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胆敢违抗命令，即使他有存在的价值，也不要呆在父岛上。我的原则就是谁不听从命令，我就处决谁。
——吉井大尉，关岛战犯审判，1946年
1945年2月23日，美联社摄影记者乔·罗森塔尔按下快门拍下了六名美国士兵高举星条旗的照片，也就在这一被定格为永恒的时刻，华伦·厄尔·沃恩乘着降落伞降落到了苏里巴奇山北面150英里处的水域。第307营队的石渡士兵给了他一根绳子，把他从悬崖旁拉出了水面。上岸后，士兵们给他递了支烟，并让他在火堆旁暖暖身子。
父岛上到目前为止关押着华伦·厄尔·沃恩、弗洛伊德·霍尔、吉米·戴伊、马弗·梅尔尚和格雷迪·约克几名飞行员，而格伦·弗雷泽则仍藏在兄岛上，至此时尚没有被发现。
押送华伦·厄尔到立花将军指挥部的士兵说他身高7英尺，面貌英俊，古铜色的皮肤，留着长长的棕色的头发。另一位士兵则这样描绘他：作为一位美国人，他的肤色有些黝黑，但相貌看起来很严肃，身材魁梧。
当华伦·厄尔被押抵司令部的时候，将军早已决定好了这些战俘的命运。在堀江少佐的指挥部里，弗洛伊德·霍尔、吉米·戴伊、格雷迪·约克已经被审讯了五天，现在他们的处境即将发生变化。
的场少佐回忆道：“将军有令，堀江少佐审讯战俘一完毕，就马上把他们处决。首先处决吉米、格雷迪和马弗这三名士兵。”
吉米和格雷迪两人被送到立花将军的司令部，那里的人将他们俩和华伦·厄尔三人捆绑在树上，一绑就是三天，而马弗被送到了的场少佐所指挥的第308陆军营的营部。堀江少佐承认说：“在第308陆军营和立花将军的司令部里，人们的心里都充满了太多的仇恨。”
的场少佐曾答应过寺元纯一中尉要处死一名战俘，现在的场要履行诺言了。2月18日猛烈的轰炸过后，仅穿着一件白色长罩衫的马弗，被从的场的营部里带到了寺元纯一中尉那里，到达之后便被绑在了一棵树上等待着被处决。
2月23日也就是进攻硫黄岛的第五天。当时美国并无意攻占父岛，而只是打算拿下无线电台切断日本的海运线而已。可是日本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以为该岛位于美军进攻日本的必经之路上，便想当然的认为美军迟早要进攻该岛。内田有纪中尉说：“我们当时以为美军下一个要拿掉的就是我们。”因此，岛上的美军便犹如被囚困在监狱里的犯人，一边听着隔壁的战友饱受折磨时的惨叫，一边等待着自己悲惨命运的到来。一位名叫万丹的中尉后来这样描述士兵们当时的情绪：
士兵们异常绝望，大多数人以为硫黄岛失守之后，敌军便会来到父岛。
当时空袭十分频繁，2月份尤为猛烈。白天的时候，他们用火箭弹轰炸，并派飞机进行低空扫射，哪个地方也别想逃过。在夜间他们扔定时炸弹，白天则派飞机来进行低空轰炸，我们再小心也无济于事。晚上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躲在防空洞里，所以一天大约只能睡上两个小时。
至于日常供给，日本部队的补给线已被切断。所有部队的供给大为减少，因此有时不得不吃一些可食用的草啦，蜗牛等等来充饥。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士兵们的神经都有些崩溃了。
寺元纯一中尉召集了士兵把马弗围了起来，递给他一杯威士忌酒和一支烟，然后转向集结的士兵说：“我们要和前来空袭的飞机做斗争，还要不断地加固阵地，整天没命地干，已经筋疲力尽了，俘虏也已筋疲力尽了。战争对双方来说都非常的残酷。我们在岛上战斗得非常勇敢，他也经历了枪林弹雨，可以说是九死一生，虽说是我们的敌人，但也十分勇敢。被捕以来，就从没掉过一滴眼泪。”
尽管是在中尉的要求下才处决那名俘虏的，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并没有在公开场合处决，而是秘密处决了他。中尉仅是命令野村少尉一人去把俘虏解决掉。当时他认为在岛上的墓地处决战俘最好不过了，因此便在下午晚些时候集结了一小群人。
“上面有命令说让他们去‘做点事情’，”一个名叫岩川的士兵后来这样说，“因此我便拿了铁锹去了墓地，然后有人告诉我说让我挖个土坑。”
尽管没有记录证明是否有人告诉过马弗即将到来的命运，但他当时一定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双手被捆到了一起，沿着小路走着，押送他的那群士兵每人手里拿着铁锹。莱梅中尉身子的一侧斜挎着一把日本军刀。
马弗向墓地走去的时候，他的机关炮手格伦·弗雷泽拿着一包饼干被押到了的场少佐指挥的第308营部。
格伦那天一早便醒了，他已在这个狭小的荒无人烟的岛上呆了五天了。他带着自己的餐具，还有剩下的一点水。由于他在2月18日早餐后就再也没有进过食物，因此决定不能再这样继续藏下去了。
