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这么做。
——乔治·布什
美国的飞行员小伙子从战争早期的挫败中恢复过来了，最后把日本从天上打了下来。1941年的时候，一提起日本的零式战斗机人人都会不寒而栗，但没过多久，每当日本飞行员的视野中出现美国飞行员的时候，他们也会发抖。美国的飞行员从日本人身上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同时也把自己的飞行水平提高到了极致。美国的飞机和飞行员们一起成长，不断改良。现在的“地狱猫”、P—38“闪电”和“海盗”已经把日本的空中力量远远地甩在身后。到了1944年，日本的帝国空军已经不堪一击了，那些日本飞机对于美国飞行员来说简直不值得一提。
随着美国在空中逐步掌握了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战场也发生了转移。比利·米切尔当年的预言现在不言自明：谁控制了空中，谁就能控制战争的结果。
切斯特·尼米兹上将的战略是要直奔日本本土，而且越直接越好。
马里亚纳从关岛、提尼安岛和塞班岛北部一路蜿蜒到东京湾。沿着这条海沟的岛屿，也就是那些淹没在水中的山脉的最高点，将铺就美军前往东京的道路。
由于这条航线接近日本，美日双方都知道对无人岛的争夺将是至关重要的。与瓜达尔卡纳尔岛、塔拉瓦岛和塞班岛不同的是，无人岛的各个岛屿都是日本的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任何国家曾在日本的神圣领土上踏上过胜利的足迹，因此美国人一旦登上无人岛也就意味着对日本的入侵。那么战斗就会更加激烈。
但是，就在美国人的来复枪和日本人的军刀即将在无人岛上短兵相接的时候，飞行员小伙子已经把战争带到了那里。
1944年和1945年年初，硫黄岛和无人岛上日本士兵的生活非常地枯燥、乏味、压抑，也非常危险。在硫黄岛上，日本小伙子在含硫的臭礁石上挖着洞穴和地道。每天他们在闷热潮湿的地下洞穴里挥洒着汗水。从塞班岛起飞的舰载飞机和B-24经常突然出现在该岛的上空，这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痛苦。在散发着硫磺气味的硫黄岛上没有淡水，他们的指挥官为了给2.2万名官兵树立榜样，每天只用一茶杯水来洗脸刷牙。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岛上的水源相对充足，是个繁茂的热带天堂。但在那里的2.5万名官兵在很久之前就砍秃了那里的山，他们砍伐树木建造掩体，找遍了岛上所有能吃的东西。
父岛除了是一个通讯枢纽之外，还是前往硫黄岛运送补给的中转站。货船和运输船从日本航行600英里到达父岛，船只在那里的天然良港将装载的货物卸下，然后转移到小船上，再由这些小船将补给运到150英里之外的硫黄岛。硫黄岛没有港口，因此那些小船只能停泊在黑色的沙滩上或是在近海处等着那些船只到海上卸载货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飞机和潜艇切断了这条从日本经父岛往硫黄岛运送补给的航线。日本的潜艇只是偶尔才能碰巧过关，但它们却运载不了太多的货物。
不久以后，无人岛上的士兵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突然觉得自己被遗弃在那些荒凉的岛上。尽管这些士兵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为天皇献身，但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很自然，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活过这场战争，能回去再次感受妈妈的拥抱，能再度把心爱的女人抱在怀里。但这些小伙子们看到了成群的美国飞机在头顶飞行，海面上的本国军舰数目越来越少。他们意识到东京的那些皇军将领已经决定让他们为国捐躯了，也知道自己挖的那些洞穴迟早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坟墓。
1944年7月4日，迪克·沃尔霍夫的妈妈劳拉在美国准备庆祝祖国的169岁生日，她负责在她妹妹鲁阿位于堪萨斯州伊达纳的农场里搞一次独立日野餐。
