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空中力量的增强会给战争带来怎样的战略性革命。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1946
在杜立特尔空袭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那番说到“香格里拉”的讲话的确精彩，美国人民听了都由衷地笑了。与此同时，美国的军队也做好了一切准备迎接日本的反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时任太平洋及远东地区陆军的副总司令，他向情报机关询问对战事的看法。他们对他说，日本人这次丢尽了脸，所以一定会进行强有力的报复。艾克得到了警告，“西雅图、波特兰、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都会相继成为下一个珍珠港。“加利福尼亚州的广播电台被要求停止工作，以防发出的电波被敌军轰炸机当成目标，旧金山的所有大桥也被封闭了。美国军方推测，日本将会很快派飞机过来洒下有毒物质，于是运了60万防毒面具给西部防御司令部。
杜立特尔空袭也使日本重新调整了其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策略。
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们奉行“尊王攘夷”的传统，因此皇军一直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最好地保护天皇。可眼下，美国人的飞机竟在皇宫上空盘旋，这让他们感到无比愤怒和耻辱。为了争回这口气，他们将会拼尽全力，采用新的战术来扭转整个战争的局势。
就在美国轰炸东京的同时，日本陆军和海军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们为究竟该怎样乘胜追击争论得不可开交。陆军想要进一步巩固在地面上取得的巨大成果，但海军在珍珠港偷袭之后却想尽快结束战斗，一劳永逸地将美国太平洋舰队消灭干净。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一直主张在中途岛打一场“决定性的战争”。中途岛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是一个环状珊瑚岛，位于瓦胡岛正西方1100英里处。他打算像当年在对马岛打败俄国人那样，在中途岛把美国人也打得落花流水。山本认为，吉米的飞机只能用航空母舰运载到中途岛附近才能起飞。如果占领了中途岛，就可以防止美国对东京的空袭了。
从政治上讲，日本一旦控制了中途岛就可以进一步进攻夏威夷，从而给美国造成威胁。这就为与美国进一步讨价还价增加了筹码。从军事上讲，对中途岛的袭击能将美国海军卷入一场必输无疑的战争，毕竟同日本强大的海上力量相比，美国的海军还不够强大。
为了避免再次遭到美国的轰炸，山本的战略被采纳了。日本将占领中途岛，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彻底消灭。在此之前，山本设想中的胜利之梦是那样的遥不可及，现在看来，只要再打上一仗就能实现了。
5月27日那天，正好是对马海战胜利37周年纪念日。山本派出的近200艘军舰在壮观的欢送仪式后出发了。日本人的作战计划尽管隐蔽，但还是有些蛛丝马迹被约瑟夫·罗切福特发现了。这个爱叼烟斗的家伙仍在担任战争情报部的总管。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他还穿着便服和拖鞋。日本海军的电码非常复杂，在截获的电码中，罗切福特和手下的人只能读懂其中的15%。尽管如此，有这15%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在杜立特尔空袭之后，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特别高：“AF”。多少个失眠的夜里，罗切福特反复猜想，这个“AF”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或者是个什么地方呢？
罗切福特的直觉一向很准。他猜“AF”就是中途岛，在5月的早些时候，他就做好了铺垫。他在中途岛电台设有一小队卫兵，那时候他们的淡水快用尽了。两天后，罗切福特侦察到了日军一条电码说“AF”的淡水用完了。瞧，果然猜中了！他得出结论：中途岛将会成为日本海军下一个攻击目标。实际证明，罗切福特的这一发现是太平洋战争中情报部门所取得的最有效的一次成功。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军的舰载飞机与一队低空飞行的美国飞机发生了激战。日本飞机未曾想到，美军还有另一队高空飞行的俯冲轰炸机跟在后面。日本的零式战斗机飞得很低，几乎和航母甲板同样高度，他们击退了第一波美军飞机，而这样恰好为高飞在上的第二波美军飞机清空了战场。这一次，上帝又站在了美国一边。
