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准备在神风行动中牺牲两千万日本人，胜利就将属于我们。
——大西龙治郎海军中将，摘于《太平洋地狱》
军事专家提醒过柯蒂斯·勒梅将军，空袭东京给美军带来的损失要比他直觉感到的严重得多。但是这些军事专家们错了。实际伤亡率不到5%，而不是预测的70%。而且低空飞行对B—29飞机引擎的要求比高空飞行要低得多，消耗汽油也少。柯蒂斯下了最大赌注，立刻命令开展更多的火战，“我想在未来10天里击垮日本所有的主要工业城市。”
在后方，亨利·阿诺德将军住进了空军医院，他的心脏病已是第四次发作了，这是由于他担心对空战所下的“30亿美元赌注”而引起的。美军终于向东京投掷了凝固汽油弹，这让他看到了曙光。在“致我亲爱的柯蒂斯”这封信中，他写道：“我高度赞扬你和你所指挥的军队的出色行动。我研究了对东京3月10日的袭击,又得知到7月1日你将控制1000架B—29轰炸机,据此我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结论让经验丰富的轰炸专家也感到不同寻常。那就是如果需要的话，在有利条件下，你将能够摧毁所有工业城市。”柯蒂斯在首轮轰炸中，用了334架B—29烧毁了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心脏。阿诺德鼓励他再点燃规模相当于第一次三倍大的火炬。
在美国国内，《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登着：“B—29在东京15平方英里的面积上燃起烈火”，“重创城市人口稠密区。”一天后《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又登出了同样的信息：火焰炸弹焚毁了东京中心，”“城市没有了心脏。”《纽约时报》使用了与东京相类似的曼哈顿地区来衡量破坏的程度。这篇文章提到了“凝固汽油弹”，一位随军记者说：“我不仅看到了东京在熊熊燃烧，还闻到了燃烧的气味。”
华盛顿的飞行员们担心,如果公众知道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平民身上倾注汽油，公众就会控诉——而且有理由控诉。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陆军准将邦纳·斐勒斯在一份保密的备忘录中，这样描绘这次对东京的空袭：“这是有史以来对平民最残酷最野蛮的空袭之一。”华盛顿不但不下令停止袭击，还向柯蒂斯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报界开始怀疑这种对平民和战士不加区别的轰炸。但我们督促你继续沿着你现在的战线猛烈袭击，这种破坏性袭击对根除敌人国内的工业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种战略轰炸。”为了确保这些指挥们领悟到要旨，这份文件在结束的时候说：“提防说这是战术轰炸的无论任何人。”
3月23日华盛顿举行新闻发布会。空军发言人绝口不提对平民的血腥屠杀，一切都简化为枯燥的成本效益分析统计数字：“120万工人……无家可归，至少损失10万人工作月，36亿平方英尺高度工业化土地化为灰烬。”问到使用凝固汽油弹的问题，他称“这是破坏这些地区小工业的经济途径……让他们停业清理。记者问到“从使用炸药到使用燃烧弹转变的原因”，发言人回避了这个问题，声称现在的任务仍然是“削弱日本生产军需品的能力”。
1937年日本首次轰炸中国城市时，《纽约时报》头条新闻把200人的死亡称作“对平民的屠杀”,在头版中充满了对“屠杀无辜平民”的震惊。现在媒体贯彻的是政府的政策路线。报纸称“东京是一个首要的军事目标，留在军事目标区保护日本军工企业的平民是自取灭亡，这一点是战争法则所承认的”。有些人为遭受凝固汽油弹轰炸的妇女和儿童感到难过，《纽约先驱论坛报》便通过刊登“凝固汽油弹只造成很少的生命伤亡，它只是把居民赶到乡下，凝固汽油弹所破坏的只是敌人的工业能力”之类的句子来安慰这些感到难过的人们。
但东京广播电台称美国的新政策是“屠杀轰炸”，东京消防长官向天皇汇报“美国有能力把日本所有城市烧毁，他和他的部下在大火面前无能为力”。
当然，如果精神勇士是理智的，东京永远也不会遭到空袭。1944年夏塞班岛失陷以及美国对德国的轰炸足以让日本明白美国也会毁灭日本的城市，但日本还是负隅顽抗。一位在东京工作的外交官后来写道，“没有一个日本人允许自己说出‘日本败了’的禁语。但是从他们没精打采的脸上能看出这些潜藏的想法。”有这些潜藏想法的人包括天皇在内。在空袭结束八天之后，天皇穿上元帅服和军靴去调查伤亡情况。裕仁默默地观察到这片焦土之上密布着烧死的臣民。视察完毕后他乘坐豪华轿车返回宫邸，车上的帝国国旗在风中“劈啪”作响，此后继续开展他的圣战。
