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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武昌东湖南山甲所，毛主席身边的卫士就踮着脚尖轻轻跑过来说，主席睡着了，主席等着总理，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周总理连忙示意保持安静，让汽车缓缓地开到甲所，又问:“我可不可以吃你一顿饭哪？”姨父说:“冇得问题。”他知道，总理只吃一碗面条。面条是现成的，炉子也是捅开的。三下五除二，服务员就把一碗面条、一碟小菜端到了桌子上。等到主席睡醒了，总理也吃好了，就向主席汇报去了。姨父说，周总理的工作是最辛苦的，而他的生活却是最简单的。

那一天，姨父跟我谈话时有点心不在焉，他悄然打开了电视机。原来中央电视台正在现场直播三峡大坝导流明渠截流成功、龙口合龙的盛况。姨父看了大卡车在截流龙口上投下的最后一块巨石，拿出了一张照片，是周恩来总理在野外跟一群人的合影，姨父就站在周总理的身旁。 姨父说，这张相片是在1958年照的，地点就是眼下正在建设三峡大坝的三斗坪。

1958年3月，周总理去参加成都会议，从武汉乘“江峡号”到重庆这一段水路上，姨父随船护送。他记得，与周总理同行的有一批水利专家，还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水利部副部长李锐和国务院一些部委的负责人，共四十多人。他们到了船上还在开会，在应不应修建三峡大坝以及如果修建大坝、坝址选择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上，两种对立的观点都在周总理面前进行着自由的、毫无政治顾忌的争论。争论到宜昌，争论到南津关，又争论到了三斗坪。“江峡号”在这里临时抛锚，送周总理上岸。周总理之所以要在这里上岸，是因为当时在选择坝址的问题上有两种意见，解放前到三峡作过勘察的美国著名水利专家萨凡奇和解放后来过的苏联专家都选择南津关为三峡坝址，中国的水利专家却选择了三斗坪，认为三斗坪的地质条件优于南津关。

上岸不远，就看到了几棵小树和树下的茅棚。长江水利委员会的钻探队正在这里钻探。周总理看望了钻探队，又踩着鹅卵石，走了一段路，来到一片沙滩上。那里铺满了钻机从地下取出的岩芯，还有许多箱子摆在那里，岩芯编了号，装了箱。周总理跟地质专家一起，仔细察看了岩芯。周总理问，往下打都是这样完整的岩芯吗？地质专家说，是的，这里的岩层很完整，没有岩溶洞。总理又问，我能带走一块岩芯吗？按照规定，作为地质标本的岩芯是不可以带走的，地质专家因而犹豫了一下，问，有什么用处吗？周总理说，我要带给毛主席看的呀，毛主席一直为三峡大坝的事操心哪！地质专家说，行，行，您就把它带给毛主席吧！接着就在岩芯箱的记录牌上写，1958年3月某日，取走了多少米至多少米之间的一块岩芯。周总理问，取走岩芯还要办手续吗？地质专家说，是的，总理，这是纪律。周总理连忙从专家手中把笔拿过来，说，那我也要遵守纪律。随即在记录牌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不多天以后，成都会议开完了。姨父又随“江峡号”去重庆迎接毛主席到武汉。再次从三斗坪经过时，“江峡号”放慢了速度。周总理拿走的那一块岩芯，这时出现在毛主席面前的一张桌子上。船在江面上缓缓地移动着。毛主席在船上久久地望着三斗坪和那块岩芯。

在三斗坪留下的这张照片，成了姨父的一个温馨、美好的记忆。在经历了漫长的蹉跎岁月，经历了人们不曾预料到的坎坷和挫折之后，三峡大坝在三斗坪那个地方截流开工了。这使他理顺了一度变得千头万绪的思路，看到了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曾经为今天付出的心血，看到今天的事业毕竟是包括他们“老八路”在内的几代人的延续。在三峡大坝截流开工的时候，他把这张照片送给了宜昌的报纸。他说，报纸上发出的照片不够清晰，正像历史常常不那么清晰一样。

令姨父不能忘怀的是，他在北京参加警卫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央警卫九局通知他，周总理请他和广东公安厅的警卫处长苏汉华到总理家里做客。他和苏汉华既高兴又不安。总理只约了我们两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哩？哦，可能是总理去的较多的地方除了上海，就是广州、武汉，因此，才叫我们到他家里坐一坐。他们如约来到了中南海西华厅总理家里，总理夫人邓颖超出来接待说，很对不起，总理原本在家里等你们呢，可刚刚接到电话，临时有紧急事情，又匆匆走了。他让我代表他陪陪你们。客厅里已经摆上了水果和糖果。姨父说，虽说没有见到总理，但是总理的情意我们领了，总理对下级的体恤和尊重我们懂了。

1.周恩来与三斗坪(2)

姨父告诉我，周总理逝世的时候，他写了一首好长的诗，流着眼泪写着，写了两三个晚上才写出来。但他接着又自嘲说，哪里是什么诗哟，不过是“顺口溜”罢了。我要求看看这首诗。姨父说，我的诗不愿见人，冇得了，找不到了。