农场的厨房里挤满了家里的亲戚，他们忙碌着，说笑着。“劳拉在家里年龄最长，”鲁阿·斯特雷特对我说，“所以由她来作大厨，每个人都听从她的安排去准备食物。”
土豆和豆角都是自家农场上种的，油炸小鸡也是自家养的。“我把小鸡的头放在砧板上，”鲁阿说，“然后拿一把短柄小斧头一下子将它砍下。在那个年月，你必须勇敢地去做每件事。我想我现在不能去杀鸡了。”
喝的饮料是柠檬汁，用鲜柠檬榨汁，然后往里面加点蔗糖，当时分配到各家的蔗糖很少，所以很宝贵。“我们在家里不喝啤酒，”鲁阿回忆道，“我们没有啤酒也挺好的。”
炸鸡的香味一定会让劳拉想起她的儿子。迪克在过去的两年中请了几次假回克莱森特。在他最初写给妈妈的那些信中，他请求妈妈“别再在信中和我说什么炸鸡的事儿了，因为最近的三个星期我没吃过一顿好饭菜，我们成天吃豆子。我们在这儿不用看日历就能知道哪天是周六，因为每个周六早上我们的主菜都是豆子”。所以，他在家的时候，劳拉都会给他做好多炸鸡让他吃个够，至于豆子就不让他吃了。
迪克还有一个简单的愿望。他在信中写道，“我回家的时候，一定要躺在软乎乎的床上睡个够。在吊床上根本就睡不好觉，好多人睡觉的时候都从吊床上摔下来过，身上都摔出血了。那床有四英尺高，而地面又特别硬。”
这个7月4日对于劳拉而言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长大，而如今这两个儿子都在为国作战。她可以很骄傲地炫耀这两个孩子：一个是在太平洋打仗的迪克，一个是在非洲当兵的大儿子劳伦斯。劳拉十分牵挂她的两个孩子，但她还是处处往好的地方想，并且让自己忙碌起来。她还是每周在美容室里工作六天，自从丈夫死后，她就是靠这份工作养家NFDA7口的。而像今天这么大型的家庭聚会当然也会让她分散一些精力。劳拉不得不抓上一个人来帮她扭动木质冷冻机上的摇柄来把甜奶油和糖加到自制的冰淇淋中去。那些冰是从一个邻居那儿买来的，邻居冬天的时候从河里切下了那块冰，并用稻草包把它裹起来存放在附近的地窖里。在炎热的七月，摇冷冻机可不是个容易差事，这对小孩子们来讲太辛苦了，所以劳拉只好派一个没事儿做的大人来干这活儿。
下午的时候，全家人就围坐在后院的餐桌前或是有阴凉的门廊上聊天，太阳下山后就到了放焰火的时间。最开始是给小孩子们放那种闪着火花的烟火棍儿，然后就是给十几岁的孩子们放爆竹，接着就到了每个美国家庭在独立日这一天的庆祝高潮——那就是开始燃放只有大人们才能放得了的礼花。
“大家都非常喜欢那些烟花，”鲁阿姨妈说，“他们在空中绽放，上百万颗火花点燃了夜空，闪闪发亮。”
就在同一天，迪克正在“约克镇”号上，这艘航空母舰1944年6月30日从埃尼威托克岛出发向北航行。7月3日，美军驾驶着战斗机对硫黄岛发动了袭击，但是日本飞机升空拦截了他们。军舰的行动报告中写道混战的结果是，12架日本飞机被击落，而美军的飞行员阿瑟·沃德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一大清早，也就是7月4日，又一轮军事行动开始了。“约克镇”号当时距父岛66英里，天空正下着阵雨，只要风向合适飞机就马上出发。迪克所在的那架”俯冲者”是由欧文·欣茨驾驶的，迪克坐在他身后的机枪手位置上，凌晨五点，也就是黎明前最黑暗的那段时间，他们起飞了。在前往袭击的路上，迪克在五点五十四分看到了日出。
迪克和他的战友们在1.1万英尺的高空绕着父岛的港口盘旋，寻找着将要轰炸的军舰和船坞。六点四十分，他们开始俯冲。按计划，他们要在1.1万英尺的高度急冲向下，在2000英尺的高度投放炸弹，然后在1000英尺的高度调转机头逃离——这是一次典型的俯冲轰炸。不幸的是，这个计划对于岛上的敌军来说也非常地合适。父岛港口的外形就像一只“宾治酒杯”，四面被多石的小山环绕，只在西面有一个可以逃离的小豁口。要想在这个地方进行俯冲轰炸极其危险。飞机俯冲到山顶以下的海拔时，高射炮炮弹将不仅仅是从下面发射出来，而是将从四面八方射来。当飞机逃离后开往西面时，日军的炮火就会从上面的山洞打下来。
一架接一架的轰炸机俯冲下去，日本的高射炮朝他们疯狂地开火。华伦·莱特的飞机被打中起火了。只见一支降落伞打开了——不知那个人是华伦还是他机上的机枪手佛瑞德·普赖尔。跳伞的人降落在港口，结果坠入了水中。紧接着，又有一架飞机起火了。飞行员杰克·德赖斯代尔和机枪手布鲁斯·道尔顿也失踪了。
接下来，轮到了迪克。
就在劳拉·沃尔霍夫凝望着堪萨斯的夜空时，她的脸庞被红色、白色、蓝色的焰火照亮了。她并不知道，就在同一天，她的儿子却在空中看着下面绽开的焰火。他看到的彩色焰火是从地上向他发射的炮弹爆炸时的火光。其中一颗炮弹找到了目标，狠狠地击中了迪克的飞机，飞行员欧文·欣茨当场死亡。
