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辜负父老乡亲对你的期望，你必须努力再努力，始终提醒自己记得身上的荣誉。如果活着，决不能当战俘让世人耻笑；如果死了，不要因为做错了事而在身后留下骂名。
——《日本皇家陆军野战勤务法规》
在欧洲战场的战争中，德国直到盟军部队攻入自己的心脏才肯投降，但日本却是被美国飞行员们从空中打败的。日本的全盘溃败开始于1945年2月16日。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早晨，美军召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也是最强有力的一支海军攻击部队，此外还有超过1200架飞机参加战斗。那是自三年前吉米·杜立特尔袭击东京后的第一次航母出击。
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任务。三天前，“伦道夫”号上的空军飞行总指挥把所有飞行员召集到一起开会，会上他宣布：“伙计们，我们就要前往东京了。”听到这个消息，所有人一度陷入了沉默。接着，人群中便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可片刻之后，
一个飞行员对比尔·布鲁斯说道：“天啊，我为什么要鼓掌啊？”
那个冬日的天气阴沉多云，刮着大风，又冷又湿。像比尔·黑兹尔赫斯特和弗洛伊德·霍尔这样的飞行员曾在俄勒冈州阴湿的天气里进行过飞行训练，现在他们意识到，幸好当时在那么恶劣的天气下受过训练，不然现在都没法适应这么糟的天气。
负责空袭的飞机很早就起飞了，一架接一架地升空，精确无误。机枪手罗伯特·阿克布洛姆那天没有飞行任务，但是他却一直关注着伙伴们战斗的进展。“我们的军舰向日本无线电台发出警告，”罗伯特说道，“第一波袭击将在早上六点钟轰炸东京。六点整的时候，广播停止了。我们欢呼了起来。”
飞行员们飞得很低，都处在高射炮的射程以内，他们马上开始了轰炸。“查理·克罗姆林回来的时候，机身上至少有200个洞，”战斗机飞行员阿尔佛雷德·博尔达克回忆道。“他的一个油箱上就有54个洞。”
那一天，有那么多的飞机都飞到东京上空进行战斗，于是出现了殊死搏斗的场面。战斗机飞行员M.W.史密斯在100英尺的高度朝一辆火车扫射。“在我刚好飞过那辆火车的时候，我身后的那个家伙就架起了机枪开始狂射，”史密斯回忆说，“他甚至把自己飞机的机翼都打出了三个拳头那么大的洞。”
日本人很震惊，也完全没有准备。结果，那些舰载飞机在工厂、船坞、补给仓库以及铁路调车场上空进行了一通狂轰滥炸。但是轰炸日本本土仍然是一件充满危险的事。“我们当时很害怕，”黑兹尔赫斯特说，“轰炸日本真的有点让人害怕，因为那里没有开放的海域可以跳机逃离。你只能在陆地上迫降，那就意味着你有可能被俘虏。”
当查理·布朗的双座SB2C“俯冲者”在东京附近被击落之后，他被抓住了。“我们当时正在轰炸一家工厂，”他后来告诉我。“我被击中了，引擎熄火了。我看到了一个湖，于是进行水上降落。就在飞机下沉的时候，我的同伴J.D.理查德已经上了救生筏了。”这时，一个农民划着一艘小船过来了。他们上了他的船，到了岸上之后，又有一个农民用棍子打查理的头。“如果他们想打死我的话，”查理说，“那我真的会被打死的。”一群日本士兵拿着一根粗绳子走到他们跟前。“噢，天啊！”理查德心想：“这简直是在上刑！”但是那些士兵只是把他们两个绑在了一起，然后拉着他们走上了一条公路。期间，他们偶尔停下来，让那些日本妇女用木屐打这两个美国飞行员。
“如果当时的情形反过来的话，我想美国人也会同样卖力地打日本人，”很多年后查理笑着说道。“附近地区老百姓的情绪都很高涨；当人们受到轰炸的时候就会变得愤怒不安。”
最后这一行人来到了一个火车站。日本兵把查理带到了外面，让他跪在土地上，身体向前倾。“我看过那张澳大利亚飞行员被砍头的照片，”查理说道。“有个人猛推了我一下，所以我的头就快碰到地面了。接着，我听到了一声刺耳的命令。我想，他们可能要砍我的头了。”
但是查理·布朗活了下来，看到了第二天的太阳。
由于2月17日东京附近的天气状况恶化了，航母舰队便掉头向南，准备轰炸硫黄岛。然后他们在第二天前往父岛进行轰炸。2月18日，那是一个寒冷的星期日早晨，五位飞行员醒来后，准备去执行他们第一项战斗任务。此前的一个月，他们一直都在海上航行，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去想象这第一次战斗的滋味将会怎样。现在，他们就要知道了。
