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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父又为我加注解说，我才不自杀哩，我怕个“么罗儿”呀？我没偷没抢，我对领袖、对同志、对世人、对家人没有干过见不得人的事。么样的“窃听器”呀，那是个十分正当、十分好用的录音装置，是中央工作人员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面前使用的高科技产品。因此，他有权力想像，总有那么一天，会像延安时代的“抢救”运动那样，马队从延河滩上奔驰而来，毛主席出现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向包括朱汉雄同志在内的一切受了委屈的好同志脱帽赔礼说，对不起，搞错了。

在铁窗里，他从没怀疑过这一天的到来。

2.铁窗内外好风光(1)

姨父最喜欢到监外的大山上劳动，虽然尾随着监狱管理人员，不可以互相讲话，但他可以活动一下腿脚，等于到山上“放风”。种地、铲草，他一只手干不了，但可以浇地、积肥。他东看看、西瞄瞄，看不完山上的风景，还可以听到山上老乡的精彩对话。比如老乡甲说，《羊城暗哨》里那个女特务原来也是押在这里的呀！老乡乙说，是啊，她是一个很好看的女人！老乡甲说，她比这批犯人年轻，有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老乡乙说，听说，就是这批高级犯人把她抓起来，押到这里的。现在，他们怎么也叫押到这里来了？老乡甲说，乱套了，说不清楚了,等等。

姨父又到了幽默不起来的时候，他正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同志感到难过。他说，区梦觉是我们党的老资格妇女干部呀，是“七大”的中央委员。她年纪大,个子小，又是高度近视，到山上劳动时，哪是该拔的草，哪是不该拔的苗，她都看不清。但她做每一件事情都十分讲究政策观念，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只好把腰深深地弯下去，几乎把鼻子伸到地上。嘿，她是很注意区分两类矛盾的！

高级犯人之一的中南局金明书记正从事着对于自然界的发现。在野山上的荒草丛中，他看到了这里一棵、那里一簇的野茶树露出了嫩尖、长出了嫩叶。他眼睛一亮，就重新肩负起“书记挂帅”的重任，当监狱管理人员在远处站着的时候，他就偷偷摸摸地凑过来说，同志们呀，把这嫩叶、嫩尖采回去，把它晒干，我们就有好茶喝了。高级犯人们都打过游击，便采取“短促出击”战术，暗地里溜过去，眼疾手快地掐下几片嫩叶，神不知鬼不觉地塞到口袋里。姨父回到了班房，就用写“罪行材料”的稿纸垫着采来的茶叶，放在窗台上晒够了太阳，开水一冲，就把鼻子凑上去，哎呀，好醇好香的野山茶呀！西湖龙井、碧螺春统统地靠边站吧，谁也比不上这么好的野山茶！

姨父决计扩大他的劳动成果，看中了铁窗之下的一块不到两平方米的空地，得到看管人员批准后，就以决不亚于开垦南泥湾的热情，开始了对自然界的索取。他一只手不能用铁锨，只能用一个小铲子挖地，挖不动的时候，中南局常委王德就来给他帮工，在他的“南泥湾”种上了两棵辣椒、两棵西红柿、两棵烟叶。都是两棵，好事成双。没有肥料，就在去监外劳动时捡回来一些干牛粪。山上农民说，牛粪干了以后是没有肥效的呀。姨父又把带牛尿的牛粪拿回来当了宝贝。姨父说，哎呀，我的庄稼长得那个好哇，辣椒是青的，西红柿是红的，烟叶绿绿、厚厚的，叶子是宝塔形的。到了享受劳动果实的时候，糟了，辣椒是辣死人的辣，烟叶是苦死人的苦，西红柿是酸死人的酸哪！姨父种出了一个猜不透的寓言:付出高昂的热情，收获苦、辣、酸的人生滋味。如同他搞不明白政治领域的动机与后果的关系一样，说不清这是植物栽培学上的理论失误，还是土壤、肥料、气候的问题。

在怎样对付蚊子的问题上，姨父却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战果。姨父说，广东的蚊子最厉害呀，关我的地方虽然有蚊帐，蚊帐上却出现了好几个窟窿，蚊子可以自由出入，咬得我毫无办法。怎么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呢？我想到了膏药。我腰疼、腿疼，都要用止疼膏药，就是那种七八公分长、三四公分宽、上边有一层玻璃纸的麝香虎骨追风膏，纸一撕，哪里疼就贴到哪里。嗳！我发现这玩意儿大有用处，用完了的膏药不能丢，再把它贴在蚊帐窟窿上，里边一张、外边一张，脸对脸地粘在一起，不用针，不用线，就把大大小小的窟窿一个个地补起来了，OK！绝对的铜墙铁壁。这一个“OK”是姨父当时叫不出口、后来才融入四川口音的外来语。专案组的人目睹了他给蚊帐贴膏药的绝活，偷偷地掩嘴而笑。他在心里说，你笑个啥子嘛，你只知道看管老子，却不替老子管好蚊子，我不给蚊帐贴膏药怎么办哪！姨父很欣赏自己的发明。那横着贴、竖着贴、歪着贴、斜着贴的膏药，呈几何图形点缀在轻纱帐上，表现出抽象派艺术的某些特质，散发出无可置疑的麝香之芬芳。

