点红汞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野战军正在召开高干会。刘伯承、陈毅、李达和纵队司令员陈赓、杨勇、陈载道、王近山等高级将领，在会议之余结伴前来看康泽。陈赓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还做过黄埔军校的教官，他指着自己的鼻子问康泽:“你认不认得我？”康泽胆怯地摇摇头。陈赓说:“我是陈赓，当年我当过你的教官。”康泽“啊”了一声，点头哈腰之后，又急忙立正。

姨父记得，陈毅穿皮夹克，戴鸭舌帽，看了康泽，又来到院子里，用四川乡音叮嘱他说:“你负责押送康泽，第一，不准他逃跑;第二，不准他自杀;第三，不准特务把他暗害;第四，不准飞机把他炸死炸伤;第五，不准汽车出事。”

姨父带上一个随身警卫员，又让一个副连长带上一个加强排，找到汽车大队长，选了两部汽车，向石家庄押送康泽。汽车队经常到邯郸拉东西。为了迷惑敌人，姨父要求另外七部车一起行动，以扰乱敌人视线。押送康泽用的是缴获国民党的道奇车。姨父坐在驾驶室里。康泽被警卫战士包围着坐在车上。一路上，这辆车有时走前边,有时走后边，不时变换位置。

第一站到了洛阳。兵站的同志说:“司令部命令你们，不可在洛阳市区逗留，要你们马上离开。”他们当即把汽车开到黄河边上的一个留守处。事后得知，要他们火速离开洛阳，是提防敌特暗害。

第二站到了长治。姨父说，康泽这个老爷嘴馋了，问我们的战士，能不能买一只鸡吃。战士向我请示，我说可以。战士想不通，这是个上了“战犯”名单的大俘虏呀，怎么还让他吃鸡？磨蹭着不肯去买。我就吼了一嗓子说，你只要看好他，不要他调皮捣蛋，不要管他吃不吃鸡。战士这才去买了一只鸡。康泽吃了鸡，有了要说点什么的兴致，又表白自己说，我本来是个穿长衫的呀，在蒋介石那里坐的是冷板凳，早就没有实权了等等。姨父冷冷地不搭腔，他便自觉没趣地不再讲话。

过了第三站——邯郸，汽车被敌人的飞机盯上了，在天上跟着汽车打转转。康泽一看见飞机就胆战心惊，认为飞机是蒋介石派来诛杀他的。姨父趁机让康泽领教了游击战术，一听到飞机哼哼着飞过来，就指挥汽车钻到树林里隐蔽下来;飞机在天上转圈子，找不到目标，就只好飞走了，汽车再钻出树林子猛跑。就这样跑跑停停，一直跑到了石家庄。

8.押送康泽兼记孙殿英(2)

到了石家庄，又押着康泽上了一列轻便小火车，这是特意为康泽准备的小“专列”，在夜幕笼罩下到了野战军后方社会部看守所，把康泽交给了看守所所长李广祥。李广祥随手找了一张纸，“刷刷刷”写了几个字，就算是收到条，遂把康泽带走了。姨父抱怨说，送去好大一个俘虏呀，他只给了我一张纸！

姨父回来时，还喜滋滋地给两个战友——警卫团团长夏云超、机要室主任黄兴正带回来两个新媳妇。两个新媳妇都是根据地的小学教师。刚刚结婚，新郎官就跟随野战军转移外线作战，新婚别离，红烛落泪。姨父押送康泽出发前，经上级批准，让他捎带着把两个新媳妇带到宝丰驻地来。姨父返回时途经邯郸，就把两个新媳妇接上了汽车。

队伍里陡然出现了两个年轻女子，跟士兵们扎堆坐在汽车上，就成了一道咋看咋不顺眼的风景。士兵们的心态也发生了隐秘、微妙的波动。大多数士兵都没来得及娶媳妇，一旦看见别人的媳妇就暗生嫉羡之心，却又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说起了怪话:他妈的，哪儿来的官太太呀？当官的好幸福哇！吃饭时，当兵的都随身带着瓷碗，像小老虎一样抢着吃饭，故意把新媳妇晾到一边。姨父就呼叫战士，给她们找个碗、找双筷子去。新媳妇害羞，给她们找了碗筷，也不会挤上去吃饭，端着碗，干等着，那羞赧无措的样子又是战士们非常乐意看到的，都假装看不见，在一边看笑话。姨父又喊叫，喂，给她们打饭。在路上过夜时，当兵的集体睡地铺，却要给她俩单独找房子、架铺板，房门外还要派一个站岗的。当兵的心里更加不平衡，心里想入非非，口中却嘟嘟噜噜说，官太太千里寻夫，还得咱当兵的侍候呀！姨父又在吼叫，是谁说怪话，你往后娶不娶媳妇？当兵的又在嘀咕，咱政委吵个啥劲儿，他也是光棍一条嘛！

