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使用暴力时，我们也必须以暴治暴。
——福泽谕吉，引自《日本：一部现代史》
美国最初只是由靠近东海岸的13块殖民地组成，而到了19世纪，它的国土面积便不断从东海岸扩张到了西海岸，形成了巨大的版图。这是政府的种族清洗政策带来的结果。美国的人类生物学家梅尔文·格尔莫后来评论道：“欧洲人来到这个新世界并非真的想和当地人交朋友，也不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动植物物种丰富，事实上，他们是用自己早已熟知的动植物来取代了这里存在的一切。”
亚历克斯·托克维尔是美国建国初期一位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编年史作家，他说自己常听到那些纯粹的美国基督徒漫不经心地谈论起对印第安人的灭绝：
这里的世界属于我们，他们接着说道，上帝拒绝赋予居住在这里第一代人变文明的能力，他早已预先注定了他们不可避免的毁灭。这个大陆的真正的主人是那些懂得如何充分利用它的丰富资源的人们。美国人对这个理由深感满意，于是会去教堂聆听牧师给他们吟诵福音书，向他们一遍遍重复着人类皆兄弟，一遍遍说着上帝造人时之所以把人类造成相同的模样，就是想赋予他们一种使命，让他们互相帮助。
欧洲白人基督徒都觉得自己是文明的人，而“其余的人”却都是野蛮的。屠杀这些“其余的人”并未使他们感到不安——毕竟，达尔文思想在19世纪才刚出现，那时候，人们认为自然发展的规律就是如此。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预测：“在未来的某一时期，如果以世纪来衡量的话，就是在不远的将来，文明的种族必将在全世界消灭或者取代野蛮的种族。”西奥多·罗斯福经常写到西方的胜利，他说，“当然，我们整个国家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扩张的历史……野蛮人或者被打跑，或者被征服，随之而来的便是和平。这一切靠的就是文明种族的强大力量，他们还没有失去战斗的本能，他们通过扩张逐渐把和平带到了由野蛮人统治的红土地上。”
西奥多像他的许多同胞一样认为美国最野蛮的行径无可厚非。1864年12月，在丹佛剧院，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向人们展示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最近一次交锋的战利品，结果在观众中响起了狂热的掌声。这位牧师的名叫约翰·史文顿——人们称他为传教士约翰。他是骑兵队的志愿者。他在几天前曾率领人马攻打了科罗拉多州的沙溪，他们至少屠杀了150名印第安儿童、妇女和老人。当时，那里的壮年男人都外出打猎去了。
引来观众雷鸣般掌声的不只是传教士约翰所讲的那些“凯旋”故事，还有那些令人发指的物证：观众们在看到一堆被砍掉的印第安人的阴茎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同时展出的还有那些侵略者的帽子，上面缝着印第安妇女阴道的皮肤，看到这些，人群中又是一阵欢呼。
所有这些文明的丹佛市民都认为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无可厚非。从来没有人指控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于是，丹佛人感恩戴德一般将传教士约翰推举为副行政司法长官，后来他便一直担任着这个职位，直到48年后他71岁时在平静的睡梦里安详地死去。
西奥多·罗斯福对这种残酷暴行不仅放任自流，还认为这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有关沙溪大屠杀，他说：“尽管有些令人不快的细节，……但就像边疆荒漠里的行动一样，这次运动总体说来是正义和有益的。”
美军以同样的方式对差不多整个西部的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清洗，他们遵从政府的命令，把印第安人囚禁在保留地上，或者将他们杀死，目的是把红色魔鬼从那片土地上彻底铲除。正如西奥多所说，“我并不认为印第安人中的好人都死了，但是我相信每十个印第安人中有九个已经死了，因此我不想太深究第十个人到底是好是坏。”
对印第安人进行囚禁和灭杀为美国赢得了一部分国土。当时西部大部分地区仍由墨西哥人控制。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托马斯·科温把墨西哥人称为“半野蛮、半文明的种族”。斯蒂芬·奥斯汀上校和墨西哥人较量过多年，他曾告诫政府：“墨西哥人要是长了尾巴，那将是比猿猴还野蛮的畜生。”一神教信徒西奥多·帕克说：“墨西哥人是一个卑劣的民族，有着卑劣的起源、卑劣的历史和卑劣的特性，”即使美国不采取种族灭绝的政策，这个民族也会像印第安人一样注定成为“在白种人面前融化消失的民族”。美国的扩张主义者感到他们正肩负着“上帝的使命”，要把文明传遍墨西哥大地。华尔特·惠特曼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他曾说：“墨西哥这个国家低级无能、崇尚迷信、荒唐放纵。在那里，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暴政——墨西哥人根本无力承担把新大陆变成文明人的国度这一崇高使命。所以，还是让我们担负起这一使命，去完成这一使命吧！”
