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尽力去领悟这一点吧。听起来让人难以忍受，但还要听下去。战争无道德可言。你残害儿童，杀戮妇女，致老人于死地。他们本不是你攻击的目标，但是你对他们却不加区别，一概杀害。这就是战争中发生的事情。
——保罗·蒂贝茨，摘自《责任:父亲，儿子和战胜者》
自从马弗·梅尔尚、格雷迪·约克和吉米·戴伊2月23日被带走后，弗洛伊德·霍尔独自呆在堀江少佐的总部里。直到2月26日星期一，就是吉米和格雷迪被处死的那天，也是华伦从的场总部被转到堀江少佐总部的时候，他才摆脱孤独感，两位飞行员初次在那里相见。
堀江少佐是个书生气十足的矮个子，他在中国服役时一条腿受了伤，所以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这位举止颇有文官特点的情报人员对立花和的场颇有微词，不像他们两人那样虐待战俘。他驻东京海军总部的朋友通知他日本舰队已经完蛋了，堀江意识到日本战败已经不可避免，
剩下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由此他认为虐待战俘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美国赢得这场战争，这样做甚至很危险。他告诉立花和的场两位将军，他反对杀害美军飞行员。两位将军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堀江少佐搞的是情报行动，他的角色只是配角，并没有实权。他无法决策，但是飞行员弗洛伊德和华伦·厄尔如果由他关押就绝对安全。
他们在堀江的关照下几乎不受什么约束。弗洛伊德和华伦·厄尔可以自由活动，他们不但吃得好，还没挨过打，如果他们哪个想反抗或逃跑，那后果就不同了。但他们老老实实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被困在岛上，没有逃跑的希望。
几次审讯之后，从这两个飞行员身上已经没有什么情报可以挖掘了。华伦对堀江说他来自利西环礁，他“转移到离硫黄岛南部100英里的驱逐舰上”，这是他‘首次实地飞行’，但这一切都毫无价值。弗洛伊德和华伦·厄尔在飞行数小时前才听上级简要布置任务，他们并不知道有关长期战略的部署情况。
堀江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英语，他想提高英语水平，就请弗洛伊德和华伦给他上英语课。
“这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两个小伙子对少佐说。堀江少佐将会需要一些实用的生存技巧，学一些在美国晚上出门的技巧也是时候了。
“他们教我怎么进夜总会，点酒水，结账，等等。”堀江后来写道。有一次上课时，华伦甚至拉着少佐的手教他在跳舞时怎么搂抱情人。
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两天，弗洛伊德和华伦相互为伴，感到很安全，也许他们能活下来。
然而吉井大尉出现了。
1945年2月28日，就是吉米被他斩首后的那一天，他通知立花将军他需要另一名战俘。小管大尉记得吉井曾告诉立花，“战俘没有帮助我们拦截无线电信号，因此我让两个最年轻的军官杀了他。”
“是那样吗？”将军说，“那只不过是两人之间的普通谈话。”小管后来回忆道。
吉井得知堀江正看护着两个美国人，他问上司能否让其中一个来替代吉米的工作。立花点头同意了。吉井把华伦·厄尔带到夜明山上的无线电通讯站那里。
吉井派玉村士官管理新来的战俘，“我不喜欢干那种事情，”玉村回忆说，“因为我知道他对吉米都干了什么。”玉村是这个战俘的新保护人，华伦就住在玉村自己的房间，这个电台用布帘遮挡着，“除了我自己的人，我不喜欢其他任何人来到他的房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华伦和玉村在会客室里工作，“我那时不算太忙，”玉村回忆当时情景，“我们聊了很多，我们收听短波，吉井告诉我要从他那里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
吉井每天都到电台来，督促玉村汇报战犯提供的情报。华伦告诉玉村，他来自“本宁顿”号航母，驾驶“一架单座的战斗机。”他老家在得克萨斯州，他身上有印第安血统。他们一起截获附近航母的无线电波，华伦给玉村汇报每天所得到的情报。
吉井读了玉村的报告并不满意。
他说：“我知道华伦所掌握的信息远远不止于你向我所汇报的那些。”玉村回忆说，“吉井说如果一名大尉没有掌握更多的信息，那太可笑了。”
