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纳林搞错了，飞机并不是被战斗机击落的，而是被轰炸机击毁的。苏联英雄彼得·伊里奇·霍赫洛夫，曾任波罗的海舰队第1鱼雷航空兵团的领航长，他在1988年写的回忆录《在三大洋上空》中，讲述了2架伊尔－4轰炸机的英雄业绩，就是它们在塔林附近击毁了芬兰的民用飞机。在其中一架伊尔－4轰炸机上的是团长希奥·别济诺维奇·别济纳什维利、霍赫洛夫和射击手卡祖诺夫中士，而在第二架飞机上的是
М.А.巴布什金大尉、领航员康斯坦丁·维诺格拉多夫中尉和射击手В.А.卢奇尼科夫中士。国家理应知道自己的英雄！
------------攻入巴黎------------
彼得·伊里奇很肯定地说，"我们接到命令：未经检查，任何外国船只和外国飞机不得离开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港口以及飞机场……1940年6月23日，我们两个机组在团长Ш.Б.别济纳什维利上校的带领下，在波罗的海西北方向进行侦察……在距离塔林3至4公里处我发现，有一架飞机从拉各斯贝格机场起飞了。它正飞往赫尔辛基方向……我们靠近这架没有任何标志符号的容克－52
(难道威武的轰炸机飞行员们没有发现芬兰飞机上那蓝色的标志吗？--作者按)。我打开驾驶舱的领航窗，抬起手向飞行员示意，以便飞机转飞回机场。但是，这架容克式飞机仍按照刚才的航线飞行，甚至还加快了速度……几颗曳光弹从容克式飞机前闪过，但是这无济于事。我们离这架被跟踪的飞机太近了，以至于我们透过它的舷窗都看到了里面的乘客……和他们自负的表情。富农们朝我们指指点点，并用手枪威胁我们（标志没有发现，倒是把自负的表情和富农们看得清清楚楚！--作者按）。这之后，这架破坏分子的飞机（不明白的是，破坏了什么。--作者按）就被击落了。"
"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严格按照指令完成的。但毕竟还是怀着一种对刚发生的事感到惋惜的心情返回了机场。我们详细地汇报了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但是我们却受到了批评：好像说，我们没能迫使这架容克飞机降落。从海湾里打捞出的机身中不仅发现了许多贵重物品，而且还发现了大量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这时，一切才恢复正常。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这架容克－52拒绝服从命令返回机场：它必须为所从事的间谍活动受到惩罚。"
给人的感觉是，霍赫洛夫和他的同志们为9条无辜死难的生命没有感到丝毫良心上的谴责：命令就是命令。我们暂时只知道其中两个人的名字："卡列娃"号的机长博·冯·维勒布兰德和无线电报务员坦诺·兰尼斯。剩下7位乘客--其中也包括法国外交信使，至今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有意思的是，彼得·伊里奇不知不觉地把这次惨剧发生的时间说晚了9天--即说成了6月23日。大家知道，飞机从塔林飞出已经是在爱沙尼亚被苏军占领之后。按霍赫洛夫的话说，当时"剥削阶级""妄图把抢劫的巨款运过大洋（说实话，波罗的海并不是大洋）。"但是，实际上飞机是在6月14日被击毁的--正好是德国人攻入巴黎的日子。也许，彼得·伊里奇由于时间隔得太久，便把巴黎沦陷与法国投降的日子弄混淆了--要知道，法国是在随后的6月22日投降的，所以，他把"卡列娃"号遇难的日子搞错了。我想，法国首都被攻陷与下达击落飞机的命令之间肯定存在着某些联系。可能，在"卡列娃"号飞机上有那么一份文件，它不仅随着法国抵抗的失败而失去存在的价值，而且如果落入他人之手，将会使斯大林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正如我们记得的那样，斯大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准备利用德国在西线的进攻。所以急于结束芬兰战争，以便把在芬兰的全部兵力调集到靠近德国边境处，同时，把召集参加"冬季战争"的战士的复员工作推迟到7月1日。也许，1940年春天之所以要枪杀那些波兰军官，只是因为一旦与德国爆发战争，就势必把这些军官送回盟国，而苏联却根本不想这样做。斯大林本来指望趁法西斯德国的全部武装力量进攻法国的同时，在背后袭击希特勒。却没想到法国人那么快就经受不住打击而战败投降。
也许，斯大林想通过曼纳林和这趟飞机上的一位乘客，把那么一封信函送到伦敦和巴黎。至于这封信函的内容，可能并不复杂："坚持住，朋友们，很快，红军很快就会来帮你们了！只是你们一定要像亲兄弟一样，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比萨拉比亚让给我们。"斯大林正好在6月13日召开大型军事会议。可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决定：因为法国人再也坚持不住了，所以红军必须提前动手。14日那天，在斯大林那儿第一个发言的就是贝利亚，多半就是他向大家宣布，已经成功击毁飞机并找到所需文件。
