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边牢记那些日本人的罪行，一边试图掩盖自己的残暴。当我们想到这些暴行就是对日本人的报复时，就原谅了自己的罪过。我们声称为文明而战，但我看到的战争场景越多，就越不相信我们有如此声明的权利。事实上，我并不确定我们在这方面比日本人高尚多少。
——查尔斯·林德伯格，《查尔斯·H.林德伯格战时日记》
美国直到1943年4月才得知那三名参加杜立特尔空袭的美国飞行员被处死的事情，那已经是事情发生的一年以后了。罗斯福得知此事后“异常震惊”，并发布一则美国国务院警告，声称那些“日本政府的军官”将会因此受到惩罚，因为他们“不文明的野蛮行径”及“残酷罪行”违反了举世公认的战争惯例。
1943年4月21日，罗斯福在广播中宣布：“我是怀着无比震惊的心情宣布如下消息的。我相信全世界文明人类听闻此事时都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我要宣布的是日本政府已经残
忍地杀害了我国在战争中被俘虏的几名士兵。”
两天后，《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有关日本人的野蛮行为的报道，题目是：
日本在战争史上史无前例的野蛮行径：东京公然违抗《日内瓦公约》
这篇文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罗斯福断言日本的“野蛮”行径“将使美国人民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去打倒无耻的日本军国主义”。阿诺德将军发了一封电报给全体飞行员，电文中说道，“残酷的军阀”践踏做人的尊严，必须“将他们彻底消灭”。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宣布美国将不与一个杀害战俘的国家进行任何谈判。美国当前只接受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纽约时报》联系到了蔡斯·尼尔逊的母亲，她说：“我总是在想，也许这仅仅是个宣传而已。而且我也希望并祈祷这就只是宣传手段罢了。我从没见过哪个声称自己是人类的人还会做出这么残忍和野蛮的事儿来。”另一位飞行员的母亲，来自俄亥俄州莱克伍德的约翰·米德尔太太说道：“那些日本人真是太残忍，太没人性了。他们怎么可以对我们的小伙子们做出这么卑鄙疯狂的事儿来。”
但是，日本医院里的那些病人和儿童也被美国士兵炸死了。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美国士兵也是残忍无情的。
杀人并不是件既自然又容易的事。只要不是精神病患者，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去杀人。灭绝人性的过程只有在众多士兵残杀其他人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
美国人和日本人在身体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从文化角度来讲，这两个国家更是好像来自不同的星球。美国是一个新生的国家，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成长在北美洲广袤的大地上，就好像一个小男孩在长大的过程中总会穿上一套又一套新衣服。而日本却是一个又小又古老的国家，以她固有的形式存在着，那里有一位被奉为神明一样的天皇，还保留着半封建的社会结构。
有一些差异更加琐碎。比如说，这两个国家甚至在年份的确定上都不一致。美国人认为日本轰炸珍珠港是在1941年。可日本人却把那一年称为昭和十六年。“昭和”指的是裕仁天皇，珍珠港事件是在他统治时期的第十六年爆发的。（即使在今天，日本报纸头版上的日期也是以当前皇帝的年号表示的。）同样的，两国书写人名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美国的约翰·史密斯在日本就会被写成史密斯·约翰。
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例如在与人打招呼的时候，美国人总会与对方有眼神交流，并且握手；而日本人则不会看着对方，而是鞠躬。美国人吃饭的时候坐在椅子上，用的餐具是金属制的；而日本人却是坐在地板上吃饭，用的是木质的筷子。在美国吃饭时，汤总是第一道端上来；可在日本，汤总是最后上。西方人吃面食时总会浇上酱汁，可在日本吃面食却是蘸着调味料吃。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美国人数数儿的时候先是将手握拳，然后边数边依次伸出手指头：“一、二、三”。但日本人在数数的时候却习惯先伸出五根手指，然后边数边将手指收回掌心“一、二、三”。美国人在浴缸里洗澡。日本人却觉得泡在漂浮着从身上洗下的脏东西的水里非常恶心。日本人在浴盆外搓澡，把身体搓干净后才会进入浴盆。美国人看书的时候会从书的“前面”开始，每页上的文字都是从左向右读，翻页时是从右向左翻。可在日本，人们读书是从书的“后面”开始看，读每页的文字时是垂直地从上往下读，而翻页则是从左往右翻。如此等等。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国内还没有什么美国人。而在美国，除了加州有那么几个日本人小团体之外，也几乎没有日本人。因此，这两个国家对对方的了解仅是停留在一些讽刺漫画上的描述，而并非了解彼此真正的面貌。在日本人心目中，美国人都是血管里流着绿色血液还长着绿尾巴的魔鬼。而美国人则认为日本人都戴着厚厚的眼镜，而且还长着獠牙。在他们真正见到对方之前，已经从文化的层面上开始厌恶并排斥对方了。
