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你们当中有谁不想去的话，只管告诉我好了。因为你们能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很小。
——吉米·杜立特尔,引自《洛杉矶时报》
1941年12月21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刚刚爆发两周后，罗斯福总统将他的军事智囊团请入了设在白宫二楼的私人书房。罗斯福的“三大将”分别是不苟言笑的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和蔼可亲的陆军航空司令亨利·阿诺德以及专横跋扈的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将军。这三位掌管陆海空三军的将军随时准备着派遣军队和调拨军事装备。他们成天研究地图，统计数字。当时，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十六位，位于葡萄牙、瑞典、瑞士、罗马尼亚之后，对于美国而言到处都存在着挑战。
然而，罗斯福对这些具体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他用心去感受美国的脉搏，经过把脉，他明白了这个国家此时最最需要的是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背靠着从威克岛到菲律宾的保护屏障，珍珠港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了偷袭。美国在一天之内受到了如此令人沮丧的打击，这样的事情决不允许再次发生。
罗斯福请求他的顾问们想办法将敌人“从珍珠港赶出去”，并且要派美国的飞行员去轰炸日本。马歇尔、金和阿诺德认为总统的这种想法不可行，根本不予考虑。他们知道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美国同日本一样，军械库里有两种基本型号的飞机：陆基飞机和舰载飞机。舰载飞机体积相对较小重量较轻，因此可以在较短的航空母舰跑道上起飞和降落。它们的大小正适合做战斗机和轰炸机，但就载弹量来说，舰载飞机就比不上它的老兄陆基飞机了。陆基飞机更大更重，也能飞得更远，它需要更长的飞机跑道才能起飞。但如果一架重型地面轰炸机想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的话，就可能会将航母上的木质甲板击穿。
舰载飞机的航程远远小于陆基飞机。日本空军在袭击珍珠港后马上得以抽身且基本上毫发无伤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事件发生的太突然。而日本人现在的警惕性很高，一旦美国的航空母舰接近日本岛的话就会被探测到，进而必将遭到攻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的陆基飞机可以从苏联远东地区飞往日本。可是约瑟夫·斯大林正为了本国的生死存亡在欧洲战场上打得不可开交，他表示苏联在对日战争中将保持中立，拒绝了盟友美国的飞机从苏联境内起飞的要求。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中。
然而，罗斯福却仍然坚持要轰炸日本。为了鼓舞民心，他要让全国人民看到这一记漂亮的本垒打。他知道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曾在宣战书中大肆宣扬，“胜利的关键在于必胜的信念”。而美国人在受到了战争的冲击后，此刻最需要的就是用信念来打一针强心剂。
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罗斯福只要一见到他的军事智囊团就劝说他们接受他的想法，他认为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凌辱，只有轰炸东京才能雪耻。可是，这个想法怎样才能得以实现呢？没人知道。
后来有一天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金将军的一个助手在一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检查已经油漆好的飞机跑道。海军飞行员们用这个跑道练习运输机的起降。就在这时，一队“米切尔”（即B-25“米切尔”双引擎陆基轰炸机，以比利·米切尔将军的名字命名）从头顶飞过，这位海军军官注意到了这些飞机疾飞而过时投射在甲板上的影子。他突然意识到：一旦远程陆基轰炸机能够从航母上起飞又会怎样呢？无论美国还是日本的军事专家都只是简单地认为这不可能，因为“米切尔”飞机长50英尺，翼展达到67英尺，重14吨，若想从航母上起飞未免有些太大了。可是，如果真的能够起飞的话，那么设想中的远程攻击便可以通过航母运载陆基轰炸机实现，从而把日本人打个落花流水。
如此复杂而又危险的任务需要有这样一个人来指挥这场战斗——他应该是战斗中的将领，是个会鼓舞人心的总指挥；他应该是一个讲求方法的思想家，能够预测并解决细小的问题；他应该有讲求科学的头脑，能够想出与众不同的思路；他还应该有坚强的个性，能够从昏庸官僚们的层层阻碍中闯出一条路来。而符合这些标准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飞行员中的巴比·鲁斯（著名棒球运动员）永不屈服的吉米·杜立特尔。