“我一路冲下去的时候，没有一枪一炮对准我，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我来了。”飞行员迪克·贝斯特回忆道。“我把飞机拉高，看到我们打出了第一炮……只见粗粗的一股浓烟从整艘军舰上冒出，至少有200英尺那么高……甲板下的情况一定糟透了……一艘航母就这样毁掉了。即使是现在我还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当天的那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5分钟后，3艘日本航空母舰都遭受到了美军俯冲轰炸机的致命打击；第二天美军又击沉了第四艘日本航母。6个月前美国在珍珠港遭到了偷袭，这次在中途岛美军飞行员共击沉了日本6艘航空母舰中的4艘。
山本的美梦破灭了，日本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失败了。在中途岛大战之前，日本拥有6艘大型航空母舰，而美国只有3艘。可在这次战斗中，日本失去了4艘航母，6艘其他军舰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300多架飞机连同机上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一起被美军击落——日本的海上力量被大大削弱了。美国的空军力量在5分钟内就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正如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所说，“中途岛海战之后的两年内，日本的造船厂加班加点工作，想再造出6艘航空母舰。但与此同时，美国却增加了17艘，此外还有10艘中型航母，以及86艘护航航空母舰。这些数字频繁出现在各种战争资料中，也注定了日本在战争中的下场。经过了长时间的艰苦战斗之后，这一点最终得以证明。”
然而，美国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在中途岛战役中，日本水手从水中捞起了三名美国飞行员，并残忍地杀害了他们。其中两名被绑上铁链扔进了海里，另外一名则被日本兵用斧头活活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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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28日，在杜立特尔空袭中被俘虏的八名美军飞行员被带上了法庭，因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接受“审判”。“他们用日语宣布了我们受到的判决，”鲍勃·海特说。“我们并不知道那最终判决究竟是什么。翻译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们。’刚说完，我们就被带走了。”
10月14日，来自得克萨斯州罗伯特李的28岁的迪安·霍尔马克、来自南卡罗来那州达林顿的23岁的比尔·法罗，以及来自堪萨斯州勒伯的21岁的哈罗德·斯帕茨被告知，他们在战争中犯下了罪行，第二天就要对他们执行死刑。当时，这几个小伙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并不知道，日本已经于1942年8月13日通过了敌军飞行员处理法案。这项有追溯力的法律规定，那些向非军事目标轰炸或射击的美军都要被处以死刑。所有八位飞行员都被判为死刑，但鉴于天皇的“仁慈之心”，另五位飞行员得以减刑，被判为终身监禁。”然而那5名免于一死的飞行员并得不到“战俘”那样的对待，他们被定为战争罪犯。一条军规声明，“对战犯的处置办法将不会依照普通战俘的标准，即使有交换战俘的规定，这些战犯也不能被遣返回美国军队。”这些已经成为日军的官方政策了，所以这些飞行员必须得死。
日军的狱卒给迪安、比尔和哈罗德准备了笔和纸，让他们最后给家里写封信。