姨父回到驻地，把两个新媳妇交给了两个苦熬了两年的新郎官。两个老伙计都高兴地跳起来，直伸大拇指，哎呀，你朱汉雄真够朋友！姨父骄傲地告诉我，夏云超眼下的白发老伴，就是我当年给他捎回来的新媳妇。

押送康泽还留下了一个小插曲，就是姨父的警卫员开了小差。警卫员家在河北临城县，那里是根据地，参军时已经分了土地、娶了媳妇。去程中经过临城，他提出能不能回家看看。姨父答应了，说定三天后仍在临城会合。回程时，警卫员按时回来了，又跟着姨父经邯郸、过长治、回宝丰。不知是不是两个新媳妇在邯郸上车以后也让他受了刺激，在高平过夜时，他留下一张字条，趁黑夜开了小差。姨父说，他留下了驳壳枪，公家的东西一样没拿，“规规矩矩”地跑了。这是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经不住“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诱惑而离开队伍的第一个士兵。姨父没有骂他，只怪他过早地娶了媳妇。

9.胜利者的婚礼(1)

朱汉雄（右）、孟敏（左）新婚纪念照。1950年1月摄于长沙。

姨父给战友带回两个媳妇的时候，才忽然感到，自己也应该有个媳妇了。当他又作为中原军区警卫团团长兼政委，随中原局和中原军区进驻古城开封时，已经过了二十八岁生日，有了十年军龄，是团级干部，超过了结婚所必须具备的“二五、八、团”——二十五岁、八年军龄、团级干部的三项指标，结婚指标却被他无所事事地浪费着。

那时候，六姨作为开封女中高三班的学生，在二野创办的中原大学修业期满，恰恰分到警卫团实习。于是，姨父在一天早上看到，一个端庄、靓丽的女兵——据可靠情报，她刚刚过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十八岁生日，只见她穿着过于肥大的军装，跟在男兵队列的尾巴尖尖上气喘吁吁地跑步，姨父就怦然心动，感到已经到了必须动用“指标”的时候。

紧接着，警卫团团长兼政委朱汉雄同志就在战友郭占元的家里，跟女兵孟敏同志“不期而遇”。这次见面被安排成事出偶然的样子，好像完全是月下老人的意思。郭占元夫妇不时提出一个个令人感到亲切、温馨、并能激起谈话兴致的话题。正当大家由谈得自然发展到谈得和谐、继而迅猛发展到谈得热烈的节骨眼儿上，郭占元夫妇都忽然产生了必须离去的理由而相继离去。

姨父说，他们一个个地溜了，只剩下我和你六姨两个人，反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们围着一个炭火盆，一边把手放在炭火盆上摸来摸去地取暖，一边磕磕巴巴地说战争怎么样啊，解放全中国的大好形势怎么样啊，开封的胡辣汤和五香花生仁怎么样啊，没话找话，只差没有问她，孟敏同志，你见过老虎吗？就这样烤了半天火，才忽然发现炭火盆里早就没有火了，冰凉冰凉的，这就失去了继续坐在炭火盆旁边烤手的理由。你六姨要走了，我就不老实了，痛下决心了，搂着她就要接吻，给她她不要，我就抱着不放，最后她就要了，投降了，知道我这一条胳膊的厉害了，也把她的给了我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姨父言简意赅，表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样子。

我不敢抬头看六姨。

六姨冷冷地打破了寂静，“你说的这些事，我怎么不知道？”

姨父说:“你怎么会不知道？”

六姨脸色微红，稳坐不动，“总之，我毫无记忆。”

姨父说:“哎呀，那怪你记性不好。”