也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法国信使送走了惹祸的信函。6月13日，莫洛托夫会见了刚刚到达莫斯科的法国大使埃里克·拉博恩。大使转达了法国希望"就如何维持武装力量的平衡手段问题双方交换意见"，而这种平衡已被德国人的进攻所破坏。换句话说，法国请求苏联的援助。于是，莫洛托夫的回答便是，询问巴黎是否准备考虑比萨拉比亚这一难题，可是拉博恩并未接到有关这一问题的指示。21也不排除，当时苏联把占领比萨拉比亚和立陶宛看成是建立反对德国的战略基地。难怪在5月25日才对立陶宛首次提出进驻要求，而6月14日便发出关于进驻军队的最后通牒，比其他两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要早两天。也可能，莫洛托夫已经请拉博恩把秘密信函转交给法国政府。巴黎被攻陷迫使斯大林急于销毁文件，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它落到德国人的手里。于是便派出两架轰炸机跟踪追击--因为只有它们才来得及从蒙海峡群岛的基地起飞拦截"卡列娃"号。
恐怕只有联邦安全委员会或总统的档案室才能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也许在那里还可以找到那份使芬兰飞机被击毁的文件。但是，不管怎么说，为了这桩60年前所犯下的罪行，不仅应该表示道歉，而且还应该为死难者的亲属进行赔偿，就像早就应该对卡滕的受害者进行赔偿一样。
------------苏军封锁占领区真相------------
苏军封锁罗马尼亚占领区真相22
让斯大林感到满意的是，没有一个人跑到罗马尼亚去。但是，他仍然语重心长地批评尼基塔·赫鲁晓夫："总的说来，从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您在边境地区的工作进行得很不怎么样。向人群开枪当然是可以的，但开枪并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方法。"
1940年6月26日，苏联政府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罗马尼亚向苏联交还比萨拉比亚以及大部分居民是乌克兰人的北布科维纳。布加勒斯特听从柏林的建议接受了最后通牒，于是6月28日，红军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便进驻了罗马尼亚几个省份，同时，于6月30日到达普鲁特河的新边境。一开始，居民们没有对苏联军队表示丝毫的敌意。但是，由于几个月以来强制性地实行集体化、关闭教堂、商品匮乏、对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代表进行镇压，所有这些"共产主义天堂"的措施使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人想跑到罗马尼亚去，但是，半路上被苏联边防军用枪赶了回来。1941年4月1日，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向斯大林报告说："切尔诺夫策州格雷博克区最近的4个村庄的一部分农民来到区中心的格雷博克村要求把他们送回罗马尼亚。这群人大概有1000多人，大部分是男人。4月1日中午，这群人来到格雷博克村，跑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大楼前，有些人举着十字架，还有一面白旗（据参加这次游行的人说，这是和平愿望的象征）。其中一个十字架上还贴着一行标语：'看呐，兄弟们，这就是那些被红军们弄坏了的十字架！'在参加游行的人群中没有发现武器。在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大楼前有人给他们讲得清清楚楚，这样的集会在边境地区是违法的，必须解散。后来人群就散开了……国家安全局局长下令逮捕那些纵火者，今天夜里命令已经得到执行。"
"在此两天以前，一群农民也来到斯托罗日涅茨边境区的区执行委员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已经调查清楚，是富农和加尔季斯特（法西斯组织"钢铁近卫军"的成员。-作者按）挑唆他们这样做的。斯托罗日涅茨区查明的挑唆分子已经被逮捕……"
"4月1日大约19点钟，格雷博克区有500到600人企图强行冲入罗马尼亚。边防军人开了枪。结果据初步计算，大约有50人被打死或打伤，其余的人被驱散。没有一人冲过边境。"
让斯大林感到满意的是，没有一个人跑到罗马尼亚去。但是，他仍然语重心长地批评尼基塔·赫鲁晓夫："总的说来，从您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您在边境地区的工作进行得很不怎么样。向人群开枪当然是可以的，但开枪并不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方法。"23这个意思就是说，既然有充分的时间完全可以逮捕那些"挑唆分子"，也许再开枪就没有多大必要了。但是，从总体上说，摆在赫鲁晓夫及其下属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必须说服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农民们，让他们相信，大地主制的罗马尼亚在1918年以后通常意义上的地主已经不存在了，而政府只征收他们收成的一小部分，当几乎所有收成都被政府征收精光时，在罗马尼亚生活仍然要比苏维埃统治下的生活悲惨的多。所以，1941年6月，即卫国战争开始的前一个星期，因为斯大林准备对德国先发动进攻，于是便把几万名"不可靠"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居民驱逐出了国境。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被解放的"居民确实觉得"大地主制的"罗马尼亚比苏联要好。