玉村告诉华伦，吉井想要得到更有价值的情报。玉村记得那一刻“华伦说他还有更多情报没有告诉我，我可以杀了他，但我不会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情报了”。显然，在这场为保护这个美国人的斗争中，玉村想尽了一切办法。几个日本海军官员甚至不等吉井来管，就过问起战俘的事来，“几个日本海军军官喝醉了，”玉村说，“他们想来揍这个飞行员，在门外命令我把他交出来。我说：‘不行，先生们。’他们说：‘我们是军官，我们命令你。’其中一个还说：‘你敢违抗命令，我把你的脑袋砍下来，’他拔出剑来。海军军士加贺站起来说，‘混蛋玩意儿，滚开，别管战俘的事。’”
醉醺醺的军官们后来跑到吉井那儿告状，抱怨玉村顽固，“于是我被召到大尉办公室。”玉村说，“他说战俘还是由我看护，我做得对。”
华伦在无线电监控器前度日时，经常发现有一位腼腆的年轻人坐在他旁边，这个人和他一样也是新到无线电通讯站的。他出生于夏威夷，说英语，和华伦一样非常想呆在父岛上。他是二等兵，叫岩竹。
岩竹曾在医院患腹泻，而在2月19日，有消息宣布：“美军已登陆硫黄岛。情况紧急，所有能行动的士兵需马上回归原编单位。”他回去“敲石块，挥铁锤度日”。有一天早晨，司令把他带到战地指挥部，告诉大佐，“这儿有个讲英语的小伙子。”司令对大佐说：“我派你到夜明山的海上通讯连，你的工作很有价值，必须马上开展。”
岩竹就在吉米死后不久到了电台，他被介绍给华伦，但显得格外谨慎。
“一开始我没跟他多说话，”岩竹说，“上边告诉我们要小心。”但不久两个美国出生的小伙子，刚20出头，就建立了深厚友谊。“我告诉他我是夏威夷人，”岩竹说，“他说他是得克萨斯人，他是一个很友善的年轻人。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尽管他是战俘，他却常常给我们讲笑话。”几十年后，岩竹还能记起华伦的幽默来。
一个粗俗农村小伙接受一位世故姑娘的邀请，去她家做客，她请他坐在沙发上，开始演奏钢琴。她家的狗费多爬在沙发底下。
小伙子肚子胀气。他想，如果他将屁悄悄地放进沙发里，没有人会听到。
姑娘停下来，叫了爱犬一声：“费多。”
然后又开始演奏了起来，笑容回到了她的脸上。
小伙子以为姑娘被他糊弄过去，又悄悄地来了一回。
“费多！”姑娘叫道，就又弹了起来。
又是一声响屁，以为就此结束。又是一次。
姑娘喊起来：“费多！赶快走开，省得他又冲你来”。
华伦没带手铐，没被捆绑，与电台的人打成一片。华伦和岩竹在靠着墙的一排无线电设备旁收听信号。海员住的上下铺靠着对面的墙，外面是一间做厨房用的简易小房、一间浴室和一个散兵坑做厕所，附近山里还有一个大防空洞，美国飞机经过时就躲进洞里。包括华伦在内，所有人干活、吃饭、睡觉都挤在电台的那个大房间里。
“我们监控时，有一盒硬硬的饼干，”岩竹说，“饿了的时候分着吃，因为不时要遭到轰炸，我们没法种植任何东西。我们吃的东西主要是罐头、鱼、牛肉、豆子、米饭之类，我们也用一些晒干的东西用来做饭，比如干菜、干豆子、干豆腐。”
这一切对华伦肯定就像梦一样。在距东京600英里的小岛的夜明山顶上，他四周是敌人，他一定觉得他离家乡得克萨斯太遥远了。他头上带着耳机，听美国家乡的消息，几个月以来他从来没有如此的关注来自家乡的消息。他脚打着拍子，唱着安德鲁斯姊妹的流行歌曲《别把我围住》，听着“希望鲍勃”的笑话，也密切关注伦敦广播电台沃尔特·克龙卡特播放的关于欧洲战事的新闻。
“我们收听战舰之间的无线电联络，”岩竹回忆说，“我们听海军上将哈利讲他炮轰日本的故事，我们听东京玫瑰电台播放的美妙音乐和美国之音新闻。”有一次，吉井大尉碰到玉村在听一个喜剧时放声大笑，“吉井让我翻译出来，”玉村说，“喜剧翻译的效果不是很好。”
“我记得有一次收听平·克劳斯贝的节目，”岩竹告诉我，“弗兰克·西纳特拉和平的两孩子在做节目，这两个孩子对西纳特拉说他们不喜欢西纳特拉，因为‘父亲说你拿走了我们的面包和黄油’。”
华伦收听了许多信息，但却不愿讲出实质性的情报。岩竹和玉村掩护他。“我常对吉井说，华伦工作很努力，因为不愿他被处死，”玉村说。
但是每个带耳机的人都能听到有关附近硫黄岛上的屠杀报道。日军情报明确显示美军正在歼灭日军，美军方面的消息谈到截获的土地和日本人的伤亡，美军向硫黄岛的进攻意味着华伦和俘虏他们的人的死期就要到来了。
“我们听到来自硫黄岛许多令人疯狂的情报，”岩竹说，“有一次我听到轮船上的叫喊声，‘紧急情况，我们已被神风队击中！情况紧急！’我们还常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像是一种电码，但不是用英语发出的，直到战后我才知道这是用纳瓦霍人的代码发的。”
小伙子天天忍受着夜明山顶电台遭受的空袭。“到处是弹坑，”岩竹对我说，“伴随着轰炸有一种无望的感觉。我们随时准备着跑出去找庇护所。”
有一次，一枚炸弹就在电台的窗外爆炸，“我们去摸了一下阎王鼻子，”岩竹说，“华伦跑出去挥着拳头朝美机叫骂，你们这些婊子养的。”
华伦留给他的俘获者的印象是满脸勇气。