在“伦道夫”号航母上，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和他的机枪手格伦·弗雷泽以及无线电技师马弗·梅尔尚即将执行飞行任务了。在附近的“本宁顿”号航母上，无线电技师吉米·戴伊和机枪手格雷迪·约克也为他们的飞行做好了准备。吉米、格伦、马弗和格雷迪当时都只有19岁，弗洛伊德同他们相比就算是一个“老家伙了”，因为他已经24岁了。
这些小伙子们在接受任务时，弄清楚了父岛上要轰炸的目标以及机场和无线电电台所在的位置。“父岛是个不好搞定的地方，”飞行员菲尔·佩拉伯说道，“他们那儿有出色的炮手，当你轰炸父岛的时候，就身处于一个环绕着的山谷之中。”
飞行员利兰·霍尔德伦和佛瑞德·劳弗因那天要与弗洛伊德一起执行飞行任务。“弗洛伊德、佛瑞德和我组成了一支由三架飞机组成的飞行小队，”利兰几十年后对我说，“这次袭击父岛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战斗。我们还缺乏经验。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当时有多么紧张不安。”
1945年2月18日的早晨，冬日的太阳直到七点十二分才升起。“伦道夫”号航母上的飞机十点五十四分开始起飞了。载着弗洛伊德、格伦和马弗的那架飞机被编在最后一组，至中午后才起飞，他们飞入了下着雨的阴暗天空中。
在“本宁顿”号航母上，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约克正坐在准备室里接受任务，飞行员们要去轰炸的目标都是相同的。吉米和格雷迪与飞行员鲍勃·金乘同一架飞机。拉尔夫·森奇沃尔特回忆说，“我们那天的任务，就是去轰炸父岛上的小机场。他们说我们将不会受到太多反击。”
太平洋上的2月18日就是美国的2月17日，那一天正好是吉米参军两周年的日子。文斯·卡纳扎回忆道：“在那之前天气一直很寒冷，我有一件海军发的黑色套头毛衣，吉米问我是不是可以借他穿一下。我拿给他的时候对他说，‘如果我这件毛衣回不到我手上的话，你就笨透了。’”就在他们走出房门的时候，吉米做了一件令拉尔夫至今难忘的事。“吉米在门边停了下来，”拉尔夫说，“然后转过身，笑着把他的皮夹扔给了身后的人。扔皮夹的时候他大声说道：‘万一我没回来的话，麻烦你把这个交给我爸妈。’”
虽然我们经常开玩笑，但却从来没有这么直接地谈论过死亡。
拉尔夫记得：“当吉米说那句话的时候，我立刻有种奇怪的感觉。因为我们从来没说过‘回不来’这码事儿。”
两天前轰炸东京的行动确实很危险，因此大家都觉得轰炸父岛的任务可能相对容易一些，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让那么多没经验的飞行员，比如鲍勃·金、吉米、格雷迪他们去飞行的原因。但是吉米的第六感一定已经预感到即将降临的危险。无线电技师肯·梅雷迪思看出格雷迪好像也有顾虑。
肯回忆道：“格雷迪和我在甲板上握手的时候，我真的好害怕啊。格雷迪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笑容，但那时候他却没有笑。所以我觉得格雷迪可能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尽管我当时很年轻，但我还是感觉到了。”
吉米把皮夹交给了其他人，但是那天他也戴上了一样幸运宝贝。他的女朋友格洛里亚·尼尔兹后来对我说：“吉米在最后一封给我的信中写道，‘我现在要带着你送我的白围巾出发了。’”
就这样，三个美国小伙子，驾驶员金、无线电技师吉米和机枪手格雷迪，驾着他们的“复仇者”起飞了。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人预感到他们的这次飞行将会遇到特别的危险。虽然金也是第一次接受战斗飞行任务，但却并没有表现出不安和恐惧。所以，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回来了。
布置任务的那个人说错了，那天他们受到的防空反击非常猛烈。
“高射炮的炮火异常猛烈，而且也非常精确，”机枪手威廉·黑尔说，“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黑烟，我们被炮弹震得左右摇晃。我面朝着机尾，手里把着两挺机枪，寻找着射击目标，我真希望能尽快从那儿出去。”
飞行员丹·塞缪尔回忆道：“当时岛上的天空非常阴暗，在云层当中有个空隙。很多飞机就是从这个空隙里钻出开始俯冲，于是日军炮手就将密集的炮火集中瞄准在那里。”
舰载飞机的飞行员们开始逐个下滑轰炸。飞行员利兰·霍尔德伦，佛瑞德·劳弗因和弗洛伊德·霍尔在空中盘旋着，等待他们进行轰炸的时刻来临。