两年过去了，姨父仍在等待毛主席出现在延安大礼堂的历史镜头的重现。但他需要耐心，需要找到一件事情来帮他消磨越来越变得凝滞、沉重的光阴，于是他盯上了一件破烂的银灰色中山装。那是他在武汉做交际工作时穿的衣服，他从武汉穿到广州，又穿到粤北监狱，十多年了，越穿越旧，越穿越薄、越穿越凉快、越穿越对其感情深厚了。领子全烂了，袖筒也糟了，后背上开了花，只有正面还好。他舍不得丢掉这件衣服，因为衣服伴随着他十多年的历史。姨父决定用他仅有的一只手补缀残破的历史。他找到另一件破衣服，取其可用的地方，比着领子裁领子，比着袖子裁袖子，东拼西凑地对上去，大小形状一模一样，绝对的高标准。

我问，一只手怎样穿针引线？

姨父说，要么把针插在左边的袖子上，让它竖在袖子上;要么把膝盖拱起，把针插在裤腿的膝盖上，让它竖在膝盖上，一只手就可以把线穿过针眼。我用过的每根线都在针眼里畅通无阻。

我又问，衣服软摊在那里，一只手怎样运针走线？

姨父说，我用两条腿的膝盖把衣服绷起来就是了，两个膝盖当“绷子”，就是绣花也是可以的。我还补过裤子，用膝盖把裤子绷起来，补了两个屁股蛋子。

2.铁窗内外好风光(2)

一个亲眼看到姨父坐在铁窗下缝补衣服的人，说他看到了自信，好像姨父正在向世人证明，针线活本来就是一只手的工作，人类膝盖骨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做“绷子”。专案组组长说，谁也不会想到这是男人做的针线活，更不会想到做活的只有一只手，针脚比女人做的还细还匀。

后来，姨父的单人囚室里增添了一位老人。囚室里不准讲话，姨父只能看到他写得一手好字，又写得快，只听见“嚓啦嚓啦”地响，要不了几分钟，就写完了一页稿纸，只一天就把一本稿纸给“嚓啦”光了，就这样一本一本地“嚓啦”下去，好像有交代不完的问题。老人的卓越表现令姨父羡慕不已，嘿，这个老伙计真行，哪有那么多的事写呀，比我强多了，说不定是个屡经考验的老“运动员”。时间长了，哨兵一转脸，姨父跟他偷偷说话，才知道他姓吴，福建安溪县人，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地下党员，曾在国民党将领张发奎部当过军法处处长，保护了好多共产党员，可他一辈子也说不清楚他在军法处是否错杀过人，因此，就有了“嚓啦”不完的材料。姨父看到他的衣服烂得不能再穿了，就把他的两套破衣服剪剪凑凑，合并成一套焕然一新的中山装。吴老先生感激莫名，两个人遂结“铁窗之交”。

吴老对姨父的回报方式是讲故事，当然是在哨兵转来转去的空隙中开讲的。吴老端起一茶缸“野山茶”说，你知道吗？福建最有名的茶叫“大红袍”，它为什么叫“大红袍”哩？我给你讲啊，这种茶树长得很高，人爬不上去，采不下来，就想办法叫猴子上树采茶。猴子不情愿给你采呀，人就培养猴子吸大烟，猴子有了大烟瘾，到了采茶季节，先不给猴子大烟抽，等猴子打哈欠、流鼻涕、发了烟瘾，才叫它抽大烟。等它大烟瘾过足了，再给它穿上耀眼的大红袍，一敲锣打鼓，猴子就兴奋起来了，劲儿也上来了，就呼噜呼噜爬到树顶上采起茶叶来了。这样采的茶叶就叫“大红袍”。请问，你喝过“大红袍”吗？

我不知道姨父是否喝过“大红袍”，我总是想起猴子变成人数百万年以后，中共中南局书记处常务书记和他的同志们偷采野山茶的样子，便从一个纯属知识性、娱乐性的故事中听到了苍凉。

吴老先生大概是一位美食家，他还给姨父讲了很多与吃有关的故事。他说他的老伴是北京人，做得一手好菜，并一一说明各种菜肴的烹调方法和风味特点，并热情相邀说，你有空一定到我家做客，我叫我老婆给你烧菜，哎呀，她烧的红烧肉真是好吃极了。直说得两个人垂涎欲滴，然后就到了监狱里开饭的时候。

姨父后来得知，吴老是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就住在他对面一座两层小楼里。吴老出狱后，不知道喝没喝上“大红袍”，他出狱不久，就因年迈体衰，猝然离开了人世。

姨父还在等待着延河滩上奔驰而来的马群。

3.噙着泪水的眼睛(1)

延河滩上的马群没有出现。

姨父却在1971年9月23日获释出狱了。专案组没有对他宣布审查结论，没有发给他“获释证明”，没有给他任何“说法”，只有穿军装的专案组组长带着一个穿便衣的人，把他送到了位于连山县上草村的中南局“五七干校”。从1968年4月被正式逮捕到获释出狱，加上“牛棚”里的“群众专政”，姨父度过了三年半失去自由的岁月，终于恢复了不明不白的自由。