吉米·杜立特尔那年45岁。这个美国卓越的飞行员与人类飞行的历史差不多同龄。他“几乎赢得了当时所设的各种飞行奖项”。吉米是个无畏的勇士，他的飞行特技表演深受人们的喜爱。20年以来，有关他的消息总是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他精湛的空中特技表演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吉米不断地创造和刷新各项比赛的世界纪录。他是第一个在24小时内完成美国东西海岸间飞行的人，此后，又是他第一个将这一时间缩短到不到12小时。喜欢体育的孩子们心目中有他们自己的英雄，比如拳击手吉恩·腾尼（詹姆斯·约瑟夫）和杰克·戴姆普西，以及棒球运动员泰·科布（泰卢斯·雷蒙德）。同样的，孩子们也因吉米的英雄事迹而把他奉为心中的偶像。
吉米个子不高，肌肉发达，结实得活像个消防栓，下巴中间有条凹陷，脸上时常洋溢着自信的微笑。他的鼻梁有一点弯曲，那是他年轻时冲击拳击比赛冠军时受伤留下的纪念。他的身高只有5英尺4英寸，体重也从未超出145磅，但当他飞上云端时却是一个巨人，成了天空之王。有一次，吉米在阿根廷进行飞行表演并应邀去参加一个聚会。多喝了点龙舌兰酒之后，他就开始在阳台上表演倒立，结果阳台塌了，吉米的双踝也受了伤。可是他第二天还要飞行。尽管医生强烈反对，吉米还是不顾疼痛，把打着石膏的双脚用绷带绑在了飞机的方向舵上。“虽然打着石膏，但在开飞机的过程中，他的双脚还是要做很多工作，有好几次吉米都疼得差点儿昏了过去。”然而，吉米看到的却是光明的一面——因为双脚都被绑在了方向舵上，所以就算飞机坠毁的话他也逃不出去，这样一来，他就不用再背着那沉甸甸的降落伞包了。
吉米过去曾是一名军用飞机和商用飞机的试飞员，主要负责帮助航空工程师们测试一架飞机在解体之前究竟能承受多大的载荷。后来，航空工程师们开始借助风洞来完成这一测试。吉米意识到他那时的工作就是把自己和飞机置于一种接近毁坏的极限状态。他的飞机坠毁了许多次，当中有三次他靠降落伞保住了性命。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的工作并不全都是辉煌的业绩。吉米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科学博士，他还曾参与精炼高能汽油的开发。今天，世界上所有的飞机都以这种汽油为燃料。
吉米刚被吸纳入罗斯福总统的秘密计划，一组在俄勒冈州训练的陆军飞行员就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自愿参与一项“历时数月的、在美国境外执行的危险任务”。所有参加训练的140名士兵全部报了名。
1942年2月，这些飞行员被运往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进行训练，直到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最终要接受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他们训练的内容就是以最小的空速在极短的跑道上起飞，而这与他们先前的飞行方式截然不同。之前的训练都是在长长的跑道上进行，并且在起飞之前都达到了较高的速度。而突然之间要在把一架带着弹舱的重型轰炸机从地面上“拖起”对他们来讲是很别扭的，因此这也是一项异常艰苦的训练。“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每次都把引擎开到最大马力，”副驾驶员杰克·西门斯说道，“以每小时65英里的速度飞行500英尺后起飞。我们必须开足马力才能把飞机拉起来。”
1942年3月3日，飞行员们奉命集合与总指挥见面。在那之前，他们甚至连指挥官的名字都不知道，至于他的身份更是高级机密。大会议室里人声嘈杂，小伙子们像往常一样闲聊着。这时门突然开了，那个了不起的小个子英雄走了进来。屋子里立刻变得鸦雀无声。“我叫杜立特尔，”他宣布。所有人当然都知道杜立特尔是谁。对于会议室里的那些小伙子们来说，杜立特尔的到来就好像是著名歌星弗兰克·西纳特拉来到一支大学里的乐队中间和他们一起排练，并要他们给他伴奏一样。
“我们要干的一定是件大事，”25岁的领航员迈克·麦克卢尔对身边站着的人小声说。“当然了，他可是个传奇人物，”投弹手赫布·马西亚回忆道。“即使在那时，我仍坚定地认为他就是美国最伟大的飞行员。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如果连他都来着手这件事情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非常重要。”戴维·琼斯回忆说，“连两分钟都没用上，你就已经完全被他的魔力征服了。那时候他要我们去干什么都不在话下。”
接下来的45天当中，吉米几次提醒他的小伙子们说，这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将会是危险的：“如果有谁想退出的话可以退出。不会追究任何原因。”然而，没有一个人接受他善意的提议。
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出海可是件大事。但当杜立特尔的飞行员和水手们作为特遣部队乘坐“大黄蜂”号航母从金门大桥下驶向东京时，他们还只是知道自己将前往“美国以外的”某个地方。这艘军舰安全地驶入了太平洋，这时船上的喇叭响了起来：“本支特遣部队的攻击目标是东京。我们将要去轰炸日本，我们将尽可能地接近敌人。这次让日本人也尝尝我们的厉害，为珍珠港事件报仇。”
