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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梅岭轶事(2)

长虫确实被打死了。姨父感到，长虫是自然界的不祥之物，除掉它是除掉了一个说不明白的祸祟。那是一条两米多长的大蛇。姨父决定彻底消灭这个祸祟，就把它交给为毛主席做过武昌鱼的杨纯卿。杨纯卿给蛇扒了皮，只剩下光赤赤、白花花的蛇肉，过了秤，有三斤多重;又开了一瓶茅台酒，把蛇胆放在酒里，把蛇肉一节一节地放在冰箱里。毛主席走后，姨父让杨纯卿用鸡和蛇肉炖汤。好像只有把它吃下去，才算彻底消灭了一个祸祟。六姨上山植树，正碰上吃蛇肉。姨父说，你六姨没口福，不敢吃蛇肉，我在桌子下边踢她的脚，她还是不敢吃。六姨说，蛇头像鱼头一样张着嘴，好可怕的呀！

姨父关于梅岭的记忆具有瑰丽而驳杂、神秘而怪异的色彩，如同一个悠远的神话。姨父说，他很想念梅岭。东湖大院有一位老花工给他捎话说，梅岭上的树木花草都长得很好，他当年领着大家种植的桂花树已经长大长高了，开出好大好香的桂花。

六 水上禁卫军

1.先脱三层皮(1)

毛主席第一次游了长江以后，“八卦阵”也随之解散了。

但是，姨父的直觉告诉他，毛主席游长江不仅游出了极好的兴致，而且游出了使一切对此持有异议者心悦诚服的喜悦。此后，游长江有可能成为毛主席随时进行的一项健身活动，他必须组建一支由公安局直接掌握、常备不懈、随时可供调遣的“水上禁卫军”。否则，毛主席每游一次长江，都要搞一次游泳训练，还要从其他部门调人，惊动太大，也会使保卫工作陷于被动。

关于建立“水上禁卫军”的建议得到上级批准后，他就在行将散去的“八卦阵”中挑选了几个游水能手，把他们调到了警卫处。姨父选拔人才是严格的，比如，从体委来的游泳教练水游得很好、责任心也很强，却没有把他留下来，唯一的原因是他嘴里边用来研磨食物的一颗臼齿是一颗闪闪发光的金牙。姨父咋看咋不顺眼，好像金牙里面可能隐藏着某种与革命、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格格不入的东西。多年以后，姨父在广州偶然碰见了与这位教练一起为毛主席首次游长江做过水上保卫的游泳运动员。运动员向他提起那位教练和那一次难忘的经历就激动不已。姨父大受感动，这才想起那颗金牙的体积实在不能算大，且有可能是用其他金属制作的，或许只是来自一次医疗的需要。他感到自己错怪了金牙。

经过姨父严格筛选而调进来的人，加上从警卫处挑选的人，组成了毛主席的“水上禁卫军”。为应对水上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水上卫士”不仅要学会游水，还要学会跳水、潜水和水下救生。

姨父回忆说，训练最紧张的时候，我们这帮人就集中在毛主席住的东湖甲所，住在服务人员的房子里，先在东湖游泳池学习基本动作，大米、馒头管饱，天天有肉吃。每天早上八点钟下水，十一点半钟上来吃午饭，下午两点半钟再下水，五点半钟上来吃晚饭。开始，游泳与酒肉兼而得之，大家的兴致很高。游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开始挠头了。武汉是全国闻名的“火炉”，气温能高达四十摄氏度以上，把饼子贴到墙上也差不多烫个半熟。东湖游泳池是露天的，人人只穿裤头、光着膀子，整天在水里泡着，太阳晒着，人晒得黑不溜秋还是小事，要命的是人人掉皮，掉了第一层皮，还要掉第二、第三层皮，看着很骇人。一掉皮，一出汗，蜇得疼痛难忍。大家开始叫苦，哎呀，没法睡觉啦！我说怎么啦？他们说睡觉只能趴着睡、撅着屁股睡，别的姿势都睡不成。我说怎么睡不成？他们说不敢翻身哪，膀子上、背上都掉了皮，疼得钻心！我说你们非得给我坚持住不可，必须泡在水里，泡久了，就适应了嘛。在外边晒太阳倒是最难受的，还是给我跳到水里去，水里最舒服。不多天，都学会了游水。

跳水有难度，有人出尽了洋相。比如曹志勤——后来当了王任重的秘书，一直干到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他当“水上卫士”的时候，是捏着鼻子、闭着眼睛、硬着头皮从跳台上往池子里跳水的。跳久了，才不捏鼻子、不闭眼睛了。他后来表现了良好的素质，胜任了高层的重要工作，不能说这跟高台跳水的历练没有关系。

这帮人都学会了游水、跳水以后，我又说不行，还要学会潜水。他们都学会了潜水，说我低估了他们的本领。我说，你们吹牛皮！他们说，你不信，就去让我们试试嘛！我说，走，开车，把你们拉到武汉体育馆游泳池里去。到了游泳池旁边，我说，好，你们看着！我就把五分、一分的硬币丢到了五米深的池子里。我说，你们要把硬币一个一个地捡起来，你们一个一个地过关。哎嘿，第一个，一头扎下去，捡起来了;第二个，一头扎下去，也捡起来了。每个人都给我捡起来了。我说，嘿，你们还真行，不是吹的！

