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只是十几岁或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对整个世界完全无知。我们热爱祖国，决心要为珍珠港事件报仇雪恨。全国的48个州已经团结起来。美国要想打败日本就需要一大批飞行员。而我们，就是这样的飞行员……
——飞行员卢·格莱伯,引自乔治·布什《二战岁月》
珍珠港事件爆发的那天，乔治·H.W.布什正在校园里走着。当时，他是马萨诸塞州安多弗菲利普斯专科学校的一名学生。他17岁半，任毕业班的班长,在学校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同时，他还担任校棒球队和足球队的队长、篮球队经理、学生自治会财务主管、男学生宿舍代理舍监，很多委员会、社团和球队里也都有他的身影。
布什家境富有，家庭的社会关系优越。美国任何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办得到的事情乔治都能办到。他的父亲普雷斯科特·布什是全美最大的私有银行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的合伙人。当时年轻的布什已经被耶鲁大学录取了。他是即将登基的英国女王（即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于1952年登基）的远房亲戚。极负盛名的“沃克杯”国际高尔夫球赛就是以他祖父的名字命名的。这样的家庭背景足可以为乔治扫清前进道路中的一切障碍——即将成为耶鲁学生的乔治前途无量。
布什正在校园里走着，突然听到有人大喊：日本偷袭了珍珠港！这真是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乔治当下决定放弃眼前的一切去当兵。后来他承认，“我当时还不完全清楚世界局势是怎样的”，但他清楚地记得“我和所有美国人有着同样的反应，认为我们最好对此做点什么”。
布什回忆道：“在我到底为哪个部门效力的问题上，我一点儿也没犹豫，立即决定加入海军航空部队。”
在相隔数千英里以外的密苏里州的锡代利亚，另一个未来的飞行员弗洛伊德·尤因·霍尔过着与乔治·布什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为了参军打仗，特地走到邮局去报名。那时弗洛伊德21岁，很瘦，棕色头发，棕色眼睛。他1939年5月18日毕业于锡代利亚的史密斯—科顿高中。他的父亲是一名焊工，在拥有7000名职工的锡代利亚最大的密苏里太平洋铁路调车场工作。弗洛伊德毕业后接了父亲的班也在那里干活。锡代利亚以铁路闻名：密苏
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局以及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局的维修车间就设在那里。锡代利亚的地理位置大约位于密苏里州的中心，有2万人口，那里有一个溜冰场，一个弹子房，一个保龄球场，还有几间酒吧。弗洛伊德的哥哥詹姆斯·霍尔说，锡代利亚一年只有两个季节——“我们只有冬天和夏天，冬天很冷，夏天很热”。
维维安·道尔顿·朗记忆中的弗洛伊德“是个好孩子，干净整洁，身心健康”。弗洛伊德从小就住在维维安家的对面，常和她一起玩皮纳克尔纸牌游戏。朗回忆说，“锡代利亚是个富有人情味、美妙的地方，非常适合居住。即使你晚上在街上走也很安全。但那是很多年以前了，那个时候，邻居们经常互相串门儿，坐在门廊上一起聊天儿。”
弗洛伊德和许多大萧条时期出生的美国孩子们一样吃苦耐劳。他弟弟说：“弗洛伊德从来不做游戏，因为他没时间。”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塔利斯—霍尔乳品店的麦芽车间配苏打水。这个乳品店在锡代利亚那个小地方特别受欢迎。詹姆斯说：“在炎热的夏日里，人们都喜欢去那儿，你会看到大伙儿都在那儿舔着圆筒冰淇淋。”弗洛伊德的朋友埃尔伍德·麦克基尼回忆道，“每次店老板一走，弗洛伊德都会让我敞开肚皮地吃各种各样的冰淇淋，他可真是个好人。”
弗洛伊德工作很卖力，因此挣了点钱，于是他就会给身边的人一点零花钱。他的妹妹玛吉·霍尔回忆说，“我曾经为了五分钱给他擦过鞋。我把那些鞋擦得发亮。擦得特卖力气。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有钱。”
一天，弗洛伊德的父亲因为他花钱的事情大发脾气。弗洛伊德和他的铁哥们儿霍华德·赫林用各自攒下的积蓄合伙买了一辆二手的福特ModelT敞篷车。但父亲觉得他们花的钱太多了。他发怒并不是因为他的儿子，而是因为卖车的那个人。詹姆斯·霍尔记得当时“父亲去了卖车的那个人那儿，把他痛骂了一顿，说他要价太高。他觉得是他们卖车的把价钱抬高的。那辆车竟花了我们35美元”。