欢呼声顿时响成一片。“他们在大喇叭里发出了通知，我们听到这一消息就好像你在看一场橄榄球比赛时，有个人在最后一秒钟攻入了一个球。”鲍勃·布尔茹瓦记起当时的情景。“人们都像疯了一样。我和大家一样高兴得不得了。终于有人要为珍珠港事件报仇了。”迈克·麦克卢尔说。“我看到那些水手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兴奋得跳来蹦去。”
那次任务的关键在于一种新想法的产生：将航空母舰和“米切尔”结合起来投入作战。日本当时认为自己不会受到空中威胁，因为美国陆军的陆基飞机无法从夏威夷或是中途岛起飞到达日本。而且，如果美国海军愚蠢到把航空母舰开到日本的有效攻击射程以内的话，美国的军事力量就会遭受严重损失。日本人怎么也没想到重型地面轰炸机还能从航母的甲板上起飞——当时，就连“大黄蜂”号航母上的人们对此也持怀疑态度。
其实，作战计划很简单。将“大黄蜂”号航母开到距日本400至500英里处，16架“米切尔”将在下午起飞。轰炸机在日落时分向日本的几座城市投下炸弹，这时，“大黄蜂”号航母要迅速驶回珍珠港。轰炸完毕，所有飞机将飞往中国（那些轰炸机太重，无法在“大黄蜂”号航母上降落），归航无线电信标将会把这些飞机安全地引向中国衢州的机场，那里不受日本人的控制。
之前，吉米和他的士兵们还在想日本有关神风的传说到底是真还是假的，而此时，“大黄蜂”号航母就即将创造历史了。当时，乌云笼罩着“大黄蜂”号航母，强劲的疾风吹向军舰。甲板上的水手为了避免被狂风和海浪卷入海中不得不趴在甲板上。
1942年4月18日清晨，出现异常情况。美国人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在离本土海岸650英里处部署了一支由50艘装有无线电的渔船组成的船队。这些渔船构成了日本的预警监视网络。两艘日本船发现了美国舰队，并通过无线电向东京发出了警报。
尽管这些渔船上载满了平民及儿童，美军还是奉命将它们击沉。
“日本人知道我们在这儿了。”“大黄蜂”号航母的舰长向吉米汇报。到了开战的时候了。
立即起飞。比规定的起飞时间提前了8小时，离预计的起飞地点也还差200英里，一项危险任务转眼间就变成了一项自杀性任务了。吉米和他的小伙子们一旦遭到敌军战斗机的猛烈反击，便极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这样的结果可能性非常大。就算他们挺过了日本的防空炮火，备用燃料也不足以让他们坚持开到情况同样危急的中国机场。当罗斯·格雷宁意识到这一点时，“一个寒战立刻窜上了我的脊背……我觉得当时那些开往日本的飞行员当中，没人相信自己还能安全地飞回来。”“杜立特尔把我们全都叫到了甲板上，”塞斯·塞斯勒回忆说，“他对我们说：‘如果现在你们当中有谁不想去的话，只管告诉我好了。因为你们能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很小。’可所有人眼都没眨一下。”
“我在最初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想到了活着的希望不大，”赫布·马西亚说，“首先我觉得，如果日本已经预见我们将会去袭击的话，如果他们已经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的话，如果我们在中午时分就去轰炸的话，那么就会有许多敌军战斗机和我们展开战斗。其次，就算我们完成了轰炸任务并且也成功逃脱了，但剩下的燃料也就仅够我们开到中国海的中点，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将飞机迫降在日本控制的地区。因此我觉得惟一的可能性就是我们最终成为战俘。”
除了距离因素以外，还有天气因素。“‘大黄蜂’号的导航室里传来了日本和中国的最新天气情况信息，当中的坏消息就更多了：美军在开往本州的一路上都将迎着风速为每小时24海里的逆风飞行。”从他们起飞到抵达中国的整个过程中，都将是顶风飞行。
“现在请注意！现在请注意！”高音喇叭大声喊道，“各位飞行员，请各就各位。”
所有飞行员听到通知后立即冲过摇摆湿滑的甲板，在各自的飞机上准备就绪。“大黄蜂”号航母被30英尺高的巨浪拍打着，船身也跟着左右摇摆起来。强风令人们很难在甲板上站立。狂风撕碎浪尖，卷着海水拍向军舰，船员们身上全都湿透了，颤抖着。
“当时的温度只有……零摄氏度啊！”鲍勃·布尔茹瓦回忆道，“你见到过30英尺高的海浪吗？我从来没见过。要知道从水面到船的最高处才只有70英尺。船头上下晃动时就会掀起大量的海水，然后全都洒在了甲板上。我一生中从没遇到比那更糟的天气了。大雨！哦，那大雨！我在这儿，就在路易斯安那，经历过几次飓风。但这儿的飓风和那天的狂风比起来简直是小儿科。”
然而，当时的困难并非全都来自暴雨、狂风和30英尺高的巨浪。飞行员们被迫在巨浪落下的时候从甲板上加速起飞。“大黄蜂”号航母在海上颠来晃去的，就像个浮标。“起飞的窍门就是要找准起飞的时间，这样的话，那些‘米切尔’就能在滑行到甲板尽头的时候恰好赶上船身向上翘。在船头浸入水中的时候，飞行员们就能得到起飞信号。紧接着，他们在甲板上加速，在眼看着就要一头栽进狂啸的海浪中时飞离舰体。”
