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战俘自始至终都没有喊叫,甚至都没有呻吟,”原子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说,“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掉一滴眼泪,所以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勇敢。”
“把那位战俘刺死后,我们便把他的尸体埋到了事先为他挖的墓穴里,”谷启最后说,“我们给他埋了厚厚的土,任务完成后便被召回。”
格雷迪死后,住在杰克斯维尔的他的父母亲收到了美国海军的一封电报,电报上说他在飞机被击落后失踪。收到电报的时候,格雷迪的姊妹贝蒂·哈克贝里当时也在场。“电报送来的时候,只有父亲在家,”她说,“当时母亲并不在家,她去了教堂,所以父亲便给教堂的迪威特·莫勒里牧师打电话,牧师告诉他说她正在为儿子祈祷。”
格雷迪的母亲正在儿子非常需要她的地方。
她正在教堂里为儿子祈祷。
***
1945年2月26日(星期一),父岛上还有三名飞行员没有被杀。弗洛伊德·霍尔当时正押在堀江少佐那里,而话务员吉米·戴伊则正坐在一辆小车里,车正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夜明山顶进发。
当时日本海军夜明山无线电台有两大任务:一是负责东京和太平洋地区日本驻军之间的军事情报的联络;二是窃听美国的军事情报。当时由于日本的无线电设备较差,所以在东京根本无法做这两件事情。而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岛屿上建立一个无线电联络站是很有必要的。而此时吉井大尉希望吉米能够帮助他们破译截获的美国情报密码。
吉井大尉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在父岛上,海军和陆军两个军种各自履行不同的使命,因此他们之间很少有什么交往。可在海军当中吉井大尉却和陆军有些联系,因为他在陆军部队中有个朋友,虽然他的那个朋友是个声名狼藉的人。
“的场少佐算的上是吉井大尉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一位驻扎在夜明山上的海军军士说。这位陆军少佐和海军大尉之间之所以建立了友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俩都热衷于在两军之间搞些活动:他们都喜欢喝酒,也非常喜欢在陆军指挥部和夜明山上举行宴会等。事实上,他们在性格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吉井大尉根本不把我们常人当人看待,”一位曾经在大尉手下服役的士兵如是说,“他在干一件事情时,从不考虑其他的事情,也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他简直就是个暴徒,是个暴君。”
少佐和大尉两人在一起喝酒时,大尉接受了少佐的杀战俘并吃人肝的提议。“当时大尉和其他的一些军官在饭厅里吃饭时,我听到他们谈及吃人肉的事情,还听到他们说吃人肉就好比是吃药。”大尉的勤务员后来这样说。
吉米被带到吉井大尉的办公室,办公室坐落在夜明山顶无线电台附近。吉井大尉只会说日语,因此需要无线电台的海军军士玉村做翻译,他是当时无线电台会说英语的几名士兵之一。
玉村于20年前出生在美国的旧金山,其父亲于1906年便离开了日本,后来在格兰德街经营一家小商店,并且还是当地商人联合会的主席。造价3500万美元的金门桥在1937年5月建成通车时,玉村就步行走过了那座桥,但他那年年龄还小,并且后来在美国呆的时间也并不长。
“玉村,你要是在美国读完大学的话,你身上美国化的东西就太多了。”他记得父亲当时这样对他说。后来母亲把他带回故乡大阪,在那里他念完了书,然后便思考一辈子该干什么事情。玉村还对我说:“当海军似乎要比当陆军安全得多。”