格伦正常时的体重为110磅，可是由于没吃没喝，这个19岁的大小伙子当时一定没有100磅重。他当时在父岛和兄岛之间的海域里看到了福井和山田两位渔民，而正是福井和另外的几个人把格伦的那两位兄弟给拉上了岸。
早晨，美国飞机出现在上空时，这两位渔民驾船到了兄岛的附近，然后躲到了岩石堆里。空袭结束时，他们再次驾船离开了那里，就在那时他听到海滩上有人在呼叫。
他们俩听到喊叫后转过头来，便看到格伦高举着双手从树丛后走了出来。格伦当时用手指了指嘴，他们便知道他是说自己饿了。
“我当时喊道，‘过来’，”福井回忆说，“他从桥墩的方向朝我们走来，我们想他不会对我们开火，就向他那边划过去，然后山田把那位飞行员接到了船上。看到他那么瘦小，我感到惊讶不已，那么瘦小，山田根本没费什么劲就把他弄到了船上。”
格伦穿着一件有毛领的棕红色夹克，粗布制服，下面则穿者一条蓝色的裤子和一双棕色的鞋子。他手上戴着银戒指，腰带上挂着把救生刀，并带着些餐具。山田还说格伦有着一头“火红色”的头发。
格伦在船上时打手势想要吃东西。两位渔民没有什么东西给他吃，就给了他条生鱿鱼，可是格伦并没有接受。靠岸后两位渔民把他带到他们的鱼棚里，给了他许多饼干和水。为了感谢福井在他饥饿时给他吃了那么多饼干，格伦摘下戒指送给了他。福井回忆当时的场景时候说：“他当时眼中噙着泪水，感激的不得了。”
“我把饼干一拿给他，他便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转眼间就吃光了。他在那里一直不停地吃。”
不久之后来了命令，要求把格伦带到第308营的营部，后来就来了辆卡车把他给带了过去。
一西嘉木是第308营的长官。当时格伦虚弱不堪，因此根本就没再麻烦把他给绑起来，而是把他扔在警卫室的一块垫子上。
那天的场少佐正在指挥部里给指挥官们开会。会上军官酒鬼们大吃大喝，而当时他们的士兵可吃的东西很少，却不得不干开凿洞穴的苦活。
的场少佐和其他狂欢的军官大吃大喝了三个小时后，在下午4点钟，有人前来告诉他们外面有一名美国战俘。这名战俘本应该被马上送到立花将军的指挥部的，但那样的话便搅了整个宴会，因此的场少佐下令将格伦押在他那里等到第二天再说。
当时和的场少佐一起喝着日本清酒的军官中有一位名叫中岛的大尉，他是一位臭名昭著、十分残酷的酒鬼。人所共知，他总爱拿着一根棍子暴打他手下的士兵。这一“武器”是用树干做的，大约有3英尺长，1英尺宽，很多士兵都已领教过他的厉害。
下午时光渐渐流逝，中岛大尉喝得酩酊大醉，就连的场少佐都开始训他说他喝的太多。这时中岛从桌边站了起来，抓起棍子，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宴席，此时大约是下午6点钟。
田中一崎大尉当时正在不远处的一个房间里审讯格伦，这时中岛来到了那里。
“他喝得醉醺醺的，”战地医务急救员森江博（当时大约有10名士兵在场，他是其中的一位）回忆说，“他喝多的时候，简直就像个疯子，没人能够阻止他。因此他向我们走过来时，我们向后退了退。”
中岛大尉发疯似的质问格伦，可是这个可怜的孩子又怎么能够听得懂呢，他当时一定惊恐不已，甚至有些迷糊。他瘦弱不堪，好多天都没有吃饭了，今天刚刚吃了头一顿饭，而此前杉土大尉曾好多次把他打倒在地。
“我当时也打了他好几拳，”中岛后来坦言道，“就是想知道在硫黄岛附近到底还有多少架飞机，坠毁的有多少，被击落的有多少。”而喝得醉醺醺的中岛大尉，不用翻译，却指望格伦能用手势回答他的问题。
醉醺醺的大尉高声吼着，不停地质问着格伦，而19岁的格伦则迷迷糊糊，因此而没有及时地回答问题时，大尉便拿起棍子向格伦打过去。“中岛大尉那时便开始用棍子来揍战俘，”森江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中岛大尉打格伦第一棍的时候，他坐在一张椅子上，而一顿恶打过后他浑身是血，之后，便身子向后一仰躺在了地上。棍子重重地打在他的头骨上的时候，他痛苦地呻吟着。在打了10棍之后，格伦的头部和脸部早已鲜血淋淋，而中岛都累得气喘吁吁了。
后来，中岛大尉向的场少佐汇报说他把战俘给打死了。“当时少佐对我说，我打死了飞行员，按道理应该毙了我，”中岛大尉说。但是少佐说此番话的目的并不是说他关心那位飞行员的死活。“少佐说应该毙了我，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从飞行员的口中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我便把他给打死了，而并不是因为飞行员的死。”
后来，一伙士兵在附近挖了一个土坑，把格伦那鲜血淋淋而瘦弱的尸体放进去埋葬了，随葬的还有他的餐具。埋葬格伦的地方没有任何标志，也没人在任何一份报告中记下他的名字。每当提起他的时候，人们都以“战俘”或“飞行员”来代指。
“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位战俘的名字，”中岛大尉后来承认道，“在当时，问他的名字简直都有些多余。我打死了那名飞行员，却不知道打死的是谁。”