厄尼·派尔是一位最受欢迎的二战记者。每星期他的专栏都被刊登在世界各地700多家报纸上。派尔战地记者生涯的大部分是在欧洲战场度过的，但后来在1944年，他转到了太平洋战区继续他的工作。他在文章中以这样的方式把日本敌人介绍给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在欧洲的时候我也见过日本人，当时虽然觉得他们既讨厌又恐怖，但依然还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可当我来到这里时，我很快发现这些日本人简直就不是人，他们就像蟑螂和老鼠般惹人讨厌。”他第一次看到日本战犯时对读者说：“他们在那儿摔跤，大笑，说起话来和正常人一样。但我还是觉得恶心——看了他们的样子后，我就特别想去洗脑。”
日野芦平就是日本的厄尼·派尔。他认为美国人来自“那个自负的国家，他们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还曾试图非法侵略我们日本”。他这样描述巴丹半岛的美国战俘：“我觉得我看到的就像是从一个国家下水道里流出的污水。这个国家出身下流，它的国民已经不配被称作为人了。日本兵看起来帅极了，我为自己是个日本人感到无比骄傲。”
日本人认为他们的人种“纯正”，没有外来移民的搅和，不像美国人的种族那么繁杂，他们为自己的血统深感自豪。就连教室里的宣传画上都在鼓动学生们去“杀死美国狗杂种”。一本很受欢迎的日本杂志上这样说道：“他们的呼吸和身体上都散发出畜生的味道……美国佬的野心是想征服全世界。”这些“野蛮的、粗俗的美国人就像是披着人皮的魔鬼”。
“我们不知道美国到底是怎么来的。美国人到底是什么种族的。他们算是什么东西，”
木山辉山说道。他后来成了一名神道教祭司。“我们只是知道‘这帮混蛋’的另一种说法——美英魔鬼。我们把他们看作是低等动物。这些词语在日本广为流传。”
“当你看到刚刚降落的敌人时，你就要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复仇者，最后终于有机会与杀父仇人面对面的决斗了，”陆军大佐NFDF9政信这样写道。他曾策划了日本军队入侵马来半岛的行动。“眼前的这个人如果死了，你长久以来积聚的愤怒才能得以平息，你心头沉重的包袱才能卸去。可如果你没能把他杀死，那么在你的余生，你的心灵将永远得不到平静与安宁。”
“那个时候的人，只要有人夸奖自己比别人强就很容易高兴起来。”熊井回忆说，1941年他17岁。
战争领袖在开战前总要鼓动民众。希特勒通过宣扬人种优越来煽动德国人。在日本，激励民众的方式是向他们宣称，日本的开国祖先在预言中曾说过日本将会成为一个神圣的国度，成为世界的皇冠，永远有至高无上的皇帝统治这个民族。日本人认为自己在种族上具有优越性，所以他们可以参与到天皇神圣的使命当中去。只要有人夸奖德国人和日本人的这种优越性，他们就会很高兴，但这却使他们失去了公正的判断力。以至于他们认为侵略别的国家、消灭别的人种是正当的。
海军准将佩里对日本人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是未经开化的异族。同样的，大多数没见过日本人的美国人也知道自己该怎么想象那些日本人。“1942年夏，在纽约为期一天的胜利游行中，最受欢迎的一辆花车上的标语是‘东京：我们来了’，车上画着几颗炮弹落在一堆疯狂乱窜的老鼠上。”在1943年好莱坞拍摄的电影《瓜达尔卡纳尔岛》中，有个天真的小孩问一位上年纪的陆战队队员，杀日本人时什么感觉？那位老兵答道：“他们不是人。”各种宣传都在强调这种感受。正如一位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兵所写：“日本人真是一帮出色的敌人。他们身上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让我们美国士兵去恨了。从外形上看，他们身材矮小，肤色奇怪，而且可以说是，样子让人讨厌……美国兵并不觉得是在杀人——他们是在消灭肮脏的动物。”作家斯塔兹·特克尔当时把日本人的样子描绘成“低等动物，长相特别，眼睛歪斜”。他们的文化来源单一，这样就导致他们具有无法形容的且千篇一律的性格，就像一窝蚂蚁一样。特克尔还记得在卡通片里，“德国人，尤其是希特勒的样子常常遭到嘲笑，还有墨索里尼那突出的大下巴，可要换到描绘那个日本人的样子时，就找不到什么突出的特征了……你知道：他咧着嘴笑，眼睛有点斜，还带着副眼镜，这就是日本佬的样子。”一部在塔拉瓦岛拍摄的描写海军陆战队的电影把日本兵的样子描写成“活的、不停乱叫的老鼠”。日本人在刊物上、演讲中，以及卡通片里的形象总是一成不变地被刻画成动物，还有许多流行歌曲，比如《我们就要去打该死的小日本》等都强化了日本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卑劣形象。
