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输掉了这场战争，我将会被作为战犯受到审判。
——柯蒂斯·勒梅将军，引自《黑太阳》
杂志“氢弹的制造”一文
“华伦·厄尔被宣布失踪后，埃维精神崩溃了，”埃维的侄子比利·温德尔告诉我，“华伦·厄尔是她惟一的儿子，她很爱他。”华伦·厄尔的表姐埃塞林·古德纳说：“在得知他成为战俘后，他母亲丧失了神志。她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和勇气，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
弗洛伊德·霍尔的妹妹玛吉回想道：“当我们得知他失踪的消息后，母亲疯了，她真的觉得心碎了。她痛哭不已，太令人难过了。每当她独处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件事，眼泪也禁不住流出来。”
凯瑟琳·戴伊叫她的丈夫给海军写了好多的信，以期能够得到更多关于吉米的消息。戴伊先生甚至写信给了国会议员查尔斯·沃尔弗顿。对每一次询问，海军方面都客气的回复，但答复总是“没有更多的消息可查”。
关于弗洛伊德的事，霍尔先生在给美国海军的信中说道：“从3月7日起，我们就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我们孩子的消息，我们急切的想知道现在有没有更多的信息。”回复总是：“没有更多的消息可查。”
埃维给海军陆战队写了好多封信，希望她的执著能换取有关华伦·厄尔的消息。但每次的答复总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更多的消息。”
埃维竭力抓住每一丝希望。1945年11月，她绕过海军陆战队，通过家乡的报纸给财政部发了一张释放了的美国战俘的照片。她写道：“四周用圈儿圈住的那个人很像我的儿子。因为我还没听到任何消息，所以如果你们有照片上这些人的名字，请告诉我，这或许会对我有所帮助。”信的结尾处写道：“信封上有我的姓名和地址。”
财政部将她的信转给了海军陆战队，他们回复道，“很遗憾，但我必须通知您，我们没有收到关于他（华伦·厄尔）的更多的消息。他将继续被记录为‘在行动中失踪'。”
一年多来，每一位母亲都感受到了这一无所知的灰暗时光，她们的孩子“失踪了”。当劳拉·沃尔霍夫收到迪克在行动中失踪的电报后，她不屑地说：“这并不意味着他死了。”
但如果他没有死，他又在哪儿呢？躺在救生筏上被太阳烤着，慢慢地等着饿死？或是受伤了，痛苦地喊着妈妈？孩子的杳无音信使得母亲的心像橡皮筋一样紧绷着。
两个月来她一直在做噩梦，埃维在她写给华伦·厄尔的一位战友的信中说道：“华伦还活着，对此我仍然抱有微弱的希望；然而有时我也不是很乐观。”
“太可怕了，因为她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失踪了，”华伦·厄尔的表妹玛德林·赖利谈到埃维时说道。“她经常哭。对于华伦·厄尔的处境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这对埃维产生了极其深远不利的影响。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她的生活没有了欢乐、祥和。”
凯瑟琳·戴伊真的再也不能静下来想吉米了。她联系了每一个认识吉米的人，叫他们来和她聊天。如果他们不来，她就去看他们。她和住在杰克逊维尔的格雷迪·约克一家人呆了一周。她和玛丽·约克两人一起痛哭，但却没有新的消息来一起分享。
凯瑟琳·戴伊和她的丈夫一起驾车去了弗吉尼亚的惠灵，去看望吉米在那里的战友拉尔夫·森格沃特。他们在拉尔夫父母的家里逗留了四天。
“对孩子的焦虑使得母亲戴伊变得心烦意乱，”拉尔夫对我讲。“她说：‘如果他死了，留下了尸首，我能够接受。但现在连尸首都没有，这使我难以接受。'我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我所能做的就是告诉他们我曾看见吉米和格雷迪在沙滩上走。我经常看到她默默地流眼泪。”
战后格伦·弗雷泽的战友莱尔·科姆斯托克去看望了住在堪萨斯城的格伦的母亲。他们在客厅坐着聊了会儿天。莱尔给弗雷泽夫人看了一把格伦当初留给他的刀，格伦曾告诉莱尔说：“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不幸，你就留着这把刀作为纪念。”莱尔把刀给了弗雷泽夫人，但夫人却叫他收好那把刀。“我仍然留着，”莱尔告诉我。
弗雷泽夫人请莱尔和她一起上了楼，在一个屋子的墙上有一幅巨大的太平洋地图。“我不知道父岛在哪里，”她对莱尔讲。莱尔指给了她地图上的一个小岛，弗雷泽夫人看了一眼，突然惊叹道：“那么远啊！”她崩溃了，倒在莱尔的怀里哭着。
1945年10月6日，那是一个星期六，根据海军陆战队普雷斯利·M.里克西上校的命令，美国海军驱逐舰“特瑞波”号航母驶入了父岛港。他的任务就是解除驻在父岛的日本士兵的武装并将他们遣送回本土。
