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战争中，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出过如此大的贡献。
——温斯顿·丘吉尔，1940年8月20日，提及参加不列颠战役的飞行员
珍珠港事件两年半之后的1944年6月6日，盟军开始诺曼底登陆，在此之前，美军并没有在欧洲战场投入太多兵力。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到1945年2月19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三年后，才踏上日本国土，在硫黄岛登陆。但就在珍珠港事件几个月后，杜立特尔空袭震惊了整个日本。1942年8月17日，飞行员保罗·蒂贝茨带领了一支由12架轰炸机组成的小分队从英国南部的基地出发，飞越英吉利海峡，炸毁了法国鲁昂的一处铁路调车场。保罗就是后来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那名飞行员。吉米·杜立特尔和保罗·蒂贝茨引入了一种新的作战模式，这种模式美国可以从1942年一直用到下个世纪。整整两年时间里，美国和英国不断派出他们的飞行员去炸毁、烧尽希特勒发动战争的能力。就在这些飞行员们几乎控制了空中主动权的时候，美国的地面部队也加入到了欧洲大陆的战斗中去。那两年里，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曾经醉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地面和海上战争模式的人，已经发现他强大的陆军在美国和英国的军队面前不那么好用了，新的战争已经把他抛在了一边。相反，就像一群蜜蜂的来袭破坏了一顿野餐，希特勒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对付那些让他心烦的飞行员们。
在太平洋上，罗斯福采纳了比利·米切尔的作战计划，而且这一计划产生了显著的效果。通过强大的情报机构的支持以及所占领的机场，美国炸沉了许多艘日本的大型军舰，其中包括战列舰、航空母舰、载满官兵的运兵船，以及装满大米的补给船。在珊瑚海、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打仗的飞行员小伙子们完全阻挡了日本的攻击，挡住了日本对美国的战略进攻，打得日本只能还手招架，无法再主动进攻。因为掌握了制空权，美国的舰载飞机逐渐撕破了日本的空中防护伞。
数十万人的日本地面部队现在被困在遥远的太平洋小岛上。日军在空中占不到任何主动权，因此就无法给那些小岛上的部队运送补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弹尽粮绝。很多士兵只能忍饥挨饿，还有的人仅靠煮草根和树叶来充饥，有的人甚至连人都吃，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日本地面部队的官兵们对美国飞行员的憎恨日夜滋长着。他们把枪擦得雪亮，装满子弹，脚上的靴子和身上的纽扣闪闪发亮，可他们却只能朝着空中的美国飞行员愤怒地挥拳头，任凭美国兵用炸弹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
“我们一定要抓住他们！他们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日本老兵野木春满回忆起当时的复仇心态。野木那时被困在菲律宾群岛的一个岛上。“那些美国飞机每天都在天上飞，为所欲为。我们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了，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非常愤怒，同时也被折腾得筋疲力竭。当你失去了自身的战斗力而只能任人宰割的时候，你就会变得一心只想复仇。”
1944年，当野木最后终于有机会面对三名被俘的美国士兵时，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办。
“他们的脸都吓白了，”野木记起面前那三名美国飞行员。“你们已经被判处死刑了，”野木告诉他们。这三名飞行员就象征着美国对待战争的理性方法和讲求技术的作战方式，他们所代表的美军也表明了讲求圣战是无效的。野木说，“他们的存在就不可否认的证明了日本的军事力量正在瓦解。”
野木当时想，“日本的惟一下场”就是“全军覆没或者大获全胜。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败下去的话，我们就再也不可能活着回家了。我会对战争的失败负责吗？不可能了。我们都会死的。如果我们打赢了，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因为这都是上面的命令”。
“我手里握着军刀，让他们跪下去。”野木回忆道。
一颗、两颗、三颗。三颗飞行员的头颅滚到了溅满鲜血的草地上。
