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12日，我荣幸地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开始进行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略性进攻战役。
在这次最大的战役中，和我们并肩作战的是由Г·К·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但是，在我回忆那段时间的时候，自然，我将主要叙述直接发生在我的视界内的事情，即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行动。
我从1月12日，即战役开始之日说起。但是，为了真正从最早开始讲述这次战役，我不得不回到一个半月以前——1944年11月底去。
那时，我应召带着方面军指挥部制定的战役计划到莫斯科去。我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向斯大林报告了战役计划，当时在场的有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们。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斯大林详细地研究了这一计划。他特别仔细地查看了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地图。这里集中了大批企业，地面建有大型设备的矿井，各种工业建筑物。所有这些总合起来，对于进攻时部队的机动，是很大的障碍。
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巨大规模和能力，甚至在地图上也能看得出来。我清楚地记得，斯大林在强调这种情况的同时，用手指指着地图，围着该工业区画了一个圈，说道：
“宝地呀!”
话说得如此清楚，实际上无需更多的评论了。
对于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来说，实际上已经很清楚，解放栋布罗瓦一西里西亚工业区的问题，应按特殊方式解决。
应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地保存它的工业潜力，尤其是解放之后，这块历来属于波兰的土地，应该转交给波兰。因此，按照我们的计划，部队突击绕过了这一地区，在它以北和以南地区进行。但是，我不隐瞒，在斯大林如此有力、如此意味深长地说“宝地”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不仅要更周密深入地研究解放栋布罗瓦一西里西亚工业区的一切可能性，而且要更仔细深入地研究拯救它的一切可能性。
我当时的设想是怎样在战役中实现的，我后面再讲。但是，不管怎样，这些设想使部队的战斗行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大本营没有反对这一计划，而且完全赞同。我不失时机地返回到方面军，开始战役的准备工作。
首先，我们要在维斯瓦河西岸的桑多梅日登陆场上，组建一个强大的突击集团。根据企图，我们正是要从这个登陆场对敌组织良好的牢固的防御实施突破。
当时，桑多梅日登陆场，是我们在维斯瓦河所有登陆场中最大的一个登陆场。它的正面有75公里多、纵深55公里。这使我们有可能在那里配置足够强大的兵力。
显然，德寇也懂得该登陆场的意义，因此，在一段长时间里一直力图将我们从这里挤走。同时，使用了—卜分强大的坦克部队。
我们计划从这个登陆场宽约40公里的正面上实施突破。这本身就说明了预定战役的规漠。突破正面一开始就很宽，使大部队能立即运动，不会在翼侧碰到麻烦，而在较为狭窄的正面上突破时，这种麻烦必然是难免的。
突破德军防御后，我方面军部队要经拉多姆斯科和琴斯托霍瓦，而部分部队则经克拉科夫向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总方向实施进攻。
此次战役中，我们要与在右邻进攻的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部队协同行动。
协同的目的是，合围并消灭敌凯尔采—拉多姆集团，该集团处在两个方面军的结合部——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右翼和白俄罗斯第)方面军左翼的当面。后来打算，在越过战前的德波国境线时，我方面军部队主力强渡奥得河，而左翼部队则夺取西里西亚工业区。
于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面临的战略战役任务是巨大的，但我们有足够的兵力去完成它。此时，我们约有110万人，3，244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6，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2，582架飞机。由于方面军拥有这样强大的力量，因此，它能完成方面军所面临的战略战役任务。
为了使读者了解方面军的规模，我将列举其编成内的一些部队，尽管有可能由于长串的列举使读者感到累赘。