堀江少佐和他的翻译来到了舰上。在解决了一些细节问题后，普雷斯利·里克西上校问堀江少佐：“你们在这些岛上抓获的那些美国飞行员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美国人没有其飞行员在父岛列岛被俘的确切消息。正如里克西上校后来所写的：“美国海军很有可能认为那些在空战中失踪的飞行员都落到了大海里。”很显然，里克西上校是在引诱堀江少佐，看是否能通过他得到些消息。
令里克西上校大为吃惊的是，堀江少佐立即做出了反应。
“是的，”堀江少佐说。“我们抓到了六个人，我想都是海军，我们对他们很好。有两个人被用潜艇送到了日本。剩下的四个很不幸，在你们为夺取硫黄岛而针对这些岛屿进行的一次空袭中，被你们自己的炸弹炸死了。他们被一次直接的轰炸炸上了天，什么都没有留下。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我很爱他们，不希望他们受到任何伤害。尸体火化后我们将其埋葬了，这是日本的传统。”
事后里克西心里想，“为什么堀江承认那些飞行员被击落并被抓获？他肯定是怀疑我们比事实上知道的更多。从某方面来讲他所说的并不真实，但我们仍然本着信任表示了同意。”
里克西命令负责看管战俘的日本军官第二天在驱逐舰上露面。他得知那个军官名叫的场。
在堀江少佐一行返回了父岛后，“特瑞波”号航母驱逐舰上的会场翻译卡德特·奥亚马警告他说：“别太自信，说不定你并没有骗过那些美国人。他们考虑问题非常周到，你会从他们那里听到更多的关于这件事的消息。”
“事情已经这样了，”堀江少佐说道。“我们必须信守诺言，我相信我们事先编好的故事能骗过他们。他们不会找到任何证据，根据立花将军的命令，骨头和他们的随身衣物都被扔到了大海里。”
第二天，的场少佐和堀江少佐在“特瑞波”号航母驱逐舰上向里克西上校汇报情况。据里克西回忆，的场是一个一脸凶残相，身形巨大的人。他有着公牛般粗壮的喉咙、剪得极短的平头。他站得笔直，鞠躬行礼时弯腰只有别人一半高，并且以傲慢的姿态将双手交叉在胸前搭在桌子上。里克西还注意到的场长着一双他一生中所见到的最为冷酷无情的眼睛。
“少校，”里克西上校开始说道，“为什么你们不像在防空掩体里保护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士兵那样保护这些飞行员呢？”
“先生，我为我手下的疏忽感到遗憾，”的场少佐生硬地回答道。“我的副官收到严格的命令去合理地保护这些美国人。我想你们对我们的攻击来得太快了，以至于我们的人几乎没有时间采取行动。”
“作为指挥官，你应当对他们（战俘）的安全负责，”里克西上校对的场少佐说。“你应当把他们安置在一个保护的非常好的掩体里。你的失职违反了国际法的原则，我将追究你的个人责任，对此我们将作进一步的调查。明天请你列出事实上负责看管那些战俘的人员名单。”
在翻译这番话时，里克西上校仔细地看着的场的反应。“火花快要从他的眼睛里崩出来了，他使劲儿地擦着脖子。”
“这些美国人的骨灰像战争规则所规定的那样得到安葬了吗？”指挥官库夏克上尉问堀江少佐。“你保证的场少佐像基督教通常所做的那样在他们的坟墓上立了十字架了吗？”
“是的，先生，”堀江回答道。“我们在他们的坟墓上放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并致以军礼表示对他们的敬意。”
里克西上校通知这两位日本少校第二天他将上岸去看看那个坟墓并进行拍照。讯问结束后，他们被用小船送上了岸，这时的场少佐问堀江少佐怎样才能建一个基督教的十字架。
第二天，里克西上校被护送到了墓地，马弗·梅尔尚就是在这儿被刺刀刺死的。里克西回忆道：“就像所说的那样，每件东西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但很显然十字架是用新木头做的。怎么也看不出在头一天以前它已经暴露在大自然中了。”
出于怀疑，里克西上校分别审问了的场所列出的四个人。“对于这几位飞行员的不幸死亡，每一个被审讯的人都讲了完全相同的故事，”里克西写道。“他们会告诉你，这件事发生在八个月以前，每一个机枪手记得都是一样的地方，一样的时间，甚至那天的几时几刻，美国飞机飞来的方向以及所扔下的炸弹的数量。然而当被问及飞行员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时，他们都一言不发，不断地摇着脑袋。这么重要的事，他们的的场少佐居然忘记告诉他们怎么说了！当再次登上木质登陆艇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很担心。”
对美国军队来说，将日本士兵从父岛遣返回日本本土并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大部分船只被用来将其本国的士兵送回美国。里克西上校的军队销毁了部分日军留在岛上的武器，将其他的一些收集了起来。到1945年底，只遣返了3000名日本士兵（总共有2.5万名）。里克西仍对这些飞行员的遭遇心存疑虑，但他没有线索。
后来到1945年12月，一艘日本海岸警卫队的小艇来到了父岛，运回了两年前被从岛上疏散的平民。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叫弗雷德·萨沃里的人，他是这个岛屿的开拓者纳萨尼尔·萨沃里的曾孙。弗雷德告诉里克西上校一个惊人的故事。