距东京南600英里外的父岛上监测无线电讯号的小伙子也许比裕仁天皇更早知道日本最后会失败。岩竹说：“我们部队的人问我战事如何，我说日本在打败仗，他们骂我是叛徒，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东京的空袭没有立即改变华伦梦幻般的生活，他还是日军的战俘，然而他和日兵一起泡澡,一起听平·克劳斯贝的爵士乐。华伦和岩竹在1945年3月14日同上夜班。“突然华伦站起来，摘掉耳机，告诉我们美国已经宣布，在硫黄岛上日本所有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他讲这话时很平静，但内心一定很激动。玉村和我们在一起，因此他立即向吉井大尉汇报。吉井立刻把消息层层上报到东京帝国总部。很可能天皇从硫黄岛上飞行员所发的信息已经得知硫黄岛失去了。”
日军的无组织的抵抗还在继续。两天后,也就是3月16日，被团团围住的大佐将军从硫黄岛发送无线电，“战斗已接近尾声，敌人正在登陆，老天也在为我军官兵的英勇顽强掉泪。”
17日，接替东条英机的首相小矶国昭在广播里称“硫黄岛的失陷是整个战局中最为不幸的事件”。然而他很快补充了一句说，“这个民族将会战斗到最后一人，粉碎敌人的野心。”
吉井大尉已经听腻了这些，并且他把他的感受告诉了在直一湾负责鱼雷中队的朋友仓崎大尉。
17日上午华伦和岩竹在班上小憩，他们在电台外倚着水泥墙晒太阳。一辆卡车向山上开来，车上有五名海军。岩竹以前从未见过他们，但他们肯定是从鱼雷中队那里过来的。
“华伦意识到是冲他来的，”岩竹说，“他站起来同我握手，他眼里含着悲伤，他看我的方式和说话的方式都让我觉得这是永别了。”
22岁的岩竹眼睁睁地看着他24岁的亲密伙伴被带走，他们上了车往山下开去。
华伦被带到位于直一湾岸边鱼雷中队的总部。下午3点由仓崎大尉带队，有约150人在弹坑附近集合。吉井大尉在一旁观察。他们都是优秀的精神勇士，但现在都醉醺醺的。
仓崎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和华伦讲了两句，他告诉这名切罗基人（美洲土著人）他要被砍头了，问他准备好迎接死亡没有。华伦说：“是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没有。”
仓崎做了一番演说，内容和他的朋友吉井大尉在杀害吉米·戴依时所说的那番话大致相同。大意是“我们现在要砍掉一个美军飞行员的头，也许有一天你也会面临同样的下场，所以你们要仔细看看并记住所有的细节”。
仓崎想找一个自愿动手杀死华伦的人。
没有人走向前。
一名在场的人日后说：“他点名要吉田少尉执行任务，但吉田拒绝执行。”在众人面前大尉提醒吉田说这是命令。“大尉醉了，说他要亲自动手，但他没有动手，他挑出吉田，因为他是砍头专家。”
华伦在弹坑边上的席子上跪下，后来的一篇报道注意到，“在斩首之前，华伦坚持把他的领子舒展开以示反抗。”华伦的眼睛被蒙着。
猛然一挥，吉田少尉砍下华伦的头，华伦向前倾倒在弹坑里。
仓崎大尉喊过菜子医生。一位在场的人说：“吉井大尉命令医生把尸体肢解并切去肝脏。”
在夜明山上，岩竹并不知道他的朋友出了什么事。一些路过电台的海军不经意地说:“那个战俘被砍头了。”
“我觉得太残忍了，他们怎能这样做，我气极了。我憎恨吉井，因为我听说是他领着一帮人杀死华伦的。”岩竹说。
在震惊与悲痛中，岩竹觉得他应该做点事，做什么呢？
岩竹说：“我一直在想，我能做些什么来纪念华伦呢？”
他好像有了个想法，在父岛上他不得不保密，但是他不会忘记。
弗洛伊德·霍尔是华伦在3月17日被害之后最后一个留在父岛上的飞行员。他曾告诉他的亲密伙伴比尔·诃廉斯特和琼·怀特，他不能活着回来了，现在虽然身陷囹圄他还是希望自己能活着离开父岛。
到此时，他在堀江少佐的总部里呆了一个月了。在这里他继续着华伦·厄尔和他开始给堀江上的英语课。弗洛伊德教少佐英语，自己也学一些日语，这位温和的情报官员同英勇的飞行员似乎是两种人，但这种差异在他们互相学习中消失了。堀江后来回忆弗洛伊德时，写道：“我经常和霍尔聊天吃饭。他很活泼、聪明，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弗洛伊德出生在密苏里州，”堀江又继续写道：