后来,他在海军的一所通信学校里做文职人员。当要被派往海外时,他说自己想继续做文职人员。“玉村,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能活着回来的几率有多么低吗?”他记得有一位老兵曾这样对他说,“‘你不会再活着回来的,所以你应该做名海军军士,这样也好为你母亲赚些养老金。’所以我后来就做了名海军军士。”
玉村于1944年3月抵达了父岛,到那时他已经在吉井大尉手下的夜明山无线电台服役了11个月。“吉井是一名真正的海军,”玉村说,“我归他领导,但我当时年纪非常小,小的都可以作他的儿子了。他也把我当儿子看,而我也把他当成父亲一样的人物。”
由海军军士玉村给做翻译,吉井就得以盘问吉米了。“我们得知他来自美国驻附近地区的特遣部队,”玉村说,“吉米告诉我说他来自“本宁顿”号航空母舰,并说了他们离开珍珠港以及后来离开利西环礁岛的日期,最后告诉了我们他的名字和职位:吉米·戴尔,航空兵三等话务员。
玉村记得吉米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个头儿很高,肤色白皙,头发黄黄的,上衣穿着一件皮夹克,裤子是深蓝色的,脚上穿着一双胶鞋,还带着一条丝制的白围巾。
吉井大尉让玉村把战俘带到无线电台听截获的美国情报。“听完后,向我们汇报你听到了些什么情况。”大尉命令道。
可是吉米在当时不可能从中听出什么东西。他虽天性愉悦,却已很长时间没有高兴过了。吉米当时19岁,远离了家园,感到十分的害怕。
“他当时紧张的不得了,”玉村说,“我知道他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便让他坐到一台接收器前,然后大家便聊了起来。”
吉米谈到了他的家乡新泽西,还谈到了海军军营的生活,后来还给我看了看他的双手,说由于长时间地被捆绑在立花指挥部外而受了伤。他还说他非常担心机关炮手格雷迪。他们俩在关系稍熟之后,吉米便把丝制的围巾拿了出来,告诉玉村说围巾对他来说意义非凡。“这条围巾是我女朋友送给我的。”玉村记得吉米当时对他说了这番话。
“当时我和戴伊聊天,聊的大多数都是和工作不相关的事情,”玉村说,“当时他很疲惫,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让他进行工作有点不太合情理,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开始工作过。”
可是别的士兵却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
吉井大尉在盘问时注意到吉米有些紧张,因此便感觉到他也不可能帮上什么忙。
内田有纪中尉看到有位美国战俘和海军军士玉村坐在无线电台处,这是他生平第二次看见外国人。“他非常的年轻,并且瘦骨嶙峋,”内田有纪回忆道,“他有些耷拉着脑袋,看上去无精打采的样子,很不高兴,腿还一瘸一拐的——都心灰意冷了,我为他感到难过。他不是让人产生仇恨的那种人。”
当然玉村并没有向吉井大尉汇报吉米在那两天里根本就没有认真干过什么事情,可是在那里工作的还有另外20多个人,所以他的情况还是很快就传了出去。“我听说他当时在那里根本就不好好地窃听和翻译情报。”海军军士晟平说。
吉米在那里的情况传开之后,吉井大尉当初的第一印象就更加得到了确认,随后便做出了决定。“吉井大尉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玉村说,“然后告诉我说:‘美军将于明天或几天后登陆。你,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今天下午4点钟,我们将处死战俘。’”
“吉井大尉为什么要处死吉米呢?”事情过去数年后我这样问玉村。他对我说了如下的话:
对大尉来说,处死战俘是他提高士气的一种努力,他得让每一位士兵都做好牺牲的准备。我们马上就要死了,这是我们当时共有的情绪。我们知道美军很快就要来解决我们,我们已没有活下去的希望。我们既然马上就要一起牺牲,应该让战俘先走一步。“我们已经没有救了。”人人都这样想。这是一种群体性的歇斯底里,是战时特有的歇斯底里。不亲身经历当时的场景,便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就是一只走投无路的老鼠也会有不同寻常的反应,更何况美军即将到来,而我们的末期也将要到了,你还能期望我们怎么对待一名战俘呢?
