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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父说，这是中南局的一位常委呀，是省委书记一级的大干部，照样得遵守跳舞的规矩。姨父为了“我不怕你们腰里别的有枪”这句话耿耿于怀达十年之久。十年以后，那位首长早已离开武汉，从一个省调往另一个省走马上任，路过武汉是姨父接待的。姨父对他说，首长晚上有空吗？我到房间来看你。首长说，好呀，好呀！他找这位首长只是为了清理“旧账”，说明十年以前发生在舞厅门口的事情。首长道歉说，我错了，你们做得对呀！姨父才消了气。

德明饭店楼下是舞厅，楼上是客房。首长们跳了舞，有人还要上楼洗澡，然后坐车回去。姨父发现了漏洞，立即派“政保队”员把守楼梯口，下命令说，首长上去理发、洗澡，或是带着老婆、孩子上去，可以;带着姑娘上去，不行，你们必须给我拦住，不准任何一个姑娘上楼。 姨父说，不要以为我多事呀！建国不久的时候，个别带兵打仗的老爷呀，说实在话，是不大检点的。他们跳了舞，就拉着舞伴，“喂 ，小李，跟我上楼，那儿有糖果。”到了楼梯跟前，姑娘就被“政保队”员拦住了，“对不起，首长能上，你不能上。”那些老爷有苦说不出，干瞪眼儿。一楼是舞厅，你跳舞就在舞厅里好好跳嘛，我的舞厅里，茶水、毛巾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要带姑娘上楼干么事？楼上就是旅馆，推开门就是床，你说说笑笑，把姑娘拉到屋里，门一关，谁也看不见，你是不是“周吴郑王”，谁能说得清楚？你要晓得，我是在保护你呀！所以，楼梯口必须把住，保护了官位很高的人，他们的名字我就不点了。

舞会上的“革命秩序”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学会跳舞就成了姨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第一要务。在延安的窑洞里，他曾惊讶地发现，是人都有娱乐自己、宣泄情感的天性。那些受到“抢救”而没有作出结论的人，等到看管稍微松下来，也在窑洞里跳起了交际舞。姨父说，挨整的人中，会吹、拉、弹、唱的人才有的是。还有从河南、陕南来的女学生。他们弹起三弦、吹起口琴，就在窑洞里跳起来了。只有姨父是寂寞的，他少了一只与舞伴相握的左手，只能站在一边，欣赏别人的快乐。

站在德明饭店法国舞池旁边，姨父朱汉雄同志跃跃欲试。他必须为自己设计一种特殊的舞姿，但他遇到的麻烦是，女伴的左手是搭在他右肩上的，但他没有左手，女伴的右手也只好像左手一样地搭在他的肩上了。他大为惶恐说，两只手都放在我的肩上，你想想，那像个什么样子？不仅有碍观瞻，而且容易发生“失控现象”呀！所以，我仅存的右手不能放在女伴的背部或腰部，而是把女伴的左手托起来，女伴的右手也要架在我的残肢上。姨父着重指出，这种特殊姿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优点，就是不仅避免了过分亲近而可能带来的“失控现象”，跳起来也特别轻快、潇洒，是进、是退、是转圈，我的右手会“告诉”她的左手。开始，有人看我一个爪子，根本不理我，看我跟熟人跳了几个曲子，又觉得那样跳得蛮好，就跑过来跟我试跳，接下来，就成了我的舞伴。须知，鄙人跳舞是十分挑剔的，对舞伴是有严格要求的。姨父夸口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在欢迎朝鲜金日成首相的晚会上，王树声大将跟一位大名鼎鼎的女歌唱家一块儿走过来，王树声叫我和女歌唱家跳舞，可我婉言谢绝了。为啥？因为我不跟演员跳舞，包括歌唱演员和戏剧演员，尤其是舞蹈演员，我不乐意跟她们跳舞。姨父摇了摇脑袋说，她们善于表演哪，她们那个腿呀、脚呀，动作大得很;她们那个扭腰哇，摇摆幅度惊人，和我们跳交际舞是不大一样的。我指挥不了哇，跳起来弄得我一身大汗，我就不干了。

3.舞会上的“安全保护”(2)

我听到过别人夸姨父音乐感觉好，舞步轻灵、潇洒，步步踩到点上，空袖筒一如戏剧表演的水袖随风飘荡。大表妹夸说，爸爸还跟江青跳过舞呢！姨父露出不屑的神气说，我怎么会跟她跳舞，她跳舞有“上海滩”的味道，我是跳不来的。

德明饭店的高级舞会在健康的思想轨道和高雅的艺术氛围中兴旺发展，姨父的空袖筒威严而得意地随风飘荡。可是姨父说，我没有料到哇，一天晚上，我刚刚回家上了床——姨父指着六姨，我这个老伙计呀，就“咚”的一脚蹬过来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她不理我，“咚”的又是一脚。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哇！后来才弄明白，有人跑到我家里，装出十分正经的样子挑拨说，老朱跳舞，把人家搂得紧紧的。你考证一下，我只有一只手，还从来不放在对方的背上或腰上，怎么“搂”呀？我的一只手还要托着对方的手，就是随时准备起一点推挡作用的呀！我白白挨了两脚以后，武汉市旅游局副经理陈平晖就站出来为我辟谣，好多人都站出来骂那个家伙卑鄙，说压根儿没有那回事。太婆，你踢的那两脚好厉害呀，你要给我平反！