日本人被看成是可鄙的异类。因此当富兰克林·罗斯福1942年下令将那些日裔美国人拘留起来时，大多数美国人都为之拍手叫好。国会听证会要求负责拘捕的将军证明该行动是正当的。当这位将军给出下面的回答时，全国人民都明白了他的理由：“印度裔美国人和德裔美国人都是可以信赖的，但‘小日本儿就是小日本儿’，不管他是不是美国公民，他终究是个日本人。”一年后，国会议员又问这位将军为什么那些守法的日裔美国人现在又被释放时，他答道：“小日本儿也就是小日本儿……我们不用担心他们，总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让他们从这片土地上消失的。”
日本士兵一直希望珍珠港袭击能摧毁美国佬的信心。可事实恰恰相反：珍珠港事件点燃了全体美国人心中的怒火，平日里任凭政府怎么鼓动民众也不会激起这种愤怒。美国人恨不得把日本这个民族给彻底消灭掉。商店橱窗里的标语上写道：“狩猎小日本的季节到了。”（最近，我在家乡威斯康星州安蒂哥的图书馆里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记，我从里面找到了一个“狩猎日本人执照”。）海军上将哈尔西将军发誓说，战争结束时，将只有在地狱里才有人说日语。将军有句口号就是“杀死小日本，杀死小日本，杀死更多的小日本”。
若是说起去杀掉别的国家的人，美国士兵几乎没什么兴趣，可一说起去杀日本人，他们就立刻情绪高涨起来。有人在一个美国陆军步兵团里做了一项调查。当士兵们“被问到‘你想杀死一名德国士兵吗’时，只有7%的人从一堆可能的回答中选择了‘我很愿意’一项。当问题中出现了‘日本’这一字眼时，选择十分想去杀死日本士兵的百分比竟一下子升高到44%”。
海军陆战队的乔治·佩蒂奥当时参与了对贝里琉岛的第一轮袭击，他回忆起当时高音喇叭里广播的指示：“我们登上坦克登陆舰时，上校下了一道命令，让我们不要留下战俘。”美国兵们并非效忠于神明一样的天皇，他们也不一定非要听从所有命令。他们是民主国家的公民。他们深知在现实中非法的命令也是存在的。但尽管这样，还是没有人反对这个要求杀掉日本战俘的命令。
在贝里琉岛，海军陆战队队员尤金·斯莱奇正把刺刀从一个已经被刺死的日本兵身上拿开，这时候，他发现附近还站着另一位陆战队队员。
他和我们并不是一个分队的，但当时他碰巧经过，想和我一起瓜分战利品。他走近我，拖走了身旁的那具“尸体”。可那个日本人还没死。他后背受了很重的伤，胳膊动不了；否则别人拿他身上东西的时候他一定会拼尽力气反抗的。
日本人嘴里的金牙闪闪发亮，于是那个美国兵开始打这些金牙的主意。他把卡巴军刀对准了一颗牙的根部，然后用手掌拍了一下握柄。因为那个日本人的脚来回乱踢，翻来覆去地挣扎着，刀尖擦过了他的牙齿，深深的刺进了他的嘴里。那个美国兵骂了他几句然后猛地划开了他的脸颊，一直割到了耳朵下面。他接着把脚踩在那个可怜的日本兵的下巴上，尝试着再次弄掉那些金牙。这时日本兵的嘴里涌出了好多血，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并且挣扎的更猛烈了。我朝那个陆战队队员大喊：“你杀了他吧，别再折磨他了。”可他完全不理会我的话。这时另一个陆战队队员跑了过来，朝着那个日本兵的脑袋开了一枪，结束了他的痛苦。那个残忍的家伙嘴里不满的嘟囔了几句，然后继续在那个日本兵身上搜来搜去，把那些能拿走的东西全都拿走了。
战争期间，有一期《生活》杂志上登出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漂亮的金发姑娘正坐在桌旁写信，面前摆着一摞信纸。她把钢笔放在唇边，注视着桌上的一件装饰品，好像受到了鼓舞。那件装饰品其实是一个日本人的头骨。照片边上的文字说明这样写道：“亚利桑那的一位姑娘正给她在海军服役的男友写信，感谢他送给她的那个日本人头骨。”战争进行到后来，罗斯福总统说他曾拒绝接受一把用日本人骨头做的开信刀。如果那些头骨和骨头是德国人或意大利人的，那么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热衷于用骨头做出各种装饰品了。
士兵丹尼斯·华纳还记得当时站在一群双手上举的日本战俘旁边的情景。一个将军下命令把这些毫无防备的战俘全部枪毙。“可是长官，他们都受伤了，而且他们也想投降，”一名上校表示反对。“请按我说的去做，上校。”那个将军说道。“我们不需要战俘。把他们全部枪毙。”
陆军士兵尼尔逊·皮里记得在新几内亚，“那些日本士兵有的正准备投降，有的已经投降了，可是他们还是遭到了枪毙或是棒打。我们都亲眼目睹他们受到了怎样残暴野蛮的虐待。真的，他们真的受到了非常残酷的虐待。”
美国人还朝空中那些乘降落伞逃生的飞行员开枪。“日本飞机遭创后，很少有飞行员会跳伞逃生，”一位年轻的水手在1943年末的日记中写道。“可是，有的水手和海军陆战队队员用20毫米口径机枪朝那些跳伞的飞行员射击，所以当他们落到水面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达德利·沃克·莫顿中校毕业于海军军官学校。他是“坚头鲣”号潜艇的指挥官，1943年1月，这艘潜艇击沉了一艘从新几内亚出发的日本运输船。浮出水面后他命令手下的士兵在甲板上向水中无助的幸存者开枪。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就杀害了上百个，也许是上千个无法保护自己的日本人。“坚头鲣”号潜艇上的一个军官想起当时的场面，说起了这位指挥官“对敌人的无比憎恨”。许多美国人对这种冷血的残杀行为很排斥，但莫顿指挥官的上司们非但不谴责这种行为，更为此授予他一枚海军十字勋章。麦克阿瑟将军还授予他一枚卓越十字勋章。美国海军甚至还以他的名字为一艘军舰命名。