正当吉米准备起飞的时候，约翰·福特捕捉到了那一时刻的画面。他曾因《四轮马车》和《愤怒的葡萄》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这个自信的德国人回到白宫后计划通过这次拍到的宝贵片段再度赢得电影观众的喜爱。
“我知道那时有上百双眼睛注视着我。”吉米回忆道，“尤其是我身后那些马上要起飞的B—25飞机上的飞行员们。如果我没有成功起飞的话，那么我想很多人就会觉得他们也做不到了。”
水手阿尔文·克南当时怀疑：“这些重2000磅的载着弹舱的重型飞机真的能飞到日本，然后再接着在中国最近的安全着陆点降落吗？再说这飞行之前，这些按照长距离起飞设计的重型飞机真的能在这么短的甲板上成功起飞吗？水手们就像股票经纪人一样，干什么事儿都喜欢打赌，于是大伙儿很快地就开始下注了，押‘能’和‘不能’的人都很多：他们到底能行还是不能行呢？……我也下了10美元的注，押他们中有不到一半的人能成功起飞。”
吉米·杜立特尔后来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授予了荣誉勋章，还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至今为止的每一位美国总统，包括1989年上台的布什总统，都曾给予吉米·杜立特尔国家所能授予的所有荣誉，其中包括总统自由勋章。从纽约到阿拉斯加的著名大学都授予了他荣誉学位，还有九个国家授予他以最高荣誉。但在当时，吉米只是一个孤独的飞行员，一个接受了非常任务的飞行员。
吉米那架飞机的引擎在起飞前就开始轰轰作响了，“就像马戏团里的大象对身上的铁链不满时发出的咆哮声一样”。信号员看着船身倾斜的角度，大喊一声“出发！”这个空中之王就冲向了天空。“一名海军飞行员开始大喊：‘他不会成功的！他成功不了！’”但吉米的领航员汉克·波特后来回想起：“我们当时特别有信心，因为我们有空军最出色的飞行员和我们一起飞行。”
“只见他就像一只雄鹰，”飞行员泰德·劳森说。甲板上的小伙子们看到了美国的一流飞行员在有限的距离内成功起飞了。正如《洛杉矶时报》后来在头版头条位置宣布的那样，“杜立特尔做到了”。
“全体护航飞行员们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大声地欢呼着，狂喜着，船员们甚至能透过螺旋桨的轰鸣声听到他们的叫声。”然而，哈利·约翰逊当时却有着不同的感受：“我怀疑是不是有人能活着回来。我总觉得他们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可我连个再见都没和他们说，只是在他们每个人起飞的时候竖起大拇指，这让我难过极了。”
吉米在船尾上空盘旋了几圈之后就飞越了甲板上空，下面的船员们向空中挥着拳头，扯破喉咙地欢呼着。下一站，东京。
在吉米的带领下，其他飞行员小伙子们经过一番努力也成功地把其余的15架“米切尔”飞机开上了天。他们成功地搞定了危险性极高的起飞环节，当他们注意到恼人的逆风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愤怒的海面上飞行了几个小时了。他们顶着依然强劲的狂风飞行，而狂风也在机身两侧不停地向他们挑衅。逆风减慢了他们的飞行速度，消耗了他们的燃料，也打乱了他们跟着领队飞机的飞行计划。
正如事先所担心的那样，飞机上的油量表证实了他们的确是在执行一项自杀性任务。“我们起飞的时候(距日本)还有600多英里，所以很显然，这点油根本就不够，”飞行员戴维·琼斯说，“我们当时只能面对现实——我们没有足够的燃料支撑到中国了。自己切合实际的想一想就会发现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但你还是会尽你最大努力投入战斗。残酷的现实并没有让你太放在心上。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那次飞行与我在战争中其他上千次飞行的区别所在而已。我们在起飞的时候就知道燃油是不够的。”
逆风飞行就意味着我们的飞行员随时有可能坠入冰冷的海水之中。但美国小伙子们这种冒着生命危险捍卫祖国的决心却是裕仁天皇不愿见到的。他们并不是胆小的懦夫，并没有因为战争躲在家里，他们的“战斗精神”一点也不比日本人少。但他们不说“战斗精神”这个词，飞行员小伙子们称之为“勇气”。
当吉米在日本北部低空飞行时，正在那里野炊的人们还朝他挥手和微笑，当地人还以为自己看到的是日本部队在演习。吉米的飞机掠过了树梢房顶，开往东京。早些时候，在“大黄蜂”号航母上，有个飞行员问吉米万一遇到麻烦该怎么办。“我们起飞之后，每个飞行员就该负责自己飞机的一切行动，”吉米回答。“为了他的飞机和机组成员，他要为自己作出的决定负责。如果你们失散了，那么你们每个人就要决定自己将要做的事情。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杜立特尔没有再说下去，于是另一个飞行员又问：“先生，您会做什么呢？”
“我不想当战俘，”他答道。“如果我的飞机状况已经不允许我继续飞行或逃脱，我就会先让机组成员跳伞逃生，然后接着开飞机找一个地方砸下去，也就是说，如果我认为在那里坠毁就能给敌人造成最大限度损失的话，我就会熄灭发动机，和我的飞机一起砸下去。我45岁了，也差不多活够了。但你们当中的大多数还都只有二十几岁，如果我像你们一样年轻的话，不知道还会不会做出同样的决定。总之，该怎么做你们自己决定。”
日本人并没有为眼前的事实感到恐慌。“看上去像真的一样，是不是？”一个正在东京火车站站台上等人的商人在看到一架“米切尔”飞机掠过树梢时对身边的一位乘客说。“就像一架闯过日本空军防御的外国飞机。我猜啊，咱们日本的军队是想让老百姓相信他们是完全准备好了的。”