“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当你的飞机降低速度，停在一个地方的时候，”罗伯特·阿克布洛姆说。“一旦你开始俯冲了，你就能感到速度的存在，这时候你的紧张感就消除了。”
“在其他人开始俯冲之前，我们必须一直保持盘旋的状态，”利兰·霍尔德伦说。“盘旋的时候，你找到合适的一点之后就开始俯冲。如果你俯冲的角度与目标之间相对垂直的话，你的速度就会很快。但我们这架飞机盘旋时把圈拉得很大，所以俯冲时与地面间的角度并不是很垂直，这样一来，我们的速度就没有前面那架那么快。”
利兰载着佛瑞德·劳弗因和弗洛伊德开进了枪林弹雨中。战斗机飞行员阿尔佛雷德·博尔达克说道，“高射炮朝我们射来的时候，你能看到眼前是一个个小红点。当这些小红点越来越近的时候，就变成了棒球球棒头部直径那么大。而当时，你的眼前有上百个这样的红点。”
上百个红点中有两个击中了它们的目标：佛瑞德和弗洛伊德的飞机中弹了。劳弗因的“复仇者”起火了，他和无线电技师卡罗尔·霍尔，机枪手乔·诺特里再也没能走出那架飞机。
弗洛伊德的飞机没有起火，但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所以他只能进行水上迫降。利兰在完成俯冲任务之后立刻飞走了，因为弗洛伊德的飞机是小队中的最后一架，所以没人看到他和他的机组成员在水上降落时的情景。后来海军在给他们父母的信中的说法是，他们在降落后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弗洛伊德、马弗和格伦当时却安全地跳离了飞机，并将他们的救生背心充气。他们又湿又冷又害怕，但并没有死。他们落在水中的位置位于父岛和兄岛中间，兄岛是一处无人居住的荒岛，因为实在太小了，所以当时连名字也没有。由于某种原因，格伦同另外两个人失散了，他向兄岛游去，而弗洛伊德和马弗则游向了父岛。
弗洛伊德和马弗现在的位置与六个月前乔治·布什掉入水中的地方差不多，但当时布什的位置距离海岸要更远一些。当初，岩竹伸明站在悬崖上看到了布什被潜艇援救的情景，现在，士兵们还是站在那些悬崖上看到了水中的弗洛伊德和马弗。渔民福井和一级准尉征矢佐武郎奉命将这两个美国人带上岛来。他们乘着小船划了大约100码，在冰冷的海水中找到了弗洛伊德和马弗，“他们几乎不能动了……就快沉入水中，”福井后来回忆道。“他们嘴唇都紫了，看上去非常冷。”
上岸之后，日本人允许他们在火边取暖。弗洛伊德穿着连裤飞行服，马弗下面穿着白色羊毛内衣长裤。征矢准尉让福井给308营的指挥部打电话。电话线那端的军官下令把这两个飞行员带到308营，抓到他们的人在那里可以获得奖赏。
在308营的营部里，士兵们搜这两个小伙子的身，拿走了弗洛伊德身上的手枪和马弗的救生小刀。然后把这两样战利品都交给了的场少佐。
但很快的，岛上的人们就不得不再次躲藏起来，一批又一批的美军飞行员们飞来了。弗洛伊德和马弗被捆着带进了防空洞里。
的场少佐撤回到他自己的洞里，落下的炸弹在洒满阳光的室外炸开了，的场开始摆弄弗洛伊德的手枪和马弗的小刀。黑暗中，这位少校抚摸着那把手枪，一边喝酒，一边思索着。
成群的舰载飞机的袭击让这个小岛在那一天慌乱不堪。
“2月18日的轰炸是我所经历过的最猛烈的一次轰炸，”高射炮炮手宇崎说道。“那一天约有1000架飞机参与了轰炸。身为一名高射炮炮手，我们几乎一直坚守在战斗岗位上，就连晚上也不例外。我们都非常疲惫。回到营房后只要一有机会就抓紧时间睡觉，但我们睡也睡不踏实。”
这些炮手们虽然疲惫不堪，但却非常敬业。“我们经常就在炮台边就餐，”末吉实郎中尉说道。同美国的飞行员相比，这些天皇的炮手们连停下来吃口饭的时间都没有。“他们发射的炮弹太多了，你甚至可以在发射到空中的炮弹上行走，”罗伯特·阿克布洛姆说道。拉尔夫·森奇沃尔特补充道：“好像岛上的每一棵树都在朝我们开炮。”
然而，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飞行员飞到岛的上空。飞行员耶西·诺尔跟在鲍勃·科斯比的飞机后面，他的左边就是鲍勃·金的飞机“复仇者”，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约克就在金的飞机上。耶西后来向我讲述了发生的事情：
我们飞到了约9000英尺的高空开始准备俯冲。我紧跟在科斯比的飞机后面。突然，高射炮打掉了科斯比那架飞机的右翼。他的飞机便开始顺时针打转，一边打转一边向右侧坠落。
科斯比的飞机翻着筋斗，落向了一边。后来狠狠地撞在了金的飞机上。科斯比的左翼撞到了金的飞机的炮塔和垂直安定面之间的位置。与此同时，科斯比的螺旋桨又刮在了金的左翼上，四片桨叶被打得稀巴烂。