傍晚时分，也就是格伦刚刚被杀害之际，话务员马弗·梅尔尚也被带到了自己最终的安息之地。墓地就在大道旁边的一座小山上。莱梅中尉和马弗两人在大道一旁停留了片刻，拿着铁锹的士兵则列队向坟墓的方向前行。几分钟过后，莱梅中尉带着马弗来到了小山上。
若干年后，我沿着那条小道前行到墓地时，感到那里死一般的静寂，当初大树巨大的树冠一定使得傍晚时分更加的昏暗。沿着小山向上不用爬几步，便能看到一块块的墓碑。这里的墓碑又高又窄，和美国的矮矮的墓碑很不同，马弗在当时一定意识到了那是一片墓地，况且那里还有一孔刚刚挖好的墓穴。
在这孔新的墓穴旁边，莱梅中尉递给了马弗一支烟。面对此情此景，马弗并没有慌乱，而是静静地抽着烟。
后来有人把话务员马弗·梅尔尚的双眼蒙了起来，把他带到墓穴边，让他跪在那里。
当时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啊。飞行员查理·布朗驾驶的飞机于2月26日在东京上空被击落后，他以为自己要被砍脑袋了。当时有人把他的双眼给蒙了起来，让他跪在那里，伸出脖子。“我当时想，死就死吧，”查理说，“想到脑袋将要被砍掉时，我既不害怕，也不惊恐。而恰恰相反，我感到非常的镇定，也许就像我要昏倒前血液冲到我脑袋里的那种情形。我的生命没有在我面前惊恐的摇摆不定，我很平静。现在想来，我当时所想的就是希望父母不要知道我是怎样死去的。”
读了舍温·努兰的专著《我们是如何死去的》，我们便可以得知，查理当时的镇定是有医学根据的。努兰写道，当遇到恐怖情景的时候，人体内便释放出一种自我生成的一种叫做内啡肽的麻醉性物质。“内啡肽的生成是哺乳类动物和其他一些动物保护自身免受情感和身体侵害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天生的生理机制，可能出现在史前阶段的野蛮时期，因为那时威胁生命的突然事件常有发生。”在分析一个女孩被谋杀的案例时，努兰博士如是写道：“我深信这是自然发生作用的结果，这样的情况很多，它能提供一定的剂量，让即将死去的孩子保持镇定。”
穿着长罩衫的马弗跪在刚刚挖出的泥土上面。
“莱梅中尉把刀举了起来瞄准了两下，”一位名叫石压的士兵说，“接着他让我们向后退一退，说别让血溅在身上。”
“中尉对着战俘的脖子比划了两三次，”岩川回忆时说，“我们那些挖墓穴的人都不愿看当时的场景，所以我们向后退了好几米。”
刀落了下来，从马弗的脖子上滑落过去。“当刀砍到脖子上的时候，”岩川说，“他只是轻轻地呻吟了一下，并没有大喊大叫。”
砍了这一刀后，中尉便把刀收了回去，马弗便向前一个跟头栽在了墓穴中。莱梅中尉命令士兵把他的尸体埋起来。岩川看到马弗的尸体躺在墓穴里的时候，他又突然意识到莱梅还有一件事情没做。
“脑袋还没有完全被砍掉，”由奈说，“几乎就砍掉了，但脖颈处还有一块皮连着。”如果当时马弗死去的尸体被直立起来的话，那他的脑袋一定耷拉在他的胸上，悬在脖颈上。
夕阳落到地平线以下的时候，穿着长罩衫的洛杉矶人马弗·梅尔尚早已被埋掉了。马弗在这个世界上整整生活了19年6个月零2天，参军也快有两年了，当初参军还是听了他兄弟小霍伊特的主意，说是参军能让生命更加精彩。
***
马弗被害的第二天，即2月24日，星期六，的场少佐来到了立花将军的司令部见将军。当时少校和将军都已意识到硫黄岛附近的战斗是多么的残酷，而自己的士兵又是如何被消灭掉的。父岛的士兵任务繁重，疲惫不堪，补给也非常的有限，并且还担心马上就要遭受轰炸。但在午后他们度过了最愉快的时光——一起喝日本清酒。他们当时一定喝醉了，但无法知道他们醉到什么程度。“的场少佐告诉我他们两人一连喝了三天。”福田大尉后来告诉我。
“在将军的司令部里，”的场少佐后来回忆说，“我们喝着清酒，喝着喝着话题就转到了驻新几内亚岛的日军上了。后来我和将军还谈到那里的军队因补给严重短缺，而最终不得不吃人肉活命的情况。”
这两位精神勇士谈论的话题，就是对醉醺醺的他们来说也有些毛骨悚然，但却非常的刺激。东京的精神勇士向新几内亚岛派遣了15万大军，他们原本没有计划好这次行动，而且对那里可怕的热带环境知之甚少。他们极不负责任，没有给大军提供充分的补给，而是命令他们以当地的给养为生。可是在新几内亚岛上连当地的土著居民都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那里的土地绝没有中国肥沃。海上运输线被切断时，日本的将军们就干脆置那些被困的士兵于不顾，让他们自生自灭。
对于驻在新几内亚岛上的几乎所有士兵来说，这无异于判处了死刑。他们没有食物可吃，便开始吃自己兄弟的尸体。少佐和将军两人边喝着清酒，边谈论着那里的情况，脸上却意外地显露出非常羡慕的神情。
下午过半的时候，第307陆军营的长官加藤大佐给立花将军的司令部打电话邀请将军和的场少佐两人到他的指挥部去参加一个酒会。