他仍旧单身。因为战争他把婚期一再推迟，他说只要一宣布和平，他马上回家同心上人结婚。如果我将来到美国他会领我到处走走。我也对他说，如果他到日本，我还活着，我会让他睡在我家，也会带他看看日本，那时空袭很多，我们不知道美军何时会登陆硫黄岛，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常常安慰我，他给我的安慰是别的东西不能取代的。
一名士兵回忆说：“弗洛伊德同堀江相处很好，并且对所有人都友善。他总是开玩笑，还说如果堀江去美国他一定让他玩得痛痛快快。他也想访问日本，每个人对他也很友好，他也学会了不少日语单词。”
弗洛伊德生还的希望肯定与日俱增。他深受军衔很高的堀江少佐喜爱，从来没有被捆绑，享有充分的自由，参加宴会，和他的俘获者同喝米酒。美军轰炸机在头顶上盘旋时，弗洛伊德和日本人一起跑进防空洞。弗洛伊德一直都很聪明，他从一名应征入伍的普通士兵晋升为一名军官，从一名厨师到飞行员。现在还自学日语和日本的风俗习惯，他已经能用筷子，能和俘获他的人开玩笑，也许他会有好运。
但堀江没有实权。他只是情报人员，要服从精神勇士。弗洛伊德的死刑判决已经签发了，只是堀江和弗洛伊德都还不知道。早在3月9日，大约是弗洛伊德被射下的第三周，的场少佐已经发布了命令：
1.营队里的战士想吃美国飞行员霍尔中尉的肉；
2.藤原中尉将负责分配他的肉；
3.军校的医疗队将参加行刑，负责肝脏摘除。
日期：1945年3月9日
时间：上午9点
地点：弦月山总部
营长：的场少佐
两周后，3月23日，父岛夜明山上的无线通讯站收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栗林将军3月16日从硫黄岛上发的信息被认为是最后一次从美国所征服的岛上发出的。
玉村回忆说：“日本政府宣布了硫黄岛的陷落，我们认为硫黄岛上的人都死了，但是后来我们收到一个信号，他们都有便携的无线电设备，我们收到的信息是在北山崖上有30个幸存者。那天晚上，他们要进行一次决一雌雄的英勇冲锋。”堀江记着这条消息的意思是说，“和父岛上的朋友再见。”
这条消息显然震撼了父岛上的军官，各个总部都加强了防御,准备迎接美军新一轮进攻。堀江被调到立花的总部做这位将军的新参谋长。现在他不能保护美国朋友了。的场的命令将得到执行。
3月23日，星期五晚，堀江和弗洛伊德在少佐的住处共进最后的晚餐。堀江告诉弗洛伊德他将被“转移”，但没有告诉弗洛伊德他要被斩首行刑的事。弗洛伊德和少佐满怀希望地谈到了战后的世界，到那时，他们作为朋友访问彼此的国家。
第二天堀江少佐给308营的藤原大尉打电话，藤原大尉从的场那里得到处决弗洛伊德的命令，堀江少佐要他来领弗洛伊德。
藤原说：“堀江告诉我不要用任何不人道的方式杀害霍尔，因为堀江很喜欢他。堀江知道他要被处死，但尽可能做得人道一点。”
弗洛伊德在308营的场少佐的警卫室里睡了一宿。他的双手被捆在身子的前面，但是没有把他拴起来，能自由走动。他吃得很好，还有香烟抽。
他一定感到了不祥的兆头，他没有受虐待，但是他能感觉到捆在他手腕上粗糙的绳子。但他还没有放弃希望，他还和海军士兵开玩笑。后来一位目击者说：“这名飞行员用磕磕巴巴的日语和周围的人交谈。”后来一位朝鲜劳工说：“我看见这名飞行员和周围的海军士兵开玩笑。这名飞行员在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有胡子，但是夜里他刮了。”弗洛伊德双手被绑，关在警卫室里，试着和所有人建立有人性的联系。或许……
的场少佐命令解剖马弗的拉吉医生去解剖弗洛伊德。拉吉告诉海军医务兵明天将有一个大演示。一名医务兵回忆说：“那只是一条命令，即明天将有战俘被斩首，斩首之后，要解剖尸体；为了学习人体，所有的医务兵都要参加这次解剖。”
3月25日，星期天，的场少佐提起精神命令对弗洛伊德行刑，这都成例行公事了。
的场说：“硫黄岛上所有的人都牺牲了，这个岛上的人也不要指望能生还。因此所有被抓获的飞行员都将被斩首，好让你们了解一下情况。”
但是这英勇的少佐不愿意自己干这种脏活儿，他向安藤大尉说,“今天你砍掉这名飞行员的头。”
安藤大尉回答：“这我不能干。”的场听后冷冷地瞪了他的手下几眼，并且提醒他这是命令。的场走后，安藤命令士兵把弗洛伊德带到附近的弹坑旁。
安藤意识到他不得不执行命令，但是的场并没有告诉他要他亲自动手。安藤来自于一个佛教家庭，信仰不杀生。他说：“杀一个无防御能力的人不是真正的日本武士道。”按照父岛上其他“精神武士”的传统，大尉把这个球踢给了别人。他打量着附近的军士天阁说：“上校命令我砍掉战俘的头，你来执行。”
天阁拒绝了。安藤告诉他“这是命令”。
一群人在警卫室里围着弗洛伊德乱转。帮助拉吉医生解剖马弗的医务兵臣野说：“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即将来临的行刑。”