詹姆斯·波尔克总统酝酿了一场冲突，美国人称其为“墨西哥战争”（后来又称“美墨战争”）。墨西哥人称其为“美国的侵略”。年轻的尤利西斯·格兰特参加了这次战斗，他后来当上了元帅，再后来成为了美国总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被派到那里去挑起一场战争。”那场战争是“强国对弱国发起的最不公正的战争”。墨西哥人对那场入侵没有丝毫准备，经过了两年的屠杀之后，墨西哥在《哥德卢佩伊达哥条约》中割让了大片领土，包括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今天的内华达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还有亚利桑那州的一部分。
1848年2月2日，就在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外交官即将签署这一条约时，一个墨西哥人对美国的特派员尼古拉斯·特里斯特说道：“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骄傲的时刻；但我们的耻辱却并不亚于你们的骄傲。”对此，特派员特里斯特快速回应说：“我们是在创造和平，这是我们惟一的想法。”但他后来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如果当时那些墨西哥人能洞察我的心扉，他们会发现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所感到的耻辱要比他们的耻辱强烈得多。但在那样一个场合，我不便说这番话。那件事情让每个有正义感的美国人都觉得耻辱，我也一样。我心里真的强烈地感到羞愧难当。”
扩张主义者将刚刚揽入囊中的西海岸边的土地和港口视为新的起点，继续向更远的西方寻找新的机会。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那就是太平洋。
对于那时的美国人来说，太平洋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它丰富的资源。在黑色的原油未被从地下开采出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鲸油润滑了工业革命运转的齿轮，照亮了美国的街道。为了弄到油，一群新英格兰人在海上游荡了数年。太平洋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油田，里面盛满了滚热的抹香鲸油”。当时在美国，捕鲸是个很重要的行业，同时也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赫尔曼·梅尔维尔曾预计，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捕鲸业将雇佣1.8万人、700艘轮船，而每年利润将达到700万美元。
那些吃苦耐劳的水手和开拓者们多年来的努力推动了捕鲸业的发展，他们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在没有航标的苍茫大海上航行勘探。他们当中的一位开拓者叫纳撒尼尔·萨瓦瑞，这位土生土长的马萨诸塞人在1814年20岁时驶向了太平洋。他在夏威夷及周围度过了10年（那时夏威夷称为三明治岛）。夏威夷是美国船员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这些船员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向日本附近鲸鱼大量出没的海域。
萨瓦瑞意识到他应该在更靠近日本的海域设置一个前哨，于是凭着美国人那股天赋使命的精神——他开始从夏威夷向西展望，为建立自己的鲸业公司寻找合适的港湾。那些在夏威夷停留的捕鲸人告诉他，日本附近有一个特别小的小岛，岛上无人居住，但有天然泉水。
于是纳撒尼尔·萨瓦瑞在1830年5月他36岁时，同22个冒险者开始了长达3000英里的航程，他们从珍珠港向西行驶，前往美丽的父岛寻找财富。
来自佐治亚州的议员托马斯·金时任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他于1848年举行了数次听证会，会上主要讨论美国如何在太平洋上挖掘财富，拓展实力。政府已经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资助四条汽船航线。一条穿越太平洋的航线将给美国的商业带来昌盛繁荣。尽管汽船航线能够贯穿大西洋，但相比之下，太平洋要更宽更广。
太平洋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自然景观。就算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陆地都放到太平洋上，仍然还会剩下很大的地方，足以再放上一个非洲、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太平洋有大西洋的两倍半那么大，海面下潜藏的山脉让喜马拉雅山都自愧弗如。