飞机也即刻炸得粉碎。
这时，迪克发现自己已从支离破碎的“俯冲者”中逃了出来，正在自由下落，他用力拽开了降落伞。刚才击中飞机的炮弹有一块弹片崩到了迪克的右腿上，血流不止，疼痛难忍。迪克后来降落到了无人岛上。
他落地的地方是港口，落在那里就意味着他根本无法脱身。就在他向岸边游去的时候，三名日本士兵向他亮出了刺刀。看来迪克这次是在劫难逃了，这个克莱森特老虎队的优秀运动员拔出了随身携带的救生刀向前挥去。结果敌人的刺刀一下子扎进了迪克的肩膀，结束了这场对峙。他是日本人那天抓获的第一个美国飞行员。
迪克的飞行生涯结束了。就在两年前的同一天，他的妈妈在他的入伍志愿书上签了字，使那一年的7月4日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迪克被带走之后，又一群飞机突然出现在无人岛的上空。来自西雅图的飞行员比尔·康奈尔当时报名参军的理由是他觉得飞行是一件很“酷”的事儿。现在他正坐在一架双座俯冲轰炸机的仪表盘前，后面坐着机枪手本·沃尔夫。天还没亮的时候比尔和本就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了，现在七点钟刚过，他们已经飞行在父岛的港口上空了。“我们能看到两艘货船正开进港口，”比尔回忆道，“那就是我们准备袭击的目标。”
就在他开始俯冲的时候，一颗炮弹在他飞机附近炸开了，比尔被这一下震得昏了过去。“我恢复知觉以后，”他说，“开始试着重新操纵飞机。我往后拉操纵杆，但是根本没反应。机尾被炸掉了，右翼也不在了。我就像一片树叶儿从天上落下，飞机前后翻转左右摇晃，就像一片叶子。”
比尔把飞机上的炸弹都扔了下去，然后对后座的本·沃尔夫大喊，“跳下去！快跳下去！”比尔无法转过头去看他的机枪手是否还活着，他甚至不知道本是不是还在飞机上。直到今天，比尔都不知道本的下落。
“我等了几分钟，是想让本有一个合适的时机跳出去，”比尔回忆说。“然后，我也解开皮带跳了下去。”
比尔·康奈尔从8000英尺的高空飘了下去，下面的日军机枪手朝他疯狂地射击。“我看到子弹朝我飞过来，”他说道，“当时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天哪，今天可是7月4日啊。’”
比尔最终落到了港口，他卸掉了降落伞的背带，开始给救生背心充气。就在这时，他刚才本想炸毁的那艘军舰从他身边驶过。“他们把机枪对着我瞄准，但是并没有开枪。”他说。
比尔在港口的水面上漂了大约45分钟。没有人愿意出来把他打捞起来，直到后来轰炸袭击结束后，才有一艘载有10名船员的小船把比尔从水里捞了出去。
“他们把我拽上了船，”他说，“然后开始对我大喊大叫，还打我的头。日本人不用拳头，他们用手掌打我脸。”
后来，他们把比尔扔到了甲板上又掴又踢，但这是想吓吓他；如果他们想把他骨头打断的话，完全可以那么做。“我当时很怕死，”比尔说，“我想我死定了。”
船员们把比尔虐待了10分钟后，就用一根有一英寸那么粗的绳子把他从肩膀到膝盖绑了个结结实实。比尔说：“我当时就像一具木乃伊。然后他们把我这个木乃伊扔到了船头，朝岸边驶去。”
上岸之后，他们蒙上了比尔的眼睛，把他双手反铐在背后。就在这时，天上又出现了数架飞机，空袭警报响了起来。比尔被扔进一辆摩托车的挎斗里，然后那辆摩托车开进了防空洞。
空袭结束后，那些人把比尔·康奈尔带到了半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绑在了一棵树上。“他们蒙住了我的眼睛，”他说道，“把我双手向后绑在了一棵树上。接着他们使劲儿往外踢我的腿，这样我的双腿就伸向了前面，屁股离地面有几英寸的高度，这个姿势让我浑身疼得厉害，我疼得眼泪都掉了出来。当时我觉得肩膀都快被撕掉了，我试着用脚跟儿撑在地面上，一步一步移向大树，可就是怎么也动不了。那些卫兵看着我的狼狈相大笑起来。真是太疼了，简直无法忍受。”
六个小时后，比尔的上半身失去了知觉。岛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空袭，炸弹就在比尔身旁炸开了，卫兵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
“一大块泥巴突然崩到我的大腿上，”他说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有种奇怪的念头，觉得我的双腿可能不在了。我从蒙眼睛那块布下面的缝隙看了看，发现我的腿还在!”