弗洛伊德非常喜欢那辆车，冬天的时候，他常常把冰冷的座位上的雪扫掉，然后开着车去上学。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意识到，这年轻的、疯狂喜欢汽车的弗洛伊德·霍尔不久后就会为美国做出贡献。美国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一场高度机械化的战争，而这场机械化战争的关键便是飞机，因为飞机是所有机械中最精密的机器。“当时西方各国已处在内燃机大行其道的年代，这一点对于盟军的空军而言是无可比拟的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用飞机结构复杂、价格昂贵、作用至关重要。那个时候需要大量会修修补补的人来担当这些军用飞机的飞行员、机务人员以及维修工人。像弗洛伊德这样成天摆弄35元买来的小汽车的年轻人，还有那些在自家农场上修理拖拉机的农村孩子们都会在战争中帮助美国赢得空战。相比之下，日本的机械化程度就远远比不上美国。在日本，研究机械的年轻人要少得多。“1939年3月23日，零式战斗机在首飞之前被拆卸后装上牛车，经过一路颠簸运到了本州各地的大型海军航空基地。这可真是个不好的兆头。”
弗洛伊德的朋友威拉德·丘宁后来回忆道，“我们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第二天就去报名参军了，在一个星期后的12月16日被召集。我们一起登上了去圣路易斯的火车。在那儿有不同部门的征兵人员，而我们全都站在了海军报名的队伍中。”弗洛伊德的弟弟说，“父母对此也没什么好说的，弗洛伊德已经21岁了，是个成年人了。”在填写“参军理由”一栏时，弗洛伊德写道：“为国效力。”
在圣路易斯，海军的主考官们注意到弗洛伊德·霍尔身高至少五英尺七英寸，体重128磅。这个来自密苏里的年轻人，现在正和成千上万的美国男孩儿们一起准备出发去打仗了。
20世纪40年代初期，男孩子们是如此的渴望飞行，这一点不足为奇。1944年和1945年两年时间里，有许许多多的飞行员们从北太平洋的航空母舰上起飞投入战斗，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20年代早期，生长于飞机发展的黄金时代。在那个年代，最初的“马力”继续转变成各种各样的机械装置，对于年轻的美国男孩子们来讲，一提到飞机和飞行员，他们便会感到无比兴奋。他们成天翻看杂志上那些有关一次大战飞行员的战争故事，比如《红爵士》和《埃迪·瑞肯贝克》都是当时很流行的故事。人们就“英勇无畏”这种精神展开了一项科学研究，其成果之一便是《精神之解析》，这本书在20年代的时候就做出预测：“未来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若想在战争中赢得荣誉，就会选择去当飞行员。”
在美国最有名的一个人，也有人说是20世纪最著名的一个人物，是一位叫做查尔斯·林德伯格的飞行员。在大学里他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可在他第一次驾驶飞机之后，他的命运便从此改变了。后来他回忆说，他觉得自己在飞行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过去，他所感受到的“只是眼前这个奇异的、永恒的空间，这里充满了美轮美奂的景致，也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
飞行成了他眼中的新鲜事物，想起来就像西部拓荒一样刺激。尽管他只有8小时的飞行经验，而且压根儿就没有单独驾驶过飞机，但他根本没用出示飞行执照就买到了他的第一架飞机。林德伯格解释道，“他们并没有要求看我的执照，因为1923年那时候不是非得有执照才能开飞机的。”
后来林德伯格成了一名飞行特技表演者。他去了许多城市办展览、做飞行表演。他和同伴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为了吸引观众首先进行一场挑战极限的飞行表演，在离开的时候还会再表演一次，这样一来，那些观众们就会觉得他们的钱花得很值”。林德伯格是用生命在冒险，他说，“我注定最后是因飞机失事而死的，但如果还能让我在死之前飞上十年的话，我就觉得我这辈子过得值了。”
1927年5月20日，长岛罗斯福机场，林德伯格与他的“圣路易斯精神号”飞机准备开始横跨大西洋的单人飞行。他随身只准备了5个三明治。《航空文摘》的主编问他这些三明治是否够吃?他答道：“如果我到了巴黎，我就不用再吃三明治了，如果我到不了巴黎，我也吃不成三明治了。”他妈妈对报界说：“明天是星期六，是个假日，对于我来说，明天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也许是最伤心的一天。”那天晚上，全世界的人都进入了梦乡，查尔斯·林德伯格独自一人飞翔在大西洋的上空，“没有一个现代人像林德伯格那样战胜了如此极端的挑战，就连哥伦布独自航行的时候都不能与此相比，这是对勇气和能力的考验。”
33个半小时后，林德伯格驾驶的飞机盘旋在巴黎郊外一个飞机场的上空。令他感到吃惊的是，他发现有15万人在那里等着他。《纽约时报》用大号标题刊登着“林德伯格做到了”，他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整整占去了这份报纸的5个版面。柯立芝总统派遣一艘海军运输船将林德伯格和他的飞机运回美国。当这位新诞生的世界名人在曼哈顿一号码头靠岸时，早已有30万人在那里等候着他。这一天被定为“林德伯格日”，纽约市所有的政府机构、学校和金融交易所在这一天都放了假。全市的人们都上街热烈庆祝，有300万人参加了庆祝游行。有关他胜利归来的报道占据了第二天《纽约时报》的16个版面。
