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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谢滋群就带领考察组，乘坐长江航运局提供的“航川号”“专船”进入三峡，在宜昌和奉节之间往返多次，用目测的方法对三峡水流作“船上观”。在别人看来，这就等于是游山玩水。宜昌军分区一位领导人向省委告了一状，说这是什么屁人哪，干什么屁事呀，有什么资格开着一条船在江上跑来跑去，干么事呀？这一状告得考察组颇有些紧张。王任重给考察组撑腰说，不要怕，没有关系，我给他讲一讲就是了。

考察组安下心来，又出了三峡，到了万县。

我越来越感到姨父是向我讲述一个幽默而荒诞的故事。好像考察组是在心照不宣地考察一个已经有了结论的事情，三峡水流的险恶是明摆着的，考察结论在这次考察以前已经心知肚明，好像只是为了表明这次考察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只是为了表现地方和军队干部对领袖的无限忠诚、为了落实领袖意图而竭尽全力的工作精神，而在延伸着考察的过程，并在营造这个过程中的快乐。

在三峡里走了过场之后，才到了可以宣布考察任务基本上告一段落的时候，就要往回走了。刘丰却不愿轻易放弃以如此重大的任务为由出来跑一跑的机会，又对谢滋群说，他想到重庆看看。谢欣然同意，又用了一天时间，把“航川号”开到了重庆，受到重庆外事办公室的热情接待，从而扩大了考察的内容，看了白公馆、渣滓洞，还捎带着跳了交际舞。四川的同志知道了考察组的任务，就不无嫉妒地喊叫起来，啥子？主席要游三峡？这么重要的事情为啥不给四川通通气哩？三峡大半截在四川，我们四川也应该分担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嘛！姨父说，这个事谁也争不得，你们请示公安部就是了。

在整个考察过程中，好像只有直升飞机团团长表现出忧心忡忡、不堪重负的样子。就要回去时，他才鼓起勇气说，直升飞机来三峡执行这样重大的任务是我们的光荣，但是，从安阳到三峡，距离是很远的，直升飞机必须有它的落脚点，比如，它每天都要加油、要降落，从河南安阳起飞再回到安阳加油是不行的。直升飞机保护自身安全的任务也是很艰巨的，三峡从南岸到北岸扯了不少电缆、电线，这个玩意儿跟直升飞机是互相矛盾的，碰上这个玩意儿是受不了的！

姨父不知道考察组怎样向公安部作了报告，只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坐飞机来到了武汉。他说，他还要亲自考察一下。但他并未在三峡逗留，只是带着姨父手下的警卫骨干和“水上卫队”的游水能手，坐飞机从天上越过三峡，到了重庆。跟着他飞了一趟的人回来向姨父汇报，一到重庆，罗部长就叫大家跟着他看川剧，是啥子《滚灯》，锣鼓叮当响，嗓子嗷嗷叫。我们这些湖北佬什么也听不懂，看不出奥妙，又不敢走，只好老老实实地坐着。罗部长在前边看得哈哈大笑，我们在后边直打瞌睡。姨父说，你们不会享福哇，跟着罗部长看川剧，是你们的好福气！

姨父不知道罗瑞卿大将是怎样向毛主席汇报的。紧接着，我国经济领域空前高涨的浪漫主义精神受到了严重挫折，同样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三峡游水计划也没了消息。姨父没有听说毛主席再提这件事，也没有听说别的人再提这件事。姨父巴不得谁也不要再提这件事。 姨父说，总之，我绞尽了脑汁。

6.关于提供“空中支援”的问题(2)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毛主席又一次在武汉畅游长江。那时，姨父已奉调到了广州，为了“战备”的事情出差到了武汉。毛主席住在梅岭一号，他就住在紧靠梅岭的南山客舍。毛主席去长江游泳时，他又看到“江峡号”停泊在江面上。陪着毛主席下水的，仍然是他亲手创建的那支“水上卫队”。毛主席身边的随员还是他原来熟识的随员。但他已经不在其位，不能参与其事了。

与过去不同的是，那是一次大肆宣扬的游泳。过去，出于保卫工作的需要，毛主席多次在江水中游泳都是极为保密的，是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次，他看到江边竖起了高大的牌坊，江面上飘着一排排赫然入目的大标语:“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十三年前蛇山发出的欢呼，已经有组织地变成了规模宏大、震耳欲聋的山呼海啸。次日，全国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传扬着同一个“特大喜讯”。毛主席的健身运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强体健身的意义。

姨父说，他远远地望着江面，望着奔腾远去的江水，搞不清这次游泳的背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大河上下欢声雷动的时候，他已经躲到一边去了。

七 燠热的羊城

1.鸡爪子与红卫兵(1)

1964年12月，姨父奉调到了广州，任中共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兼任中南旅游局局长、广东省外办副主任，仍分管安全保卫和交际、接待工作。