1943年3月4日，在为期三天的俾斯麦海战役结束后，盟军的飞行员用机枪将救生艇上的日本兵全都击毙了。一位美军少校在报告中写道，“虽然这么做很不负责任，很多小伙子也很讨厌这么做。但这就是你们要学的东西。敌人来这儿就是为了消灭你们，你们的任务也就是要去消灭敌人。战争中是没有公平可言的。”有些人可能认为遵守《日内瓦公约》的美国人会把那些航拍的电影胶片藏起来，因为在那些镜头中美国士兵正在用机枪扫射救生艇上恐慌的日本小伙子。但是美国人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们还在美国的电影院里自豪地放映这些片断。文明的美国观众一边大嚼手中的爆米花，一边为这种战争罪行鼓掌欢呼。当银幕上出现日本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的镜头时，评论员用夸张的语调说道：
……到了最精彩的部分了……我们的小伙子们将会让小日本儿好好地吃顿枪子儿，那些军舰和汽艇上挤满了想要逃命的日本兵……今天的场面可够东条受的，好样的……早就该这么收拾这帮小日本儿了。看，他们来了！那些开枪的美国小伙子真会摆弄他们的宝贝。嘿！让他们尝尝挨打的滋味！对，就这么打，再给他们一枪！再来！……那艘护航船上载着几千名日本兵……海面上的汽艇和救生艇上还有好多小日本呢。看，那有条小船！就是屏幕中间的那个小白点……哎呀，没打中！毕竟想打中大海上的一艘小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瞄准！瞧，又有一群小日本去见他们的祖先了。表演结束了，小伙子们。
当美国战俘被杀害的时候，人们说那是“谋杀，是对《日内瓦公约》的公然蔑视”。可是当美国人杀害别人时，“却声称自己是遵守公约内容的。”
在阿留申群岛为争夺阿图岛而展开的战役进一步表明了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巨大分歧。1943年5月，开战两周后，日本军队只剩下了800人。这时他们手中剩下的军火不多了，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展开任何军事行动。这种情况下，如果换成别的国家的军队也许就会投降了。1943年5月29日夜里，这些日本兵接到命令开始进行攻击。最后，只有不到30个人活了下来。
对于美国人来讲，发生在阿图岛的这一幕是无法理解的。《时代》杂志的战地记者罗伯特·谢罗德写道：“日本人对天皇的狂热衷心简直超乎人们的想象。这幕惨剧在西方人的心中是难以理解的。这些人……因为肩头的职责宁可战死也决不投降，最后被打得粉身碎骨……这些既普通又缺乏理智的日本人真是太愚蠢了。或许他们也是有人性的。但在阿图岛上的行为却无法说明这一点。”
他们打输了那场战役，那些日本小伙子们做出了不必要的牺牲。可在日本，那些缺乏同情心的皇军将领却并不把这种事放在心上。对他们而言，重要的就是日本军队通过不投降向世人展示了大和民族的精神。他们认为日本兵在阿图岛的表现是英勇的，而且也反映出了日本人的精神，就像古时候的神风海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也能使美国佬感到恐惧。东京的那些纸上谈兵的将军们甚至还发明了一种委婉的说法来美化这些败仗。不用为输掉战役或士兵被杀而担心。反倒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因为它表明了“戈尤库塞”的含义。
在日语中，“戈尤库塞”这个词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字的意思是“玉”，另一个字是“粉碎”的意思。这个含义来自于一则中国古代故事，讲的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宁可毁掉自己最珍贵的财产也不愿向自己的原则妥协。所以现在看来，那些死去的日本小伙子们就是令人尊敬的“碎玉”，而天皇的士兵们也把那些败仗当成一种道德上的胜利。
毕竟随着岁月的推移，那些死去的士兵终会成为受人尊重的军中之神。只要人们记得他们是为效忠天皇而死的就够了，难道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式吗？
有太多太多的日本小伙子被迫成为“戈尤库塞”了，因为东京的那些将军们无法制定出一种切实的战略。相反，他们只是不管怎样都要把这些“碎玉”撒落到太平洋的各个地方。他们不去支持那些打仗的士兵，战败了也不让他们撤退。举个例子，日本派出超过15万名士兵前往新几内亚，但当他们意识到无法继续支持那里的军队时，就把那些官兵们搁在那里不管不问了。小川昌次中士的部队在新几内亚岛登陆时有7000人。“但只有67人活了下来，”他回忆说。他和很多士兵“就像一支由泥娃娃组成的军队，”绝望地游走在新几内亚岛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因为“死去的那些士兵的尸体就堆在地上铺成了路。”在路边，有个秘密警察问小川，你的好朋友呢？他回答说，他被落在后面了。“那你们为什么不杀掉他呢？”这位秘密警察要求道。“如果你们一直等那些落伍的人，就将永远走不出这些大山。你们可以杀掉他们。死那么一两个人没什么的。”