林德伯格的自传因此大卖特卖，极为轰动。他的故事被编入了教科书，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写作文来称赞“幸运林德”的英勇事迹。当他在全国巡回的时候，大约有相当于全国
人口1/4的观众，也就是说有3000万人目睹了他的风采。1927年年末，一本叫做《时代》的新杂志试图通过发行一版“年度人物”来扩大销量，而获得年度人物这份殊荣的就是查尔斯·林德伯格。
“林德伯格飞越大洋的时候我7岁，”来自纽约布朗克斯的飞行员艾德·保曼回忆道，“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是只‘孤鹰’。在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林德伯格所做的一切没人能做到。”
出生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布鲁斯·海斯早在二次大战之前很久就酝酿着想要飞行的冲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喜欢从报纸上剪下飞机的图片。他说他至今还保留着那本贴着图片的剪报簿。“载着林德伯格的运输船在纽约码头靠岸的那年，我5岁。他的飞机也在那艘船上。从那时起，我开始迷恋上了飞行。”
还有一些人远在其他城市，他们也热爱飞行。来自西弗吉尼亚州金伍德的年轻人查理·布朗只是在报纸和电影上见过飞机，但是这就足够说服他在1942年8月去报名参加海军的飞行项目。
有些职业在人们心目中非常了不起，人们称之为“酷”，而飞行员就是当时最酷的职业。后来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阿奇·克拉普告诉我，“我在迈阿密长大，我女朋友的父亲是东方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是街坊邻居心目中的英雄。”
全国的男孩子们都喜欢做飞机模型，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飞上蓝天。“我就是那些喜欢做飞行模型的孩子们中的一个，”艾德·保曼对我说。“为了加入美国少年飞行者协会，我还曾寄出过10美分的会员费。那是一个飞机模型制作爱好者的组织，我现在还保存着会员证。”
来自泽西城的飞行员乔治·海尔斯伯格回忆说，“那时候我和哥哥自己做模型飞机，然后以每架10美分的价钱出售。我们看了好多书来研究飞机。我认识的飞机比那些经过训练的水手还多。我们非常喜欢飞机。”
这本书里每章的第一页上都有一幅漂亮的飞机素描，它们均出自格雷迪·约克之手。他住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戴奥街1058号，那里是他长大的地方。谁也记不得格雷迪最初是怎样开始对飞机感兴趣的了，他到底有多大的兴趣也没人记得。但他于1943年2月6日报名参了军。在“休闲活动”一栏中他只填写了一项：“按比例制作飞机模型。”
格雷迪·约克的个头儿看上去根本不像个能打胜仗的兵。报名参军的时候，他身高只有5英尺4英寸，体重只有106磅。然而，像格雷迪这些小块儿头士兵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第一次真正被授予了胜利的荣誉。空中作战要求机枪手和无线电技师能够蜷缩在驾驶员身后那狭窄封闭的空间里，而格雷迪正好适合这样的工作。
他的妹妹珀尔·约克·迪芬德弗告诉我说，“他是个好看的小伙子。他总是穿着时髦的衣服。他有一些和认识他的金发碧眼的姑娘们合拍的照片。”照片上的格雷迪年轻、有魅力、光洁的橄榄色皮肤、黑色的卷发，帅气而纯真的脸庞洋溢着热情的微笑。或许是他瘦弱的样子吸引了那些女孩。他的表妹贝蒂·赫克尔贝里直率地说道，“我曾经深深迷恋过他。我非常崇拜格雷迪。”妹妹珀尔说，甚至连家里的猫“都喜欢他，他走到哪儿，猫就跟到哪儿”。
格雷迪和珀尔的父亲是个木匠，他们的家里很穷。童年时全部的娱乐就来自吊在后院大树上的一只轮胎。有时候爸爸会拉回家一货车锯屑让孩子们跳进去玩。“我们那时候天天吃豆子和意大利面条，”珀尔回忆说，“好久好久才能吃上一顿牛排。至于糖果更是吃不着。我第一次吃泡泡糖的时候都7岁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吃泡泡糖。”
处于格雷迪这种境遇下的小孩子会梦想着有一天能高飞——或许这并不十分令人惊奇。
***
美国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歌名为《牧场是我家》，当中有句歌词描绘了一个纯朴的美国小镇，就是这个镇上走出了许许多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男孩子。
没有遮天蔽日云，
只有激励人心话。
格伦·弗雷泽的家就在牧场上。他在堪萨斯州的阿索尔长大，那里离这首歌的词作者布鲁斯特·希格利居住的小屋仅有6英里远。这首歌后来成了堪萨斯州的州歌。格伦红色头发、脸上有雀斑、个性纯朴率真，如果不是因为他那时候觉得得去帮助他的国家，他也许一辈子都会呆在堪萨斯家乡的农场上了。他报名参军那年只有17岁半，在“参军理由”一栏中，他只写了一个词——“战争”。