比尔很幸运，他没有被炮弹炸到。那天仅从“约克镇”号航空母舰上飞出的飞机便向父岛投下了110吨的炸弹。
又过了约12个小时，卫兵们才把比尔从树上放了下来。“当他们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的时候，”比尔回忆道，“我的手指之间一点缝隙也没有，因为它们都肿得挤在了一起。我的双手看上去就像长在手臂一端的两个大肉球。两只手都紫了，我当时就想这双手八成是不能用了。整整两天，我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那天晚上，比尔又被双手背后地绑到了另一棵树上，但这一次绑得要松得多，而且他也可以坐下了。当他被绑在那儿的时候，一个日本人走上前去，将一杆步枪对准了他的眉间。
“他的来意很清楚，”比尔回忆说，“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了他的儿子，他想杀掉我来报仇。我想，‘那就听天由命吧!’结果卫兵们把那个人赶走了。”
最后，比尔被带到了日军指挥部，他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六天。他被绑在了指挥部外面的一棵树上，每天都要被带到指挥部里面接受审讯。“他们问我各种问题，好像我所知道的比一个上将还多。”比尔说道，“他们问我，‘这艘航空母舰上共有多少架飞机？’还有，‘另外一艘航母的任务是什么？’”一旦比尔给出的答案不能让审讯官满意的话，卫兵们就会使劲儿扇他几个耳光，力气大得把他以及同他绑在一块儿的椅子都打翻在地上。“他们并不想杀掉我，”比尔说，“但是那种经历可真是太糟糕了。”
比尔每天的伙食就是一个饭团儿，但只要想喝水或茶就能喝得到。他被绑在树上时，眼睛也总是被蒙住的。“我当时非常害怕，”他承认道，“我总觉得他们会处死我的。我想念我的父母、姐姐、姨妈们和叔叔们，我还想念我的祖父祖母。可当时我的性命掌握在别人手中，而我竟一天一天的活了下来，我只有往好的方向去想。”
“有一天我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比尔对我说道，“我仰起了头，这样的话，我就能从那块布的下面看到点东西。结果看到了一个美国士兵穿着蓝色的飞行服，眼睛被蒙着，双手被铐着，日本人正带他穿过庭院进到一座建筑物里。他的腿瘸了。”
那个美国兵就是迪克·沃尔霍夫。
比尔和迪克在那些可怕日子里的处境都很危险，但在日本人的眼中，他们两个却有很大的差别。比尔是名军官，而迪克只是个士兵。“作为士兵，我们知道自己一旦被抓就一定得遭枪毙，原因在于我们了解的情报不多，”机枪手威廉·黑尔说道，他回忆起他在军舰上听到的一则情报简报。“日本人根据我们是不是士兵来进行判决。”
比尔·康奈尔被绑在指挥部外的树上整整七天。后来他被捆着送上了一架破旧的水上飞机，运往硫黄岛。他在停机坪上飞机下的阴凉处坐了五个小时后又被绑上了，眼睛也重新被蒙上了，接着他被带到了一架双引擎轰炸机后面的座位上。比尔将要被送往东京附近的大船战俘营接受进一步审讯。
在飞往日本的途中，比尔从蒙眼布的下面偷偷往外看。“我看到自己坐在一个帆布包的边上，”他说道，“而那个帆布包里竟装满了棒球球棒！还有一副皮制棒球手套套在了其中的一个球棒上。我们正在这里打仗，可他们竟在那里来回运送棒球装备。”
战争结束后，比尔向有关战争罪审判部门提交了一份书面陈述，当中讲述了他在父岛受到的虐待。比尔从一封来自美国一位起诉人的信中得知，他真是特别幸运。“他们说我是最后一位活着从那个岛上走出的美国人。”
硫黄岛上的日本官兵们知道他们将会死在那里，但至少有一点能让他们感到些许安慰——他们崇拜那些把他们带向死亡的人。栗林将军是一个武士家族的第六代，他家世代效忠天皇。栗林心里清楚地知道这将会是他打的最后一仗。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别指望我再回去了。”他对儿子写道：“你父亲的生命就像是风中之烛。”
但他并没有绝望，按照真正的武士说法，他的表现会给家族带来荣誉。于是他和他的士兵们一样忍受着资源匮乏的煎熬，他和士兵们同甘共苦，还设计出一套保卫海岛的作战策略。
而父岛上的士兵们则远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他们的将领是那个满嘴脏话的立花荣夫将军。镰田松尾在立花手下干了六个月，他回忆道：“他常常酗酒。我经常去给他拿清酒。他总是喝着喝着就睡着了。”所有人都特别怕立花，因为他的脾气非常暴躁，心烦的时候还会随便打人。如果说武士的道德体制是黑白颠倒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一体制最真实的产物。在一支不讲求人性的军队里，这样的恶棍才能爬到顶峰。镰田最后说道，他“一直觉得立花将军是从社会最底层一步步爬上去的。”
1944年8月5日，父岛遭到了又一次猛烈的轰炸，其间有一架B-24被击落了。机上除了一名机组成员活着爬出来之外，其他人都在坠毁时的大火中丧生了。这次轰炸还造成了其他伤亡：立花将军第307营的官兵也被炸死了。立花为此狂怒不止，他复仇的时刻到了。
这个气急败坏的将军把迪克·沃尔霍夫和那个至今仍身份不明的B-24上的机组成员绑在了指挥部门前的大树上。