在议员金的海军事务委员会前，海军部上尉、海洋研究者马修·莫里是最具说服力的论证人。他把一个巨大的地球仪放在那些议员面前，接着弯腰从他的小背包里取出一条长长的白色细绳。他把细绳的一端按在旧金山那一点，然后将细绳拉过蓝色的宽阔水域，把另一端按在夏威夷群岛那点上。事实证明，人们已经有能力驾驶汽船到达夏威夷的火奴鲁鲁，那里离旧金山的距离是2100英里。然而，如果再继续航行，也就是从火奴鲁鲁到上海，那么4700英里的距离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那时候，汽船上的发动机要烧掉大量的煤，远距离的航行必然要携带大量的煤作燃料，这样一来，船上就几乎没有空间安放其他货物了。
当海军上尉莫里将地球仪上白色细线从夏威夷拉向上海时，所有议员的眼睛都注视着他的举动。他们看到，在前往上海的旅途中，需要经过博宁岛，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无人岛。莫里解释道，如果能在那里或父岛上建一个储煤库，那么把汽船开到上海就可能实现了。火奴鲁鲁与父岛之间的距离是3200英里。汽船在父岛加煤之后，就将很容易完成从父岛至上海1500英里距离的航程了。
这一简单演示的含义是令人惊愕的。莫里上尉向议员们说道：一封信、一个人或者是一小把茶叶从纽约到上海要花上80天的时间，其间要经过大西洋，绕过开普敦，行驶2万英里。如果能充分利用父岛的战略位置，美国就能把航程缩短2/3。“我们有能力建立和控制到达中国的最快的交通航线”。莫里向这一屋子静悄悄的人们解释说，“美国通过建立这样一条航线，就能打破英国在太平洋上的垄断地位，使太平洋航线处于美国的掌控之下。”上尉的建议就是要美国对太平洋进行商业统治，这一点议员们非常清楚。
然而，该计划还有一个谜团尚未解开——无人岛离日本非常近，如果美国在离日本如此近的父岛上建一储煤站，日本会如何反应？日本是否把无人岛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没有人知道。
日本是一本从未被揭开的书。西方对日本的无知不是西方人的错，而是日本定下的国策。二百多年以来，日本的门户关得紧紧的。根据国家法律，日本人不许离开日本，外人也不许进入。如果有谁向外国人讲述这片神的土地的信息，他将被处以死刑。在英语世界里几乎没有一张地图或一本书是描述这片封闭的土地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西方人对日本的确缺少了解，我们可以看到最令人感到震惊的一点是，事实上，日本并不是像新几内亚一般的穷乡僻壤，相反，这个国家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文明、城市化程度最高、组织最严密，文化最先进、最和平的国家。许多历史学家都说，当时的日本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
据可靠记载，日本的帝国统治可追溯到公元300年。公元604年，日本的先驱们完成了日本宪法的起草，公元1000年前后，紫式部女士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小说——《源氏物语》。
根据日本的“圣经”——《古事记》所载，创造日本的是一名叫天照的太阳女神，她通过后裔神武使这片土地住满了人。神武是日本人的第一位现世皇帝，他属于大和（山人）部落。神武作为皇帝的使命是HakkoIchiu，意思是“将世界的八个角落笼罩在同一屋檐下”。对日本人来说，所谓“世界”就是指他们的岛屿，将岛上的人们统一为一个帝国便是神武的大和民族后裔们的使命。
基督教徒皆为凡人，生有罪孽，信仰上帝才令他们获救。但是日本人的血脉里流淌的却是神的血液。他们和天神血脉相连。美国人可能把自己的家园描述成“有上帝保佑的土地”，但日本人就生活在“神的土地”上。
为了肯定自己对神的这种信仰，日本人只需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看着天照女神将太阳从太平洋的岛屿上升起，把第一缕光辉洒向日本，然后再照到世界其他地方。日本把光明带给了世界。［日本自己的名字—Nippon（日本）也表达了这个概念，（日）ni的意思是“太阳”，（本）pon的意思是“起源”。因此名字的含义就是“太阳升起的土地”。］
日本就这样孤立在海面上，没有外来民族或宗教来挑战他们的信仰，于是一代代日本人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国家是神的选择，神的宠儿。然而，众神却无法保证日本国内的和平，内战肆虐了数个世纪之久。天皇躲在皇宫里深居简出，软弱无能，而整个国家由一帮军事独裁者掌权。最终在1600年，勇士德川家康将敌人一举消灭，显赫一时，进而巩固了其对日本的统治。
德川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的梦想就是给日本带来永久的和平，确保德川幕府的长久统治。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德川竭尽所能去重建日本，重塑日本民族的特征。
首先，德川让天皇宣布他是最高统治者。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天皇从不露面，他身处古代首都京都当着他的皇帝，但却并没有真正的实权来统治国家。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当时军事独裁者的囚犯而已。德川让人们相信了帝王统治的神话，同时也以此让世人相信他作为统治者地位的合法性。德川的头衔——将军(shogun)——的意思就是“驱逐野蛮人的大元帅”。当时的野蛮人指的就是西方的基督教徒。
