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头脑告诉你不要上那架飞机，因为你将会死得很难看。但我们的头脑也告诉我们必须要为祖国做点事情。
——罗迪·道尔
载着飞行员们去打仗的航空母舰就像一座座漂浮着的美国小城。船上的小伙子们有地方看医生，也有地方剪头发。每天早餐喝咖啡的时候还可以看看船上当天的报纸。他们可以在图书馆里找到自己想看的书，也能在综合商店里买到想要的东西。水手们的日常工作很有规律，做礼拜、吃汉堡、玩篮球、洗热水澡，还能看电影。他们睡在干净的床铺上，穿着定期清洗的制服。
呆在船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一点儿也看不出他们是处在战争中。太平洋战争的战场是历史上最大的战场，航母舰队浩浩荡荡地航行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上。由于距离遥远，路上航行就要花掉很多时间。美国的士兵们从西海岸的海港出发，航程相当于从纽约到洛杉矶再折返那么远的一段距离，最后到达太平洋战场。
当厄尼·派尔看到在西太平洋岛屿上的战斗机被带回到珍珠港时惊讶不已，“这就像花两个星期把一架滩头阵地战斗机从意大利的安尼奥一路开回堪萨斯城一样。”
航行距离远是航母战争不同寻常的特征之一。欧洲战场的战斗中也有飞机参与作战。但那种战争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无非就是那种摸爬滚打，冷酷无情又不可开交的战争。但太平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是这样的一场战争：飞行员们在铺着台布的餐桌上就餐后，马上起飞投入战斗，而飞机则有可能会被突然击落。飞机在这场战争中给数百万人带去了苦难，而飞行员们却几乎连敌人的模样也没见过。
飞行员是航母上最重要的乘客。他们可以使舰队富有攻击力，也能保护舰队的安全。过去那种大型舰船之间互相开火短兵相接的战斗方式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经过远距离飞行后抵达战场投入战斗。而这些容易受到空中打击的舰船可以靠船上的飞机来保护自身的安全。
“我们在船上时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无线电技师乔治·弗莱施纳说道。“除了在飞行中我们有事可做，其他时间就是闲着了。我们会在指定的某一天飞行三至四个小时；可我们并不是每天都有飞行任务的。我们真的感觉不到自己就是船上的一分子，反倒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一件附属品。”
由于飞行员在战斗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他们在船上的住宿条件也最舒服。“和在陆地上比起来，我更愿意呆在船上。”飞行员沃尔特·斯通布雷克说道。“在航母上，你住在装有空调的营房里，条件又好。房间虽小，但却整洁有序。你还有一张书桌。而且吃得特别好。有人每两天为你洗一次衣服。你还可以剪头发。我在岛上的朋友们住的是帐篷，在泥里排着队用铁盘子吃饭。我在船上过的可真是一流的日子。桌上铺着亚麻台布，吃饭时使用的是精美的餐具，简直就像是在五星级酒店里。还有一点就是，船上的一切都特别干净。每架飞机都特别干净，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机会被弄脏。”
机枪手和无线电技师都是士兵，他们和飞行员们住的地方是分开的。“我们把军官们的营房称作‘上帝的国度’。”乔治·弗莱施纳回忆道。海军中，士兵和军官是被严格划分开来的。他们之间不可能有过多的交往，在船上，他们各过各的生活。“就连我们上船的时候，走的都是不同的踏板——士兵和军官们各走各的。但是我们之间没有敌对——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的。”