格伦长大的那座土里土气的小镇似乎更像是一座19世纪的小镇，那里几乎看不到20世纪的影子。收音机是乡下惟一普及的家用电器。大多数家庭那时还没有电话和自来水。“当时在这儿修筑铁路的主管的妻子名叫阿索尔，所以这里就叫做阿索尔了。”格伦的表哥尤金·弗雷泽告诉我说，“这里人口最多的时候有400人。铁路修完之后，人口数就降到了200。”
“格伦的祖父过去是个拓荒者。”尤金说，“他有个大农场，他和格伦的父亲就在那个农场上干活。格伦住在离那个农场不远的乡下。”尤金还记得那时和格伦一起在祖父的农场上收割小麦和黑麦。“我们自己带着午饭去干活儿，每天拿25美分的工钱。对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而言，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在阿索尔的生活是宁静的。“我们把好多硬币放在铁轨上，等火车开过的时候，硬币就被压扁了，”尤金回忆道，“我们还盘算着通过从沙子中提炼钻石来发财。想想那个时候，不管什么东西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值钱的，连沙子也不例外。当时的1美分能买到满满一大捧的软糖呢。”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格伦大概就得以在家乡的农场上幸福地生活一辈子了——至少是在堪萨斯市生活一辈子，因为在他上高中的时候，父母搬到了那里。他最喜欢上的课是钣金工课。在报名参军的表格上，他在业余爱好一栏填的是“打猎和钓鱼”。上高中时，他在一个修建活动房屋的建筑工程队干活，如果不是爆发了珍珠港事件，他大概就会一直做这份儿工作了。
高中毕业1个月后，格伦去参加海军体检。在那儿，医生们认定这个身高5英尺1英寸、体重110磅的小伙子具备为山姆大叔飞行的身体素质。
当乔治·布什告诉父亲想要去当海军航空兵并且要推迟上耶鲁大学的计划的时候，普雷斯科特是很支持的，可他也有些犹豫。那个时候，全国的父母亲都被两种思绪困扰着——一方面，强烈的爱国热情敦促着他们把孩子送去当兵，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些孩子们都还只是孩子啊。
陆军部长亨利·斯蒂姆森应邀参加乔治·布什就读的高中毕业典礼，并在学位授予仪式上讲话。乔治回忆道：“斯蒂姆森部长告诉我们，这场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他还说尽管美国需要很多军人投入战斗，但若想为国效力，我们还是应该在参军之前多受点教育。典礼过后，在礼堂外拥挤的走廊里，父亲就我未来的计划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爸爸相貌威严，6英尺4英寸高，深眼窝，蓝灰色的眼睛，嗓音洪亮。”
“他说，‘乔治，部长说的这些话让你改变主意了吗？’”
“我答道：‘不，爸爸，我打算去参军。’”
他的父亲点了点头，然后握住了他的手。
多年以后我问起前总统布什当时为什么没有听取斯蒂姆森部长的建议，他回答说：“部长讲那番话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当时就是想去飞行，我惟一想做的事就是当个飞行员。”
乔治在18岁生日那天报名参军了，那一天是1942年的6月12日。“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当时有点害怕，还有点紧张。”他回忆道。后来他接到了命令，让他2个月后去北卡罗来纳州报到接受训练。普雷斯科特·布什去纽约的中央火车站送别儿子。布什总统后来告诉我，“我爸爸可能想让我呆在家里。我觉得我是火车上最年轻的一个。”乔治的爸爸从来都没有企图劝阻自己的儿子。然而当他们在站台上道别的时候，他父亲的内心感受便表露无遗了。乔治记起，“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哭。”
和乔治不同的是，有些孩子没有父亲，没有谁可以就参军这件事给他们什么建议。来自堪萨斯州克莱森特的迪克·沃尔霍夫1942年7月报名参军的时候只有17岁。迪克的父亲在他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几乎想不起父亲的样子。父亲去世那天是1932年7月26日，那一天恰好是迪克8岁的生日。
迪克的母亲劳拉为了抚养三个孩子每周工作6天。迪克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劳伦斯比他大1岁，露西尔是大姐。丈夫死后，劳拉·沃尔霍夫开始学习美容，后来开了一间小美容院。家里人就住在美容院的楼上。
简·拉西特住在沃尔霍夫一家居住的那条小巷的对面，她记忆中的克莱森特是“一个有3000人的小镇，那里的人常常去教堂做礼拜。镇上有两家电影院（雷克斯电影院和明星电影院），还有方格围裙餐厅里那一方巴掌大小的舞池，在那里我们可以随着当时流行的音乐跳上几步”。
她还回忆说，“迪克很害羞，他不大跳舞。”