六姨瞥了姨父一眼说，反正，我特别讨厌跳舞。

姨父得理不饶人，又说，保卫、交际和外事接待工作可都是注重外部形象的“门面活儿”，富得流油，也忙得要死，为什么叫我这个“一只爪子”的干这些事？不就是看上我政治可靠、作风正派嘛！我刚刚上任，就对下属发表演说，第一，不要贪财。我们国家穷，可是让我们支配的物质丰富得很，想弄个沙发要个地毯，手一伸，东西就捞到了。我要告诉你，你要管好自己的爪子，不要往自己的窝窝里扒东西，东西会咬手的，不信你就试试看。第二条，不要贪色。搞交际、接待的环境里，献花的、跳舞的、演戏的，两条辫子的、一条辫子的、搽了口红的、穿了布拉吉的、穿着高跟儿鞋的漂亮女人有的是。在必要的场合，也要热情寒暄、真诚交往，适当的面带微笑，落落大方。但是，你们务必记住，除了自己的老婆以外，跟年轻漂亮的女人是不可以有私交的。你见了漂亮女人是不是暗自动心，那我是管不住的。可你要管住自己，不能动口动手，千万不要沾边儿。那些双辫子呀、单辫子呀，向你一甩，你就想着去揩油，那迟早是要栽跟头的！“文化大革命”把我关起来，搞了那么多年，说我对毛主席搞“窃听”，说我是大土匪，说我是谁谁谁的死党，他们随便发挥就是了。但是，说我贪财的，冇得;说我好色的，冇得。我冇得这些事情，心里安稳，吃得下，睡得好。姨父望着六姨喊道，太婆，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六姨翻他一眼说，谁说这是假话啦？

4.青蛙,你不要叫(1)

使姨父费尽心思的，还有怎样为领袖创造良好的居住条件。

五十年代初，毛主席来武汉时，住在汉口惠济路十六号。那时的十六号只有一道竹篱笆墙，墙外就是稻田，稻田里的青蛙从早叫到晚。虽然在篱笆墙外增派了哨兵，但哨兵也改变不了青蛙大声鸣叫的爱好，特别是夜晚，青蛙“咕哇咕哇”地叫得更欢。姨父生怕毛主席休息不好，就找到中南警卫团团长刘敬修，请他务必解决“他妈的青蛙乱叫唤”的问题。刘敬修虽是打锦州火车站的主攻营营长，却从来不曾把青蛙作为作战对象。他风风火火地带着战士在田埂上走了一趟，一走，青蛙不叫了，可他们一停下来，青蛙又变本加厉地叫起来。为了制止青蛙的叫声，战士要不停地在田埂上“齐步走”，走过来，走过去。这就成了别人看不明白的一道风景。后来，刘敬修发明了“打草惊蛙”的战法，给战士们一人发一根棍子，让他们分片包干，蹲在田埂上敲几下，休息一会儿，再敲几下，终于制服了青蛙的叫声。刘敬修说，老朱，你真行，我从小当兵，打了一辈子仗，没想到你会叫我跟“他妈的青蛙”打仗。

姨父的谈话是跳跃式的，刚谈了青蛙，又突然问我，你知道毛主席住室里的温度是多少吗？又替我回答，这是有规定的:走廊为二十摄氏度、室内为二十二摄氏度、卫生间为二十四摄氏度。

武汉是著名的“火炉”。毛主席后来在武汉的住地——东湖南山甲所也没有空调设备，只有吊扇，吹起来的是热风，室内温度降不下来。姨父只好采取最原始的办法，在屋子里置放冰块。冰块是装在脚盆、水缸里的。所以，一到夏天，毛主席一来武汉，他居住的房子里就到处放的是水缸、脚盆。另一个降温措施却表现了姨父和他的同事们的奇思妙想，就是在屋顶架起一排自来水管，水管上钻了好多窟窿眼儿，像洗淋浴的花洒喷头，不停地向屋顶洒水，用流动不息的水帘形成隔热层。1959年，“梅岭一号”建成以后，毛主席来武汉才用上了空调。

毛主席怎么吃的问题似乎比住的问题省心。姨父说，毛主席从来不吃山珍海味、生猛海鲜，因此，我们更应该把毛主席爱吃的家乡菜、家常菜做好。好多人只知道毛主席喜欢吃辣椒，但是，他老人家喜欢吃什么样的辣椒、怎样吃辣椒呢？我可以告诉你，毛主席要吃湖南、广东的辣椒，炒辣子鸡用的是干辣椒，如果是炒小鸡，一定要用新鲜辣椒。好多人都知道毛主席喜欢吃红烧肉，不知道毛主席也喜欢吃腊肉，但必须是湖南腊肉。湖南腊肉跟四川、贵州的腊肉不一样，是用稻壳、花生壳子熏出来的，是红黄色的，要先腌后熏，要在冬至以后加工，春节时候正好吃，过了端午节以后就不好吃了。叶子龙是从江西中央苏区跟着毛主席走过来的红小鬼，据说，他在中央苏区时，不管跟着毛主席走到哪里，都要掂着一盏小马灯，因为毛主席一住下来，就要读书、看文件。同时，他还学会一手爆炒辣子鸡的绝活。进城以后，他当了毛主席的机要秘书、中央机要室主任，还时常下厨给毛主席炒一盘辣子鸡。