弗洛伊德不明白人们在谈论他的行刑，他还保持着镇静，说笑着。
臣野说：“这名战俘懂不少日语单词。我们在他一边瞎转悠，并给他香烟。”
10分钟后，来了一名警卫把他带到弹坑边，人群也跟了过去。
安藤大尉走出总部，正要跟着人群到刑场，却发现指定的行刑人天阁不见了。
安藤说：“我去天阁的军营里找他，但没有找到。于是我命令勤务兵去找他，并把他带到现场。”
弗洛伊德和大约50名日军士兵站在藤泽山的弹坑旁，离308营总部大约有300码。
安藤走过来，告诉弗洛伊德他要被砍头了，他给了弗洛伊德最后一支烟。弗洛伊德慢慢地吸着，没说话，安藤又给他一杯威士忌，弗洛伊德也照喝了。
弗洛伊德被蒙上眼，他们让弗洛伊德坐在弹坑边，面朝西，背对皇宫方向。
这群人来到这里已经有20分钟了，但是这时指定的行刑者军士天阁还没有出现，现在安藤处境非常困难。可他还要继续表演一番。
安藤说：“我朝周围看了看，看见下士中村拿着刀，我走向中村，命令他‘砍掉战俘的头’。”
现在下士中村将是拒绝执行砍掉美国魔鬼脑袋命令的第三个人。
中村回忆说：“当大尉安藤命令我去行刑时，我说我不想干，你已经安排了一个人去干。”
安藤大尉穿过公路同医务官拉吉商量，大尉和医生又走回到下士中村身旁。
中村回忆说：“医生拉吉走上前说他解剖就要晚了，大尉也咕哝着说，这是‘命令’。”
在这整段儿时间里弗洛伊德静静地坐在弹坑旁，被蒙着眼睛。现在中村很不情愿地抽出刀，用手绢擦了一下，从后面走到弗洛伊德跟前，瞄准了两次，他慢慢地举起刀砍了下去，然后走开了。
一名医务兵说：“中村下士没有完全砍下飞行员的头来，他的刀只砍进了脖子的三分之二。”
二等兵伊首也回忆说：“一刀下去，立即血流如注。让我感到恶心，因此我就离开了。”
莫里军士说：“中村下士砍掉飞行员的头之后，尸体翻滚了。我只是那里的目击者。但是在行刑之前，安藤大尉告诉我要借一支步枪和一把刺刀，站在一边。现在大尉告诉我用刺刀刺这死尸。我没有拒绝，因为是在公众和军人面前。尽管我不愿那样干，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干了。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我用刺刀刺一具死尸。”
1945年3月25日星期天上午11点，这个来自密苏里州锡代利亚的男士，在珍珠港事件后应征入伍的空军飞行员，离别了他生活了24年零8个月的世界。
医务官拉吉走上前对集合在一起的医务兵说：“现在解剖尸体，全体医务兵都要学习人体解剖。”一名士兵站在解剖区的周围，阻止无干的旁观者靠近。
后来一名医务兵做了以下描述：
我看到带血的尸体被仰面朝天放着，我听到拉吉医务官让所有医务兵靠近尸体，他就要动手了。我们总共有5名医务兵。医务兵臣野剥掉飞行员身上的衣服，袒露出胸和腹部。拉吉边解剖边讲。
拉吉从飞行员的胸部到腹部切了一道口子，露出胸。我们观察了大小肠的每一部分，医生把刀切得更深一些，他拿出肺和心脏。叫所有人仔细观察。他举起胃让人仔细看。一会儿他把肝取出来包在玻璃纸里。
臣野说：“我跪在医务官左边，他在砍左腿，每当他砍到腱的地方，他就从我手里拿出剪子去剪断。他在切腿的时候，他告诉我拿好肉，别让肉沾上土。我照办了。”
臣野用玻璃纸包好弗洛伊德的肝和大腿肉（大约有8磅重）。一个士兵从臣野手里拿去，送到的场那儿,其中一名医务官在弗洛伊德口袋里找到两张照片。然后，他们向躺在弹坑底的弗洛伊德尸体上铲土。
那天晚上，的场和其他官员把一盘美味带到莫里中将的总部。的场还吩咐人为宴会专门做弗洛伊德的肝。的场说：“用竹枝刺穿，配上酱油和蔬菜一起做。”
莫里中将回忆说：“的场来到我的总部，喝得烂醉。这块肉被切成很多小块，并且用尖竹棒穿起来。”
军官们一再说吃肝对胃有多好。这醉醺醺的少佐重复了好几遍。的场回忆说：“莫里中将提到在中日战争期间，人肝被日本军队当药吃。其他人也赞同肝脏确实是治胃的好药。”
父岛上的日军士兵都觉得他们最终会像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们一样躺在坟里。他们错了。父岛没有遭到进攻。战火正在集中焚烧日本本土。
1945年夏天，空军发布了一份文件，上面列着被柯蒂斯·勒梅将军烧焦的日本城市。这份文件详细说明了每个城市的焚烧比例，并且把每个城市和美国大小相仿的城市做了比较。
这里是一份抽样：
川崎35%波特兰
清水42%圣何塞
平冢46%巴特尔克里克
丰桥67%塔尔萨
甲府78%南本德
日立72%小石城
东京40%纽约
横滨57%克利夫兰
千叶41%萨凡纳
名古屋40%洛杉矶
岐阜69%得梅因
姬路49%皮奥里亚
神户55%巴尔的摩