2.胡志明的外衣

1956年，越南胡志明主席（中坐者左四）在武昌东湖休养时与接待人员（后排右二为朱汉雄）合影留念。

在姨父接待的外国来宾中，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是越南胡志明主席。

他说，胡志明主席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关系亲密，是老朋友，解放后曾多次秘密来华，总是用围巾围着他的胡子，不叫别人把他认出来。我们也不把他当外人，不像对别的外宾那样安排到北京饭店，他一来，就住在北京中南海，有时也住在中央组织部一个小招待所里，像对待自己人一样。

1956年下半年，他在武昌东湖休息了一个多月。一到吃饭的时候，他都要一脸无奈地望着餐桌，用中国话说，菜太多了，吃不了，浪费了。后来，一餐只上四个小盘，荤素搭配好，每盘只有一点点。他吃得很高兴，每餐饭都要尽量吃完，吃不完时，就要批评人，又多了，又多了！从不给我们讲客套。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喝咖啡，而且必须喝他的警卫员为他烧的咖啡。警卫员跟他多年了，他来中国时也要带着这个警卫员。警卫员也要随身带着两样东西，一样是一枝很笨重的法国手枪，另一样是烧咖啡的工具。胡志明只喝他烧的咖啡。我们烧的咖啡，他一闻，就放下了。

胡志明主席作为国宾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时，曾经来武汉与毛主席会见，下榻在胜利饭店。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曾多次在报纸上看到过胡志明的一张照片，他头戴很像博士帽的葵叶帽，身穿很像中山装的灰白色制服，面带慈祥的微笑。 那一天，他白天参观了武汉钢铁公司和长江大桥，晚上睡觉时，饭店的服务人员就好心好意地把他那件灰白色制服拿去洗了。但是，姨父说，谁也不会想到，胡志明主席只有这件制服，每天都要穿这件制服。第二天早上，他起床了，要穿衣服了，衣服还没有拿来。糟糕，衣服洗了，还不干。他穿着汗衫，怎么出去呀！他老人家只好坐在床上，抱着膀子，盘着腿等着送衣服。那一次可把我们急坏了。他老人家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吃了早饭就有重要活动，每一项活动都是不可以穿着汗衫出现的呀！他们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在焦急地等待着那件衣服。我们让洗衣房赶快把衣服熨干送了上去，他才得以从房间里走出来，脸上照旧露出慈祥的微笑。我们出了一个大洋相啊！我们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地方上的外办主任、交际处长、饭店经理接待过很多国家首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一个国家的首脑会如此简朴，竟然没有替换的衣服。

胡志明主席很重友情，也很幽默。他来中国休息时，照料他的总是中央警卫九局的张文鉴。有一次，张送胡志明回国，送到南宁机场为止。分别时，张站在飞机的舷梯下跟胡志明握手，胡志明却拉着他的手不放，把他拉上了 飞机。张说，我不能上飞机呀，飞机一起飞就飞出国境了，飞到越南去了。我没有护照、没有签证，这怎么行！胡志明拍着自己的额头说，没有关系，我就是护照，就是签证。硬是把张拉到越南，玩了两三天才让他回来。张回来时，带着胡志明送给他的水果和鲜花，路过武汉，还送给了姨父一束漂亮、鲜艳的剑兰花。

胡志明送给姨父的是一本书，是他自己写的《狱中日记》。

我对姨父说，我看过我国驻越南记者写的一篇文章，说胡志明访问中国后，对他讲，中国同志的宴会太铺张浪费了，那么多的东西，怎么吃得完呀？革命刚胜利，国家还很穷，不能这样浪费呀！我还说，在我们干部队伍内部，对外事接待和交际工作中的铺张浪费现象也是很有意见的。

姨父没有对此表示意见，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那么，我给你讲讲，我们是怎样接待罗马尼亚代表团的。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参加“八大”的各国兄弟党代表团到我国各地参观。罗马尼亚代表团由罗瑞卿大将陪同，来湖北参观。他们到了黄陂县的一个生产队。按照过去的做法，还要把他们送到县城或是赶回武汉吃饭，那要跑好远的路，所以改为在村子里招待客人，还为此带去了厨师、服务员和高级餐具，麻烦透了。我想，为什么一定要用城市里、宾馆里那一套规矩招待外宾呢？到农村就要有农村的特点。我就把原来准备的一套撤下来，只留下一个厨师、一个服务员作指导，请来当地会做菜的巧手媳妇掌厨，就地取材，做当地农村请客吃饭的拿手菜。芋头呀，红薯呀，莲藕呀，都端出来了，还做了狮子头、粉蒸丸子、粉蒸排骨、烧鱼、烧鸡、莲藕汤。当地原来也要学城里的洋派头，准备了一套精致餐具和高档台布，也统统拿掉了。宴会就设在普通农家的一个比较宽敞的堂屋里，用当地老百姓用的白底蓝花粗瓷碗盏、毛竹筷子，由漂亮、利索的农村姑娘端盘子上菜。罗马尼亚的朋友们觉得很新鲜、很家常、很亲切，吃得非常高兴。特别是那种事先未被看好的小芋头，外宾们特别喜欢吃，干脆撂下筷子，手拿芋头，蘸上白糖，一边吃，一边嗍指头。他们吃了大丸子——狮子头，还要再吃小丸子——粉蒸丸子，吃出了中国农村的真味道。只是筷子用不好，那就当场教给你，用起来别扭，才显得有趣。饭场上的笑声此起彼落。刚吃完别开生面的“农家宴”，罗瑞卿大将就高兴地叫我，说:你怎么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挺好哇！