“我们是步行去的加藤大佐部队的营房，”的场说，“可我们到达时，却发现那里的酒和下酒菜根本就不够。”福田大尉回忆说：“我们当时就只有两瓶清酒，的场少佐开始吆喝着要酒。”
人人都知道哪里有大量的清酒——立花的指挥部，福田给那里打了个电话让多送些酒过来。
当时桌子上摆着个日式肉片火锅。要做肉片火锅，应先把一个盛满汤水的沉重的平底锅加热，然后往锅里加入一些鱼、肉、蔬菜、面条，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放在一起煮。
立花将军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肉和蔬菜后，便咕哝着说肉根本就不够大家吃的。
“的场少佐气的不得了，”福田说，“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第307陆军营饭桌上的菜里肉不太多。”
见此情景，第307陆军营的人吓坏了，然后寻思着如何确保大家有足够的肉吃，以免挨一顿暴打，可就在这时，喝了不少酒一连数小时转来转去的立花将军却突发奇想。“将军问了我处决战俘的情况，并说多搞些肉。”的场说。立花对那里的人说：“一个人要敢吃人肉，就必须有足够的胆量。”当将军谈到吃人肉的时候，他用的词是“胆量”，可具体指的是肝脏，笼统说来是指人体内的各内脏器官，这个词还有精神或思想的力量的意思。在日语中这个词是‘kimogaookii’，表面意思是某人的胆子很大，但实际意思是说某人很勇敢或某人胆量很大。因此，当立花将军说要吃马弗肝的时候，表面上虽说的是一种器官，但其中的内涵绝不是表面上的那些东西。
的场少佐在下午四点半左右给第308陆军营的营部打了个电话。“从电话上来听，的场少佐喝醉了。”当时接电话的嘉木大尉说。的场少佐命令嘉木大尉把马弗的肝脏割下来。
“我告诉少佐说马弗的尸体早被埋了，因此试图劝说他放弃从尸体上割肉的想法，”嘉木大尉说，“我力劝少佐不要从尸体上割肉，但他命令我告诉医务官把尸体挖出来，然后把肉割下来送到他那里去。”
是命令就要服从。嘉木大尉只得命令营部里的外科医生寺木去干这件龌龊的事情。当时值班的战地医务急救员森江博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
外科医生寺木来到伤兵区，和他一起前来的还有另外两名士兵，他让我准备好一些医用工具，但并没有告诉我要去干什么事情。我以为是别人打电话来说，发生了突然事故，便准备了一个急救箱。寺木对我说：“跟我来。”
当我们到达墓地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有人告诉医生哪个是马弗的坟墓，然后医生就让那两名士兵开始挖掘。
医生告诉我说这是的场少佐的命令，少佐命令我们分解尸体，取出马弗的肝脏。由于我当时知道飞行员是昨天被干掉的，尸体早就腐烂掉了，所以我不愿意干，但医生说这是命令。
那两名士兵将尸体挖了出来，当时尸体上仍穿着长袍子。人是被斩首的，尽管脑袋和脖颈还有一点点的皮肤连着，但脖颈处已经被砍开了十分之七。
尸体被挖出以后，寺木医生便从我手中接过一把解剖刀，并告诉我说要马上解剖尸体。
寺木随后命令我把马弗的一条腿砍掉。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这是的场少佐的命令。”在日本军队内部有个惯常的做法，那就是当全尸得不到很好的安葬时，便常常将其中的一只手或一只脚砍下来，给以很好的安葬。因此我当时以为这次也一样，就开始砍他的一只脚。
这时寺木又对我说：“不应从脚跟处砍，而应该把他的整条大腿给砍下来。”听后我便问：“为什么要这样？”他接着回答说：“这是命令，没什么好问的。”
我接着又问道：“我真要把他的整条大腿都砍掉，包括里面的骨头？”寺木回答说：“不必了，只需要把腿上的肉切下来就行。”
寺木把马弗的胸腔打开，把肝脏从里面给割了出来。我则从他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那块肉有四英寸宽，一英尺长，大约有六磅重。
寺木用白玻璃纸把肝脏和那块肉包裹了起来。
从伤病员区来这里的时候，我随身带了纱布绷带和药用棉花。我把纱布放在腿部的伤口处，便开始给它包扎。我取出针和线，然后问医生要不要把尸体的开口处给缝起来，医生告诉我说天色已晚，他是不会干那事的。说完话后，医生转向士兵，告诉他们把尸体埋起来。
肝脏和那块肉被割下来大约20分钟后，杉木中士来到了这里，并从寺木医生那里把那一包东西取走。
后来杉木中士把这包肉送到了第307陆军营的营部。人们把马弗的肝脏和大腿肉切了切，放到了肉片火锅的旁边，好待会儿煮了吃。
“的场少佐和立花将军要吃那些肉，我便给他们送了上去，”福田说，“少将说：‘要想成为一名强悍的士兵，就要吃这种肉。’”