------------骄横拔扈的斯大林爱将们------------
斯大林十分喜欢自己的将军和元帅们，虽然有时也无情地把他们打入大牢，甚至把他们枪毙。但是其实他是很袒护他们的，尤其袒护那些工农出身的，而不是袒护那些过去当过沙皇军官的人。
阿帕纳先科
一天，斯大林收到了一封非常绝的对远东方面军司令阿帕纳先科的告发信。
告发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哈巴罗夫斯克区党委第一书记Е.А.博尔科夫。
1941年8月13日，他"只向斯大林一个人"汇报说：
远东方面军中的领导局势亟待缓和。在阿帕纳先科和热尔托夫（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战后担任苏军总政治部主任。--作者按）的冲突中责任完全在阿帕纳先科一方。阿帕纳先科在与我个人的交谈中，拿不出一条证据能够证明热尔托夫胆小怕事、藐视苏联将军和与当地党政机关不配合，而所有这些都是他在一封以梅利斯（列夫·扎哈罗维奇·梅利斯,斯大林助手。--译者注）的名义写的告发信中提到的。总结起来就是，好像"热尔托夫想干预指挥工作，而我也想指挥，并且惟有我才能下命令。"接着，阿帕纳先科又说："热尔托夫从来没有打过仗，在这儿只会妨碍我下达命令。我不想再和他共事了，还是派他到西线吧！"
由于经常与阿帕纳先科见面，在观察了他的行为和工作之后，我个人认为：
1.阿帕纳先科身上近乎刚愎自用的自我意识超越了一切党性。
2.阿帕纳先科对自己那个小圈子里的人一点儿也不吹毛求疵，喜欢并赏识那些在他面前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人。
3.阿帕纳先科领导无方。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从不深思熟虑。无论做什么事都是由着性子来，按照"我指示--我命令--我要求"的模式草率行事。
4.阿帕纳先科对待下级粗鲁而又没有克制力。最近，他最喜欢的口头禅成了"我逮捕你"，"我审判你"。有一件事情几乎弄到了荒唐的地步：最近几天，阿帕纳先科不管不顾我们的要求和反对，非要下令把一位既不是我们的下级，也不属于我们管辖的工作人员共青团员库兹缅科送交法庭审判。他是以高尔基命名的航空工厂的一位警卫，被送去审判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在大门口的值班室要求阿帕纳先科出示通行证。库兹缅科第二天就拿着一份检讨书到阿帕纳先科那儿，请求他原谅，不要把他送去审判。阿帕纳先科在这份检讨书上批示道："管理处:必须送交法庭。请呈报。苏联人民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将军。"
今天，不顾我的反对，又签署了第0066号命令，罢免了军事建设管理局局长、勋章获得者卡尔捷涅夫上校的职务，并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因为他没有完成军事委员会做出的关于把汽车修理厂转交方面军的命令。军事建设管理局并不隶属于方面军司令部，所以卡尔捷涅夫上校在等待政府解决这一问题时，便把转交汽车修理厂的事耽搁了几天。不用说，无论是审判他，还是撤他的职，都是不允许的，但是，阿帕纳先科不懂这点，而且也不想搞懂。
斯大林同志！全苏党代会召开之后，也就是从阿帕纳先科担任方面军的领导职务以来，边区委员会和我个人都竭尽全力来提高他的威信，千方百计地在工作上帮助他，在他最初的工作中维护他，同时尽量让他避免犯错误。战前，阿帕纳先科还算接受我们的建议，也顾及党组织的意见。可自从战争爆发以来，阿帕纳先科自认为是远东惟一的"主人"，在公开场合自高自大、肆无忌惮、目无法纪，而一涉及具体事务，就显出一副愚昧无知、目光短浅的样子。照我的看法，把这么一块极为重要的地区以及保卫苏联远东边界的任务交给这样一个人，是万万不可的。
请求您，斯大林同志，在决定远东方面军的领导权问题时，务必把我的肺腑之言考虑进去。
但是，斯大林并没有采纳博尔科夫的"肺腑之言"，而是于8月15日，给这位哈巴罗夫斯克共产党的领导人回了下面这样一封信："阿帕纳先科的缺点，就像他的优点一样，中央委员会是很清楚的。在日常工作中，不能用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标准来要求阿帕纳先科。阿帕纳先科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好战士，并且在军事方面也是一位不错的领导，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位比施泰尔恩或科涅夫（阿帕纳先科在远东的两位前任；此时，施泰尔恩正在卢比扬斯克的监狱中度过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后便被处决了。--作者按）要好得多的领导。您在处理跟阿帕纳先科的关系时，应该考虑到这个情况。显然，热尔托夫同志不善于寻找合适的途径，以便与阿帕纳先科共同工作。像热尔托夫这样的好同志，西线是非常需要的。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办法是任命雅科夫列夫同志为远东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而由国防人民委员部下令解除热尔托夫的现任职务，以便任命他为另一个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成员。"