迪安当时虚弱的已经站不起来了，他给在达拉斯的妈妈写道：“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们只是告诉我，说我很有可能被处死。我怎么也不相信……我是个战俘，原以为我会一直被这样照顾着直到战争结束……日本人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还试着与他们合作，因为我知道在这场战争中我的角色已经扮演完了。”
比尔给他在达林顿寡居的妈妈这样写道：“别为这事儿感到忧伤。您要记得，上帝会让一切好起来的，我们会在他那里再次见面的。”在另一封写给未婚妻的信中，他写道：“对我而言，你就是我的惟一，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比尔感谢她“让我这一辈子全心全意地去爱一个好姑娘”。他还补充道：“请常给我妈妈写写信，安慰安慰她，因为她一定很需要你——她觉得你是个好姑娘。”
哈罗德给他鳏居爸爸写的是：“如果说我长大后这些年里得到了什么的话，我愿意把它们都送给您，还有，爸爸，我想让您知道我很爱您，愿上帝保佑您。您要记得我是个战士，是为祖国战斗而死的。”
战争结束后，人们在日本的军事文件里找到了这几封信。事实上，监狱的办公人员根本就没有寄出这些信。
1942年10月15日的早上，三名被宣判有罪的飞行员小伙子被铐住双手运往了上海第一公墓。前一天晚上，木匠们已经钉好了三个木头十字架，而眼下已经把它们插在了刚刚割下的草堆上，相互间距20英尺。
监狱长立田走近他们三个。“我对他们说，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而你们也将要死在十字架上，当你们被处决的时候，也就是你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帝会赋予你们荣誉。我还让他们三个祷告，于是他们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就开始祷告。我说，‘你们马上就要被绑在十字架上了，绑好之后，人的信仰和十字架就连为一体了。所以，请相信上帝。’听到这些他们笑了，说他们很清楚这些。我接下来又问他们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他们说没什么要说了。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全部对话。”
比尔、迪安和哈罗德被带向了十字架，然后背靠着十字架跪下了。卫兵们为他们取掉了手铐，并把他们的手腕绑在了横木上。他们的脸上被蒙上了白布。卫兵们还用黑笔在白布上画上一个“叉”以标明前额的中心位置。
射击班站在20英尺开外，边上的神道教祭坛里燃着熏香。“各就各位！”指挥官喊道，“开枪！”
三声枪响后，三位飞行员小伙子的头猛地往后一撞。鲜血立刻喷了出来，瞬间将蒙在脸上的白布染红了。
四天后，日本用英语广播道：“那些美国飞行员残暴无情，丧心病狂……他们向我们的非军事设施投下燃烧弹和炸弹，毁了我们的医院、学校和百姓的房屋。他们甚至在俯冲的飞机上用机枪扫射我们的学生。他们被抓获以后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依照军事法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则报道中说出了三位飞行员的姓名，但并没有提到他们受到的刑罚方式。
太平洋战争进行到那个阶段，日本早期的优势大部分保留了下来。1941年末，日本军队已经夺取了太平洋上最西的美军基地威克岛。美国1942年2月在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发动的反击削弱了山本的作战力量。美国的飞行员为了拿下新几内亚群岛的腊包尔同日军打了几场硬仗，日本当时正在把腊包尔改建成他们最大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但美国并没有成功。1942年5月在珊瑚海战役中（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航母对航母的战役），日本有两艘航母遭到了严重破坏，但他们还是经受住了打击，且巧妙地战胜了盟国的军队。
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海军飞行员接受训练，准备投入到广阔太平洋上的战争中去。这些飞行员将要在那里参加战斗。没错，他们是士兵，但他们却并非由于身上发达的肌肉受到重视，而是因为他们有聪明的头脑。一大批战士们所受训练的内容不仅是怎么提高飞行技巧，还要学习相关的知识。这些小伙子们要学会导航、航位推测法、地图分析以及处理各种细小的机械难题。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海军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网络，这个网络由训练场和征用的大学校园组成。训练设施被发送到全国各地。飞机场本身并不占太大的地方，飞行员们的居住区面积同陆军和海军的相比也是差不多大小，但在练习空降的时候，飞行员们就需要宽广空旷的空地来进行训练。