后来，大家可以跳到东湖里到处游了。开始还有小木划子跟着他们，后来，就不要小木划子跟了。他们一下水，哪儿都可以去，游着游着就游到武汉大学去了。他们吃了早饭下水，向正东偏南的磨山方向游过去，一去九华里，那里是荒郊野外，小划子可以划到岸边上去。这些老小伙子说说笑笑就游到磨山去了。爬到山坡上，坐下来休息一下，会抽烟的还要抽支烟。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把烟卷儿、火柴带过去的，当时还没有打火机。人人身上只有一个三角裤头，没有任何可以装东西的地方。但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把香烟、火柴装到猪尿泡里，缠得紧紧的，掖到三角裤上带过去的。你只要游好水，你尽管吸你的烟。好，他们早上出发，游到磨山抽支烟，再游回来吃中饭，往返十八华里，跟玩的一样。然后到长江里游水就非常自如了。

果然不出姨父之所料，这支“水上禁卫军”后来派上了大用场，不仅多次在武汉陪毛主席下长江游水，用起来很顺手，还多次听从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的调遣，随同毛主席到庐山、九江、湘潭游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毛主席在武汉最后一次游长江，负责水上保卫工作的还是这支队伍。

姨父对“水卫”队员的要求是严格甚至是严厉的。毛主席每次游泳，都要有四条小划子下水，东西南北各一条，每条小划子上两个人。前边两条要离得远远的，不要影响毛主席游水的兴致，远远看去，像是飘荡在江面上的一叶扁舟。后边的两条小划子要跟着毛主席，小划子上的“水卫”队员只能蹲着，不能站起来进入毛主席的视野，以免分散老人家游水的兴趣。姨父还特意说明，小划子的大小、式样，都严格按照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小划子的标准，看起来是蛮有诗意什么的。蹲在小划子上的“水卫”队员可就苦了。他们一蹲就是半天，人晒得红红的，头皮晒得生疼，总想陪着主席下水。我说，你老老实实给我呆在船上养精蓄锐，不到必要的时候你不能下水。你也下水，我也下水，把人都搞累了，遇到险情的时候我还能用谁？队员说，局长啊，实在晒得受不住啦！姨父说，同志们啊，你就咬着牙，受吧！

1.先脱三层皮(2)

姨父为这支“水上卫队”所表现的忠诚、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而感到无比的自豪，他多次挨个儿念叨“水上卫士”的名字:曹志勤、徐乃成、李富成、谢光才，等等。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从好多好多人当中精选出来的，现在还有好些人都在，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在长江风浪里经过考验的。后来，不光那个跳水捏鼻子的曹志勤当了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划小划子的吴绪林当了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划小划子的周汉楚当了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还有好几个人当了警卫处处长。姨父又瞪了一下眼睛，说，我现在吆喝一声，他们还会来的。

2.毛主席江中遇险(1)

1959年夏初，毛主席又到武汉游了长江，接着，乘汽车去安徽省安庆视察，经鄂城、大冶，看了棉花，又到黄石看了钢厂。所视察项目都是事先没有安排的。钢厂的道路不好走，钢筋、杂物堆在路上，铁钉把毛主席一个卫士的皮鞋“咬”掉了一只。姨父也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唯恐别的什么东西捣乱，就抢先几步，走在毛主席前头，把路上的钢管、铁皮搬到路边，把铁钉踢开。他的眼睛一直是瞪着的。

在领袖身边，他总是不能排除紧张和惶恐。

在此之前的1958年年底，在武昌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姨父原本就有些特殊的地位再次得到了加强。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与第二书记张平化一起，向谢滋群、朱汉雄宣布湖北省委决定，由已经提升为武汉市委政法委书记、仍兼任武汉市公安局局长的谢滋群牵头，由已经提升为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仍兼任警卫处处长的朱汉雄具体落实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来湖北期间的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谢滋群1929年参加革命，是井冈山时代的“兴国老表”。姨父十分尊敬他，认为能担任谢的负实际责任的副手是对自己的信任。他时刻感到担子的沉重。

姨父正是带着这种心情再次出现在毛主席身边的。

这时，毛主席的专船已经换成了“江峡号”。

“江峡号”船长穆家瑞的情况已经考察过了。他是重庆官场坝人，原来是玩竹篙子出身的船工，从小摆渡白木船。三峡航道里有了机器船以后，他又到机器船上给洋人做工，还学会了英文。解放后，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不仅政治上可靠，专业技术也十分精湛，比如靠、离码头，不管是什么样的流速，不管是船头往上靠还是船屁股往上靠，不管是白天或是夜晚，他都能指挥船只安全、平稳地离、靠码头，不会发生碰撞。姨父感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毛主席入睡不易，如果他老人家刚刚入睡，轮船一靠岸就“嗵”地把人惊醒了，老人家是要发脾气的。因此，“江峡号”以后不仅成了毛主席多次下长江游水的专船，而且是毛主席由武汉上庐山、下安徽的专船。