六姨绷着脸说，根本没有单独谈话这件事，在开封，使我有感觉的就是郭占元的爱人张克，她一天到晚说朱汉雄这好那好，简直是天花乱坠。我毕竟年龄太小，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后来我就南下了。六姨又百倍警惕地叫着我的小名，张斑，你姨父胡说了什么，我可不知道！

我说，六姨和姨父对你们第一次见面各执一说，是两个版本。我看，这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留给后人考证好了。

姨父快意地笑着，又说，我们在开封谈上朋友以后，又分别从开封南下，你六姨南下武汉，到四野直属政治部当了干事;我南下长沙，又成了湖南省委警卫团的政委，一度搞不清你六姨的下落，好心焦呀！多亏我路过武汉时找到了黄兴正，通过他，才在四野找到了你六姨。这次见面是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大屋里，没有板凳坐，只有一个没有网子的乒乓球台，屋子外面不时有人探头探脑，我是不可以有任何小动作的，就和你六姨分别站在乒乓球台的两边，像打一场乒乓球友谊赛那样，你把话撂给我、我把话撂给你，往返数十回合，没有比赛结束的意思，可把那些追求你六姨的光棍嫉妒死了！

六姨说，我在宣教科管理图书。一些单身军官又都成了图书爱好者，一个刚走，另一个又来了。我正在读《鲁迅全集》，可他们并不阅读图书，要跟我聊天，打断我的阅读，我心里实在烦透了。有一天，有人又来聊天，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有了。又问，谁呀？我就说，是警卫团的朱汉雄。这样，他们就不来找我了，我才读完了《鲁迅全集》。

我替姨父感到委屈。按照六姨的表述，她之所以选择了姨父，好像只是为了读完《鲁迅全集》。我质疑说，我记得，我在开封打开姥爷的抽屉，偷看过六姨新婚时写给姥爷的家书，在提到新女婿朱汉雄同志的时候，在平实的叙述中也不时跳出滚热发烫、使我这个当外甥的也要怦然心跳的词句，好像跟《鲁迅全集》是没有关系的。

六姨的脸微微发红了。她说，我那时确实看过一本苏联小说，书名叫《我爱上了他的伤疤》，一个女护士爱上了卫国战争中的一个伤兵。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七十岁的六姨十分年轻地笑了一下，又说，所以，就这样了。

姨父笑嘻嘻地说，所以，我又去武汉开会时，就跟黄兴正密谋，会还没开完，就给你六姨办理了调动手续。开会一结束，我就把你六姨带到长沙了。

尽管六姨分辩说她跟姨父走，只是为了培养感情，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1950年1月3日，姨父和六姨在长沙结婚了。

姨父说，我是在1949年12月27日写的《结婚申请报告》，一送上报告，我就掰着指头过日子，哎？报告送上了好多天，就是批不下来，新媳妇都来到屋里了，结婚的事情拖不得呀！直拖到1950年1月2日，才批下来了。

9.胜利者的婚礼(2)

我插话说，1949年12月27日写报告，1950年1月2日批下来，猛一听隔了一年，再一算，只隔了五天，批得够快的呀！

姨父摇摇头说，度日如年哟！

姨父说，那个时候没有钱，结婚也请不起客，反正警卫团的食堂里有的是肉吃，我再搞点酒喝就是了。正是阳历新年，战士们敲锣打鼓踩高跷，踩到我屋里去了。那么长的木腿，一伸手就摸到屋顶了。叮叮咣，叮叮咣，甩着长袖子，胡闹一气。喝酒，非叫孟敏拱酒碗，趴在地上用头拱那个装酒的洋瓷碗。

六姨心有余悸地说，地下摆了二十个搪瓷碗，叫我趴下来，一个一个地用头拱;多亏副参谋长的警卫员小郭富于同情心，把地下的酒碗一脚踢了。要我拱碗的副营长没有面子，拔出枪，向小郭大喊大叫，我毙了你！闹得我一夜没敢睡。