魁梧又帅气的迪克擅长三项体育运动——橄榄球、篮球和田径赛，他是克莱森特老虎队的选手。在学校年鉴中他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写道，“人人认识他，人人喜欢他。”他还有一份课余兼差，是在加油站给轮胎打气。但对他来说，最主要的还是照看家里的一切。
“迪克是个顾家的孩子，”他的姨妈鲁阿·斯特雷特对我说，“他非常爱他的母亲、哥哥和姐姐。他妈妈常常骄傲地跟我说：‘迪克今天帮我打扫房子了。他把所有该洗的衣服都洗了。’”
精力充沛的迪克把自己赚到的一点点钱拿回家里贴补家用。“他由母亲带大，他妈妈为了抚养几个孩子必须努力工作，”迪克的朋友约翰·安德森告诉我，“他家的收入不多。”
迪克的哥哥劳伦斯回忆说：“妈妈每周工作6天给别人弄头发。姐姐高中毕业后，家里就剩下我们兄弟俩，后来我学会了怎么做罐头四季豆。”
迪克成长的那片宽广的平原笼罩在广袤的苍穹下。很多人看着脚下，寻找方向，但也有人仰望蓝天，憧憬未来。在高中读毕业班的时候，迪克告诉妈妈他想加入海军去开飞机。劳拉·沃尔霍夫私下里和姐姐说，为迪克在参军的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她简直快疯了。很多年后鲁阿·斯特雷特告诉我，“没有丈夫在身边，劳拉做起决定来要难得多。”“她必须自己拿主意，很多次她对我说：‘迪克还这么年轻，我可真不想让他走。可是，当飞行员是他的梦想。但他实在太年轻了。’这样的话我听她说了不知多少回。”
当然，那些17岁的男孩子们并不觉得他们自己“太年轻”了，他们觉得自己的年龄足以让他们做任何事情，就连打仗也不例外。那个岁数的男生信念坚定，不可动摇，他们随时准备好迎接任何挑战。迪克身强力壮，身高6英尺，体重169磅。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向母亲请求，说他已经为飞行做好了准备。鲁阿姨妈回忆说：“他那个时候心里想的就只有飞行，他真的太想去了。”
劳拉·沃尔霍夫最后也软下心肠，在独立日那一周的周末为迪克在文件上签了字，同意他报名加入美国海军。1942年7月6日星期一，一大清早儿，迪克便把那份同意书拿到了征兵办公室。劳拉给鲁阿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最后的决定。劳拉那个时候40多岁了，已经失去了丈夫。而那时候的战争形势并不乐观。劳拉很现实，她清楚地知道迪克想要做的这件事充满了危险。
然而，迪克的脑海里却从没想到过危险这个词。在他看来，战争是一次光荣的冒险。鲁阿姨妈回忆起当劳拉同意儿子去当兵时，年轻的迪克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喜悦：“劳拉说她刚在文件上签了字，迪克就抱住了她，微笑着说：‘妈妈，您让今天成了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就像全美国的男孩子们各不相同一样，他们报名去当飞行员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儿。有些人梦想着成为飞行员中的精英。19岁的卡尔顿·施密特来自纽约州的科孚，他回想起当时参军的动机时说：“我决定加入海军是因为他们的标准和要求比陆军要高，也就是说加入海军难度更大，所以我觉得那样的话，我就会和一帮优秀的人在一起。”
“我认为海军航空部队是最难考上的，”马萨诸塞州的菲利普·贝京回忆说，“如果我考不上海军，下一步我就会考虑加入陆军航空部队。”
飞行员比尔·康奈尔说：“我为那些在西雅图崛起的海军而着迷，30年代时，西雅图主办了海军的舰队周，太平洋舰队就停泊在普吉特湾。我们小孩子登上了汽艇去参观那些大船。我1942年6月高中毕业时，看到有一期《飞行》杂志报道了有关海军航空部队的新闻。那上面还有一幅停泊在彭沙科拉城的水上飞机的照片。我当时就觉得这真是太酷了！”
还有的人没有经过太多考虑就报名当飞行员了。耶西·诺尔说，“我是12月11日报名参军的，在那之前我甚至连飞机都没坐过，但在当时看起来，要想去打仗，当个飞行员倒是不错的主意。”
德温·罗伯逊向我讲述他报名的经历时说：“我那天喝醉了。”他当时和弟弟刚在华盛顿州斯波坎的大学酒吧里喝了酒，“我们路过了一张巨幅海报，上面写着‘来当海军飞行员吧！’我弟弟就对我说，‘这不是在说你吗?你可以当个军官的。这可比当个步兵强多了。’我说：‘可我连飞机都没坐过呢！’‘我们去和征兵的人说说吧，’他说道。”
利兰·霍尔德伦也是喝过酒之后才下定决心的。“一天，我和我的好朋友正在那儿喝啤酒，说起了刚刚看到的那则征兵启示，我们俩都觉得应该去当飞行员。海军征兵办公室就在街对面，而陆军征兵办公室却远在三个街区以外。所以我们就去海军那里报了名，然后又回去接着喝酒了。”
来自堪萨斯州夏努特的查克·加尔布雷斯回忆说，“我祖父母有一座农场，那里有个东西叫耙地机，就是一种用木头做的农具，12英尺到15英尺宽。使用的时候用马拉着，耙子末端的尖头就会把干草撮走。我干活儿时就坐在上面看着前面那些马的屁股。有时头顶会有架飞机飞过。我当时想，他们飞行员的工作条件比我好多了，挣的钱也比我多。我在工程学校读二年级的时候，曾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看到过一整版的广告，上面说，‘你也能挣出一对金翅膀。’就是那则广告让我有了当飞行员的想法。”