大阪35%芝加哥
下关37%圣地亚哥
门司24%斯波坎
长冈55%麦迪逊
这些百分比不是指轰炸区或者损坏区，而是消失了的区域，烧光了的区域，化为灰烬的区域。这不是炮兵造成的损坏，一面墙倒塌，一家人拥挤到另一间屋子里。这些百分比指的是荒芜区——杳无人烟，一片废墟。
这是空前的城市毁灭。1871年芝加哥大火烧了3平方英里。1906年旧金山地震毁了4平方英里。在空军地图上同芝加哥对应的大阪遭毁坏的程度是芝加哥和旧金山合起来的两倍还多，烧毁面积达到16.4平方英里。
日本简直被烧成了石器时代，成千上万人住到山上或在乡村游荡。一位日本作家写道：“到处是沙漠一样的空地，那里曾经是繁忙的工人社区和许多小工厂，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只有成堆成堆的灰烬、钢铁残片、砖头、水泥石块，扭曲了的钢桁的支架，遍地是焚毁的水泥建筑、机动车的残余骨架，包括发动机，点缀着这片风景。”
柯蒂斯的轰炸比在欧洲更有效，在德国的轰炸破坏了79平方英里的城市，柯蒂斯在日本破坏的面积是德国的两倍：178平方英里。德国首都柏林毁坏10平方英里，东京（56.3平方英里）和大阪（16.4平方英里）的毁坏面积加起来几乎等于德国所有城市加在一起的毁坏面积。
亨利·阿诺德对哈里·杜鲁门说：“常规轰炸便可轻而易举结束战争”。柯蒂斯告诉华盛顿说，“我们可以一直烧到和炸到他们投降为止。”柯蒂斯惟一的问题就是“到10月，就没有城市可以焚烧了。”美国的凝固汽油弹使40万日本人死于非命，50万人受伤，250万个家庭被毁，30%的城市居民——900万人流离失所，他们空着肚子沉重地走在这片废墟上，眼神很茫然。
飞行员完全控制了日本上空。柯蒂斯后来写道：“到那时在日本驾驶B—29执行作战任务实际上比在美国驾驶B—29轰炸机进行训练要安全得多。因为训练中的伤亡率比战斗中的伤亡率还要高。在B—29轰炸机烧毁所有日本城市之后，如果日本还不愿投降，我们还有别的进攻计划。稻田将被洒上石油、落叶剂或生物制剂，这会让粮食绝产。”
这的确是全面彻底的战争。其实早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就粮食短缺了。现在“警察把在田地里偷农作物的小偷划分成几类‘蔬菜小偷’，并且把这种新的犯罪称之为‘毁坏田地罪'”。大部分居民都营养不良，“工人不得不在乡村用实物来换点儿吃的，在大城市里，旷工率上升到40%。”木村元一说：“食物配给非常严。我们没有盐或酱油，每人每天只有一丁点儿日本豆面酱。至于蔬菜，如果我们能吃到空地上的一点树叶那就够幸运的了。我饿得连爬楼梯都觉得是份儿繁重的劳动。有一天回家，我们发现尽管我们的门锁得紧紧的，但还是有一个贼进来过。除了我们所剩无几的大米和调味品被拿走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丢。我们面面相觑，惊讶不已，居然有比我们更糟糕的人。”
依然在东京享受美食的精神勇士发布了一篇题为“特殊的饮食方式——灵活机动带来无穷无尽的供应”的文章，以此表明对这些臣民的关心。著名日本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得者约翰·道尔这样描述：
他们鼓励天皇忠实的臣民在他们家庭食品库中引进橡树果、谷物的外壳和花生壳以及锯末用来补充他们的淀粉供给。（锯末可以用发酵剂分解变成粉末，以1∶4的比例和面粉掺在一起，可以做饺子、锅饼或者面包。）至于矿物质，政府鼓励人们食用旧茶叶、种子、花朵以及玫瑰叶来取代。蛋白质的缺乏可通过食用蚕茧、小虫、蚱蜢、老鼠、田鼠、蜗牛、蛇或是食用由牛、马、猪的干血做成的粉末。研究报道说，由于消毒很好，耗子肉味道像小鸟。但千万不能吃骨头，因为已经证明吃耗子骨头会引起失重。
还有类似的文章，譬如“如何吃橡树果”以及“如何捉蚱蜢。”人们把这样的生活比喻成“洋葱式的生存，很明显，暗含的意思是人们为了换取大麦或土豆，不得不抽泣着舍弃他们珍贵的拥有，就像抽泣着剥去一层层的洋葱一样。”相扑摔跤员已经不再肥胖，动物园全空了，动物全都被吃光了。
现在劳动力虚弱，原材料缺乏，与袭击珍珠港之前相比较，工业产值下降50%。统计数字表明日本已失败了。但是“按照日本的军事教义，物质不算什么，精神是关键的，白人士兵也许块头是日本兵的两倍大，但是那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的心胸非常狭隘”。精神勇士通过在一个东京公园里展览一架坠毁的B—29，紧挨着这个庞然大物的是日本小小的零式飞机，就是这架小小的零式飞机撞到B—29上使其坠落。这足以证明小可以胜大，精神才是关键的。