“先生，”弗雷德·萨沃里开始说，“我在日本从那些打这儿遣送回的日本士兵嘴里听到一些传闻，他们说他们的上司下令处决了这些美国飞行员。还有传闻说的场少佐命令医务官在一个飞行员被处决后取出他的肝脏，然后将其交给了少校的勤务兵。这个营中有人说的场和几个军官在第二天的日本米酒宴会上吃了那副肝脏。”
“我们惊得目瞪口呆，”里克西回忆道。“当然我们想到了他们可能会被砍头，但我们没有想到他们竟遭同类相食。”
里克西决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他单独约了堀江少佐，请他作为惟一的一个日本人参加了美国军官的宴会，以表示特殊的关照。后来在1946年新年的那一天，在喝了几杯波旁威士忌后，里克西上校开始发问了。
“堀江少佐，”上校开始说，“作为一名军人，我很欣赏你为你们的帝国、为你们的国家所做的一切。我把你当成我的朋友，我需要你的帮助。你或许不知道，有关这个岛上发生的事情我了解很多。我知道他们被处以死刑以及后来的一些其他事情，我还知道你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些罪犯必须受到惩罚。我会保护你，因为我知道你是清白的，没做任何错事。
在‘特瑞波’号驱逐舰上你向我撒了谎，但我并不计较。你是在执行上司的命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以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友谊以及作为一名真正的、勇敢的军人的荣誉，我请求你的帮助。”堀江少佐同意了。
当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去逮捕的场少佐的时候，满脸惊讶的他正坐在他的小木屋里边的椅子上听着录音机，穿着他最喜欢的粉红色浴衣。
如果说这个世上有战犯的话，那么裕仁天皇肯定是其中之一。根据明治宪法，他享有“最高的指挥权”。他负责批准军事行动、官员的升迁以及预算。“日本所进行的大部分侵略都是在内阁之外的会议上策划的，这些会议只有军方及他们的最高指挥官参加。”NB23F本杉木也曾在中国绞死过农民，像他这样的士兵，从小就受到灌输，他们是在以天皇的名义行事并得到了天皇的许可。不经天皇知悉并得到天皇的同意，没有哪位将军会被提升，没有船只可以行动。
当前首相近卫文NFDF8宣布裕仁是主要的战争犯时，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一些对天皇非常坚定忠诚的西方盟友，如前任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说道：“天皇不得不下台啦。”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校长也说道：“从道义、伦理上说，天皇也该退位了。”即使是宫廷圈内的人也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讲天皇应当对战争承担责任。8月29号，在“外来征服者”抵达日本的前两天，天皇对他的一位顾问提到，将考虑把退位作为一种可能免除其忠诚的大臣、将军们战争责任的一个办法。天皇叫他的官员们为他详细介绍了英国国王退位的实践。当时的首相是天皇的叔叔东久迩亲王，他私下里见了他的侄子并建议他退位。天皇年轻的弟弟三笠宫，也要求天皇承担战败的责任。
日本公众也愿意接受天皇退位。他们同意他投降的决定，也遵从天皇有关自己未来的一些打算。一个负责监视日本舆论的美国情报机构汇报说：“据得到的资料显示，许多人已经觉得天皇退位与否已经和他们毫不相干了。人们更关心的是温饱问题，而不是天皇的命运。”《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日本战败时的感受时，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只有4%的人“为天皇感到担忧、耻辱或是难过”。在大阪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倾向于天皇马上退位或是在适当的时候退位。上百万人失去了生命，这就是帝国进行“圣战”的结果。天皇的退位将会提高帝国内部的精神凝聚力。
在太平洋的彼岸，一份在战争即将结束前进行的盖乐普民意测验表明，70%的美国人都倾向于处决或是严厉惩罚天皇。华盛顿命令麦克阿瑟将军负责调查天皇在战争中的罪行，尤其是他批准袭击珍珠港这件事。如果天皇有权通过发表演说来结束一场战争，他是不是也应该对战争的开始和进行负责呢？
不费吹灰之力，美国当局就能够搜集到足够的证据，用以证明“在战争的结束、开始以及每一阶段，裕仁天皇在支持以其名义采取的各项行动中都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只需看一下东京街角儿的报摊儿就能做到这一切了。10月9日和27日，《朝日新闻》刊登的文章证实，天皇批准了开战的决定，他对偷袭珍珠港的计划也是知情的。