姨父又郑重地告诉我，1964年，越南的黎笋来武昌五里界参观访问，他又在五里界用“农家宴”招待了黎笋。听姨父的口气，好像是要让黎笋给胡志明老人捎个口信，他已经接受了胡志明对中国宴会的批评。

3.史书以外的刘伯承(1)

刘伯承元帅手迹。

1957年岁尾，姨父的一件大事是接待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是他的老首长。在挺进大别山前后的严峻岁月里，姨父曾担任刘邓大军政治部保卫部特派员兼任司令部协理员，就在这位“一号”首长的身边工作。他把刘帅安排在南山甲所下榻后，又陪他在东湖岸边散步。遥看天际，往事如烟。他感到，他又回到了一位慈爱长者的身边。

姨父说，进军大别山，真苦了刘帅了。特别是过黄泛区，一望无边的沼泽地，不能骑马，每一脚踩下去都要陷进没膝深的泥沼里，要费好大力气才能把腿拔出来。有时，在大雨之后的泥泞中行军，成千上万人踩来踩去，泥巴地一塌糊涂。刘帅块头大，又是一只眼睛，拄着一根棍子走路，实在难走啊！大家给他搞了一副担架，他坚决不坐。大家没有办法，只好抬着担架跟着他走。

刘帅骑牲口，身体重，马也驮不动他，就为他准备了两匹马，换着骑。后来，六纵王近山司令员特意送来一匹很高很壮的马，这匹马本来是专驮大炮的，除了身架大、气力大以外，没有别的本事，只会四平八稳地走路，正好成了刘帅的坐骑。大家都舒口气说，好，这下子解决问题了。可是，刘帅心疼他的马，马背常常磨烂，一到宿营的地方，刘帅就说，不要忘了用盐水给马清洗伤口哇。在山路上行军，白天还好办，前边有人牵马，旁边有警卫员照料。最难的是夜晚行军，老人家骑在马上，眼睛不好用，前边有了树枝，警卫员就要喊:“低头！”老人家才知道低下头，把身子伏在马背上。没有树枝了，他也不晓得直起来，还要向他喊:“抬头！”他才知道把头抬起来。

刘伯承酷爱读书，但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看书很吃力，却又不知道休息，周围的人都拿他没办法。他的爱人、孩子和警卫员拖着他，才能叫他出去散散步。大家说，总得想个办法，叫老人家活动活动啊，就一起起哄，拉上他打麻将。他不会打，怎么“吃”，怎么“碰”，他都不会。他身边的人乱叫，哎，该吃了！哎，该碰了！打了两三把，他就站起来说:“哎呀，这比打仗还难啊！我不干了。”

刚到大别山，在安徽搞“急行土改”、搞粮食的时候，还搞到了一些古书、线装书。有人拆散这些古书包东西，他看到了，就心疼地说:“同志们哪，这是中国文化呀！你们赶快去看一看，还有没有别的书，帮我把书收起来，带得走的带走，带不走的要找个地方存起来，不能糟蹋文化。”他还说，我年纪大了，打完仗以后，我的愿望就是搞搞军事教育。在战事频繁的岁月里，他还翻译了苏联的军事著作《合同战术》。

有一次，从宿营地出发以前，司令部各部门都在忙着打扫房子，把铺地用的稻草送还给老百姓。刘伯承的警卫员雷保生忽然跑来说，“一号”叫你。姨父急忙跑去了。刘伯承正坐在老百姓家门口的石礅上，看到他来了，就指着地上的稻草对他说:“特派员同志呀，你要去管一管，要大家心疼稻草，不要走着撒着，把稻草撒了一地，老百姓要用稻草喂牛的呀，牛没有草吃，怎么耕田呢！”半个世纪以后，姨父还记得刘帅当时说话的口气、表情和他注视着稻草的忧虑。姨父说，这个时候，一点也看不出他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而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1947年12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又面临蒋介石三十三个旅的围剿。大别山区回旋余地太小，供应问题严重。刘邓决定，邓小平与刚刚回到大别山的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和参谋长李达，率主力部队留在大别山牵制敌人。刘伯承率其余部队分兵而行，跳出包围圈，到外线作战。

刘伯承率总部大部分人员，随一纵向淮河以北转移，夜行军时与敌人搅到了一起。到了一个村子，刚刚住下来，刘伯承听到旁边村子里传来狗叫声，就让参谋王文贞快去看一下旁边是哪个部队。王文贞带着三个通信员到了那个村子，对方哨兵问:“谁？”王文贞反问:“你是谁？”敌人就打过来一阵排子枪。一个通信员牺牲了，一个通信员受伤了，一个通信员跟着王文贞跑回来。