中午12点30分，吉米在东京上空1200英尺的高度飞行，然后连续投下了四枚燃烧弹。接着，正如他后来写到的，“我再次把飞行高度降到了房顶那么高，从城市西郊掠过，飞进了低垂的烟雾中，然后将机头转向南，朝着海的方向。”片刻，他就钻入了敌人高射炮炮火的一团团黑烟中。
“敌人的炮弹离咱们还有一英里远呐，保罗，”吉米对他的机枪手保罗·伦纳德说道。其实这颗炮弹离飞机已经很近了，机身险些被掀了过去。“上校，”伦纳德说，“那可不是一英里。”
“我们最盼望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英国驻东京的武官富兰克·莫伊西说。“我看到西南方的山后突然冒出一团黑烟。我就跑出大楼爬上了屋顶；那景色美极了。就在东京的重工业区上空，翻滚着涌起六股浓浓的黑烟。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烟雾随风不断扩散的时候，一架巨大的双引擎轰炸机突然呼啸着从半英里外飞过。”一位在英国使馆工作的日本妇女对莫伊西抱怨道：“你们这样轰炸我们真是太不公平了。我们的房子都是用木头造的，可你们的却都是石头造的。”
吉米手下的小伙子们轰炸了东京及横滨一带的大城市，其中包括几座像川崎这样的工业区。日本人并没有把城市的市中心单独规划出来，所以一些军工厂就建在紧挨着居民区的地方。平民的伤亡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四年前，日本轰炸了中国平民，美国总统、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会、媒体，以及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那种轰炸平民的行为是“野蛮的”。但现在人们的观点改变了。
吉田胜造听到了飞机低空飞行而过的轰鸣声，抬起头正好看到了一枚燃烧弹投向了冈崎医院。“整幢大楼顿时冒起了火焰和浓烟。很快就从附近赶来了很多志愿者们。吉田和他们一起帮助护理员转移伤员，大家都被美国这突如其来的野蛮行径惊呆了。”
早稻田中学的佐佐木菊次郎当时正和好朋友们在操场上玩，结果落下的燃烧弹烧死了他的一个伙伴。
天空中的火焰像雨水一样洒向大地，地上的人们奔跑着四处逃命。他们的脸上写满了震惊和恐惧。珍珠港事件和杜立特尔空袭都是偷袭行动，但日本人在偷袭珍珠港时将目标瞄向了军事设施。而此时，美国士兵不断投下炸弹，并向医院的病人、孩子、妇女、农民和渔民低空扫射。“当时有条打鱼的小船在离岸5英里处，于是我用3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射向了他们的头，”机枪手比尔·伯奇说。“曳光弹使我的瞄准非常精确，我从甲板一端扫到了另一端。”
机枪手杰克·德沙泽尔对我们坦白地说道，起初他根本不愿意去伤害平民，但后来发现这道脆弱的道德底线在激烈的战争中很轻易地就被攻破了。“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么一件事，说一名德国飞行员朝法国人开火，”他回忆道，“我当时觉得这么做真是太卑鄙了。于是下定决心，即使上了‘大黄蜂’号后我也决不朝平民开枪。但后来他们向我们开了火，我就改变了主意。”
飞行员们在轰炸任务完成后便迅速飞离日本，他们拼命飞向中国，准备在那里着陆，但逆风就好像是死对头一样让他们不得不放慢飞行速度。这是意料之中的：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早就警告过吉米，每年的那个季节中国海上的风向都将是由西吹向东。吉米的领航员对他说，“燃料耗尽时，我们距中国沿岸还将有135英里，”杜立特尔后来回忆起。“我们开始为坠机做准备。我看到水中兴奋的鲨鱼，心想着要是掉在它们中间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儿。”
可是到了后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各路神仙改变了主意，开始站到美国这一边了。谁也没想到，把这80名美国人折磨了一路的逆风竟变成了顺风，这下子可有救了。就连一向倔强的吉米都记得当时风向神奇般地突然转变了：“幸运的是，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吹了一路的逆风变成了风速为每小时25英里的顺风，这让我们打消了坠机的念头。”
后来，吉米和他的小伙子们意识到，原来从一开始执行任务神灵们就一直在庇护着他们。暴风雨虽然狂躁地拍打着“大黄蜂”号航母，但却也为它罩上了一层浓厚的云雾，结果日本的侦察机就没有发现这艘军舰。乌云和狂风就像一道善意的屏障，一路上保护着黄蜂号。事实上，飓风已经吹散了执行任务的16架“米切尔”飞机，致使他们不得不分别飞至日本不同地点，但这却不经意间成了一项完美的“战略”——有效地防止了防空炮手们的集中反击，因为那些炮手无法预料下一架飞机究竟会从哪个方向飞来。看上去，守护日本的神灵们不愿意再保护那些违反武士道精神的“勇士们”了。