姨父说，这个副营长就是那个身上叫子弹穿了七八十来个窟窿眼儿的山西“老西儿”段炳礼呀，就是叫国民党的皮鞋在脚上磨出了血泡就把皮鞋撂到稻田里骂娘的那个宝贝，他在发酒疯啊。孟敏憋不住，要发火。我小声说，不行，咱惹不起。再说，当兵的也难得跟当官的闹一回，下级也难得跟上级闹一回，人生在世也难得叫人家这样痛痛快快地闹一回呀，就叫他们闹嘛！直闹了一个晚上。段炳礼又跑到新房里撒野要水喝，他挖了半碗白糖，冲了一碗稠糊糊的糖水，捧起来就喝。

六姨说，闹得你姨父半夜去做他的思想工作，两三点钟才回来。

姨父开怀大笑。你们不知道呀，段炳礼闹房之所以这样“无恶不作”，是因为他自己想媳妇想急了。我们结婚时，他刚刚发生了一件窝囊事:人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是高级干部从东北带过来的一个小保姆。他一听就沉不住气了，等不到见面就通过介绍人送给人家一块手表。见面时，人家害羞呀，扭扭捏捏不讲话。这个老伙计心里一急，就把脸一扭，背对着女人说:“喂，你干不干呀？要干就干，不干拉倒！”吓得人家站起来就跑，一回去就把手表退回来了。我们结婚那天晚上，他是有气没处使了，找茬儿出气撒野。后来，我们又给他介绍了一个。这个女人很年轻，一谈就成，以后可就成了他的宝贝疙瘩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地下怕丢了。他的古怪脾气也从此变好了。十几年的老兵啊，子弹钻了他十几个枪眼儿也没有打死他，就是叫他活着娶媳妇的呀！媳妇怀孕了，想吃橘子，他就一筐一筐、一篓一篓地给她买。都说段炳礼“孝敬”老婆“五体投地”。他就是这么个宝贝，后来当了长沙市公安大队长，怕老婆绝对是天下第一。

我必须把话题拉回到主题上来，问姨父结婚时住的是什么房子？姨父说，是一座小洋楼，可能是国民党哪个大官住过的，有一个小花园，有一棵“痒痒”树。这棵树怕痒痒，一扒拉它，它就浑身打哆嗦。屋里还有浴缸、厕所，抽水马桶。只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点，就是没有自来水就不能用马桶。当时自来水厂还没有恢复生产，没有自来水，我却不知道抽水马桶跟自来水有何种关系，照样往马桶里屙尿。多么好的新房啊，搞得臭烘烘的，这抽水马桶真不够朋友！

四 江城霓虹灯

1.德明饭店(1)

新中国刚刚建立，姨父奉调由长沙到了武汉，在中南公安部继续从事安全保卫工作的同时，又接受了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签署的两个任命，兼任中南局接待处、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副处长，从而把安全保卫工作与外事接待和交际工作统管起来。

姨父上任伊始，就把交际和接待工作的重要活动放在大名鼎鼎的德明饭店（现名江汉饭店）。德明饭店是1931年建造的法国式建筑。抗战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马歇尔将军参加的“三人停战小组”的多次谈判，都是在德明饭店进行的。周恩来在这里举办过酒会、记者招待会。新四军五师驻武汉办事处也设在德明饭店，李先念跟国民党进行的停战谈判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德明饭店是西方式样的一颗明珠，点缀着武汉三镇的都市文明。

姨父却对外来文明怀有戒心。李先念在德明饭店跟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时候，姨父是李先念麾下的中原军区保卫部特派员兼保卫队长。1946年5月，姨父随我军一批伤病员，按照谈判达成的协议，由中原解放区通过蒋管区北上，向我华北根据地转移的时候，曾受到西方文明的折腾。

那一天，他跟伤病员从宣化店出发，来到了平汉铁路线上的广水车站。他甩着空袖筒，一路潇洒地走向站台，就要第一次坐上火车，却被一群来历不明的洋女人拦住了去路。据说，她们是美国军调处执行部派来的美国或是加拿大的女人，一律的蓝眼睛、白皮肤、黄头发、穿短袖上装，胳膊上的金汗毛闪闪发亮。她们设好了关卡，坚持要对这批“土八路”进行严格的消毒，袖筒和裤裆里的细菌也决不放过。姨父还是第一次见到白种人而且是白种女人，戒备的目光从那些高高的眉棱骨和鼻梁骨上“咯里咯噔”地扫过去，对她们是否别有企图保持着百倍警惕。他看到，她们每个人身边都放着一个圆筒筒，手里拿着一个管子带着一个花洒头，像给果树杀虫一样对准了每一个“土八路”，接着便把温柔的雾状液体喷将过来。姨父接受了雾状液体从头到脚的喷洒，想对洋女子说，谢谢，可以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大裤裆里是没有细菌的。洋女子却坚持不懈地伸着花洒头，盯着裤裆。姨父渐渐发现，她们似乎没有恶意，倒是表现出白求恩大夫那样的“极端地负责任”的样子，就只好豁出去，毅然解开了皮带。不多时，他听到了一声很好听的“OK”。