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开始前，我方面军编有8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А·С·扎多夫上将指挥的近卫第5集团军，Д·И·古谢夫上将指挥的第21集团军，К·А·科罗捷耶夫上将指挥的第52集团军，Ц·А·库罗奇金上将指挥的第60集团军，Н·Д·普霍夫上将指挥的第13集团军，И·Т·科罗夫尼科夫中将指挥的第59集团军，В·Н·戈尔多夫上将指挥的近卫第3集团军，В·А·格卢兹多夫斯基中将指挥的第6集团军，2个坦克集团军：П·С·雷巴尔科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Д·Д·列柳申科上将指挥的坦克第4集团军；С·А·克拉索夫斯基上将指挥的空军第2集团军。此外，我们还有独立坦克机械化第4、第7、第31和第25军，骑兵第1军，几个突破炮兵军、师和一系列其他兵团，难以在这里一一列举。随着事件的发展，其中许多部队以后我还会提到。
在准备战役时，我们尽力创造性地理解战场经验的意义，竭力避免我们牢记不忘的错误，以少量血的代价去换取胜利。这一点之所以很重要．还因为，在过去的战役中，老实说，有不少突破敌防御时遇到很多困难和付出很大伤亡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进攻速度太慢。
因为我们是从桑多梅日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所以，我们所采取的一些主要准备措施，首先是与它相联系的。登陆场事先可以说是挤满了部队。
当然，这对敌人来说已不是秘密，也不可能是秘密。谁都清楚，如果一方占领了这样大的登陆场，而且是维斯瓦河，这种大河上的大登陆场，那么，由此应预料到将有一场新的强大突击。既然要夺取登陆场，那么，就是为了从这里采取下一步的进攻行动。所以，对敌人来说，我们未来的突破地点已不是秘密。而这点，我们是应该考虑的。
我们预料到敌人将进行最激烈的抵抗，并且，为了既使我们的突击集团，也使以后用于发展胜利的兵团迅速避免遭到两面火力的侧射，决定在宽大正面上突破敌防御。
接着，我们规定突击集团的编成应使我们的首次突击具有最大威力，保证第一天就迅速突破敌防御。换句话说，我们要打开一个缺口，以便坦克集团军通过它立即进入交战。
借助坦克集团军的帮助，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我们将越来越大地发展战役胜利，将坦克集团军投入战役地区，既向纵深，也向翼侧扩大突破。
从登陆场进攻，还包含有制定大的战役计划时不得不考虑的一系列其他特点。进攻要求大量的工程准备：足够数量的渡口，良好的部队掩蔽工事；要求组织对空防御，以便使尚处在出发地位的突击集团免遭敌航空兵的突击。
在这里，在桑多梅日登陆场，采取一切战斗措施特别必要，因为桑多梅日登陆场位于柏林这个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上，形象地讲，它是直接瞄准敌人巢穴的一只手枪，那时，我们大家从士兵到将军都把柏林叫做敌人的巢穴。
德国法西斯统帅部十分清楚这一点，严密警惕地注视着桑多梅日登陆场，采取一些措施，阻止我们顺利实施进攻行动。这一点在其一系列文件中都有记载。例如，在我们进攻之前，敌人便往登陆场调集了大量的预备队，其中一部分——坦克第16和第17师、摩托化第10和第20师——配置在登陆场的直接邻域，换句话说，配置在敌防御的战术地幅内。后来查明，这是德国法西斯统帅部的失策。
战役应于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精确规定的时限土月20日开始(实际上是于1月12日开始的，但是，关于这个问题，以后将要讲到)。气象预报几乎排除了在第一天使用航空兵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计划在没有空中支援的情况下，以强大的炮兵集团和大量坦克实施突破。在登陆场，不仅集中了用于发展突破的坦克集团军，而且还集中了大量直接支援步兵和在第一梯队编成内参加战斗的坦克。
当然，这并非某种发明，以直接支援坦克充实步兵战斗队形，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事，并经受了战争的多次检验。不但如此，在我们战前的条令和教令中早有规定。但是，愿望和可能，是两码事。过去有个时期，我们的步兵只能单靠炮兵的支援去进攻，根本没有坦克；有时坦克不够，因此，不得不在每种具体情况下，去决定如何使用坦克的问题——是作为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使用，还是更集中地作为发展突破的突击兵团使用。而现在又到了这种时候，由于我们的后方，我们的工人阶级忘我顽强地工作，使我们有了足够数量的坦克，既可用它充实步兵战斗队形，又可将其作为强大突击兵团(能向大战役纵深发展突破的坦克集团军和军)使用。
在准备突破时，我们也很重视强大的炮兵突击。为了周密地准备突破，方面军首长、各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和师长，以及有关的炮兵司令员，对整个突破地段进行了周密勘察。我们方面军首长，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师长、团长，和炮兵及空军一起，简直是爬着察看了整个前沿，标出了主要冲击目标。
在这里，我不禁要说，我坚定地认为，有时不得不爬行着进行的这种现地勘察，丝毫也不与战役学相矛盾。一些想提高战役学地位的历史学家认为，现地起草作业是下级指挥员的事，而不是战役首长的事，而我则认为，现地的周密准备和随后的理论设想在实践中的实现，应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这一点上。我所描述的这次战役正好是一个典型。