在日语中，用来表示外国人的单词是gaizin(外人)。前缀gai意思是“外来的”，zin的意思是“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是gaizin（外来的人）。但这个词还有隐含的意思，gaizin（外来的人）不仅指那些人是从日本以外的地方来的，而且还意味着他们根本不属于人类的范畴——不是半人类，而是非人类。德川时期，一艘外国人的船停在了日本海岸上，有一段未署名的记载中就体现了当时日本人对外国人的认识：
在这艘船上出现了一个不可名状的生物，它在外形上像是人，但看上去更像是长鼻子的妖怪。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家伙叫“教士”。他的鼻子的长度首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就像一个海螺壳吸附在脸上。他的脑袋非常小；大手大脚，爪子长长；他的牙齿比马的牙齿还要长。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他说话的声音像是猫头鹰。人们都跑出来看他，每条路上都挤满了人。
葡萄牙传教士1543年首次在日本登陆时，他们发现日本人天生好奇，热情好客，并且举止文雅。日本人对这些传教士的到来表示欢迎，而且也允许他们改变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传教士圣弗朗西斯·泽维尔说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不再谈论那些日本人，每次说到他们都让我禁不住想笑。”到了德川升级做将军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教士已经在日本拥有30万信徒。但是德川注意到，这种来自西方国家的野蛮的宗教有很大不同。
神道教（1945年前为日本国教）是日本当地的万物有灵论宗教，佛教是由印度经中国传来的宗教，这两种宗教是可以相互包容的。一个人可以这一分钟在神道教殿前鞠躬，下一分钟再去背诵佛经，毫不冲突。但是基督传教士则必须对宗教做出惟一选择。基督教排斥其他的信仰。于是，德川很快对这种宗教产生了怀疑，这种宗教的第一戒律就是要求对一个嫉妒的、非日本神表现出忠诚。
德川也听说过一些故事，讲的是一些国家在允许传教士进入之后是怎样被征服的。正如一位日本作家所观察到的那样，“当那些野蛮人企图征服一个国家时，他们首先和那个国家通商，找到该国的弱点。一旦有机会，他们就开始通过传教来捕获人心。一旦人们的忠诚被转移，就可以任意摆布这些信徒，而且这种对宗教的信仰根本无法使其中止。”
德川深信，如果他的人民忠诚于外来的神，那他就不能建立稳固的和平统治。1614年，德川命令境内所有的传教士停止活动。他给日本基督徒的选择是：要么将十字架踩碎，放弃外来的宗教；要么是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没过多久，西方国家和基督教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任何对外接触都被看做是对日本的威胁。十字架被视为邪恶的象征，耶稣被视为“日本的魔鬼”。他取消了日本所有的对外贸易，只允许和荷兰人做生意。其原因是荷兰商人同意远离日本民众，把贸易活动限制在长崎湾一个非常小的监狱般的人工岛上。日本每年只允许一艘荷兰商船进入日本，并且要求荷兰商人们定期用脚践踏十字架。
外国人离开后，日本在意识形态上又成为一个封闭的岛国。德川制定出一项辉煌的计划，要把永久的和平带到这片神的土地上。他重新规范了日本的社会秩序，宣布设立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武士阶级处于最上层。德川确定他的公仆都是高尚诚实的武士将领。他们无私的领导赢得了人民的忠心。日本社会开始崇尚武士道精神，这一精神的显著之处在于对居统治地位的武士阶级要绝对服从。天将降罪于那些不立即服从命令的凡夫俗子。德川的律条很明确：“如果普通人对武士阶级有失礼行为，将被就地斩首。”
德川幕府重新规范日本社会的远见卓识带来了“德川盛世”——在德川家族统治的250多年间，日本没有爆发任何战争。两个半世纪当中，日本没有建立陆军和海军，因为对于日本来说拥有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是不必要的。德川的统治体系确保了在日本国内外不会发生冲突。这是一段非凡的和平时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动荡不安，像日本这样的安定和平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日本今天许多闻名于世的传统艺术就是在“德川盛世”时期兴起的。然而，日本人为了这前所未有的稳定却放弃了所有的个人自由。有成千上万条规则规定了对个人礼节的要求。“法律规定了从农奴到天皇每个人应穿的服装，其中对服装的大小，款式和颜色以及针脚的颜色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日本人可以在市场上买什么，可以建什么样的房子，见到谁必须鞠躬，小孩子们可以玩什么样的娃娃，可以到哪里旅行——法律对日本人生活中的最微小的细节都一一作出规定。”