随着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步步接近他们的帝国，日本人对美国飞行员的憎恨也与日俱增。塞班岛战役失利后，美军下一个着眼点就是硫黄岛，它位于无人岛附近。这些岛屿都是日本的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1944年，从中国调回的日本精锐部队占领了硫黄岛和父岛，于是日本便从无人岛纳入7000名平民为日本国民，让他们居住在所占领的两个岛屿上。天皇亲自任命栗林忠道将军去驻守硫黄岛以保卫那里至关重要的飞机场。栗林忠道将军出生于一个显赫的武士家庭，他的祖辈世代为天皇效力。
父岛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东京在太平洋战场上发出和收到信息的一个通讯中转站。美国海军在有预谋地进攻贝里琉岛之前，想要捣毁夜明山和朝日山上的无线电台。那些电台过去经常截获美国军方的无线电情报，并就美国的作战计划向东京和太平洋上日军占领的岛屿发出警报。父岛的地位举足轻重，东京防空兵的浦崎良回忆起，“日军的防空炮手是裕仁天皇从赤坂皇宫中派来”保护这些无线电台的。那些多山的岛屿的面积也就长5英里宽3英里那么大，相当于两个纽约中央公园的大小。那些小山上的厚厚的混凝土掩体里藏匿着很多门加农炮和防空高射炮，那些熟练的高射炮炮手的任务就是把入侵父岛领空的美国飞行员给打下来。
立花荣夫将军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兵，曾参与侵略中国的罪恶战争。这一次他被选中负责父岛的防御工作。立花块头很大，冷酷无情。白天，官兵们都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到了晚上他就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他喜欢在战争中实行在中国时的那种焦土政策；他奉行“杀光、抢光、烧光”三光政策。在他眼中，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混蛋，如果哪个飞行员落到了他手中，他就会像在中国对待战俘那样对待他们。
弗洛伊德·霍尔报名加入海军正规军后就进入了新兵训练营。上船后他成为食堂的一名厨师，但弗洛伊德是有野心的。和他在一起的飞行员比尔·黑兹尔赫斯特回忆起，“弗洛伊德一直就向往着成为一名海军飞行员。他认真学习，然后参加了一项测试，后来就被录取参加培训计划了。弗洛伊德表现得棒极了，比一般人都要出色。他很聪明，和一般人不一样，总是渴望做得更好。可以看得出来，当他成为一名飞行员之后，他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他为此感到很骄傲。”
弗洛伊德和其他飞行员一样，在多处训练营接受过训练，例如得克萨斯州的科珀斯克里斯蒂湾、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和彭萨克拉、伊利诺伊州的格伦维尤，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1944年春，弗洛伊德和机枪手格伦·弗雷泽以及无线电技师马弗·梅尔尚一起练习飞行轰炸。他们中队驻扎在俄勒冈州的阿斯托里亚。之所以把阿斯托里亚选作训练营所在地并不是因为那里的天气有多好。有个飞行员回忆说，“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海岸附近上空总是低低笼罩着一层潮湿的乌云，这种乌云越积越厚。正是由于这种天气，我们很快就能在飞行中熟练地使用仪器进行导航。”
弗洛伊德那时驾驶的是一架TBM“复仇者”，那是一种“鱼雷轰炸机。”但后来在太平洋参战的时候，他的飞机并不用发射鱼雷了。因为这种飞机的任务是靠低空飞行发射鱼雷来炸毁日本军舰的，后来绝大多数被改装成了下滑轰炸机。
“复仇者”轰炸机，长40英尺，翼展54英尺，体积大、重量沉（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中数它最重），这也就是说，这种飞机可以在空中飞行得很稳——举个例子来说，它比迪克·沃尔霍夫驾驶的那种“俯冲者”还要稳。它最远可飞行1000英里，视需要可飞行至3万英尺的高空。这种飞机坐起来也相对较为舒服，“TBM的座椅很宽敞，”耶西·诺尔回忆道，“我们的座椅上还有扶手；系上安全带之后，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上几个小时。”但它飞行时的噪音的确很大，飞行员们通过戴上飞行帽里的泡沫耳罩来隔绝噪音。
下滑轰炸机通常每四架一组组成一支“飞行分队”，其中每两架组成一个“飞行小队”。同敌机交战时或者开始轰炸飞行时，这四架飞机就会变成两支小队，但通常来讲，飞行员们就算队形散开后，也还是会结伴作战。这一点与日本飞行员截然不同，他们在战斗中各打各的，相互间很少合作，也不运用什么团队作战战略，且随着战争的推进每况愈下。
下滑轰炸就像俯冲轰炸一样，是门艺术。它需要飞行员以接近完美的角度来俯冲。如果俯冲时的角度太大，那么飞机就有可能翻过去；如果滑翔的角度不合适的话，就会错过轰炸目标。在向上拉升飞机的时候，飞行员必须十分小心，不能惊慌，一旦把操纵杆往后拉得太用力就会导致飞机失速。
“复仇者”这种飞机一旦操控得不当便是一样自毁性很强的武器，因此对飞行员的训练就显得至关重要。