姨父第一次坐上火车，开始在他曾经触摸过一次、因而也被“抢救”了一次的铁轨上享受“工业文明”的时候，却发现刚才经历的消毒程序纯属多余。国民党给他们提供的是拉煤、拉骡马的敞篷车，积满了骡马的粪便和煤灰，车厢里散发着被初夏阳光蒸发得十分成熟的臊臭味。一节车皮挤上来百十个人，都必须接受粪便、煤灰和臊臭气味的熏烤。他们颠儿颠儿地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在安阳北边一个小车站下车时，姨父这辈子第一次坐火车的兴致已经荡然无存，他感到蒸汽机时代的工业文明还不能属于自己，只是使“土八路”们受到一次羞辱和戏弄。

还有电灯。他们下了火车，在行军途中住进了煤矿的宿舍，一个吊在宿舍中央的大灯泡正在放射着刺目的光芒。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吹灭它，大白天也亮着，睡觉也亮着。有人被电灯照得睡不着觉，就把烟袋锅凑到灯泡上，想借个火抽袋旱烟，怎么也对不着。早就听说电灯好，可它老是这样亮着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吧，眼睛再大再亮也不能老睁着不是？离开那里时，大灯泡照样瞪着眼没有眨巴一下。有人发话说，叫它睁着吧，反正这灯不用油。

仅仅过去了四年，姨父就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在霓虹闪烁的德明饭店，他必须继续完成对霓虹灯所代表的另一种文明的征服。

姨父要把德明饭店变成一个具有高雅艺术气氛的迎宾场所，就用工字钢换下了旧木料，更换了舞厅顶上的三根横梁。建筑物焕然一新，就是客厅里空着一面墙壁，需要挂上一幅与德明饭店的重要地位相适应的国画。中南军政委员会曾向艺术大师齐白石老人求画，他画了几只螃蟹，挂上去以后，民主人士说，此画甚好，但不合适，螃蟹是横行霸道的呀！工作人员连忙取下了此画，客厅里就空着一面墙壁，像悬着一张没有表情的脸。

客厅另一面墙上挂着徐悲鸿大师画的一幅马，是交际处前处长史林峰用钢洋六十元求得的墨宝。内行人看了，都啧啧称奇说，徐悲鸿画的多是奔马，唯有这幅画是一匹俯首于溪上饮水的马，马在溪边饮水的神韵真是画到家了，你能感到马的肚皮在动。有了行家的高度评价，这匹马虽然瘦了一些，却没有从墙上拿下来。但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时，史林峰却因此受到了革命同志的严肃批判:六十块钢洋只换了一匹瘦马，还只能看见三条腿，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啊！史林峰再三检讨，迟迟不能过关。一天，途经武汉的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来到了德明饭店，他在客厅里坐下，一眼就盯住了这幅画，目光霍然一亮，说:“好，好画，听说只花了六十块钢洋，值得！”史林峰得以化险为夷、平安过关。

从此，艺术家的劳动在革命同志心目中的价值大为提高。姨父让拿出人民币六百元向白石老人再次求画。白石老人收下了润笔之资，却迟迟没有作画。多次好言相求，只是没有回音。姨父说，哎哟，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日没夜为全国人民工作，一个月也拿不了这么多的工资呀！可敬的艺术大师为何迟迟不肯付出相应的艺术劳动呢？德明饭店虚壁以待久矣，叫人心焦火燎呀！

1.德明饭店(2)