金的飞机于是也开始打转。金当时想他们一定要坠毁了，于是告诉他的机组成员们跳伞逃生。吉米和格雷迪就跳了出去。我飞机上的伙伴们大喊道，“瞧，两个降落伞。”
金接着解开了安全带也准备跳伞，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他的飞机又正过来了。他“把住了”，也就是说他控制住了打转的飞机，又把它正过来了。于是金继续飞行。
就在格雷迪和吉米跳伞的时候，科斯比的“复仇者”开始转得越来越快了。科斯比、机枪手卢·格里克和无线电技师吉尔·雷诺再也没有回来。耶西设想他们的最后几分钟大概是这样的：
科斯比的飞机在9000到10000英尺的高空就开始打转，不停地打转。假设他们那个时候还活着的话，就算他们都是壮汉，巨大的离心力也会把他们紧紧地钉在机舱壁上动弹不得。
如果他们那时候还是清醒的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会想尽一切办法逃出来。他们一定试着解开安全带，也试着把舱门撞开，但是他们根本无法离开座椅。
当一架装载着1.7万磅炸药的飞机打转的时候就会产生极大的离心力。就好像游乐园里飞碟一样不停地旋转，把你后背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它们是同样的原理。当科斯比他们下落的时候就是被这种力固定在了座位上，逃不出来。最后，他们栽入了海中，就这样。
吉米和格雷迪从空中飘落的一路上，身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他们的降落伞被包围在高射炮的炮弹中间，”乔·波恩回忆说，“我觉得他们可能已经被打中了，已经死了。”但是，这两个小伙子竟奇迹般地安全降落在了离海岸不远的地方。
“我们飞了下去，准备给他们丢下一个救生筏，”拉尔夫·森奇沃尔特说道，“但后来我们没扔，因为我们看到吉米和格雷迪当时正在及膝深的海水中朝岸边走去。我们想，他们一定会被俘虏了，然后他们就安全了——至少我们是那么希望的。”
现在父岛上的日本人手中已经抓获了四名美国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马弗·梅尔尚、吉米·戴伊，以及格雷迪·约克。格伦·弗雷泽此时正在海峡另一端，躲在无人居住的兄岛上的灌木丛里。
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弗洛伊德和马弗都被关在308营的指挥部里。吉米和格雷迪是被275营抓获的，被带往立花将军的司令部。
有个大尉记得，立花将军当时鼓励士兵们去揍这两名19岁的美国小伙子。后来他还警告说，如果有人想保护这两个美国人而把他们带到防空洞里，或是以任何方式表现出对他们的怜悯，那么他对此将决不饶恕。
第二天是2月19日，星期一，吉米和格雷迪被带到了堀江义孝少佐的指挥部。这位少佐会讲一点英语，于是开始审问他们两个。格伦这时依然藏在兄岛上的灌木丛中。他一定在寒冷的冬夜里冻得瑟瑟发抖。他的军用水壶里还有满满的一壶水，身上却没有任何食物，但他心里还有一点点儿希望。
19日清早，弗洛伊德和马弗被带往308营的场少佐的指挥部，途中经过末吉实郎中尉所在的团。末吉和308营都有权处理这两名战犯，因此他们晚些时候将会讨论分别由谁来处决这两个美国兵。
弗洛伊德和马弗被绑在了一起，他们在警卫队队部外呆了三个半小时，从早上六点半到上午十点。在那里，每个想从他们身上体现民族气概的日军士兵对这两个毫无防御能力的男孩都恶狠狠地拳打脚踢。
末吉中尉很欣赏这两位小伙子承受痛苦折磨的耐力。他把手下的士兵们召集到这两名战犯面前。“我给他们每人喝了一口我酒壶里的威士忌，还给了他们每人一支烟抽，”末吉说道，“然后，我转向身后人群中的士兵们，对他们说，‘这两名飞行员是在为他们的祖国而工作，他们很勇敢，我希望你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榜样。’”
但是尊重并不意味着仁慈。前一天，美国的炮弹炸死了末吉手下的士兵，他要为他们报仇。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末吉对的场说到了岛上的伤亡状况，少佐发誓一定要严惩美国人。“末吉中尉想要处死一名飞行员，因为他想让手下的士兵们体会到击中美国飞机和飞行员的荣誉感，并希望以此唤起士兵们的战斗精神，鼓舞他们的士气，”的场回忆说道。
弗洛伊德和马弗被扔上了一辆卡车，然后被带往立花的指挥部，这样一来，也能让将军在他们身上出出气。但就在将军准备折磨他们俩儿时，空袭警报响起来了，立花不得不逃回他的防空洞。有个士兵费力地跑到弗洛伊德和马弗跟前，解开他们身上的绳子，并把他们带到了一处掩体内。立花将军看到之后大吼道，“你疯了吗？他们的死活不关我们的事儿。”