小川保是南太平洋战区的实习医生。他后来把自己描述成“年轻、头脑简单。我真的认为我的工作就像一名日本士兵一样——是天皇陛下的孩子。”可是他很快就知道天皇并不怜悯那些受伤的士兵。正如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家永左武写的：“伤员对于军事行动来说就是累赘，常常是因为救他们而导致更多伤亡或是战斗力骤然下降。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战场上的道德就是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于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伤员们就被迫自杀或是被击毙。久经沙场的老兵们曾经说过，‘在战场上，无情有时是种美德。’”
大多数军队里的军医都是挽救别人生命的。但是在“碎玉”们的军队当中，他们的职责却是结束别人的生命。就像小川保回忆的那样：
我成了一个杀人犯。我杀了那些不反抗，也不能反抗的人。我杀了那些找药吃的人，我杀了那些我本该帮助的战友。但这一切都好像是天经地义的，那些该死的军官们决不自己去做这些事情。他们把这种事都留给护理员去做。我们常常是从连长那里接到命令，用椰子树叶子把那些尸体盖上，然后就把他们放在那儿。
我自己常想：我真的应该被判死刑。我杀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只有战争允许这么做——我必须一直忍受着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我思想里的斗争也将一直持续到那一刻。我还活着。但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哭泣。这真是太让人感到惭愧了。我深知眼泪并不能洗脱我的罪孽。
一名被俘获的日本军官发现美军军医竟试图在那些已经腐烂的尸体中寻找日军伤员。美国人给这些人提供食物和医疗，可这些人已经受了重伤，根本无法再投入战斗了。这一点让这位日本军官吃惊不已。“你们会怎样对待这些人？”一位海军陆战队的军官问他。他的回答是：“我们会给每个人发一枚手榴弹。”“而且如果他们不用这颗手榴弹把自己炸死的话，我们就切断他们的颈静脉。”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军队的死亡人数中只有1/3的人是死在盟军的子弹下的。导致大部分日军伤亡的主要原因在于：皇军没有制定出合适的战略和计划。事实上，当美国士兵停了一站又一站，最终赶到东京去轰炸的时候，他们只是避开了那些被遗弃的可怜的日本军队。他们被扔在那里，自生自灭。“在贾卢伊特、米利、沃杰和瑙鲁岛，日本人曾试图通过种植庄稼和捕鱼生存下来。但有超过1/3的人死于疾病和饥饿。在沃尔维，一支7000多人的队伍在战争结束时只剩下不到2000人。马努斯岛是个被人遗忘的小岛，那里曾被用来当作训练场。日本军队的新兵被送往那里接受强化训练，他们就住在岛的中部和东部。”
日本人愿意为天皇效忠而死的狂热心态也令美国人深感震惊。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军陆战队的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中校写道：“我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读到过这种打仗的方式。这些人拒绝投降。受伤的伤员只能等着有人走上前去检查他们是不是还活着……如果还活着，就发给他们一枚手榴弹让他们把自己和身边的战友炸成碎片。”
新几内亚岛的沿海地区都是臭气熏天的沼泽地，一队泡在水里的日本士兵在恶劣的条件下战斗着。他们知道自己被困在了那里，终将必死无疑。当盟军的炮火不断炸死身边的战友时，空气中弥漫着绝望的气息。他们甚至无法将自己的尸体埋在那片沼泽地里。身旁很快地就堆起了被水泡得发胀的尸体。赤道上空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那些尸体，直到他们变腐烂，被烧焦。那些死人的嘴里和鼻孔里不断地爬出无数条蛆虫。“我们在想，”一位盟军的战地记者说道，“那些活着的日本人到底是怎么忍受的。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因为身边尸体发出的恶臭，都带上了防毒面具。”