日本成为了世界上法制最严格的社会。生活对于日本人来说不是独立的行动，也不是标新立异，每个人都应正确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合适位置”。日本人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日本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讲究得体的行为举止。这样一来，即使众多的人口住在一个拥挤的小岛上，也并没有冲突发生，可这也导致日本成为一个依赖已知规则和上级命令的民族。
在1850年，日本有3100万人口，而美国当时的人口只有2300万。那个时候并没有人意识到东京（那时称江户）是世界上最大最有活力的城市，东京的人口超过了100万。同一时期，华盛顿特区的人口只有3.5万，那里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到处乱跑的鸡和猪。日本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有将近7%的人口在城市居住，而欧洲却只有2%的人口在城市生活。从各项指标来看，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世界最高，交通系统遍布全国，拥有国家市场体系，“许多庄严宏伟的城堡，其中有不少在规模上都超过了欧洲中世纪所建的最大城堡”，“那些城堡矗立在乡间，成为权利的象征”。
1851年6月，美国第十三任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美国海军军官会晤，探讨在太平洋扩张的问题。在那之前，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就了解到海军上尉莫里所说的海上路线问题。那条旧金山—火奴鲁鲁—无人岛—上海的路线可以带给美国很多好处，但是菲尔莫尔对此却有他在政治方面的担忧，因为美国当时正在集中解决欧洲帝国的事务。此外，美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人们对太平洋贸易的优越性还不是很热心。
然而，那些雄心勃勃的海军官员们给菲尔莫尔总统找到了一个政治上的掩护，这样一来就有理由建立那条途经日本的汽船航线了。那是一份官方报告，这份报告足以让那些喋喋不休的闲聊之辈也感到义愤填膺。它为行政部门提供了把军事力量直接扩张到无人岛和日本的借口。报告的题目是《日本帝国相关文献》，详细描述了日本人是怎样以“残忍野蛮的方式”对待美国那些船只失事的捕鲸人的。一名海军上校向总统菲尔莫尔打保票，说道，“这件事一定会激起美国人的愤慨。”他对菲尔莫尔说，“我们是从有利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在日本附近建立燃料库，为我们的汽船提供煤的补给，而且我们还有很充足的理由同日本干上一仗。”
有很充足的理由干上一仗。国会对莫里建议的反应比较缓慢，但是，当总统发布了《日本帝国相关文献》报告后，国会也开始不安起来，于是呼吁对此事进行一次调查。事实上，日本对那些捕鲸人实行的是保护性监禁，他们被释放时并没受到伤害，可一些事实却惹恼了文明的美国参议员。
报告中写道，日本军官对被监禁的捕鲸人说耶稣是“日本的魔鬼”。更有甚者，当一名捕鲸人向狱卒要一本基督圣经时，狱卒竟然生气地说：“你在日本不要谈论《圣经》，那不是本好书。”让参议员们怒不可遏的是，用来监禁捕鲸人的“监狱”竟然是原来的一间教堂，日本人强迫那些美国人双脚踩在一个黄铜十字架上。
日本人不仅贬低基督上帝，还宣称他们自己的神优越。一名美国囚犯对他所受的虐待提出抱怨，并威胁说美国海军将会回来惩罚日本。听到这些，日本人大笑起来，说道，如果美国的轮船来了，神风“会在众神的帮助下把他们吹走”。
kamikaze意思是“神（Kami）风”（kaze）。日本人认为自己的领土是神圣不可征服的，而这一信念的核心就来自kamikaze/神风。神风就是保护日本的力量。1274年和1281年元朝皇帝两次派蒙古军穿越日本海对日本进行进攻。蒙古人的力量非常强大，日本人也担心自己会被征服。可那两次攻击都被神风击退了。所谓神风事实上就是台风，它吹沉了蒙古的船只，把15万入侵者统统抛入海底。这神奇的风出现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时刻，看上去简直就像是有神相助。于是这使日本人深信他们的国家得到神的庇佑，不会受到外国攻击。
在国会就捕鲸人受虐待一事举行了令人义愤填膺的听证会后，菲尔莫尔命令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派遣一队战舰去完成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任务，总统命令他们把文明带到日本。海军准将马太·佩里被任命为舰队司令，他是一名卓越的美国海军军官，个头高大，引人注目。嘴角坚毅，头发浓密，尽管已是59岁的年纪，头上竟连一丝灰发也没有。佩里同意将这次出行的目的说成是因为日本虐待了美国捕鲸人，因为“这次远行的真正目的是不应该被公之于众的”。可当佩里一到了海上，他就“不再受华盛顿的限制，不受周围有关建立航线争议的影响了”。因此，他可以明确地陈述他的目标了：表面看起来，为捕鲸人寻求避难的港湾像是这次远行日本的原因，可事实上，与美国的全球对手英格兰进行抗争，以及为太平洋汽船航线建立安全的港湾才是其真正目的。佩里通过大不列颠通往东方的航线径直驶向了父岛。