“我从未听他说过对自己的安危担心，但他却常牵挂他的伙伴（弗洛伊德·霍尔）。”岩竹说，“他会问：‘真想知道他情况怎么样了？’”
岩竹又说：“我感到他惟一的痛苦，就是在谈到他女友的时候。他说‘等完成这次任务，我就和她结婚。’只是在那时，他才流露出焦虑不安的样子。”
“他是我真正的朋友，”岩竹告诉我，“一天晚上我们摸黑进浴室，我近视，摔到一个深六英尺的弹坑里，华伦把我拽了出来，不停地问：‘你没事吧？受伤了吗？’他就像是营救他的亲密朋友一样，对我这个伙伴表现出真诚的关心，后来我们用热水浸泡到脖子，‘感觉好极了，’华伦说。”
一天晚上，三个神风队飞行员登上山顶，正好碰见这个海军飞行员，他们听说华伦驾驶过一架“海盗号”飞机。
“我当翻译，”岩竹回忆说，“神风队队员问，‘如果我击中你的机尾，你怎么办？’华伦站起来，他的身材比这些日本人都高大，他用手比划着如何将飞机翻滚着离开他们的飞机，他很急切地传授他的飞行技巧，他们谈话就像是飞行员同行而不像敌人，看得出来他们很尊敬华伦。”
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捕的美国战俘飞行员中，华伦和弗洛伊德·霍尔得到了最仁慈的待遇，他们那些被关押在日本的弟兄们，境况可就大不相同了。
比尔·康奈尔这位“最后一个活着离开父岛的人”和查理·布朗这位在2月16日空袭东京时被击落的飞行员，关押在横滨外的大船战俘营里，大船关押了大约80名战俘，这是一个不甚牢固的三层木制结构楼房，每个单间是八英尺长、六英尺宽的小牢房。
“我们关在牢里时，只能坐在地上，”比尔说，“我们铺盖卷里的那几条棉毯子破烂不堪，根本不能取暖，整个冬天我们都在挨冻。”
每天早晨所有战俘必须由卫兵领着做健身运动，他们首先面向日本皇宫站好，向天皇鞠躬。
“第一次我没有和别人一起鞠躬，”查理回忆说，“这时身后有人对我说，‘傻瓜，边鞠躬边吐唾沫！’我鞠躬了，看到其他战俘也个个边鞠躬边啐唾沫。卫兵没有看见，因为他们也在鞠躬。”
日本人粗暴地对待所有关押的战俘，但飞行员所受的待遇又是粗暴中最粗暴的。在大船，战俘飞行员得到的食物只是分配给普通战俘的三分之二，“日本人的食品本来就极度匮乏，”查理说，“战俘给得少，我们更少”。在大船最初几天，查理喝到一碗带一条大青虫子的汤，他气得把汤泼到走廊里，“结果两个美国兵为了抢那条虫子撞了个正着，”查理告诉我，“他们待在那儿的时间比我长。那是我扔掉的最后一条虫子。”
“我们每天都聊吃的，”康奈尔回忆说，“当你每时每刻都觉得饥饿难忍时，就得靠聊吃的来打发时间。”
比尔和查理描绘他们在大船的饭食“几乎全是热水”，还有其他能弄到的大量的配料，比如黄瓜、土豆、鱼眼、大麦。“有一回，我弄到一个鸡翅，”查理回忆说，“我慢慢地嚼了好几天，这是惟一还能嚼一下的东西，我盼望着能够增加点体力的食物。我体重减少了43磅，出来时只有97磅。”
飞行员们在那六个月里从没机会洗衣服，一月洗一回澡，也只是一小碗水和一片小肥皂。在审讯中，飞行员还经常挨揍。
“他们还让我们评出哪个是好警官哪个是坏警官，”比尔告诉我，“如果我们说卫兵是坏家伙，审讯员是好人，审讯员会给我们一支香烟。如果我们不给他一个答案，卫兵就打得我们死去活来，”查理回忆说，“审讯紧张恐怖，我听说战争初期更糟糕。他们都很清楚，他们就要输掉这场战争了。也许这就是现在为什么审讯不像当初那样残暴的原因了，但也够狠的啦。”
审讯者们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些人还在美国留学工作过。飞行员奥斯卡·郎就是在大船战俘集中营体重由160磅减到118磅的小伙子，日本人让他说出以一所名牌大学命名的美军航空母舰的名称。审讯员提示他这所大学在新泽西。“我仍然记不得那名字，”奥斯卡·朗说，“审讯员极为恼怒，问我是否知道美国是否有一所叫普林斯顿的大学，然后他同我吹嘘他就是那儿毕业的。”
“并非所有卫兵都那么糟糕，”比尔·康奈尔告诉我，“我敢说大约60%的人不得不那么做，但并不高兴那样做，剩下的40%则以尽可能折磨我们为乐趣，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的孩子，年龄在16至18岁。别看他们年龄小，但都很残忍。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感到痛苦与恐惧，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用刺刀刺我们，虽不会致命，但也难以忍受。”
有一次，一个日本兵看到了比尔的姓名、编号以及进入大船战俘营的日期，比尔后来回忆起那次惩罚，“这名士兵让我分开腿站在那儿，接连五次把我打翻在地，然后却说‘对不起’，又给我一支香烟。”
战俘“犯了规定”便记录在案，随后就进行每周一次的特别惩罚。查理告诉我：“他们命令我们举手靠着栏杆，用比垒球棒长的东西打我们的屁股和后腿。打到第三下，肌肉都拧成疙瘩，出现痉挛，打完后我们只能爬回牢房，那痛苦得要延续数小时才消失。”