将军一边命令其他人吃，一边说这也是表现一个人“最基本”的勇气的时刻。少将说：“人肝是一种良药。”可是整顿饭并不是他说的这个样子。“将军和少佐基本上把他们那份吃完的时候，防空警报就响了起来。”嘉木后来回忆道。
那时立花将军都喝的晕头转向了，嘉木迅速地把他转移到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里。“的场少佐没有和将军一起躲到防空洞里面，他说什么子弹的，炸弹的，根本伤不着他一根汗毛。”嘉木说。
“空袭过后，立花由于先前喝的太多，所以动弹不了。”嘉木回忆时说。当时，这只“食人兽”不停打着呼噜，有人把他拖到了一辆轿车里，送回了司令部，在司令部里他睡了一天一夜才醒酒。的场少佐则躺在指挥部的地上睡到了第二天才醒。福田大尉说他睡得太死，甚至都不知道给自己盖条毯子。
第二天早晨，的场少佐命令别人把吃剩下的那块肉送到将军的司令部里。后来，少将说他根本没记得自己曾下过这样一道命令，但他也承认说很有可能是下了道那样的命令，因为第二天他一早又开始喝酒了，可能是他醉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吃马弗·梅尔尚的肉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叫什么犯罪。精神勇士吃人肉宴是合法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保存了这样的一份秘密命令的原件，这份和吃人肉相关的命令是澳大利亚军队在新几内亚岛上找到的。澳大利亚档案保管员把它命名为“第80.107号文件”，发布这份命令的是菊太郎少将，当时他是第四十一集团军的总司令。命令的原件上面标有“绝密”的字样，发布的时间是1944年11月18日。命令是下发给“各位指挥官”的。菊太郎少将解释说他发布此条命令的原因是“最近在各支队管辖范围内各种犯罪时有发生，比如谋杀、抢劫和食人肉等。”在后面，他进一步提出解决谋杀和抢劫等问题的办法，也就是惩罚措施。最后他提到时常发生的吃人肉的问题，并写道“明知人肉（不包括敌人的）而食之者将被处死，因为没有比那更糟糕的犯罪了。敌人的肉除外”。
这份文件多少让人感到些奇怪，倒不是仅仅因为它能证明食人肉现象的存在，更是由于竟然有人就这个问题写了这样一份文件。就我所知，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军队里，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只有日本军队里才有。
2002年8月，我采访了一位名叫比尔·赫基斯的澳大利亚人，采访时他已80岁，说话温和，当时他是澳大利亚驻新几内亚岛的一名下士。在训练时，他和列兵约翰·布里斯建立起了友谊。比尔告诉我说约翰当时是一位来自乡村的快乐男孩，而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睡在一个帐篷里面，他们俩那时都22岁，经常诉说彼此家乡的事。
1943年年初，比尔曾和约翰在新几内亚岛上并肩战斗过，那可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地区之一。比尔当时率领着40人侦察队前去参加战斗，在行军途中遭到了日本人的伏击，那里的灌木丛非常茂密，所以很适合隐蔽打伏击。有六名队员在伏击中牺牲，其中有约翰·布里斯，他们就这样在比尔的身旁倒下了。比尔当时并没有被打中，但他不得不撤退，顾不上管约翰的尸体。
第二天，增援部队到达。第三天的时候，澳大利亚军队开始了反攻。如今茂密的灌木丛有利于澳大利亚军队作战，他们可以隐蔽在灌木丛中给日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遭到突然袭击之后，日军开始逃窜，慌忙之中来不及带走装备和供给。
两天后，比尔惴惴不安地来到了弟兄们刚刚牺牲的地方。他来到布里斯下士倒下的地方，发现他的尸体仍在那里——可是当时他的尸体已经成什么样子了！
“他身上的军服已被扯掉，胳膊和腿上的肉也被割了下来，”比尔说，“他们把他的肉给切了下来。”
比尔又向前走了走，发现日本人的饭缸里有些肉比较可疑，一位澳大利亚医生经过确认后说那是人肉。
此时此刻，比尔的心中既感到震惊，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被打死。“我们当时真的有些受不了，”他说，“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当时根本就没有别的人来安慰我们。”后来，澳大利亚军队情报处责令比尔不要把当时的情况公布出来，并令他写下保证书，保证今后25年内不会提起此事。比尔告诉我说他离开新几内亚岛后，当时的场景就一直萦绕着脑海。而他的一些朋友在看到当时场景时，精神上受到了刺激，以后就从来没有好过。他告诉我说他的那些朋友们在看到列兵布里斯尸体上的肉被切下来后剩下的骷髅时“大脑受到了创伤”。我问比尔，敌人为什么要吃人肉?他回答说不知道，但说听人说吃人肉会让人增长一些勇气，并让他们感觉到比敌人优越。