1966年，姨父到中南局工作仅一年多，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矛头指向他的第一张大字报赫然贴出来了，是武汉“外事办”的造反派送到广州来的，揭发他特别爱啃鸡爪子，乃至于搞出过名噪一时的“鸡爪宴”。是可忍，孰不可忍？

姨父承认，大字报的揭发完全属实。他说，我爱啃鸡爪子是出了名的，武汉那些爱啃鸡爪的人都是我的徒弟。1954年万隆会议以后，周恩来总理邀请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一些国家的朋友到北京聚会，让我去做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的时候，我在火车上买了你们河南的“道口烧鸡”，第一要吃的就是鸡爪子，第二要吃的是鸡翅膀尖子，第三要吃的是鸡头、鸡屁股，我别的都不要。有人笑我，哎，你这个人怎么光吃别人不吃的东西？我说，那是别人没有口福，这是我的专利。现在我老了，不吃鸡头了，嫌它吃起来太麻烦，鸡屁股也不怎么吃了，可这鸡爪子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姨父想不明白的是，爱啃鸡爪子到底是受了哪一个剥削阶级的恶劣影响和严重腐蚀呢？这跟“文化大革命”“防修反修”的千年大计、跟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乃至于是不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姨父曾遥问苍天，爱啃鸡爪子的习惯你改得了吗？姨父自己答道，改不了的呀！这就叫毛病。这就充分说明，我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有点小毛病的人，死不改悔地爱啃鸡爪子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我对党、对人民还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这是鸡爪子和一切别的爪子以及不是爪子的别的什么东西都改变不了的。

姨父追根溯源说，卤鸡爪原来只是四川、广东的“下里巴人”爱吃的东西，是他儿时在永兴场难得享受一次的美味。后来到了武汉，管了那么多的大酒店、操办过那么多的高级宴会，鸡爪子却成了扔到泔水桶里的废物。他痛感这是暴殄天物的行为，就动员那位给毛主席做过“武昌鱼”的杨纯卿，把鸡爪子搜集起来，用卤汤烹制，煮至半烂不烂时住火，其状如佛手，色似橙橘，食之如孟子舍鱼而取之熊掌，细嚼慢咽而余香满口，成了下酒、佐餐的佳肴。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时，中央委员们齐聚武汉，后厨每天都要剩下整筐整桶的鸡爪，姨父都让杨纯卿如法炮制了。一天夜晚，中央首长深夜散会。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来到小餐厅吃夜宵，看到姨父正在啃鸡爪，也跟着啃了一只，大声称好，就打电话请来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分享卤鸡爪之美味。杨尚昆也咂着嘴连说好吃，又把电话打出去，国家主席刘少奇，副总理贺龙、李先念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都闻讯而来，在东湖南山甲所的小餐厅里围桌而坐，大嚼川味卤鸡爪。大家吃得兴起，干脆丢掉筷子，有说有笑地下手抓起来吃。杨纯卿又不失时机地煲出了味极鲜美的鸡爪羹，从此，卤鸡爪与鸡爪羹相得益彰，就有了名噪一时的“鸡爪宴”，而且成了杨纯卿大厨师的保留节目。每一次盛大宴会所剩下的下脚料也从而得到了神奇的利用，变成了雅俗共赏、南北统吃、男女同享、老少咸宜的美食。历史发展到了市场经济年代，已经其乐无穷地吃出了新的水平，鸡爪子已经美其名曰“凤爪”了。

“鸡爪子”问题没有给姨父带来太大的灾难。他分管的安全保卫、行政和接待、旅游工作，跟那些站岗的、开车的、种花的、做饭的基本群众关系亲密，没有人利用“鸡爪子”抓住他不放。红卫兵全国大串连时，中南局就让他分管了南下红卫兵的接待工作。红卫兵来广州串连，要有住的地方，冷了要盖毯子，写大字报要用大张的新闻纸，撒传单、发声明要用油印机，事事都要找他。他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红卫兵又向他要汽车，而且是小轿车，毛主席对此没有作出过指示，中南局也没有多余的小轿车。他就对红卫兵好话好说，小汽车是首长一人一部，没有多余的。红卫兵就刷地抽出了皮带。一个大块头司机叫王占鳌的上前拦住了红卫兵，两手卡腰说，你们要干什么？司机是工人阶级，红卫兵自知惹不起，只好收起皮带，悻悻地走了。

接着就发生了中南局内部造反派与红卫兵里应外合，冲击中南局档案室的造反行动。多亏档案室的同志事先把档案转移到白云山防空洞的仓库里了。确定隐藏档案的地方、派汽车转移档案都是姨父操办的。中南局造反派在幕后指挥红卫兵，把他揪上汽车直奔白云山。快到白云山的时候，姨父开始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革命小将们哪，你们找到我算是找对了。我是主管旅游工作的。你们大老远地来广州串连，是很不容易的。白云山风景优美，不可不看。今天，我就给大家当当导游，看看白云山的风景，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到过的地方呀！