舰载飞机轰炸的地方离大船战俘集中营如此的近，以至于查理都“能闻到火药燃烧的味道”，战俘和士兵知道美军逼近他们了，但这只能使飞行员的状况更危险。
比尔回忆说：“日本兵不停地说，如果他们打了败仗，我们这些战犯也要被砍头，我们相信他们能做得出来。”“我想活不成了，”查理告诉我，“我想随着美军进攻，他们会处死我。”
折磨比尔和查理的大船卫兵也许认为他们自己相对仁慈。他们认为如果是美军俘虏了他们，对他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美军对我们的待遇我很震惊，”原田中岛是被美军在硫黄岛上俘获的战俘，他对我说：“美军对我们的待遇令我大为震惊，他们对我们很人道，日美之间的差别如此巨大。”另外一个硫黄岛上的战俘名字叫小泽正治，对我说他原以为如果他向美军投降，他会被砍头的。不但没有砍头，美军还给他治伤，给他喝可乐。“我们完全是军国主义教育，”小泽正治说，“我们都要求为天皇效忠，我们本来微不足道，像被踩在脚底的小虫子。我们以为美国人也会像我们的军队那样像虫子样对待我们，但美军救了我的命。”
当华伦在“无人岛”收听广播度日时，弗洛伊德·霍尔在堀江少佐的办公室教堀江英语。很快日本兵称弗洛伊德是“堀江的宠物”。堀江问吉井，华伦什么时候会回到他那儿，“再过几天，”吉井大尉总是这样承诺。
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继续骚扰父岛上的日军，驻扎在马里亚纳群岛上的大型飞机亦开始出现，“那B—29型飞机就要轰炸我们了，就要扔炸弹了，”岩竹说，“但是他们只是向下扔空的油箱同我们打招呼。B—29轰炸机，你永远忘不了，它们简直是庞然大物。”
3月9日晚，飞行员弗洛伊德和华伦听到天空上方的黑暗中有一不寻常的声音，几小时内330架B—29型飞机列队在父岛上空向北低飞。平常这些飞机并不多，但它们集中飞行的呼啸声响彻夜空。
“轰炸机飞越上空要炸日本时，”佐木医生说，“我们这些父岛上的日兵想到我们的兄弟姐妹母亲所要面临的危险，仿佛我们即将为他们的死亡送行。”玉村告诉我“我们真想发电信给东京，告诉他们B－29正在飞往日本的途中，我们知道这些B－29要干什么了。”
但实际没人知道。也没有人料到在3月9日夜和10日早晨要发生什么事情。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杀戮就要发生。飞机，几十年前只不过是一捆易碎的木头片儿，军事专家认为它不会在战争中起什么作用，现在它即将被证明是战争中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
1937年日军轰炸了中国许多大城市“毫无防御能力的妇孺百姓”。富兰克林·罗斯福称这是“暴行”，“令每一位文明的人感到厌恶”。1939年德国轰炸华沙震惊世界。1940年鲁夫特瓦夫轰炸鹿特丹、伦敦、考文垂等城市，罗斯福“再次请战争各方不要轰炸无辜百姓，”又自豪地回顾说，“美国一贯率先垂范，敦促制止这些非人道的行为。”英国外交部谴责了“德国在其他国家的非人道行径”，并宣布“英国政府明确表示不管德国的政策如何，英国的政策是不去轰炸非军事目标”。
然而英美进入空战后，他们对屠杀德国和日本的平民就不再有顾虑了。
1940年7月8日，丘吉尔首相写道：“我通盘考虑如何才能赢得这场战争，我想只有惟一一条保险的路，全面彻底毁灭的路，那就是坚决用大规模重型轰炸机轰炸纳粹本土。”但是飞机却不可能每小时飞行数百英里去瞄准像工厂或弹药库那样小的目标。“1941年8月份的一份冷酷的报告记载，五枚炸弹中只有一枚落在既定目标五英里范围内。”因此，如果皇家空军不能轰炸他们想要轰炸的目标，他们就会轰炸他们能轰炸的地方。
一种模糊的委婉措辞把文明的英国空袭屠杀和野蛮的德日行动区别开来。他们告诉民众英国飞机严格区分“军事目标”，平民死亡是由于“误差”。丘吉尔谈到“摧毁房屋”，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平民区称为“区域轰炸”。一个美国空军指挥官说：“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在考虑区域轰炸，但是这让我们这些讲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感到厌恶。”而美国空军也要求“高空精确轰炸”。美国人声称，新的高科技瞄准器——诺登轰炸瞄准器，能够“精确锁定目标”，可从五英里的高空一溜烟投下炸弹。据称，这种科技奇迹能够使高空轰炸更有效更人道。城市的轰炸会很精确，目标仅是具有经济意义的场地，比如飞机制造工厂和炼油厂。但是这种诺登轰炸瞄准器是在晴朗干燥的美国西南地区进行的实验，那里能见度高。在大雾弥漫阴雨连绵的德国，其轰炸条件截然不同。