现年80岁的比尔·赫基斯如今仍然时常做噩梦，他的脑海里也常常出现约翰·布里斯被曝尸荒野的场景。比尔说：“事情都过去60年了，可当我脑中浮现出当时的情景时，总感到恍如昨日。”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有关二次大战的档案中，有很多记录着日本士兵食人的场景。比如，在一个档案中记载了这样的情况：在派往新几内亚岛的157646名日本军人当中只有10072名活了下来。在和盟军的战斗中牺牲的是少数，绝大多数死于疾病和饥饿。当时青砥将军一定知道他们的士兵所遭受的疾苦，他写道：“新几内亚岛上的食人事件时有发生”。日军当时面临着饥饿，无东西可吃，因此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了。很多时候，他们所能找到的只有自己弟兄的尸体。
时任日本驻南太平洋海军警察部队长官的野木，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一位陆军中尉给他讲述的这样一个故事：
在岛上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因此我们决定抓阄儿，输了的人将被杀死，再被吃掉。于是输了的人开始逃跑，我们便开枪打死他，然后把他吃掉。你也许会以为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会强暴当地的妇女，但我们并不认为她们是发泄性欲的对象，而是把她们作为饥饿后吃掉的对象。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性欲可言，况且强暴妇女会消耗我们太多的体力，因此我们从不干那事儿。我们天天梦想着能得到食物。我有一次在深山里遇到了一些士兵，他们拿着切掉的人胳膊和人腿。当时我们并不怕游击队，反而却怕我们自己的士兵。当时那里就是这样一种可怕的景象。
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这些日本天皇的军队还是希望能吃到一些非日本士兵的人肉。在新几内亚岛上，日本军人称联军士兵为“白猪”，而称当地人为“黑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很多档案都记录了日军在战场上把战死的美国士兵搬走的情况。历史学家田中有纪如是写道：很明显，当时日本士兵是从激战区把战死的美军士兵收集起来，再把他们搬到所驻扎的营地那里煮熟，然后吃掉，而在同时有另一些士兵阻击联军，防止他们把战死的士兵搬走。这表明这些吃人的情况不是一个个孤立或单一的情况，而是一个系统过程的一部分。
1943年4月23日，陆军中士E.迪克斯和驻守在新几内亚岛的第136营的克利奈·兰姆发现了他们那名失踪已四天的军士的残骸。这两位美国士兵如实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那名军士大腿上的肉以及两条小腿都被砍掉了，最下面的肋骨处的肉和皮肤已被割掉，胸腔也被打开。由于面部仍然完整，所以还可以辨认身份。同时他们在附近的一处日军掩体里发现了一个炖锅，看到里面大小有点像那名士兵心脏和肝脏的东西。
在1945年5月20日，澳大利亚的一名陆军准尉C.雨果写了一份宣誓书，其中记载了他在新几内亚岛发现了他的一位弟兄的尸体时的情景：
(a)身上的衣服已被剥光。
(b)两臂已经被从肩处砍掉。
(c)胸腔已被打开，里面的心脏、肝脏以及其他的一些内脏已被取出。
(d)身上的所有肌肉都已经被切掉，所有的骨头露了出来。
(e)双臂、心脏、肝脏以及其他的内脏都已经找不到了。
(f)尸体上惟一没有被动过的地方只有头和脚。
(g)离尸体四五码处有一个日本饭缸，里面盛的似乎是人肉。
饥饿难耐的日本战斗部队把战斗作为一种寻找食物的方式，而非战斗部队则只能靠其他一些方式。日本军官派遣了一支工程兵队深入到现在被称为印度尼西亚的内陆地区，在那里他们把印度—巴基斯坦籍的战俘当作奴隶工来使用，那些战俘是新加坡失陷时被俘虏的英联邦的军队。他们其中有一位名叫哈塔米·阿里的巴基斯坦籍士兵，他在当时就已清楚地意识到因有病而无法干活的战俘不是被枪决掉，便是被注射致命的毒药而死，死后便被日本人吃掉了。可是到1944年时，盟军已经慢慢地逼近了，日军的补给线在这时已被切断，他们开始吃活着的健康的俘虏。阿里后来给澳大利亚的检察官讲述了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那些选出来的人被带到一个茅屋里，在那里他们还未死去的时候，人们就从他们身上割肉，然后把他们抛到土沟里，让他们慢慢地死去。被割肉的时候，他们不断地发出惨叫，被扔到沟里去时也不断地发出惨叫。可是当这些不幸的人们慢慢死去的时候，哀叫声便渐渐地消逝了。他们不让我们走近那些沟，由于尸体没人掩埋，所以尸体发臭后的气味十分难闻。