还有一些人最初只是报名做水手，但后来经过训练就成了坐在飞机驾驶员身后的机组成员。来自马萨诸塞州布拉克顿的罗伯特·阿克布洛姆对我说：“我自愿加入海军。这是战争。我对自己说，‘你必须去。’这样我就有了自己的选择。船在公海上航行，我就站在船头，这一定是件很酷的事儿。”
有的人报名当飞行员是为了避免在地面上打仗。“我考虑再三，觉得最好还是在他们要我去当兵之前就去报名。”来自旧金山的阿尔·林斯特龙回忆说，“于是我就报名加入海军接受飞行训练。我可不想去当步兵。”
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A.M.史密斯在海军陆战队的后备军官训练队服役。他回忆道：“一年夏天，我正在部队接受训练，有架战斗机和我们进行模拟炮轰演习。我目睹了演习的全过程，心想，那些飞行员的工作比我在地面上的活儿要好，于是我就报名去当飞行员了。”
家住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雅各布·科恩15岁的时候就向往着去当飞行员了。“我当时在芝加哥同业商会的大楼里，用潜望镜看着一架架飞机在密歇根湖那些老式的航空母舰上降落。我看到这一场景时就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了。”
堪萨斯城的艾德·拉弗蒂记得1942年他17岁，“我觉得海军飞行员就飞在上帝的身边。”于是他就报名加入海军了。
作为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年轻人，迪克·沃尔霍夫和格雷迪·约克心里想的是，“当了兵就意味着天天都能吃到像样儿的东西，有人给发衣服穿，口袋里还能有点儿零花钱，这样一来就能多攒下点钱。”来自密苏里州希金斯维尔的哈罗德·韦格纳就是听到朋友和他说了当兵的种种好处之后报名去当飞行员的。“我有个朋友对我说，‘我们去参加海军吧，去当飞行员，一个月能挣两百块钱呢！’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我心里就想，这两百块钱我赚定了。”
其他人则把报名参军当作掌握自己命运的一次机遇。来自洛杉矶的马弗·梅尔尚从职业高中毕业两个月后就去报名参军了，他当兵的理由是“学会一门技能”。马弗曾是一名童子军，课余时间他在罐头厂干过绞肉的活儿，还在停车场看过车。后来，派克游乐中心开发了一个常年的室外狂欢节目，经常沿着马弗家门外的那条街道一路走来。不久以后，这个生长在大城市里贪玩的男孩儿就有无数的东西可玩了。
“房东的儿子保罗真是个疯狂的家伙，”马弗的朋友迪克·特里和我说，“他对马弗可能有不好的影响。我听说他们还吸过大麻，不过这一点儿我不确定。但我知道是保罗带马弗走上那条道的。”
马弗的哥哥霍伊特对此十分担忧。马弗被警察抓成了家常便饭——他的驾驶执照被吊扣了两次，每次30天。霍伊特1940年9月就报名加入了陆军——这之后很久美国才真正被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他在军队里已经学会怎么遵守军纪，他觉得弟弟当兵之后也能受到正当管教。
霍伊特的女儿苏珊·梅尔尚对我说：“有关马弗叔叔加入海军的事儿还有个故事呢。”他的另一个女儿卡罗尔补充道，“对啊，奶奶对我说，是爸爸说服马弗叔叔去当兵的。”
马弗后来接受了哥哥的建议，于1943年7月28日报名参军了。他当时5英尺9英寸高，重129磅，蓝眼睛，戴副眼镜。是海军带领马弗走上了正路，对此霍伊特感到很骄傲。但他却未曾想到弟弟将有可能不会活着回来了。
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开飞机还是有一定危险的。飞机引擎有可能突然起火，或者在半空中就停止运转，而且导航技术也非常的初级。因此，对于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来说，能在距地面数千英尺的高空为国效力就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来自得克萨斯州奇尔德雷斯的华伦·厄尔·沃恩就是那种随时都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人。
他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哈罗德·沃特斯说：“华伦·厄尔是个不要命的家伙。他喜欢生活在边缘的那种刺激。我想他应该会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他生活的方式就应该是那样的。”
我和他表姐埃塞琳·古德纳聊天的时候得知，叫他名字的时候不能只叫华伦。我问她，“那你们是怎么叫他的？”她答道：“华伦·厄尔，你得放在一块说。”
30年代的奇尔德雷斯是得克萨斯州西部一座满是尘土的小镇。镇上到处是农民拉满小麦和棉花的骡车。华伦·厄尔的表哥拉尔夫·赛兹说：“那个时候我们很穷，离家10英里以外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