即使轰炸没有击中目标，美军也继续向美国人吹嘘着他们高空精确轰炸的神话。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柯南写道：“这种神话包含了道德尊严、历史乐观主义、技术领先，这三点正是美国人的显著性格”。
但是在前线的美军飞行员知道真实情况。“别以为你的工作多么崇高伟大，”一位美军官员向轰炸机飞行员说，“你做的是肮脏的事情，你可能也会面对着屠杀婴儿这样的现实。”
轰炸机飞行员夫兰克·克拉克是一个威斯康星工厂工人的儿子，他的任务着实让他烦恼，“我不愿意做，我也从未对别人提及，”战后他这样坦白说，“我们轰炸的工业城市都是人口密集区，就像我们中许多人所住的城市一样，战争对我来说只是长着一张人的面孔……”
美英炸弹最终炸死了65万德国平民。（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战争死亡总数约为40万）其中的20％即13万人是儿童，还有80万平民伤残。他们的家园被烧得一干二净，数以百万计的人仓皇逃命。这些惊人数字是由许多飞行员的生命换来的。美国在欧洲战区失去18369架飞机，死亡79265人。英国有8万飞行员阵亡，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二次大战中伤亡7.5万人。
早期德国对英伦的空袭令丘吉尔感到“恶心”，但比起他现在下令进行的野蛮轰炸就是小巫见大巫了。1943年7月汉堡的大火中，皇家空军一次炸死的德国人比英国在整个二次大战死的人还多，至少有4.5万妇女、儿童、老人（年轻人正在服役）在大火中丧生。汉堡被炸毁一半，40万人无家可归。731皇家空军轰炸机在汉堡投下了大量4磅重的燃烧弹引着屋顶，30磅重的高爆弹穿透房屋，摧毁道路，截断消防人员。迅速蔓延的火球产生一种天象——风暴性的大火把氧气吸到了它的中心地带，“像一只大的风箱，产生一阵阵强大的气流，刮着尸体、树木和建筑物的残体在摄氏800度的热空气中飞行。”一位幸存者说风就像“魔鬼的笑声”。
发出凄惨叫声的“火人”在街上奔跑，“幼小的孩子粘在人行道上像烧烤的鳝鱼”，一些人跑进地下室或防空洞，但“火焰吸走了这些地方的所有氧气，居民感到窒息，肉体被烧烤着。如果火焰穿透倒塌的墙燃烧进来，他们就会化成“厚厚的、油油的黑块儿”。或者留下一片德国人所称的燃烧汽油弹人体凝缩块儿。
指挥“丘吉尔轰炸行动”的阿瑟·哈里斯爵士后来写道：
告诉我哪次战争是道德的?用刺刀捅进人的肚子，那是道德的吗？他们会说战略的轰炸会涉及无辜的平民，平民总会卷入到大战之中。
以前的战争是以包围主要城市终结的，包围城市的思想是什么？切断供需，使城市里的人挨饿，直到他们吃完最后一条狗、一只猫、一只臭水沟里的老鼠，再饿死，同时包围的军队会把所有能弄到手中的炸弹尽可能扔进去，不管落在哪里，促使人们投降。
包括吉米·杜立特尔在内的一些美国人反对美军不加区别地轰炸德国平民。一位空军上将写道，“我们决不允许战争史将我们宣判为战略上轰炸过平民百姓。这样的行为绝对会使德国相信，我们就是他们所说的野蛮人。因为那会相当明显地向他们表明，这是针对平民的一场大规模空袭，正像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另一位上将则抗议“屠婴计划”。
但罗斯福对陆军部长斯蒂姆森说应该教训教训敌人。他写到，“最重要的是让每个德国人都知道德国是一个战败国……，他们已失败了，不论对集体还是对个人，这种事实必须让他们有切肤之痛，让他们不敢再轻举妄动。”
美联社的一篇文章绕过审查，向国内透露“盟军空军将领早已下决心采取对德国人口稠密区进行有意识的恐怖性轰炸，加速希特勒的覆灭。”这一举动令空军将领紧张了好一阵子。一位空军人士曾提醒人们注意“全国上下对空军所具有的严肃认真性考虑所产生的后果，因为我们一直宣扬只精确轰炸军事和工业目标”。但罗斯福对这种“野蛮”之战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相反他在这些大屠杀中看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是一种美国人在对日战争中可能成就的战果的精彩预演。”正像一位曾经获奖的历史学家理查得·富兰克林所写的那样：“在轰炸欧洲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将所有的道德障碍踏在脚下为使用大规模的空中轰炸扫清道路，即使摧毁目标已包括了大规模无辜平民的死亡。”
1945年2月3日，美国轰炸机在柏林炸死了至少3.5万人。2月14日，在德莱斯登英美又烧死了4万人。科特·冯尼格特在他的小说《第五号屠场》中记录了这个时刻：“德莱斯登现在像月球，除了矿石，一无所有。烫人的石头周围布满了尸体。”冯尼格特描写“一根根木头躺在人行道上”，那是在轰炸中丧生的人。