这最后一句话表现了不可抗拒的权威性，谁也不敢说自己不愿去毛主席去过的地方。姨父就名正言顺地改变了身份，当了红卫兵的导游。他叫汽车从哪里上山，汽车就从哪里上山;他叫汽车在哪里拐弯，汽车就在哪里拐弯。总之是远远地避开了隐藏档案的仓库，在山上转了几圈，游览了白云山庄，观赏了三叠泉、南天门等好看好玩的地方。姨父说，我这个导游是当得很卖力的，吹起牛来是天花乱坠的，革命小将们被我吹得是晕晕乎乎的，看风景看得是津津有味的。一群娃娃嘛，小家伙是斗不过老家伙的。注意力转移过去了，看完了风景，天也晚了，劲儿也没有了，这才问我，档案在哪里呀？我说，你们讲啥子档案哟？我是搞旅游的，你们找到我，不就是看看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来看过的南国风光吗？明天还要看啥子，找我就是啰！

1.鸡爪子与红卫兵(2)

红卫兵再也没有找过他。

公布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规定、矛头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中南局领导层开始受到猛烈的冲击。姨父虽然是正厅级干部，但在中南局却只有“陪斗”的资格。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及其继任者王任重都先后奉调到中央工作，把命运投进了最高层的政治漩涡，留在中南局挨斗的是书记处常务书记金明和几个书记。不管是批斗金明，还是批斗王德、李一清，姨父都要到场陪斗。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位置。由于密集的炮火只是轰击他身边的目标，无需他的还击而使他深感寂寞和无所作为。中南局的造反派就十分适时地召开了专门斗他的批斗会。开完了批斗会，把他押下会场的时候，一个造反的“白衣天使”忽地卡着他的脖子一推，把他摔倒在洋灰地上，然后就冷酷而得意地看他怎样爬起来。他缺了一条胳膊，少了一个支撑，爬起来是不容易的。但他侧起身子，用一条胳膊支撑着，奋力爬起来了。他说，洋灰地是很硬的呀，摔得很重很疼。但他不在乎皮肉之苦，也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追究那位“白衣天使”的责任，只是不会忘记他的一双眼睛，那是他兽性地制造一个祸祟之后，再去欣赏一个肢体残缺者怎样从地上爬起来的得意的眼睛。人类不应该生长出这样的眼睛。

2.护送王任重(1)

党内斗争越来越令人不可捉摸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南局第一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奉调到了北京，任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副组长，紧接着，由于世人难以知晓的上层政治原因，他又被排除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靠边站”到海南岛去了。王任重从海南岛回到广州时，中南局又把保护王任重的任务交给了姨父。

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保卫任务。武汉红卫兵派来了“猛揪王任重代表团”，北京的造反派“井冈山”接踵而至，广州本地的造反派也蜂拥而起，都把矛头指向了王任重。王任重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出面接受红卫兵的批判。姨父随时跟着他，保护他的安全。一天下午，武汉的“猛揪王任重代表团”在越剧院排练场批判王任重，天黑散场时，红卫兵突然蜂拥而上，把姨父和保卫人员挤到一边，把王任重拉上一辆中吉普，开车就跑。姨父带着保卫人员开车急追，追到中山医学院门诊部，又中了红卫兵的“金蝉脱壳”之计，红卫兵把他们引上二楼，却从医院后门把王任重拉走了。

主管豫、鄂、湘、粤、桂五省（自治区）的中南局一号人物被红卫兵抢走了，下落不明。中南局正急着到处找人，痢疾杆菌又不是时候地在姨父腹内造反，他腹泻、发烧，躺在家里起不来了。

中南局书记处常务书记金明出面，在中南局传达室与抢走了王任重的武汉红卫兵进行了艰巨的谈判。一个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挤了一屋子的人，没有开灯，给谈判蒙上了浓重的阴影。金明为了避免三个地方的造反派因争夺王任重发生冲突，就跟武汉红卫兵达成“君子协定”，武汉红卫兵把王任重交还给中南局，由中南局派人护送王任重回湖北省委，武汉红卫兵可派十名代表参加护送。姨父刚刚吃了药，就被人从床上叫起来，奉命来到进行谈判的小屋。金明在门外的黑影里交代他:“你带上几个人、三部汽车，马上接出王任重，然后用飞机送回武汉，由你接，由你送，要保证任重同志的安全。”

姨父带三部汽车和四名安全保卫人员，由武汉红卫兵领路，去到他们隐匿王任重的中医学院学生生活区，接出了王任重。王任重已经吃了安眠药，又被突然弄醒了，晕头转向地走不成路，是被人架到汽车上的。这时，北京来的红卫兵、广州本地的造反派都在四处寻找王任重。姨父不敢停留，上了汽车就直奔白云机场。

姨父事先来不及跟民航局联系。汽车到了白云机场门口，他在哨兵亭子里给广州民航局副局长高天雄打了电话。高天雄命令哨兵放行，他们才进了白云机场的飞行员招待所。姨父对高天雄说:“中南局书记处要我送王任重同志回武汉，你现在就派一架飞机，我要马上送他走。你现在就打电话，让中南局书记处证实这个事情。”高天雄说:“用不着，我相信你，我现在就给你派专机。”专机机组人员都在各自的家里睡觉。他当即打了电话，通知机组值班室，机组人员要立即到位;又通知调度室，马上把机库里的飞机拉出来。