------------关于列宁的儿童故事------------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在我们面前活脱脱是一个刚愎自用者的形象。可见，阿帕纳先科在远东自诩为沙皇、上帝和军队的最高统帅。在见识了博尔科夫的这封信后，持不同政见的将军彼得·格里戈连科和投诚的作家维克多·苏沃洛夫对阿帕纳先科那大加赞赏的评价又算什么呢！在格里戈连科写的那本名叫《在地下室里只能遇见老鼠……》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甚至阿帕纳先科的长相也让我们觉得不舒服，更不用说到处都有传言，说他刚愎自用，是一个庸俗、愚昧的人……但是，那些接近阿帕纳先科的人很快就会相信，他背后的那些传闻有很多并不完全可信。首先，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人头脑极为聪明。是的，他确实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他博览群书，而且最主要的是，他善于权衡下属的建议，并挑选出在目前条件下最适用的意见。第二，他敢想敢做。如果认为什么事是合理的，就作出决定，就去完成，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从来不把过错往执行者的身上推，从来不让下属处于危险的境地。如果认为他们中的某个人犯了错误，那么就自己惩罚他。从来不会把他们送到部长那里或法庭上去受惩罚。"
我想起了一个儿童故事，是关于列宁的。一个年轻的军校学员在克里姆林宫站岗，他是不久前才到莫斯科的。列宁迎面走来，哨兵不认识他，于是便要这个戴着便帽的人出示通行证。这时，正好这位学员的领导经过这里，于是开始斥责起他来，几乎都要动手了："你怎么竟敢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要通行证！看我们不拘捕你！"但是列宁制止他们说："这位学员做得对。他有责任要求所有的人出示通行证，其中也包括让我出示证件。对他不仅不应该责备，还应该嘉奖他这种负责的精神。"给人的感觉是，博览群书的阿帕纳先科似乎并没有读过这个故事，所以他的行为与儿童故事中的列宁的做法完全不同。而且阿帕纳先科一点儿也没打算把可怜的警卫从法庭解救出来，相反，他要求尽快把他送到法庭去。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库兹缅科和卡尔捷涅夫的事情结局如何，也不知道阿帕纳先科有没有收回自己野蛮的命令。在斯大林给博尔科夫的电报中，只字未提关于这位深受专横行为之害的倒霉人的命令。在阿帕纳先科与远东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冲突中，斯大林是坚定地站在自己的同名人的一边，是不会在意个别人的命运的。
为什么斯大林在远东需要像阿帕纳先科这样的人呢？在1943年斯大林派阿帕纳先科去西线时，他解释了其中的缘由。格里戈连科援引了阿帕纳先科对这次见面的叙述。当时，阿帕纳先科突然从哈巴罗夫斯克被召回，斯大林对这位正感到奇怪的将军说："你说说，像信任你这样，我还信任过谁？快说吧！你说不出来了吧！因为，你就找不出这样的人。你在远东的权力，比沙俄时的总督还要大。我把所有的部队都划归你管……让所有的人都服从你的命令。而你以为，他们喜欢这样？你以为，他们不想脱离你的领导？他们当然想脱离！他们也努力了。检举信也写了。并且告发的就是你。那上面什么都写了！甚至还写了你想把远东从苏联分裂出去，你想当远东的沙皇。而我信了吗？不，我不相信。我知道，你是忠诚于党和……斯大林的人……日本人进攻远东的可能性现在实际上可以排除了。今天这个成果，我们首先应归功于我们在苏德前线的胜利，然后还应感谢你在远东方面军的贡献。而在苏联和伪满洲国边境相对安全的条件下，像你领导的那么大规模的军队留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并且战争眼看就要结束了，它最激烈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你成什么人了？一个从未打过仗的方面军的司令员，而且是一个身边的诽谤性传闻比大仲马写的小说还要多的司令！
"所以我决定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指挥一个作战的方面军，一个正在进行战斗的方面军。这样，战争结束以后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元帅，因为你曾经在战争最后阶段率领过一个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军！但是，我们一开始先不要指挥方面军。首先应该熟悉熟悉战斗环境，还要学习学习才行。"