那些即将投入空战的战士们需要数平方英里的得克萨斯天空充当他们的训练场；那些俯冲轰炸机在布满岩石的加州山脉上空呼啸飞过，寻找空旷山谷中已画好记号的训练靶子，然后朝靶心投下炸弹；鱼雷轰炸机飞翔在墨西哥湾蓝绿色的水面上，练习如何打中那些训练用的救生筏，或用机枪射中拖在训练机身后的靶子套。所有这些飞机里面，机枪手都是膝盖贴着脸颊蜷在炮塔里随着飞机一起旋转，而炮塔下面的无线电技师则在那里发送摩尔斯电码。
飞行员当时的地位很高，受到很多女孩子的爱慕。但每个硬币都有另一面。很多时候，飞行员是个很残酷很危险的职业。比如你的一个朋友在坠机事故中被烧死了，当你看到马铃薯田里那堆冒着黑烟的烧焦了的尸体时，自然感到悲痛欲绝。当你亲眼看到伙伴们在一次夜间飞行中从地平线上消失而俯冲到海里的时候，心里难免痛苦万分。即使是在地面上，当你看到昔日好友不小心被身后高速旋转着的螺旋桨削掉了胳膊时，也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平时，飞行员们之间很少谈论这些事情，但其实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些小伙子们知道，当他们能对别人造成致命打击的时候，他们的职业对自己来说也是致命的。
在1942年11月21日那个极冷的冬日早晨，18岁的航空军校学员乔治·布什第一次独自驾驶着一架训练机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机场上起飞了。“没当过飞行员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第一次独自飞行时的喜悦之情的。”布什后来解释说：“我们单独飞行过的人都觉得飞上天时自己有10英尺那么高，非常了不起。”
布什当时驾驶的是一架斯特尔曼N2S飞机，这是一种开舱式复翼飞机，又称“黄色警告”。阿奇·克拉普回忆说，它之所以被叫做黄色警告是因为“我们那些新飞行员是很危险的，其他人最好当心点。因此这种训练机被涂成了明亮的黄色”。很多斯特尔曼N2S飞机在训练时都坠毁了，有时候学员们把它戏称为“洗衣机”，因为很多训练者在驾驶失败后都被“洗掉”了，也就是被淘汰了。但是这种飞机很结实也比较安全，所以被选作训练机，尽管它的座舱不是封闭的，在明尼苏达的冬天里飞行常常会感到异常寒冷，但这一切对布什来说却算不上什么。他非常喜欢驾着飞机在冷风中呼啸而过的感觉，这让他想起小时候在缅因州的时光，就像坐在一条小船上。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战争对他来说还只是历史书中出现的字眼。
“第一次独自飞行对你而言，就好像爸爸第一次对你说你可以开着家里的车出去一样，”来自西雅图的比尔·康奈尔告诉我。经过几周空中和地面训练之后，你就可以独自驾驶飞机飞行了。你所操作的每一步都是第一次。耶西·诺尔在前往太平洋参战之前是个教练员。“我把他们带上飞机后，就开始‘手把手’地教他们，”他说。“训练机上有两套操作装置，一套给飞行员学员用，一套给教练用。学员把手放在操纵杆上，脚踩在踏板上。在我起飞和着陆的时候，他就可以感受到我是怎么操纵飞机的。轮到他的时候，他便通过模仿我的动作‘完成操作’。当然，我的手和脚是决不会离开控制装置的，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他的每一项操作是正确且安全的。”
布什后来回忆起学习飞行时的经历，“我在踏上飞机的那一刻并没有太清晰的想法，但我就是想当一名飞行员。我在地面上已经学习了很多知识，通过了导航测试，了解到引擎工作的原理。然后就上飞机了，身边还有教练指导。他告诉我该做什么。用多大的劲儿去踩脚踏板，往这边转。我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去操纵飞机。剩下的就是个功夫活儿了。渐渐地，就会感觉到高度的存在，就会知道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不安全的——当然还要学会怎么使飞机停下来，等等。我非常喜欢这些。飞行时的感觉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感觉都无法比拟的。”
“当你的教练对你的表现表示满意，确保你已经不会出事儿的时候，就会允许你自己开了。”阿奇·克拉普说道。“这回轮到你自己了。你的教练会教给你点新东西，然后他就站在地面上看你飞行。慢速旋转、翻筋斗、怎样在快速旋转后稳定下来，等等。你得让你的飞机听话地去做每一件事情。”