这些天皇的士兵很快就赢得了许许多多“戈尤库塞”式的“胜利”，但这些胜利在美国人眼里看来都是日军的失败。在阿图岛，2350名日军官兵战斗到了最后时刻，结果只有29人成了战俘，其他的人都死了，死亡率高达98.8%。1943年11月在塔拉瓦岛，2571名帝国海军中有99.7%的人坚决不投降，最终死在了美国海军的枪口下，而活下来沦为战俘的只有8名。在塔拉瓦岛附近的马金岛，300多名日本兵在一场战役之后只有1名活了下来。“1944年2月在马绍尔群岛的罗伊那幕尔，日军有3472人丧生，只有51名沦为战俘，死亡率高达98.5%。日本驻守在夸贾林环礁的部队有4938人丧生，只有79人沦为战俘，死亡率同样高达98.4%。”
美国在马金岛和塔拉瓦岛大获全胜为进一步向太平洋中心深入铺平了道路。按照常理来讲，如果军人具备理智的头脑，日本这个时候就应该想办法着手谈判了。可是皇军的首领东条却在1943年12月27日告知国会：“真正的战争现在开始了。”
然而，即使是东条英机也并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到底糟糕到什么程度。日本军队内部用词隐讳、靠精神力量来鼓舞士气。显然，这些都导致了信息交流极不顺畅。日本海军“并没有就中途岛战役的失利会对未来战争造成多大的影响进行必要的分析”，也没有将海军的溃败告诉陆军。只有裕仁天皇一个人得到了通知，而他也没有把事实告诉任何人。因此，就连日本首相也并不了解中途岛发生的灾难。当杉谷将军告诉裕仁天皇南太平洋的情况非常危险时，这个年轻的一国之君竟被气哭了：“难道我们就不能也去攻打美国吗？你们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也好好地打上一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去打上一场关键的战役？”日本的公众们当然也不清楚日本士兵在战争中到底有多少人做出了无谓的牺牲。
塞班岛是一个距离东京1500英里的小岛。一次大战结束后德国把这个被誉为“皇冠上的宝石”的岛屿割让给了日本。日本政府一直有步骤地开发着塞班岛，战后，岛上的居民人口总数曾一度达到了2.9万人。东条把它称作“太平洋堡垒”。在美国人看来，塞班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的其他岛屿对于即将轰炸日本的B—29轰炸机来说，都可以当作基地。
皇军从没想到战争竟然会打到了自家门前，因此只派有一小支部队驻守在塞班岛。直到1944年2月才派遣援兵增援那里。当时那里共有大约4万海军和陆军官兵保卫这个岛，还有大约2万名日本平民居住在岛上。但是，塞班岛的保卫者们在强大的美国军队前来袭击的时候，根本没有半点还手的余地。这一点，身在东京的皇军将领们很清楚。他们意识到岛上的日本官兵和平民都已身陷绝境，于是军队的首领决定——岛上所有的日本人，不论是士兵还是平民百姓，都必须死。在1944年6月24日的《皇军总部陆军机密战争日志》中有如下记载：“塞班岛上的防御部队应该拿出玉碎的精神。眼下想要扭转战局是不太可能了，惟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敌人因为想到‘一亿日本人的玉碎’精神感到震慑而放弃继续作战的念头。”
“一亿日本人的玉碎”精神指的就是全体日本人都会宁愿为了保卫祖国而死，即使成为碎玉也在所不辞。所以现在日本军方正在极力宣传并非只有士兵才能为国捐躯。为了那个不可能实现的梦，他们已经准备好牺牲每一个日本人的生命来换取胜利。
返回塞班岛后，日本的指挥官们——南云忠一中将（他曾带头执行了珍珠港偷袭任务）、奇藤昌次将军，以及井桁启司将军于1944年7月5日开了一次碰头会，一起就东京下达的“玉碎”命令商量作战方案。东京命令所有军队竭尽全力进行最后一轮攻击，然后三名指挥官全部自杀。究竟他们三个人的自杀能对战争起到多大作用，后来并没有做出解释——真正的日本武士在战争之前是不会杀死自己的。大概他们相信自己死后的灵魂能够保护他们丢下的日本士兵和百姓的生命吧。井桁将军最后在无线电中发出的消息听起来还有一定的逻辑性：“没有制空权就不可能打赢战争。我非常希望（你们）多造出一些飞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美国海军陆战队粉碎了日本人在塞班岛上的反抗。
在美国官兵第一次登陆的三星期后，剩下的3000名日本人发动了最后的“高呼着万岁的冲锋”。《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文章中描述道，那些抱着必死的信念不断冲上来的日本士兵，“就像橄榄球比赛结束后涌入球场的人群。有的人只是拿着一根一端绑着刺刀头的竹竿，还有的人手里没有任何武器，但是他们都高喊着“万岁”和“七生报国”。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激动地说，“这些日本人一个劲儿地往前冲，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你刚刚开枪打死了一个，就又有五个人冲了上来。”
美国士兵们已经习惯日本人这种自杀式的冲锋了，可当他们在岛的北部看到那一番景象时，就连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们也惊呆了。塞班岛上的老百姓们听说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都是野蛮的鬼子，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还会以残忍的方式将他们杀害（比如用坦克把他们压成肉饼）。与其死得这么不体面，还不如光荣地为国捐躯。在马皮角，有一处风景绝美的悬崖，崖高200英尺，下面就是突出的珊瑚礁和拍打着海岸的巨浪。那些日本百姓宁愿从这里跳入大海也不愿投降。母亲把婴儿抛下悬崖后自己也跳崖自杀。美国士兵们看到这一幕时都惊呆了。