在航母上有一个地方是所有人都可以去的，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他们都可以去“准备室”呆着。“准备室就像我们这些离家在外的人的又一个家。那儿既是办公室，又是教室，还可以是电影院，或者是客厅。墙上有公告牌、图表、地图、海报，还有简报指南。”准备室相当于一个“控制中心”，所有人都在那里接受任务，进行战后汇报，有的时候还可以闲呆在那里。“我们在那儿看书、玩闹、打牌、玩多米诺骨牌、下跳棋、熨衣服、休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文斯·卡纳扎说道。“准备室每天都24小时开放，”弗莱施纳补充道。“军官们坐在前面，我们坐在后面。我们不和他们打交道，甚至不和他们一起玩牌。”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解释说，“尽管我们和那些士兵们共用一个准备室，但等级制度还是很明显的。我们是军官，他们是飞行员。”
“准备室里非常舒服，”文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把安乐椅，就像你们现在用的那种一样，就是不像现在这么软。每把椅子下面都有一个小小的存物柜，休息室后面还有更衣室，我们的飞行服、降落伞背带、手枪、小刀都锁在那儿的柜子里。”飞行员们都知道这些柜子对他们来讲是多么重要。“我们在准备室里就是不停地讲话，我们整天坐在那儿就是不停地聊天儿。有时候我常常在想，我们那个时候都聊些什么啊？”罗迪·道尔回忆道。
“准备室外面是一间小厨房，”无线电技师拉尔夫·森奇沃尔特说，“我们随时都有东西吃。那些没去飞行的人总会为那些外出飞行的伙伴们准备一些吃的东西。那儿有三明治、咖啡、牛奶和果汁。”“我们常吃的一种快餐就是把罐装咸牛肉和腌菜搅和在一起，然后夹到肉糜糕里，放在盘子上就着三明治或者饼干一起吃。”
但这些只是我们在准备室里吃到的东西。士兵们的一日三餐通常是在食堂里吃的。“我们吃脱水鸡蛋拌番茄酱，”文斯回忆说，“我们常吃斯帕姆午餐肉，加上菠萝、番茄和卷心菜；吃煮牛肉、牛肉干，新鲜土豆泥或者脱水土豆泥，罐装蔬菜，还有一种用牛肉饼和腊肠做的肉末。”
乔治·弗莱施纳说道：“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我们吃不到任何红颜色的果酱，只有橘子酱。我总是在想，是不是哪个橘子酱生产商贿赂好了船上的什么人，他把我们的果酱都给垄断了。”
“我们在受到袭击时，”文斯说道，“他们就会把食堂关闭，理由是保卫食堂。他们会把水壶、蓝色瓷咖啡壶，还有两加仑的豌豆汤或蔬菜汤放好。那些咖啡壶被悬系在一根绳索上，这样船体摇晃的时候，那些壶也跟着一起晃。”
“我们一旦遭到袭击就会立刻冲到飞行甲板上去，”文斯继续说道。“每次都有人不断地告诉我们‘把甲板让出来！’于是我们跳到甲板上一阵手忙脚乱之后，还要再回到上面。这样一来，飞行甲板上就总有上百号人在那儿。而平时，我们本不该出现在那里的。但要我们不在甲板上待着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给那些机枪手们加油，每当他们打下一架飞机，我们就会高声欢呼。我们是普普通通的美国孩子——喜欢橄榄球、棒球，也喜欢这种刺激的游戏。”
出去打仗之前，飞行员和空勤人员们都把注意力放在了空中战斗情报员身上。“这些情报员会告诉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罗迪·道尔说。“情报员是个聪明的家伙，他会告诉你目标是什么，在哪里，怎么找到目标，目标建筑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袭击没有成功会发生什么状况，如果不得不跳伞的话该怎么做。”
“当有哪一组人完成一次袭击回来的时候，”拉尔夫·森奇沃尔特说道，“他们就会给剩下的人讲述他们的经历，每个人都听得非常认真，这些人对你的所见所闻特别感兴趣。毕竟，他们紧接着也要去飞行了。”在返回的飞行员当中有个规矩，拉尔夫回忆说：“每次我们袭击回来后马上就去医务室，然后我们会喝上一小杯两盎司的威士忌让自己神经平静下来。”每次平安归来时，感觉心都快跳出来了。