这次，姨父又调来了“江峡号”，并要“水上卫队”跟随“江峡号”行动，果然又派上了用场。毛主席在黄石刚刚上了“江峡号”，就下船游了长江。不料突降暴雨，雨点子很大，“噼噼啪啪”地打在江面上，打得脑袋疼。毛主席喜欢包括大自然在内的一切挑战，冒雨游江，兴致更高。眼看前边有山，山前有一个急转弯，水流更急，雨也更猛。姨父心里揪紧了，却不敢打扰老人家游水的兴致，急向毛主席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建议——姨父说，小吴是敢在毛主席面前提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之一，请她说服毛主席从江中上了船。

毛主席还要去安徽省的安庆、合肥视察。离开武汉时，已经叫来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安徽省公安厅厅长，还从北京接来了祖籍安徽、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张治中。姨父随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张国武跟安徽的同志谈妥了，在湖北境内，船上、水上和岸上的警卫任务均由湖北负责。进入安徽境内，船上的警卫工作仍由湖北负责，其余警卫工作由安徽负责。姨父说，咱们笑话可以说，酒可以喝，任务上的分工要明明白白，一点也马虎不得。姨父还放心不下，特意问安徽的同志，毛主席到安徽境内游水怎么办？安徽的同志说，我们从体工队挑选了一批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姨父的直觉再次向他发出信号，似乎有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上。他说不明白这是一块什么样的石头，那只是一团混沌、模糊的感觉。

拂晓，“江峡号”到了安庆。安庆在长江北岸，沿江岸线很长，岸上的标志性建筑——一座宝塔，在晨曦中清晰可辨。船没有靠岸，在江心“顶水慢车”发动——顶着水流，慢车抵消了流速，稳稳地停泊在江面上。毛主席正在睡觉。江面上一片寂静。这是繁忙之后的安适和喧闹之前的宁静。姨父还在掂量心中的石头，他感到毛主席睡的房间并不舒适，是一切旅客都可以买票住进去的二等舱;“江峡号”的稳定性也不是很好，船身有点摇摆。但是毛主席睡得很好。姨父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此时此刻，只要毛主席能睡好，就没有别的更值得挂牵的事情了。

毛主席睡了一个难得的好觉，天已大亮。毛主席吃了早饭，“江峡号”稳稳地驶向码头，却又一转身离开了码头，航行约一两公里，又停泊在与宝塔遥遥相对的江面上。原来毛主席又要游泳。按照与安徽省公安厅的约定，毛主席下船以后的保卫工作，就是安徽的事情了。中央警卫九局副局长汪敬先问安徽的同志，准备好了吗？安徽的同志说，准备好了。毛主席下水了，中央的随员也跟着毛主席游水去了，没有姨父的责任了。但他还守在“江峡号”的甲板上，心绪不定地望着江面。

他望见两条木船划过来，一大群男、女游泳运动员像下饺子一样，从木船上“扑扑通通”跳下去，却来不及靠拢毛主席，长江水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冲跑了，越漂离毛主席越远，渐渐看不到了，不知道把他们冲到哪里去了。姨父在船上干着急。除了当时还没有立项的“女子花样游泳”以外，所有游泳运动员在水中接受的全部训练就是争速度，没有训练过怎样在水中控制速度、保持队形。安徽的同志挑选的又都是优秀的游泳运动员，越优秀越是游得快，都在江水中取得了平时达不到的高速度，一个个都争着“夺金牌”去了。

2.毛主席江中遇险(2)

更严重的情况是木船。木船靠拢过来了，是二三十吨重的大木船。船不划过来还不要紧，船一划过来，位置就在毛主席游水的上游，江水流得急，船在上边漂，毛主席在下边游。木船不是机帆船，难以驾驭。最危急的情况就在这时发生了，木船正失去控制地向毛主席贴近，眼看就会压下去。木船上的人都在情急中转舵划桨，想让木船转移，但木船很笨，水流又急，不能自如地转移。姨父大惊，中央警卫九局副局长汪敬先也连说糟糕。姨父向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张国武说，这样不行，我们要速作准备。张国武说，好好好！毛主席的随员带来了两匹布，必要时要把布匹撒下去，兜着毛主席。毛主席的随员王荫清已经把布匹抛下去，卫士们接住了，布匹却在水中卷来卷去地不听使唤。姨父又急向汪敬先和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请战说，快让我们的卫队下水吧！他们说，快快快！在江水冲跑游泳运动员时，姨父已暗自命令“水卫”队员们脱光衣服，只穿三角裤头，空披着大衣，蹲在各自的岗位上随时待命。他这时大声下了一声:“下！”大家就分别从大船和小划子上蹿入水中，在毛主席与木船之间立即形成了一道人墙，奋力把木船推开了。姨父说，那真是骇人心弦呀！