玉村在吉井大尉面前竭力掩饰吉米没有帮他们干什么事情的情况,还对大尉说他总有一天会帮上大忙的。“我告诉大尉说吉米做了些事情,给他留条活路吧,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玉村后来说,“大尉当时还当着另外几位军官的面对我说:‘你想救他的命,是不是?你可要知道那没有什么好处。’就这话,我还听他又重复说了好多次。”
“我们俩就坐在无线电台聊了一上午,”玉村说,“聊的过程中,戴伊时常提起他那架飞机上的机关炮手,他总是很为他担心。”
吉米和玉村坐在无线电室里聊天的时候,吉井就在饭厅里向其他人宣布了行动的计划。松谷了玄中尉后来回忆说:“早饭过后,大尉便对我们说:‘今天下午四点钟,我们将处决战俘。这次将由年轻军官来处决,目的是让你们增加一些胆量。内田有纪和松谷了玄你们来处决。’”说完后,他又转向队里的佐木医生命令道:“由你来把他的肝给挖掉。”
听了大尉的话,松谷了玄中尉和佐木医生有些目瞪口呆。
“我当时就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突然,所以感到有些焦躁不安。”松谷了玄说,“我当时就问大尉:‘战俘是由陆军来处置的,海军也可以处置战俘吗?’听后,大尉并没有回答我的话,而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当我接到命令的时候,我想怎么要发生这么一件可怕的事情呀。”内田有纪后来对我说,他当时只有22岁。“我说这有些让我为难,但大尉对我说:‘这是命令,你只有服从的份儿。’由于当时我面前还有很多军官,所以我就没有再和他争执下去,那样的话吉井会觉得太丢脸了。”佐木医生听后震惊得不得了,不知说什么好,只吞吞吐吐地说了声“是”,便离开了那个房间。
早饭后,那三位接到大尉命令将前去处死吉米的军官都去过大尉的办公室,和他理论。吉井大尉当时下命令让年轻的军官来处死吉米时,他用了“年轻却很不安分”这个词来形容他们。松谷了玄和内田有纪中尉在过去和大尉都有过过节。大尉是一位职业军人,而他们俩都是学生出身,佐木医生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三个都记得大尉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那就是“从学校来的人都有些民主倾向,而我将用严格的训练来把它消除掉”。大尉从来都没有信任过他们,并且还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要是让我不高兴的话,你们应该知道将会有什么下场’,说这话的时候根本就毫不掩饰。松谷了玄中尉并没有受过情报方面的充分的培训,所以有一次他在破解情报时出了差错,大尉因此非常认真地说他是触犯了纪律。“你以为命令是什么呀?”大尉对松谷了玄吼道,“到目前为止,你已经违抗过好多次命令了,每次我都提醒你,但从今以后,如果你再胆敢违抗命令,我就不会再原谅你了。只要你违抗命令,我就会惩处你,我们这支海军部队里就是如此。”
“惩处措施就是在海军部队的布告栏里通报,”松谷了玄回忆说,“在部队里,受到惩处是件最不光彩的事情。由于我以前受到过通报,所以每当有提拔机会的时候,也就没有我的份儿了。”
尽管过去有过被处分的背景,松谷了玄中尉还是来到大尉的办公室里和他争论这件事情。“把战俘借过来,是为了监控情报的,有什么理由要处死他?”中尉说,“可是大尉听了我的话后,对我说道:‘你有质问我的份儿吗?你只有听我的份儿。’”
松谷了玄回忆说:“我当时说:‘我反正不想杀人,如果你打算处死他,那就找别人好了。’可是大尉听后说:‘你杀也得杀,不杀也得杀,没的选择。你应该很清楚违背命令的后果。我想你很清楚。’”