那天晚些时候，弗洛伊德和马弗被转移到了堀江义孝少佐的指挥部接受审讯，在那里，他们两个遇到了吉米和格雷迪。弗洛伊德和马弗是从“伦道夫”号航母起飞的，而吉米和格雷迪则来自“本宁顿”号航母。这是他们四人第一次见面，可这第一次见面看到的却是手脚被绑着的彼此，而且还时刻受到卫兵们的监视。他们是日本人手中的四个美国鬼子，是四个大难临头的美军飞行员。
就在吉米和格雷迪从飞机上跳伞出去之后，驾驶员鲍勃·金在飞行中队其他飞机的掩护下，以1000英尺的飞行高度飞回了航母。当大家看到他那架几乎没有左翼的飞机时，无不感到惊讶万分。而令人惊讶的地方还不止如此。这架飞机的尾部已经被科斯比的机头撞弯了。“就像一张纸牌从中间被折弯了一样，”耶西后来说道，“机尾从中间弯曲，并且耷拉下来。”
“我们告诉他，他的起落装置已经失灵了，让他不要冒险了，”耶西说。“我们还告诉他必须在水上降落。”于是，金的飞机就重重地摔向了海面，在海水的巨大冲击下弯曲了。
“我扔给金一个救生筏，”罗伯特·阿克布洛姆说道。“我拿着救生筏打开舱门，向驾驶员喊道：‘接着!’”
金在落入水面的时候受到了严重的震荡，结果回来后的那晚只能在医务室里度过，但他活了下来，而且不仅活了下来，他第二天就又开始飞行了。但是这个年轻的飞行员就好像换了一个人。
“金是我这一生中见到的最伤心的人，”拉尔夫·森奇沃尔特告诉我，“他失去了两位战友，自己却活了下来。他没有说太多。我觉得他从没有真正地从那次飞行的阴影当中走出来，他受到的震动太大了。我们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因此谁也没有指责他半句，他能活着回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已经解开了安全带，’”耶西·诺尔回忆道。“大家都做过同样的事情。金给了吉米和格雷迪一个机会逃生。他望向机舱外去寻找伙伴们的影子。他在飞机调整过来之前也正想跳伞。飞机正过来的时候他非常吃惊。他当时都已经解开了安全带，准备往外跳了。”
回到“伦道夫”号航母上之后，战斗中幸存下来的飞行员们开始悼念他们失去的三位战友。
“每当有人牺牲时，”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说道，“他们就是牺牲了。大家对此没有怀疑，没有议论，甚至也没有过多的思考。弗洛伊德没能回来让我感到难过极了，真的难过极了。”
“那些飞机和飞机上的人就那样消失了，”飞行指挥官泰克斯·埃利森多年以后对我说，“我们没有为他们举行葬礼，你能为他们做的事并不多。当你无法找到他们的遗体时，所能做的就只有把他们生前的物品包裹起来，然后寄给他们的家人。”
与格伦和马弗一起参军的朋友们把他们俩的物品装进了箱子，贴上标签后寄给了他们的家人。比尔·黑兹尔赫斯特和乔·怀特当年与弗洛伊德一起度过了那么多“疯狂的周末”，现在他们两个被指派为弗洛伊德整理遗物。
“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上午来整理弗洛伊德的东西，收拾东西的时候我们小心翼翼的，”比尔对我说道。“我们把每件东西都整齐地包起来。但把他在夜总会里和女孩子们拍的一些照片扔掉了，因为我们觉得把这些照片寄给他的父母不太好。”
弗洛伊德的父母后来收到了装着这些物品的包裹以及一张日期标为1945年3月7日的便笺，上面详细列述了他们儿子的遗物：几枚衬衫袖扣，一部柯达相机，一支自动铅笔，海军飞行员证书，若干张相片，一个针线包，一个鱼竿上的绕线轮，一个皮夹子，一支鞋刷，一把剃须刀，一个修面刷，还有一双皮拖鞋。”
我知道弗洛伊德事先就预感到他一定会在战斗中丢掉性命，于是我问比尔·黑兹尔赫斯特，他和乔·怀特后来是否谈到过这件事，因为弗洛伊德回加利福尼亚州的时候曾与他们说起过他的想法，那时候他已经不再和伙伴们一起出去玩了，而是决定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
“后来我们经常谈起这件事，”比尔说，“但不是在他死去的那天。那天我们因为失去了一位亲密的伙伴都感到很难过，但我们只是彼此安慰着说，‘像弗洛伊德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死了，真是太可惜了。’”
在“本宁顿”号航母上，飞行员们也为失去了战友而难过。