“每个飞行员单独飞行过之后，经验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了。”海军飞行教练罗伯特·班塔解释道。“经验成就飞行员。最好的飞行员经验也最丰富。我们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在空中练习。”
“就像开汽车一样，”利兰·霍尔德伦说。“不同的是你要在三维空间里运动，而不是在二维的空间里。开车时你只能向左或是向右。但开飞机时你还可以飞上或飞下。”但对有些人来说，即使是这样的比较也没有感受过。来自密歇根郊区的约翰·勒伯夫回忆道：“我学开飞机之前根本没开过汽车。事实上，我是在有了400小时的飞行记录之后才开始学开车的。”
相对而言，空战还是比较新型的战斗方式。与其说它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门艺术，但那些飞行员小伙子们却学到了一系列的进攻性和防御性动作。其中有些看起来很简单比如翻个筋斗，或是做个横滚——这些都是特技飞行中才有的旋转，可以用来吓唬那些缺乏信心的敌方飞行员。但其他动作就要复杂得多了。急跃升就是在飞机上升过程将飞行方向调转180度，如果转不好的话，就会导致机毁人亡。伊麦曼翻转就是将半个筋斗和半圈旋转结合起来，这样既能使飞行员的飞行高度上升，又能将方向调转为朝向敌人的方向。但如果这个动作做得不到家的话，飞机就会失速，发动机的动力一旦停止，就会为敌军的机枪扫射提供绝好的机会。飞行员们学会了如何选用最佳动作来对付敌军的各式飞机。打个比方，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易于操作，机动性强，至少在战争初期时比盟军的飞机飞得高。在飞行速度不超过每小时250英里的情况下，它的快速移动、转弯和旋转动作都可以完成得非常出色，并带有很强的威胁性。但美国的飞行员小伙子们渐渐发现，这种零式战斗机的机翼尽管很轻，但其形状只适合升高，并不适合做俯冲的动作。当速度超过每小时300英里的时候，日本飞行员就难以驾驭他们的飞机了。只要美军能使空战时的飞机保持较高的高度（这样就能找到俯冲攻击的机会，而高度较低的话，就会促使他们采取爬高策略）和较快的飞行速度，就能够占据明显的优势。零式战斗机还设计出一种急转动作，但向左迅速旋转时的速度比向右旋转时的速度要快。飞行员们注意到了这些攻击中的方式，并充分利用敌人的那些弱点。随着战斗的进行，他们最终可以消灭掉那些经验不够丰富的和飞行技巧不高的敌军飞行员。
海军飞行员每按照训练大纲完成一项，训练人员就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和评估，以确定他们学到了“真东西”。如果他们有哪一项操作完成得不好就会被淘汰。“很多人不具备飞行员应有的身体协调能力。”乔治·布什的教练泰克斯·埃利森对我说，“我们会仔细观察每一个人，然后把那些不适合开飞机的人淘汰出去。”
这些初学飞行的飞行员必须得懂力学和物理学。“你得明白机翼和螺旋桨的工作原理。”飞行员查理·布朗对我解释道，“机翼的下端是平的，而上端则是呈弧面的。飞机飞行时，机翼上端与空气接触面积较大，因此产生了向上的浮力，使飞机能够在空中飞行。螺旋桨的桨叶是呈角度安装的，这样当它旋转时可以卷入空气，产生推动飞机的动力。所以，靠机翼的形状升起飞机，靠螺旋桨的旋转推动飞机。”对飞行员来说，有些知识是必须掌握的，因为这些知识与他们的生命安全密切相关：如果速度不够，飞机就升不起来，但如果在不合适的角度速度过快又会导致灾难性的事故。
查理·布朗回忆道，最难掌握的飞行技巧就是着陆。“当你飞到终点时，你开始减小发动机马力以减慢飞行速度。这样一来，空气给你的向上的力就会减小，你就可以慢慢降落了。每架飞机都有相应的失速速度。你在着陆时的速度要比失速速度快一点点。就在你快接触到跑道时，把操纵杆向后一拉，飞机的机头就会翘起来，这样飞机就会慢慢停下来，着陆也就成功了。”
每个飞行员都要学会如何着陆，而海军飞行员的着陆方式是最危险的。对他们而言，航空母舰就是一条又窄又短的跑道，待飞机升空后它就航行到其他地方了，有的时候在起飞时，甲板还会以5英尺至16英尺的幅度上下颠簸或左右摇晃。降落到甲板上也是一桩难事。军舰甲板上扯着很多钢索。飞机在甲板上降落时必须放下尾钩来挂住这些拦机索，这样就会阻止飞机继续向前滑行。正如查理·布朗描述的那样，“当你紧急降落在甲板上时特别希望能钩住一条绳子。”哈罗德·韦格纳对我说：“有人用仪器给现在的飞行员作过测量，发现他们在航母甲板上降落时的心跳速度比在作战时还要快。”