枪一响，就开始了一场混战。敌我驻扎的村庄犬牙交错，到处都是枪响。刘帅带着身边工作人员迅速离村，向西北方向走了。一纵一旅旅长尹宪斌急红眼了，他的任务是保护刘帅，刘帅却悄然不见了。他只身掂着驳壳枪，抓到一个营是一个营，抓到一个团是一个团，向刘帅转移的方向猛冲猛打，把敌人冲得七零八落，不缴敌人的枪，不抓俘虏兵，逢村过村，遇水过水，棉衣都湿透了，向刘帅去的方向疾进。敌人也搞不清这支队伍是怎么回事。尹宪斌从夜里一直冲杀到次日下午，才碰到司令部的一个干部急急跑过来。尹宪斌问，你是谁？那人答道，我是司令部科长张涛，“一号”命令我来和你们联系。尹说，废话少说，你马上带我走，我要亲眼看到“一号”。他拉着张涛疾走如飞，到了一个村庄，见到刘帅平安无恙，才松了一口气，叫了一声:“首长！”身子就软下来，站也站不住了。

刘帅爱兵如子，下级对他，也就敬其若父了。

刘伯承离开大别山的时候，姨父没有跟他走，而是由司令部调到了警卫团，跟随邓小平政委留在大别山上。十年以后，姨父终于在东湖见到了当年的“一号”首长，“一号”首长还给他留下了一封信和题词:

3.史书以外的刘伯承(2)

汉雄同志：您说：要我写几个字在这里作纪念。特如命写上。请收。

刘伯承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另纸又写：游览武汉长江大桥百万雄师南下后，长江千丈大桥横。

人民作出空前事，还只远征第一程。

刘伯承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信封上写：送陈朱汉雄同志刘伯承肃姨父指点着说，刘帅写的字，我不敢拿出去呀！刘帅那样高的威望、那样大的年纪，遇到我这么个小萝卜头，信封上还写“送陈”、落款后写“肃”，那是“肃立”、“肃静”的“肃”吧，这可使不得啊！信中还称我为“您”，还说“特如命写上”，我心里直敲鼓哇！原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建议我把刘帅的墨宝送到中央档案馆，我正要办理这件事。

4.“么罗儿”现象之解析(1)

姨父在接待工作中发现，曾长期担任湖北省省长的张体学，跟许多鄂豫皖根据地出来的老红军，一见面就喜欢说粗话，张口“罗儿的”，闭口“么罗儿”。就连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见了昔日在他麾下担任特派员兼保卫队长的朱汉雄同志，也要亲亲热热而又骂骂咧咧地打招呼:“罗儿的”老特务，你还没有死呀！

一次，二炮部队政委、中将李仁林来到了武汉。他是张体学在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战友。张体学工作忙，没能及时去看望他，他就在宾馆的楼梯上大发其火:“罗儿的”张体学，你算个“么罗儿”哇？架子那么大，一个萝卜刻两只眼睛！姨父深感事态之严重，急忙给张体学打了电话，提醒他快来看看这位老战友。张体学已经知道李仁林骂他，也在电话里发火说，他说我“么罗儿”呀，他算个“么罗儿”呀！不料想，张体学放下电话就跑去看望李仁林，两个人一见面，好像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还是开口“罗儿的”、闭口“么罗儿”，互相拍打肩膀，哈哈大笑，说起话来没完没了。

姨父觉得自己上了“么罗儿”的当，好像这是他们老战友之间特有的套近乎的语言，“罗儿的”愈是骂得响，愈是说明感情深，有点像俄罗斯人互相使用“阿廖申卡”或是“娜塔洛契卡”那样的“爱称”。我以“罗儿的”以及“么罗儿”之准确定义问题就教于湖北籍的朋友，朋友笑道，“罗儿”本应是“卵儿”，念转了，就成了“罗儿”，这是分泌雄性激素从而产生男性刚健、威猛之特征并为人类的繁衍提供种子、名叫睾丸的东西呀！“么罗儿”的“么”是“什么”的意思，“么罗儿”可用于质疑——你算个“什么罗儿”呀？亦可用于感叹——你是“多么的罗儿”啊！

“罗儿的！”也成了上下级之间进行率真的交往而不必虚拘礼仪的一种语言方式。在创建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战争中，李先念是张体学的老首长。李先念担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以后来湖北视察，张体学又陪他到革命老区大悟县了解民情。一到大悟县，张体学张口就是“罗儿的”，跟大悟县县长吵起来了。他说你该缴的粮食为啥没缴够？县长说你要的粮食太多我缴不起！省长跟县长吵得不可开交，把副总理丢在一边了。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朱汉雄同志插不上嘴，不好劝架。没想到，副总理十分平静地等他俩争吵结束，也跟老部下算起了旧账:“罗儿的”张体学，你的老脾气改不了哇？你记不记得打仗的时候，你一来见我就骂老子“罗儿的”，一骂骂了十几里路！