今天有后见之明的人们谈到1945年3月时，会说那时已“接近战争尾声”，德国马上就要战败。但太平洋战场上却不一样。伤亡增加，战斗更激烈。厄尼·派尔说道：“太平洋战争渐入白热化，一天更比一天惨烈，越靠近日本本土，局势就越困难，对我来说如炼狱般的日子还要再过上几年。”厄尼没说是几个月而是说几年。
比利·米切尔早在20年前就告诉美国怎样收拾日本。“日本城市密集，到处是‘纸张木头和其他易燃烧的建筑物’，这是我们见到的最容易攻击的大片目标。投射燃烧弹将把整个城市化为灰烬。”1940年初，美国空军将领克莱尔·陈纳德写信给亨利·阿诺德将军，“500架美军飞机在本州和九州葱郁的竹林中投掷燃烧弹，可烧毁日本帝国工业的心脏。”亨利回信说：“美国只关心准确命中军事目标，使用汽油燃烧弹轰炸城市和我国打击军事目标的政策宗旨相违背。”
但总司令感觉不同。“虽然阿诺德和飞行员们反对这种建议，罗斯福却对这个建议感到高兴，命令最高内阁官员在这个项目上下点功夫”。这个计划不久就流产了，因为陆军部长斯蒂姆森“从道德上反对空袭城市和平民。”而乔治·马歇尔将军更集中于希特勒对美国兵构成的威胁。但是随着和日本的战事越来越近，马歇尔1941年11月15日邀请华盛顿七名新闻记者举行秘密发布会。在这秘密的场合，马歇尔对这些影响民众观念的记者说如果和日本开战的话，美国会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美国将“派飞机焚烧日本城市，也会毫不犹豫地轰炸平民——将一切烧个净光”。
由于珍珠港事件，美国不能近距离地去轰炸日本岛国的飞机场，因此直到1943年轰炸日本城市的第一个详细计划才制定出来。该计划表明“数量小到10吨的M—69凝固汽油弹都有可能把日本任何一个城市的大片城区摧毁殆尽”。现在日本已经变成魔鬼一样的国家，很少有美国人在意那些轰炸是否野蛮了。但是美国空军十分关心自己的形象，1943年的一份关于轰炸日本的备忘录中含有这样耐人寻味的句子：“人们期待选中的理想轰炸区域应该包括合法的军事目标或者是离军事目标最近的地方。”
日本是一个小国，领土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大部分是山区，无“内地”可言。大城市集中在沿海。“制造业的75％集中在六个大城市里，这是非常罕见的。”“一条连接日本工业中心的线形成S状，上端是新湟，其弯曲部分环抱着东京、横滨、名古屋和神户，下端穿过广岛—吴和八幡，这些城市间相隔都不超过150英里。德国只有12％的工人住在15个大城市里，而34％的日本工人都挤在六个大城市。德国只有6％的工人住在柏林，而日本却有14％的工人住在东京，汉堡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只居住着6000人，而大阪每平方英里土地上却居住着4.5万人，东京的雷门工人区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居住着13万多人。
1944年2月，罗斯福收到空袭日本的战略计划，到1945年1月，提到“日本城市易受大火的破坏”的轰炸研究，都开始坚持这样的意见即城市“最终会成为重要有效的轰炸目标”。因为工业聚集在城市，特别是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许多家庭就像个车间，为附近的工厂生产组装零件。每个工厂就如同根系成网状的一棵大树，延伸到周围生活区，既吸纳工人又搜集零件。”
埃尔默·戴维斯是战时情报办公室负责人，1945年2月，他告诉参谋部美国民众的看法，“关于轰炸日本，民众似乎没有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提出强烈反对，但有些人对持续轰炸柏林持反对态度。”辛迪加军事分析家埃略特称，“坚决摧毁日本工业，不要给它的工厂留一块瓦片，直至在日本再也看不到一台电动机、蒸汽机或柴油机，看不到化工厂，连一本讲这些东西怎么生产的书也毁掉。”1945年罗斯福的儿子和顾问艾略特·罗斯福称“要炸得日本只剩一半人口”，B—29轰炸机使此变为可能。
二次大战中，罗斯福对轰炸机投入巨额费用，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在战争中使用的最昂贵的武器：原子弹花了20亿美元，但很多华盛顿人士指出B—29轰炸机是美国“30亿美元的豪赌”。
空中堡垒“B—29”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冒出来的技术上的成功。早在珍珠港事件前，亨利·阿诺德就认为需要生产一种长距离飞行的大型轰炸机保卫美国免遭纳粹的威胁。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亨利匆匆赶制B—29。他要求改进飞机的性能，亨利要求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几年才完成的工作在几个月之内完成。然而制造出来的飞机被机械问题所困扰。发动机过热导致起火，颇负盛名的试飞员在试飞中机毁人亡。