“你是怎样在航母上降落的呢？”我问乔治·布什。他狡黠地笑了一下对我说，“非常小心……”成功降落的关键就在于飞行员对降落信号员的完全信任。降落信号员通常是一名经验老道的飞行员，他用手中的板子给即将降落的飞行员打信号。这些用来打信号的板子就像个半截的网球拍，表面缀满了彩色的布条。有了这些布条，信号员在挥动信号板时就不用担心甲板上刮起强风导致飞行员看不清信号了。“你完全依赖信号员的指示，”乔治·布什说。“你飞得太高了，你的速度太慢了，这些他都会打出信号告诉你。当他打出‘降落信号’时你才可以降落。你把自己的安危完全放在他手里。”查理·布朗解释道：“降落信号员会打出‘降落信号’或是‘重新降落’的信号。看到降落信号你就可以降落了，但看到重新降落的信号时，你就要开足马力再盘旋上几圈后才能再次尝试降落。一旦他给出了降落信号，你就不可以再继续飞了，否则就要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战斗机飞行员洛厄尔·伯纳德给我讲述了夜间在航母上的降落情景。“在白天降落已经够我们受了，”洛厄尔说，“但在没有任何灯光的漆黑夜里练习着陆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经历。”哈罗德·韦格纳记起了一次极其恐怖的夜间降落：“那天晚上没有星星，我看不见海平面，没有灯光，根本看不见海水。我们独自驾驶飞机飞行。有两架飞机都开进了海里。当我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浑身都被汗水浸透了。真是太恐怖了，浑身都是冷汗。”
飞行员在空中战斗中的地位就相当于棒球比赛中的四分位，但一支球队里还需要有其他队员。比如那些经过特别训练的无线电技师、雷达员、地面机械师、机枪手、投弹手等。只有这些人齐心协力共同战斗才能使一架飞机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斗机器。
战舰飞行员主要有两种。阿奇·克拉普告诉我：“你必须想好自己究竟是当个战斗机飞行员还是当个轰炸机飞行员。”战斗机轻盈速度快；轰炸机个头大，允许较大的载荷量。但这两种舰载机都比陆基飞机要小。
比如战斗机飞行员华伦·厄尔·沃恩驾驶的就是一种单座快速飞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击落敌军的战斗机。在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前几个月里，他在加利福尼亚的莫哈韦空军基地接受了海军飞行员老兵们的严格训练。
华伦·厄尔开的是沃特F4U—1A，这种飞机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叫“海盗”。该机型的速度很快（每小时超过400英里）且极易操控，“海盗”飞机的大小刚刚好（长超过33英尺，翼展41英尺），并且很结实。机上可装载6挺50毫米口径机枪，飞机本身重量14000磅的，使这种比日本飞机更适合空战。（从缴获的日本飞机来看，我们发现日本人通常不会给飞机加上装甲，为的是使它们保持较轻的重量，从而在较慢速度下易于驾驶，但一旦被狠撞一下，就立刻机毁人亡了。）
飞行员小伙子们在彻底掌握了“海盗”飞机带有一定危险性的旋转特性之后，就开始爱上它了。“开着它比在水上划船还要顺手，”阿奇·克拉普记得当时开着“海盗”时的感觉。“就像在开汽车。”而开轰炸机则不同，这种飞机不是为小个子飞行员设计的。阿奇·克拉普回忆说，“它就是为那些身高6英尺4英寸的试飞员们设计的，所以它上面很宽敞。要是小个子飞行员的话，还得在上面加个垫子。”飞行员们坐在树脂玻璃罩子里，身后是装甲机枪炮塔。飞行员要不断查看三个后视镜，还要时时注意机舱外的情况。“海盗”飞机的机头特别长，这就令飞行员很难看到下面的情况，尤其是在航母甲板上降落时，这种现象就更为严重。阿奇·克拉普解释道，“如果想降落在甲板上，你只能看到两边的情况，所以你必须边飞边转弯才能看见信号员的指示。”尽管这种降落让人害怕，但日本飞行员更害怕的是见到一组“海盗”飞机朝他们呼啸而来。后来日本人给这种飞机取了个绰号叫“狂啸死神”，因为它俯冲时的声音和它攻击时的声音都让人毛骨悚然。
“我们在莫哈韦训练了4个月，”韦斯利·托德回忆道。他那时候和华伦·厄尔·沃恩在一起开飞机。“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已经训练得够多了，可以出海去打仗了。我们非常渴望去作战，也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我们练习了很多空中战术，”阿奇·克拉普说。“轰炸，然后急速上升，一直在重复练习。我们被称作战斗机飞行员，但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叫我们战斗轰炸机飞行员。我们从机翼发射空对地导弹，还练习轰炸。”下滑轰炸正如这个词听起来的感觉一样——我们并不是俯冲向轰炸目标，飞机在目标上空滑翔，为的是朝它开火。