毛主席还保留着农村和战争年代的生活习惯，爱穿布鞋，只是在跳舞或是接待外宾时才换上皮鞋。有时，皮鞋是由卫士随身带着的，需要穿皮鞋了，就随时在汽车上“一脚登”，不用系鞋带。

我问姨父，你跟毛主席的近距离接触很多吗？毛主席跟你谈过话吗？

姨父说，近距离接触太多太多了，却只有过一次最简单的谈话。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游了长江，“又食武昌鱼”以后，我正在“轮渡二号”驾驶台上坚守岗位，卫士长李银桥陪着毛主席走过来，向毛主席介绍说:“主席，这是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警卫处处长。”毛主席微笑着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朱汉雄。”毛主席又问:“哪个朱？”我说:“朱总司令的‘朱’，武汉的‘汉’，英雄的‘雄’。”毛主席笑着说:“哦，你是武汉的英雄哇！”可我当时有些紧张，后边这句话没有听清楚，又像是说“汉朝的英雄”。总之，老人家说我是英雄，我绝对不当狗熊就是了。

我看到一张姨父与毛主席的两人照，毛主席手指间夹着一支烟卷儿，面带微笑地望着他，像是跟他谈话。我指着照片说，毛主席这不是正在跟你谈话吗？

姨父说，这是在武昌东湖南山甲所的斜坡上，主席夹着一支烟正在散步。我和卫士们跟在主席后面，远远地护卫着他。卫士说，主席，给警卫处长老朱一起照个像吧。主席把脸扭过来看我，好像要跟我说话的样子，可我没有福气呀，主席还没来得及说话，专给毛主席照相的侯波同志就“嚓”地照下来了。（见本书封面照）照相的任务完成了，毛主席又考虑别的事情去了。

我还看到几张照片，是毛主席跟他身边的卫士和机要秘书、或是跟一些地方首长的合影，其中都能找到姨父。姨父说，除了随大流、扎堆跟毛主席照的集体照以外，我在毛主席身边的照片很少，因为我给我自己和下边的工作人员立了一条规矩，不准在毛主席和中央首长身边抢镜头。主席身边不能随便出现这样那样的人，有了多余的人，侯波没办法按快门。我瞪着眼睛，不许我下边的人乱跑乱动。我无论陪同毛主席或是别的中央首长看戏、看电影或是跳舞，我的位置不是这个边边，就是那个角角。在所有领导同志出现的地方，我都是靠边的，要做到不动声色，不表现自己。我是搞警卫、搞服务的，不是来出风头的，挤到中间干什么，有了什么事情，里外活动也不方便。所以很少有我的镜头。在主席住地，我时时守在离主席很近的值班室里值班，只要主席出来散步，我就要马上出来为他警卫，还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干扰主席。

4.青蛙,你不要叫(2)

六姨委屈地说，毛主席来了，你姨父从来对我严守机密。有一次，市委政法书记兼公安局局长谢滋群在洪山饭店值班，我去向他汇报一个案件的情况，才知道毛主席在洪山饭店会见国宾。我找到你姨父说，我想看看毛主席。你姨父绷着脸说，这事你不要找我。还是谢滋群找到警卫处的人，叫我站在一条布幔子后边，趁毛主席经过布幔子那边去吃饭，叫我偷看了一眼。

姨父瞪了一眼说，毛主席不是随便叫人看的！

姨父又讲了他终身难忘的两件事:

一次是毛主席在武汉举行国宴，招待朝鲜金日成首相。姨父作为警卫和接待工作的操办者，也意外地收到了毛主席署名的请柬。姨父说，我哪里会想到有我的请柬呀，我只是一个为领袖服务的小角色，一到宴会上，只顾得一心一意地保证老人家和金日成的绝对安全以及宴会有序地进行，怎敢把自己也当成应邀嘉宾的角色呢？连那张具有保存价值的请柬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另一次是在1962年12月26日晚上，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在武昌“梅岭一号”操办“家宴”，祝贺毛主席六十九岁生日。姨父以发布新闻公报的语言向我报道，参加这次“家宴”的有:武汉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还有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兼警卫处处长。

我问，这最后一个就是姨父吧？

姨父说，好像是我吧。接着又说，参加这次“家宴”的还有卫士长李银桥、秘书林克、医生李志绥、护士长吴旭君。最后又叹了一口气，说，唉，没有一个是毛主席自己家里的人！

我问，江青不在毛主席身边吗？

姨父说，我很少看到江青跟主席在一起。她单独到武汉的次数也不少，是秘密来的。我从主席的随员那里听到江青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主席的卫士、秘书，差不多都在江青身边工作过，但都干不长，说她难侍候。上汽车、下汽车都要关车门，本来轻轻一碰，门就关上了。但她怕受震动，怕听关门的声音。你只能捏着门把手往里边推。你说话的声音不能大，走路也不能跑，要轻手轻脚，一不小心，走路带风，她就不高兴。她戴的是坤表，表针噌噌走动的声音，她也嫌吵，还要对坤表发脾气。她很怪，很挑剔，很难侍候。

1964年，姨父接待过江青。她是从上海飞来的，住在梅岭。她来时，没想到她的照相器材会有那么多，满满地装了一卡车。她要照柳树、照荷花。但她怕风吹。在湖边，她觉得风大了，就不照了，赶紧回去了;刚回去，风小了，她又要出去照。姨父说，她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侍候就是了。