这时，天将亮了。王任重身边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秘书、当过毛泽东“水上卫队”队员的曹志勤，还有一名医生。王任重疲惫不堪，却又睡不成觉，曹志勤让他吃了两次安眠药，他裹着棉大衣躺在那里，像一根软软的面条，几乎完全昏迷了，大家就把他抬到楼上睡觉去了。一同来到机场的“猛揪王任重代表团”的十名代表，各自披上了招待所的毯子，也休息去了。与此同时，特效药已经排除了痢疾杆菌的干扰，姨父开始制订“应急方案”，以洗雪中了“金蝉脱壳”之计的耻辱。

他必须从最坏处着想，如果此次行动泄露了风声，广州和北京的造反派来机场抢夺王任重，最快也得一个小时。他问高天雄，准备工作用一个小时行吗？高天雄说，行。他又问，飞机起飞后的气候怎么样？高天雄说，气候有问题，长沙、武汉都在下雪，雪一化，跑道上结一层薄冰，降落有困难。他又问，有没有备用机场？高天雄说，广州西郊南海县有一个很小的备用机场;乐昌以北、郴州以南，有一个军用轰炸机机场。他又问，造反派如要冲进机场抢人，而武汉机场又不适合降落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先把飞机拉起来，到备用机场降落？高天雄说，可以。姨父即向随他行动的保卫干部下令，把所有汽车开到招待所门口，统统把车门打开;所有司机都要坐在驾驶席上待命，随时准备开上停机坪登机。

姨父又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值得忧虑的是，十名造反派代表也要一同登机，一路同行。他问高天雄，飞机上天后，万一有人不规矩，有没有办法对付他？高天雄又问机长，机长说，好办，只要把飞机拉到天上，要是有人不老实，我“哗”地一下拉上去五百公尺，再“哗”地一下甩下来五百公尺，三甩两甩，他就给我规矩了。姨父还不放心，又问自己，如果有人动武，强行要飞机改变航向怎么办？他想了一个应对方案，却必须得到中南局的批准，而中南局书记处的书记们都躲起来了，只有一个可供联络的电话号码。他马上按照这个号码打了电话，是中南局常委李尔重接的，姨父向他讲了自己的忧虑，李尔重问，你的意思是什么？姨父说，我们可不可以带枪？李尔重说，你等一下。停了片刻，再接电话的是金明。金明说，可以带枪。他又问，准许我带几支枪？金明说，由你定。姨父放下电话，就派一名保卫干部骑摩托车返回机关拿枪。姨父和四名保卫干部，一人一支“七六五”手枪。当过兵的人有了枪就有了胆。姨父至今还记得四名保卫干部的名字，其中有中南局保卫处副处长张太仓，有给陶铸开过汽车的王占鳌。造反派代表正在睡觉的时候，他们把手枪揣到了身上。

2.护送王任重(2)

姨父在叙述这件往事的时候，常使我感到，他是在叙说一场郑重其事的游戏、一场煞有介事的战争。姨父刚刚准备就绪，高天雄就跑来告诉他，飞机和机组人员都已到位，为了防止跑道结冰，武汉和长沙机场都有一个营的战士正在清扫跑道上的积雪。姨父看了看表，时间恰好只用了一个小时。姨父又请高天雄下令，立即把飞机舱门打开，把登机的梯子靠上去，坐等气候转好。恰在这时，门卫打来告急电话，广州造反派手拿木棍、长矛冲击机场大门，来势凶猛，眼看拦不住了。姨父马上让保卫干部把王任重从楼上抬下来，又叫醒武汉的造反派代表，急速上了汽车，就向停机坪飞驰而去。广州造反派高喊口号，冲到飞行员招待所的时候，汽车刚好开到了飞机跟前。姨父最后一个上了飞机，下边随即抽了梯子。广州造反派随之冲进机场，离飞机不到两百米的距离。姨父叫机长赶快把飞机拉起来，机长在滑行道上就把飞机拉起来了。广州造反派眼睁睁地望着飞机腾空而去。姨父说，这些小家伙还是缺乏经验哪，他们要是在飞机前边开过来一部汽车，我们就飞不成了呀！

飞机升到了天上，却还没有确定是在长沙还是在武汉降落。先让飞机往北飞着就是了，眼下最要紧的，就是以亲切关怀的态度，让医生给造反派代表一人发一片预防晕飞机的药片，眼看着他们一一用温开水送服到肚子里以后，他感到动用枪支以及把飞机甩上甩下的应急方案都可以备而不用了，因为防晕药片的主要功能是让人睡觉。这是他把枪支揣到怀里以后又产生的一个灵感。姨父得意地说，造反派吃了药片就睡，别提睡得有多香多甜多老实了。