“这两个混蛋杀害了我们的士兵，”立花对集合在那里的官兵们大喊道。“为了警告其他人，给我狠狠地打他们，使劲儿踢他们，憎恶他们!”接着，他开始朝两个无助的小伙子扇耳光，一边打一边大口喝着清酒，然后他又大叫道，‘我痛快极了，我在和敌人算账！’”
立花当天下达了一道命令，决定第二天处死这两名战俘。那天晚上，他站在指挥部食堂内对官兵们宣布：“明天，两名战俘将被处决。所有没有任务在身的人都必须去看处决美国兵。”
东木成二大佐说道：“将军曾讲过，他在中国东北当营长的时候，观看处决战俘有助于提高部队的士气。”
8月6日，迪克和那名B—24机组成员被扔上了一辆卡车，拉到了307营的射击场里。东木大佐是立花身边的一位老副官，他命令伊藤菊次中佐监督处决的全过程，“按照决定，要用刺刀刺死这两名战俘。伊藤中佐，你来负责监督这次处决。”
后来，伊藤想到立花将军是故意让他来接手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差事的。“我确实和将军争吵过，”伊藤说道，“将军在那之后就真的不再和我讲话了。”但是上面所有的命令都相当于天皇的命令，所以伊藤中佐只能想办法，看自己该如何服从这个棘手的命令。
迪克和那个机组成员都被带到射击场里，手被捆在了身后，日本人让他们走上一个小山包。那时候大约是早上八点钟：太阳升起来了，气温也要开始升高了。这两个小伙子被告知他们将被处死，但在这之前，他们心里也一定料到如此了。他们眼看着日本兵把树桩钉到地里。接着他们被绑到了树桩上，眼睛也被蒙上了。
“那两名战俘被绑好之后，”岗本盛男回忆道，“伊藤中佐就下令为了向天皇表示敬意深鞠躬。”
“接下来由我来讲话，”伊藤中佐后来接着说道，“‘根据命令，我们现在将处死这两名战俘。’我接着走到战俘面前，用钢笔在他们心脏的位置画了个圆圈。”日本兵在训练中就是这样被要求的：对执行死刑的人不能直接刺到心脏，否则死刑犯就会很快死去。重要的是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上前刺上一刀，以体现出他们的大和精神。
伊藤中佐接着就下令开始用刺刀刺那两名战俘。“我让胆小的人先刺其中的一名战俘，”他说，于是选出二等兵松野先来。松野当时下不了手，伊藤中佐就朝他大喊道：“你还不刺，等什么呢？”
他不再犹豫了。四个二等兵一圈刺下来，两名飞行员的肺和胃全都被刺破了，他们的鼻孔和嘴里不断地冒出鲜血。他们的头也垂到了胸前。更多的士兵走上前去，两个人一组，把锋利的刺刀扎进了美国兵的身体里。
“那两名飞行员一直在呻吟着，”一名叫志村的士兵回忆道。“他们没有喊叫；他们只是在那里低声呻吟。”
“我们用刺刀刺完两名战俘之后，”冈本说，“伊藤中佐砍下了他们的头。砍头时他们还没断气。”
伊藤后来说道，他是出于对迪克他们二人的尊敬才砍下了他们的头。“依照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当一个人被处死后，砍下他的头是表达对他的敬意。尽管上面所下达的命令中并没有让我这么做，我还是出于个人对他们的尊重把他们的头砍下了。”伊藤试图作解释，在某个人剖腹自杀后就会进行砍头仪式。一个武士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会把自己的肠子取出，然后会由一名助手将他的头砍下，以结束他的痛苦。这种砍头是事先就安排好并经当事人同意后进行的。但是那两个口鼻冒血的美国小伙子那一天却没有得到任何荣誉。伊藤中佐是一个典型的精神武士，他歪曲了武士道的本质，也正是他这样的人把日本带向了灭亡，玷污了日本的历史。
迪克和那个B-24机组成员的尸体以及他们被砍下的头颅被埋进了事先挖好的坑里。迪克在八天以前刚刚度过了自己20岁生日。
8月16日，劳拉·沃尔霍夫接到了海军发来的电报，通知她迪克的飞机于7月4日被击落的事。电报写道：迪克是“在执行任务时失踪的”，劳拉在得出最后结论之前还要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说法。
大约一年半之后，海军才得知迪克已经死去的确切消息。但劳拉对她的侄女劳拉·马萨罗说，在那之前她就已经知道儿子早已不在人世了。
“迪克飞到了屋顶上，”他妈妈告诉马萨罗，“那情景就像在做梦一样，但那不是梦。我是清醒的，我看到了他，迪克挥动着美国国旗对我说，‘再见了，妈妈。’”
随着1944年炎热夏季的来临，立花将军的脾气越来越火暴了。日军的作战原则旨在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但在父岛，根本没有漂亮仗可打，也没有慰安妇可供官兵们发泄。他在那里只是等待着自己最后光荣赴死时刻的到来，他所能做的就是命令士兵们挖更多的洞穴。
来自夏威夷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岩竹伸明当初在被逼迫的情况下入了伍。他和其他士兵们一起奉命在父岛坚硬的岩石上日复一日的挖洞。岩竹先生后来向我讲述了他们那时的劳动：
通常先是由工程师们用炸药在入口处炸开一个坑。我们再用锤子和凿子去挖洞。那里的岩石非常坚硬，所以挖起洞来特别不容易。由于高强度的劳作和少得可怜的食物，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病了。