没有人愿意驾驶B—29轰炸机，这一点自是在情理之中。所以亨利请求杜立特尔·吉米派最好的飞行员保罗·蒂贝茨驾驶。他曾首次驾驶美国战略轰炸机轰炸德国。他虽然刚29岁，但飞行技术娴熟，而且安静、沉稳，是一个善于鼓舞士气的领导者，蒂贝茨迅速实现这项计划，被称为“B—29先生”。
B—29轰炸机与其他飞机的区别就像步枪之于弹弓。在飞机发展史上，它的机体最大、最长、最宽、最重、最快，飞行距离最长，四个螺旋桨每个长16英尺。能携带10吨炸弹，同时还能每小时飞357英里。能为11位机组人员提供像客厅一样舒适的环境，它能在空中连续飞行16小时。其他机型在3万英尺高空时温度降至零下50度，人就要穿厚衣服，戴笨重的氧气罩，但这种“空中的卡迪拉克”备有机组人员密封箱，飞行员能穿日常衣服舒服地待在里面。一旦掌握了它的操作，它就会变成二次大战时杀伤力最强的武器。一位飞行员说：“舒适的气氛，整齐的铆钉，强有力的发动机，新型的轰炸瞄准器，这一切都让我们喜欢。它是一架非常漂亮的飞机。”
1944年6月15日，从中国起飞的B—29轰炸机执行对日本的第一次轰炸，目标为九州的钢铁厂。60架飞机在3万英尺高空锁定目标，却只有一枚炸弹击中钢厂，有7架轰炸机未归。这些在白天高空执行的轰炸任务并不奏效，大部分炸弹掉进了稻田，而不是钢铁熔炉上，而且还损失了过多的飞机。
为解决问题并证明B—29轰炸机有打胜仗的能力，亨利·阿诺德把他的爱将从欧洲调出来。他就是柯蒂斯·勒梅将军，只有38岁，是空军最年轻的将领。他很勇敢，曾在欧洲多次执行危险的轰炸任务。他身材高大健壮，话语轻柔，几英尺外很难听到他的声音。圆圆的脸庞永远凝结着愁容，这是轻微的贝尔式面瘫症造成的。他因沉稳和镇静自若的风格而闻名。他的一位下属说“他好像没有太拼命工作，但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善于思考”。而另一位下属则这样说：
在他为某事做出决定之前，他会倾听别人的意见，而自己一言不发。一旦决心一定，他会长久的仔细沉默思考如何用最简短的语言宣布他的决定。他认为人们讲话一两句就够了。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语句简捷，才使他周围聚了许多人。他有一种方法，让人听起来，像是考虑过所有的选择，然后才选择了惟一的可能。他言简意赅，说话简洁，似乎能使任何人相信，虽然他的决定出其不意，但可能是正确的。
由乔治·巴顿将军、文斯·隆巴迪和柯蒂斯三人组成的领导班子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只许胜，不许败。他命令他的下属：“如果一个飞行员能锁定一个目标，即使不能返回，也不能中途而废。”正像有位飞行员对他的评价那样，“我们就是要击中目标。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似乎都无足轻重了。”柯蒂斯名声在外，他是一名严厉的将领，为取得结果，随时准备牺牲。一位飞行员说过，“勒梅将军接管空军后，他要将我们全部送死。”
柯蒂斯后来回忆起他下达的命令：“你们要驾驶着B—29轰炸机往前冲，击中目标；如果没有击中，你们就要被解雇。”他写到他知道自己身上的压力，“因为全美国就像一群狼一样吼着要轰炸日本。”
攻陷塞班岛后，柯蒂斯将B—29轰炸机群移师马里亚纳群岛。现在飞行员们离日本帝国近在咫尺。
柯蒂斯最初坚持空军行动原则——高空精确轰炸。但是当他的飞行员盘旋在日本上空3000英尺时，飞机被一阵阵从来没有人遭遇过的神秘风暴所袭击，好像众神发威，保护这个“日出之国”。这种不知名的妖风后来被命名为气流风，这种平流层疾风呼啸着从西伯利亚袭来，穿过日本海时，风速250英里／小时。如果B—29轰炸机与风向垂直飞行，飞机会向两边“滑动”，如果逆风而飞，飞机就成了不会移动的靶子，非常容易被防空炮火击中；如果顺风而飞，速度会达到450英里／小时，在如此快的速度下根本无法使用诺顿瞄准器瞄准。这种疾风还和在它下面六英里的爆炸目标之间形成一层层糟糕的气流。有一次111架飞机只有24架能看清靶子把炸弹投到它的附近。
亨利·阿诺德把这种每架价值60万美元的B—29轰炸机看成是结束战争的银色魔弹。如果柯蒂斯无法从国家的巨额投资中取得什么战果，那么战略轰炸方案将被彻底摒弃，海军也许会统帅B—29，比尔·米切尔想建立独立空军的梦想将化成泡影。“我们必须行动”，柯蒂斯说，“我必须尽快行动。”
柯蒂斯仔细审查了过去美国空军作战原则——日间高空精确轰炸，他决定将其彻底推翻。他要晚上采取行动。他要低空飞行，在疾风下面穿行。在夜幕中无法精确锁定目标，只好不加区别地狂轰滥炸。