和松谷了玄一样,内田有纪中尉也不是非常野蛮的那一种人,但恰恰就是这一点吉井大尉挑了他,还因为他是所有士兵当中个子最矮小的一个。内田有纪个头矮小,性情温和,让他去砍别人的头,那怎么可能呢。他来自一个叫做甲府的乡村小镇,当他在小镇上读中学的时候,他就了解小镇的一个陆军驻地的日常生活情况。“我当时亲眼目睹过陆军士兵受到残酷惩罚的情景,”多年后内田有纪这样对我说,“从那时起,我就不喜欢陆军,在我看来,他们的处境简直还不如主人家里的家仆。他们之间相互勾心斗角,并试图借此减轻上级对他们的控制和约束。在陆军那里,上级经常暴打下级,他们都非常残酷。”由于知道陆军部队里竟然是这样的情况,他在学校读了两年半而不得不辍学,参军时他选择了当海军,在海军部队里他是一位技术类军官。在父岛上,他的任务是维护雷达系统让它正常的运转。吉井大尉竟然找了这样一位温顺、安静的机械师去干那样一件可怕的事情。
“当从长官那里接到命令时,就好比从天皇那里领到了圣旨,”内田有纪说,“从我当海军的第一天起,就有人不断地告诫我说作为下级,一定不要质问上级长官的命令。”
可是要去干那样的一件事,内田有纪中尉还是感到很为难。
“我是一名军官,所以佩带了刀,”内田有纪对我说,“但我从来都没有用过那把刀,更没有用它杀过人。我当时很想逃避,但在岛上,我们根本就无处可逃。”
“我年纪又轻,”他补充说,“而吉井大尉的年龄要比我大一些。他双眼敏锐并且还有些可怖,而他身上还带着一种杀气,所以我很怕他。”
可他竟敢置“天皇的圣旨”于不顾,也不管别人从小就教导他的不要挑战权威的习惯,把吉井大尉人所共知的威胁(“我的原则是谁不执行命令,我就干掉谁”)抛于脑后,还是鼓起勇气,来到大尉的办公室。
“我告诉大尉说我不想砍战俘的头,”内田有纪回忆道,“大尉听后说:‘你要是敢违抗命令,你可知道那将是什么下场。’”
“在那个时候,我要是违抗命令的话,就将会落到被处决,至少是终身监禁的下场。因此我虽不情愿干那件事情,但还是服从了命令。”内田有纪说。
“今天下午四点,将在燃料库前执行处决,”吉井大尉用严厉的口吻对值班军士说,“到时你也到那里。”
佐木医生本已受命把吉米的肝给割下来,可是他后来对大尉说:“要我做那样的事情,我做不到。”大尉听后气的脸色发青,并对他怒吼道:“你说什么?你敢违抗我的命令?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这么没有胆量呢。”
佐木医生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领命,然后就默默地离开了。
“我当时除了执行命令,根本就没有什么别的选择,”玉村后来对我说,“那时候在日本没有违抗命令这回事,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是如此,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违背社会的潮流。整个军队和社会都不能容忍违抗命令这回事,违抗命令完全是个人行为,谁违抗了命令,谁就要为此而付出代价,有时甚至会因此而丢了性命。”
玉村在无线电台里和吉米聊了整整一个上午,一直聊到吃午饭的时间。下午两点的时候,吉井大尉的警卫员来到那里,告诉玉村说大尉想要吉米的皮夹克和白围巾。玉村让吉米把衣服和围巾交上来,他顺从的交了上来,但这一事情一定让他惊讶不已。那时正值2月,夜晚还非常寒冷,每个人都有夹克穿,而如今吉米却没有了。而且女友格蕾丽娅送给他的那条白色的丝制围巾——他的最后一件能把他和家人联系起来的东西也不再属于他了。
东西拿走之后,这两位年轻人继续聊天,一直聊到下午四点钟,这时大尉的警卫员又来到了那里。到了该出发的时间了。
这时玉村盯着吉米·戴伊深蓝色的眼睛看了看。其实他们俩分别出生在美国的东西海岸,年龄相差没有几个月。面对此情此景,玉村当时想对吉米说些什么呢?“我告诉他说大尉只是要让你在他的人面前走一走而已,走完后就放你回来。”数年后,玉村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当时只是告诉他将到士兵们面前走一走而已,可一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最好当时没有这样告诉他。”