“汇报中说他们撞在一起了，”肯·梅雷迪思说道。“我们回到了准备室。那些家伙们已经不在那儿了，又有几张椅子空了——它们的主人再也回不来了。我向情报员讲述了我在空战中所看到的情景。随着汇报的深入，大家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画面，我们一下子意识到格雷迪和吉米将永远回不来了。”
“那些飞机没有飞回来，”无线电技师鲍勃·马丁说道，“但你却无能为力。事情就是这样的，谁都有可能碰到这样的事。我们心里都明白，自己也会有那么一天的。”
上面派肯·梅雷迪斯去整理格雷迪·约克的遗物。“我没有扔掉格雷迪任何一样东西，”他的伙伴这样说道。格雷迪说过最脏的粗话也不过就是“蠢东西”，像他这样的乖孩子是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让他的妈妈看到的。
硫黄岛的长度只有五英里。在岛的南端是折钵山，那是一座约有555英尺高的休眠火山，正好和华盛顿纪念碑一样的高度，那的确是座“山”而不是“峰”。
当你一个人站在折钵山上注视着下面那片海滩时，就会惊讶地发现1945年发生的一切惨景仿佛就在眼前。当美国士兵们登上那片海滩的时候，坚守在折钵山中的日本人不仅能够看到他们，甚至还能清楚地看到他们手臂上的徽章。那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就好像是射击场里的鸭子，走入了敌人们已经事先演练过好几个月的阵地，等待着被射杀。
我父亲所在的E连踏上硫黄岛的沙滩时，距离折钵山只有五六百码的距离。身为海军医务人员的父亲所乘坐的是二次大战期间最好的两栖攻击战舰。但是，这些坚强又勇猛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们在经过了四天的殊死搏斗后，才向岛上挺进了100码。从海滩到山边这段路途的岩石上涂满了美国人的鲜血。
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也要拿下这个岛的原因就在于，硫黄岛对于飞行员们来讲至关重要。
太平洋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战场。有时候，就算是一小块沙滩，或是像硫黄岛这样布满坚硬岩石的小岛也能对美国制定战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马里亚纳群岛——关岛、提尼安岛和塞班岛都在战争中为B—29提供了临时机场，以使这些飞机最终能飞向日本。
B—29是美国空中舰队中的远程飞机。有99英尺长，里面能舒舒服服地坐上10个人。这种机型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当它从马里亚纳群岛飞往日本的过程中必须要经过硫黄岛。若想通过最直接的路线到达日本，硫黄岛是必经之路。它所在的位置正好是马里亚纳群岛和日本之间的中点，而岛上还有两处飞机跑道和一个雷达站。一旦B—29靠近硫黄岛，雷达站就会提前两个小时向日本本土发出警报。此外还存在着其他风险。尽管美军飞行员们已经在太平洋战场上占据了优势，但身形巨大的B—29在前往北方日本本土轰炸的途中却很容易成为硫黄岛上小而灵活的战斗机的攻击目标。而且，在日本上空经历了高射炮的袭击和空中混战之后，这些身受创伤的B—29还要在返回途中再次与硫黄岛上的战斗机交火。很多飞行员和机组成员就是在这样的战斗中葬身大海的。柯蒂斯·勒梅将军是第20航空队的指挥官，他曾发出警告说他的飞行员们再也不能承受这种损失了。硫黄岛已经对飞行员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影响了美军对日本本土的攻击，因此必须把它拿下。
首长们把征服硫黄岛的任务派给了美国成立最早的战斗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战场上有很多陆军士兵，但只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能够拿下硫黄岛这样的要塞。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所写，“海军陆战队队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出色的战士。”约有七万名陆战队员为了进攻硫黄岛接受了为期近一年的训练。（夏威夷有一处同硫黄岛的火山地形极为相似的“大岛”，我父亲的连队曾在那里练兵。他们甚至在那里找到了一座与折钵山“极为相似的”小山，并练习攀登那座多石的小山。）