有一次，江青在野外照完了荷花，觉得不理想，又要在室内照荷花，还要照出野外的效果。于是乎，在主席住地的一个会议室里，在好端端的地毯上，让我们摆满了脚盆、水缸，把湖里的荷花挖出来，有开花的，有没开花的，有似开似不开的，插在脚盆、水缸里，东插西插，后来果然照出了野外的效果，可我们知道是假的。我去梅岭看望她，问她生活上还有什么问题，她说，麻烦你们了，谢谢你们了，送给你一张照片吧，是我给毛主席拍的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这张照片。

姨父说，我庆幸自己没有摊上江青让我倒霉的事情，而上海公安局的警卫处长王吉普却不幸摊上了。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演电影的时候叫蓝苹。“文化大革命”时，她叫上海公安局搜集三十年代有关蓝苹的资料，其中有她在那个时候的绯闻。上海搜集了，王吉普坐飞机送到了北京。但他到了北京，一交了资料，就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姨父是在另一件事情上倒了霉，住进了粤北监狱。他出狱以后，第一次去上海，就特意去看王吉普的家属。王吉普已经不在人世，死在秦城监狱里了。

5.回锅肉的哲理与吃的感悟(1)

1958年，毛泽东（右）与朱汉雄（左二）摄于武昌东湖客舍。（侯波摄）

你知道宴会怎样操办吗？

作为许多次高级宴会、包括若干次国宴的操办者，姨父对外甥开始了启蒙性谈话。他说，宴会之前，你必须做好这样几件事:一是排名单、发请帖、摆席次卡，主客和别的客人各自坐在哪个地方，写上名字，把卡片摆在桌子上，要是摆错了地方，那就乱套了。二是按照宴会的规格确定菜单，大致有三种标准，党和国家领导人宴请国宾是一等标准;中央的部长和省一级领导人宴请外国名人，是二等标准;厅局一级的领导宴请客人是三等标准。三是要摆好餐厅的桌子、铺好台布、摆正椅子、窗明几净。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按照宴会标准确定菜单，这是一项专门的学问，菜单确定以后，才能进入下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采购和加工。厨房里有“红案”、“白案”。“红案”是案板上的功夫，就是切肉、切鸡、切鸭。什么样的鸡、鸭可以用，身上哪一部分的肉能用，哪一部分的肉不能用。肉是切成片、切成条、切成块，还是切成丝，这是第一道工序，是“红案”师傅的事情。接下来是灶上的“掌勺师傅”，他在厨房里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红案”上切割好的东西都要交给他，烹、煮、煎、炒就全靠“掌勺师傅”的本领了。“白案”是做面食的，擀面条、烙饼、做点心，这是“白案”师傅的事情，跟“红案”上的鸡、鸭、鱼、肉要严格分开。打下手的把面揉好、擀好、加工出各种点心的形状，端到炉子旁边，交给“炉灶师傅”加工。

一提起灶上的“掌勺师傅”，姨父就油然而生敬仰之情。他说，同样一个东西，不同的“掌勺师傅”做出来，味道就是不一样。1958年，大跃进的问题还没有暴露，一片繁荣景象。在武汉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还特地从成都带来了两个厨师和一个老迈年高、眼睛失明的烹饪顾问，来会上帮厨。他们做回锅肉，要求采购只有八十斤重——最多不要超过一百斤重的猪，只要猪后腿拐脚骨那一部分的肉，半边猪只可以切下来一公斤。两个厨师煮肉的时候，老顾问眼睛看不见，就把他领到锅跟前，拿一根筷子给他，他在煮的肉上边插一插，凭他手上的感觉说可以了，那才算可以了，不能随随便便拿出来。还要讲究刀工，回锅肉炒出来以后必须像瓢一样卷起来，所以叫“瓢肉”。还要用甜面酱、豆瓣酱做配料。他们用的豆瓣酱也跟别人用的不一样，是一块一块的，要在砧子上用刀切碎了才下锅。与会的中央委员们都吃到了他们精心炮制、令人回味无穷的回锅肉。而且，叫你吃到什么程度也是很有讲究的，不能叫你吃一回就三年不想吃了，那不行！吃了以后，还得叫你老想着它。这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圆”，要的是一个“欠”。

可是，在战争年代，我们都吃些什么呢？

姨父自嘲地笑着，我可以告诉你，那也是你绝对没有吃过的。比如，我上抗大的时候，有一个比较艰深的科目就是吃黑豆，真的，你必须动员牙齿和肠胃的全部能力征服黑豆，是那种在山西北部靠近内蒙古的雁北地区才能生长出来的坚硬如铁的黑豆。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紧缩包围，根据地越来越小，根据地军民和抗大师生都面临严重饥荒。粮站只供应黑豆。黑豆本来是喂牲口的饲料，这时就成了人畜公享的口粮，人吃的和牲口吃的都是从一个粮食堆上挖下来的。人的供应标准却比牲口低了一大截，牲口的标准是一天五斤，人的标准一天只有一斤半。黑豆面窝窝头像一个黑不溜秋的铁疙瘩，起名叫“钢盔”，很难咬得动它，隔着院墙扔出去，“咚”的一声，地上能砸个小坑。抗大师生开展科技攻关，钻研怎样吃黑豆的学问，比如用黑豆做豆浆、做豆腐，发豆芽，磨豆渣，发明了领导食品新潮流的“黑色食品”系列。莘莘学子的消化系统也由此得到了锻炼，对于坚不可摧的黑豆产生了惊人的杀伤力和吸收力。最后只剩下一个难以攻克的课题，就是无法消除黑豆由腹内排出的有害气体呀！