航母上的飞行甲板是个异常危险的地方：上面旋转的螺旋桨随时都有可能削下你的胳膊，挥发性的燃油随时都可能被点燃，炸弹也随时都可能爆炸。在甲板上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像跳芭蕾舞一样精心设计好每一个动作。“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有团队精神的行动就是在航母上面。”飞行员波特·戈尔登说道，“在航母上，我们工作日程的紧张程度比在地面上要高四到五倍。每个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日程安排行事，这种紧张的神经要贯穿一天24小时。”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错误都会引来灾难：一个螺栓松了就会造成飞机在起飞时操作失灵，然后爆炸成一个火球；飞行员在降落时提前几英尺着陆都会造成飞机撞到航母而坠入海底；飞机在枪林弹雨中降落也是极其危险的。灾难出现的可能性随时都存在，这就需要飞行员靠迅速的反应来避免事故的发生。机组成员斯帕奇·弗雷泽尔记得当时亲眼看到一架鱼雷轰炸机着陆时，炸弹舱中一枚点燃的炸弹掉在了甲板上。那一幕可怕极了，斯帕奇立刻就吓呆了。这时，一个叫巴格莱昂纳的甲板水手“就像棒球比赛中二垒手那样向前滑去，肚子着地，趴在那里。他从皮带上拿下扳手直接把弹体上的导火索钳灭了——整个过程他就一直趴在那里没站起来，随后他把炸弹抱起来向身后扔去。炸弹先是砸在了飞行甲板上，然后弹到了水中——‘砰’的一声，爆炸了。整个过程在不到10秒钟内就完成了。”斯帕奇说，“如果当时没有他，我现在就不能在这儿给你讲这些了。”
事实上，头脑稍一疏忽都会造成严重损失。1945年3月，一名飞行员从“伦道夫”号航母上起飞，但是很快就报告说出现了紧急状况，原因是油压在逐渐下降。他得到指示让他在“约克镇”号航母上降落，那里已经准备好接收飞机降落。这位飞行员升空后已经架好了机枪，还额外准备了一箱机油，也就是飞机机身下面携带的那种可丢弃的“副油箱。”但是由于当时他太紧张，竟然忘了把机枪关掉，也忘了在降落之前把副油箱丢弃。
着陆成功了，但当他的飞机尾钩挂住拦机索时，飞机虽然停下来了，可副油箱却掉了出来，一直向前滑去。装满了航空燃油的油箱滑过了旋转着的螺旋桨，燃油马上就被引燃了，甲板上顿时火光冲天。于是水手们快速跑上前去控制火势，但却遭到了飞机上机枪的袭击。“那个飞行员在降落时本能地向后拉了驾驶杆，结果导致机枪的扳机也被扣动了。机枪不停的朝甲板和船上的建筑发射出大量的50毫米口径子弹。”后来，被严重烧伤的飞行员和七名中弹的水手被火速送往医务室。
乔治·布什记得当时看到一名飞行员掉下的一条腿在甲板上滑，到了他面前停住。那架鱼雷轰炸机的尾钩没能钩住拦机索，所以飞机撞到了一个金属防护栏上。那条腿就“颤抖着从他的身上掉了下来。那个可怜的家伙只剩下了一条腿。我们这些站在那儿的年轻人都吓坏了，这时候，那个大个子的飞行员‘走’了出来，对船员们大喊道，‘好啦，快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一下，’然后所有人一下子就又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一切就是这样进行的。阿奇·克拉普给我讲述了他看到一位好朋友死去时的情景：“有个家伙燃料用完了，结果就在船边上掉进了海中，”他说道。“他还试着打开座舱罩，结果没打开。我们当时认识他有一年时间了，可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淹死了。”
当然，离开航母后更加危险。
“有一次，我们几艘航母上的200架飞机都在空中飞行，但当时的能见度为零，”机枪手罗伯特·阿克布洛姆回忆道。“你当时根本看不见自己的手，而且你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撞到什么。天哪，好多飞机撞到了一起，死了好多人。真让人感到后怕——你连自己的手都看不到，那可真是一次危险的飞行。”