事实上，岛上存着很多大米、脱水蔬菜、脱水豆腐和罐头。但是父岛的指挥官们还是削减了每个人的粮食配额。因为他们认为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而我们的岛又是偏僻孤立的。
在挖洞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每天分到的食物就是一小份大米稀粥。我们大家常常在一起谈论从前吃过的好吃的东西。我甚至还梦到过在夏威夷时吃过的那些好东西，尤其是在野餐时吃的那种烤全猪。
我们在挖洞的时候，常常会遭到来自塞班岛的舰载飞机和B—24的袭击。有一次，我们正在洞外休息，突然听到了飞机的动静，大家于是都跑进洞里躲避空袭。我是最后一个跑进去的。我刚一进洞，外面就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当我跑出去再一看的时候，弹坑离我刚才所站的位置只有20英尺。一架B—24投下了一枚500磅炸弹。同伴们都对我说，“你真是太幸运了。”
我注意到，遭到轰炸和射击时，最先跑到洞里躲起来的都是那些已经结了婚的人。后来我明白了，他们还有妻儿等着他们回家呢。
岩竹和他的战友们一周在洞里干七天活儿，没有周末休息。所以，1944年9月2日那个周六的黎明，就在无人岛这个日本最先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岩竹起床后正准备投入又一天的艰苦劳作。
就在同一时刻，一艘名为“圣杰辛托”号的美国航空母舰已经到达了距岩竹的防空洞仅有50英里的地方。飞行员乔治·布什刚刚接受了那一天的袭击任务，走出了准备室。他的好朋友特德·怀特看到他，问道，“乔治，你今天打算去炸什么？”
“父岛上的无线电电台，”布什答道。
两个月前，乔治刚刚度过了自己20岁的生日，就在前一天，他还去父岛进行了一次轰炸，但是给敌人造成的损失很小。他那一天得到的指示很简单：“无线电电台就是你的首要目标。”
特德和乔治是在“圣杰辛托”号上认识的，但是他们父亲之间的关系可不一般。特德的父亲与乔治的父亲是耶鲁大学的同班同学。普雷斯科特和26岁的特德本人都毕业于耶鲁，也就是乔治本打算去读的那所大学。乔治和特德退伍后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两家人的关系也正如他们的友谊一样更加亲密。
那天，乔治本打算和他平日里的搭档——机关炮手利奥·纳德奥和无线电技师约翰·德莱尼一起执行飞行任务，但是特德却问到他是否可以代替利奥。特德是飞行中队里的军械军官，他想作为一名机枪手参加一次袭击。
“我们今天晚些时候就要转移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和你一起飞行了，”特德说道，“你看行不行？”
“这次去可能会非常危险。”布什警告说。
在那之前，布什已经领教过什么是危险的任务了，他已经在太平洋上飞行了近五个月。他在关岛、塞班岛、威克岛和马库斯岛都曾飞进了敌人的高射炮火中。乔治经历过军舰被击沉的场景，也经历过那么几次生死攸关的时刻，其中包括一次恐怖的飞机坠海经历。后来他共执行了58次袭击任务，进行了126次航母甲板降落，飞行记录1228小时。20岁的乔治当时是飞行中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和许多其他飞行员一样，他也是一个小孩子在做大人做的事。
当然，这件大人做的事也是十分危险的。乔治第一次参加飞行战斗是5月23日在威克岛上的袭击，第一次飞行中，乔治就亲眼目睹了身边的飞行员转眼间就消失的残酷一幕。乔治那天起飞去执行轰炸威克岛的任务，他的室友，飞行员吉姆·威克斯那天的任务是去进行反潜巡逻。吉姆和他的机组成员鲍勃·惠伦和查克·哈格德却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在水中没有发现遇难信号，也没有找到飞机残骸。“圣杰辛托”号上的飞行员小伙子们等待着，盼望着，结果却只有心中苦闷的惆怅和空虚，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好伙伴将永远离他们而去了。年轻的乔治在其他小伙子面前只是绷了绷上嘴唇，但当他回到和吉姆共住的房间时，一想到前一晚两个人还睡在同一个房间里，他狠狠地把自己摔向了床铺，痛苦地蜷起身子，哭了。
乔治知道父岛就是面前的一个危险挑战——前一天的战斗中，他看到了朝自己呼啸而来的炮弹，但特德·怀特却坚持着要和他一起去。乔治于是说，只要飞行指挥官同意就行，他本人没问题，结果特德如愿以偿了。特德将代替利奥·纳德奥担任那天飞行中的机枪手。
当天的早饭是蛋黄粉、培根肉、香肠、脱水炸土豆，还有吐司面包。早上七点十五分，乔治驾驶着他的鱼雷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了，后座上载着特德·怀特和约翰·特莱尼。每个人都在飞行服外面套上了一件救生背心。那天乔治的飞机上装载了四枚500磅炸弹。
早在他们开往父岛的途中，敌人就已经监视到了他们的行踪。裕仁天皇的防空炮手们在雷达屏幕上注视着乔治他们的一举一动。