姨父侦察得知，齐白石老人脾气很倔，要在高兴的时候即兴作画，一挥而就，画了就走;不高兴的时候，你就是送上千金重礼、向他磕头也求不动。姨父决定走一走“统战”路线，正好被恳请的民主人士、武汉市副市长孙耀华先生已到了北京。又从中央统战部了解到，白石老人很信任自己的一个儿媳妇。据说，白石老人有一个锁起来严加保管的柜子，他把钥匙系在自己的裤腰带上，只有这个儿媳妇可以使用这把钥匙。因此，要打开白石老人的锁，也必须向他这位儿媳妇讨要“钥匙”。

姨父请孙耀华先生出面，通过中央统战部介绍，找到了齐白石的儿媳，向她说明了原委，取得了她的支持，并按照她的建议，在北京饭店安排了一桌酒席。为了避免有催讨画债之嫌，姨父躲在一边，由孙耀华出面宴请白石老人，由他的儿媳作陪。白石老人喜欢吃什么菜的菜单都是由他的儿媳提供的。白石老人款款坐下，向桌上一看，是他爱吃的湘味菜，两眼就倏地一亮，长长的寿眉也颤颤地挑了起来。另一边，已按照白石老人画室里的阵势，摆好了画具和文房四宝。宴会结束时，白石老人吃得高兴、喝得舒服，活跃的艺术思维在微醺的状态下呼之欲出。儿媳搀扶着他，似乎在不经意之间走过画案，放缓了脚步。老人看到了笔墨纸砚，眼睛又陡地一亮。儿媳说:“爹爹，咱收了人家的钱蛮长时间了，给人家画吧！”白石老人驻足案前，拈须沉思片刻，随即挥毫泼墨，刷刷刷，残破的荷叶、盛开的荷花、戏水的鸳鸯，顷刻间流泻而出，跃然纸上。白石老人把笔一放，扭脸就走。被绘画界称之为白石老人晚年巨作的《残荷》就此诞生了。

此画装裱后，悬挂在德明饭店客厅。一位摄影记者闻讯而来拍摄了此画，发表在《人民画报》上，引起了中外画界的轰动。此画在德明饭店悬挂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还在，后被盗。

2.两套乐谱(1)

德明饭店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每周举办一次有高级干部和高级统战人士参加的高规格舞会。德明饭店的舞池是法国古典宫廷式的，有光滑的地板，有明亮的顶灯和光线柔和的壁灯，吊顶是六角形的。冬天有壁炉和供暖的气塔。

建国初期，领导圈子里的重要交际、娱乐活动就是跳交际舞，据说这是美国一位思想进步的女记者访问延安时带到延安去的，属于西洋文化，中国红色革命者对此种文化采取了乐此不疲的开明态度。姨父说，他们被关在窑洞里接受“抢救”的时候，延安就时兴跳舞了。“抢救”松下来以后，他们看到延安礼堂灯一亮，就跑去看人家跳舞。没有电灯，也没有马灯、罩子灯，只有几盏陶制的油灯碗，灌满了灯油，灯油里浸着一根粗大的棉花捻子，高高地吊起来，大家就在扑扑闪闪的油灯下，享受西方文明之乐趣。会拉二胡、板胡、三弦的，凑起来就是乐队。只有鲁艺文工团才能看到长号、小号、小提琴、手风琴这些西洋乐器。而且，那时跳舞已经有了个“四步曲”:“一边站，试试看，一身汗，死了算。”

建国之初，交际舞又大大地发扬光大了。

姨父颇有些自豪地说，别看我是个“土八路”哇，我管的舞会可不是一般的舞会，是毛泽东的舞会、刘少奇的舞会，周恩来、朱德的舞会，陈毅的舞会，还有江青的舞会。我有自己的乐队，有自己的舞厅，有呼之即来的保卫人员，还有政治可靠、舞也跳得很好的舞伴，只要有人说首长要跳舞，我说，好，三下五除二，我一句话就到位了。为了办好舞会，我还跑到很多地方观摩，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的紫光阁，还有北京饭店和外交俱乐部的弹簧舞厅，光北京饭店就有三个跳舞的地方。除了北京，只有上海、天津有弹簧舞厅。上海的弹簧舞厅是鸭蛋形的。这些地方我都进去观摩过。