导航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那时的飞行员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通讯工具和导航设备。在苍茫的太平洋上飞行确实是件有挑战性的事情。很多飞行员起飞后就再也没回来，有的人是因为迷路了，有的是燃料用尽了，还有人被高射炮打中后坠毁了。很多幸存者们心中都有许多令人痛心的经历。
1945年2月17日那天，飞行员乔治·梅纳德的飞机受到了日本防空火力的猛烈袭击，他知道自己无法返回航空母舰了。飞机上的无线电不能用，但同他一起飞行的另一架飞机上的驾驶员用手势告诉他，如果他现在跳伞的话，下面的美国驱逐舰会接住他。
然而当梅纳德打开座舱罩时，那罩子一下子飞到了空中，连在上面的绳索从他胸前拉过，把它牢牢地固定在了座椅上。现在梅纳德只能用膝盖控制着他那架不停旋转的飞机，心里想着到底怎样才能活着出去。他试着拿出小刀，然后开始割身上的绳索。“先是割断了一股，”梅纳德回忆道，“然后又割断了一股，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最后，整根绳索都被割断了。这个过程花了五分钟时间，但当时竟觉得有一辈子那么长。”
他最终跳伞逃出来了，但他身上的救生背心在空中就意外地开始充气了。这使他无法把手指头放在胸前的皮带上解开降落伞的背带了。当他掉到水面上时，风把它的降落伞吹开了。他发现自己就像一枚导弹似的掠过海面，脑袋在海浪中穿行。“我想，好吧，如果我把自己的呼吸节奏调节成和海浪的拍打节奏相同的话，也许就能坚持得久一点，这样就能等到驱逐舰把我救起，”他回忆道，“我尽可能那么去做，但后来，我的呼吸没办法跟得上海浪的节奏了，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个情景就是，我抬头看着四五英尺之上的水面，想要呼吸。于是我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像一个变阻器瞬间熄灭了所有的灯，我一下子浮出了水面。”
后来“陶西格”号上的船员钩住了他的降落伞，把他拽上了船，但从医学角度来讲，梅纳德在上船之前就已经死了。他的脸和指尖都呈紫色，呼吸也已停止。但经过人工呼吸后，他竟奇迹般地有了反应，终于活了下来。他准备有一天能再度飞向蓝天。
1945年4月8日，“伦道夫”号航母上的飞行员杰伊·芬利在冲绳岛附近的水域被击中了，他在一阵眩晕中跳伞了。当他恢复知觉时，发现自己正在水下15英尺的地方。“我很高兴我是头朝上脚朝下的，因为如果反过来的话，我就会一直掉到水底了。”芬利挣扎着给他的救生筏充了气，然后就蜷缩在上面，浸着五英寸深的冰冷海水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睛，掀开身上的雨布。我向海平面直接望去，看到的全是水。我又往高处看了看，依然全都是水。接着我又往更高的地方望去，结果看到了更多的水。多可怕啊！我随着波浪起起伏伏，可我竟然一点也没感觉到。”
芬利在他的救生筏上整整呆了五天，海浪颠得他左右摇晃，冰冷的海水都溅到了身上。他五次被抛入了海中。“在这五天里，一直在下雨，天气很冷，没有阳光。”最后是一架飞机上的机组成员注意到了他放在筏子上的反光镜，然后把他带回了船上。经过了120个小时极度寒冷的折磨，他一直在生死边缘徘徊，这时有人问他是不是还想继续飞行。
飞行员杰伊·芬利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然，为什么不呢？”
有一次飞行员霍华德·森奇对我说：“我认为很多英雄的产生就在于他们必须从困境中走出来。”海军陆战队飞行员菲尔·冯维尔在一次袭击后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菲尔在太平洋上空9000英尺的高度上恢复了知觉，而此时，他的飞机正头朝下地往下坠落——噩梦开始了。“我总认为我是不会被轻易打中的，倒霉事儿不会出现在我身上。”他对我说，“后来，一眨眼的功夫，一颗炮弹击中了我的飞机。”它把菲尔右腿的膝盖骨打飞了，一块弹片嵌入了他右侧的太阳穴。