“向低处飞”读者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是明智的，但是B—29轰炸机的飞行员听起来则像自杀。高空飞行的全部道理就是避免被地面炮火击中。飞行员在3万英尺的高度可以俯视地面，看清高射炮阵地向他们射击的情景。现在他们必须要直接进入黑色炮火圈内，就像让散兵坑的士兵突然离开保护掩体，朝着子弹飞来的方向猛冲。
但是柯蒂斯觉得他找到了日本防御的漏洞。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大胆的猜想。他认为在3000英尺～10000英尺的高空，日本没有足够的防空火力。他要让他的飞机穿越这个空隙。但他的高射炮专家告诉他，如果这样做，他会失去70％的B—29轰炸机。但是他的直觉却告诉他结果不会像高射炮专家所说的那样，他希望使日军防空炮火感到惊讶而迷惑不解，然后在黑夜中仓促作出调整，他也考虑到日本战斗机不会在夜晚同美机对抗。在另一次大胆的举动中，他决定把B—29轰炸机上所有的机枪和弹药都卸下，使每架飞机多带2700磅凝固汽油弹。
为检验他的理论，柯蒂斯选择最大的目标东京，并且没有通知上司。他写道：
我要干，但我不会对阿诺德将军提前报告的。为什么？因为他现在一心只想从B—29轰炸机获取战果，如果我提出这项计划，他又预先认可，那么他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我不告诉他，计划彻底失败，劳而无功，他就会将我免职。指派他人接替我。他仍然有机会从B—29轰炸机获取战果。该计划很全面，很实用，我就这样办，一个字都不透露给阿诺德将军。
1945年3月9日，柯蒂斯向飞行员阐述了任务。首先是目标、路线和海陆营救安排。然后，他手夹香烟，稳稳地踩着大地，面向飞行员们宣布：“我把你们送到5000英尺的高空，不带枪、炮和弹药。”
飞行员们惊呆了，这是一个疯人向他们宣判死刑。“一股冰冷的恐惧感直逼飞行员的心头，许多人直言在不到1万英尺的高度空袭那座城市，他们不期待着安全返回。”
“我们都觉得勒梅下这样的命令简直是疯了，”飞行员菲斯克·汉利说，“这样低的高度，只有4000英尺～6000英尺，日本人会轻而易举用他们的高射炮把我们打下来。”
“我们想，他是疯了。”纽厄尔·费尔斯回忆说，“我们无法理解这个人。我们不得不卸下弹药……简直不可想象。”鲍勃·罗登豪斯认为，柯蒂斯已经丧失理智。“这会将飞机置身于炮火之中，飞机的设计不适合这样。我们不懂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罗伊·科林伍德说。“我们吓坏了。”乔·塔克相信他是刚刚听到了死刑的宣判。“我们想，天哪，残酷之极——他的胆量，我们的鲜血。”
但柯蒂斯认准了这可怕的做法是赢得战争所必须的。“不管你多么小心，你们要炸死许多平民，”他告诉飞行队，“成千上万的平民，但是如果你们不能摧毁日本工业，我们就要进攻日本了。想想如果进攻，多少美国人要丧命？有人说会达到100万。我们在和日本作战，我们受到日本的攻击。你们想杀掉日本人，还是让日本人杀死我们美国人？”关于屠杀平民的军事行动所牵扯道德上的问题，柯蒂斯只是说，“每个当兵的都会想到他的行为是否道义的问题，但任何战争都是不道德的。如果你让这些问题困扰你，就不是好士兵。”
1945年3月9日，星期五，下午五点三十五分，B—29轰炸机降落在关岛的临时机场，40分钟后降落在离东京更近的塞班岛和天宁岛。飞行员从关岛起飞时心情沉重，许多人都相信他们在飞向死亡。留在关岛的约翰·杰宁斯想，他再也见不到他的伙伴了。“我们都到停机坪向朋友告别，”他回忆说，“因为无人能在这样的高度飞行而活着回来。”
334架B—29晚上八点十五分升空了，他们排了400英里的长队，并肩飞行，呼啸着掠过硫黄岛和父岛的上空。他们在空中操纵着价值两亿美元的硬家伙。那时1700美元的年薪足以养活四口之家，一个哈佛大学生的学费是1000美元，纽约一家上好的酒店，一晚上房费也只要三美元。
为检测汽油弹对工业国日本的潜在杀伤力，军队在犹他州盐湖城西南80英里处达格威实验场建立了一个“小东京。”曾在日本工作过的木匠和建筑设计人员用真正的日本木头修了24个日式房间，日式地板——榻榻米很难弄到，但夏威夷能找到一些，便从那里运来。在屋中摆上真实的家具，为模仿真实的生活，在衣柜里挂满了衣服。
1943年整个夏季，空军向“小东京”扔下不同类型的汽油弹。获胜者是M69凝固汽油弹。它看上去不像炸弹，是一截直径3英寸、长20英寸的管子，外形不是圆的，而是六边形。管中填满了装在干酪包布袋里的凝固汽油，整个炸弹重为6.5磅。这种管状炸弹从飞机上投放下来，飘到地面，炸弹上系了一条三英尺长的飘带，飘带可以减缓炸弹的降落速度，防止它落得太快直接进入建筑物和地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