姨父到“五七干校”时，干校正在“批陈整风”，他却一脸迷惑地打听，“批陈”是批哪个“陈”呀？跟他住在一个房间里的保卫科长大为惊讶，怎么，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知道，你不看报纸？姨父说，监狱里没有报纸看。保卫科长说，你不听广播？姨父说，监狱里没有广播听。保卫科长说，“批陈”批的是陈伯达呀！姨父大为吃惊。接着，姨父又十二分惊骇地听到有人在议论，就在他出狱前十天，已经写入党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永远健康”的林彪副统帅叛国外逃，摔死在温都尔汗了。看来，监狱外面的生活仍然是波谲云诡，“文化大革命”越“革”越复杂，越“革”越叫人惊心动魄了。

出狱后二十天，是姨父五十岁生日。他在自己的“知天命”之年却感到心神不定、神志恍惚，好像他已经习惯了在狱中欣赏“呱嗒板儿”的生活，到了大墙之外的世界，反而变得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样享受没有结论、没有安宁的自由了。

出狱四个月，到了1972年春节，“五七干校”放了年假，他才回到了广州家中。家已变得不可辨认。六姨在郊区“五七干校”没有回来，老母亲已被送回四川老家，大女儿远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原住房中的两间房加上一个厅，已经被别人抢占，只剩下一间房，住着没人照管的两个年幼的女儿。姨父从来不屑于表现个人痛苦，但他谈到这一次回家却凄然含悲说，两个女儿买了一块肉，忙着给我做饭吃。毛妹才十岁，切肉时够不着案板，就搬个小凳子，颤颤巍巍地站到小凳子上切肉，又怕刀切住指头，就用双手把刀举起来，一下一下地为老爸剁肉。我看了好心酸。六姨终于从干校回来了。四年来的第一次团圆笼罩着沉重的阴影。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奶奶。

1972年6月，姨父请假回老家看望母亲。

姨父的母亲是一位性格刚强的老人。1939年农历正月初八，刚刚过了十七岁生日的姨父悄然离开家乡、秘密投奔延安的时候，母亲没有哭泣。十五个年头以后的1953年，当姨父第一次带着六姨回家探望母亲时，母亲也没有掉泪。六姨回忆说，她没有想到母亲见了久别的儿子会那样镇定。那时她正从田里回来，姨父迎着她叫了一声:“娘！”她愣怔了一下，定定地望着他，好一会儿，才认出这个空了半截袖子的人是她的儿子，就喊了一声:“啊，是大增啊！”又望着儿媳妇点一下头，说了一声:“哦！”就回转身，去菜地里摘了几把青菜，说:“回家去！”好像她从来没有怀疑过儿子能回来，也从来没有指望过儿子能“囫囵个儿”地回来。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也没有问一声:“增子，我给你的那一截胳膊你丢到哪儿去了？”

六姨一见到婆母娘就看到了“封建”，因为婆母娘对她和她怀中的孙女只是定睛看了一眼，发出一声“哦”的感叹。六姨甚至记得，婆母娘下厨做了一只鸡，那是姨父的大姑从婆家回来的时候，婆母娘夹起一只鸡腿，从她的面前伸过去，送到了大姑的碗里。聪明的大姑又急忙夹起另一只鸡腿，送到了侄儿媳妇的碗里。微妙的迹象传递着姨父家中的妇女解放事业有待推进的信息。

令姨父和六姨都感到不知所措的，是永兴场乡亲对他们表现出来的兴趣和好奇经久不衰。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要跟随着成群结队的乡亲，看哪，朱大增回来了，带着城里的漂亮太太回来了。晚上，六姨在破木桌的四个角上点了四支蜡烛。乡亲们又围上来，凑近了蜡烛看她，好像是观看朱家老二从战场上带回来的一个女俘。睡觉时，床边也挤满了人，眼巴巴地望着。六姨喂女儿吃药，有人就从床边把手伸过来说，给我一点药吃吧，给我的孩子一点药吃吧。姨父和六姨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了。姨父发现了自己的尴尬，乡亲们在羡慕朱大增的革命成功了，贫困却仍在损害着乡亲们做人的尊严。

1955年春天，朱奶奶从家乡来到了武汉。

姨父是孝子，他是请母亲来武汉享清福的。六姨虽然接连生下了两个女儿，却都由保姆照看，用不着奶奶操劳费神。朱奶奶时年五十九岁，到了可以适当地享一点清福的时候。

“增子，”朱奶奶问儿子，“你还记不记得你要给我买酒喝？”

姨父没有忘记，他小时候看到富裕人家有酒喝，自己家里没酒喝，心中不平，就拍着胸脯说:“娘，等我长大了，我给你买酒喝。”

朱奶奶果然喝上了儿子供奉的好酒，而且学会了吃卤肉。六姨说，她上班以后，奶奶去街上买菜，总要捎带着买些卤肉，反正钱是她管着的，用荷叶一包，带回家来，等到十点钟，孙女儿去上幼儿园了，奶奶就独自坐在那里喝酒吃肉。姨父从来没有断过母亲的酒，一坛子、一坛子地给她买，还怕她喝了湖北酒不服水土，要买四川酒。