毛主席浑然不知险情的发生，仍在中流击水，时而仰游、时而侧泳。

姨父说，我的心是吊在嗓子眼儿上的，手心里捏着一把汗。

惊险过后，毛主席仍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登上“江峡号”船顶，与大家合影留念后，挥手告别，下船上岸了。

“江峡号”要返回武汉了。起锚时的一声汽笛，像是姨父从心底舒出来的一声叹息。

从此，“水上卫队”打破了省界，真正成了随时听从中央警卫局调遣的“水上禁卫军”。

3. 头皮都硬了(1)

对于姨父来说，1959年夏季是一个特别紧张、繁忙的季节。

毛主席游水遇到险情以后，又到安徽等地视察，接着又来到武汉，准备上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一部分中央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军队高级干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别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从天上、从陆地、从水路，云集武汉，准备随毛主席上庐山开会。

谁也不会料到，随后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会发生所谓彭德怀元帅“向党猖狂进攻”以及揭露、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姨父记得，那时候的武汉热闹极了。毛主席、刘少奇的“专列”,民航局和空军的“专机”,铁道系统所有能够挂在班车上行驶的公务车，几乎全部集中到了武汉。武昌和汉口所有的高级宾馆都住满了来自中央和各个地方的党、政、军要员。但是，毛主席没有发话，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山。

姨父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有个特点，他要走啊，要停啊，要游水啊，要干别的什么事情啊，从来不事先通知，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老人家的思路又来得快，我们必须跟得上，必须用尽全部心思随时服从老人家的一切意愿，竭尽全力地跟上老人家的行动。武汉一下子集中了那么多的头头哇，都在等着毛主席的一句话，说走就走。

凡是毛主席来武汉，一定要在毛主席住地设立警卫值班室，一定要由谢滋群亲自坐镇，由朱汉雄昼夜值班，具体落实毛主席住地以及所经路线、所到现场的警卫、接待和联络工作，包括毛主席去跳舞要走哪条路，也要由朱汉雄同志决定。

毛主席在东湖南山住下来时，姨父立即在靠近毛主席住室的地方设置了警卫值班室，他与谢滋群昼夜盯在这里。他们感到欣慰的是，毛主席身体很好、心情也很好。他散散步、看看书，找这个、那个谈谈话，从容不迫、谈笑风生。他两个和毛主席身边的随员都没有看出老人家有立即上山的迹象。姨父却不敢怠慢，抓紧与长江航运局联系，除了“江峡号”从武汉到重庆的客船班次上抽出来以外，还要再抽出两条客船随时待命，随时作好送与会人员赴九江、上庐山的准备。

那天一大早，姨父得知毛主席睡了一个好觉，估计有可能下长江游水，就早早通知“水上卫队”，作好游水的一切准备。谁知到了上午十点钟 ，毛主席突然发话:“马上上船！”

姨父说，啊呀，我一听，头皮都硬了。“马上上船”的“马上”，是没有一点“提前量”的。上庐山参加会议的人分散在汉口、武昌的各个饭店里，有洪山饭店、德明饭店、璇宫饭店、胜利饭店、十六号国际饭店，等等。客人都是大头头哇，我们没有权力让他们整天呆在各自的房间里听候命令。他们有的在房间里聊天，有的去逛大街，有的上风景区游玩去了，到底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要通知各个饭店，马上把所有客人一个不落地从汉口、武昌的旮旮旯旯里找回来，马上送他们到长江航运局的码头上船。要通知长江航运局，船只、船员和码头工作人员要马上到位。还有，武汉到处都是人哪，要马上通知公安局，让交通警察、治安警察马上上街，保证所有干道畅通无阻。马上、马上，一切都是“马上”。从首长住地到长江码头，警卫人员要按照预定警卫方案，马上就位上岗，保证沿途安全。还有，武汉到九江需要十几个小时，路上是不可以不吃饭的，而且一上船就要吃午饭，要通知厨师、服务员带炊具、餐具和鸡鸭鱼肉等吃的东西，马上装筐上船。还有西瓜，天气正热的时候，不能忘了西瓜。还有冰，要带冰上船。还有，把客人送到船上以后，你住哪个房间，他住哪个房间，都要马上分好，让大家一上船就能各得其所。哎呀，老人家一开口:“马上上船！”这可真的是全线紧张，一场大忙乱哪！

姨父朱汉雄同志瞪圆了眼睛坐在警卫值班室一动不动。他身边有几个人各管一部电话。他用最简洁的语言依次向每个人发出指示，要他们分别向各个地方传达不同的指令。他特意带来了一位专管电话的女同志，名叫宋娟芳，上海人，是警卫处秘书科工作人员，外号“活电话”。她有一个特殊的能力就是能记住很多不为人知的电话号码，而且思维敏捷、口齿清楚、语速流畅，能够准确、快速地传达一切命令。在军事术语中需要“复诵”或“复述”——即需要对方重复一遍的重要命令，都由宋娟芳传达完成。此刻，宋娟芳就坐在姨父的对面。姨父正接连不断地向她口述命令，比如，姨父说，宋娟芳，你给我打电话到什么地方，找什么人，告诉什么什么事情，叫对方“复诵”。姨父讲完了，她也跟着讲完了，听对方“复诵”无误，立即再打下一个电话。三四部电话同时打，在很短的时间里，“马上上船”的信息已经传达到各个相关位置。