在2月19日入侵之前，美军飞行员们对硫黄岛进行了整整72天的轰炸。战争结束后，海军的分析专家们宣布说，这个小岛是太平洋战争中惟一一处受到最猛烈轰炸的地点。美军共出动了2700架次飞机，投下了5800吨（1140万磅）炸弹。据美军航空拍摄的照片显示，硫黄岛上每平方英里的面积上就有5000个弹坑。尼米兹上将认为美军投下的炸弹“足以把岛上的一切炸成粉末了”。当时，一支由880艘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排着近70英里长的队列开向了硫黄岛。那些军舰上载着11万名官兵，最后将硫黄岛包围了。
登上硫黄岛的进攻部队由7万人组成，每个人身后都有1322磅的粮食补给作为后盾，这也显示出了美军当时强大的财力和实力。这支舰队所载的食物足够一座像亚特兰大那么大的城市的所有市民吃上一个月。但不要忘了，他们可是海军陆战队的官兵，所以他们还带上了一亿支香烟。
所有的这些就是为了拿下广阔的太平洋中那么一座堆满火山灰的小岛。如果你开车行驶在公路上，五英里的路程只需要开上五分钟。然而美军士兵们为了征服这五英里的距离却付出了36天的艰辛努力。你在诺曼底的海滩上开个茶话会的话，战争要等到24小时之后才会真正打响。可在仅有两英里长的海滩的硫黄岛上，战争却要紧凑的多。美军的小伙子们战死在海边几星期都没有人管。
硫黄岛的恐怖之处在于——战争的另一方并不是为了胜利而战。日本人战前就知道他们一定会输掉这场战争，他们不是为了生存而战。栗林将军制定了一套规则，称之为“圣战誓言”，并命令将其张贴在每一处掩体、洞穴和防空洞中。他写的不是“为了胜利杀死10个美国人”或是“杀死10个美国人，我们就有一线生机”。他写的是“在你死之前杀死10个美国人”。
在硫黄岛上打仗就好像你夜里回家时在车库里遇到了一个袭击者。这个袭击者就算你用刀捅他，他也不会停手；如果你朝他开枪，他还是会一直往前走；如果你把他的右手砍下，他还会用左手卡住你的喉咙——你可以朝他乱砍，但他还是会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恶狠狠地爬向你。金井启是美军在硫黄岛上抓到的一个战俘，被抓获时已经失去了知觉。他对我说，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教给他作战时的原则就是：“就算是胳膊和腿都没有了，还剩下一张嘴，还可以朝敌人吐唾沫。”
那些日本人都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他们为了给敌人造成最大限度上的伤亡自己跑到地下，成为了“洞穴里的神风敢死队”。他们在五英里长的岛上挖了16英里长的地道。这些地道的墙上都涂着清漆，里面宽敞的足以让部队直立跑过，还装了电灯用来照明。日本的工程师们在地面以下很深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多层军事之城。栗林将军的办公地点设在地下75英尺处。岛上的医院建在地下46英尺处，医院的床铺是从墙上凿出来的。整个折钵山都被挖空了，建成了一座共有七层的地下世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用混凝土加固墙壁，再在表面涂上灰泥，那里有排水系统，通风管，有电、水、蒸汽。日本士兵所持的枪支有你能想象得到的各种尺寸，适合在房间和地道里使用。
在海军陆战队队员2月23日登上折钵山之前，海军和陆战队的舰载飞机先将山上的岩石烧软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往岛上投凝固汽油弹，”海军陆战队队员堂·豪厄尔多年以后告诉我。“折钵山从上到下变成了一堵燃烧着的火墙。”
凝固汽油弹是由哈佛大学的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发明的，他是一位科学家，在麻省理工学院、杜邦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从事科学研究。他们发现将环烷酸、棕榈酸同汽油混合在一起，就能产生一种类似凡士林状的、黄色的、有粘性的糊状物，这种糊状物会粘到物体上慢慢燃烧起来。这是一种理想的燃烧弹。这种凝成胶状的汽油能够粘到任何物体表面——房顶、墙壁、人，而且一旦燃烧便无法被熄灭。它不溶于水。如果你手背上不慎落上一小滴，那你只能等着它自己烧完。如果你想用力将火拍灭，结果将导致手指连同整个手都被烧焦。
“飞行员们围着山顶往下投凝固汽油弹，”豪厄尔说道，“那些汽油弹沿着山坡一路烧下去。整座山都会燃烧起来。在我们爬上山以前，飞机把整座山都给烧焦了。我们当时就想，山上的人是怎么忍受这一切的啊!”