3.噙着泪水的眼睛(2)

姨父说，对，是四川包谷酒，从万县带下来的。

六姨说，少喝一点酒我不反对，活血嘛！可他妈妈天天喝，他娘儿俩还要对着喝。只要他一回家，就说，喝吧？好，喝！这就喝上了。儿子也真是个好儿子！

姨父说，农村的农民啊，她熬寡多年才熬成婆婆嘛！

朱奶奶从来没有想过世上的女人也能挣工资，对她的儿媳妇也能挣工资，也是“捧公家饭碗”的“公家人”这一奇特现象迷惑不解，却对儿媳妇藏着一个“小金库”深信不疑。她采取的对策就是我不让你吃饱，你靠“小金库”吃去。每天早上，朱奶奶只用两分钱给儿媳妇买一个馒头。大家就看见孟敏同志一只手推着单车，一只手举着一个小馒头，就这么走着吃着。家里的保姆看不惯，说，奶奶，你管的钱里边也有你媳妇挣的钱，你媳妇也是有工资的，你不能光叫她吃那个东西，没有营养嘛！朱奶奶扭过脸不搭话。保姆又说，你看她昨天一回来，写材料写了一夜，床边都不挨，一早擦把脸，又骑着车子走了，你怎么不多给她买个馒头？朱奶奶照旧扭着脸不搭话。保姆说，奶奶，你要是把她的身体搞坏了，就没人照管你的儿子了。奶奶忽地跑进厨房拿了一把刀，往保姆面前一摔，说，你杀了我！保姆吓得一跳，急忙跑出去，给六姨打了个电话，就告辞回家了。

保姆是武汉本地人。六姨和姨父急忙跑到她家里赔礼道歉。保姆心惊肉跳着，口口声声叫着孟同志，说她再也不敢回去了。

姨父从来不说母亲一句不好。他知道母亲二十六岁守寡、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的艰难，知道他投奔延安给母亲带来的磨难，没有异样的刚强，怎撑得孤儿寡母的门面？所以他总是两边讨好，在给母亲过生日时说，孟敏要给你过生日呀！六姨过生日时，又对六姨说，母亲要给你过生日呀！

我不知道六姨后来是怎样瓦解了“婆母娘”的专政，只是听说她采取和平过渡的改良主义手段取得了巨大成功。朱奶奶终于接受了女人也能挣工资、成为“公家人”的惊人事实，认可了她的儿媳妇也居然可以当上秘书科长的奇特现象，家庭里出现了婆媳团结、共商家事的大好局面。但是，自从大喇叭开始了对姨父指名道姓的狂轰滥炸，朱奶奶就突然间神经失常了。六姨要到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只好让姨父的哥哥把朱奶奶接到了四川老家。

在老家，朱奶奶时常惊恐地喊叫:“你们帮我找哇，汉雄的大腿在粪坑里面呀！” 猪圈里有个沤粪的大坑，她能成天拿着一根竹竿在粪坑里搅着，喊叫姨父的大哥:“快来帮我找哇，汉雄的尸首在猪圈里面！”

当儿子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时，母亲呆住了，她又惊又疑地凝视着儿子，眼睛里有火花一闪，身体就随之瘫软下来，站也站不住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姨父在家乡的日子里，母亲整天倒在床上，眼睛一刻不离地望着儿子。姨父坐在床边，无言地守护着母亲。母亲已经听不懂儿子对她说什么，只是宁静地、心满意足地望着儿子，轻轻嚅动着嘴唇，发出含混而柔和的声音。姨父听不懂母亲说什么，但能看到母亲眼里噙着喜悦的泪花，无声地凝视着他，犹如五十年前凝视着襁褓中的一个婴儿。

姨父离开家乡才十天，母亲就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姨父从家乡返回广州时途经武汉，如同一个从阴间回到阳间的幽灵在街头游荡。有人骑着脚踏车从他面前越过，又慌忙下车，拐回来，暗中跟着他走，偏着脑袋看他，忽然惊奇地问，你是不是朱汉雄？姨父认出他是武汉市“文化大革命”前的副市长、民主人士孙耀华，就是那位跟他一起向白石老人求画的人。他回话说，我就是朱汉雄。孙耀华又惊又喜地说，哎呀，你没有死呀！

在武汉的老同事找了一部小汽车，送他去湖北省委看朋友。汽车走到车站路，一位女交警手里拿着红一节、白一节的“交警棍”，正站在警亭上指挥交通。汽车离她十米左右时，她突然把棍子朝天上一竖，发出了紧急停车令。司机吓了一跳，急忙刹车。女交警从警亭上跳下来，跑到车跟前说:“你不是朱局长吗？”姨父说:“你是小骆。”他记得，小骆是武汉市的交警模范。小骆说:“都说你死了，你还活着呀！”过往车辆很多，她不能多说话，又跑到岗位上，一挥“交警棍”说:“好好活着！”