那是一架名叫“伊尔14”的小专机，有十个座位，前边有一张床，床对面还有两个小座位，是首长在飞机上休息的地方。造反派在机舱后边睡得好香好甜的时候，王任重醒来了。他趴在床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曹志勤把信交给了姨父，让他想办法转交给毛主席。只有一页纸，没有折叠，也没有信封。姨父匆匆看了，大意是，他衷心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姨父把信折叠起来，揣起来了。后来，他把这封信交给了中南局第三书记陈郁。他始终想不明白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斗争动力和斗争对象之间有着一个共同的领袖，双方都在向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表示他们的忠诚。

飞机在天上飞，姨父还在想着地上的事情。到了长沙上空时，地面塔台通知说，武汉气候好转，可以在武汉降落。武汉有武昌南湖的民用机场和汉口王家墩的军用机场，要选择哪个机场降落呢？按规矩，民航飞机应该降落到武昌南湖机场。但他想，造反派内部肯定通报了王任重就要飞回武汉的消息，造反派势必拥进南湖机场，降落到那里要出大麻烦。过了长沙，他就让机长给汉口王家墩军用机场塔台联系，塔台说可以降落。他又临时决定，飞机降落到王家墩机场。事实证明，改变机场的决定是必要的、正确的。武汉造反派果然知道王任重被揪回来了，武昌城区满街的高音喇叭,遍地都是红卫兵。南湖机场早已挤满了人。如果在那里降落，王任重就会落到造反派手里，失去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的保护，就会发生像北京斗彭真、斗罗瑞卿那样失去控制的惨痛后果。

下午一点钟左右，飞机在王家墩机场悄然降落。机场上一片冷寂，除了调度室以外，什么人也没有。飞机上的造反派还在熟睡。

在机场等了好久，才来了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和湖北省军区的首长。他们原要到南湖机场接人，感到凶多吉少，又得知专机改在王家墩机场降落，才感到这是一个打过仗的人在指挥飞机，立即改变路线，避开人群，从小道上绕到王家墩来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打过仗的人就是他们熟识的朱汉雄。姨父像完成了一次作战任务那样，向张体学报告:“体学同志，中南局要我送任重同志回湖北，我的任务到此完成了。”

在机舱里呼呼大睡的造反派一觉醒来的时候，张体学和韩东山早已把王任重接走了。姨父看了看表，这时是下午三点钟。从造反派在广州抢走王任重，到他把王任重送回武汉交给张体学，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金明来家里看望当年临危受命的朱汉雄同志。姨父忽然产生了写作冲动，对金明说，你让我护送王任重的经历，可以写十万字的报告文学呀！金明说，哦，《人民日报》应该给你一个版。

3.邂逅绿林好汉

姨父从武汉回到广州不久，五六个大喇叭突然从天上冲着他的耳膜吼叫:“把罗瑞卿、王任重的死党，大特务、大土匪朱汉雄揪出来批倒斗臭！”大喇叭音量很大，在不会少于一公里的辐射半径里进行了一日数次的狂轰滥炸之后，他就跟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常委们一起，被造反派关押到三寓路的一个“牛棚”里了。

姨父对造反派实行的“群众专政”嗤之以鼻。他坐在“牛棚”里冷眼审视着从天上飞下来的每一顶帽子，感到它们的尺寸跟自己的脑袋都对不上号码。比如说被打翻在地的罗瑞卿大将，虽然是他十分尊敬的老首长，但他并不知道高层政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他是罗瑞卿的“死党”，他就说，哎呀，我是高攀不上的！至于“大特务”这顶帽子，如果仅仅按照它所包含的“特别任务”的字面意义去理解，只要去掉“大”字，似乎是可以接受的。需要费一些唇舌的是最后一个“大土匪”，这肯定涉及他投奔延安之前的一次偶然性经历。

那是他跟同学们作出结伴到延安去的决定以后，正为凑不起路费，也为不敢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而焦虑时，一个名叫伍明耻的同学也在为筹集路费而发愁。那天下午，他俩来到一条小河旁边。小河在这里扭了几道弯，这个地方就叫“太极图”。他俩觉得属于自己的命运好像也陷进了这个“太极图”里，就仰脸躺在“太极图”中的草滩上胡思乱想。伍明耻忽然爬起来说，别发愁了，走，咱到山上玩去。姨父爬起来说，好，到山上玩去。

黄昏时候，他俩走到山下一个破庙里，忽地从山上下来了一群土匪。土匪头目就是永兴场的人，名叫傅聋子。傅聋子认识伍明耻，并不戒备这两个小孩子，照旧带着土匪向山下跑。他俩也稀里糊涂地跟着土匪跑，又晕晕乎乎地回到了永兴场。刚刚过了“太极图”，土匪就乒乒乓乓地乱打枪，一直打到关帝庙——国民党联保处的所在地。那是姨父第一次看到打枪和打仗，枪一响，他就怦然心动，热血沸腾，对土匪说，把枪给我，叫我也放一枪。土匪顾不上搭理他。他又说，你们打枪，为啥不叫我打枪？土匪们照旧不理，却径直冲进关帝庙，把联保处的枪支全部劫走了。