姨父打着电话的时候，能够远远看见毛主席静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姨父知道，毛主席发话以后，能够这样静静坐着的耐心是十分有限的。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手忙脚乱地收拾文件，整理书籍，没有一个不紧张的。姨父的头皮还是硬着的，但他正陆续接到各个相关部门领导人到达岗位的电话。他看见，毛主席也一定能够看见，在毛主席居住的院子里也是全线紧张，那些当处长、当科长的，那些管理人员、汽车司机，那些服务人员、厨师和打下手的，都带上各自要带的东西，穿梭般进进出出。从车库里把汽车调出来，把圆滚滚的西瓜抱上去，把埋在冰块里的鸡鸭鱼肉抬上去。当然，还有“水上卫队”，不要忘了把毛主席下水用的梯子带上船。

3. 头皮都硬了(2)

姨父有理由为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效率感到自豪。从毛主席发话上船，到大家上船以后开船，前后只有一个钟头。比较麻烦的是怎么把逛大街的、去风景区游玩的大头头们找回来。只要是看得到、问得到下落的，就开着汽车紧追;找不到的就问交通警察，那个时候的交通警察都具有超出常人的识别能力，没有让一个首长“漏网”。

姨父说，这是对我们安全保卫和接待工作的一次大考验，是所有人员在很短的时间里检验自身素质的一次大表演。他又文绉绉地打着比方，这也好比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乐队，无比紧张、也无比和谐地完成了一个大部头的交响乐。我却从姨父的叙述中看到，毛主席沉静地坐在沙发上，在他的目光注视下，国家机器正在十分亢奋地运转着。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令人精神紧张的事情。毛主席和党、政、军要员刚刚上了庐山，台湾、香港的新闻媒体当即披露，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重要会议。这就怪了，台湾、香港的媒体怎么反应这么快，情报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是地方上出的问题还是中央出的问题;是岸上还是船上的问题;是武汉还是庐山的问题;是敌人活动，还是内部泄密？总之，产生了一系列的猜疑。经过紧张的排查，才终于查清，中央通知在西藏工作的中央委员张国华来庐山开会，是通过无线电话传过去的，传话过程中泄露了机密。

那是一段时常出现意外、令人一惊一乍的岁月。

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也要游泳。姨父带着“水上卫队”，就住在王任重住地旁边的一个破房子里随时待命。姨父能够感到，庐山会议前期和后期的气氛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气氛轻松活泼，你见我、我见你欢声不断，谈笑风生。庐山天气凉爽，登山后如入仙境。白天开会，晚上看江西京剧团、采茶剧团等艺术团体的演出，还要组织舞会，跳交际舞。后来，山上突然变得鸦雀无声，一下子紧张起来、沉闷下来了。当时，姨父还不知道会上发生了所谓“彭德怀向党猖狂进攻”和“粉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只是感到气氛压抑、怪异和沉闷。

在山下随船待命的长江航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邓少云，正为姨父带来了长航的“江峡号”、“江华号”、“江顺号”三条客船而烦恼。这三条客船是武汉到上海、到重庆之间的大班船，临时从客运航班上取消了它们的班次，承担了运送庐山会议参加者的政治任务。送人上山后，还要抛锚在山下的九江岸边，等待会议的结束。长江航线上客运任务繁重，三条船不能回到班次上值勤，邓少云十分焦急。邓少云外号邓胡子，是姨父的老上司，在抗日南下支队时，邓少云是保卫部长，姨父是他领导下的特派员。姨父说，邓胡子是个干起工作就会忘记一切的人，在南下支队时，他给老婆写情书也是叫秘书代写的。在庐山，他老问我，客运压力大呀，叫我们等到啥时候哇？我说，我也答复不了，我也没有办法呀，只有毛主席知道这个会要开到啥时候，我们等吧。

会议结束时，中央委员们一改上山时兴高采烈的样子，人人表情凝重。姨父看到，彭德怀元帅是耷拉着脑袋下山的，却不知道元帅的脑袋为什么耷拉着。姨父还记得，好像只有廖承志照旧露出一副乐天派的样子，戴着一顶像运动会上裁判员戴的遮阳帽，肚皮上提溜着两个装满了庐山风景的照相机。其他人都神情肃穆，相互无语，从山上一下来，就匆忙上了邓胡子的船，各走各的了。

毛主席没有马上下山，姨父和“水上卫队”也奉命随主席留在山上。庐山上有个小水库，水有些凉，是死水，但是水很清，周围环绕着秀丽的翠竹和茂密的树林。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曾多次到小水库里游泳。水库旁边的树枝容易挂伤人，靠岸处发现了水蛇。姨父就让“水上卫队”的“八卦阵”把毛主席游水的范围圈定在水库中心，游完也不靠岸，就在水库中心上船。有时要跟着毛主席从山上下来，到九江游水。会议后期，毛主席不再游泳。 而姨父和他的“水上卫队”是常备不懈的，继续在毛主席身边待命。毛主席直到下山，没有再游泳。