原来，朱汉雄惨死于牢狱之灾的传说登在小报上，在武汉流传甚广。现在又纷纷传告，呀，他命大，又活着回到武汉了。姨父与老朋友相聚时，总有恍若隔世之感，且心存疑虑。因为他没有“审查结论”，他的出狱乃至于他的“死而复生”都缺少了正式文件的确认，像一个从狱中脱逃的孤魂野鬼，没有人间的通行证。

每逢到了武汉，他都会想起他跟这里的同事在陆地上和江水中，呕心沥血地为领袖服务的岁月。而眼下，他还必须拖着一条从狱中拖出来的阴影，等待着延河岸边马蹄踏着朝霞奔驰而来的那个黎明。

九 陌生的海洋

1.夹不住的“尾巴”(1)

1972年8月，姨父走向一片迷茫的海洋。

动乱还没有结束，“窃听案”悬而未决，“文化大革命”仍像失去控制的洪水在广袤的国土上四处泛滥。姨父被降职使用，到他听也没听说过的广州远洋运输公司革委会担任副职。

对于刚刚走出监狱的姨父来说，这毕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好事。我猜想，姨父是穿着他在狱中补缀的“精品”中山装，甩着半截空袖筒，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向海洋的。而姨父一提起那身中山装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说，我对你六姨讲过的，这件衣服不能丢，要留个纪念呀！可是，历史证明，你六姨的记性是靠不住的。我的大女儿三洁这个小王八蛋，就在你六姨眼皮底下把它当成废物扔掉了，还扔了我在监狱里用过的竹扁担。我被看管人员尾随着，跑到很远的山上挑肥料，那根竹扁担是始终陪着我的。我用它挑东西能挑百儿八十斤，甩起来走。别看我只有一只手，我可以换肩，你知道怎么换肩吗？就是把脖子勾下来，叫扁担从脖子后边的脊椎骨上打个转悠，从左肩换到右肩或是从右肩换到左肩，这是一个高难度动作，我那些患难兄弟是办不到的。总之，是我应该留作纪念的东西，你六姨都记不住，三洁都给我甩掉了。我一直骂了她们多少年！

姨父去“远洋”上班时丝毫没有表现出“东山再起”的豪迈情绪。他说，我到了“远洋”才知道什么是“夹起尾巴做人”。这倒不是因为对他降职使用了，他压根儿没想到作为一个陷入惊天大案而没有得出审查结论的人，还能给他派活，还能把他放在一个大企业的革命委员会里“干革命”。因此，他一再地告诫自己，要“夹起尾巴做人”。

姨父首先从业务上找到了惶恐的理由。他说，“远洋”是搞航海运输的，我不懂;轮船是机械体，我不懂;航运是经济活动，它的财务管理是很严格的，我不懂。航运、机务、财务这三门专业，我都是门外汉。比如说财务，广东省财政厅从厅长到勤杂人员的编制是八十人，这个公司财务处的编制却有八十三人。既有中文账，又有外文账，大柜子、小柜子摆得满满的。不仅国内有一套人马，在外国很多港口上还都有代理人。在计划经济年代，这个公司在外汇收入上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可我呢？我是个从来不用数学的人，没有管过钱，我没有钱用的时候，只知道喊叫你六姨，太婆，我兜里空了，给我百儿八十块钱。我在东湖给毛主席盖房子的时候，也当然不会为经费问题发愁。

所以，一到“远洋”，他就对一把手郭玉骏说，“远洋”这个玩意儿我搞不懂，我只能给你敲敲边鼓帮帮忙，帮得上就帮，要是帮不上，也请你放心，我绝不帮倒忙，不敲破锣。

姨父说，他只知道“远洋”公司的工作是“跑船”，所以一到公司，就急忙跑到船上看“跑船”。没想到第一次上船就摸不着东西南北了。船上的人和跟他一起上船的人，他一个也不认得。哪边是船头，哪边是船屁股也分不清;船上有哪些部门、哪些部门有哪些人，各职能部门随他上船的人各有什么责任，也统统的不晓得。他只是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是看船来了。

中午，有人十分热情地领他去吃饭。虽然看船还没有看出名堂，饭总是要吃的。但他不知道船上有船员食堂，他本来可以发扬领导干部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到船员食堂吃工作餐。有人一起哄，就把他领到大台上去了。他不知道大台是对货主和到了外国港口时进行特殊招待的地方。有人带着一脸的坏笑，却又热情高涨地咋呼说，今天要招待公司来的新领导。他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各部门的人一哄而上，张王李赵还没分清楚，都已经吃上喝上了。他暗自查点人数，好家伙，有十多口人！在商品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这条专跑外国大码头的船只是个“另类”，船上有的是大虾，个个都变成了吃大虾的能手。大大小小的盘子里，堆上了喷香酥脆的罐头花生米和各种品质优良的罐头肉。尤其使他惊讶的是，还打开了不止一瓶的茅台酒。根据十多年外事接待工作之经验，他知道三钱大的杯子，一瓶茅台倒满杯能倒三十二杯，倒得稍微浅一点，能倒三十六杯。可是在这里只倒了十几杯酒，一转眼，酒瓶就不见了，又打开了下一瓶。他觉得这顿饭吃得不是滋味，酒也喝得别扭，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提前离席，继续寻找哪里是船头，哪里是船屁股去了。