“在实际操纵时，”阿奇回忆道，“我们都穿上了抗压飞行服。”驾驶“海盗”飞机的飞行员们都要穿一种贴身的裤子，这种裤子在骨盆的位置和裤管里装有气囊。克拉普解释说，那些气囊会将身体下部的血液截住，以防止血液集中在上半身，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头晕了。这种飞行服里面装有弹簧，并随着重力的改变随时调节。重力越大，气囊中的空气就会将身体压得越紧。”
在战争时期的加利福尼亚，像华伦·厄尔这样的英俊小伙子在一天的工作之后，到了晚上就能和很多漂亮姑娘一起玩。“单身汉们那时候常开舞会，”阿奇回忆道。“我们就是保护她们的骑士。我们去酒吧通常不用自己花一分钱，因为有人为我们买单，这是很平常的事。”华伦·厄尔和他的好朋友们获得外出特许后就去好莱坞逛。这些年轻帅气的海军军官们醒目的制服上钉着金色的机翼，吸引了当地不少金发女郎和深色皮肤女孩的注意。“漂亮女孩儿信手拈来，”飞行员约翰·麦克马纳斯很多年后回忆道。“比尔·林奇在找女孩子这方面最在行。他从不去酒吧，但常去参加教友团聚会。他在那儿见到的漂亮女孩儿比我们在酒吧见到的多多了。”
华伦·厄尔有几个周末都在加州的大熊湖和几个漂亮女孩儿在一起。在我采访韦斯利·托德时，他还记得当时在湖边小屋旁的一幕。“从好莱坞来的女孩们去那儿见我们，她们从工作中偷跑了出来，那可算得上是集体行动了。”
我对托德说：“华伦·厄尔就在那儿找了个女朋友？”他笑着回答道：“是呀，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找了个女朋友。”
回到莫哈韦后的一天，华伦·厄尔自命不凡地决定模仿一个飞行员老兵的特技动作。通常来讲，停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在下次起飞前的状况都是不错的。但华伦·厄尔看过一个老兵为了显示自己的技巧在飞机刚一升空时就缩回了轮子，于是他也决定试一试。
阿奇·克拉普向我解释道：“他如果也那么做的话就太蠢了，在实际操作中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有个词儿叫‘地面效应’。飞机离开地面时受到向上的力在比升高几英尺后要大。所以你必须有足够的速度才能使飞机升高一点，但当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比如气流、大气压等，这些都会导致你再次落向地面。”
那为什么华伦·厄尔还要去尝试这么一个不可能的动作呢？“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总是得有那么一股疯劲儿的，”阿奇答道，“他觉得那么做很酷。”
“华伦·厄尔到底还是去试了，”约翰·麦克马纳斯回忆道，“然后他的螺旋桨就啃到了地皮。”
在那之后，华伦·厄尔的服役记录上就多了一条记录，说他弄折了螺旋桨，烧着了一架飞机，他从大火中逃了出来：“手和脖子处分属一级、二级烧伤，脸上皮肤烧伤。烧伤原因：在一次正式飞行中发生事故。”这个得克萨斯的切罗基族小伙子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只好呆在医务室里治疗自己的烧伤。“他本来皮肤就黑，这一下他的脸更黑了，看上去更像个印第安人了。”韦斯利·托德回忆道。
约翰·麦克马纳斯在回忆起这一段往事时忍不住笑出声来：“华伦·厄尔用他那特有的懒洋洋的腔调对指挥官说，‘我当时也没办法。’”
绝大多数海军舰载飞机都是轰炸机，上面载着飞行员和其他机组成员。这就需要他们采用一种略微保守的工作方式。“战斗机飞行员们通常都非常争强好胜，”飞行员阿尔·林斯特龙对我说。“轰炸机的粗暴行为就少一点，因为他们的机舱后部还有机组成员。”有两种轰炸机，俯冲轰炸机上有一名飞行员和一名机组人员，而鱼雷轰炸机上除一名飞行员外还配有两名机组人员。
“俯冲轰炸机上带着炸弹，”林斯特龙解释说。“在12000米到14000米的高空，你开始俯冲着准备朝轰炸目标投下一枚炸弹。你一路沿60度角俯冲下来，在大约3000英尺的高度时投下炸弹，然后马上离开。你也可以俯冲到更低的高度，你的高度越低，炸得越准。”
“你一旦决定了往下冲，”他继续说道，“那些高射炮炮手就会准确地找到你的位置。在你一开始下降的时候，在你和目标之间就会有一条直线。最后他们紧紧地瞄住你。”
鱼雷轰炸机是用于在海面低空飞行并朝敌人军舰发射鱼雷的。但在1944年以前，日本的军舰大部分都毁掉了。所以那些鱼雷轰炸机就只好用来充当俯冲轰炸机。
迪克·沃尔霍夫是SB2C俯冲轰炸机上的一名机枪手。SB2C通常被人们称作“俯冲者”。