张体学向徐海东大将表现红军时代的幽默感的时候，也充分带有“罗儿的”文化特征。徐海东在战争年代曾九次负伤，身上留下了十七处伤疤，还少了两颗门牙。他骑着战马驰骋沙场的时候一头撞在树上，就把两颗门牙不可挽回地嵌在树上了。在鄂豫皖苏区，徐海东是红二十五军军长，张体学是徐海东的“手枪队”队长。徐海东住在东湖百花二号养病时，张体学一有空就来看望徐海东，跟老首长逗乐。他说，嗨呀，“罗儿的”，我们那个时候哇，妇女不能进营房，也不能进入军部首长的住地，这是有严格规定的。我们“手枪队”站着岗，不叫她们进去。手枪队就是警卫队，火力很强，都是驳壳枪、快慢机，哪个敢进去呀！何况这是我们军长亲自立下的规矩。可是，我们军长没想到自己也要谈对象呀。一天，军长从外边回来时穿着大衣，把大衣一裹，就把他的对象裹到大衣里面了，大衣上面只看见一个头，大衣底下能看到四个脚，那四个脚走着走着就走到军长睡觉的房间里去了。徐海东笑得喘不上气来，赶紧插上鼻管吸氧。徐海东当时的对象就是现在守在身边的老伴周东屏。周东屏笑弯了腰说，张体学，你瞎说！张体学说，“罗儿的”，么儿子瞎说，是哨兵向我报告的。哨兵说，报告，首长大衣底下有四个脚！张体学说得活灵活现，周围站了一圈服务员，都笑得前仰后合。

姨父非常欣赏这种毫无顾忌地使用粗犷、率真的语言进行幽默表现的上下级关系，好像是在血里、火里一起滚爬出来的人才可能具有这样的关系。他说，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也是李先念在红军时代的老下级，一次，李先念离开武汉，韩东山到车站送行，和李先念握手时，李先念就顺势把他拉上了火车，韩东山就跟着他走了。韩说:“罗儿的，你也不事先讲一下，我没带衣服，也没给老婆汇报哇！”与他们的语言风格相适应，韩东山还有一根不可须臾离开的旱烟袋，是竹根做的烟杆、黄铜包的烟锅。“文化大革命”时，他给红卫兵作报告，就是摇着这个旱烟袋，骂了一百多个“罗儿的”。他去世那年，姨父又去看他，他的病已经很重了，还叼着旱烟袋说，“罗儿的”，你还没有死，我不行了呀！

但是，“罗儿”得太过分也就变成耍蛮了。姨父遇到过一个难题，就是给张体学开车的司机从来不把他手下的交通警看在眼里。姨父说，他算个“么罗儿”呀？他以为给省长开车就不得了喽，不管到了哪里他都是天王老子，车子想停到哪里就停到哪里，交通警管不了他。好吧，你开到省政府大院、开到省长家里去我管不了你，你到了我管的地方，我就要管管你。可管管他的决心也不是好下的。张体学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视若兄弟，只要大节牢靠，小事情是不管不问的。你要管要问，说不定他会偏袒身边的人。比如，张体学亲口讲过，他在鄂东根据地时，他的警卫员年轻英俊，且穿得干净体面，背着驳壳枪十分神气。一进村，他去借锅借碗，姑娘、媳妇们都喜欢跟他打交道，又说又笑。张体学放心不下，担心这小子晚上出去犯错误，铺稻草睡觉时，就对警卫员说，你给我睡里面，叫我睡外面。心想，我把着门，你小子出不去。可他一觉醒来，伸手一摸，警卫员没有了。张体学大笑说，妈的，还是叫他跑了。他回来时，张体学问，罗儿的，你跑到哪里去了？警卫员说，我屙尿去了。张体学就不再追究，一翻身，我睡我的觉。姨父认为，你那个警卫员是不是屙尿去了我管不了，你这个司机我得替你管着。一天到南湖机场迎接客人，眼看着张体学坐的汽车开过来，司机照旧不听交通警的指挥，直奔他自己挑拣的位置。姨父说，好，我来治他，就凛然站在省长汽车的前边，把眼睛瞪起来，打着手势指挥他，往后倒，再往后倒;不行，往前来，再往前来，好，停车。张体学在车上稳坐不动，直等到姨父把汽车折腾到正当位置，才若无其事地下车。好，这表明张体学认可了他对司机的管教，你再“么罗儿”也得叫规矩管着。司机却向他瞥了一眼，表示不服。下一次相遇，司机照样不听指挥，姨父照样冷冷地板着面孔走上去，照样打着不容置疑的手势，照样瞪着寒光逼人的眼睛。省长照样在车上稳坐不动。姨父说，好了，这个司机老爷再不敢那样“么罗儿”了。

4.“么罗儿”现象之解析(2)

丹江水库截流的时候，姨父遇到一次意外的考验，这是一个“老红军”对一个“老八路”的考验。截流成功了，张体学好高兴地发表他兴修水利的重要体会，啥是截流啊？就是这边把石头填进来、把丹江挤到那边去呀！副总理李先念要带着水利部和中央有关部委的客人，还有丹江源头河南省的省委书记和湖北省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来工地慰问丹江水库的建设者，庆贺丹江截流的胜利。张体学把他的接待总管朱汉雄和丹江水库行政处处长周发田叫到工地上，下命令说:“你们就在这里给我搞一百桌酒席，酒席完了，就在这里跳舞。”姨父一看，这里是一片山坡，只有湿漉漉的收割后的稻田，没有一间房子。他问:“省长啊，是在这里吗？”省长斩钉截铁地说:“就在这里。”这要现平土地，现修房子，而且地是软的，踩上去忽悠悠的，设宴、跳舞怎么行？可是他知道，对于任何一个老红军来说，建设也是打仗，下了命令是不能有二话的，只能“罗儿的”横下一条心，百分之百地完成任务。他惶惶然望着荒野嘀咕说:“只有你带过兵的省长才会下这样的命令，只有我这个老兵冇得办法也得执行你的命令！”