但是当美国那些负责起诉战犯的检察官们来到东京后，他们发现战争的指挥者说得几乎完全相同。无论是日本的政客还是美国的将军，他们的底线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裕仁天皇无罪。他反对战争，他一个人结束了这场冲突，他是英雄。
令人尴尬的局面出现了。麦克阿瑟在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说明了其中的缘由：
天皇被起诉将毫无疑问地会在日本民众间引起巨大的震荡，我们不能对这种后果期望太高。他是使日本人民团结起来的象征。毁掉他，这个国家就会分裂……届时极有可能需要上百万的部队在这里无限期地驻扎下去。
巨大的动荡？日本的分裂？绝大多数的日本人仅认为帝国是他们2600年历史的一小部分。当“佩里的黑船”使德川政权暴露出其软弱无能后，“日本人民就抛弃了他们的封建幕府……在经过了近八个世纪的辉煌后，日本人民就像扔旧衣服一样将其抛弃了。”而裕仁天皇所表现的不仅仅是无能。他不仅被“外国人”击败，而且使外国的军队进入了其“圣地”。一个失败者被人取代了，日本人民为什么要分裂呢？日本战败了，并且被和平地解除了武装。没有暴力事件发生，没有针对美国占领者的恐怖袭击。但麦克阿瑟其实早在日本投降前就很显然已经屈从于有关帝国永恒的天花乱坠般的武士精神报道。早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麦克阿瑟将军就同意了保全天皇的计划，还找理由说“不像基督教信徒那样，日本人没有上帝以进行心灵上的沟通。”日本人民需要裕仁天皇作为一个如同基督一样的人物，将天皇放在与其人民或是其他政府官员同一层次上的想法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将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将不仅是对神的亵渎而且是对精神自由的否定。一些美国官员写道：“对他们来说，绞死天皇就如同对我们来说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麦克阿瑟还认为：“并不能通过杀死天皇来消除这些人对天皇的崇拜……这就像除掉上帝，留下基督教一样。”
邦纳·费勒斯将军是日本投降后最早抵达日本的美国人之一，当时他和麦克阿瑟乘坐的是同一架飞机。费勒斯将军一到便立即展开了保护裕仁天皇的工作，以掩饰天皇在战争的进程中及结束时所扮演的角色。他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来教战争嫌疑犯们如何作证。在同一位日本高级军官的对话中，费勒斯指出俄国人想将裕仁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费勒斯说，“如果日本方面能向我们证明天皇是完全没有责任的，这将对应付目前这种形势非常有利。我想即将进行的审判为这样做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尤其是东条，在对他的审判中应尽量让他承担所有责任。换句话说，我想让你们使东条这样说：‘在战争开始前的帝国会议上，我已经决定开战，即使天皇阁下反对同美国进行战争。’”
麦克阿瑟将军不仅没有按照命令去调查天皇，反而禁止了这种调查。他向华盛顿保证：调查已经展开……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裕仁天皇在过去十年里参与了政治决策。主控检察官约瑟夫·基南告诉检察官们不准备控诉天皇。任何同上头有关的证据都会被查禁，如果有人不帮助进行掩饰，那么他们将“无论如何马上回家”。不仅没有伸张正义，事实上检察官们起到了充当天皇辩护团的作用。
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其他27位军方及政府官员作为甲级战犯受到了起诉，主要的指控就是他们参与密谋了侵略战争及违反国际法原则的战争。
在事件发生后通过并且改变了事件的法律后果的法律叫做“事后法”。美国宪法有两条禁止“事后法”，但对“发动侵略战争”者进行指控却是由二次大战的胜利者发明的。美军参谋长埃里奥特·索普将军是负责决定哪个战犯受审的人之一，“我还是不相信那样做是对的，”索普后来说。“我仍然认为那是一个‘事后法’，他们在游戏结束后制定了规则。”索普认为审判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报复。“我们要以血还血，可上帝啊，我们已经做到了，”索普说道。威廉·沙斯将军写道：“过去我们在东京常说，美国可不要输掉下一场战争，否则我们的将军们将会在没有任何申辩或是审讯机会的情况下在天一亮就被干掉。”
检察官基南提出了这样的理由，那些愚钝的受武士道精神影响的武士以及那些在事实上经历了一场又一场事件的家伙，才是从1928年到1945年超过14年间邪恶的真正的主谋者，他们向上司隐瞒了这件事。但真正在这14年间掌权的人的名字却没有被提及。这就如同说，T型汽车来自于工人们喝咖啡的间歇，而福特先生恰巧只是有一间大房子。