吉米和玉村从无线电台出发,走了大约50码,就来到集结了一群人马的地方,他们站在一个刚刚挖好的土坑旁边。吉井大尉和另两位下士穿着军服,刀鞘里都佩带着剑,十分显眼。玉村让吉米坐在土坑边,双腿悬在空中,然后有人给他蒙上眼睛。那时他虽看不到了,但一定能感觉到此后发生的事情。
“我让他坐在那里别动,告诉他说长官要询问他问题,”玉村说,“听了我的话后,他什么也没说,看得出来他很紧张。”
后来,吉井大尉对队列的人群喊道:“给我看仔细点,他今天是什么下场,你们明天就可能是什么下场。”
“日本有句古话是这个意思,但这是它的另一种说法,”玉村说,“要是有人遇到了不幸时,就用这句话。意思大体上是说别人今天遇到什么事情,也许你明天就会碰到。
玉村还对我说:“当吉井大尉对他说:‘给我看仔细点儿’,周围的气氛也随着他的话开始变的凝重起来。我们感到他的话分量很重,感到他说的就是事实:毕竟美国海军已经把整座岛给包围了起来。我们当时真的以为我们活不过第二天了。”
“上!”吉井大尉说,“给我砍。”
听到大尉的命令后,内田有纪中尉很顺从地走上前来,他这样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向大尉行了个军礼,然后说:‘到。’我走到了战俘的后面,向他也行了个军礼,随后便向他砍了过去。”
“内田有纪中尉举刀砍向那位美国战俘的时候,他举刀的手吓得瑟瑟发抖,”海军军士吕田坂本说道,“人人都知道内田有纪中尉不是干那号事儿的人。”
“第一刀砍下时,脖颈处被砍进去有一英寸左右,”一位名叫吕田坂本的海军军士后来说,“那位飞行员的脑袋向前倾了倾,但是整个身子并没有倒下。”
被砍了这一刀后,吉米当时很可能已经失去了知觉。砍下去一英寸深一定砍断了他的脊柱。当时在场的人说看到他脖颈处被砍的地方,鲜血喷涌而出。“内田有纪砍得虽不深,但已足以砍断戴伊的脊椎骨。”玉村说。
恐怖的场景并没有带来吉井大尉所希望看到的日本大和民族精神。内田有纪后来说:“我砍完第一刀,便跑回了人群中。”海军军士吕田坂本证实当时的场景时说:“砍第一刀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转过了身去,而此时飞行员吉米却在那里不断地呻吟。”海军军士史还一楠则说:“看完砍了第一刀后,我便逃开了。”
“随后马上应该是松谷了玄中尉上去砍的,可是他却被先前的场景吓呆了。”玉村说。
“看着内田有纪中尉砍下去的时候,我有些瑟瑟发抖,”松谷了玄供认道,“我以为那位战俘早就死了,可是大尉对我说:‘下一个,松谷了玄中尉上。’我也先是向大尉行了个军礼,然后两三步就走到了战俘身边。这时大尉走上前来对我说:‘第一次砍人的时候,不要用太大的力气,否则的话将有可能会伤到自己,一定不要用太大的力气。”
“第二刀砍下去,他脖子断了一半,因为当时他的脖子都向前倾了下去。”库瑞说。
“砍了第二刀后,戴伊的身子便掉进了土坑内,”玉村说,“由于他当时是坐在土坑的沿上的,因此便一个跟头栽了下去。”
“第二刀后,其他人,还有我都四散逃开了。”海军军士德洛斯回忆说。
可在那位飞行员被杀死时,并没有任何人欢呼,“有的只有沉默。”玉村说。
飞行员被杀死后,吉井大尉向佐木医生挥了挥手,医生便走上前来。
“他解剖开那名战俘的胸腔,把他的肝脏割下来。然后有人把吉米的肝脏用盒子盛起来,送到了船上的厨房。”库瑞说。
“割肝脏的时候,大约有六七个人围观,吉井大尉也在其中,”玉村说,“我当时也在场,但我不愿意观看解剖尸体的场景。我知道吉米的肝脏被送到了无线电台的指挥部里。
“把肝脏割下来之后,”玉村继续说,“医生抬起头,我想他当时是看了看当天的执勤长官,他站在离现场很远的一个地方,然后向他问道:‘我认为这就够了,我不想再割什么东西了,可以了吗?’执勤长官回答说:‘可以了,不用再割了。’”
“取出肝脏后,”佐木说,“我把伤口给缝了起来,然后又用剩下的线把脖颈处的刀口缝合起来,最后又把他身上的血清洗了一下。这些完成之后,我又把他的双手放到了一起,然后向他行了个军礼。行军礼时,有人在那里笑我,但对我来说,我还是感觉尸体也应得到起码的尊重。”
最后,吉米被埋在了他躺的那个土坑里。
玉村告诉我说:“他们当时在长官正式宣布解散之前就各自走开了。那天天气非常晴朗。”
22岁的军士玉村步行从现场回到了无线电台。