姨父说，“罗儿的”，我也毅然决然地采取军事手段，吼了一声，我的“喽啰”们都刷刷地跑来了。我带上搞接待的那班人马就开上去了。没有房子，周发田就让施工机械开上来了。稻田不平，就叫推土机推;推了以后再用拖拉机轧;轧了以后，打桩的就在稻田上打窟窿，把几根柱子砸进去、竖起来，上边盖上卷筒瓦，“吭咔扑出”，一座“宴会大棚”就像一个稀有动物一样从软塌塌的稻田底下拱出来了。桌子、凳子不够用，就用木板钉;桌子上没台布，周发田就跑到百货公司，拉来了一卡车台布。我又吼了一声，名厨周大山和他的“火头军”就带着鸡鸭鱼肉冲锋陷阵来了，服务员来了，几十个圆桌拉来了，杯盘碗盏也带来了。

高级厨师大显身手，宴会如期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同志在几根木棍撑起来的“宴会大棚”里高举酒杯，向浑身是土是泥是水是汗的丹江水库建设者们表示诚挚的慰问和衷心的祝贺。舞也跳得别具一格，脚底下软塌塌的，跳起来颤悠悠的，乃至于跳出了据说是英国皇家舞厅弹簧地板上的生动感觉。

我问，那个“宴会大棚”用了一次以后还有没有别的用处，如此兴师动众在荒野上举办宴会、舞会，是否有铺张浪费之嫌？姨父对我的疑问感到不快。也许，对于从战争的血与火中走出来的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来说，庆贺胜利与经济核算是没有关系的。姨父说，“宴会大棚”肯定不会浪费。张体学在工地住的是破茅棚，工程技术人员根本没有地方住。我们一走，他们就可以搬到大棚里住了。宴会开得很成功啊，皮鞋、布鞋、沾着泥巴的鞋都来了。有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劳动模范，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说有笑，高兴得很。我从武汉带来厨师做美味佳肴，招待辛辛苦苦的劳动者，这是我从事外事接待工作中为数不多的一次，是一个当过军事指挥员的省长给一个当过兵的下达的一个少见的命令，效果是很好的。

开完了宴会、跳完了舞，姨父问道，首长，还有任务吗？张体学一抬下巴颏，说，“罗儿的”，带上你的人，撤！

5.省长火了(1)

1962年，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中）及夫人何莲芝（右）与朱汉雄（左）合影于武昌东湖。

实际上，张体学对铺张浪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是深恶痛绝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到武汉，张体学陪他到鄂城视察，又是由姨父全程跟随，做安全保卫工作。到了鄂城，县委书记、县长急忙出来接待。张体学看到鄂城县委、县政府修了一个大院子，垒了高高的围墙，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和董老下了汽车，一进接待室，他又当着董老的面把县官狠狠地训了一顿，你们搞什么衙门哪，修这么大的院子，垒这么高的院墙，老百姓谁还能进得来，还敢不敢找你们，你们这些县太爷了不起呀！张体学只顾发火，又把董老晾在一边了。姨父看他训得有理，好像还要大训特训下去，就给董老咬耳朵说，董老，咱们走吧，莫管他，他爱怎么发火就让他怎么发火，我送你到房子里休息去吧。董老含笑点头。姨父就送董老休息去了。省长训完了县官，又问，嗳？你们把董老搞到哪里去了？

姨父大笑说，这个张体学呀，他在董老面前就像在慈祥的长辈跟前的一个晚辈一样，是没有客套的，非常随便的，带兵打仗的人就是这样的秉性。其实，他是很怕董老发脾气的。他说过，抗战胜利后，董老和周恩来一起，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以后又转移到南京梅园新村。李先念率新四军五师在中原突围时，留下了张体学的独二旅。独二旅本来是可以突出重围的，中央叫它留下来在鄂东坚持游击战争。那是蒋介石卧榻之侧，国民党大军压境，到处是敌人，到处是围剿，部队损失惨重。周恩来要他化装到梅园新村汇报。他去了，就没有再让他回来。董老给他讲，蒋介石要用五千块钢洋买你的人头哇，你不能乱跑。张体学呆不住，打游击跑惯了，老觉得呆在梅园新村憋得慌，就偷偷摸摸跑出去买烟。周围都是特务，可他满不在乎，大大咧咧地晃来晃去。董老知道了，向他大发了一顿脾气，你张体学要是出了事，怎么得了？你出去跑么事，你要把你的头送给蒋介石呀！多少年过后，张体学还嘟嘟囔囔地直抱怨，哪个“罗儿的”打我的小报告，叫董老狠狠熊了我一顿。他说，董老的胡子本来是向下垂着的，那一天把胡子气得向上翘哇，熊得我一声不敢吭。