这些日本刽子手们之所以不直接杀死战俘，是由于在热带地区没有冷冻措施，人肉会很快的腐烂掉。鉴于此，日军便先从战俘身上割掉一部分肉，够一顿饭吃的即可，而不直接杀死他们，然后便把他们直接扔到沟里。在沟里，他们还可以再活一两天，由于还活着，这便保证了其内部器官保持新鲜，以便后来再吃。耳朵、鼻子、嘴唇、脸庞、脚趾、手掌、屁股、肩部和大腿被相继割下来，然后被吃掉，而剩下的躯体仍残存在那里。
那些精神勇士把他们的部队抛在了荒岛上，而不顾他们的死活，这无异于犯下了弥天大罪。在岛上的那些士兵也因饥饿难耐而变得极其野蛮。而像立花将军和的场少佐这些缺少人性的人，看不到自己士兵们处于困境时所面临的恐怖场景，而是一边喝着酒，一边讲那些恐怖的故事来取乐，喝着喝着，在夜深的时候就醉的不省人事了。从2月23日（星期五）到2月26日（星期一），话务员吉米·戴伊、机枪手格雷迪·约克，以及飞行员华伦·厄尔一直被捆绑在立花将军指挥部对面的树上。
尽管的场少佐凶残野蛮，但没有任何材料记载过他打过这几个战俘。在2月23日时，格伦和马弗被绑在了他的指挥部外，但在宴会中间，少佐并没有离开过宴会去看这两位战俘。2月24日他一直在立花将军那里喝酒，还是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证明他踢打过吉米、格雷迪和华伦·厄尔。
的确，除了中岛大尉在喝醉时把格伦打死之外，那里的部队还没有表现出对战俘的刻骨的仇恨。岛上的数千名日本士兵都有刀有枪，他们任何一人都可以打伤或干掉一名美国战俘，而这些飞行员既没有被枪毙，也没有被杀掉，而只是遭受了拳打脚踢。对于日本天皇的部队来说，这种情况真有些反常。
日本士兵饱受劳累和营养不良的折磨，对前景也心灰意冷了，也许只是勉强地执行命令，也可能是大多数士兵都忘记了战俘的存在。可这三名战俘被捆在树上的三天里，一定是遭到了日军的暴打。也许士兵们不愿意这样做，但他们总要在自己的长官面前表现出一些凶残。这三名战俘被捆绑在指挥部的前面，作为立花将军可以炫耀的战利品，将军因此要求他手下的人要表现出一些日本人的精神来。
然而，暗地里有一名日军士兵对这三位战俘表示了同情。平川小管大尉想帮帮这些被捆绑在那里的美军战俘，但是又不敢违抗将军严禁给战俘东西吃的命令。后来，他找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既可以给战俘东西吃，又不违背将军的命令。“我送给他们吃的糕点不是军事供应的食品，而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因此我想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小管说。
到2月26日（星期一）这天，立花将军已经明显对那三位既脏又伤痕累累的飞行员不耐烦了。他决定把华伦·厄尔送到堀江少佐（少佐手里面还有弗洛伊德·霍尔）那里，由少佐盘问他。第275陆军营和第307陆军营将分别处死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约克两名战俘，加藤大佐所指挥的第307营将先行处决格雷迪。“我当时听将军说他之所以把一名飞行员送到加藤大佐那里，是因为加藤大佐所指挥的部队伤亡比较惨重。”福田大尉说。
“我们带走了那三名战俘当中最瘦小的一个。”当时服役于第307营的正雄岸本下士说。他们选择了高5英尺4英寸的格雷迪·约克。他加上身上所带的一些军事装备的重量才106磅，所以他当时的体重应该没有100磅。
“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一名战俘，然后把他带回了营部。”一位名叫山丰的下士回忆道，他从不知道那位战俘的名字叫格雷迪。“那名飞行员的头发是黑色的，大约有1.7米高，穿着一件皮毛边的夹克。我们把他绑在了营部门前的电话线杆子上，并轮流看守他，一直看到下午。”
在营部里面，加藤大佐正思考着由谁来处决格雷迪。他先让书记员找出同伴被美国炸弹炸死的士兵的名单，然后从中选出五个人，由岸本大尉率领。大尉接到命令说要用削尖了的竹子和刺刀来杀死格雷迪。
当格雷迪被带走，而华伦·厄尔也被带去盘问之后，立花将军司令部外就只剩下吉米一人了。最后，立花将军把吉米交给第275陆军营来处决，几天前，正是这支部队在沙滩上捕捉到吉米和格雷迪。