1853年6月15日，“萨克哈那”号轮船拖着纵帆船“萨拉托加”号到达了父岛。58岁的纳撒尼尔·萨瓦里看到这一景象时顿时惊呆了。23年前从珍珠港始航的那一伙人当中有39个人留在了父岛上，父岛上的生活对萨瓦里和那些殖民主义者来说是平静的。他们在岛上建起了茅草村舍，将木头挖空做成独木舟；他们种植庄稼，修补渔网，捕鱼捉龟。岛上的气候一年到头都比较稳定——一直都是阳光明媚的天气，只是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天气稍微有点炎热和潮湿。对岛上的人来说，大的事件也就是捕鲸船的到来，那些捕鲸者要他们为其供应淡水、新鲜的海龟和鱼、蔬菜水果、酒，偶尔的，还要求岛上的妇女为其提供性服务。
佩里看到过美丽的小毛伊岛，它是太平洋中一小块碧玉。对父岛，他这样描述道：“高大，雄浑，多岩石，……很明显是火山构造。岛上郁郁葱葱，长满了热带植被，到处是珊瑚礁。”父岛只有纽约中央公园的两倍大，岛上有“两座山峰……其中一座海拔1000英尺，另一座海拔1100英尺……一进入海港，它们就清晰的映入眼帘。”
1853年6月16日，佩里和一队海员上了岛。当时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对父岛行使管辖权，因此，佩里声称他要统治这个岛屿。他将纳撒尼尔·萨瓦里任命为美国海军的代理，并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由萨瓦里担任总管。萨瓦里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佩里选定这个岛——也就是后来飞行员们牺牲的地方——为美国扩张海上势力的前哨。他代表美国用50美元、4头牛、5只上海绵羊及4只山羊从萨瓦里那里购买了50英亩土地。这一历史性的交易后来被引以为豪地记载在纽约的《先驱论坛报》里，这是“美国在太平洋上购买的第一片土地”。
海军准将在那里呆了3天后开始深信，现在美国在北太平洋已经有了坚固的根据地，于是，佩里同他的新代理人萨瓦里告别，继续向日本大陆驶去。
两星期后，即1853年7月8日，星期五，四艘美国海军战舰装载着文明和61架设计先进的加农炮驶入了东京湾。战舰的桅杆上飘扬着美国的国旗，旗帜的蓝色背景上缀有31颗星。
就算是火星人乘着装载γ射线机枪的宇宙飞船着陆，也不会引起如此的喧嚣和骚动。
海湾里的渔民是最先目睹这艘冒着黑烟的巨大怪物的人。这条吐着黑烟的巨龙突然出现在这些甚至还不知道蒸汽发动机为何物的渔民面前！惊慌迅速传遍了整片大地。腿快的报信者开始发出警报说，“魔鬼们的黑船”已经降临在神的土地上，与此同时，人们敲响了寺庙里的大钟。
这一消息被人们一传十，十传百，传着传着就走了样。很快就听到有人说，有“10万白脸的魔鬼”即将蹂躏这个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外国的大炮面前毫无防御能力。人们惊惶失措，许多家庭携妻带子，背着值钱的东西逃离家园。日本那些专门给报纸画插图的画家，为了画出这些奇怪的轮船和外国人的样子，纷纷出海。读者们把那些特别的版本挑选出来，上面还附有“长着长毛的野蛮人”的图片和他们轮船大炮的图片。从来没有打过仗的武士们现在也开始拭去长矛上的锈，随时准备投入战争。熙熙攘攘的人们把神殿和寺庙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祈求神灵来解救他们。人们战战兢兢地恳求诸神再一次用神风把外国鬼子吹走。
在随后几天所上演的戏剧里，海军准将佩里的表演极具专业水准。他就像一个东方的皇帝独自神秘地呆在船舱里，拒绝向日本的谈判者显露他的威严和高贵。他断然拒绝了让他撤退或者退到长崎的所有恳求。
佩里的轮船离首都东京只有30英里，德川幕府的将军为此感到进退维谷。日本政府在长崎私下里和野蛮人进行的谈判只是件小事，只有少数的官员知道，可现在举国上下都知道了这件事。海军准将佩里所率领的舰队和强大的加农炮要比日本所拥有的全部火力还要威力强大。幕府将军无法将这些外国佬赶出日本，可如果他们漠视佩里的要求，那么他们的首都会不会遭到炮轰？在这些轮船的身后是否还有火力更强的轮船接踵而来？日本人民会不会迅速联手进行反抗？这样一来，德川家康的后代德川义直就将配不上“驱逐野蛮人的大元帅”的称号。
最后日本官方同意了佩里的要求，允许他上岸转交菲尔莫尔总统的信。
1853年7月14日星期四，全副武装的240名美国人，当中包括100名海军，100名水手及40名乐手——穿着蓝白相间的海军制服斗志昂扬地分乘15艘汽艇上了岸。富兰克林·布坎南司令是头批上岸的第一人，这使得他成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美国军人。圆滑世故的海军准将佩里认为雄伟华丽的场面可能会打动招待他们的主人，因此他精心策划了宏伟壮观的场面。当乐队热情演奏军乐时，腰板直直的海军站成一队醒目的仪仗队。干净潇洒的水手在后面轻快地列队前行。佩里登陆时，轮船上的加农炮隆隆作响，乐队奏起了扩张主义者最喜欢的那首“嗨！哥伦比亚”。两名高大潇洒的黑人海军走在佩里两侧，这又引起了轰动——因为日本人根本不知道还有黑人的存在。成千上万平民伸长了脖子，就为了看看这些外国佬。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次旅程把时间带回了过去。日本的武士把头发梳向脑后盘成顶髻，穿着丝绸衣服和木屐，两把晃来晃去的剑表明他们的武士身份。成千上万披盔带甲的携有长弓长矛的士兵和弓箭手站立两旁。这是历史上最不寻常的一次相遇。彼此都认为对方是野蛮人，这是两种高度文明的文化第一次相遇。