中共中南局设在武汉的时候，中南各省的省委书记，如湖南的周小舟、广东的赵紫阳、广西的刘建勋，他们来来往往，都喜欢在武汉跳舞。姨父说，有一次，我送毛主席到河南，河南要为毛主席举办舞会。我在大厅里碰到了已经调到河南担任省委书记的刘建勋，他说，朱汉雄同志啊，老中南的交际处长你干了多少年了，你要给河南的舞会提提意见哪！我接过姨父的话题说，是的，我听说，五十年代，毛主席到河南，是冬天，在省委的一个大会议室里为毛主席举办舞会，一位副秘书长亲自操办，在跳舞的地方生了一个大煤火炉。毛主席在这边跳舞，他就在那边攥着一根铁火柱大捅煤火炉，直捅得火星四射、煤灰如蘑菇云腾空而起。姨父说，怪不得刘建勋指着我，对你们的交际处长说，你们要向他学习。

后来，在广东召开中南五省、自治区旅游工作会议，广东省省长陈郁专门搞了一次舞会，是假定毛主席参加的舞会，把陪毛主席跳舞的人都找好了、请来了。除了毛主席没有到会以外，所有的人都到齐了，等于彩排，特意请姨父去提意见。姨父以权威人士的口气说，说真的，他们的演习实在不敢恭维，但我没有提意见，因为我不能提意见，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没有在广州指手画脚的权力。

姨父说，开始举办舞会时，他遇到过一个难题，就是毛主席和江青喜欢的音乐不一样。毛主席喜欢我国的民乐，如他家乡的《浏阳河》;江青却喜欢西洋音乐，伦巴、探戈、华尔兹，都是带洋味或是上海外滩味的音乐。这两种音乐都需要一个演奏水平很高的乐队。武汉交际处虽然有一个很不错的专业乐队，却是旧社会留下的老班底，一些人在解放前的夜总会里干过，不敢起用他们，要用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的乐队。武汉人艺的前身是中南军区文工团，是四野留下的老底子，集中了一批政治上可以信赖的艺术人才，比如，在当时的流行程度绝不亚于时下“妹妹你坐船头”或是“抱着妹妹上花轿”的一首歌，名叫《三套黄牛一套马》，就是武汉人艺音乐家的创作。姨父还特意提到一位吹笛子的艺术家，说他真是把《林中鸟》吹到家了，好像有一群小鸟在树林子里唧啾唧啾地乱吵架。我插话说，《林中鸟》好像不是在吵架，只是在谈情说爱的时候耍一点小性子而已。姨父没有兴趣探讨鸟儿发出何种声音的学术性问题，他说反正给毛主席跳舞伴奏的，就是包括这支笛子在内的高级乐队。他们都是政治可靠的、有艺术身份的、经得起审查的、也是好难侍候的、要派车接送的、要请吃夜宵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还要为群众演出，群众是买了票的，他们有演出任务的时候，是不能随便叫群众退票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姨父大胆、破例地起用了交际处的乐队。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嘛。他们不就是在夜总会里给洋人、给阔人、给达官贵人伴奏过吗？这算什么问题？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受压迫、受剥削的艺术劳动者，为什么不能为人民领袖和中央首长伴奏？

这个乐队一旦受到了信任就表现了不同凡响的聪明，他们拿到了中南海乐队的录音带，就把乐谱全部抄下来了。哪些是毛主席喜欢的舞曲，哪些是江青喜欢的舞曲，哪些是其他中央首长喜欢的舞曲，都分得清清楚楚。谁来跳舞就用谁喜欢的舞曲伴奏。朱老总的舞步很简单，是散步式的，对舞曲没有特别的要求，不要用快步圆舞曲逼着朱老总转圈圈就是了。毛主席跳舞喜欢走大步，从来不按音乐节奏走。这个乐队就学会了让音乐跟着毛主席的脚步走，乐队指挥始终瞪着眼，盯着毛主席的脚。可能因为喜爱的乐曲不一样，毛主席和江青很少在一起跳舞，常常是毛主席走了，江青来了，乐队就马上换曲子。这个乐队成了姨父手下一支不可须臾缺少的“王牌”乐队。

2.两套乐谱(2)