澳大利亚大法官威廉·韦伯后来批评道：“战争的首犯，尽管完全可以受到审判，但却被给予了豁免权。”法国的亨利·伯纳德法官也写道：“日本这些战犯中，有一个主犯逃过了所有的起诉，无论如何现在的这些被告只能被当作从犯。”日本前首相东条也非常高兴，“天皇没有受到任何追究，从这一点来讲，我也感到安慰了。”在甲级嫌疑犯们被宣判的那天，基南检察官和裕仁天皇一起在皇宫里共进了三个小时的午餐。
包括东条在内的七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还有其他的六个死在了监狱里，两个因为精神失常被释放。有13个人后来获得了假释，为了赎回对上百万人犯下的罪行，他们中最多的在监外服刑八年。
在许多案件中，看起来犯的罪行越是严重这个罪犯就越有可能逃脱惩罚。中村正信上校被称作“战略之神”，曾策划了日本的南侵计划。他曾经将中国人的头颅在新加坡展示并且鼓励的场少佐吃敌人肝脏的习惯。他就是逃脱了指控的人之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查尔斯·威洛比将军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村上校处死了本杰明·帕克上尉并且吃了他的肝脏。但考虑到战后日本共产主义的扩张、中村反共的诚意以及他卓越的策划能力，威洛比使中村成为了战后日本的重要财富、一个值得保护的人物。中村不仅逃避了指控，而且后来还被选进了日本的国会众议院。
或许日本最可恨的罪行就是731部队针对中国实施的生物和化学武器战。麦克阿瑟将军和其他的一些美国军官知道731部队在被俘的美军战俘身上也试验了这些武器并且杀死了他们。但是当这些魔鬼般的医生将基于他们可怕的实验得到的有价值的信息提供给美方以作为换取他们获得豁免的条件时，麦克阿瑟立即同意了这桩罪恶的交易。
1979年14名甲级战犯在靖国神社被秘密地奉为爱国“烈士”,以向战死的人表示敬意。那些灵位中包括像东条英机、松井石根这样的人，就是他们的军队犯下了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罪行。
如今很多人抱怨日本人并没有承担他们在二次大战中的全部责任。通过让主犯逃脱惩罚，通过事后法来扭曲法律，通过隐藏一些日本最骇人听闻的罪行，盟军主观的主持了“正义”，从而使得任何企图更正这个历史责任的做法都显得荒唐可笑。如果希特勒也得到这些美军胜利者的“细心照料和保护”，那么是否普通的德国人民也要被期望着就他的罪行进行反省呢？
1946年，比尔·多兰中尉在关岛奉命监视对父岛列岛的战犯进行审判，那时他刚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这是在整个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审判之一。这种审判是在金属制半圆拱形建筑中，极度秘密地进行的。
“日军战犯坐在长桌边上”，比尔回忆说。“在每一个囚犯后边都站着一根强壮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每一个士兵都配有自选的武器：大酒瓶、半自动手枪、肩背手枪皮套、有珍珠状把手的三八特制枪。另外，所有的士兵都带着一个大大的乌木制的棍棒，这种棍棒是一般警察携带的警棍的三倍大。每一个士兵都处于“稍息”状态，背对着人群，两腿叉开站着。他们把左手放在囚犯的椅子上，右手的大棒放在他们的背后。偶尔便携式的发电机也会停止。如果停止的话，小屋的里边完全一片漆黑。出现这种情况时，士兵们会马上把他们的左手从囚犯椅子的背后移到囚犯脖子的后边，他们会把囚犯的身子按下去并且把那根大棒放在犯人的脑袋上。当灯重新打开时，我们可以短暂地看到这一幕。
14名日本军官、士兵和医生作为乙级战犯由一个军事委员会在关岛审判。来自不同服役区的8名美国军官作为法官，美国和日本的民间律师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乙级战犯的罪名包括谋杀、虐待俘虏、没有给予体面的葬礼和对控制下属的不法行为的失职。海军搜寻过去被指控吃人罪的例子，但是在海牙和日内瓦还没有人想到如何为残忍地吃敌人肉的罪行归罪，因此以“没有给予体面的安葬”的指控被替代了。
比尔·多兰做了一辈子的律师，许多年之后他告诉我：“我读过无数的审判副本，所有对战犯的审判都是这样：一方指控另一方做了什么，另一方予以否定，之后法院来做出决定。这里，所有的证词都来自一方，所有的证人都是日本人自己，他们自己承认吃了人。
在检察官丹尼尔·弗林的开场陈述中，他警告有些被指控的罪行是如此的令人作呕，以至于很久以前人们就认为没有必要直接地针对这些罪行进行立法。这些指控与曾在刑事法院中所听到的最惊人的指控处于同一档次。我们希望再也没有这样类似的案子出现了。公诉人弗雷德里克·萨斯称被告为“没有人性的野蛮人……他们以最原始、最残酷的方式撕碎、肢解了我们手无寸铁的兄弟的躯体”。他认为硫黄岛列岛的士兵们是典型的恶魔邪恶势力的代表……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队就像危险的疾病一样缠绕着他们的国家，像致命的瘟疫，残酷地在亚太地区扩散开来。