[附] 日记一则

2002年11月6日 晴

昨天，姨父与六姨一起参加了一位老人的遗体告别仪式。姨父回来说,巧了，意外地碰到了当年长江航运局的航运处长，四十多年过去了，可他提起当年给毛主席调船的事情，还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江峡号”每次从客轮班次上抽下来执行“专船”任务，都要经过他。他说他最讨厌我们，很不客气地用了“讨厌”这个词。他还说，他的本本上记着我的名字，最怕我找他调船。这次一见面，他就向我诉苦，哎呀，“班船”任务大、压力大呀，抽走了“江峡号”，汉口到上海之间就少了一个班次的客轮，老百姓要骂娘的呀！姨父还为四十年以前的事情说不完的好话，他说，好同志呀，我也没有办法呀。

姨父又不出声地抽烟，蓝色的烟缕牵挂着已逝的岁月，沉默了好久，又告诉我，长航那个老资格发了一通四十年前的牢骚，到了上车离去时才给他握了手，和他交换了电话号码。我听得出来，那是一个远去的烦恼，远去的已经远去了。

4.蒙哥马利

尊敬的朱汉雄同志越来越摸不清毛主席的心思了。

1961年9月，毛主席住在风景秀丽的东湖南山甲所，头一天会见了二战时期著名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当晚，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在胜利饭店宴请了蒙哥马利。按照既定日程，蒙哥马利在武汉的活动到此结束，第二天早晨，他就要乘火车离开武汉到广州去。他所乘坐的公务车已经挂在列车上，早上7点钟开车。蒙哥马利就要上车了。

凌晨5点钟左右，毛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突然给姨父打来电话，要他通知蒙哥马利不要走，毛主席今天还要见他。姨父赶快打电话到蒙哥马利居住的胜利饭店，找到了湖北省外办副主任，让他将这一变动通知蒙哥马利;又接着打电话通知火车站，马上把蒙哥马利所乘公务车摘下来，不要把它拖走了。

蒙哥马利临时留下来，与毛主席进行了第二次会见。

又让姨父吃了一惊的是，毛主席在第二次会见结束时，十分愉快地邀请蒙哥马利跟他一起游长江，眼下就去游。姨父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想到毛主席会邀请这位英国老头游长江，尽管他在二战北非战役中打得德国元帅隆梅尔丢盔卸甲，尽管他率领英国二十一集团军成功地实现了诺曼底登陆，但他毕竟比毛主席还要大六岁，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

毛主席说游就游。姨父又分秒必争地把“江峡号”调过来、命令“水上卫队”开过来，确定游泳水域以及与之相应的码头和行走路线，让所有这些地方的保卫工作立即跟上来。

姨父记得，英国老元帅谦虚地对毛主席说，我这次没有准备，下次再来和你一块儿游泳。但他也被人群簇拥着，随同毛主席上了轮船。姨父还记得，蒙哥马利那天穿了一件很显眼的大红衬衣，正如一个早已退役的白胡子老兵，手抚船栏，面对江水，观看了毛主席游泳的全过程。

我对姨父说，我知道蒙哥马利是一个脾气有点古怪的英国老头。他那次访问我国也曾到了洛阳。我当时是河南省一家报社的记者，得知蒙哥马利在洛阳剧院看了著名豫剧演员马金凤主演的《穆桂英挂帅》以后，耸了一下肩膀说，战争不是女人的事情。我不知道蒙哥马利被毛主席拉去看游泳有何观感。姨父只是说他静静地迎江风坐着，十分有耐心地一直坐了一个小时。蒙哥马利是1887年出生的，那一年七十四岁，即使他曾经是游泳健将，大概也不可以轻易接受中国长江的挑战了。

毛主席游水以后，刚刚上船，又表示要亲送蒙哥马利回胜利饭店。这又是一个意外。毛主席从来没有去到外宾下榻的地方迎送外宾的先例，事前谁都不知道毛主席还要去胜利饭店。胜利饭店在汉口，船要驶向汉口，在哪里靠船，走哪条路线，事先都没有安排。毛主席住在武昌东湖南山。毛主席坐的小汽车还停在武昌的江岸上。姨父与谢滋群紧急商量，临时选定汉口四维路江边的一个比较偏僻、因而也比较安全的靠船点;又赶紧通知还守在武昌那边等毛主席上岸的汽车和保卫人员，立即到汉口这边来。临时确定的靠船点是一个靠木船的码头。“江峡号”就靠在一条装卸砖头的大木船上。没人晓得毛主席会到那里去，因而那里最安全，没有引起惊动。毛主席和蒙哥马利刚刚下船，汽车也从武昌那边赶到了这边。毛主席和蒙哥马利同坐一辆汽车，直抵胜利饭店。