在战争的紧要关头，斯大林在远东正需要一位这样的独裁者，他能够控制住当地的党委书记们，这些书记在远离中央的这些地区，喜欢把自己的州看成是封建的世袭领地。而当战争取得胜利已经没有什么问题时，斯大林就想把这位剽悍的骑兵派到西线去，以便能够挣得勋章，而且捞取元帅的称号。库尔斯克战役打响前，阿帕纳先科被派到瓦杜金的沃罗涅日方面军任副司令员。也许，斯大林有意想用阿帕纳先科逐渐取代瓦杜金，或者逐渐取代相邻的草原方面军的司令科涅夫，从上文所引述电报的内容可以看出，科涅夫并不讨斯大林的喜欢。关于这点，朱可夫元帅可以证实。他有一次对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对科涅夫态度很不好，只是在库尔斯克战役之后，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终于有机会成为元帅并攻下了柏林。而阿帕纳先科却有着悲惨的结局。他刚一参加战斗，就被德军航空炸弹的一块弹片击中而受了致命伤，并于1943年8月5日不治身亡。24而就是这样，他也算到达了施普雷河并获得了元帅的称号。斯大林需要的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下属既粗鲁又残忍的将军们。我认为，他取得的胜利是用无数的鲜血换来的，而其他方面军的司令们也跟他是一丘之貉：朱可夫和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和叶廖缅科、戈沃罗夫和瓦杜金……
------------叶廖缅科------------
叶廖缅科
在自己的几千个将军们中间，斯大林特别关注其中的几个，打算将来把他们提拔到更高的职位。于是，便对告发他们的检举信姑息纵容，把事情压了下来。这不，1941年8月14日，中央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白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潘捷列伊蒙·孔德拉季耶维奇·
波诺马连科发来了一封申诉方面军司令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叶夫列莫夫的电报：
我觉得绝对有必要向您汇报下面的情况：
库兹涅佐夫（曾任方面军司令，是叶夫列莫夫的前任。--作者按）担任方面军司令的时候，经常与集团军和兵团的司令以及各个师的师长有联系。所以每时每刻都对局势有准确的把握。敌军最小的动静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同时，我们会采取相应的对策。方面军不断打来电话向司令部报告情况。库兹涅佐夫了解每一门炮和每个战士的情况。人们工作起来都很紧张，他对大家提出的要求也比较高，虽然常常是以非常不文明的形式提出。斯大林同志，我写这些不是为了替库兹涅佐夫说好话，而是为了让您了解现在的情况成了什么样子。尽管局势日趋复杂，可司令部里反而变得安静了。人们开始正常地--其实是更多地休息--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电话联系几乎也中断了。指挥工作主要改为纸上谈兵，并且事事都落在后面。对方面军的情况没有一点了解，而毫无根据、夸大其词的声明却增加了。如果说，以前甚至连敌军侦察部队的军事行动都被附近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司令部所掌握的话，那么，现在--我举个例子说吧，8月13日夜，第117师几乎无缘无故地就连夜离开方面军，跑到了30公里远的地方，结果敌人占领了多夫斯克和科尔玛，而方面军得知这一消息时，已经是早晨11点了。要不是第21集团军特别强调的话，集团军司令部根本不会发现整个师已经跑了。
斯大林同志，我说一句非常负责任的话，跟叶夫列莫夫在一起什么事也干不成。他是一个爱吹牛又爱撒谎的人，我可以证明这点。现在，指挥领导工作方面变得一团糟，而且所有人都感觉到了。甚至那些以前受不了库兹涅佐夫异常粗鲁的态度的人，也在议论说，虽然与库兹涅佐夫很难一起共事，但跟他一起作战却让人很放心。
我请求梅利斯转告您说，对叶夫列莫夫的任命是不正确的，并且应该让叶廖缅科当候选人。当然，不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会尽全力帮助叶夫列莫夫改进领导工作。
斯大林对波诺马连科并不信任，因此8月15日对他的答复非常严厉："您告发叶夫列莫夫的信我收到了。您的行为让人很费解。不知为什么撤库兹涅佐夫职的时候您保持沉默。现在呢，叶夫列莫夫才刚刚被任命了几天，您马上就断定，他是一个爱吹牛又爱撒谎的人，并且跟他在一起将一事无成。您是一位军事委员会成员，不是一位观察家，并且站在叶夫列莫夫的角度看，您也有责任要对集团军和各个师的领导进一步严格要求，有责任与各个集团军和师加强联系、了解战役局势并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您有责任同时也有机会使叶夫列莫夫成为一位真正的领导。"
"建议您能就这封检举信的主要内容跟叶夫列莫夫坦率地说明一下自己的态度，这封信将来有机会我会让他了解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方面军的工作真正地做到布尔什维克化。我要告诉您的是，在中央委员会里，像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这样的同志对叶夫列莫夫的评价都是很高的。更不用说来参观检查工作的梅利斯了，他对叶夫列莫夫的反映也很好。"