“但是美国人头颅被砍下来、肝脏被挖出来的消息没有被准许传回美国，”比尔说。“海军守卫告诉我，海军不希望家里的人们知道他们的孩子被吃掉了。”
公诉人总共传唤了43个证人：穿着卡其布短裤的堀江少佐是主要的证人。在法庭下，立花将军称堀江是“一条美国的走狗”。将军对他讲：“你不是日本人。”
“海军将那些日本囚犯统统关在一个大的监禁区，”比尔说，“里边是军营，围栏由很粗的铁丝网做成。一天晚上，的场在围栏上撕开了一个洞，这个洞足够他的头钻过去。看守们在第二天早上抓住了他。没有哪个海军守卫能够撕开铁丝网，即使是一小块儿。
立花什么都不承认。他说他对飞行员被杀一无所知，他也从来没有吃过人肉。尽管最后的场全盘招供，但最初他企图将责任都推给属下。他放弃了人吃人是由于饥饿的说法。“我们营仍然有足够的食物，”他说道。
“是的，我是吃了人，”的场少佐说道。“是战争使我变成了疯子，这是我所能给出的吃人的惟一理由。”
下令将吉米·戴伊和华伦·厄尔·沃恩处死的吉井大尉拒绝回答问题。相反，他提交了一份陈述书，上面写道：“战胜国中没有一名战犯受到审判，审判战犯是对那些战败国家情绪化的报复行为。”吉井告诫审讯者说：“在你们审视自己之前，请不要对别人进行审判。因此在你指控别人之前，请先指控你自己。”他引用了圣马修书中的一段话：“己不正，焉能正人？要审视别人，先要审视自己；你给别人所适用的标准，应首先适用在自己身上。为什么老是看到别人身上的小毛病而不去考虑自己的不足呢？”
吉井拒绝提供证词，除非作为基督教徒的审判委员会成员们能够回答为什么他被审判而盟军的战犯却没有受到审判。对战俘的虐待就是极好的例证。毫无疑问日本犯了滔天罪行。日本监禁了132134名西方的战俘，其中35756名在监禁期间死亡，死亡率高达27%。相反，在德国和意大利监禁的战犯的死亡率只有4%。“另外，战后从日本救出的幸存战俘的死亡率也是较高的。”
东京战犯审判中，有一个法官来自苏联。美国的盟友当时囚禁着在满洲抓获的近70万名日本战俘。随着沉闷的东京审判的进行，在座的一名苏联法官对日军战俘进行着审判，他们的同胞却在苏联的战俘集中营中被害死。有超过6.2万日本战俘——几乎是盟军死亡人数的2倍——死在了古拉格（集中营）。
吉井大尉从来没有向委员会发过言。
立花将军、的场少佐和吉井大尉是命令处死飞行员的军官，定他们有罪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些由于执行命令而成了刽子手的低级士兵们认为，追究责任应当到军官一层就停止，他们不应当受到追究。毕竟这些日本士兵不得不服从命令。但当得知为了审判的目的，他们将被置于他们从不可能想像得到的一个溯及既往的道德领域时，他们惊呆了。他们被告知在父岛他们是可以自由支配自己意志的个体。令他们吃惊的是，他们得知他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上级的命令并不能作为开脱罪责的理由。
翻译人员在将这些异国的概念转达给这些“臣民”——乖乖地服从命令的人们——时肯定非常困难。权利？自由的意志？违抗命令的责任？究竟什么才是非法的命令？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就是非法的，这些士兵就是在这样的道德领域内工作的。日本军队的支柱就是服从。这些士兵不是普通的公民；他们没有权利，他们是裕仁天皇的子民。
士兵城户松民是四个被命令将迪克·沃尔霍夫刺死的人之一。他的辩护律师提醒道：“城户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人，他接到了命令并且服从了命令。可一年后他却发现自己被指控违反了战争法和战争惯例……关于战争法和惯例城户能知道什么呢？他几乎不能读书、写字——然而现在却被推定为熟知国际法、正确的对待战俘以及日内瓦和海牙公约这些东西。”
尽管做了这些答辩，控方仍认为日内瓦公约在父岛上应当适用。裕仁天皇可以被保护，但不是这些人。
这样，当面对相同的情况时，日本的这些被告们便被给予了同美国军队所不同的标准。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曾经发布命令，如果被起诉的是美军，其行为是根据上级的命令或政府的批准而进行的，则在定罪时可将这种因素考虑进去，因此美国军人便可用上级的命令来进行辩护。但在关岛审判中，控方宣布日本士兵不能引用上述理由：“上级命令不能用来给所犯罪行做辩护，因为人类并没有被强制服从一个不合法的命令。”
竹野中士是另外一位参与刺死迪克·沃尔霍夫的人。当得知因执行命令他将要承担责任时，他感到非常震惊。“我难以理解父岛列岛上的上级军官们是怎么搞得，竟使我被控谋杀罪，因为是他们在叫我执行命令。”竹野证实说。“我们没有杀害任何俘虏的意思……我只是在默默地执行命令，因为我知道这样做是正确的。我完全相信我的上司，从来没有就执行他们的命令犹豫过一刻。”