“我觉得有一大块金属从我的头上伸了出来，”菲尔对我说。“血流了满脸，我头疼得都快炸开了，腿也疼得厉害，到处都是血。我的那架飞机上有个大洞，但我当时脑袋里想的只有一样东西，‘鲨鱼’!真正让我害怕的就是怕被鲨鱼吃掉了。”
菲尔拼尽一切力量想让飞机继续飞下去，于是他把机上的炸弹全都投了下去，以减轻机身的重量。“我的右脚泡在了一大摊血中，”他回忆道，“我会因为失血过多而休克的。于是我从连裤飞行服上解下皮带捆在了大腿上，它可以起到止血带的作用。我把皮带的一端叼在嘴里，把小刀别在皮带上来将其固定。这一切都是边开飞机边进行的。”
“我向军舰发出求救信号，”菲尔说。“他们让我‘水上迫降’。可我一想到鲨鱼就害怕，于是我说‘反对’!”
最后油量表显示燃油已经耗尽了，他试图把飞机从水面上再度拉起。“因为有海浪的缘故，水面上有阵阵微风吹过，”他解释道，“有这微风就足够了。”他好不容易把飞机对付开到“本宁顿”号舰尾的时候，引擎也正好彻底熄火了。（“他们说我如果提前6英尺熄火的话就会掉到海里了”），飞机腹部触地降落后，他立刻失去了知觉。
看上去，能让飞行员坚持飞行下去的并不仅仅是严酷的飞行条件和怕被鲨鱼吃掉的担心，许多飞行员们还很怕被击中后落入敌人手中。
“我们的教官曾经说过，要同他们一直战斗下去，直到他们杀掉你，”飞行员雅各布·科恩回忆道。“如果你被他们抓住了，那你的下场将会惨不忍睹。”
“要知道，当你向他们开枪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愤怒的，”霍华德·森奇说道。“我们就想，如果我们被俘虏的话就一定会被枪毙，我们觉得活着的可能性不大。”
“我还记得当时我留了一发三八式步枪的子弹给自己，心想，一旦被日本人抓住了我就自杀，”机枪手鲍勃·斯塔斯达克说道。飞行员韦斯利·托德补充说，“我们常拿这事儿开玩笑。我们捏着嗓子笑着说起被抓到后会是什么情景，说不定他们会把你的头给砍下来。”
有一次我问俯冲轰炸机飞行员阿尔佛雷德·史密斯：“你们经历过生死关头的考验吗？”他答道：“孩子，你每天飞行时都能听到死神的召唤。”
“在空中的4个小时就相当于在地面工作8个小时，”乔治·海尔斯伯格说。“你只有一次机会；不能犯任何错误。我刚去的时候体重155磅，后来只剩下125磅，压力太大了。”
“最可怕的东西就是高射炮，”机枪手威廉·雷克说道。“当他们用高射炮向我们开火的时候，身边到处都是炸开的炮弹，这时候你真是觉得可怕极了。我们看到一架架飞机就在身边爆炸。那真是太可怕了。你会有一点儿发抖。当你从飞机里爬出来的时候，双腿都是软的。”
有些飞行员对我说，因为他们年轻，他们从来都没害怕过。“我从来都没害怕过，”乔·波恩说，“我从未想过自己会遇到什么倒霉事儿。在你年轻的时候，所有事情都是一场冒险。”
“那事儿真够刺激的，”拉尔夫·森奇沃尔特补充道，“但是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怕。就算是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活着回来，你也相信自己一定没事。就算是看到高射炮的炮火再猛烈——在你18岁的时候，你也不会感到害怕，你只会觉得兴奋。”
然而，也许当时感受不到的恐惧会在后来的梦境中出现。“过了一阵子你才会慢慢地感到后怕，”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大卫·安德烈说道，“在激烈的战斗中，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从睡梦中惊醒，浑身都是冷汗。”机枪手威廉·黑尔说道，“直到你回来之后才能感受到真正的恐惧。那天晚上你就会浑身发抖，怎么也睡不好。你可能压根儿就睡不着，或者是睡一会儿就醒了。你会不停地想着白天的经历，而且知道自己第二天还要再去经历一遍。但这些你从不会对别人说，可你知道别人也是这么想的。”