就在同一天，斯大林也给叶夫列莫夫发去了一封电报："我收到波诺马连科写的检举信，他在信里对您的工作反映很差，并且认为您不会领导方面军，因为您对自己的下属不严格要求，同时也不会根据局势的变化让他们变得规矩起来。我请您亲自跟波诺马连科交换一下自己的想法，同时采取果断措施改正您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
米高扬是在国内战争时期的外高加索认识叶夫列莫夫的。1920年，叶夫列莫夫开着装甲车第一个冲进了巴库。1938年，当讨论有关可能拘捕他的问题时，是伏罗希洛夫为他担保的。从此，斯大林就完全信任了叶夫列莫夫。
如果要是想一下波诺马连科检举信的实质，那么，用肉眼就能发现它的荒谬。新上任的方面军司令允许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们有正常的睡眠时间，这有什么可怕的呢？反正，就算不睡觉，他们也干不了多少事，也不会制订出什么杰出的计划。即使集团军司令部、甚至各个师的司令部不再因为琐事往集团军司令部打电话汇报情况，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因为在决定许多问题时，他们反而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说到底，有必要把每一个敌军侦察部队的军事行动都报告给方面军的司令吗？况且，叶夫列莫夫领导方面军总共只有几天，无论如何也不应为前任的错误负责。至于谈到费奥多尔·伊西多拉维奇·库兹涅佐夫，按照波诺马连科的观点，"作战是可以让人放心的"。就是这个库兹涅佐夫在中央方面军之后被派去指挥克里木的第51独立集团军，可是也未能挽救它的灭顶之灾。11月初部队从彼列科普撤退时，由于指挥失误而秩序混乱，库兹涅佐夫因此被撤了职。他留给叶夫列莫夫的烂摊子，未必比克里木好多少。
------------让下属规规矩矩------------
但是，结果叶夫列莫夫领导中央方面军也只有几天。很快，这个方面军就被撤销了，于是，它的人员归属布良斯克方面军，领导这个方面军的正是曾被波诺马连科推荐的叶廖缅科。叶廖缅科也赢得了斯大林的青睐，但是，因为自己热衷于对下属进行"拳脚教育"，还是跟叶夫列莫夫不能合拍。关于这点，1941年9月19日第1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加年科写给斯大林的申诉书是很有说服力的："昨晚，我在方面军的前沿阵地上，我和叶夫列莫夫将军一起返回作战小组，以便制订下一步的进攻计划。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和军事委员会成员马泽波夫一起也来到了这里，当着所有人的面，演出了下面这场闹剧：叶廖缅科不问青红皂白，就开始指责军事委员会胆小如鼠、背叛祖国。我说，不应该说这么过头的话，叶廖缅科挥舞着拳头向我冲了过来，有好几次打在我脸上，还扬言说要枪毙我。我表示，他可以枪毙我，但是他没有权力侮辱一位共产党员和最高委员会代表的人格。当时，叶廖缅科拔出了毛瑟枪（迎合下属的愿望--为了不受侮辱。--作者按），但是叶夫列莫夫拦住他，没让他开枪。接着，他就开始威胁说，要枪毙叶夫列莫夫。在这场不成体统的闹剧中，叶廖缅科歇斯底里地破口大骂，稍稍冷静一点儿之后，叶廖缅科开始夸口说，好像是斯大林同志赞成他痛打几个兵团的司令，哪怕把其中的一个脑袋打破也不要紧。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叶廖缅科强迫叶夫列莫夫跟他喝伏特加酒，而当后者不愿意喝时，就开始破口大骂，说叶夫列莫夫存心跟他作对，以后再也不能当他的副手，尤其是因为他连兵团司令们的脸也不敢打。我请求您做出裁决。"斯大林的处理办法仅限如此：把加年科的申诉内容给叶廖缅科讲了一下，要求他做出解释，然后叶廖缅科的方面军司令照当不误。叶夫列莫夫呢，被派去组建新的第33集团军。在加年科的申诉之后，又过了那么两个星期，布良斯克方面军在法西斯德国武装力量进攻莫斯科时被全线击溃。看来，"让下属规规矩矩"，再加上饱以老拳和以枪毙相威胁并没有挽救得了叶廖缅科。而至于说他是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以后才打将军们的脸，似乎叶廖缅科并没有撒谎。在身为最高统帅的赫鲁晓夫看来，他就很鼓励将军们打嘴巴子（虽然自己从来不打）："斯大林本人，当有哪位指挥员向他汇报什么事时，就常常说：'你打他嘴巴了吗？要打他嘴巴，要打！'一句话，打下属的嘴巴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是英雄行为。（虽然，也许颠倒过来的事情才应该被认为是真正的英雄行为：作为受侮辱的回报，下属去打上级的嘴巴，但是，不知为什么，这样的事在红军的历史上从未有人听说过。--作者按）就是要打！"接下来，赫鲁晓夫可能正好讲述了发生在第1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身上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有一天叶廖缅科甚至打了军事委员会成员。