“鱼雷轰炸机不能像俯冲轰炸机那样以一个很大的角度进行俯冲，”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解释道，“这就是下滑轰炸。我们在距地面1000英尺的高度时开始围绕轰炸目标盘旋，减少马力以使飞机下降，滑翔至距地面200英尺时，瞄准目标，扔下炸弹，然后立刻离开。”乔治·布什、弗洛伊德·霍尔与其他鱼雷轰炸机的飞行员花了大部分的时间练习下滑轰炸飞行。“我们轰炸俄勒冈州那些无人居住的沙嘴地区，”黑兹尔赫斯特对我说。“我们飞行时，教练的飞机就在我们上空盘旋，观察我们的飞行，并给我们的轰炸打分。”
这种强化训练也促成了飞行员小伙子们之间深厚的情谊。
“弗洛伊德真是个不错的家伙，”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说。“他特别幽默，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在一个中队里，总有那么几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乔·怀特、弗洛伊德·霍尔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伙伴。”
海军进驻阿斯托里亚之前，那里曾是个小渔村。“平日里的晚上，弗洛伊德、乔和我经常去一间叫‘阿马图宫’的夜总会玩，”比尔回忆道。“那当然不是一座宫殿，但我们一起在那儿打扑克，喝啤酒，追姑娘。”
比尔说道：“他是个帅气的小伙子，浅棕色的头发，皮肤白皙……弗洛伊德是个讨女人喜欢的家伙。”从弗洛伊德·霍尔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比尔的评价是正确的。和他们在一起的飞行员利兰·霍尔德伦附和比尔的说法，“姑娘们都很喜欢弗洛伊德。他总是能约到女孩子。”同在阿斯托里亚那个穷乡僻壤接受训练相比，弗洛伊德更喜欢和女孩子们泡在一起。周末放假的时候，弗洛伊德、乔和比尔就会抓起几个避孕套，拦一辆顺风车去两个小时车程以外的波特兰。他们在波特兰的旅店开上三个房间就去找姑娘了。他们三个穿着军官制服，身材又棒，样子很吸引人。“像我们这样的在波特兰可不多见，”比尔说。“在那儿，人们很少见得到海军军官，常有女孩子们主动来找我们。”
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弗洛伊德这个来自密苏里小镇的小伙子在俄勒冈玩得不亦乐乎。“我记得弗洛伊德当时经常和不同的女孩子在一起，”比尔说，“那段日子真的很快乐。我们在波特兰度过了很多疯狂的周末。”因为总有许多女孩子围着英俊的弗洛伊德转，他慢慢地也变得挑剔起来。“他后来只和金发碧眼的姑娘出去约会，”比尔回忆道。“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那样的姑娘也多的是。”
尽管周末的时候他们玩得很疯，但早上飞行时，弗洛伊德总是准时出现在机场。格伦·弗雷泽和马弗·梅尔尚准备起飞时会和弗洛伊德打招呼。格伦与马弗在个性上完全不同，但在工作中却是亲密无间的好搭档。
格伦是个机枪手，坐在“复仇者”上部的炮塔里。这个从堪萨斯农场里走出的男孩很结实，话不多。“格伦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同在一起训练的查尔斯·查德韦尔说道。“他是个红头发的安静男孩，总是尽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降落伞装配工迈克·戴克60年后这样描述当年的格伦。
机枪手格伦和无线电技师马弗分在一组，马弗在飞机里坐在格伦的下方。马弗长着深色头发，性格外向，是个来自洛杉矶的时髦小伙子，他就喜欢引起别人的关注。“让我来说，”他的好朋友罗伯特·马丁回忆起当时他们走进一家商店准备侃价时他这样说道。“马弗那时候挺前卫的，”迈克·戴克回忆说：“他常把头发挑染成不同的颜色，我们叫他‘好莱坞’，因为他总想吸引大家的目光。”
戴克继续说道：“他们两个人真是没有半点相同的地方，格伦·弗雷泽非常保守，而马弗·梅尔尚却非常开放。但他们相处得很好，合作也很愉快。”
无线电技师吉米·戴伊和机枪手格雷迪·约克也是一对搭档，他们的飞机是一架由鲍勃·金少尉驾驶的“复仇者”号。拉尔夫·森奇沃尔特当时和他们在一起训练。“吉米和格雷迪截然不同，”拉尔夫回忆说，“格雷迪非常安静；不善交际。他从不说别人坏话。”可来自东海岸的吉米却完全不同，他说话很快，“吉米非常喜欢与人交往，”拉尔夫说。“他一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了。”
格伦、格雷迪、马弗和吉米都是同一批报名参加海军的，他们一起在马里兰州、佛罗里达州、爱达荷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兵训练营里接受正规训练。最开始阶段的训练内容和水手们的训练基本相同。“海军新兵训练营的生活很艰苦，”机枪手莱尔·康斯托克回忆说。“我整整12个星期没有离开过基地；我甚至有10个星期连身份证也没有。我们就是不停地训练和学习：练习打结，学习与船相关的知识，并了解海军的纪律与做事方式。”
美国海军的纪律很严明，但并没有日本军队里的那种暴力摧残。“在那么大的噪声中超负荷工作对于我们来说就算是一种折磨了。”文斯·卡纳扎回忆说。