乔治·弗莱施纳回忆道：“我们的飞行指挥官在准备室里对我们说，‘有谁不怕这次飞行？请举手。’结果没有人举手。他接着说‘好。要是有人举手的话，我倒是觉得这个人疯了。”
但是，不管心里多害怕，不管工作多危险，不管有多少伙伴牺牲了，这些小伙子们还是继续飞行着。尽管如果他们说出那个词，心里就会好受一点儿，他们还是没有提起那个字眼。1945年的时候，罗迪·道尔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后来他告诉我飞行员们是怎么摆脱恐惧的：
有一次我的飞机被击中了，我想这下死定了。我们受过的训练可以让我在18秒以内戴上降落伞，然后从炮塔中跳出去。于是我就抓住了我的降落伞，但所有动作都是在强大的离心力作用下进行的。
但我们并没有坠毁，最后又开回到了船上。我试着开口说话，可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刚才的恐怖经历使我当时不会说话了。情报员说，“别担心，去医务室喝上半品脱白兰地，你就会好起来的。”他说得对，我恢复过来了。
我们当中每个人都说过“我不想再飞了”的话，没有人逼着我们上那些飞机。我曾经在几千英尺的高空从窗户往外看，我看到敌人的一颗炮弹直接朝着我的飞机就飞过来了，就像一个飞碟那么大。这一颗炮弹就足以送我们见上帝了。
每个人都很害怕。我们都知道这是个冒险的差事。我们的那种恐惧不像是小孩子怕黑的那种恐惧。我们害怕的是，一旦坠毁了都没人能找到我们，那就意味着你将再也见不到你的父母，再也见不到你想娶的姑娘，那可真让人害怕啊。
你的理智告诉你不要上那架飞机，因为你将会死得很难看。但我们的理智也告诉我们必须要为祖国做点事情。
我们如果在恐惧面前屈服的话，就不可能赢得那场战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我们的国家要靠我们去保卫，我们也准备好为祖国献出生命。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而我们做到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了潜水艇上的工作，最冒险的就要数从航母上起飞去打仗了。死亡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而对于飞行员们来说，死亡更是惟一的威胁。在陆地上作战的陆战队队员们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伙伴被敌人砍死，但对于飞行员们来讲，死亡就意味着又多了一个空位——准备室里又有一张椅子空了。“他们不会回来了，”威廉·雷克说，“仅此而已。”
而且，战争时期根本没时间去悲伤。在航空母舰上有太多事情要做，人们必须忘记死亡，或者至少暂时把死亡抛到脑后。“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人死去了，你只有去面对它，”飞行员德怀特·梅奥说道，“有的人就那么死去了，可他曾经就像你的兄弟一样，”阿奇·克拉普说，“但是你不能仔细去想这事儿，紧接着你就会接到下一次任务，而你知道这一次也许就该轮到你自己。”
“我们知道他们死了，”肯·梅雷迪思说起伙伴们死去的情景。“但是第二天，我们又出去飞行了。那么昨天就成为了历史。你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该如何度过自己的每一天。你只有继续飞下去，并希望自己会活过这一天。”
“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任务之后，”文斯·卡纳扎说道，“你就会感到自己要没命了，只是不知道具体在什么时候而已。但这对你来说已不是什么大事儿了，你并不会为此感到担心。”海军陆战队飞行员约翰·勒伯夫给我讲述了一个在准备室里流行的黑色幽默，是和飞行员的人寿保险金相关的。“尽管这个笑话听起来有点让人害怕，”勒伯夫说，“可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
一万美金带给家乡的老爸老妈。
他们不激动吗？
他们不高兴吗？