更进一步的例子就是他们把被折磨了67天的飞行员亨利·哈尔兰用卡车摇摇晃晃地运到东京动物园，剥光他的衣服后把他拴在猴笼的铁棒上，供那些营养不良且被烧伤的市民观看，以此表明他们还能打胜仗。
亨利回忆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让市民过来观看，别怕B—29的人，看这位。我身上满是臭虫、虱子、跳蚤咬的伤口。我那时体重减了90磅。我站在那里，挺直腰板，尽力表现得像一名空军，一名有尊严的空军。尽最大努力保持自己的尊严。”
法国驻日大使写给巴黎的信中谈到精神勇士的思维模式，他说：“不知他们是严肃还是全喝醉了，惟一确定的一点就是他们拒不承认战败的结局。民众没有明确的态度，他们对身体上遭受的痛苦逆来顺受，精神上对领袖充满信心。”
当德国于1945年5月投降时，东京大街小巷里的居民对德国讥笑不已。一名外交官在评论中说：“东京报纸指责德国投降，谴责他们缺乏武士道精神。有了武士道精神，一个人永远不会死亡，永远不会无条件投降。”
精神勇士准备“最后的决战”。
这个战斗计划称作“决定性的行动”。带着日本大和民族的精神，日本所有的男女老少，手持竹矛，会把外国佬刺得落花流水。
6月8日，天皇批准了“今后战斗中要奉行的根本政策”。该政策宣布“日本必须战斗到底，宁灭绝，毋投降”。精神勇士已经急切地准备好牺牲自己和所有日本人以实现他们的一场空梦。他们将在“内地”，而不是“在海上”，与美国佬决一死战。日本将使用“绝对会胜利的武器”，“肉体粉碎”或者是“特殊攻击”武器。神风队的战术就是用飞行员的生命“换取”一丝军事之利。日本会成为一个大的硫黄岛。军方和天皇要搬到东京西北部的吉它山中的巨大的地洞里，在那里指挥作战。每位公民都要贡献力量，15岁～60岁的男子和17岁～40岁的女子都被组成“爱国战斗队”。按照《决战教育措施指导纲要》，学校课程全部停止，学生要打仗，校舍作为军事基地。
据称，“特殊攻击”或者叫自杀策略，能够拯救这个王国。“神风特攻队”将把美国的军舰赶走。强大的摩托艇——“海洋震撼者”用他们满载炸药的船头，撞毁靠近日本海岸的大船。“旋转天堂”是从潜水艇上发射后由人驾驶操控的鱼雷，这种射击根本就不给人生还的希望。“卧龙”队队员穿上潜水衣伏在海底，等待着戳航空母舰，等它一旦临近，他们就用装了炸药的尖去戳毁航空母舰。小型双翼飞机将去撞毁B—29。孩子们则被训练背着爆炸物蹲在坦克必经之地，这称之为“谢尔曼地毯”。同时731生化武器部队研制的“夜之樱花”细菌将由神风队飞行员抛到加利福尼亚传播疾病。满载传染瘟疫的跳蚤的飞机将从潜水艇上起飞，去传染圣地亚哥。
这简直是疯狂，但是日本领导人只看到往坑里跳的智慧。币原喜重郎首相写信给一位密友：“如果我们继续英勇作战，即使是有成千上万的平民被杀害、被伤害或者是饿死，即使千百幢房屋毁坏了，我们也仍有可能创造有利日本的国际形势。”不只是高级军官准备把臣民往热锅里扔，一位大阪部队军官也写道：“由于全国粮食短缺和美国对日本本土的入侵迫在眉睫，有必要杀掉所有老弱病残的日本人。我们决不能因为他们而让日本毁灭。”
一切都那么简单。正如海军中将大西龙治郎这位“特殊攻击”思想的提倡者宣称的，“如果我们准备在神风运动中牺牲2000万人，胜利就是我们的。”但是2000万人是保守估计。“在这自杀策略之后，还有300万休整充分的军队和3200万平民，受过使用最原始武器训练的他们，准备在最后一战中做出勇敢的抵抗。”这些人加起来“比美军、英军和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人加起来还要多”。但日本缺少布料来做统一的制服，因此战士都将穿平民衣服，“他们故意消除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区别，这样逼迫美国把所有的人都当成战斗人员对待，如果美国不这样做，他们就会招致自己的灭亡，这是灭绝的处方。”
数年之后，我就日本最终计划询问玉村。“日军鼓励相信神风，”玉村说。“神明会赶走进攻者。在日本没有人反对军方，也没有抵抗运动。如果美国人进攻，日本人将战斗到最后一人。”
美国的全面进攻战略称为“倒台计划”。第一步是“奥林匹克行动”，在1945年11月1日，76.7万大军在日本南部九州岛上进行前线攻击。在九州岛行动的基础上开展“宝冠行动”，于1946年3月1日进攻本州领土。
麦克阿瑟将军告诉陆军部长斯蒂姆森，入侵日本“将使美军伤亡100万。”陆军部得出结论：“打败日本会给日本造成500万至1000万的伤亡，美军则会有170万到400万的人员伤亡，这其中要包括惨死的40万至80万人员。后来杜鲁门总统说：“那时如果我们那时从陆地上入侵了日本，双方会各损失士兵100万，还有100万士兵将落下终生残疾。”但后来获悉的绝密文件显示日本防御能力大大超过最初的估计，这意味着死亡人数将更多。