在新兵训练营，“上面讲到，我们是拥有责任和权利的，”文斯解释道。“我们知道身为一名海军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知道如果违反了军纪该受到何种惩罚。但是作为个人，我们也拥有相应的权利。我们被清楚地告知，如果没有受到合适的对待，就有权请求保护。”美日两国的训练体系中另一点显著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对待领导者的态度。“我们曾经上过一节课，课堂上老师假设了一种情形，”文斯说。“我们从中学习如何与那些你认为做事有问题的人打交道，还学习了怎样有效地处理问题。”而日本军队培养出来的士兵只是出于敬畏和受到威慑一味地服从上面的命令和指示。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一旦日军部队的指挥官被杀了，手下的士兵就会乱作一团，而美国的小伙子们就算是没有人指挥也能按部就班地继续作战。
海军为了选拔尖子，让炮兵连对新兵进行考核。“在被选中当飞行员的人当中，大多数人的分数都名列前茅，”文斯回忆道。战争结束60年了，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罗迪·道尔还清楚地记得那场考核有多难。罗迪是一名正规军水手，但他当时却想当一名机枪手。“我一直坚持自学机枪手的书，”他说。“我甚至现在都还能感觉到那本书就在我的口袋里。”最后，考试的那天到了。“他们在天上开了一枪然后就问，‘说，你看到了什么？’事实上，那是一发从飞机的防弹板后射出的子弹，防弹板就是用来防止子弹打到螺旋桨的东西。结果没有一个人通过那次考试，于是大家又回去接着努力学习。”
“所有的测试结束后，我的成绩排在前三名，”文斯·卡纳扎说。“他们说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我那时候年轻气盛，看过一些电影之后就想去为祖国报仇。我当时就想当一名空中机枪手。”文斯、罗迪，还有其他机枪手们个子都不算高，坐在鱼雷轰炸机狭小的炮塔里刚刚好。“炮塔就是一个直径30英寸的球形舱，形状就像个网球似的，”罗迪说。“炮塔外有一个树脂玻璃罩，机枪就是从那里伸出的。炮塔内的座椅很小，你的后背必须紧贴在墙上。你的一只手放在能够扭转塔楼射击方向的操纵杆上，另一只手就放在机枪的扳机上。”正如机枪手罗伯特·奥弗鲍解释的那样，“整个炮塔都可以旋转，它是在一个圆形轨道上旋转的。有的时候你的膝盖就垫在下巴下面，但整个身体却是头朝下的，这时候炮塔就是以一个球形旋转的。”
飞行员往前看的时候，机枪手就面向后面，因此就成了飞行员的“后视镜”。机枪手L.E.布林森说道，“机枪手只能看到我们都去过哪里，但却看不到我们要去哪里。”
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机枪手格伦和格雷迪一直在接受训练。新兵训练营的训练结束后，他们又被送往航空军械学校，在那里他们学习的节奏快、强度大。“我们每星期都要新学一门课，”莱尔·康斯托克回忆道。“第一周我们与各种工具打交道，扳手、螺丝刀啊什么的。后来我们开始接触小型枪，然后就是机关枪了。我们必须得知道枪上每部分零件的名称，并且要当场将它们拆卸下来。教官把我们眼睛蒙上，然后要求我们在一分钟内把一杆机枪拆卸后再组装起来。”
罗迪记起，“我们天天和那些枪打交道，直到最后对它们的一切了如指掌——在我们眼中，那些枪和牙刷没什么两样了。”
从军械学校毕业后，格雷迪和格伦继续去射击学校学习。格雷迪去了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格伦去了俄克拉何马州的普赛尔。“在那里，我们开始打双向飞碟，”莱尔·康斯托克说，“我们就在地面上的炮塔里练习，学习怎么开枪，怎么瞄准，怎么提高精确度。”
格伦和格雷迪的下一站是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因为“飞机就在那儿”。康斯托克说道，“他们驾驶一架后面拖着靶子套的飞机，”他解释道。“每个机枪手都要把自己的弹药蘸上不同颜色的颜料，这便于我们查看是谁射中了靶子套。如果打出的200发子弹里能有10发打中，那你就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由于运动和速度的原因，你只有三秒钟的时间瞄准靶子套然后立即射击。”
若想在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飞行的飞机上射中目标，就需要大量的练习。罗迪·道尔在报名当机枪手之前曾经是地面射击场的教练，因此他可以省去在射击学校学习的这一步骤。然而，他在去飞行中队报到之前从未在飞机上开过枪。“我对上校说，我需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飞机，可他却说：‘你就上去吧，扣动扳机，朝目标开火，’”罗迪说道，“于是我就上了飞机，结果却打中了我自己那架飞机的机尾。于是我们不得不紧急降落，当时旁边还有救护车等在那里准备救护。真是太可怕了。”
“上校走上前来对我笑着说：‘你干得没错；你提醒了我，是我的错。’”
“一位军官竟能在一个新兵面前承认错误，那感觉真不错。”罗迪说道。
这些机枪手们训练的内容就是要把日本飞机从天上打下去，他们虽然都很年轻，但却像大人一样做着了不起的事情。格雷迪·约克和格伦·弗雷泽那时候只有18岁。和他们一起的机枪手乔·波恩回忆道，“格雷迪看上去就像个16岁的小男孩。”当时，同样年轻的不只是格雷迪和格伦两个。肯·梅雷迪思告诉我，“那时候我们都还只是孩子。”