乌黑发亮的枪支和“乒乓”的打枪声，对十六岁的姨父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土匪劫来枪支就往山上跑，他和伍明耻也跟着土匪跑，一口气跑到山顶上。土匪做饭犒劳弟兄，姨父也跟着吃了腊肉。姨父觉得好刺激、好热闹、好新鲜呀，说不定好戏还在后头，说不定还能捞到一杆枪，又跟着土匪钻进大山，拱到一个草窝里睡了一夜，又跑到一个荒村里落脚，夜间却受到围剿部队的突袭，枪打得乒乓直响，子弹贴着头皮“啾儿啾儿”直叫，跑了一夜才突出包围。天亮时，傅聋子向他俩走过来，给他俩一人塞了一小块大烟土，说，你们走吧，不要跟着我们跑了。说罢，就率领众土匪遁入山林。

姨父玩得刺激、玩得痛快，但他为时三天的失踪早已急坏了母亲。在他失踪的第二天，区公所的人就带着保丁来抓人了，说在土匪攻打关帝庙时看到他跟在土匪后面跑，一副不怕死的样子。他刚到家，母亲就赶紧叫他躲到四姑家里去了。后来，母亲看到伍明耻出现在永兴场的大街上，以为没事了，才把他叫回来，却不知道伍明耻的哥哥是帮会里的袍哥，区公所不敢惹他。姨父头天晚上回来，第二天一早就闯进来几个拿枪带棒的，把他抓到了刘备庙。

刘备庙里是区公所。在一个像是木头笼子的卡房里，姨父被囚了一个星期，多次被拉到大殿里，在“刘备”的目光注视下接受审讯。姨父具有遇险不惊的优秀品质，几乎是饶有兴味地供述了跟着土匪看热闹的经过，包括他有幸吃到的腊肉。是的，那是一种腌得通明透亮的腊肉，却隐瞒了大烟土，那将成为他去延安的一段路程上的路费。最大的难题是审问者向他要枪。这使他也埋怨起自己来了，你怎么忘了向傅聋子要枪呢？最好是一支短枪，那么，他就会怀揣着短枪投奔延安了。而眼下，不管区公所怎样逼他、吓唬他，他只能继续供述腊肉的味道。姨父在学校有个外号叫“朱哈儿”，他在大堂上的表现，使区公所认定，他的确是个稀里糊涂、缺了个心眼儿的“朱哈儿”，就向他的母亲勒索了三十块钢洋，把他放了。

姨父感到庆幸的是，正是这次与土匪的邂逅和区公所的抓捕，才使母亲横下一条心说，走吧，孩子，家里实在呆不住了，远走高飞吧，娘不留你，娘再给你凑路费。

现在，大喇叭的叫喊没有使姨父感到可怕，而姨父的母亲——年过古稀的朱奶奶却受到惊吓，神经失常了。

夜深人静时，她时常跑出去寻找儿子，在小巷里喊叫儿子小时候的名字:“增子，增子！……”

4.震惊全国的“窃听案”(1)

更加严重的事情发生了。1968年4月的一天，广州警备司令部执法处处长带着两名军人闯进“牛棚”，只对姨父说了一句话:“跟我走！”就把他塞进一辆黑色小汽车里，拉到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关押在一个窗户上钉了木板、糊了厚厚一层报纸的小房子里。多年以后，姨父才得知他被逮捕时曾经被他忽略了的一个细节:警司执法处处长是带着一副手铐来抓他的，但把手铐拿出来时，却发现他只有一只手。执法处处长回去对警备处处长说:“妈的，手铐没给他铐上，倒是给他当了一回通信员，还得替他提水桶。”

那是一个用来“冲凉”的水桶。广州天气燠热，每个犯人也要有一个水桶“冲凉”。水桶就成了犯人想像自己能够像普通人那样活着的一个精神寄托。当六姨不知道姨父被关在哪里因而无法送来一个水桶的时候，看管人员曾让姨父使用过别人的水桶。他看到水桶上写着“晓菲”两个字，心中便怦然一动，感到是熟人的名字，却想不起晓菲是谁。后来，他偶然看到了跟他关在一个地方的中南局常委、原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才认定那是李尔重带来的他妻子宋晓菲的水桶。李尔重的妻子就在这个水桶上无言地伴着李尔重失去自由的岁月。

姨父认出，警备司令部关押他的地方原是广东省委副书记尹林平的住房。尹林平已经被造反派的“铁扫帚”扫出家门了。看管人员在关押姨父的屋门上钻了几个洞眼，洞眼上方贴着纸条。看管人员可以随时把纸条掀起来向室内窥视，监督他的行动，然后把纸条拉下来封住洞眼，使他无法从洞眼里得到光明。姨父知道这是监狱对重犯人采取的监视方法，而且想像得出，他的问题升级了。这是由他生长其中、他十分热爱的人民军队对他实行的专政。