上午八点十五分，乔治和他的飞行中队开始进行俯冲轰炸。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夜明山和朝日山的无线电电台。那两座山峰从太平洋上拔地而起，都是1000英尺的高度，上面林立着用来充当日军无线电广播发射机和收信装置的天线铁塔，因此很好辨认。在那些无线电铁塔的四周布设了多架高射炮和雷达装置，现在它们已经向乔治和他的伙伴们瞄准了。
领航的那架飞机遭到炮击后冒出一股黑烟，坠了下去，紧接着第二架也被击落了。这两架飞机一共投下八枚炸弹——两吨炸药——投到了无线电电台的铁塔群中。可是眼下，日军炮手的视野里已经看到了美军飞行员的队列。下一个进行俯冲的就是乔治，他明白自己必须要冲进敌人密集的防空炮火当中去。
57年后，我问乔治·布什，向着那些想要把自己从天上打掉的高射炮炮手们直冲下去的感觉是什么样啊？
“你身边到处是爆炸声，”他说，“四周全是一股股的黑色浓烟，那场景可怕极了。你全身都绷紧了，但是你却没有办法。你不能逃跑，所以你必须适应那种情况。你只能自己对自己说，‘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这么做。’”
布什停了片刻，接着说道：“当然了，你还总是想着，就算是中弹也是别人的事儿。”
但是在9月2日那天，那个“别人”就是乔治·布什自己。当飞行到投放炸弹的高度时，一颗日本炮弹击中了他的飞机。
“飞机剧烈的晃动了一下，被炸得翻了个儿，”他回忆道，“我们大概是以每小时190英里的速度下降。引擎开始冒烟；我看不清仪表盘。只见大火从机翼一直烧到了油箱。我想，‘真是糟透了。’但我还在想到底该怎么办。我应该把那些炸弹都扔下去，然后调转机头离开那里。”
一个20岁的小伙子甚至还不到投票和在酒吧喝酒的年龄，眼下却要操纵一架不断下降的燃烧着的飞机，而且飞机后面还坐着两个好朋友。下一次爆炸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飞行指挥官堂·梅尔文当时正驾驶着一架鱼雷轰炸机在附近盘旋，后来他说，“100英里以内都能看见乔治那架飞机冒出的黑烟。”
令人惊讶的是，乔治竟然坚持着按预先指示把炸弹都投向了目标。后来由于他的英勇表现还获得了一枚优异飞行十字勋章。飞行指挥官写道：“布什继续俯冲下去，在无线电电台上空投下了炸弹，给敌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接着直转向东，试图逃离父岛，他机上的引擎被黑烟和火焰笼罩着，一路上留下了黑色的轨迹，后来他的飞机就坠落了。”
一旦扔下了炸弹，就可以准备逃生了。“跳伞吧！跳伞吧！”乔治通过对讲机告诉特德·怀特和约翰·德莱尼跳伞逃生。“接着，”他对我说，“我把飞机转向右侧，以避免滑流压力吹向德莱尼身旁的舱门。”布什正坐在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大火球上，但是他为了给伙伴们一个更大的求生机会还在想着怎么去操纵这架飞机，尽管他明知道这么做会降低他自己逃生的可能性。飞机右翼轻轻一斜，尾舵就转向了左侧，乔治让飞机在空中斜着身子刹住了车，这样就减低了舱门处的气压，给飞机上的伙伴们更大的逃生希望。然而，这么做会耗尽宝贵的时间，推迟他自己跳离飞机的时机。
最后到了乔治自己救自己的时刻了。“我解开安全带向下跳了出去，为了不撞到机尾上，我还把头低了下去，”他对我说道，“可我拉那绳子的动作太快了，机尾还是撞到了我头上。”
现在还能看见乔治一只眼睛上的那道深深的疤痕，而当时他受的伤还不止这些。“然后降落伞钩在了机尾上，拽掉了几块板子，”他说。“结果，我的降落速度比正常快了一些。”
“布什的飞机冒着烟，”无线电技师理查德·戈尔曼说道，“接着我就看到了一个降落伞打开了。”戈尔曼看到布什“落入了海中”，与此同时，他还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布什的轰炸机爆炸了。
就在乔治即将冲入水中的那一刻，他还记得要解开胸前的降落伞皮带。他举起双手，降落伞就从他身上脱开了，吹向了父岛。他用力向岛的东北方向游了约四英里，游到了一只由另一架飞机投下的黄色单人救生筏旁边。他把它充好了气，爬了上去。但他手边没有划桨，而风正把他吹向父岛。
“我能看到那座岛，”布什告诉我。“我开始用双手划水，身体向筏子的前面倾斜，我使劲儿划呀划。一艘葡萄牙军舰撞到了我的救生筏，我的胳膊受伤了。我喝了不少海水，开始呕吐，头上还在流血。我还在想着特德和约翰。我哭了。对于20岁的我而言，当时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我刚刚从一架燃烧着的飞机中逃了出来，可现在却只剩下我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熬得过去。”
乔治往海平面上放眼望去，想看看有没有他的同伴，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后来有目击者说，那天从飞机里只跳出了两个乘着降落伞的人。其中一个是乔治，但另一个是谁就不清楚了。特德·怀特和约翰·德莱尼当中一定有一个人丧生了。
乔治后面遇到的麻烦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多。不光是水流将他推向父岛，同时还有一些小船为了抓他从岛上开了出来。