格雷迪白天摆弄机枪，到了休息的时候就一个人呆着。他喜欢写信和画飞机。“格雷迪很少和我们一起玩，”肯·梅雷迪思回忆道，“他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而且很聪明。”文斯·卡纳扎记得“格雷迪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从不说脏话。‘蠢东西’就算是我听他说过的最难听的词儿了”。拉尔夫·森奇沃尔特回忆道，“格雷迪不说脏话，而且他也不喜欢别人说脏话。我们常常因为这个开他的玩笑，但我们也非常尊重他。”
从格雷迪写给家里的信中就能看出，他是一个很脆弱、很温顺的男孩儿。他因自己能为国效力而感到骄傲，但同时，他也非常想家。在新兵训练营的时候，他有一封给妈妈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妈妈，啊，我真的很孤独。我离开家已经这么久了。”那个时候，格雷迪离开妈妈刚好60天。
格雷迪不喜欢和男孩们一起喝酒，但他对女孩子还是很留意的。我在他的信件中发现了吉恩·夏普和鲁思·帕特森两位姑娘写给他的求爱信。在格雷迪的小黑本子中，我只找到了一个男生和三个亲戚的名字，其他的24个都是女孩名字。
在一封写于1943年11月25日的信中，格雷迪对妈妈讲到他在交战中开飞机将会是件危险的事情。“最近我们这里发生了好多惊险的事儿，”他写道，“有天早上，一个男孩被螺旋桨绞死了。同一天晚上又有两架飞机撞到了一起，死了不止两个人。第二天又有一名飞行员的飞机在沼泽地里坠毁了，当时他就在我右侧飞行，我认识他。我想他们这些人之所以死去了，大概是因为上帝要他们离去的时间到了吧。”
但格雷迪仍坚信他的上帝会保护他。1943年11月29日，他在给妈妈的信中写道：“前几天夜里，有几个男孩想让我和他们一起去酒吧。他们说，你妈妈不在这儿，你就和我们一起去吧。然而，我对自己说，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不论何时何地你都是一个基督徒。听起来很好玩——他们觉得只要您看不到，我就可以和他们去玩了。不过，我知道有比和他们一起玩更好的事情。”在12月28日的信里，他写道：“平安夜那天，所有的男孩，或者说大多数的男孩们都出去玩了，他们后来都喝醉了。我想他们也许认为应该那样庆祝上帝的生日吧。我那架飞机上的无线电技师整晚都泡在一个廉价小酒馆里，可第二天一早又和我们一起去飞行。”
格雷迪信中提到的那个无线电技师大概就是像吉米·戴伊那种不好管教的人，或者与喜欢在街上闲逛的马弗·梅尔尚一个样。整晚狂欢作乐，紧接着再飞行一整天——这种事情对他们两人来说并不算什么。“复仇者”上的无线电技师在机枪手下方的一个狭小空间里工作。他的工作空间比机枪手的炮塔只略微大一点点。“位于炮塔下面的无线电技师的小隔间非常小，但并不像炮塔那么狭促，”拉尔夫·森奇沃尔特回忆道，“当炸弹舱的舱门从下面打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下面的一切。”
无线电技师有一架30毫米口径的机枪，他们可以从飞机的后面向外开火，所以他们也要接受射击训练。但毫无疑问，他们训练的重点是使他们成为无线电方面的专家。“首先我们必须要学各种密码，”来自亚特兰大的无线电技师比尔·史密斯对我说，“B就是‘嗒嘀嘀嘀’，C就是‘嗒嘀嗒嘀’，诸如此类。我敢打赌你肯定不知道当火车经过交叉道口的时候竟是发着摩尔斯电码的。它们发出的是字母Q，它可能想说，瞧，女王（Queen）来了，或者是火车来了。瞧，女王来了，嗒嗒嘀嗒。”
“我们学习如何使用接收器、导航设备、旗语和信标，”比尔继续说道。“训练中还有一项新的内容，叫做雷达和多普勒效应，我们学习如何通过发送和接收脉冲信号来使其发挥作用。”
“我们在无线电学校学习了22个星期，”来自什里夫波特的无线电技师乔·哈得逊说道，“我们真的花了好一阵子才学会那些密码。”
学习本身是艰苦又严肃的，但那些男孩子爱玩的天性却并未改变。“回想起当年，”文斯·卡纳扎说，“我们太年轻了，全都是些刚刚高中毕业的孩子。吉米总是从我背后突然跳出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我们俩经常像西奥多熊似的抱在一起摔跤。我们都是年轻人，常常用一种好玩儿的方式来挑战对方的力气。”
随着一系列训练的陆续进行，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很快就要出发去打仗了。对他们而言，离开家已经让他们很难过了，可现在他们还将要离开自己的祖国，这一点让他们忧郁起来。想家的感觉随着1944年秋天的来临而加深了。
华伦·厄尔·沃恩一生中最爱的人便是他的妈妈。于是上船出发前，他让妈妈最后来莫哈韦看他一次。“对于他妈妈来讲，一路从得克萨斯赶到加州的莫哈韦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阿奇·克拉普告诉我。“即将奔赴战场的官兵们都已经上了火车准备出发。而他妈妈从双车道的公路上一路开车赶来一定也很劳累。”
“华伦·厄尔就要去打仗了，他妈妈埃维为此感到非常骄傲，”华伦·厄尔的表姐马德琳·赖利说，“我记得她对我们说，当她看到儿子飞行的时候特别激动。她说：‘他竟然可以一个人搞定那么大的家伙。’”
格雷迪·约克最后离开杰克逊维尔的家时，决定把时间和金钱都花在一个漂亮的姑娘身上。“格雷迪非要带我去美容院，”他的妹妹珀尔·迪芬德弗回忆道。他很少对妹妹这么好，这让珀尔很吃惊。“他带我去的是城市美容院，我把头发烫了，烫成当时流行的那种发型。她们把我的头发缠在很多根一端接着电线的长棍上，然后通上电就开始烫头发。那天花了挺长的时间，不过格雷迪一直在那儿等着我。我当时觉得，他是不会离开我的。”