海军准将佩里和他的随从人员漫步走到专门为这种场合所建的一个宏伟的接待厅里。全副武装的武士蜷缩在双层地板的下层以防备这些野蛮人突然动乱或使用暴力，佩里对此一无所知。佩里是日本两个半世纪以来所接待的第一位大使。日本人从来不在对为交往上冒险碰运气。
在盛大的仪式上，海军上尉交给天皇一个精制的金盒子，里面盛放着总统菲尔莫尔给幕府将军的信。收到信后，日本人就希望这帮恼人的外国佬赶快离开日本，于是交给佩里一纸书面答复。当翻译将答复的最后一句——“你的信已收到，现在你可以走了”——说给佩里听时，佩里吃惊得打了个趔趄。
海军准将佩里认为最后这句粗鲁无礼的话无疑是扇了美国外交一记耳光，而美国刚刚在离东京南部的600英里的地方占领了一处基地。后来，海军准将不但没有下令将轮船驶去，反而命令继续向内陆行进，驶向东京湾，前往首都。大概佩里心想当日本看到四艘美国战舰在测量他们水道的深度，调查他们海岸的防御，也许就“会影响政府的决定，促使其对总统的信重新考虑，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
一艘日本汽艇很快冲向了冒着黑烟的美国军舰。幕府将军的一个代表冲着布坎南司令疯狂地叫喊，让那些黑色轮船立刻返回。这位日本官员喊道：“这不符合日本法律。”司令从巨轮的甲板上俯视着汽艇上那名紧张的日本官员，感到有点迷惑。很明显，日本在外交事务上没有受过特别的训练，而在外交关系中决定对错的就是实力。
布坎南司令也对那位官员喊道：“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美国的海军总是按照美国的法律行动。”
第二天，海军准将佩里确实驶离了日本水域，并承诺第二年再来听天皇的回音。佩里这次历史性的访问对日本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那之后的近20年中，日本人进行了无数次激烈的辩论，争论的内容就是如何找到对付那些可怕的野蛮人的最好方式，以及如何找到保卫这片神的土地的最佳途径。
但是，美国国内正在酝酿一场内战，因而失去了在太平洋上建立航线以及在北太平洋攫取领土的兴趣。甚至连纳撒尼尔·萨瓦里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兼并无人岛的书面请求也无人理睬。
佩里那次访问日本的八年半后，日本派遣了一艘战舰去完成自己的外交使命。1862年1月17日，纳撒尼尔·萨瓦里看到一艘满载着加农炮，悬挂着太阳旗的战舰锚定在父岛，萨瓦里顿时大吃一惊。日本的外交官划船上岛，声称无人岛的所有领土都属于日本。萨瓦里竭尽全力想说明日本在这个小岛上没有任何权力。但是，看到海港里全副武装的战舰，萨瓦里意识到，日本人拥有力量，因此他们就拥有权力。
无人岛是日本在海外征服的第一块土地。现在对于日本来说，孤立和和平都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了。
日本从这个教训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日本通过佩里这件事，感受到了来自外面世界的军事威胁。从日本海放眼望去，有许多要担心忧虑的地方，这一点非常明显。一度骄傲自大的中国现在已经四分五裂，西方的商人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强卖鸦片给中国人，把中国人的血都给吸干了。再往南看，荷兰已经征服了印度尼西亚；法国统治着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贪得无厌的大不列颠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和印度占有大面积的殖民地。往北看，劫掠成性的俄国一路征服过来。往太平洋那边望去，奴隶在焕发着生机的美国的土地上流淌着汗水，正消化着入侵墨西哥所劫掠来的赃物，而且还在继续着对当地印第安人罪恶的种族清洗运动。1884年11月15日，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奥托·俾斯麦在柏林召开了盛大的国际会议，准备瓜分信仰异教的非洲。日本政府很自然地感到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社会所有部门都必须首先服从这个目标。在日本看来，那些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大国都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那便是他们都信教。他们都信仰一个神，这种信仰把他们紧紧团结起来，这令他们相信对无信仰者的劫掠名正言顺。但是日本没有这样的一个神，因此必须首先创造一个神来信仰。
幕府将军统治结束时，日本武士填补了这个空位，他们废除了旧的制度，把天皇置于日本国民生活的最中心。他们很快就让京都的皇帝告别了默默无闻的生活，把他接往原来幕府时代将军所住的东京宫殿里。天皇有了个新名字，叫“明治”，意思是“英明的统治”。这样一来，一个革新之后的君主体系就相当于西方的基督教了。明治尽管没有多大实权，但在精神上他是国家团结的象征。真正统治国家的是他身后的武士，而天皇只不过是个傀儡。
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身着西式军装出现在日本政府的官员面前。那些官员们也是个个身穿西式军装，就连身旁那些宫女们也穿着西式服装。那一天，明治天皇宣布了一部西式宪法。但事实上，这部宪法也只是有个西式的名字而已。