后来我问他:'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您怎么可以允许自己打人呢？要知道，您可是一位将军、一位司令啊！您连军事委员会成员也打了？！''您知道吧，现在的局势就是这样。'他回答说。'不管局势如何，难道除了拳脚相加，就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和军事委员会成员交换意见了吗？'他又解释说，局势很严峻。应该尽快送来炮弹，他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可军事委员会成员却坐在那儿下象棋。我对叶廖缅科说：'呵，这个情况我还不知道呢。如果他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还在下棋，这当然不好了，可是，动手打他，这对一个司令员来说--就是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也一样，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25
有意思的是，叶廖缅科本人后来在1943年的时候，还在日记中抱怨朱可夫的粗鲁："朱可夫，这个篡权者和流氓！对我简直太不像样子了，简直就是非人的待遇。他踩着所有的人往上爬，可是我是最倒霉的一个。他要是不放过我，把我惹急了，我马上就跑到中央委员会或最高统帅那儿告他一状。作为一个司令员，我要为交给我的这份工作负责，所以我有责任这样做，并且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应该这样做。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想当年，他算个什么！他是一个阴险而又愚蠢的家伙，是一个厚颜无耻的野心家……"显然，叶廖缅科并没有把自己的粗鲁当成是真正的粗鲁，他自己对于下属来说是那么地可怕，恐怕他甚至连想都没想到。
------------被追认为苏联英雄称号------------
叶夫列莫夫呢，以前是沙皇军队的一个准尉，他从不允许自己动手打下属，同时，他作战时，靠的不是人数多取胜，而是尽量多动脑筋，靠智力取胜，而且他还很看重战士们的生命，这在红军的将军们中间是非常罕见的。1942年2月初，由于朱可夫的过错，他和第33集团军的突击小组一起在维亚济马城下被包围，由于他不愿意当俘虏，在1942年4月饮弹自杀。他在包围圈里坚持的时间比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坚持的时间还要长一天。斯大林的庇护也没能使叶夫列莫夫免于灭顶之灾。并且只有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他才被追认为苏联英雄称号。
------------掩饰悲观的斯大林------------
战争伊始：掩饰悲观的斯大林
"私底下跟你说--我应该对您开诚布公，如果英国人不能在最近的3到4个星期内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就可能输掉这场战争。这是很让人悲哀的，但这很可能成为事实。斯大林。"
1941年8月，苏德战场的局势对红军很不利。19日，斯大林给预备役方面军司令朱可夫回电说："你关于德军可能向切尔尼戈夫、科诺托普、普里卢基方向进发的看法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德军在这一方向上的行动将意味着，它从第聂伯河东岸绕过我基辅集团，包围我第3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敌军的一个纵队已经横越乌涅恰并进发至斯塔罗杜布。鉴于已经预见到的这种情况并为了防止我们所不希望的这种意外情况发生，现组建以叶廖缅科为首的布良斯克方面军。我们正采取其他措施（另行通知）。希望能遏止德军前进。"27
但是，所采取的措施并未取得什么效果，明显可以看出，德国人正在基辅周围形成合围之势。斯大林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于是便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英国身上，盼望它能很快地、恨不得马上就在西线开辟出第二战场。
1941年8月28日，苏联驻伦敦大使И.М.迈斯基发来了一份上面盖有"绝密"和"急电"字样、内容为自己与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的谈话记录的电报。第二天，一份译好的电文就放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迈斯基报告说："昨天（8月26日。--作者按），解决完跟伊朗有关的问题后，我就大不列颠援助苏联的问题同艾登有过一次严肃的谈话。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艾登大致地问了一下我，我国人民现在精神状态如何。我抓住这个机会说，我只能谈谈个人的观点，于是便对他说了下面这些话：