在开发肉食来源方面，我们也屡屡作出颇有才气的发现。比如，在行军途中到了一个村庄，忽见满天飞着野鸽子，领队老兵的眼睛就霍地一亮，感到满天飞的都是肉食。村庄后边有一道陡峭的土崖，土崖上有很多窟窿是鸽子窝。一到黄昏，野鸽子成群结队地飞回窟窿里歇宿。老兵就叫大家找来柴草，堆在土崖下，天黑时把柴草点着，不出明火，只叫它冒烟，熏到崖上的鸽子窝里，鸽子就“扑扑棱棱”地飞出来，争先恐后地栽到柴火堆里。大家在崖下支起一口大锅，都在忙着捡鸽子、拔鸽毛，美美地吃了一顿清水炖鸽肉。

还有好酒喝呢！姨父得意地说，在抗大，我们行军过了汾阳，在一道山沟里宿营，我跟通信员、司号员一起分到一个大屋。满屋都是接近一米高的大缸，缸挨缸、缸摞缸，缸上的盖子都是用泥巴糊起来的。大缸就成了行军床，三四个缸盖上睡一个人绰绰有余。大家爬上缸倒头便睡。老号长一躺下来，就开始用鼻子不停地深呼吸，哟，好香啊！他在大缸上逐个儿地搜索，发现一个缸盖上糊的泥巴掉了一块，丝丝缕缕的酒香正从那里源源不断地冲着他的鼻子冒出来。他拿起吃饭用的搪瓷碗，毫不客气地揭开缸盖，大碗大碗地舀酒喝，暗自过足了酒瘾;又找到一个脚盆，把酒舀到盆里，盆下生火，煮热了酒，用热酒洗脚，还叫醒了大家，都照此办理。果然消痛解乏、活血通络。次日上路时，老号长又在行军壶和茶缸里装满了酒，一边走，一边仰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喝酒。他那天吹出来的号音伴着酒香在天空中忽忽悠悠地缭绕，军号上的红穗穗也喝醉了似的一摇三晃。姨父暗自纳闷，这酒怎么钻心的香呀？刚上路就到了一个镇子，在一个青砖大门楼上看到了三个大字:“杏花村”。这才知道，昨晚是钻到杏花村的酒窖里了。就是唐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杏花村。姨父问道，你们都知道这首诗吧，但是，有谁能像我们这样亲临杏花村以亲尝其美酒、而且在其酒缸上睡过一宿呢？

5.回锅肉的哲理与吃的感悟(2)

姨父还夸说，在南方山区打仗，只要季节合适，搞吃的就比较得心应手。比如抗日南下支队到了湘北山区，山里的农民很少很穷，部队没有粮食吃，可是不要紧，满山都是竹子。正是竹笋疯长的季节，你蹲下拉屎的时候，就会有什么东西一拱一拱地从地底下拱出来直顶屁股，那就是你要吃或是主动要你吃的竹笋。接着又忽地发现了天然的、自带油盐的肉食。就派一个人在山上放哨，其余的人都下到河沟里捉虾，是手指那么长、没有见过人的大虾。大家站在深水里围追堵截，虾就游到浅水滩欢蹦乱跳地当了俘虏。把虾放在锅里慢慢焙熟，虾皮里就“”地冒出油来，虾肉和虾皮都是咸的，大家就美美地分享了自带油盐的美味。那是战争年代的宴会。

总之，姨父由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的回锅肉说起，一发而不可收地讲了与饮食和美酒有关的一部内容驳杂的历史， 而且不回避与吃有关的历史教训。比如南下支队占领了湘南国民党军队的后勤基地，他搞到一只老母鸡与大家共享，鸡肉却嚼不烂，还吃出了木头的味道。后来才弄明白，那是一只正在孵鸡娃的“抱鸡婆”，“抱鸡婆”的肉是吃不得的。接着，他们又把点灯用的桐油当成猪油吃了。姨父夸说，桐油放在油罐里的时候，跟猪油一样是雪白的;在热锅里化开以后，跟花生油一样是橙黄的;吃在嘴里的时候，跟一切食用油一样是香气扑鼻的，问题全出在吃下去以后，妈呀，那是要上吐下泻的。