即使面对着“同志们的带枪的专政”，姨父的词典里仍然找不到“恐惧”、“迷茫”这样的字眼和“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这样的成语。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姨父发表如下之“声明”:

我这一辈子呀，蒋介石的米一粒没吃过，日本人的水一口没喝过，旧社会的事情一天没干过，从投奔延安一直到全国解放，一天也没离开过部队，我怕么事呀？你去我的老家考古都可以，挖开我祖宗三代的祖坟，用考古的办法去考察吧，放大镜、显微镜都用上，你要找得到哪一块骨头上有政治问题，我给你发奖章。这是第一。第二，全国解放后，我曾多次为毛主席做安全保卫工作，只要毛主席健在，我就一万个放心。不管你们给我扣上多大多重多骇人的帽子，最后也会像“抢救”运动那样，给我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我怕个鬼呀！

但是，姨父的常规性思维已经不能解释他面临的危难了。专案组对他的审查跟蒋介石的米、日本人的水以及祖宗三代的祖坟都毫无关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十二分努力地“为毛主席做安全保卫工作”而招致的祸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揭发出来一个“在毛主席身边安装窃听器”、“大搞特务活动”的惊天大案。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成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的“元凶”。姨父朱汉雄同志正是以参与“窃听案”的“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的。他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跟杨尚昆一起，牵连到这个惊天大案里，照旧表现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姿态，十分天真地接受了专案组的审讯。

你在武汉市公安局的时候，局里有没有录音机？

有哇，是瑞典或是瑞士造的，是一部很高级的录音机。

你用没用过这个录音机？

我没得用它的权力。那是侦察部门专用的侦察器材，侦察部门使用这个东西也要报经市委政法书记兼公安局局长谢滋群批准。我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兼警卫处长是调不动那个东西的。

毛主席到武汉去的时候，你用没用过这个录音机？

用过， 不止一次地用过。

你是怎么用的？

毛主席的随员要给毛主席播放相声、京剧录音，他们只带来了录音带，要用我们的录音机播放录音。这也要经过谢滋群的批准，才能从侦察部门把录音机调出来。

有个录音员叫小刘的，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是工作关系。他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的部下，我们积极配合他的工作就是了。

那么，你好好说说，你是怎样积极配合的？

他是录音员，自然是配合录音的事情，比如说，他录音的时候需要连接电线，我就叫电工给他连线，保证录音的需要。我们一切听使唤。他需要我们干什么事情，我们就全力干好什么事情。

好了，这下子就跟“窃听案”牵连上了。

但他接受审讯时，不仅没有搞清楚自己已经陷入了“窃听案”，甚至认为，自己对毛主席谈话录音的配合工作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因而又向办案人员作了重要补充。

他说，我们为毛主席修建梅岭一号时，我跟警卫科科长申兴国商量了一下，觉得给毛主席录音时不能老是临时扯电线哪，电线绕来绕去地绊脚，不安全，也不方便。我就出了一个主意，在客厅的地毯底下留下一条录音线路，还有一个可以放置录音麦克的凹槽，盖上一块木板;又考虑到毛主席有时不在客厅里开会，如果人数不多，就在卧室里开会。毛主席的卧室很大，至少有三十多平方米，人数不多的会议是坐得下的。我们两个一商量，除了会客室、客厅这些地方以外，在毛主席卧室的地毯下边也设置了一条录音线路，连接到梅岭一号电闸服务员的地方，以便在这个地方录音。

4.震惊全国的“窃听案”(2)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补充，专案组立即活跃起来。

你向省委、市委领导汇报过吗？

没有。只是在地毯底下多安一个线路，我拍板，就可以定下来了。

后来，你是怎样使用这个录音线路的？

后来，听说不用录音了，我就没有再过问此事。总之，录不录音、用不用得着这个线路，要由毛主席带来的机要人员决定。

多年以后，姨父才弄清楚自己是多么积极主动、不遗余力地提供了自己参加“窃听案”的确凿证据。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就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的“窃听案”，因为录音员是毛主席从中央带来的，不是其他任何人塞进来的;录音又是毫无遮拦地在毛主席面前进行的。这需要多么超常的政治想像力才会把它变成一个“窃听案”啊！

姨父缺乏这样的想像力。在翻来覆去的审讯中，先后给他换了六个关押的地方，一个比一个戒备森严，他却照旧地“不以为然”。其中的一个关押地是广湛公路旁边的上元岗靶场。偌大的靶场，空空洞洞的营房，却只关了他一个人，且有两个哨兵一前一后地看着他。门前一杆枪， 是哨兵的手枪;后窗上一杆枪，是哨兵的半自动步枪。周围的狼狗“嗷嗷”乱叫。蚊帐上还吊着一个二百支光的大灯泡，天一黑就对他开始了粤式“烧烤”。