胜利饭店也不知道毛主席会在这个时候亲送蒙哥马利回来。经理、服务员、管电梯的工人都没有到位，毛主席突然到了。姨父知道五楼有个会客室，阳台上可以眺望长江，一边让服务员赶快开门，一边打开电梯，请毛主席偕蒙哥马利到了五楼会客室。毛主席和蒙哥马利在这里坐下来，寒暄了一番以后，姨父看见毛主席向旁边一伸手，机要秘书罗光禄就从皮包里拿出来一件东西，毛主席接过来，送给了蒙哥马利。蒙哥马利接过了那件东西，连连称谢。临时增加的一次会见到此结束。

姨父后来得知，毛主席头天见了蒙哥马利以后，当晚书写了《水调歌头·游泳》，送给蒙哥马利的就是他亲笔书写的这一首词。

姨父说，毛主席邀请外国人一起下长江游泳的，只有蒙哥马利;毛主席亲自送外国人到住地的，只有蒙哥马利;毛主席书写自己的诗词送给外国人的，也只有蒙哥马利。毛主席就这样让蒙哥马利在武汉多呆了一天。毛主席有什么想法，我们是摸不透的，只能无条件地紧跟。不这样，还能怎么样呢？

5.直竖的漩涡(1)

“老人家是怎么想的啊？”

每当姨父面对保卫、接待毛主席的光荣任务，这个充满了崇敬、也充满了惶惑的疑问就日夜伴随着他。这是一个永远的悬念，一个不能破译的谜语。

1958年是我国经济领域盛行神话中的浪漫主义、表现了空前的艺术想像力的年代。毛主席忽然提出，他要下三峡游水。这比小麦或水稻要亩产万斤以上更加令人震惊。姨父经三峡护送过班禅、达赖，还护送过周恩来总理过三峡到重庆，又从重庆迎接毛主席经三峡到武汉。他多次通过三峡，知道三峡河道狭窄而险奇，水流湍急而怪异，是万万游不得的。

但是，一旦毛主席他老人家讲了，你又能怎么办呢？当初毛主席提出游长江时，党中央的二把手刘少奇劝阻不了，试图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的方式进行阻止而使得毛主席发了脾气，而且，以后的事实证明，毛主席已经在江面比较宽阔、流速却并不平缓的江水里“胜似闲庭信步”地多次完成了对长江的征服，那么，谁又能阻止毛主席以唯他独有的宏伟气魄和浪漫情怀实现对三峡天险的征服？

姨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组织人力对三峡天险的险情进行认真调查，要么用事实纠正自己所谓“三峡游不得”的右倾保守思想，要么用事实让毛主席改变念头。在武汉与重庆之间，他和他的同事们来来回回走了很多趟，还通过长江航运局，在宜昌港等很多地方作了调查。一次次的调查证明，三峡实在游不得。

三峡不仅航道弯曲、狭窄，且水流怪异，遍布险滩。俗话说:“清滩、叶滩不是滩，崆岭才是鬼门关。”清滩、叶滩水凶浪急，所以岸上都有绞车，白木船、机器船顶水上行都要绞车绞。历史上只有加拿大造的“荆门号”和“夔门号”轮船马力大，可以不绞滩。其他船只到了这里，既要船上加足马力，岸上的绞车还要用钢丝缆绳，好多人“嗨哟，嗨哟”地喊着号子绞船，才能过得去。人到这里游水，要找到“胜似闲庭信步”的感觉真是比登天还难。崆岭是从长江南岸伸出来的一个石头山崖，上面写着三个字:“对我来。”船到那个地方，千万不要转舵，一定对着它来，船到那里自然拐弯，一转舵反要撞船。如果到那里游泳，能够“对我来”吗？

三峡里还布满了凶险异常、变化无常的漩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有不同的危险点，一年四季变化无穷。随着降雨量的不同、水位高低的不同、流速快慢的不同，漩涡变成了出没无常的“流窜犯”。因此，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三峡是不可以夜航的，历史上也没有给后人留下科学的水文资料。姨父只能从长江航运局找到一本原始资料，是清朝以前的石印版本，除此，再也找不到比较完整的水文资料了。

长江从宜昌到万县以至到重庆这一段，有一个特别受人尊敬的职务叫“领江”，相当于在对外港口行使国家主权、对外国船只引进引出的引水员。“领江”出现在三峡的内河航线上，则完全是由于航道、水流的怪异和凶险。“领江”们不是依靠他们对三峡的豪情万丈的征服，而是依靠他们对三峡的小心翼翼的敬畏，懂得三峡水得罪不得，懂得顺着它的坏脾气引导航船，才成了三峡航道上的权威。比如，宜昌、万县之间有一个很出名的“领江”叫杨大兴，他上船、下船，都要用滑竿抬着他，他一步路都不走，而且抽大烟。据说在宜昌、万县之间，他在每一个港口上都有一个老婆，走到哪儿，他都有家。解放了好几年，三峡航行还离不了这个人，还要用滑竿抬着他。开船时，他往驾驶室里一坐，把那根老长的四川烟袋往窗户上一靠，驾驶员就连忙给他点火。他磕磕烟袋锅，就赶快给他装烟。他抽着旱烟袋，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前边的江水，从来不喊“左几度、右几度”的口令，而是把手伸出来，大拇指头跷起来，向左边一歪，就是左边多少度;向右边一歪，就是右边多少度。驾驶员自始至终盯着他的手指头。