“用削尖了的竹子把他干掉。”小管大尉记得将军当时命令他时是这样说的。随后，他便打电话把将军的意图通知到了第275陆军营，第275陆军营便派了些士兵开车到了立花将军的司令部，把吉米带走，而此时，另外一些士兵正在给吉米挖墓穴，并在墓穴附近的一棵树上钉上了一个木制的横杆。吉米将会被捆在横杆上，然后会被日军用削尖了的竹子刺死。
但是在275陆军营还没有来到时，便有另外一帮人来要带走吉米。
“无线电台派来了一辆车，”小管回忆说，“从车上下来一名水手，说是来带走一名飞行员的，并告诉我说无线电台长官吉井大尉和立花将军之间有这样一个约定。随后，我来到将军的房间，说无线电台派来了一辆车，说是要带走一名飞行员。听了我的汇报，将军说：‘好吧。’吉米就这样被带走了。”吉井大尉和立花将军之间的约定是这样的：几天前，大尉吉井曾向将军要一名战俘，以便帮助他的无线电台监听美国的军事情报。如今将军把吉米给了他们，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话务员戴伊则暂时幸免于难。
当时在307陆军营的营部，山下大尉已下了处决格雷迪·约克的命令。“大约是在下午两点，大尉来到我们那里，命令我们跟他一起去，因为当时马上就要处决格雷迪了。”严嘉说。
那天的早些时候，格雷迪就被带走了，这是他和吉米两人被捕之后第一次被分开。格雷迪被带走之前一定注意到了士兵们在走到他身边时都议论纷纷。如今，当山下大尉来到后，格雷迪便听到了山下狂叫着在那里下命令，随后便有大约十名手持竹矛和铮亮的刺刀的士兵上前把他给围了起来。
然后格雷迪在那些士兵的押送下来到了行将被处决的地方。在这里，迪克·沃尔夫和B—24机组人员被刺死并被砍了脑袋。押送他的士兵当中有一位名叫岸本的下士。早些时候，是他把格雷迪从立花将军的司令部带走，然后就一直看守在他的身边，到现在为止已有四个多小时了。作为一名美国人，格雷迪个头有些矮小，但对于日本人来说他则是中等个头。并且，格雷迪像日本人那样皮肤黝黑，头发也是黑色的，所以他并不像岸本所想象中的“美国白鬼”那样的白。
“那位战俘个头矮小，头发的颜色和我们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基西后来说，“他的相貌非常像我的一个朋友的弟弟，因此我很同情他。我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一边却心想逃离那个地方。”
可是命令就是命令，容不得你违抗。那些日本士兵当中也许会有人对这样的事情厌恶不已，当然也许会有人感到很有意思。但无论他们是怎么想的，都没有什么区别。
一群人到达了处决战俘的地方。当时是1943年4月26日下午三点半，星期一。
“我们马上着手准备处决战俘，”山丰说，“我们把他的外套和衬衫给扯了下来，然后把他绑到了电线杆子上，并在他前面的地上挖了一个坑。”
格雷迪·约克，犹如一位性情敏感的艺术家，从未诅咒过别人，以前他感到在平安夜喝喝酒就是很出格的事情了，如今却亲眼看着那群士兵在那里给他挖墓穴，他还看到了刺刀和竹矛。他光着身子，背靠着粗糙的竹杆子。在当时，他的个头很矮，肯定看起来没有自己的实际年龄19岁零6个月那样的高，那么年轻。在当时，他瘦小的身架下的那颗心脏跳动的很剧烈，但他并没有挣扎。最后，山下大尉把他的眼睛给蒙了起来。
两支竹矛和三支刺刀刺入了格雷迪的躯体。大下列兵和管沼下士两人先用竹矛刺了进去。
“山下大尉向我们喊道‘快点来，刺死他’，”大下说，“他就这样一遍遍地喊着。他也对管沼下士喊道，下士听后便刺了进去，最后上尉又转过身来，对我喊起来。”
“很乐意效劳”，岸本后来说，“我看到管沼向那名飞行员刺了过去，并记得山下大尉站在一旁说‘刺他的心脏’。”
就这样，年轻的士兵用竹矛表现了自己足够的胆量，他们刺完后，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士兵便又上前来用刺刀刺。大益说：“按照山下大尉的命令，我们这些士兵和大尉一起轮流用刺刀刺他的胸部。”
立花将军和的场少佐当时一定以为用这种方式来处决战俘，会使士兵们增加一些士气，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其中有些人的心中还产生了其他的一些情感，要是知道的话，他们一定会非常失望的。
岸本后来承认道：“由于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杀人的场景，所以我感到非常恐惧。”士兵大下奉命用竹矛刺杀吉米，但他在刺完后便迅速逃离了那个地方。“刺完后，我便来到了山下，站在了离那里有8码远的地方。”大下说。当谈到山下大尉后来向加藤大佐汇报说已经执行完杀戮任务时，大下又补充说：“我再也不愿意去执行那样的命令了。”
“我们用了两三分钟便把战俘处决了，”山丰说。同时岸本补充说：“战俘死时，脸仍然仰着，而身子却半蹲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