在华伦·厄尔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他妈妈埃维。是埃维独自把华伦·厄尔养大的。母亲为他指明了生命的方向，把自己的宗教信仰传给了他，并教他如何明辨是非。在埃维和她惟一的儿子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的另一个亲戚比利·温德尔对我说：“埃维很崇拜自己的儿子，而他也非常尊重母亲。”
华伦·厄尔的长相特别吸引人，橄榄色的皮肤，黑头发，高颧骨。他的表姐马德琳·赖利解释说他有切罗基族印第安人的血统。赖利说：“这里面有个故事，早在19世纪初的几年里，几个白人移民拣到了一个切罗基族的孤儿，把他从一个婴儿抚养成人。后来这个孤儿就和我们家族的人结婚了。华伦·厄尔的外祖父看上去像个印第安人，可在他的十个孩子当中，只有埃维继承了切罗基族人的特征，深色皮肤，高颧骨，而且他还把这些都遗传给了儿子。”拉尔夫·赛兹记得他的表弟“非常高，皮肤很黑，很帅”。
女孩子们当然也注意到了他的外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处男了。”他的好友哈罗德·沃特斯几十年后回忆起来，“那时候不少女生都疯狂地喜欢他。想找个地方干那种事不成问题。我们把车开到城外1英里的地方，每伙人之间都相距1英里的距离。我们就在车里做。当然我们会用避孕套。如果你让哪个女孩儿怀孕了，你就得娶她。这种事儿可没有什么如果、而且、可是什么的。”
我对哈罗德·沃特斯说：“真没想到那个年代的高中生在性方面就已经如此的开放了。”他略微想了一下接着说，“噢，我们那会儿就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开放。只不过我们当时不像现在的人谈论这么多罢了。”
哈罗德对华伦·厄尔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爱玩又胆大的个性。“我们开车去乡下的一个盐洞。谁也不知道那个洞到底有多深。那儿很冷。大伙儿都不愿意进去。我想那里面可能会有搞同性恋的人，我要是进去了准会被揍的。可华伦·厄尔就愣是跳进洞了。”
“后来在回家的路上，”哈罗德继续说道，“华伦·厄尔开着车同一辆灰狗巴士公司的公交车较上了劲儿。他差点儿就刮上了那辆车，我坐在车里，魂儿都快被他吓出来了。他就是总喜欢找刺激。这就是他的个性，这就是他的活法儿。”
“华伦·厄尔对人非常友善，性格外向。”他还补充道，“他积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他就是那种谁都愿意在他身边呆着的人。有他在，什么都有可能。”
华伦·厄尔开的玩笑都是一些小孩子们的把戏，他从不伤害任何人。他会说服哈罗德和他一起排演学校的戏剧，然后让大伙儿不用花10美分买门票，完全免费观看。一次，他还发现了在篮球比赛时卖爆米花的那台爆米花机的存放地点。哈罗德·沃特斯回忆起来：“华伦·厄尔说，‘我去把那扇门改装一下，让它锁不上，这样一来我们就有爆米花吃了。’我们后来真的这么干了几次。每次都塞了一肚子的爆米花，然后再装上一大堆留着路上吃。”
哈罗德和华伦·厄尔是特别要好的铁哥们儿。他们俩几乎形影不离，但就是因为这个，哈罗德有一次受到了批评。“一天，校长麦克卢尔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准备受罚吧。’‘为什么？’我问。‘今天华伦·厄尔在学校通往篮球场的过道上抽烟被我抓到了，我觉得你当时也一定在他附近什么地方躲着呢，’麦克卢尔先生说。但我那时候真的没有和他在一起啊，可是别人都认为如果他在什么地方出现，我就也一定在什么地方。这事儿把华伦·厄尔逗坏了。”
华伦·厄尔在制冰厂和杂货店打工赚些零花钱。他在家是个孝顺的儿子，很听妈妈的话，还时常帮忙做些家务。可她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他就变得和其他男孩子一样调皮。“有一次埃维坐火车去艾马瑞里奥医生那里看病。”哈罗德对我说，“埃维在橱柜里常放些葡萄酒，是医生建议她每天都喝点葡萄酒的。可我们那天把那些酒都快喝光了，于是华伦·厄尔就用食用色素兑水再添到酒瓶里，以免他妈妈发现。”
还有许多事情埃维压根儿就不知道。哈罗德·沃特斯又对我说：“他妈妈离开家的时候就会把车锁在车库里。可是华伦·厄尔私下里自己去配了车和车库的钥匙，而埃维对此一无所知。每次他都会把车上的里程表卸下来，然后我们就开着他妈妈的车到处去追女孩子。等我们把车开回去时，他就会往车上撒些灰尘，这样一来，这部车看上去就像没人动过一样。要知道，在奇尔德雷斯，灰尘可多的是。”
华伦·厄尔那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女孩是漂亮的乔·伊夫林·米基。乔·伊夫林的妹妹杰丽还记得高中时，帅气的华伦·厄尔时常用车去接姐姐外出约会。“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杰丽·米基说道，“后来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然而，他们结婚的事要等到华伦·厄尔的事业稳定了再说。1941年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了西南得克萨斯州立大学读书，课余时间他还在美国海军设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城的飞机场帮忙维修飞机零件。可是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华伦·厄尔开始觉得该是自己报名加入美国海军当一名飞行员的时候了。或许他那时候的想法与来自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韦斯利·托德一样：“在当时，能当一名海军飞行员听起来是件特别难的事。我一直想当个了不起的人，于是就去报名了。”华伦·厄尔是在1943年9月1日报名的，19天之后就是他21岁的生日。