当然飞行员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是飞入了黑暗和大雨中。“我们试图通过4495千赫同衢州机场方面取得联系，”吉米回忆道。“但没有回应。这就是说我们安全到达中国机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没有归航无线电信号的导引，手里所掌握的地图又不十分精确，吉米只能继续飞行，直到油箱没油，然后从飞机上跳了出去。吉米和他的机组成员从8000英尺的高空跳向了黑色海水中的敌军控制区，跳下去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等待着双脚砰然落地。“我们根本看不见下面的情况，所以我所能做的就是等着落地，”吉米说。“我在空中飘落的时候所担心的就是我的脚踝，1926年，我的双踝在南美洲骨折过。为了避免双脚突然着地受伤，我把膝盖弯曲起来以减少冲力。”
可是，好像老天和他开了个玩笑。也许是天上的比利·米切尔决定给即将跳下的伙伴们打个铺垫——吉米·杜立特尔轻轻的跌落在了一堆屎上，确切地说，是人的粪便。1942年4月18日晚9点30分，在经过了13个小时的空中飞行之后，这位美国飞行英雄发现自己陷在了一堆屎中。
这次杜立特尔空袭正如珍珠港偷袭事件一样，对太平洋战争的全面展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所受的实际损失如下：
50人丧生；252人受伤；90幢建筑物受损或倒塌，其中包括日本柴油机制造公司、日本钢铁公司第一钢铁厂、三菱重工公司、交通部变电所、国家纤维服装公司、横滨制造公司仓库、名古屋飞机制造厂、1座军工厂、1所海军实验室、1个机场、1个临时军火供应站、9幢电力大楼、6只大油罐、1家服装厂、1间食品储藏仓库、1家煤气公司、2家其他公司、名古屋第二临时军用医院、6所小学和初中。
杜立特尔手下所有的飞行员都成功的逃离了日本的领空。
尽管日本可以轻易地修复那些被损毁的工厂和建筑物，但那次空袭给日本人心灵上造成的打击却是难以平复的。一位东京市民写道：“东京和另外几座城市遭到了轰炸，这使日本人民对战争的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情况不同了，炸弹已经炸到家门口了。战场上的战争或是国内的战争看上去已经没有太大差别了。”还有一位经历了轰炸的人是这样说的：“我们日本人过去总是强调精神力量的重要性，总以为我们日本永远不会遭到袭击。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去相信天皇和他的顾问所说的一切。当官方对民众正式宣布我国正遭受袭击时，就连那些最坚定的信仰者也受到了沉重的心理打击。最后我们开始意识到，过去我们一直坚信不疑的其实都不是真的——政府告诉我们说日本的国防是坚不可摧的，但他们是在说谎。于是我们就开始怀疑到底日本是不是真的所向无敌。”
日本人那种一相情愿的想法确实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因为这次漂亮的对日轰炸，美国人在经过了五个月的痛苦回味后，士气却空前高涨起来。可以确定的是，美国人的初次袭击已经为珍珠港事件报了仇。而且这个袭击计划还要继续下去”。4月21日，罗斯福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记者们围在他的办公桌前，罗斯福向他们确认了源于日本媒体的有关那次空袭的报道。但当被问到那些“米切尔”飞机是从哪里起飞时，他咧嘴笑了，然后对媒体宣布说，美国飞机是从“我们设在香格里拉的新的空军基地”起飞去打日本人的?——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曾虚构出喜马拉雅山脉中一处名叫香格里拉的圣地，而罗斯福总统在回答问题时巧妙的引用了这个地名。
他的这个回答让美国人开心地笑了，但却把日本人搞糊涂了。“有关香格里拉的这番话无疑给全国人民增强了信心。这说明美国是有能力还击的。东条英机首相曾吹牛说‘日本在2600年的辉煌历史中，从来没有在战争中被打败过’，可如今这个牛皮被扯破了。”
美国人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飞行员们对日本平民进行了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学校里无辜的孩子，向手无寸铁的农夫和渔民开火，向医院投下炸弹——没有一家美国媒体对这些进行报道。
一天，在罗斯福总统即将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日本裕仁天皇给他在中国的部队下达了一条命令，要求他们“摧毁美国军队设在那里的空军基地，因为美军可以从那些基地起飞进而袭击日本。在未来的一个月时间里继续控制占领区，彻底摧毁所有飞机场、军事设施，以及交通要道……日本在华远征军总司令要尽快开始执行这一命令”。
日本天皇的勇士们完全遵从了天皇的命令。为了报仇，53个营的超过10万名日本士兵一路行驶了200英里到达华东，将方圆两万平方英里内的中国人全都杀光了，日本人还放火烧了他们的村庄。这些日本兵大肆奸淫掠夺。他们砍掉了无数人头，砍得胳膊发软发酸，直至再也砍不动为止。可怕的三个月当中，日本人用机枪扫射中国人，强奸妇女，然后把她们叉起来活活烧死，还将小孩子们扔到井里淹死。房屋、庙宇和店铺统统被烧成了灰烬。
当杜立特尔和他的机组成员乘着降落伞降落在中国的华东地区时，许多中国平民和游击队员还给他们食物吃，给他们提供住的地方。飞行员们为了表达谢意，就把身上的一些小玩意儿送给他们的新朋友。后来，一个比利时传教士回忆说：“那些美国飞行员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友好热情的感激之情，就送给他们一些小礼物，比如降落伞、手套、五分和一角的硬币什么的，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几个星期后，这些东西竟成为泄露他们曾经在那里呆过的强有力的证据，结果使那些中国朋友受尽折磨，惨死在日本人的手中。”