张体学也有过让姨父笑不出来的时候。姨父说，不晓得哪个老爷告了我一状，张体学在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上作报告，狠批“外事办”胡搞，说我铺张浪费，向财贸部门要副食品、要鸡鸭鱼肉，竟然还伸手要布票。现在国家这么困难，他要那么多东西干什么？批得我摸不着头脑，后来才听说是财贸系统有人告了状。可我想不通啊！我们的服务人员不能没有工作服，接待客人的饭桌上不能没有台布，我不能不找他们要布票。招待客人也不能没有鸡鸭鱼肉，也得找他们要哇。我说，省长是怎么搞的，事先也不打个招呼，也不了解一下情况，就在大会上吼了这么一通，是什么人给他弄的稿子？走，找省长去！

姨父见了张体学，开门见山说，省长啊，你别在大会上吼我嘛！你在大会上这样吼我，我以后还怎么办事？他说，怎么啦？姨父说，我接待的都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客人，没有一个是我朱汉雄的客人，我不找他们要鸡鸭鱼肉、不找他们要布票，我到哪儿搞去呀？你在大会上一吼我，我以后要不到东西了，客人来了，服务员的工作服上打不打补丁、桌子上铺不铺得上台布还不大要紧，要是端不出东西来，你可莫吼我，我慢待了外国的客人你也莫怪我，这可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客人，还有国家的客人。

张体学用一种奇特的姿势蹲在沙发和茶几之间，夹着烟卷儿抽烟，板着脸不说话，只是用鼻子发出“嗯、嗯”的声音，表示他在听着呢。这就大大鼓舞了姨父继续雄辩下去的勇气。

他又说，整个外事接待系统里面，我用的是八百人，与全国各省、市相比，编制是最少的，我们把中央领导、高级干部和外事接待任务全部执行了。请首长查查看，哪一个省、加上省会城市在外事接待上所占编制低于我们湖北省、武汉市，如果有低于我们的，你吼我也就吼我了，我认了，这是第一。第二，我盖房的面积也是最少的。解放以后，有哪个省在外事、接待方面盖的房子少于湖北省，你也可以批我。第三，湖北省外事、接待每年花国家多少钱，也请首长查一查，各省、市都有这个开支，可以比较一下，哪个省、市的支出低于我们，你怎么批我都行，可我在全国范围里花钱是最少的。第四，全国各省和省会的外事接待工作都是两套班子各管各，湖北省和省会是一套机构，全国只此一家。省、市两大块，这个单位跟那个单位、这个接待任务跟那个接待任务所有扯皮拉筋的事情，都在我们这里调解综合了，没有人因为这些事情一天到晚去找你省长的麻烦，我都给你挡了驾了，你省了事了。你还在大会上吼我，我搞不通啊！

姨父滔滔不绝地讲，张体学板着脸一声不吭地听，既不说对，也不说错，只是发出“嗯嗯”的鼻音和“哦哦”的喉音，表示他实在不愿听却又不能不支棱着耳朵听得很耐心。姨父告诉我，领过兵、打过仗的官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想听他对下级讲自己一个“不”字是办不到的，只要他“嗯嗯、哦哦”地不吼你，不骂“罗儿的”，那就是他听进去了。后来，该要的东西我照要不误，他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5.省长火了(2)

接下来，姨父就听说张体学在他的“省长官邸”后边开了一块荒地，种上了小麦、棉花。他坐着小汽车回家时还是省长，一下汽车，中山装一脱、皮鞋一脱，只留下一条短裤，就像一个“老庄稼把式”，挑上粪桶，侍弄他的“自留地”去了。如若此时又有了接待外宾一类的紧急任务，他丢下粪桶，又当省长去了。姨父大受感动，带着外事接待系统的科以上干部，后来还领着正在东湖休养的董必武老人，趁省长不在家的时候去看省长的“自留地”。只见麦子、棉花苗长得绿油油的，出现了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省长官邸”都难得一见的田园风景。董老的胡子又高兴得翘起来。

姨父没有想到，他的出生不久的三女儿毛妹竟能享受到省长在小片地里的劳动成果。那时，生下一个孩子只发给五尺布票。毛妹的衣服烂得穿不得了。六姨上街买布，被小偷掏了口袋，把钱包和布票全偷走了。姨父正在东湖忙着接待毛主席，突然接到了六姨的告急电话。正好张体学在场，他当即从兜里掏出数量十分惊人的一丈零几尺布票，一股脑儿地塞到姨父手里，“拿去！”他颇有些自豪地说，“这是我种棉花、缴棉花，国家给我的奖励！”

6.梅岭轶事(1)

岁月逐着江水远去了。使姨父感到欣慰的是，在武昌东湖岸边名叫梅岭的那个地方，他毕竟为岁月留下了不曾磨灭的痕迹，那是在他亲手操办下建成、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使用的几幢建筑物——梅岭一、二、三号和百花一号、二号，还有一条由他操办拓宽了的从东湖通往洪山饭店的马路。这些建筑物与原有的南山甲所、乙所组成了错落有致的建筑群，用一个大院圈起来，占地一千一百多亩， 有可供召开中央全会的会场，有举办宴会的大厅，有可以演戏、跳舞的小礼堂，有毛主席的住所，也有随员住的地方。现在，这里成了湖北省、武汉市接待中央首长和重要来宾的地方，是东湖风景区的一部分，已经对游人开放。