上元岗靶场也是枪毙人的刑场。上厕所要走十几米的路，押送他的哨兵就把他当成了练习枪毙人的活靶子，一边走，一边瞄着他的后脑勺打空枪，接连不断地拉一下枪栓，再“啪”地扣一下扳机。姨父说，他的头皮竟然没有紧一下，脖子也没有缩一下，眼珠也没有勾回去瞥一下。他只是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是哪个当官的带出来的兵啊，这是哪一家的《步兵操典》哪？把枪口戳到头皮上放枪肯定无疑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可这样的神枪手算个什么玩意儿呢？你把枪啊、刀啊，长的、短的，真枪实弹全都拿出来，这一套对我朱汉雄不起作用。他还说，“文化大革命”前，他曾带着中南局机关民兵来这个打靶场打靶。民兵打天上的气球，枪枪落空。他说，我来试试看，就把枪体支在残臂上，一枪就把气球打爆了。瞧瞧，那才叫本领！

八 粤北监狱

1.大墙里的“呱嗒板儿”

当姨父十分充分地向专案组提供了自己参与录音工作的证据之后，警备司令部的一个排长带着一个班的士兵把他押上卡车，送进了广州到从化路旁的一座军营。在这里，他看见了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李一清、王德，常委李尔重，中央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等一大批久违的高级官员，他们都服服帖帖地成了军营里的囚徒。

姨父与中南局和广东省高级官员一起，又被押送到一个军用火车站，上车北行，经韶关，到乐昌，又被押上一辆卡车东去，进入一座荒无人烟的大山，山坡上有一座监狱。这里没有地名，因地处广东北部，山那边就是湖南郴州地界，所以叫它“粤北监狱”。原来关在这里的重要案犯都已转移出去，以常务书记金明为首的一批中南局常委和他们主管安全保卫工作的办公厅副主任朱汉雄同志，如同一群驯顺的羔羊被赶进了这座监狱。

姨父说，可苦了李尔重了！汽车刚刚离开乐昌，他就要求汽车停一下，他要下去拉肚子。押送人员不答应，他只好咬牙忍着。但他实在忍不住了，再次要求停一下，再次挨了熊。李尔重再次咬紧了牙关。可以想像一下，我们的李尔重同志是以多么惊人的革命意志控制着腹中一阵高过一阵的纯属生理学上的冲动啊！一走进监狱的高墙，他就像终于得救了一样，箭也似的奔向了厕所。

姨父是抱着“宾至如归”的心情在粤北监狱里安顿下来的。根据他的观察，这里无疑是一个关押重大案犯的监狱。四面高墙和高墙上的电网铁桶般地包围着一个四方院子，东南、西北两个对角上还有两个碉堡。碉堡的门开在监狱外面，向着监狱的一面是黑洞洞的射击孔。

隔不了几天，专案组都要让他汇报一次思想。

第一次，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姨父说，我心里凉了半截。

怎么凉了半截？

高墙深居，铁门锒铛呀！

第二次，他又说，我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怎么又“荣幸”起来了？

我跟中南局的书记、常委一般高喽！

怎么叫“一般高”？

他们都是中南局住一栋小楼的人，我这个官是最小的， 一开会，我是替他们管吃管住管汽车管保卫的人。现在他们住一间，我也住一间，都是倒锁门，一样的电网、炮楼侍候，这不是一般高了吗？

又一次，他说，很好，我在欣赏“呱嗒板儿”呀！

什么“呱嗒板儿”？

屋顶上的瓦片是摆上去的，没有抹石灰，风一刮，瓦片会动。风从屋顶上吹下来，瓦片就从上到下，有次序、有节奏、有轻有重地“啪啪哒哒”响起来，像呱嗒板儿打莲花落一样，好听得很哩！接下来，就要“天女散花”了。

什么是“天女散花”？

“天女”从瓦缝里钻进来，就满屋子飘起雪花了。

姨父为我加注解说，广东只有粤北下雪，没火烤，冷死人喽！我好不容易捡到了一个输液用的玻璃瓶，它有个杰出的橡皮塞子，到晚上，把开水灌到瓶子里滴水不漏，放在被窝里暖脚，好幸福啊！

姨父又说，也有“幸福”不起来的时候。比如我要上厕所，连喊三个“报告”，他不搭理你。你肚子里“内急”呀，你不能蹦，也不能跳，硬憋着。房间里只有一个暖水瓶、一个痰盂，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尿到痰盂里。最糟糕的是，有时还要把大便拉到痰盂里。

到粤北监狱以前，对姨父的审查已经基本结束。到粤北监狱以后，只是要他把多次写过的“坦白交代”再顺一顺、理一理，集其大成，从头到尾地抄一遍。姨父虽然借此机会练习了硬笔书法，且已达到了笔舞龙蛇、力透纸背的程度，可是也有皱起眉头的时候。专案组的人神经紧张，以为这是他有可能“自绝于人民”的征兆。姨父就向他们吹牛说，自寻短见这一套，我是很在行的，你们绝对地看不住。办案人员急问，你打算怎么个自寻短见？姨父说，莫着急嘛，以后你到我家里做客，我请你喝着酒、吃着饺子，再表演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