哎嗨！姨父发出一个响亮的感叹词，说，船上管财务的人没等我下船，就颠儿颠儿地跑到公司报账去了，说船上为了招待我而吃了多少大虾，喝了多少瓶茅台，这个账都安在我的头上，用招待我的名义报销了。这是我好久以后才知道的。这明明是整人嘛，我是个刚从他妈的监狱里出来的人，是个没见过海船的“旱鸭子”。你要想喝点你就说到明处，等我下了船请你下馆子就是了，何必弄了个圈套叫我跳！一把手郭玉骏知道我上当了，就瞒着我，捏着鼻子把账报了。有人跟着吃了喝了还大造舆论，某某人上船大吃大喝，一次喝了多少瓶茅台，打开了多少听罐头，还拉上那么一帮子人跟着吃喝，整得我以后简直不敢上船了。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人通知火葬场，说我们公司某家某户某某人死了，要火化。火葬场就开着拉尸车来拉尸首，可是这个“尸首”还活得好好的，一听说拉尸车来拉他，就把他吓得一哆嗦，说，我还没来得及变成尸首呀，麻烦你们改日再拉吧。

1.夹不住的“尾巴”(2)

这样的怪事大大超出了姨父在公安部门和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人生经验，他无法判断发生这种怪事的具体原因，却能够感到，他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的道德秩序已经被搞得一片混乱，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如意的芸芸众生正在狐疑和敌意中享受着制造一些小乱子的快乐。

姨父一不小心又去了上海，登上了“明华号”远洋客船。那时候，全国跑远洋客船的只有广州远洋公司一家，来这里工作就不能不看看“明华号”。他上了船，去到客船政委方新亭的房间。他这个当过政委的一见到客船上另一个当政委的就一见如故，指着卧室外边的一堆大纸箱问，这是什么东西？方新亭说，是船员统一买的电视机。按国家规定，远洋船员两年可以从国外带回来一大件免税商品。他开玩笑地说，有没有我的呀？方新亭也开玩笑地说，好，有你的。他说，最好是给公司一个人发一个呀！说完了，哈哈一笑。糟糕，他还在上海没回来，就有人向公司打了电话，说他在“明华号”上给公司领导一人搞了一台大彩电。公司里舆论哗然。姨父气得差点跳起来，明明是开了个小玩笑，怎么就这样造谣生事，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吗？

姨父的“尾巴”实在“夹不住”了。他再次鼓起勇气上船，是为了解决一艘货轮不能按时开航的问题。他把懂机务的、懂航运的、懂船舶配载的以及管船员吃饭喝水的人全部召集起来，发表了如下之开场白:

我给大家说清楚，我是个外行，但我不懂就学，不会不懂装懂。既然把我放在这里当头儿，遇到事情我还是要拍板的。事情应该怎么办，我会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向各位学习。可我也要给一些同志讲清楚，你不要耍我，不要无事生非，不要画个圈圈叫我跳，把我往窟窿里整。我一旦发现你故意整人，我要告诉你，我是当兵的出身，我瞪起眼睛来是六亲不认的。听清楚了？好，咱现在研究准时开船问题。

姨父释然地告诉我，货船准时开船了。

2.血渍(1)

姨父在船上立脚未稳，“远洋”公司一把手就建议他分管全公司“落实政策”的工作。所谓“落实政策”，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按照历次政治运动的规律，运动初期是来不及制定相关政策或是可以不讲政策的。这时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公司清理“专案”、“落实政策”的工作就交给了对自己的政策尚未得到落实的朱汉雄同志。姨父对一把手说，我刚从牢里放出来呀，东南西北都摸不清楚，叫我搞什么“专案”，落实什么政策，你莫找错了人啊！一把手说，不要推了，就是你了，你这个老公安局长搞这个事是家常便饭。

作为一名老公安局长，姨父知道，历次政治运动一哄而起的时候，对一切被认定有问题的人只能采用“有罪推定”法，否则就是“右倾”,是“屁股坐错了地方”,是“不革命”或是“反革命”。从他数十年前在延安被“抢救”到“文化大革命”被捕入狱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这样，因而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制造冤假错案的“左派”。历次运动，概莫能外。现在，他感到历史给了他一次使用逆向思维的机会，他要采用“无罪推定”法清理冤假错案。但他必须作好准备，一旦遇到了风吹草动，他必须承担“给坏人翻案”的政治风险。

因此，朱汉雄同志还必须对朱汉雄同志做好说服工作:第一，平反冤假错案不属于航海专业，用不着机械动力学和高等数学，你总不能再说自己不懂行嘛！第二，一般说来，背着“黑锅”的人更能体会别人背着“黑锅”、亟待解脱的痛苦，不找你找谁？第三，要推翻冤假错案当然是需要一些胆量的，你打过仗,坐过牢，胆子应该大一些，你不上谁上？朱汉雄同志已经把朱汉雄同志逼得无路可走，只好责无旁贷地把平反冤假错案的风险落实在自己的肩上。据说，自从宣布他负责平反工作的第一天起，他的办公室的门就是敞开着或是虚掩着的，如同“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随时听得到“击鼓鸣冤”。