历史上最大的浴血奋战正在进行之中。美国海军在紧接着硫黄岛战役之后的冲绳岛战役中的损失“超过了海军在以前所有战役中的损失的总和。”盟军发起反攻，实现诺曼底登陆动用了17.5万人的军队。而现在有700万美军驻在太平洋。盟军计划在马来半岛战役中用20万英军花7个月的时间重新占领新加坡，马来半岛的伤亡人数将轻而易举的超过诺曼底的伤亡人数。美国战时情报部让举国上下准备好接受“不可避免的重大损失。”
那时日本关押了35万盟军战俘。日本的陆军省次官下山发布一道命令指示关押战俘的军官在美军入侵时如何处理这些战俘：
战局严峻时，在决定如何最后处置战俘之前，要把他们集中关押在某一地方，重兵看守。尽管基本原则是听候上级安排，但是在特定情况可以单独做出对战俘的处理决定。要根据情况决定把他们集体还是单独干掉，根据情况决定采取大片炸死、毒死、溺死或斩首的方式。目的就是不允许一个人逃跑，把他们全歼灭，不留任何线索。
查理·布朗于2月16日被击落，在大船战俘营里，日渐消瘦。布朗告诉我：“日本兵用竹筷敲我的脑袋时，惯常所说的话就是，‘如果美军进攻，你们全得死。’”飞行员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了，但是为了报复B—29在五六月份轰炸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外科室主任黑弗次郎教授捆绑了八个美军飞行员，架到他的手术台上，没有使用麻醉剂就解剖他们。
他切除一个飞行员的肺放入手术盘，人还活着，然后割开肺大动脉，看着飞行员的血汩汩地流淌致死。另一个被剖开胃，人还清醒着。教授又切断他五条肋骨，切开他的一条动脉，观察一下在他临死之前他的心脏还能跳动多久。在一个飞行员的头骨里钻了一个孔，然后插入一把小刀，在他大脑里搅来搅去，想看看飞行员身体的哪一部分随着他刀子的搅动而跳动。
1945年7月26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波茨坦宣言》，宣言说：“我们将给日本一个结束战争的机会，日本要么投降要么面对彻底毁灭。”
8月1日，美国凝固汽油弹烧毁了八王子的80%，八王子是东京附近的主要铁路终点站。同一天，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面积相仿的长冈的65%被毁。B—29在本州西海岸城市富山投了1466吨凝固汽油弹，该城市的99.5%被毁。
8月2日，“B—29先生”保罗·贝蒂茨和他的轰炸战友汤姆·费诺宾，走进柯蒂斯·勒梅在关岛的办公室。“这位含着大雪茄的将军，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把他的来访者领到地图桌子跟前，展开地图和所侦察到的照片。在弥漫的雪茄烟雾里，他缓缓地说：‘保罗，首要的是广岛。’”
在广岛坐落着军事指挥部，它也保卫着九州，阻止美国的登陆。4.3万士兵混杂在28万广岛市民里，还有一些生产军需品的设备和工厂。
8月4日，“72万张传单撒在广岛上，敦促所有人立即撤出，（就像《波茨坦宣言》中所发誓的那样）此地将被摧毁。”传单警告，“现在就撤！”一天后，西宫、佐贺、前桥和今治市(这些城市也在传单的警告之列)燃起了烈火。
8月6日凌晨两点四十五分，保罗·蒂贝茨从提尼安岛驾驶B—29起飞，他用母亲的名字给这架飞机起名为“埃诺拉·盖伊”。凌晨五点五十五分，他在硫黄岛上的苏罗巴其山上空盘旋，等另外两架飞机追上他。从他的驾驶员座舱里向下看，他觉得登硫黄岛一站的代价虽惨烈但也值得。“这个小岛是我们执行任务从马里亚纳起飞到东京中途的重要据点。如果没有它，我们完成任务就有更大的困难了。”凌晨六点零七分，三架飞机在苏罗巴其山上空会合朝日本飞去。
早上八点十五分十七秒，汤姆·费诺宾看到艾欧在他的诺登投弹瞄准器中喊，“扔炸弹！”
一磅多（0.85千克）的铀从空中落下，在43秒内飞行了6英里。早上八点十六分，铀弹在新良医院的上空1900英尺的地方引爆，在离艾欧瞄准点的550英尺处。爆炸“大约在1/10秒内产生了刺眼的光芒”。
“Pika-don”，日本人叫它pika（闪光）-don（弹）——闪光弹。在闪光之后的30秒，爆炸式的狂风把玻璃吹到了6.6英里之外，8分钟内，烟雾和瓦砾形成了一座大山，就像喜马拉雅山一样高大和雄浑，估计14万人丧生。