姨父在吃的文化上跟“野战”时代告别的一个标志，是进入武汉以后又以战争的方式吃了最后一顿狗肉。1950年春天，姨父和六姨刚刚调到武汉，就一眼盯住了一条高大壮硕的狼狗。这是抓获国民党宪兵队的一条警犬，我警卫团战士都不会使用警犬，就把它拴在一个营的营部里养尊处优。姨父几乎可以肯定这条狗曾与人民为敌，就对一位营长说，你养它干啥，我瞧着嘴馋！营长就派了两个通信员，一个牵着狗，一个赶着狗，把狗从营部送到一个闲置的足球场上。姨父让警卫员把它拴在球门架的横梁上。狗往球门下边一蹲，就露出一副“确保球门不失”的样子，令人望而生畏。好，今天天晚了，你先神气着，等到明天再整你。第二天，警卫员大叫，哎呀，狗不见了！姨父往营部打电话说，妈的，你那条狗是怎么搞的？它跑了！营长说，它记路，昨天半夜就咬断绳子跑回来了。营长又把它送回来，仍拴在球门架的横梁上。有人对姨父说，吃狗肉不能出血，要把狗吊起来，用水把它灌死，那样做出来的狗肉最好吃。姨父就叫警卫员把狗吊在球门架的横梁上，用铜壶给它灌水。狗很大很重，吊不起来。警卫员就用绳子拴着狗的脖子把它拉上去。狗拚命挣扎着张开嘴来，警卫员就用壶嘴对着狗嘴灌凉水，一边灌，狗一边猛烈地蹬腿甩脑袋，球门架也吱吱嘎嘎地摇晃着。狗被灌水灌急了，一口把壶嘴咬瘪咬透了，水从壶嘴旁边喷出来。咣当，铜壶跌了下来。姨父在球门架旁边立着，面对着一场屠狗的战争。他说这是他最后一个对手。狗终被整死了，就那样湿淋淋地吊在球门的横梁上。半个世纪以后，姨父还清楚地记得，那只壮硕的黑狗用它尖锥形的牙齿和鹰勾般的利爪，拚尽全力作了剧烈而无望的搏斗。姨父冷冷地说，他从此再不吃狗肉。

鉴于姨父在吃什么和怎样吃的问题上积累了过于庞杂的记忆，当他终能在金碧辉煌的大餐厅里操办各种高级宴会的时候，就绝不掩饰他对烹饪艺术和烹饪哲学的敬仰。他说，我从来不敢在厨房里瞪眼睛，我特别关照后厨里的人。他们忙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我总要到厨房里看望他们，辛苦你了，坐一坐、歇一歇呀！我抓一大把茶叶，开水一冲，再给厨师们递上烟、点上火，让他们喝杯浓茶，他们就好高兴。干革命要首先搞清楚谁是你的主要依靠力量，厨房里的这些人就是我操办宴会的主要依靠力量，还有服务人员、接待人员。大家都忙活起来的时候，我啥都不是，什么局长啊、处长啦、书记呀，我啥都不是。等宴会完了，所有客人都走光了，我在宴会上也吃过了，但我不能走，我要等厨房里忙完了以后，陪着大家坐下来“扒渣子”。湖北人说吃剩饭是“扒渣子”。我喜欢跟他们一块儿吹牛“扒渣子”。有一位名叫刘大山的厨师，是数十次高级宴会的主厨。他为刘大山斟上酒说，刘师傅，你帮我大忙了，有多少次高级宴会，包括毛主席主持的国宴，都是你领着搞出来的呀，离了你，我就冇得办法了。

姨父又露出少有的感伤表情说，如今这批人走的走了、老的老了。前几年我又到武汉去，有个老太婆大老远地跑来看我，她问，你还认得我吧？我看了好久，哦，你不是那个小“淘气”吗？她是原德明饭店的餐厅服务员，姓陶，外号叫“淘气”。国家领导人或是重要外宾来了，都要她出面服务。现在她也老了，她说，我当奶奶了。我赶紧打听，刘大山呢？她说，唉，没有他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刘师傅走了。

6.他们的灯光在哪里(1)

在绚丽的霓虹灯下，在对领袖和高级干部的迎来送往中，姨父曾毕恭毕敬地接待过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贵宾，就是把他和一批批的同学送往延安、交给革命的宋更新老师。

宋更新送走了学生，自己却遇到了一场灾难。十多个同学的出走，在家乡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国民党县党部把他抓起来，决定用“黑拳”——暗杀的办法除掉他。黑夜，特务们一边架着他往稻田里跑，一边喊叫:“宋更新跑了，抓住他！”接着，“叭叭”打了两枪，一枪蹭着头皮打飞了，一枪从脖子后边打进去，从腮帮上穿出来，把右边的牙床打碎了。宋更新栽到稻田里装死。特务又“叭”地补了第三枪，却又打到了田埂上。特务走后，宋更新从稻田里爬出来，爬到那个冒充王守敬女儿的魏光碧同学的家里。魏光碧的父亲是开明绅士。他家后山沟有一块种花生、番薯的偏僻地方，有一个看庄稼的窝棚，就让宋更新藏在窝棚里，用中草药为他养好了伤。他又逃出四川，隐藏到陕西教书，一藏就是十年。

解放战争期间，贺龙、王维舟率十八兵团从大西北向四川进军。宋更新在布告上看到了王维舟的名字，大喜，写信与王维舟接上了关系。王维舟立即回信，叫宋更新去重庆找他。宋更新带着王维舟的回信，沿途受到军政部门的热情接待，一路顺风地到了重庆，通过王维舟，恢复了党的关系，并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从一个亡命天涯的逃亡者一跃而成了党的高级干部。

姨父感叹说，宋更新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啊！他虽是红军初创时代入党的老党员，却没有经历过严格的组织生活，也很少享受家庭的温暖。他多少年没有老婆了，儿子、女儿跟红军走后，一直没有消息，只剩下他孤苦一人，在白色恐怖下东躲西藏。现在解放了，自由了，高兴了，年近半百的宋更新焕发了青春，找了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如火如荼地谈起恋爱来了。组织上一调查，他的女朋友加入过三青团，制止他谈下去。他大为吃惊地说，怎能剥夺我的恋爱自由哇？这个女朋友交给我，你们就不要管了嘛，出不了问题的。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讲到过的一个原则性问题，坚持自由恋爱，更加如火如荼。经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批准，成全了他的恋爱和婚姻，却撤销了他的职务，开除了党籍。宋更新十分庆幸能以此种方式获得了婚姻自由，立即跟女教师喜结良缘，又带着新娘子打点行装，乐颠颠地跑到南充教书去了。