几乎与此同时，远在美国东海岸的吉米·戴伊正和他的父母讨论着自己的愿望，他想在新泽西的蒙伊弗里姆度过离家前的最后一晚。在吉米前一次离开家的时候，朋友莱斯把他介绍给了拉拉队队长格洛里亚·尼尔兹。格洛里亚比吉米小1岁。他们俩初次见面就擦出了火花儿，两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开始了他们甜蜜的初恋。58年后，格洛里亚·尼尔兹给我讲述了他们之间年轻的爱情：
我和吉米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却深深的迷恋着他，他是我童年时代的心上人。
我见到他的时候，呼吸都快停止了。我就像急着找到空气似的注视着他。我们之间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牵引着彼此。那时候我很天真，他也一样。我当时17岁。吉米穿着制服，就要去保卫祖国了。他真是太棒了。他的个性和迷人的蓝眼睛都让我深深着迷。对于我来说，这简直太浪漫了。
我们很快开始了热恋。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惟一，他也觉得我就是他的全部。我们的关系虽然短暂，但感情却很深。我们相爱了。
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女朋友看到我们在一起之后说，“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我已经完全沉浸在对他的爱中了。
吉米在家的最后那一晚，他妈妈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能够去他家里，因为吉米就要走了。我家那时候没有电话，所以她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邻居那里。当时我父母从未允许我和一个男生约会超过三次，但意外的是，那一次他们竟然同意我去吉米家了。
吉米的爸爸开车来接我。我进门的时候，吉米接过了我的外套，然后放在了床上。接着他亲吻了我。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他是我第一个恋人。
我们和他父母坐在客厅里。他们坐在椅子上，我和吉米坐在沙发上。有一阵子，他把头枕在我的大腿上。我很害羞，但我没有拒绝。他闭上了眼睛，我能感觉到我去他家令他感到很高兴。他真可爱，我抚摸着他的卷发。
他的父母一直看着我们。如今，快人快语的吉米长大了，就要为保卫祖国去战斗去献身了。但在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约会时，他还太年轻，不能单独和一个女孩儿在一起。
这时，在美国的另一端，弗洛伊德·霍尔和他中队里的好朋友就要完成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训练了，他们由那里被送往了阿斯托里亚，一起在波特兰度过了那么多“疯狂的夜晚”，这三个火枪手——弗洛伊德、乔·怀特以及比尔·黑兹尔赫斯特已经难舍难分了。可在他们就要登船出发的6周前，乔和比尔发现在晚上再也见不到弗洛伊德的影子了。弗洛伊德跑到哪儿去了？乔和比尔也不清楚。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飞机场聊天，”比尔回忆说，“‘你这家伙跑哪儿去了？’我们问弗洛伊德。”
“他告诉我们他现在和一个女孩子住在一起，”比尔继续说道，“我记得他还跟我们说他要给她去买什么吃的，还说那姑娘都给他做了什么好吃的。弗洛伊德一向如此，总是能让人吃惊不已。乔和我惊呆了。他竟然喜欢上了家居生活！他可真是变了。我们不明白他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
“弗洛伊德，你这该死的家伙，你一个星期找上10个姑娘也不费劲儿，怎么就紧盯住一个不放了？”乔问道。
“我们一直拿这事儿和他开玩笑，结果把他惹火了，”比尔说道，“最后，弗洛伊德转过身来对乔和我说，‘我想我不可能活着回来了，我想要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而且我现在就要这么做。’”
“乔和我从来就没想过我们将有可能回不来了，所以当我们听弗洛伊德这么说时都笑话他。他虽然是笑着说这番话的，但他却是认真的。‘你在说什么呀？’我们问他。他解释说，他现在和这个女孩在一起，是想要好好享受和她在一起的感觉，因为这将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很多年后，我问黑兹尔赫斯特是否知道究竟是什么让弗洛伊德的内心突然间发生了变化。他答道：“我也不知道，当时有个叫比尔·科尔伯特的资深飞行员在一次夜间飞行演习时坠入沙顿海失踪了。我就记得弗洛伊德知道这事儿之后一直重复说着，‘我要抓住每一个让自己快乐的机会，因为我觉得我回不来了。’”