日本兵发现了一个曾经帮助过美国军医的农民，“士兵们用毯子把他裹上，浸在煤油里，然后强迫他妻子把他点着。”一个中国人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样说道：“有些村民侥幸从村子里逃出来了，他们给我们讲了好多这样的故事，日本人真的太残忍，太野蛮了。你都想象不到他们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就差一件事儿他们没干过——那就是吃人。除了吃人，剩下的随便你想，你能想到的缺德事儿那些日本鬼子全都干过。”
蒋介石后来给罗斯福发了封电报，电文中写到日本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美国飞行员在日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轰炸了东京，之后便逃往中国沿海地区着陆，于是日本军队开始对这些地区进行大扫荡，杀光了那里所有的人——我再重复一遍——这些日本人杀光了这些地区的男女老少。”蒋介石并没有夸大事实。一位美国将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那次报复之战：“25万中国士兵和平民在3个月的战争中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3个月内就有25万人丧生，法国在为期6年的二次大战中死亡10.8万人，比利时10.1万人，荷兰24.2万人。而全世界都看到日本的那次复仇行动竟杀死了那么多中国人，死亡人数比后来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中丧生的人数之和还要多。
但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杜立特尔空袭令日本大为恼火，于是他们展开了生物战。日军于1935年成立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那是一个隐蔽的生物研究中心，在那里，日本医生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做试验。“日本人在那里从事细菌战的试验与研究。他们把中国人抓来，像对待小白鼠那样给他们注射病毒，令他们感染上鼠疫、肺炎、流行性出血热、伤寒、梅毒等疾病。”松本广史还记得当时日本人是如何往中国囚犯身上注射病毒的，然后又是如何把他们的身体当作细菌培养器的。“五六个月后，”松本回忆说：“这些人的身体里就会培育出我们想要的细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取他们的血了。取血的方式就是在他们的腹股沟处切开一条口子。那些被试验者直至最后一滴血滴尽的时候仍然还活着：身边的士兵或是军中临时工作人员就会站到他们胸口上向下压他们的肋骨，或是使劲儿在上面跳跃。这样重复几次之后，肋骨大概就会碎了。我能听见那些骨头断掉的声音。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最后一滴血取尽。我说的这些都是真事儿。”
日本人为了发泄心头的怒火，开始在华东地区喷洒霍乱、伤寒和鼠疫病毒，这使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惟一使用生物武器的国家。受害者的总数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人们可以从一幕惊人的场景中得到一个总体概念。“据报道，在一次生物武器袭击中的最后关头，由于风向的改变，导致1700名日本士兵丧生，10万多人受伤。”
受害者并不仅是中国人。杜立特尔手下也有八名飞行员在中国境内被日本军队抓获了。他们分别是迪安·霍尔马克、比尔·法罗、哈罗德·斯帕茨、蔡斯·尼尔逊、乔治·巴尔、鲍勃·海特、雅各布·德沙泽尔以及鲍勃·米德尔。他们也许是最先知道敌人是怎么看待这些美国飞行员的人。
“根据《日内瓦公约》，我只能告诉你我的名字、军衔和编号，”蔡斯·尼尔逊对审问他的日本军官说道。审讯员的答复是：“《日内瓦公约》是什么？我们是在打仗，你不知道么？我们的规矩都是自己定的。”紧接着，审讯员用手指戳着蔡斯的鼻子说道：“我再告诉你点儿别的吧，我今天下午就可以把你杀了，而别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是谁干的。”
作为47个签字国之一，日本于1929年7月27日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但由于国内的强烈反对，日本从未正式认可这项公约。公约要求无生存希望的士兵释放投降者。要记下投降者的姓名，并通知其家人他们依然活着且活得很好。然而，这样的规定无疑与残暴的日本军人的所作所为恰好相反。投降者们并不理解日本的大和民族精神:一名年轻的日本士兵必须战斗到死。“如果他受了伤不能动或是失去知觉被抓成为战俘，回到日本后他将永远也抬不起头来。他和他的家人将为此蒙羞一辈子。”历史学家火田几彦总结出了日本士兵的看法：“他们认为一旦自己的军队被俘虏，他们就会失去所有人权。而且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理解抓获的战俘。”