二十年以后，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姨父从广州出差到了武汉的时候，禁止多年的舞会开禁了，面向社会的营业性舞厅纷纷出现。姨父与一起出差的同事走在江汉路上，同事们拉着他说，走，到璇宫饭店跳舞去。他排队买票时，被饭店里一位老职员看到了，哎呀，你不是朱书记吗？老职员赶快找到经理说，朱书记来了。经理是过去的大堂服务员，票也不让买了，拥着他们就上了电梯、进了舞厅。还是过去的舞厅，却已经变成了只要花钱买票就能通行无阻的地方，不需要进行政治审查就可以进入舞厅的人民大众正在那里跳舞。他看到，过去的乐队队长苏醒仍在指挥乐队。苏醒一眼看到“外办”老书记来了，向乐队作了一个手势，乐曲戛然而止。全场哗然，这是怎么回事？倏尔，乐声又起，是一支欢快、热烈的曲子。姨父听得出，这是过去多次用来迎接中央首长和外国贵宾的《迎宾曲》。他怦然心动，百感交集，静静地等到乐曲结束，急忙走向乐池，向苏醒、向乐队表示他由衷的谢意。

乐队还是他五十年代大胆起用的那个乐队，演奏员都是六十岁上下的人了，又重新穿上了夜总会的演出服，洁白的衬衣领口上打着黑色的蝴蝶结。在他们曾经为之奏乐助兴的领袖人物和不少高级干部已经辞世，曾经为之急管繁弦、迎来送往的胡志明主席和英迪拉·甘地夫人、施特朗和路易·艾黎、蒙哥马利和西园寺公一都已成了古人以后，他们正在为大众服务，并把久置不用的音符送给了一个曾经跟他们一起付出辛苦、并把尊敬和信任交给了他们的“一只手的老八路”。

姨父说，苏醒在解放前也是夜总会的乐手，是拉手风琴的。那天演奏了《迎宾曲》以后，他还小声告诉我，当年给毛主席、给中央首长演奏的舞曲，还有给江青演奏的舞曲，他都小心保存着，一张也没有丢失。

3.舞会上的“安全保护”(1)

“文化大革命”后，朱汉雄（左）与老首长王震上将（右）相逢于葛洲坝。

姨父给自己规定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参加舞会的高级干部提供“安全保护”。所谓“安全保护”，就是要提防不三不四的女人进入舞厅，防止个别首长发生罗曼蒂克的越轨行为。

对于经历了长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而终于占领了城市的“老红军”、“老八路”来说，必须加以警惕的都市文明的一个诱惑，就是能够在如此豪华的舞厅里、如此绚丽或是如此朦胧的灯光下、如此“哧溜打滑”的木地板上，在翻着乐谱操作的管弦乐加上打击乐的伴奏声中，每周一次的“嘣嚓嚓”或是“嘣嚓嚓嚓”。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舞会上“呼啦”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令人目不暇接、年轻美貌的都市女子，构成了都市文明中一道靓丽、炫目的风景。这就提醒姨父，要时常温习毛主席的教导，要警惕“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进攻，不要重演闯王进京的悲剧。

姨父对首长的“安全保护”是从发放舞会入场券开始的。他还在中南公安部先后担任边防科、警卫科科长。他说，我这个科长权力大，先是管辖着靠近香港、澳门边界的两个边防团，后来又使他拥有了对每一个参加舞会的“舞伴”进行政治审查的权力，这就使得跳舞也具有了不可小觑的政治意义。不管你是哪个医院的医生、护士，你是哪个单位的干部，你是哪个企业的职员，你是哪个学校的教师，你的政治表现如何，有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都要一个个地审查清楚，认定没有问题，才能把舞票发给你。你要是歪门邪道、社会关系复杂，对不起，我不把舞票发给你，你来了也要把你挡回去。

有不少喜欢跳舞而没有进入审查范围或是没有通过审查的姑娘，挤在德明饭店门口，等首长来了就一哄而上，请首长把她们带进去。姨父对此早有防范。他手下有一个特别的卫队叫“政治保卫队”，简称“政保队”，是佩带短枪的便衣警卫。有一位首长一下小汽车，就披着大衣走过来，对女孩子招手说，来来来，跟我一起进去。把门的“政保队”员就按照姨父的命令，上前拦住说，有票的准进，没有票的不准进。首长丢了面子，发火说，我不怕你们腰里别的有枪！“政保队”员却毫不让步，不给面子，照旧像门神一样堵着大门。首长没有办法，只好面红耳赤地独自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