1944年秋天来临之前，乔治·布什驾驶着“复仇者”从“圣杰辛托”号飞向了太平洋。迪克·沃尔霍夫在俯冲轰炸机里担任机枪手，从“约克镇”号航母上出发了。1944年9月，华伦·厄尔·沃恩在“提康德罗加”号航母上接受进一步训练，驾驶一架“海盗”号飞行在夏威夷的上空。在“本宁顿”号航母上，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约克从东海岸穿过巴拿马运河前往珍珠港。弗洛伊德·霍尔、格伦·弗雷泽和马弗·梅尔尚乘“伦道夫”号从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出发。
美国现在掌握了制空权，因此能够明目张胆地开着这些庞然大物前往太平洋战场。飞行员们在船上玩扑克，吃牛排，看电影。这些都表明了美国在太平洋上强大的作战实力。日本的舰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日本的空中力量也支离破碎，美国军舰上的水手和飞行员们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相反，日本失去了制空能力，因此连自家门口的安全也难以保证。由于塞班岛战役的失利，要想在战争中占取主动已是不可能的了。1944年夏天以前，日本的最高司令官就已经得出结论，尽管他们无法直接赢得战争，但他们可以强迫美国通过谈判同日本讲和。他们的理由是，美国公众不能忍受这样一场长期战争，况且死亡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因此，他们决心打一场消耗战：继续战斗下去，让美国慢慢消耗，争取给美国造成最大损失。这一战术使日本军队的两大优势得以发挥——他们挖掩体的能力，以及他们承受极为猛烈的海面和空中轰炸的能力。
皇军总指挥部签署了一项命令，号召通过利用“夫卡库阵地”打一场“持久战”，“夫卡库阵地”就是指蜂窝结构的地下防御阵地。日本士兵现在不用抱着必死的决心再去高喊着万岁冲锋陷阵了，他们现在接受的命令是要求他们靠地道和地下洞穴的掩护来作战。
1944年7月，日军派遣了一支护航舰队前往无人岛。岩竹伸明就是舰队中的一员，他的背景和其他人不同，去打仗也是不得已。岩竹先生的父母是日本移民，他出生在夏威夷的毛伊岛，是个日裔美国人。1940年，他的父亲在一次捕鱼事故中去世了，他妈妈无力再负担他的学业，于是他在广岛的亲戚们把他接回了日本，答应帮助他完成学业。1941年6月他从毛伊岛高中毕业后，就启航回日本了。
“夏威夷的美国海关官员对我说，‘不要去日本，日本和美国要打仗了，’”岩竹先生回忆道。“我对他解释说，我必须走，因为我父亲去世了。他很理解我的处境，但我看到眼泪在他的眼眶打转。”
岩竹还在明治大学读书时就应召入伍了。“最初的训练非常艰苦，”他回忆说，“老兵们手痒了就会随时揍你一顿。每天晚上都有检查。如果他们发现你的鞋子上有一点灰土就会痛扁你一顿。拳头重重地打在你脸上，能把你打趴在地上。有的时候还会被打得鼻血直流。长官们常说，‘你们要学会大和民族的精神，这样你们才能成为一名好士兵。’”
岩竹伸明登上日章丸号前往无人岛。那些岛屿的战略地位就相当于美国佛罗里达州附近的岛屿，是进入大陆的垫脚石。如果日本连这些岛屿都守不住的话，那么再说什么攻入太平洋就只能成为空谈。一路上，岩竹他们的护航舰队为了躲开潜艇的袭击呈“之”字航行。一天夜里，岩竹先生听到了爆炸的声音，美国潜艇在日本海岸附近实施了攻击。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舰队中最大的那艘军舰不见了。隔天夜里，另一艘也被击沉了。“我们的军舰明明在刚离开大陆时就都被潜艇击沉了，可军方最高指挥官还在欺骗日本民众，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岩竹先生说道。
接下来就轮到岩竹所在的那艘军舰了。“一枚鱼雷击中了我们的船，”他回忆说。“船上的人都陷入了恐慌。我赶快跳了起来，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被压在下面。我看到我们的船裂成两半，很多士兵和船一起沉入了水中。”
一艘小货船救起了幸存下来的人，船上载满了士兵。小伙子们身上都裹着厚厚的一层盐，个个体力不支，船上找不到任何遮阴的地方，夏天的太阳无情地炙烤着他们，而且一滴水也没有。“有个家伙竟然把自己的尿都喝了，”岩竹先生回忆道，“还有一个人说他喝了海水，结果比不喝还糟。”
第二天有人大叫，“鱼雷！”船上的人都看到了鱼雷身后拖着的白色尾迹，但船长将船突然转向，避开了它。“我永远都记得当我们看到那颗鱼雷时的尖叫声，”岩竹先生说，“那是人们面对死亡时发出的哀号。”
一场暴雨缓解了士兵们的干渴。他们全都张着嘴躺在甲板上。在父岛登陆时，岩竹接到的任务是和一伙人去挖地道和洞穴。他们被告知，美国人最后一定会打到这里来的，岩竹现在必须靠手中的铁锤和凿子来挽救日本。
随着美国强大的航空母舰航行得离家越来越远，飞行员小伙子们渐渐意识到，战争就快来了。起初对战争中可能出现的危险所做的那些假设和想象，现在就要变成真正的现实了。虽然日本人不太可能主动发起进攻，但他们那种“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惊人决心却表明，他们还是一个致命的敌人，飞行员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说，“上头告诉我们，如果一旦被日本人抓到了，他们就会为了得到情报使劲儿折磨我们。”
正当吉米·戴伊乘着“本宁顿”号航母快要到目的地时，他一贯的乐观精神突然不见了。吉米得出了和弗洛伊德·霍尔同样的结论：他回不去了。为了缓解心中的痛苦，吉米给他“亲爱的老爸老妈”写了封信，信中说他们是他的好爸爸、好妈妈。