裕仁天皇明确表态：日本不会遵守国际协定。这与过去的战争宣言是相悖的。1894年第一次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明治天皇曾经宣布：“我们命令士兵竭尽一切所能，保证不违反国际法。”后来在对俄宣战时，明治天皇依旧强调了这一点。那时候，被俘军官们受到了很好的对待。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战争中，79367名俄国士兵被俘虏。他们被关押在日本境内的29个战俘营中，并得到了很好的对待。金泽战俘营中的俄国军官甚至还被带到小酒馆里去看娱乐表演。后来颁布的《海牙公约》规定，战俘应该得到和那些正在所在国军中服役的同等军衔的士兵同样的薪水。日俄战争中，俄国战俘的薪水是日本士兵的两倍。战争结束后，所有的战俘都被送回了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在对德国的宣战书中宣称：“我们仍旧要求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各自竭尽一切所能，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实现本国作战目标。”
然而，明治天皇退位后，皇军就不再理睬那些国际公约了。裕仁天皇在对美宣战书中声明：“全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愿望，为了使日本在实现战争目标的过程中免遭损失，我们将动员一切力量。”人们故意忽略了遵守国际法的宗旨。日本战俘新闻局的第一任主管说：“在对俄战争中我们对俄国战俘给予优待，那是为了让世人承认日本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但我们现在不再采取这种做法了。”
日本士兵认为被俘后应该自杀而不应投降，当了战俘就意味着失去尊严。毕竟，投降之后虽然保全了性命，但做人的尊严便不复存在了。被俘虏的美国兵们要求通过国际红十字会通知他们的家人，而日本士兵对此非常诧异。他们纳闷，这些卑劣的美国人怎么会厚着脸皮举起双手投降，并且投降了要让他们的父母也为他们感到羞愧。
来自俄克拉何马州德林克曼的格伦·贝里26岁那一年经历了极端残忍的巴丹死亡之旅。许多年后，贝里对我说：“日本兵告诉我们，他们宁愿自杀也不会投降。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就是一帮废物。”
另一个巴丹幸存者莱斯特·坦尼给我讲述了一个“废物”的故事：
我们行进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押队日军命令我们要将速度加快一倍或跑步行进，以追上前面的战俘队伍。当我们经过一队日本士兵时，押队的士兵命令我们停下。就在我们察看那队士兵在哪里时，看到了一个美国士兵正跪在一名日本军官面前。那个军官从鞘中拔出一把武士刀……刀刃向上，他挥着刀在空中划了一道长长的弧线，嘴里大喊一声“万岁”，便砍了下去。只听见一声闷响，那个美国兵的头被砍了下来。然后，那名日本军官一脚将美国兵的尸体踢开，所有的日本兵一起狂笑后走开了。
日本兵虐待并残杀了许多盟国的战俘，可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们一旦落到对方的手里，他们认为自己也会得到同样的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日本兵投降，小清史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菲律宾被美国军队包围了，逃脱无望。在战俘营里，美国人给他吃罐头食品。他吃完之后，一名美国士兵手拿一把铁铲走了过来。小记清史说：
他让我在地上挖个坑。我当时就吓傻了。日本兵抓到敌人后总是叫他们挖坑，接着让这些人跪下，把他们脑袋砍下来。我绝望地看了看四周是否有逃跑的出路，但看到的只有冰冷的铁墙，于是我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开始挖坑。当时我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觉得地上的土就像石头那么硬。我挖的坑非常浅，心想，这个坑可装不下我啊。但后来，那名士兵把铁铲从我手中抢了过去，然后只是把我吃完的那只空罐头盒扔了进去，并命令我把其他人吃完的罐头盒也捡到一起埋起来。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是吓坏了，于是他又补充了一句说，这么做是为了讲卫生。
在那些抓获美国兵的日本人眼里，杜立特尔空袭中被俘的蔡斯·尼尔逊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失去了一切尊严。当蔡斯他们不再张口交待问题时，一场磨难便开始了。
尼尔森回忆道：“他们先在我的指缝中放上铅笔，使劲儿捏住我的手，然后把铅笔拔上插下，把我的手指都弄破了。”一个卫兵使尽全力握住美国兵的双手，另一个就反复拽那些铅笔，结果手指被磨得骨头都露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