1954年，姨父作为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交际处长，乘船去重庆护送达赖、班禅的时候，杨大兴这个瘦老头就大模大样、不伦不类地坐在轮船的驾驶室里，驾驶员还得恭恭敬敬伺候他老先生抽大烟。大胆地想像一下，如果在“江峡号”上或是在“水上卫队”的小划子上，坐着一个跷起大拇指的杨大兴，那将是一幅什么样的情景呢？

姨父在调查中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个木筏子绞到三峡的漩涡里，木筏子就出不来了，只能在漩涡里晕头转向地打转转，转着转着，木筏子就陡地直立起来，半截朝天，半截插在水里，又转了几圈，就哧溜一下子钻进了江水里，到了下游很远的地方才漂了出来。那么，如果人下水、“水上卫队”的小划子下水又会怎么样呢？

当然，朱汉雄同志不是不可以在三峡里找到一两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游水，但是，那就完全违背了毛主席要在三峡里游水的初衷。

事实已经可以得出“三峡游不得”的结论了。姨父没有到此为止，他又组织人力做了一次特别的试验，就是借用一根防止船和码头碰撞而拴在大船旁边的木头，大约四十厘米见方、接近两米的长度，假定它是一个人，把它丢在看起来还算平静的江水里任其漂游，它漂着漂着，竟然也直立起来打转转，倏地钻进了江心。姨父又想起那位警卫队长没有亲自下水试验而被毛主席从身边调走的往事，心想自己少了半截胳膊，就是下水试验，其试验结果也是缺乏典型性的，就让一个身强力壮的科长系着绳子下水试验。科长陀螺般地打起了转转，就急忙把他拉出来了。

5.直竖的漩涡(2)

无论怎么说，也可以得出“三峡游不得”的结论了。但是，姨父和他的同事们仍然不辞辛劳地从万县下面的三峡入口处直到宜昌上面的三峡出口处穿梭般往返，分段勘测了三峡在一般情况下的流速、水位、险滩和航道宽窄、沿岸地形、码头、村庄和居民点，以及这些地方的社会状况、敌情状况，比如“五类分子”状况，又像设计院搞建筑工程设计一样，绘制出来了二三十张图纸，每张图纸都晒制若干份，集印成册，一份一份地整理出来，上报省公安厅和省、市领导，并在警卫处留存了资料。

姨父最终也没有像上次那样斩钉截铁地作出“游不得”的结论，而试图让调查得来的事实本身导致这个结论。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姨父朱汉雄同志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之后，却把发言权上缴了。

6.关于提供“空中支援”的问题(1)

姨父的上级似乎也不敢轻易使用有悖于毛主席意愿的发言权，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图纸，听了口头汇报以后，又指派武汉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谢滋群牵头，由长江航运局副局长兼公安局长邓少云、在中南海工作过的省公安厅副厅长吴国扬和朱汉雄同志参加的考察组，再次考察三峡水流情况。

那是一个十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十分重视“人有多大胆”的年代。姨父忽然感到，不应当仅仅向上级强调三峡水流造成的客观条件上的艰巨性，还必须从水上保卫工作的主观能动性上动动脑筋。在谢滋群率领考察组就要出发的时候，姨父又绞尽脑汁，郑重提出，鉴于三峡水流凶险、怪异，水上保卫任务需要空军部队的大力配合，充分发挥直升飞机机动灵活，不受制于急流、险滩的优越性，提供空中支援。

我没有笑。我相信姨父朱汉雄同志的建议不是出自他与生俱来的幽默感，而是出自对领袖的热爱与忠诚。谢滋群十分欣赏这个建议，立即向王任重作了汇报，王任重当即采纳了这一具有独创性和想像力的建议，让姨父马上找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协商。

刘丰问，你找我干什么？

姨父讲，主席要在三峡里游泳，三峡两旁是大山，水又那么急，保卫工作靠轮船、靠人力是很难办到的。

刘丰说，这的确是个问题。

姨父说，能不能出动直升飞机，从空中采取保护措施？

刘丰说，怎么不能？当然可以！

姨父说，事不宜迟，三峡考察组明天就要出发。

刘丰说，好好好，我马上落实。

刘丰的电话打到了远在河南安阳的直升飞机团。当日夜晚，直升飞机团团长就乘火车来到了武汉。刘丰亲率这位团长参加了考察组。

考察组到了宜昌，受到宜昌地委书记、专员的热情接待，请大家看了汉剧《柜中缘》。台上调情，往台下抛手绢。姨父发现，面临重大决策的考察组军政要员仍然表现了极佳的兴致，互开玩笑说，接住呀，快接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