姨父告诉我，宋更新与新婚妻子的感情可以说如胶似漆，但为了充分尊重夫妻双方的独立价值，钱却是各管各的，只是对夫妻共用的财物实行股份制原则。据说这也是来源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家庭经济模式。宋更新就在这种模式中积攒了几个“体己钱”，每当学校放假，就要到南方或北方游山玩水，领略祖国大地的大好风光。他先后游历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妻子无此兴趣，他一如既往地按照尊重夫妻双方“独立价值”之原则，独来独往，乐此不疲。

1959年，他去北京旅游，找到了他送往延安的学生、当时在公安部工作的王恩眷，在那里小住数日，回程经过武汉就找到了当年的学生、投奔延安时特意请他起了名字的朱汉雄。姨父把他安排在毛主席会见蒙哥马利元帅的胜利饭店，知道他爱喝酒，就把茅台酒交给服务员，随时供他饮用。宋更新见酒大喜，白天去东湖、珞珈山游玩，纵情于湖光山色之间，晚上则由弟子作陪，必饮四两老酒，作彻夜谈。他对自己送走的大多数学生都成了新中国的栋梁之材感到无比的欣慰，对自己以丢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高官、失去本已失去一次的党籍为代价，换得今日之幸福生活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张开嘴来，让姨父和六姨欣赏他牙床上的残缺，用手指比画着，说明子弹是怎样乖巧地绕过了要害部位，从一个无关大局的地方穿过去的，从而对国民党打了他三枪的拙劣枪法进行了轻蔑的嘲笑，并谦虚地表示，他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几颗牙齿而已。

姨父掐指计算，那年的宋更新老师已经是接近六十岁的人了，身体依然健壮，笑声依旧爽朗。他在武汉玩了数天，忽然说，啊，就要开学了。姨父给他买了车票，他又乐呵呵地告别都市霓虹，跑回南充教书去了。

姨父时常怀念宋更新老师，他觉得，江城有一盏霓虹灯是属于他的。

姨父又摇头叹息说，掩护宋更新、支持学生投奔延安的丘树勋校长就大不一样了！

解放后，姨父和六姨第一次回到家乡永兴场，就特意看望了丘树勋。那时刚刚经历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丘树勋在旧社会当过联保主任，只是挂名，没有恶迹;曾经是地主，却不善理家政，解放前已经没有土地了。他醉心于乡村教育，为乡亲、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是人所共知的，政府和群众都没有跟他过不去。倒是他自己一天到晚地心惊肉跳，如临深渊般地战战兢兢。姨父说，我要替他说话，让他把腰杆直起来。

区委书记邀请姨父去区政府吃饺子，姨父特意拉上了丘树勋。解放后的区政府设在刘备庙，这是国民党区公所的老地方。丘树勋一走进刘备庙就怵然心惊，像耗子一样缩在昔日弟子的背后如影随形，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姨父请他坐上席，他怎么也不肯坐。姨父把他按在座位上说，学生请你坐你就坐呀，这个座位是你的。他磨磨蹭蹭地坐下来，屁股却没有完全落实在椅子上，只是挂在椅子边边上，神情惶怵，如坐针毡。姨父一边吃饺子，一边为他评功摆好，说，你虽然当过联保主任，可大家都知道你只是挂个虚名。解放前几年你已经没有土地了，家里是个空壳壳。你两次解救、隐蔽宋更新，还营救过别的党员。我们上延安，也是得到你支持的呀！丘树勋还一个劲地表示谦虚说，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但他总算安下心来，吃出了饺子的味道。

6.他们的灯光在哪里(2)

姨父离家前，又找到县长、县委书记，讲了丘树勋对革命、对家乡的贡献，县政府就安排丘树勋当了民政科科长。姨父大发感慨说，这个老先生呀，他不敢当官儿，也不会当官儿，一当上科长，手脚又没处放了，只干了几天，就自动辞职了。县里给他发了退职费，他很快就用完了，没吃没喝，他只好炸油条、油果子卖。他炸的油条是死疙瘩，几乎可以当棒槌用，卖不出去的呀！他又尝试过贩卖草鞋，把一二十双草鞋挂在门口，却不会吆喝，草鞋老挂在那个地方，人家不知道那是什么用意，草鞋发了霉，也没人要他的。看来，这位老先生只能当个好绅士，只能穿上长袍大褂，文质彬彬、忙忙活活地做好事。到了新社会，绅士不时兴了，脱了长袍马褂，干啥不像啥，他就六神无主了。

姨父第二次回去，看到鳏居多年的丘树勋又找了老婆，好干巴的一个女人，啥也不会干，连饭也做不了，老两口过着好干巴的日子。姨父又为他说情，县里就按月补贴他一点钱帮补家用。他却从来没有求过政府，也从来不会向姨父写信叫苦。姨父第三次回去，丘树勋已经死了。他是丘家寨的人，后来住在永兴场街上的一个破屋里。他就死在这个破屋里了。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在江城，姨父找不到属于他的灯光。