一万美金带给家乡的老爸老妈。
小伙子们对待死亡给他们的威胁就像开玩笑似的，但对待如何杀死敌人的问题却非常认真。“因为他们对珍珠港犯下的罪行，我们十分憎恨他们，”飞行员杰克·科恩说道，“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报复他们。”“我们觉得日本人很恐怖，”乔治·布什说，“我们都知道巴丹岛上那些非人的折磨手段。我们觉得他们对美国人做了这么可怕的事情，我们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究竟谁对谁错并不是问题。”
这种对敌人强烈的憎恨经常会让一些飞行员在战斗中做出超常的举动。“我们朝着那些漂浮在水面上的日本人扫射，”机枪手乔·波恩回忆说，“他们是敌人，我一点也不同情他们，对他们就该如此。”
“日本飞行员跳伞之后，我们的飞行员就会以向他们开枪为乐，”利兰·霍尔德伦说。沃尔特·斯通布雷克补充道，“我们不能饶恕他们。如果我们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坠下的话，就会朝乘着降落伞的飞行员开枪。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他就可能活下去，有朝一日又会回来打我们。这就是战争。”
然而，这当中还存在一个距离的问题。切斯特·班尼特是一位海军心理专家，他为上百名太平洋战争中的飞行员进行过心理评估。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们很少由于个人的报复心理表现出对敌人的憎恨。战争事实上是一场机械技术和各种战术的较量。我想如果战争结束的话，会有人走上前去和他们的敌人握手，我相信有些飞行员们会这么做的。”大卫·德烈对我说：“空中战争完全不同于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我们看不到敌人，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年轻，是不是有儿女，你头脑里不会想到任何与人性有关的东西。”
这种距离的存在使二次大战的形式更为现代化，并且还为以后的战争确定了新的特征。“空中战斗的妙处就在于它不是面对面的战争，”斯通布雷克解释道，“它是机器与机器作战。你能看到工厂、军舰，你知道下面的人们将会被炸死，但这完全不是个人之间的战争，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阿尔·林斯特龙解释说，“我从没见到过敌人的真面目。因为大家都是在飞机上。”
“上司让我们攻打的目标在哪儿，我们的敌人就在哪儿，”乔治·海尔斯伯格补充道。“敌人可以是德国人，也可以是日本人。我并不恨日本人，但是对日本人也没有同情心。”“你从来都看不到他们是不是死了，”波恩说，“你的时速是每小时130英里，同时你还在疯狂地射击。这是复仇的表现。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对于很多飞行员而言，所作的工作只是些技术活——起飞、导航、按计划投弹、回到航母上降落。这一切就像是一只上了发条的钟表，他们按步骤完成每一项任务，知道自己飞回去之后，准备室里就会有扑克游戏等着他们。虽然他们从来不谈论这些，然而当那个记载着再也回不来的好友名单越来越长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想，会担心自己到底什么时候也有那么一天。约翰·勒伯夫对我说，“我们试着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我们只把自己最勇敢的一面展现在其他兄弟面前。”但是在一支小调中，却唱出了很多残酷的事实。这首歌在太平洋所有战舰的准备室里广为传唱：
他爱他的飞机
他也爱飞行。
他从没想过
有一天他也会不行。
不要悲伤
也不要忧郁。
也许明天
你也会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