还有些平民投降了，于是美国士兵把他们带到扩音器前，让他们向悬崖上的那些人呼吁：“投降吧！不要跳呀。我们有东西吃，有水喝，我们是安全的。你们不会受到伤害的。投降吧！”
可是悬崖上还是不断有人跳下去。
几星期后，记者罗伯特·谢罗德描述了这样一幕场景。《时代》周刊的主编对该篇文章的评论说：“这些可怕的行为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但最终美国获得了胜利。”罗伯特的这篇文章成为二战期间读者最多的文章之一，题目是“敌人的本质”。“在战争收尾阶段，一支海军陆战队的分遣支队在水陆牵引车上看到了岸边珊瑚礁上有7个日本人，于是向他们开进，并准备将他们抓获。就在水陆牵引车接近那几个日本人时，7人当中有6个跪在了珊瑚礁上。站着的那个人显然是位军官，只见他拔出一把军刀，朝那6个人的脖子一一砍去。美国士兵还没靠到跟前，就已经有4颗头颅被砍下，滚入了海中。接下来，那位军官手握军刀朝水陆牵引车冲了过来。最后，他和剩下的两名日本兵都被开枪打死了。”
日本兵的这种自杀性行为现在听起来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当美国读者看到战争中死了那么多日本百姓时都受到了震动。谢罗德回忆起当时在马皮角看到了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接着讲述了下面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除非你亲眼看到，不然你绝不会相信，”他说道。“昨天和前天，上百名日本平民——男女老少——就站在这里的悬崖上。像往常一样，他们从这儿跳了下去，或者一点点爬下峭壁走入海中自杀。我看见一位父亲把他的三个孩子从悬崖上扔了下去，然后他自己也纵身一跳。悬崖下的那些珊瑚礁上全都是自杀者的尸体。
他停了停，右手指着说：“瞧，那儿又有一个要自杀的人。”悬崖下面，一个年轻的日本男孩儿正在岩石中间不停地走来走去，看样子他还不到15岁。他前后摆了摆胳膊，就像准备跳水似的；接着坐在岩石边上，让海水抚过脚面。最后他慢慢地把自己浸入了水中。
“看，他在那儿。”那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大叫道。
一个巨大的海浪把那个男孩冲向了岸边，他被卷出了水面。起初，他脸朝下浮在水面上，一动也不动，后来，很显然是在最后一刻他绝望的求生本能被唤起了，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拍打双臂，拨动着海水。但那时候已经太晚了。眨眼间，一切都结束了：他那条及膝黑色裤子的臀部充满了空气，在水面上漂浮了十分钟。后来，不见了。
谢罗德走到悬崖边，看到海面上漂着7具尸体。“这还不算什么，”那位美国兵说道。“悬崖西侧往下1英里的地方，你能看到上百具尸体呢。”后来，谢罗德和一位扫雷艇的军官一起去检查了一下，那个军官说道：“那下面的海里到处漂着尸体，我们想不看都不行。”他描述说，男人、女人、还有孩子——全家人一起跳进了翻滚着巨浪的海水中。父亲们切开孩子们的喉咙，然后把尸体扔下悬崖。三位妇女在跳崖之前还一丝不苟地梳好头发，整理好衣服。有一家人洗了澡，换上鲜艳的衣服，然后拉响了绑在腰间的手榴弹，结果内脏都被炸了出来。一位妇女在生产时将自己溺死了；尸体浮在海面上，腹中的胎儿只出来了一半，另一半就卡在了那具已经没有生命的尸体里。还有一家人——父亲、母亲、还有三个孩子，他们走到悬崖边上的时候犹豫了。谢罗德注意到一名日本狙击手“从后面开枪打死了那名父亲，尸体掉入海中。接着又开第二枪打死了那名母亲。他应该把那些孩子也打死的，但这时另一位日本母亲跑了过来，把孩子们抱出了狙击手的射程之外”。一名日本兵宁愿去死也不愿意这样丢脸，连几个孩子也打不死。“于是，那个狙击手不顾一切地从隐蔽的洞穴中走了出来，结果立刻被美国兵打了个千疮百孔，倒下去了。”
“所有这些自我毁灭意味着什么呢？”谢罗德问道。他给出的答案不禁让所有美国人感到后背发凉：“塞班岛是我们第一次攻入的驻有一定数量平民的日本领土。那些日本人的自杀是否意味着他们背后的整个日本民族都会选择死亡而并非投降呢？”
塞班岛的失守对于日本来说，并不只是一系列败仗中普普通通的一次。日军曾对国内人民说，塞班岛是日本防御的“内圈”，是保障日本国土安全的坚不可摧的前哨。如今，日本的安全屏障仅在三周内就被摧毁。美国的B—29轰炸机很快就会攻打到日本的陆地地区。东条的政府后来得知了这一消息。
7月18日，日军总指挥部发表一项声明，承认日本军队曾于7月7日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后来又派遣部队增援并继续战斗到7月16日，直到最后所有士兵“英勇牺牲”。第二段说到了塞班岛上居民的死亡：“整个战斗过程中，塞班岛上的日本居民一直都与军方合作，而且那些能够打仗的人们都勇敢地加入到战争中来，最终和我们的官兵们一同战死。”