1958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的时候，梅岭的房子还没有建成，毛主席还住在东湖南山甲所。每天后半夜，姨父看到南山甲所的灯光熄灭了，毛主席已经入睡，他都要和警卫科长申兴国放轻脚步，直奔梅岭工地。为了给毛主席做好警卫工作并使他很快地住进梅岭一号，他们泡在工地上两个多月没回家。六姨说，他回家时，脸颊陷进去了，满嘴牙都是黑的，那是吸烟熏出来、喝浓茶酽出来的牙锈。我问他:“累了吧？”他说:“不累，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北京，旗手就是毛主席。我给毛主席值班、盖房子，很幸福，不知累。”六姨又说，你听听，我一点没有夸张，那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思想感情，在自己家里说话，也是满口的豪言壮语。

毛主席再到武汉时，就住进了梅岭一号。那里已经有了那个年代鲜为人知的“中央空调”，已经不需要在脚盆里放置冰块，不需要污染环境的大锅炉了。但是，由于姨父为领袖服务时表现了竭尽全力和异想天开的积极性，反而为日后埋下了一个天大的祸祟。这要留在此书后边的篇幅里告诉读者。

古怪事！姨父望着窗外的天空说，东湖大院有不少古怪事！

比如，梅岭的房子建成以后，又修了一个游泳池。游泳池旁竖起了一面高大的玻璃墙。姨父要保护游泳池，又要保留天然风景，不让损坏原有的花草树木。玻璃墙是透亮的，隔不断绿色的风景。树木依旧葱茏，树林里产生的负氧离子依旧清凉地湿润着人们的呼吸。一只野鸡依旧在它绿色的家园里翩跹飞翔，却“砰”的 一头撞到了玻璃墙上，它没有来得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拖着五彩的翅膀一头栽到了地上。姨父说，这是一只昏头昏脑的野鸡。但他那时还不会想到，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也存在着看不见的玻璃墙。

还有另一只不幸的野鸡。董必武老人住在东湖百花二号休养时，董老的随员和姨父手下的警卫员时常聚在会客室里吹牛。警卫员谢光才隔窗看到，一棵树的树枝上有一个野鸡窝，树下是茂密的绿草和鲜艳的花簇。在绿叶掩护下，公野鸡飞进飞出地觅食，母野鸡卧在窝里下蛋。它们都不知道树下不远处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那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从不干预它们野鸡世界的生活，听其自然地让它们在自己的窝里享受天伦之乐。谢光才却蹑手蹑脚地打开窗户，“当”的一枪，一只野鸡应声落地，在属于野鸡的世界里制造了一场人为的灾难。姨父训他，谢光才，你是么回事呀？谁叫你在这里开枪打野鸡的呀？谢光才把脑袋一低，扭脸就笑。反正，董老还隔着一条长长的走廊，他没有听到枪声。而野鸡不过是一只野鸡。姨父说，他们背着我，把野鸡煮煮吃了。

我不知道，姨父为什么多次给我谈到这两只不幸的野鸡，好像东湖南山由于人类的进入而搞乱了自然界的秩序。我也为姨父这样珍视自然界的生命而怦然心动，好像他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经历了过多的热闹和喧嚣，甚至是残酷的野蛮之后，需要跟自然界和谐而宁静地相处。二十多年以后，姨父和六姨再次到武汉时，枪打野鸡的谢光才当了处长，又从处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他们要了一部车，游历了不少地方，还特意到了武当山和神农架，没有找到神农架上的“野人”，只是看望了神农架上的野鸡。

梅岭上还有蛇。姨父把蛇称之为“长虫”。他说，那是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以前的事情。毛主席住进了南山甲所。那一天下了暴雨，等到雨停了，毛主席上车去洪山饭店参加晚会。汽车还没有上路，姨父就觉得天不遂人愿。毛主席刚上车，一关车门，雷暴雨又哗啦啦倾盆而下。一行三四部汽车，姨父坐前车开道。毛主席坐的吉斯车是第二辆，开出去不远，吉斯车的引擎盖就进了水，电路出了毛病，车灯不亮了。姨父的直觉又在提醒他，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幸而后边一辆吉姆车和随尾车的灯光还是好的，车队继续前进。

平安无事地参加了晚会，毛主席回来休息了。毛主席的随员吃了夜宵也都休息了。姨父回到值班的地方，警卫人员正坐在那里吹牛。警卫员李福成神秘兮兮地说，去参加晚会时，车队走到小花市那个地方，有一条大蛇拦路，主席的车子轧住了那条大蛇。姨父问，有这个事呀？李福成说，有哇，在暴雨中，我亲眼看到那条大蛇翘着头，从马路东边往西边爬，爬到马路中间，车轱辘就从它的后半截轧过去了。姨父说，你快去看看它怎么样了。李福成骑着脚踏车去了，不久就回来说，我用手电一照，看到大蛇还缠在树上，我捡了一根棍子，把它打死了。姨父问，打死在哪个地方？他说，就在路边上。姨父说，不行，你去把它拿回来。他又骑着脚踏车拐回去，用棍子把大蛇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