姨父又谈到投奔延安途中用表决方式劝阻回家的两个同学，他们是含泪而别的，他忘不了这两个同学为大家作出的牺牲。姨父第一次乘坐一辆美式军用小吉普回到家乡，就去看望他们。一个同学已经找不到了。他去郑家寨找到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农民，正在稻田里插秧，黧黑的面庞上过早地刻上了皱纹，几乎认不出来了。姨父站在田埂上向他问候，跟他搭讪。他看了看他的空袖筒，表情感伤地道了辛苦，就漠然地站着发呆，再也找不到话说。姨父望见他的两条泥巴腿还插在稻田里，手里还拿着稻秧，似乎在急着插秧，便与他互道珍重，挥手告别了。回头看他时，他的腰已经深深地向稻田弯下去。此后，姨父再没有见过他，只听说他终生务农，当过生产队长，跟所有去到延安的同学都没有联系。不知在什么时候，在那个遥远的村庄里，属于他的那一盏灯已经无声无息地熄灭了。

我问，考儿嗲嗲呢？

姨父说，他有他的灯啊，那是一盏大烟灯。他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好医生，却因为吸大烟毁掉了一生。你见过吸大烟吗？你在电视剧上看到的不算数，电视剧上好多吸大烟的道具、动作都不对头。导演和演员没见过吸大烟，怎么不来找我问问呢？我小的时候，开江县永兴场上两百多米长一条街，就有好几家大烟馆，开烟馆的就像现在开面馆的一样多。走进大烟馆，就见一块床板子，铺一张破席子，席子上有一个乌黑的枕头，或是垫着一块砖头当枕头。抽大烟的人去了，大烟馆的老板就给他一个麻将牌那样大的竹块块，竹块块上有一个凹槽，凹槽里放着很小的一块大烟土;然后给你一个灯盘子，盘子上放着一盏灯、一杆烟枪、一根烟签子。你接了灯盘子，给了钱，才能拿起烟签子，在灯上烤热，再蘸着大烟搅拌，裹起一个烟泡。把烟泡插在烟枪上，再把烟签子抽出来扶着烟枪上的烟泡，对在大烟灯上边烤边吸，不要让烟跑掉，这就叫吸大烟。给老板三个铜板，吸一个烟泡就走，就像是去饭馆吃一碗面一样简单。有的人要烧两个烟泡，就要给六个铜板。有的人来大烟馆请客，两个人对着“吸溜”。

姨父又问我，你见过大烟花吗？大烟花开起来好漂亮啊，花开遍地，有红色的、有白色的，田野里一大片一大片的，就像你们洛阳的牡丹花那么大的一朵，几十亩地一大片。到了割烟的时候，头天晚上要拿一把特制的刀——在木把上裹一个很薄、很锋利的刀片，在大烟果上割一刀，让浆流出来;第二天早上出太阳之前去收浆，浆已经变成棕色或黑色的干膏，要拿一个竹片片，从大烟果上把干膏刮下来;身上带着一个竹筒筒，把干膏收到竹筒筒里。收浆以后要晒，晒出来的叫“生土”。开大烟馆的老板、老板娘，要买来“生土”搅水过滤，过了渣子，剩下的水放在铜锅里熬，熬成了“熟土”，再分成小块，这就是大烟馆里的大烟。

姨父神情郑重地作了一个假设，如果他不去延安，后来是不是种大烟或是也有了一盏大烟灯那就说不准了。他说，去大烟馆里抽大烟的，一般都是社会底层的人，有抬轿子、抬滑竿儿的脚夫，有各种做小手艺的，有赌博赢了钱的街痞子，也有像考儿嗲嗲这样本可以光彩地活着、却被大烟夺去了志气的人，辛辛苦苦挣了几个钱，都拿去抽了大烟。全国解放后，他第一次回家就特意去看望考儿嗲嗲，大烟已经害得他骨瘦如柴。姨父第二次回家就看不到考儿嗲嗲了，他已经拄着长长的烟袋管跌跌撞撞地走完了自己的路。

五 东湖万花筒

1.周恩来与三斗坪(1)

1959年,周恩来总理（前排左二）视察三峡坝址三斗坪（前排左一为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右三为朱汉雄） 。

姨父说，周恩来总理到武汉次数很多，却总是来去匆匆，有时只是过境，只在机场停一下。姨父感到机场餐厅过往人多，饭菜不新鲜，就带着厨师和新鲜食物去机场，给总理做一餐饭。总理吃了饭，顾不上谈话，握握手，打个招呼，就登机走了。

有一次，毛主席住在武昌东湖南山。周总理在北京接待了朝鲜金日成首相，金日成还要来武汉与毛主席会见，周总理就提前一个小时乘飞机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中央警卫九局张文鉴科长事先给姨父打电话说，总理到达武汉时，不要别的人接，你去接就行了。姨父就带着车子到机场迎接总理。总理从机场到主席住地途中，一直沉思默想着什么事情，突然问他:“你们湖北的棉花怎么样啊？收购的情况、入库的情况怎么样啊？”姨父一脑子装的是总理的安全，没想到总理会问他棉花的事情，呆呆地愣了半晌，才说:“总理呀，我是警卫处长，你没有让我管棉花呀！张文鉴告诉我，你不要省里的头头来接你，可你问这棉花的情况，只有省里的头头答得上，我答不上来呀！”周总理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