机上有两个驾驶员座舱，一个坐飞行员，一个坐机枪手。“俯冲者”飞机的翼展达50英尺，但它的机翼在船上运输的途中是可以折叠起来的。飞行员们在战斗中靠机翼上的两门加农炮开火，机枪手迪克掌管两挺3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以保卫飞机免受攻击。与其他飞机不同的是，俯冲轰炸机需要机枪手拉开树脂座舱罩来进行射击。他只有护目镜和皮头盔来保护他不被炸伤。迪克相信自己的运气：“就算被炸死也是别人的事儿，轮不到我。”
正如比利·米切尔预言的那样，太平洋战争就是一场空中战争。日本为了支持在中国的百万陆军作战，为了造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投入了很多钱。但是罗斯福总统却相信空军最终会对战争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日本人在腊包尔岛和特鲁克群岛上建立了坚不可摧的堡垒，他们认为这样就保证了南太平洋的安全，但美国却很快地一步步走向了胜利。有了航空母舰，海军借助空中力量来夺取更多的岛屿。飞行员们可以在飞往东京途中利用那些岛屿临时着陆，并为攻击其他岛屿做准备。事实上，美国和日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展开的第一场大规模陆战的焦点就在于谁能最终占领那里具有战略意义的机场。珊瑚海战役以及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残酷战斗的关键都是争夺莫尔兹比港的机场，因为那里是通往澳大利亚的门户。从布干维尔岛到冲绳岛，从日本控制下夺取的那些岛屿本来是日本的机场，后来都成了美国飞行员起飞的地方。舰队还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作为轰炸日本的美国陆军航空队B—29式轰炸机的基地。美国舰队为了给马里亚纳群岛基地的飞行员们扫清障碍还将进一步征服硫黄岛。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始于1942年8月，历时6个月之久。美军飞行员共击落日本飞机892架，击毙或俘虏飞行员1882人。空中威力对于地面战争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我在写这本书时收到了一位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兵写给我的电子邮件，他在信中写道：“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被海军扔在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不再提供任何补给。但他们还是继续战斗了几个月。他们是怎么获胜的呢？答案就是他们的补给从天而降。”他说的没错。在日本控制了整个海面的时候，只有靠飞机才能够给困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官兵们送去补给。威廉姆·哈尔西不单是一名将军，他首先更是一名海军，他宣称：“如果没有SCAT(南太平洋战争空中运输司令部，一支由曾在海军陆战队预备队服过役的前航空公司飞行员组成的空中补给小分队)的援助，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么多重大的胜利。”海军授予SCAT“空中货车”的称号。食物、医疗用品以及军火弹药都被送入了瓜达尔卡纳尔岛，而那些受伤的伤员却被运走了。那个时候拉瓜迪亚和芝加哥的机场每天才飞100个航班，可SCAT每天却要飞72架次。“仅仅6个月的时间里，SCAT就运送了43626495磅的物品以及235596人次的人员，共执行了34834次飞行任务。”举个典型的例子，飞行员斯基普·金博尔“在猛烈的炮轰中下了飞机”。“他和机组成员在跑道边上的一条沟壑里看到了机场另一端展开的白刃战。当美军占据上风时，金博尔将伤员抬上飞机起飞了。”
几十年前，像美国本土一样在太平洋上建立一个补给网络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太平洋上连城市都没几个，更别说港口了。飞行员们来到那里后改变了这个规则。但是日本人还是照着原来的剧本在表演。当他们将四周有海水防御的岛屿视为坚不可摧的堡垒时，美国的士兵却把这些岛屿当作他们新的出发点。广袤的海洋在过去只能减慢部队的航行速度，借助飞机提供补给更是想都不敢想。日本人奉天皇的旨意在太平洋上建立了很多分散的要塞。但美国人却将这些点连接了起来，使本来已经非常可怕的战争变得血腥味儿更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