为了说明日本士兵的命运“比奴隶们好不了多少”，被告律师说：“将责任强加给那些行动受到上级限制的人身上的做法是一种反人类罪。让那些根本不了解法的人去接受严厉的惩罚是极其残忍的。”堀江少佐在他的证词中也提到，“对于日本军队来说最根本的就是对任何命令的绝对服从——完全的的服从。”曾参与杀害格雷迪·约克的大尉山下正夫对委员会讲：“我从小就被教导要绝对地服从命令。很多情况下我并不想那样做，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另一个曾参与杀害迪克·沃尔霍夫的士兵谷山讲道：“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自由来判断我们所接到的命令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都是被剥夺了个人意志与自由的木偶。”中村下士曾经很不情愿地砍下了弗洛伊德·霍尔的脑袋，他说道：“我是在前线接到命令，我很清楚拒绝执行命令就肯定意味着死亡。”中尉内田有纪曾经砍死吉米·戴伊，他提醒委员注意在日本军队中“不服从命令的罪行的严重性”。加藤大佐曾命令将格雷迪·约克处死，他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并且还恳请委员会理解这些士兵们当时所处的这种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的处境，他说道：“请你们充分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出自他们本身的自由意愿。”
一个来自坟墓的声音支持了这种主张。小山桥雄畏罪自杀了，就是他砍掉了华伦·厄尔·霍恩的脑袋。他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承认我那样做是错误的，但我坚信作为一个军人，我没有错。因对军人来讲，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比死还重要的事情。”
辩护律师回忆起了处死美军战俘的那段日子。在那段时间里，整天有美军的空袭，还要时刻提防美军的入侵，那时最需要的就是严格服从命令。一名被告说：“在战争中，命令比任何道德约束力都要重要。”一名被告方律师指出，在令人精疲力竭的、持续猛烈的战争压力下，命令远不是人们在和平时期在平静的军营里所理解的那样。他说，如果你认为日本士兵会拒绝执行这样的命令，那你就完全忽略了他们当时的心态与性情。另外一位被告方律师给出了一个能让美军委员会理解的说法：“如果当日军在父岛干那些事情的同时，一名美军少校命令一名中尉带领一个狙击班来干掉在父岛的一名日本战俘——那名中尉不会犹豫不决，也不会表现出比日本士兵更多的反对。”
1947年9月，五名日本武士——立花将军、的场少佐，伊藤中佐、吉井大尉和中岛大尉——被绞死了，葬在了关岛一处没做任何标记的坟墓。其他大部分被指控的日军都被判入狱，在东京的巢鸭监狱度过了他们的铁窗生涯。
日本和华盛顿的报纸对这些审判和处决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报道。新闻的描述充满了感情色彩，很少涉及细节问题，《时代周刊》的大标题是“不可思议的罪行”，《纽约时报》将审判过程称作“人吃人的审判”。对前首相东条英机以及其他甲级战犯的审判占了消息的主要内容，而关岛审判则被放在了里面的几页。而关于在父岛列岛牺牲的美军飞行员的名字则根本就没有被提及。
二次大战后在亚洲共进行了近200起战犯审判，审判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及辖区内进行，对最后的结果没有确切的统计。但从最多能够确定的数据来看，大约共有5700名日本人被控犯有战争罪。其中大约920人被处死，525人被判终生监禁，2944人被判有期徒刑，1018人被宣告无罪，还有279人根本就没有受到审判，没有美国人被审判。
天皇投降后，立花将军命令将飞行员们的尸体挖出来火化并将他们的骨头扔到大海里。士兵们掘开坟墓，在尸体上浇了油然后就将他们烧了。据海军陆战队的罗伯特·弗雷泽后来证实，美军调查者没有发现多少东西。在一个坟墓里他们发现了一支自动铅笔，上面写着格伦·弗雷泽,一条绳子和三根骨头。在附近的一个墓穴，他们找到了一堆被胡乱放在一起被烧过的骨头。在大村墓地，美军小分队发现了一盒骨灰和一些烧焦了的骨头。所有的这些可能就是曾在一起飞行的格伦·弗雷泽、马弗·梅尔尚、弗洛伊德·霍尔留下的。
在夜明山电台附近吉米·戴伊的坟墓里，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些骨头和数量相当可观的棕色毛发。
在迪克·沃尔霍夫和B-24轰炸机飞行员被杀害的地方附近，人们在一个墓穴里发现了一根脊椎骨。1946年每一个被害者的家庭都被告知，他们孩子的“遗骸”被再次安葬在父岛美军的一个公墓里面。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无线电接收员马弗·梅尔尚以及机关炮手格伦·弗雷泽曾在一起飞行，一起出事并被埋葬在了一起。军方告诉他们的家人“区分清每个人是不可能的”。
1947年美国政府把所有牺牲的美军士兵的遗骸都从硫黄岛移走了。1948年7月2日，那是个周五，弗洛伊德、马弗和格伦被正式安葬在了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国家公墓。在他们共同的墓碑上写着：