姨父一接触公司的“专案”就感到极大的震惊。全公司竟有二百六十多人受到了打击迫害，其中主要是船长、轮机长、大副、二副等高级技术骨干和精通企业管理的专业人才。仅在上海的分支机构，就有九十七人被赶出了“远洋”公司。他还必须扩大清理“专案”的时间范围，因为对这批业务骨干的错批错斗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四清”运动开始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又发展到了更加骇人听闻的程度。

姨父在触摸一部被扭曲的历史。他了解到，旧中国根本没有远洋船队，新中国到了1961年才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远洋船队。作为这支远洋船队的技术骨干，几乎都是从国外回来或是在外国的远洋船上做过事情的。他们为开创新中国的航运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却由于个人历史问题、家庭出身问题、海外关系问题或是无限上纲的其他问题，有的被抓起来了，有的被错批错斗了，有的下放到县城以下的基层单位“用非所学”了，有的被扣发工资、降职使用了。姨父感叹地说，在外国，远洋船上的船长、轮机长、大副、二副是很神气的呀，社会地位是很高的，都是不得了的人物。国内的政治运动却把人家整得灰溜溜、惨兮兮的，这是历史的大教训。

在姨父朱汉雄同志为领袖和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做了大半辈子的安全保卫工作之后，才突然发现，包括这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在内的人民群众却处于极不安全的状态。比着他们，姨父甚至可以认为自己还算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在他不明不白地走出冤狱、稀里糊涂地被降职使用的时候，还毕竟回到了“当权派”的位置上。他必须以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的高度责任感，为这里的人民群众做一做“安全保卫”工作，为一大批蒙受冤屈的普通人讨回公道。

有一个叫沈祖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英国轮船公司“雷贝利号”远洋货轮上的轮机长。“雷贝利号”给英军运送军火，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次，“雷贝利号”经过莫桑比克海峡时，受到德国潜艇的袭击，起火沉没。沈祖挺与四十名船员乘救生艇，漂流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他在幸存者中是职务最高的，就自动担负起领导责任，用鲁宾逊的故事激发大家的生存勇气，自造淡水，觅食鸟蛋、鸟肉、海龟肉，战胜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在孤岛坚持七十五天，后被英军飞机发现而得救。沈祖挺被称为“现代鲁滨逊”而享誉英国，并受到英国王室的褒奖。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祖国效力，成为我国远洋航运的技术权威，任广州远洋公司总轮机长。但他在“四清”时就挨了整。“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抄家，又从他家里抄出了英国王室颁发给他的勋章和佩剑，这就成了他为英国殖民者忠诚效力的罪证而受到残酷的批斗。他悲愤绝望，上吊自杀了。一个“一只手的老八路”和他领导的复查小组终于站出来叩问历史，为沈祖挺大声辩护，在二战期间，英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同盟国，英国王室对于沈祖挺的褒奖，不属于殖民主义性质，而具有明确的反法西斯的目的。沈祖挺终得昭雪。

另一个受到迫害的是远洋总船长陈肄言。他的罪状更具有荒诞性和传奇性。大抄家时，在他家里抄出了一个布包，布包里只装着一条白毛巾，毛巾上印着一片陈旧的血渍。这就大大激发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想像力，陈旧的血渍就成了他暗藏下来的一笔神秘的“血债”。但是，朱汉雄同志和他领导的复查小组查明，毛巾上的血渍仅仅记录着一个富有东方古典浪漫色彩的新婚故事，那是陈肄言和他的妻子在新婚之夜保存下来的“处女血”。而这时，不堪羞辱的陈肄言已经含冤去世。复查小组为他平反昭雪时，还不得不去触动一对东方夫妻的情感隐私。姨父说，应该搞一个电视剧，名字就叫《血渍》。

2.血渍(2)

当姨父抓紧清理公司的积案时，省委组织部曾两次找他，向他宣布了《关于朱汉雄问题的审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两次报告都只字未提所谓“窃听案”和“现行反革命”的问题，却仍然在遣词造句上严格把关，不称朱汉雄为“同志”。第一次结论，说他“犯有严重错误，免予处分”。他拒绝签字，只是把眼睛瞪起来，问:“我有什么严重错误？”没有得到回答，他转身就走。第二次结论，把“犯有严重错误”改成了“犯有错误”，他再次把眼睛瞪起来，再次丢下一句话:“我有什么错误？”没有回答，他再次转身走人。他之所以走得那么匆忙，是因为公司里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他又在一个女医生的档案里发现了一顶骇死人的大帽子:“特嫌”，即“特务嫌疑”，“帽子”底下却没有任何事实根据。需要他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太离奇了。他已经没有兴趣在自己是“犯有严重错误”还是“犯有错误”，或者压根儿“没有错误”的问题上花费精力。