“我看到那些小船朝他的方向驶去，心想‘哦，这下他完蛋了’，”机枪手查尔斯·拜纳姆说道。这时又有两架美国飞机俯冲了过来，朝着那些小船发射机关枪。据后来的战斗报告记载：“‘圣杰辛托’号军械记录表明，那天为了向那些可能会去抓布什的小船开火，机上机枪共发射子弹1460发。”
过了一会儿小船上的人开始撤退，但是救布什的那两名驾驶飞机的战友也只能帮忙帮到这里了。他们的燃料就快用完，必须返回到航母上去。飞行指挥官向救援潜艇“长须鲸”号发送无线电报告，说明了乔治所在位置，而“长须鲸”号正在随时待命准备执行这样的紧急任务。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乔治不停地划着救生筏，盼望着有人来营救他，因此就更加用力的划。“我看过那张有名的照片，上面是一位澳大利亚飞行员正被砍头，”布什说道，“而且我也知道美国兵在巴丹岛上受到了怎样的摧残，没错，那个时候我脑袋里是想了一些这样的事情。”
当空袭部队出现在上空的时候，岩竹伸明一直在附近的一个洞穴里挖洞。“只听见有人大喊，‘飞机来啦！’”岩竹先生回忆说。他和其他人立刻开始下一步行动。士兵们跑到一处高崖上的有利位置看到了那艘潜艇，而这时布什还什么都没有看到。
一路上，乔治一边划着救生筏，一边祈祷，3小时13分钟后，他看到了100码以外的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那个小黑点越来越大，”他回忆说。“我先是看到了潜望镜，然后看到了指挥塔，接着就看到了潜艇的整个船体从水中浮现。”布什当时并不知道已经有人通报了他所在的位置。“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出现了幻觉，”他说，“当我意识到那的确是一艘潜艇的时候便开始感到害怕，我怕它是日本人的。我心想，如果那真的是一艘美国潜艇的话，这事儿就太幸运，太难以置信了。”
潜艇上五名士兵抛给布什一根绳索，把这个全身湿透、精疲力尽的飞行员沿着船身拉了上去。乔治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对他的救命恩人说出四个字：“上船真好。”
乔治在“长须鲸”号上度过了一个月，于是他就有很多时间思考和回味那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他总是在凌晨四点的时候站岗，而潜艇在那时候也通常是浮出水面的。后来他回忆起那些思索的片段：
我永远都记得那片美丽的太平洋——我看到了飞鱼，欣赏海上的美景，海浪卷上了船头。当船行驶在大海中的时候四周非常黑，夜晚是如此的晴朗，星星特别明亮。那景象太美好了，让人心旷神怡，那一时刻特别适合同上帝对话。
我有很多时间去思索，去挖掘自己的思想深处。我想要找到答案。曾经听人讲过有这样一种人——如果你遇到了麻烦，觉得自己一定会死的时候，你就想在最后时刻在上帝面前承认所有的过错，承认别人所有的好。
但事实情况刚好相反。我已经面对过死亡了，而上帝也饶恕了我。我深深地感激这一切，同时也有一丝迷惑。有时候人们在灾难面前祈祷时会问，“为什么会是我呢？”我也会问这样的问题，只是问的方式恰好相反：“为什么上帝偏偏饶恕了我呢？上帝留下了我的性命，是要我去做什么呢？”
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想清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家庭对我来说到底有多重要。我曾经和死亡近在咫尺，也有幸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这让我体会到了父母灌输给我的那些价值观和做人的道理是多么的重要，当然也清楚地看到自己有多么爱芭芭拉，我知道我一定会娶她。
人一上了年纪就会回想起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因为正是这些时期的经历造就了今天的你，而那段时间也就是我们洞察自己，寻找人生路标的时刻。我觉得对我而言，在“长须鲸”号上的那些日日夜夜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在我看来，我将注定活在这个世上，做出一番大事。
那些在太平洋上苦思冥想的夜晚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一天，我就1944年9月发生的那些悲惨事件采访了前总统布什。采访结束后，我关上电脑，开始同他闲聊。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问我是否知道当时飞机上特德·怀特和约翰·德莱尼的消息。
听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以为这事早在很久以前就有了答案。如果有什么新消息的话，新闻界一定会在他四次竞选副总统和总统时就深究出来了。但是当时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特德和约翰的下落，只知道他们都死了。
我告诉总统，对此我也不了解其他的信息。
“如果我当时多给他们点时间，他们就能逃出去了，这事一直令我苦恼不堪。”他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