堂·豪厄尔就在我爸爸前面往山上爬，一路上不断朝山洞里查看。他看到有些日本人还有呼吸，但他们那时已经动不了了。他说：“他们看上去吓坏了，一个个儿呆坐在那里，全都像喝醉酒了似的，他们的眼睛睁着，但却好像睡着的样子，看到我们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去拿身边的来复枪。他们身穿着整齐的军装，但是都躺在地上，就像昏过去了一样。”
后来，新闻界的报道以及约翰·韦恩在电影《硫黄岛浴血战》里的英雄形象都歪曲了真正的史实。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没有一个日本人向第一批登上折钵山的40名美国士兵开枪，也没有一个日本人手拿军刀向陆战队队员砍去，日本人连一枚手榴弹也没有扔出。
罗伯特·利德说道：“我们很紧张，心里想着敌人可能会突然跳出来，或者我们当中也许会有人踩到地雷。但是，当时一切安静极了。没有一声枪响。我们只用了40分钟就登上了山顶。”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为什么折钵山上顽强的日本兵们在最后关头没有一个人冲出来。没有一名日本兵活着从山洞里走出来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因为你没有给他们一点机会，”豪厄尔对我说。“你只是开枪把他们打死，或者往山洞里扔一枚手榴弹。”）但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飞行员们投下的雨点一般的汽油弹燃烧后，将山中的氧气都吸走了，导致了山洞里的日本兵窒息而死，或者说，他们至少是陷入了堂·豪厄尔所描述的那种昏迷状态。
有一张照片上反映的是硫黄岛上升起美国国旗的情景，这张照片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赢得了永久的地位，而且也成为摄影史上被重洗次数最多的惟一一张照片。但是直到现在也几乎没人知道，就在印第安小伙子艾拉·海斯在硫黄岛参与升旗的同一时刻，另一位印第安海军陆战队队员正在150英里以外忍受着痛苦。
就在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海军陆战队华伦·厄尔·沃恩上尉已经在一艘载满替补飞行员的驱逐舰上等待任务了。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约克所在的航空母舰“本宁顿”号上已有多位飞行员牺牲了，为了填补那些留下的空位需要补进更多的飞行员。于是，华伦·厄尔被送到了“本宁顿”号上。2月20日、21日、22日，他在航母上空进行了飞行巡逻。2月23日对父岛的轰炸是他第一次参加飞行战斗。
阿奇·克拉普那天在华伦·厄尔身后的那架飞机里。他对我说，“我们那天要去轰炸的目标非常危险，高射炮炮火十分密集。华伦·厄尔的飞机中弹了，他的机翼被打断了。当我飞到轰炸目标上空的时候，我看见他正乘着降落伞往下落，他掉入水中之后开始向岸边游去。”
在飞机中弹之后，华伦·厄尔的表现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举动。他从那架“海盗”号中跳伞出来，脱开降落伞后，为了避免呆在北太平洋寒冷的水中因体温过低而死，他开始向岸边游去。那些要抓他的人看到他正一步步游向他们的手心。接着，华伦·厄尔作了一件很不体面的事——为了活命，他投降了。
而那些抓住华伦·厄尔的人也并不是伪君子。因为他是个美国人，他们认为不应该将他处死。他们不会先杀掉一名战俘，然后再在敌人面前请求饶命。他们相信受人尊重的武士永远不会成为战俘。
而此时的硫黄岛上，那些日军官兵们正用自己的生命证明着这种荣誉的法则。
就在硫黄岛上升起了第一面美国国旗之后，堂·豪厄尔走进了折钵山中检查日本人的洞穴。后来鉴于其在战争中的英勇事迹，他被授予了海军十字勋章。他向我讲述了检查山洞时的情景：
我们手拿着来复枪静静地侦查着。突然，一个日本人出现在山洞口。他手里有一支来复枪，但是他并没有把枪对准我们。他只是端着那杆枪，根本也没打算朝我们开枪。他像个疯子一样开始大声尖叫。他一定知道如果他那么叫的话，我们就会朝他开枪。如果他手里没有拿着武器，双手举过头顶，静静地从洞里走出，我们就会把他抓为战俘。可是，我们最后开枪打死了他。
又有人陆续出来。他们每次只出来一个人，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经过任何组织。我们没有遭遇任何有组织的反抗。他们手里拿着来复枪或者是军刀，就像疯了一样到处乱跑。他们是在宣布自身的存在。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的结局，该是他们死去的时候了。他们希望在为国捐躯后，前往他们灵魂的狩猎场。
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没人能够真正理解他们。
再回到父岛上看看那里的情况，没有人明白华伦·厄尔为什么那么想活下去。一个士兵的天职就是为祖国而死，决不投降。日本人知道，战争，就是有关胜利和死亡。
不久之后，这个无人岛上的切罗基族人就从中得到了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