第二天，报纸头版头条讲述了整个事件，题目是：
塞班岛所有官兵壮烈牺牲，留下的日本平民也英勇就义
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德国人、英国人、苏联人，或是美国人身上，比如他们的母亲们把怀中的孩子扔下了悬崖，那都会令本国人民震惊不已。希特勒的核心集团内部就曾有人出于类似的原因试图暗杀他。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日本人竟将谢罗德登在《时代》周刊上的文章骄傲地翻译并刊登了出来，只是把题目换成了更加好听的“宁死不屈”。《朝日新闻》报纸上用大号加粗字体把这篇文章登在头版头条：
塞班岛同胞的最后辉煌时刻
妇女们也在日不落旗前英勇牺牲
爱国精神令世界为之动容
标题下就是谢罗德的那篇文章，末尾处还附了评论写道：“据报道，岛上的那些妇女和儿童宁可选择自杀也不愿被美国鬼子活捉，不愿被他们羞辱。整个世界都为日本人民这种战斗精神和爱国热情感到震惊。”第二天，8月20日，《每日新闻》上写到日本妇女
换上了她们最漂亮的衣服，朝着日本皇宫的方向祈祷，
最后在美国鬼子前英勇自杀，
在国家的危难关头和那些勇敢的男人们一起为国捐躯
日本人在“翻译”谢罗德的文章时省略了日本士兵“枪杀”平民的情节，也没有提到很多塞班岛上的平民最后投降的事实。
然而，并非所有日本人都相信皇军的宣传。清泽清志是一名外交政策专家，也是一名战争评论员。他在自己的秘密日记中写道，马皮角平民的死是“封建主义”的体现，是受到了古代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在这样一个飞机当道的年代，日本人竟然还在崇尚剖腹自尽的精神！然而，无论是清泽清志还是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都不敢公开谴责政府。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无疑是自讨苦吃，惹来杀身之祸。
对于美国人来说，在马皮角战役中是看不出一个普通日本老百姓和一名日本士兵之间的区别的。他们都是从一开始就无畏地投入战争直至最后。两年前的中途岛战役中，日本的海军和空军实力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削弱。但眼下，就算是日本已经明显处在了挨打的状态，美国仍有必要同日本人在他们地盘上进行战斗。马歇尔将军在7月14日的会议中解释道：“通过最近在太平洋上的行动结果来看，美军的指挥官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我们为了尽快结束同日本人的战争，有必要侵入日本的工业心脏痛快地打上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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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班岛战役失利后，日本人在整个战争中就已经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了。如果这时候皇军的指挥官们注意到这种不好的兆头的话，那么后来在战争中死去的那些日本人的性命就可以挽回了。可是他们已使自己的国家陷入了一场灾难。现在美国人已经踏上了日本的国土，美国海军可以通过海上封锁来切断日本的一切来源和出路，B—29轰炸机可以把他们的城市炸成废墟。战争中共有50万日本平民和超过200万士兵丧生，其中几乎有一半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丧生的。裕仁天皇和他的顾问们知道希特勒的德国也正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美国很快就会把欧洲战场上的大批军队调往太平洋战区。但是年轻的天皇尽管清楚地知道“美国鬼子”现在就在自家门前肆虐，他还是梦想着祖父当年的那种辉煌能够再度出现。6月17日，他警告海军总司令岛田中将：“起来应对挑战；竭尽全力；像当年日本海海战(日俄战争中)那样赢得辉煌的胜利。”
能够结束战争的主导权现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但只要敌人不投降，美国就要一直战斗下去。事实上在太平洋战区的美国军队当时秉持的信念就是“1948年再回金门桥”，也就是说，他们都做好了继续恶战四年的准备。怎样打败一个不承认失败也不愿承认失败的敌人呢？
海军上校贾斯蒂斯·钱伯斯目睹了日本人在马皮角的自杀情景。他的建议是：“若想赢得战争并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就要尽可能地多杀敌人。给敌人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失，战争就会结束了。”
美国就是这样打日本的。战争最后真的结束了。最重要的是，损失确实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