“事后,我感到有些困惑、伤心,当然还有些害怕,”玉村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时说,“我以前从未亲眼目睹杀人的场景。取别人的性命并不是件很轻松的事情。发生这种事情,每个人又都知晓,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就没有人再提起过它。”可杀人的情景在那三位“刽子手”的心目中根本不可能留下美好的东西。
“我不愿再回忆起那件事,”内田有纪说,“我也再没有和松谷了玄说起过。我们干那事的时候并不是心甘情愿,松谷了玄也是如此。他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性情敏感。”
吉井下令砍了战俘的头,借此证明自己像的场少佐一样英勇,现在他又继续证明自己可以像的场少佐一样有胆量吃人。
“一名水手把报纸包的东西送来的时候,当时天已经黑了。”吉井大尉的勤务员铃木后来说,“水手告诉我说是大尉让送过来的,并让我保管好。随后我就把它放到了厨房里。傍晚的时候,大尉又让我把东西送过去,他当时这样对我说:‘把你保管的那块肉给我送过来。’”
铃木为大尉打开了那个包。“里面的那块肉颜色非常的黑,”铃木说,“我虽不知道肝脏应是什么样子,但那实在不能说是块肝脏。”
铃木走开后,吉井大尉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还有那包肉。而在当时,隔壁的军官食堂里正在举行清酒宴会。
“军官们举行个宴会,这我可以理解,”玉村说,“当时我不在场,但我知道那天晚上,肝脏的一块被做成菜,此后又被送到了军官们的饭桌上。当时吉井大尉强迫他们吃“肉”,军官们根本无法拒绝。”
“我听说是大尉本人把肝脏送到了军官的饭桌上,”海军军士吕田坂本说,“但当他把肝脏拿到桌子旁,然后命令军官们吃掉的时候,大多数军官都离开了大尉坐的那张桌子。
(事情过后的第二天便有传言传遍了夜明山,在那座岛上至今还有这样一个传言,说吉米的尸体也被劈开了,被士兵们煮汤喝了。除了这个流传的比较广的传言之外,我已不需要再补充什么了。很明显,他的肝脏是被挖了出来,这让很多士兵很夸张的以为他的整个身子都被劈开了。)
“食人兽”吉井大尉把剩下的那块肝脏放回了自己的房间。“每当有军官到他房间的时候,他总让别人吃一块。人人吃的时候都是胆战心惊,却又不敢不吃。”
此后,玉村也读到过战斗部队吃敌人肝脏的描写。“日本人没有这个传统,”他解释说,“中国人以为吃敌人的肝脏能使他们增加力量。吉井大尉有些老古董,可能也这样以为。理所当然,吃敌人的肝脏能够引起敌意和仇恨,而他们也许认为吞掉敌人的肝脏是消灭敌人的一种方式吧。”
“吉井大尉给了我一小块吉米·戴尔的肝脏,”玉村说,“拿到后,我不知道如何处置它,我感到那是人体的一部分,我不应该简简单单地把它扔掉,我把它用针穿了起来,然后悬挂起来。可是它最终发了霉,我又不得不把它扔掉。
吉米牺牲一周后,他的父母才于1945年5月7日收到海军总部发来的电报,电报开头是这么写的:海军总部沉痛地通知你们……
可电报也只不过是说他们的儿子“在行动中失踪”而已,并且吉米的长官在给他的父母的一封信中曾写到“你们的儿子已乘降落伞安全着陆”。
就这样吉米·戴伊的家人都怀着希望。战争结束后,他们期望着吉米能突然从一个战俘营里出现。吉米的朋友和家人都满怀希望,并为他祈祷了一年,希望他还活着。他们只是不知道真相而已。
但格蕾丽娅·尼尔德当时和别人的看法不一样。
“当时我的房间里摆放着吉米的一张镶在镜框里的大照片,长10英寸,宽8英寸,”事情过去数十年后她这样对我说,“照片是他穿着海军军服时照的,照片上他笑得很开心。每天晚上,我都亲吻照片和他一起睡。可在一天晚上,镜框突然掉在地上跌碎了。我惊醒后发现了跌碎的镜框,害怕极了。当时我突然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吉米就是那一天被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