“他去服役了，我们都很伤心。”比利·温德尔说，“但他不想让我们总是那么难过。因此常常会给我们讲个笑话什么的逗我们笑。”
马德琳·赖利回忆说，“我记忆中最后一次见到的华伦是个结实的小伙子，他穿着那套海军制服非常帅，脸上洋溢着兴奋，斗志昂扬地准备接受眼前充满危险的使命。我们全家都为他感到骄傲。”当她和我说起这些的时候，她的声音哽咽了。过了一小会儿，她又深情地说，“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华伦·厄尔·沃恩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小伙子。”
战争结束后，许多日本人都说他们被打败了是因为美国在物质上占有优势。没错，同日本相比，美国能投入到战争中的材料真的是充裕得多。可是，另一个事实就是，美国之所以能打败日本也是因为她拥有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小伙子们，比如弗洛伊德、迪克、华伦·厄尔等等。他们懂机械，会摆弄机器，他们胸怀为祖国打赢这场战争的决心。这些打了胜仗的小伙子们虽然下巴上还没长出几根胡子，但心里却有着美国人无比坚强的意志。
华伦·厄尔报名参军的同一年，另一个英俊但却更年轻的美国小伙子也开始渴望飞行了。来自新泽西州蒙伊弗里姆的吉米·戴伊甚至在连高中都没读完的时候，就想成为班上第一个当上飞行员的人。“吉米可是个爱冒险的主儿，”他的好友戴夫·克肖许多年后向我解释道，“他会到处跑着告诉所有人，他就要成为做某事的第一人了。有时候就好像是小孩子在吹牛。可他总是会坚持到底。最后他会回来告诉你他真的做到了。”
吉米·戴伊高中时的相片看上去就像是电影演员詹姆斯·迪安微笑着的样子——满脸的天真无邪，光滑的金发向后整齐地梳着，轻轻地咧着嘴笑。“吉米很会穿衣服，”他的同桌卡斯·该隐回忆说，“他穿的衣服都不错，而且搭配得也很好看。说实话，我那时候还真的特别迷恋吉米呢。”
蒙伊弗里姆是一个有1500人的小镇，离卡姆登很近，离费城也只有7英里远。戴夫·克肖记得蒙伊弗里姆是“一个乡下小镇，有几条土铺的街道。外界的一切都与这里无关。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什么热闹的节日，镇上甚至连个酒会都没办过”。
戴夫讲道：“冬天的时候，每当看到有汽车陷在房前的泥里，我们这帮男孩子就会端着煤灰冲出去。我们把煤灰倒在轮胎下面，这样一来我们推车的时候轮胎就不会打滑。我们飞快冲向陷住的车，是因为一旦我们能把车推出来，就能拿到点儿小费。”
“那时候，”他解释道，“我们周日上午去主日学校，下午和晚上去教堂。星期天是做礼拜的日子，要按上帝的旨意做事。我们从来没喝过酒，也不能玩纸牌、看电影，女孩子们不能化妆，也没有卖淫的。大人们教我们明辨善恶；我们唱《古老的十字架》这样的赞美歌。如果说大人们有什么担心的话，那么《国家地理》杂志在他们心目中就算得上是对我们最坏的影响了。”
蒙伊弗里姆虽然很小，但对于一个乐于冒险且处处想出人头地的乡村男孩儿来讲，的确有很多的机会。戴夫告诉我，“镇子外面有一条小河，你必须先走过一片林子才能到那儿，要想开车则根本过不去，那个地方真的好像与世隔绝一样。那条小河里流的是另一个镇子排出的污水。水面上漂着绿色的泡沫，河边竖着块牌子，上面写着‘河水已污染，请勿在此游泳，以免感染伤寒症’。可我们才不理会那牌子呢。但那河水真的很脏，大约5英尺深。圣枝主日（复活节前的星期日）那天我们去了那儿。河水冰冷，水面下可能还有危险的垃圾碎片漂浮着。吉米问我们大家谁敢跳下去。接着他就第一个跳了下去。他就是喜欢冒险，你要是想找个人去尝试什么新鲜事物的话，去找吉米准没错儿。”
还有一次，在一条很深的沟上面架着一块很窄的建筑用木板，吉米打赌他能第一个骑自行车从上面通过。“结果他人仰车翻了，”戴夫说，“而且是头先着地。我们把他从沟里拉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摔得迷迷糊糊的，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了。”
有一次，吉米和他的一帮朋友心血来潮，心想如果能偷偷闯进一家搬家存储公司的办公室，那一定会是件很刺激的事。“我们并不想偷东西或是搞破坏，我们就是想感受一下身处那种我们本不该在的地方时的胆战心惊的感觉。”戴夫说，“我们在办公室里呆了10分钟就出来了，与其说是怕警察还不如说是怕被我们的父母发现。我还记得是谁第一个从窗户爬进屋子的——当然是吉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