女医生对自己被内定为“特嫌”毫不知情，因而不会跑出来向他申诉。但他必须对一个普通公民做一次最起码的安全保卫工作，必须追查一下，定她“特嫌”的根据是什么？他看了档案，才知道这是向省公安厅打过报告的，属于“内部控制”。姨父又问，公安厅的根据是什么？下属说，公安厅的事情，我们查不了。姨父说，怎么查不了？那里也没有天王老子地王爷，“帽子”给人家戴了二十年，为什么不可以掀开帽子看一看？复查小组的同志带上公函去公安厅调来档案，他从档案中查出公司保卫科最早呈送公安厅的一个报告，说这个女医生出生于香港，解放初期从香港回内地读书，她从香港什么地方回来的、跟什么人一起回来的，都搞不清楚，需要审查。公安厅批复，同意审查。此后未作审查，也没法审查，就拖下来了，到了“四清”运动的档案里，她就变成了“特嫌”。多亏这是一位医术精湛、作风细致的“白衣天使”，没有发生过一丁点医疗事故，否则，就可能随时演绎出一个“反特破案”的曲折故事。姨父再一次感到震惊。他让人事部门立即写了报告，上报公安厅，由公安厅作出了撤销“特嫌 ”的决定。

公司的平反冤案工作，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3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79年结束，其中经历了“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严重干扰，历时七年，终使二百六十多名蒙受冤屈的人全部得到了平反昭雪。被抓到监狱里的人接回来了，下放到粤北基层的人全部收回了，扣发工资的全部补发了。从上海分支机构里下放、流失的九十多个人却没有回来，因为上海市委发现了这是一批难得的人才，把他们留在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成了那里的技术骨干。

姨父自己的平反问题却迟迟没有下文。自从他两次拒绝在审查结论上签字，已经过去了四五年，“四人帮”也被打倒三年了，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过了，组织部门却迟迟没有找过他。

3.螃蟹的过错(1)

姨父有过好多次向中央首长申诉委屈的机会。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复出后，姨父曾在珠江码头上碰见邓小平陪外宾游览珠江。“首长好！”他向老首长行了一个军礼，“首长还记不记得我？”邓小平望着他，露出微笑说:“有印象，只是记不住名字了。”姨父说:“我是朱汉雄。在大别山的时候……”邓小平点头说:“哦，想起来了。”跟他握了手，又忙着跟外宾一起上船了。姨父说，小平同志吃过多少苦头哇，轮不到我向他诉苦。后来，这位老首长不是又被打倒了一次吗？我怎能向他诉苦？

跟邓小平的邂逅相遇，使他想起遥远的坚持大别山的艰苦岁月。

姨父说，他是在1947年年末被任命为刘邓司令部警卫团政委的。那时候，司令部有一个使用手摇发电的小电台，正在抄收毛主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文件很长，一天只能抄收一段，好几天才抄收完毕。一连好几天，司令部里的同志都在互相传阅、传诵这个文件，盼望着抄收下一段。在敌人心脏里艰苦卓绝地坚持在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欢欣鼓舞地听到了电波里传来的领袖的声音:“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每个人都为此热血沸腾。

正是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野战军司令部机要室主任黄兴正向姨父传达命令，“五号”首长要你到警卫团当政治委员，你马上到警卫团报到。在战争年代，为了首长的安全，军内只称代号。要他到警卫团当政委的“五号”首长是李达参谋长。姨父却绷着脸说，我不干。黄兴正说，你不干？你找“五号”首长说去！他就找到了李达参谋长。李达问，你为什么不干？姨父说，我干不了哇！首长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团，这个团还只有四个战斗连，我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李达气咻咻地说，是“三号”点名叫你干的，你找“三号”说去！李达说完，就不再理他。“三号”首长是邓小平政委，他一听就吓了一跳，不敢再讲二话了。队伍就要开始行军，司令部的队列里已经没有了他的位置。不远处，警卫团也在那边集合。他没有勇气去找邓小平政委“泡蘑菇”，急忙牵着骡子，到警卫团报到去了。

姨父至今也想不明白，邓小平政委为什么挑了他这个“少了一个爪子”的人当了警卫团政委。在此之前，他曾受到过邓政委的批评。那是在鄂东搞“急行土改”的时候，他带着工作队去乡下搞点棉花、布匹，带回来做棉衣。小平同志留下的一张经常被报刊使用的照片上，穿着一件臃肿的大棉袄，就是那次搞到的布匹，用稻草灰染成灰色，请驻地农家老大娘缝的。搞布匹时，还捎带着在地主的田地里撅了一些没有成熟的甘蔗带回来，分给大家吃。邓政委的警卫员康溧也削了一节甘蔗，送给邓政委吃。邓政委见了甘蔗，若有所思，问道，这是哪里弄来的？康溧说，是特派员分给我们的。邓政委就让警卫员把他叫去说:“甘蔗有什么吃头哇？这又不是粮食，粮食可以顶饥，甘蔗熟了，老百姓是要榨糖的，这样吃了很可惜。”姨父讲到这里，故事就没了下文。我问，你对小平同志的批评怎么没个态度？姨父惊讶地说，你还要我有个啥态度？我规规矩矩站着听就是了。小平同志是很严肃的，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我听了赶紧走人，也不要有多余的话，马上改正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