对柯蒂斯和许多飞行员来说，原子弹并不像许多人所声称的那样在杀伤力方面并没有巨大突破。是普通大火杀伤了广岛的大部分居民，柯蒂斯在东京用凝固汽油弹杀伤了几乎同样数量的平民。根据《美军战略轰炸调查报告》，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杀伤力相当于220架满载凝固汽油弹B—29轰炸机的杀伤力。“由此可以说，在杀伤力方面，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与传统的空袭相比，并没有数量级的跃进。”
柯蒂斯并不认为这些行动跨越了道德界限，后来他曾经想知道人们是否认为“用原子弹杀人比用石头把人的脑袋砸烂更邪恶和残忍。我相信他们一定也认为机关枪比弓箭要邪恶100倍。”
杜鲁门总统说：“我们找到了炸弹，我们用了它，用它是为了减少美国年轻军人的痛苦。”几天后，在给美国基督教会联邦理事会的信中他又解释了这些行动的缘由。他告诉基督教的领袖们，“当你对付野兽时，你必须把它当作野兽来对待。”
多数人都认为在二次大战中，原子弹杀伤的人比日军的刀剑杀伤的人还要多。二次大战中的老兵保罗·凡劭写道：“人们对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感到如此震惊和遗憾，这与人们缺乏对太平洋战争的了解有很大关系。”
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是一名海军老兵，他写道：“你就想一下入侵日本本岛可能丧生的人数——美国丧生的人数可能惊人，但是日本丧生的人数可能要比美国还多几百万甚至上亿。”温斯顿·丘吉尔告诉国会说想对日本领土进行入侵，而不使用原子弹的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意图亲临日本前线”。
日本飞行员渊田梅津雄率领日军偷袭了珍珠港。1959年，渊田梅津雄告诉保罗：“你干得对，你知道日本人那时的态度吗？他们简直是着了魔……他们都愿意为天皇死。如果需要，男女老少都会用木棒和石头来抵抗，……如果入侵日本，你能想象得出会是一番怎样的屠杀景象吗？那真是糟糕可怕。这一点美国人民永远都不能像日本人理解的那样深刻。”
但也许原子弹最大的救命功能是它缩短了勒梅将军在美国投凝固汽油弹的时间。国务卿詹姆士·伯恩斯说：“如果我们继续在日本的国土上投掷凝固汽油弹的话，死伤的人数要比投掷原子弹所造成的死伤的人数还要多。”3月，柯蒂斯在日本投下了1.38万吨的凝固汽油弹。他计划从9月开始在一月内投下11.5万吨凝固汽油弹。
或许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最惊人之处是它没能刺激精神勇士去拯救他的国民的生命。但是那时10万死亡对他们算什么？他们在新几内亚岛注销了15万日本士兵。他们仍然控制着中国沿海和满洲国。新加坡也非常安全。在菲律宾有一点儿小麻烦，但是日军还没有向麦克阿瑟投降。这些冒名顶替的武士们仍然控制着数以千计的年轻性奴隶，她们这些十几岁的女孩每天被强奸40至70次，精神勇士们准备牺牲2000万平民。因此原子弹杀伤平民又怎么样？有什么大不了？让他们吃橡树果吧!
军方派了七人代表团去调查长岛的损失。他们在原子弹废墟上一着陆，一名军官就立刻跑向他们的飞机。他的脸像戏剧里的小丑——一半已经灼伤，冒出红红的疙瘩。没有暴露到原子射线里的另一半正常，他真是一个纯正的精神勇士，他指着自己的脸欢呼道：“暴露的一切烧伤了，但是稍微有点覆盖的地方就没有被烧伤。因此不能说没有反击措施。”
柯蒂斯回忆说：“广岛并没有立即使日军缴械投降，我们仍然在扔凝固汽油弹。8月28日，我们的B—29飞往八幡，烧毁了八幡的21%，同一天，另外一些B—29去了福山，烧毁了该城的73.3%。即使我们于8月9日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他们也未出现喘息和崩溃的迹象。我们只得继续飞行，执行轰炸任务。”
8月9日，在长崎的原子弹致死了7万日本人。那一天，日本还有一些其他的坏消息。那天凌晨1点，大约100万苏联红军攻入满洲国。三个月前，约瑟夫·斯大林让《苏联日本互不侵犯条约》失效时，就已经表明他有意和日本展开冲突。为了响应，精神勇士把许多的军队开到朝鲜边界。生活在满洲国数以百万计的日本平民——天皇的“先头部队”——毫不知情地被他们的军方遗弃了。由于苏联人的强奸和折磨，至少有18万日本平民丧生。当地的满洲国人也拿着干草叉奋起反抗他们的日本主子。仓皇逃窜的日本母亲被迫丢给了当地人成千上万的儿童。苏联军队把70万日军战俘运往古拉格集中营，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