您和爸爸从来都不阻拦我做任何事。你们让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我真的想不出还有什么是我想要却没有得到的。
我的家不仅仅是个家，我的好朋友们都知道我家又干净又漂亮，我可以把好朋友带回家里，而且他们一定能受到你们的欢迎和最好的款待。同时，我们在家里还可以玩得很高兴，不像别的同学在家里时就像呆在瓷器店一样处处要小心翼翼。我想我真的很幸运，因为我有这么幸福的一个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有多爱这个家。
吉米还提到了格洛里亚·尼尔兹，就是坐在沙发上温柔地搂着他的头的“那个女孩”。他在信中说，是“命运将我们分离”。他从来没有明说，也没有明确地写过“我将不会回来了”，但在这封信中，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我知道如果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会特别难过，”他对父母说道。他说，他们应该知道这一点，报名参军是他自己的决定。“我去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并不害怕去打仗，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吉米继续写道，他还告诉父母要坚强：“上帝与你们同在，他会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振作起来。我记得无论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你们总会说，‘我们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的’，结果就真的解决了，所以我这次也一样。”最后一段他写道：“就写到这儿吧，再见了。上帝会保佑你们，让你们活下去的，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在一起的。”
对于一个要去打仗的年轻人来说，想到自己一定会死的还真不多见。当时流传着一个小故事，说三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战前接受任务时，长官对他们说，“你们三个当中有两个不能活着回来了。”这时，他们三个当中的每个人都看着另两个人，心里想着，“那两个倒霉的家伙。”
在我写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曾采访了数百名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兵。我从来没听到过他们当中有人说，“我想我要在战斗中牺牲了。”而且我也从来没听过哪个活下来的人说起“他告诉我他可能回不来了”。调查中，我发现只有四个人说过他们再也回不来的话，他们是硫黄岛的升旗手迈克·斯特兰克和哈伦·布洛克以及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和吉米·戴伊。他们都曾对身边的人说过，“结局一定就是这样的。”他们四个说过自己会死，结果他们四个都说对了。
吉米从来没有对格洛里亚·尼尔兹说过他的这种想法，于是她继续定期给他写信，每晚枕着他的照片入睡。那是吉米穿着海军制服拍的一张特写照片，照片上的吉米有着迷人的蓝眼睛，好看的典型美国人的相貌。格洛里亚把这张照片放在了相框里。圣诞节的时候，她给吉米寄去了一条白色的围巾。“那条围巾很漂亮，我正好能买得起，”她说。“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我觉得他围上那条围巾一定很好看。”
格雷迪·约克和吉米·戴伊同在一艘船上，他也给家里写信。吉米知道信件检查员能看到他信里的内容，所以不敢写太多，但他却一遍又一遍地写到他有多么想家，那是些看了让人揪心的句子，比如“我觉得你们一定没有我这么孤独”。在一封信中，他按照实物飞机的样子画了三架飞机，他问妈妈，“您觉得我会成为一个画家吗？如果我这儿有颜料和画笔的话，我就会给您画张好看的图画。”
当舰队离战争越来越近的时候，格雷迪每天就安静地坐在那里画画，画那些天空中呼啸飞过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但他的画却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外表光鲜的飞机，事实上却是带来死亡和毁灭的机器，它们归根结底是战争的工具。这些飞机对日本人来说则意味着他们在面对美国强大的空中力量时显得越来越无能为力。
就在格雷迪画画儿和想妈妈时，日本的一部新闻短片把无人岛描述成了“适合屠杀美国鬼子的地方”。还有一本杂志上宣称，如果越来越多的美国鬼子“被送进地狱，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清净”。
格雷迪·约克有一次遇到了一个敌人，敌人把他当成了一个野蛮的鬼子。但这个19岁的小伙子从来没有在信中说过他当时有多害怕，他只在最后一封信的最后的一句话写道：“为我祈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