'根据我得到很多的消息和各种迹象表明，苏联相当多的人因为英国的立场越来越感到困惑和失望。事实上，现在的这种局面你又能让苏联人民作何感想呢？在10个星期里，苏联同向它发起猛攻、并且目标只对准它一个发起猛攻的德国进行着最惨烈的战斗，德军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装备。我们的军队和人民英勇地战斗着，并且将会把反对强大而又残忍敌人的战斗继续下去。但是，我们的损失太大了：700,000人，5500辆坦克、4500架飞机和7500门大炮，此外，还有大面积的领土损失，其中有一部分从经济和军事的观点来看是弥足珍贵和相当重要的。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在苏联集中兵力--并且仍将集中兵力进行历史上最艰难的战斗的时候，英国正在干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大使有关苏联损失的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的。也不排除，纯粹只是他杜撰的而已。可能，斯大林关于人员伤亡的数据就是从迈斯基那儿得到的。在1941年11月6日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最高统帅在发言中很肯定地说，红军在4个月里阵亡和失踪的人数达到728,000人。说实话，斯大林可能认为关于装备的损失情况还是不提为好。迈斯基不得不从英国人那儿去弄到有关坦克和飞机的损失数据，并且他有意把损失情况说得更为严重一些，他不知道的是，实际的损失还要大得多。截至1941年9月初，苏军仅被俘的人数就有不下150万人28。据官方统计，红军到1941年年初不可挽回地损失了20,500辆坦克和17,900架作战飞机，并且到9月份时损失已经不少于这个数字的一半。关于苏军在战争的前两个月的飞机损失数据，德国人的估计更高--达20,000架作战飞机。
迈斯基继续说：
"7月中旬，苏联政府向英国政府建议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现在我不想谈论这些原因，英国政府拖延执行这一建议。但是，如果英国政府认为没有可能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那么，似乎它可以用另一种更为轻松的方式给予我们援助，那就是广泛提供我们所需要的飞机、大炮等诸如此类的装备。我说'更为轻松'，是因为英国政府至少决定在最近一段时间会主要保持防御观望的立场。所以，它显然能够把自己的后备部队（现在已经有的或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的）及时派往反法西斯战场中最急需它的地区。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英国没有开辟第二战场，同时就连一定数量的飞机和大炮它也不会给我们提供。自然，我们感谢英国政府的200架'鹞'式战斗机援助，这些飞机大约1个月以前就答应给我们的，可是至今还没有运到苏联。但是，跟我刚才说过的我们在空中受到的损失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或者，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向英国政府要一些重型炸弹（大使在回忆录中确切指出了想要60枚这样的炸弹。--作者按），经过漫长的谈判，空军部长最终同意满足我们的要求，可是，他答应给我们多少呢？6枚！不多不少正好6枚！军事装备方面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过去的这10个星期里，英国还帮助苏联什么了吗？伦敦最爱强调的就是:在空中进攻德国。实际上，英国在这一方面还是多少做了一些工作，所以我们正准备对英国政府所做的这些工作再次表示感谢。但是，艾登也应该清楚，德国的轰炸虽然可以取得一点成效，但不可能对东线战场的局势造成太大的影响。打蛇要打七寸。据我所知，英国的轰炸不会迫使德国从我们的战场上撤走一个航空兵大队。"
------------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
"那我们还从英国那儿得到了什么呢？一大堆的赞美之词，称赞苏联人民英勇善战、有爱国主义精神，称赞苏联军队的战斗素养很杰出。当然，这是让人非常高兴的（尤其是在大家普遍对我们的战斗能力表示怀疑之后，要知道，仅仅几个星期之前，这种看法还很有市场），但是，有点儿太过精神化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我听到太多赞美声时，我就想：'少给点儿掌声，还是多来点儿战斗机吧！'考虑到以上所说的这些情况，难道还应该对苏联人民的困惑和失望感到奇怪吗？现在，这种情绪对苏联人民的心理影响越来越大。要知道，事实让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现在与其说英国是我们同法西斯德国进行殊死斗争中的一个盟国，一个战友，还不如说是一个对我们满怀同情的旁观者。我再重复一遍，我并不是受苏联政府的委托才对艾登说上述这些话的，但是，作为一个苏联驻英国的大使-他应该致力于巩固我们两国间的联合，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及时提醒艾登关注苏联现在的精神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