弗洛伊德·尤因·霍尔
海军少尉
小格伦·弗雷泽
AOM2C
马弗·威廉·梅尔尚
ACM3C
美国海军预备役
1946年2月19日
夏威夷最具吸引力的旅游景点不是“亚利桑那”纪念馆或火山，而是“拌汁酒钵（Punchbowl）”公墓，官方名字是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朝公墓所在优美倾斜的弹坑看一眼，你就会明白它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绰号了。
有超过3.5万名在战争中牺牲的美军士兵被安葬在了这里。这个美丽的墓地中心是一个吸引人的“荣誉馆”，其间一个有着30只脚的哥伦比亚站在高处。美国的先驱者们当初就是以哥伦比亚的名义西进的。（哥伦比亚被美国电视节目“夏威夷5-0”用作片头的蒙太奇。）
迪克·沃尔霍夫和华伦·厄尔·沃恩的家人被告知，他们孩子在父岛的墓地被打开了，里面没有发现任何遗骸。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的“怀念馆”——两边各有十块花岗岩纪念碑直通哥伦比亚——是为了纪念那些失踪的人，在它上面铭刻着：
在这些园地里
记载着那些
将生命献给他们的国家的人的名字，
只有上帝才知道
他们在尘世的安息地。
凿在怀念之庭上的28788个名字中有这样的两个：
华伦·厄尔·沃恩
美国海军陆战队少尉得克萨斯州
沃尔霍夫·劳埃德
美国海军后备队无线电接收员堪萨斯州
吉米·戴伊总是想出人头地，因此在硫黄岛上牺牲的飞行员中，他是惟一一个被单独安葬，似乎显得很恰当。吉米的遗骸被葬在了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茂盛的草丛中他的墓碑上写着：
詹姆斯·韦斯利·戴伊Jr.
新泽西州
美国海军ARM3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25年11月27日～1945年2月25日
人们也在其他的地方为两名飞行员树立了纪念碑。迪克·沃尔霍夫的名字被刻在了他家乡堪萨斯州克莱森特的格林五德公墓的一块碑石上。如今当学生们走进密苏里州锡代利亚的史密斯·卡顿中学大厅时，他们会看到一幅由照片构成的拼贴画，画中在二次大战中阵亡的60个人都来自这所小学校。照片中的一位帅小伙就是牺牲的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他喜欢金发女郎，他知道此去不会复返。
有两名飞行员没有纪念碑。没有人清楚同迪克·沃尔霍夫一起战死的B-24战机的飞行员的身份。当格雷迪·约克在父岛的墓穴被打开时，里面什么也没有，由于疏忽，格雷迪的名字一直没有被写入“怀念馆”。这个虔诚的孩子本希望人们能为他祈祷，可现在人们却没有地方这样做。
在收到最初的失踪电报后一年内，邮递员将这些飞行员留下的能作为纪念的东西带来了，但没有新的消息。飞行员们的战友、教官以及指挥官们的一封封来信，记述了这些勇敢的孩子们当初可爱的一幕幕，但没有给这些焦急的家人们真正的希望。每次当海军方面有信寄来时，母亲们的心就怦怦直跳，但每次信封里面都只是一些陈词老调。每一位母亲都要签收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他们的孩子在最后一次起飞前留在船上个人小橱柜里面的东西。马弗·梅尔尚留下来的东西包括《圣经》、飞行日志、钥匙环、笔刀、通讯录、拖鞋、带鞘的军刀、运动裤和装着身份证、照片及55.28美元的一个钱包。当迪克·沃尔霍夫的随身物品被送来后，他的母亲并没有立即打开包裹。“我想等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再打开，”劳拉·沃尔霍夫对她的妹妹讲。
1946年2月，也就是在他们的儿子死后一年，华伦·厄尔的家人收到的电报和信件中仍旧在重复着堀江少佐的谎言。埃维收到的电报称华伦·厄尔已经：
死于1945年3月15日针对父岛列岛大村的一场空袭。他在海军陆战队的档案中被记录为在行动中牺牲。关于对其遗骸的处理，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可查。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同情，希望您能接受。
有些人相信了这些消息，有人则不信。在得知了华伦·厄尔牺牲的消息后不久，他上高中时的朋友哈罗德·沃特斯就去看望了他的母亲。华伦是她惟一的孩子。“她一直使他的房间保持着他离开时的样子，”沃特斯对我说。“她没有动一件东西。埃维不接受华伦死亡的现实，她说她知道他会回来的。”
在密苏里州锡代利亚的百老会长老制教堂，人们为弗洛伊德·霍尔举行了纪念仪式。“我们将弗洛伊德的照片和鲜花一起放在了祭坛上，”他的妹妹玛吉告诉我。“只看看照片，太让人难受了。”迪克·沃尔霍夫的姑妈鲁阿·斯特雷特说，“我们在教堂为迪克举行了纪念仪式，但没有遗体，这太令人难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