在西方，宪法是“由人民制定，为人民服务”的，它规定出公民的权利并限制政府的权力。可明治宪法恰恰相反，它是一部自上而下的法规。它是“天皇的礼物”，“天皇把它赐予这个国家”。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帝国的首领”，是“所有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是“所有主权的管理者”。明治天皇是法律的源泉，他凌驾于宪法之上。他可以发布条例来取代法律，他可以任命和罢免政府里的任何官员，甚至连帝国议会（日本的国会）的成员也不例外。这部宪法的目的不是限制天皇的权力，而是确保他拥有高于政府的无限权力。日本人都不能被称为是国家的公民，正确的说法是，所有日本人都是皇帝的“Shinmin/臣民”（Shinmin的意思是“忠顺地服从命令的人”），因此，日本也就不需要像《人权法案》这样的法规。实际上，日本设立这部宪法的目的不是满足人民的内在需要，而只是做秀给外国人看的，它想让外国人看到，日本是一个讲求法制的文明国家。与其说这部宪法的出现是因国内实际需要，还不如说是为了回应外来势力的干预。
为了确保武士阶级的至高地位，宪法规定天皇和军方可直接接触。陆军和海军将领可绕过行政部门直接向天皇报告，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军队是日本的第二个政府。由于军方可以同天皇直接联系，这就为军人罩上了一个神秘光环，仿佛他们的使命就是效忠于神。
当时，广大非洲和亚洲地区都已处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控制之下，因此，日本也决意要和帝国主义竞争，跨越日本海去剥削他软弱的邻国。
那时的中国就像是一盘散沙，无可救药，面对欧美列强无计可施。正如我上学时的老师约翰·多沃教授所说的那样，“中国就像个西瓜，欧美列强争抢着瓜分它”。当时的朝鲜也非常落后，未能像日本一样沿着西方的道路迅速文明起来。“我们不能等到邻国文明起来之后再团结一致去建立一个强大的亚洲，”福泽谕吉写道，他是一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他还认为，“我们必须打破眼前这种格局，我们应该在前进的道路上加入西方文明国家的队伍。我们不能给朝鲜和中国任何特殊的对待，而应像西方国家对待我们那样来对付朝鲜和中国。”当时的日本流行一首童谣，唱的是：
世上有部万国公法
一点也不假。
可关键时刻一来
还是大鱼吃小鱼。
日本人在仔细研究了西方的发展道路之后发现，那些成功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富国。显然，他们的财富是通过征服非基督教国家积累起来的。他们奴役那些国家的人民，挪用那里的资源，这样才一步步走向了富强。
中国是朝鲜的传统宗主国，一直试图阻碍日本侵犯朝鲜半岛。于是，笃信天赋使命的日本便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按照武士传统的行为方式，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大举侵犯。直到1894年8月1日，日本才把该事件公之于众。日本媒体像西方国家那样把这场冲突称做是“在一个努力发展文明的国家和一企图阻碍文明进步的国家之间”进行的“一场宗教大战”。报纸对战争的进程做了系列连载，每一期都被抢购一空。木版画家把日本军人描绘成各种英雄的姿态，画中的日本人同低劣的中国人英勇作战，可长着八字胡的样子看上去竟然有点像西方人。
在此之前，几乎没人相信日本这个小小的岛国竟能战胜中国这个亚洲巨人，但是，日本胜利了，它的胜利震惊了全世界。在1895年4月17日签署的《马关条约》中，中国在小日本面前承认战败，并把台湾、澎湖列岛、南满洲具有战略意义的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中国还付给日本大量的赔款，且承认朝鲜的完全独立。此外，中国还赋予日本与西方国家一样的外交和商业特权，当然这些特权无一不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
对于日本的普通老百姓而言，这次出人意料地战胜中国雪洗了“黑船”给日本带来的耻辱，也同时证明了日本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非但没有谴责日本对中国的进攻，还对日本如此迅速地掌握了西方的课程大加赞赏。正如一名骄傲的日本作家所写，西方人现在应该意识到，“文明不再只是由白人垄断”，日本也具有“在世界上取得巨大成就的能力”。此时，日本举国上下洋溢着爱国主义的自豪和骄傲。日本也因此成为帝国主义文明俱乐部中惟一一个长着黄皮肤的国家。
而这一点对于西方人来说正是问题所在。帝国主义俱乐部是白人的天下。现在，日本打破了那里的自然秩序。在日本胜利后不到一个月内，东京就出乎意料地从俄国那里收到一条电报，内容是：俄国“建议”日本放弃在中国内地所掠得的领土，并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俄国还进一步陈述说，德国和法国也赞同“这一友好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