经过一系列周密的勘察以后，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认真地审查了炮兵进攻的整个计划。一批卓越的炮兵军官参加了会议，既有我们方面军的炮兵，也有配属给我们部队的炮兵。他们中有这样一些年高望重的将军，如突破炮兵军军长П·М·科罗利科夫和Л·И·茹霍夫，他们具有良好素养和丰富经验，以及在多次进攻中得到锻炼的突破炮兵师师长В·Б·胡西德，С·С·沃尔肯施泰因，Д·М·克拉斯诺库茨基，В·И·科法诺夫等。
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时候，我自己都很惊奇，在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竟能讨论这么多极为复杂的问题。其实，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七小时工作日，如果按现在的工作日讲，那么，我们的会议实际上开了大约三天。
在计划炮兵进攻的时候，我们尽量以强大火力不断压制敌防御的整个战术地幅，和实际上配置在18—20公里纵深处的敌浅近战役预备队。在此之前，我们已搜集到准确的侦察情报，敌人的整个防御，事先经拍照，而那里最近发生的变化，又立即作了标记。简单地讲，在敌人占领的区域内，我们划定了一个纵深为18—20公里的区域，作为全部炮兵对敌压制区域。
为了可靠地压制某个区域，需要多少发某种口径的炮弹，我们有个计算，但我不想以此麻烦读者。所有这些，我们是完全根据炮兵的深奥道理计算的，无疑，后来德寇在这方面是吃够了苦头的。
但是，会议就是会议，它好像提出了计划的一个总的轮廓。然而，该计划还要传达到最下面，直至团炮兵群。我们没有放过研究所有细节，我们认为、既然上级炮兵首长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就应该使这些经验为炮兵营、连所接受，应该像通常说的，使它传达到基层。同时，它不是作为一般的指示，而是作为具体的实际经验传达到基层。为此，在进攻准备过程中，上级炮兵首长要在具体条件、具体地形的发射阵地上去教会战士，不要对此不好意思。我们不能认为，这是某人不合理地代替某人：这里指的不是指挥的替换?(战斗中要由应该指挥的人挥指)，而是指科学地——我不怕在战争条件下运用这个词——运用积累起来的集体的全部经验。
在组织良好的炮兵进攻中，我们看到了我军强大威力的具体体现。我们认为，我们在以炮兵代替步兵方面所做的一切，将是我们的巨大优势，将会避免军队不必要的损失。也就是说，其直接含义是，要毫无怠倦地、不惜时间、不惜气力地研究炮兵的进攻准备。归根结底，如果从道义方面讲，那么，在战争条件下，这种工作是最大限度地关心人的一种特殊表现，一般来说，“关心人”这个词组与“战争”这个词是并行不悖的。
在谈到炮兵进攻的准备时，我不能不提到方面军炮兵首长在这一工作中发挥的良好作用，特别要提一下方面军炮兵参谋长斯克罗博夫上校。战争开始时，他是炮兵营长，后来成长为优秀的计划工作者、参谋人员，他以其处理事务的才干，良好的司令部工作素养，赢得了所有同他共过事的人的尊重，他那良好的司令部工作素养是和军人的精确性融为一体的。
集团军制定的炮兵进攻的所有计划，都由我审批。我总是以我一切可能的谨慎态度，去研究炮兵问题。或许，这里还表现了我对炮兵职业的依恋(在旧军队里，我曾当过炮兵)，但是，主要的当然是平时和战时的经验。在评价我们炮兵的巨大能力时，只要可能，我总是尽量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能力。
为了使读者了解炮兵进攻前准备工作的规模，我要补充交待一下，在即将突破的整个地段上，给每个炮兵连长和步兵连长准备了专门的素图，图上标有关于敌人的侦察情报。素图是地图的复制品，只是它带有一系列补充的详细情况。现在，每张这样的素图上，都标上了敌人的一切工程构筑，整个火力配系和该地段上的所有冲击目标。
原则上，这样能使炮兵在射击时连一发炮弹也不会耗费在空地上。步兵连长同样也能准确地了解他可能碰到的工程障碍物和火力障碍物。素图是按敌人防御战术地幅的全纵深绘制的，这就既可使炮兵，也可使步兵看到他们前面大约10公里处敌人的一切东西。
关于登陆场的工程准备问题，也来谈几句。它花费了方面军所有部队的大量人力和器材。为了说明这一工作的规模，不妨列举几个数字。
在登陆场，挖掘了1，500公里长的堑壕和交通壕；构筑了1，160个指挥所和观察所，修筑了11，000个炮乓阵地，1万个土屋式掩体和各种部队掩蔽工事；重新铺修和整修道路2，000多公里；以便进攻开始前，每个师和每个坦克旅有两条道路。这样就可、避免交通阻塞。此外，工程兵在维斯瓦河上架起了13座桥梁，还准备3处大载重量的门桥渡口。还应加以补充的是，为了进行我们预定的佯动机动，工程兵制作了400个坦克模型，500个汽车模型和1，OOO个火炮模型。
毫不夸张地讲，指挥这一切的方面军工程兵主任伊万，巴甫洛维奇。加利茨基将军，是一位真正的行家里手。他以灵感和真正革新者的勇气工作着。
战役的准备在所有方向上进行着。我和各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和师长，进行了司令部导演演习；为了明确参加突破的各集团军今后的协同问题，方面军参谋长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组织了携带通信工具的专门的司令部演习；各集团军、军和师进行了部、分队指挥员的集训；在部队，进行了实弹战术演习。还专门组建了强击营，装备有突破敌防御的一切必要装备：坦克、火炮、迫击炮。强击营配属有许多工兵组。
强击营从一开始就应对冲击产生影响，为此，要挑选有经验的，果断的军官作为指挥员。问题是选谁。到1945年年初，我们的营长几乎都是战时的军官。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伤愈后重返前线的士兵和军士成长起来的。他们经历过多次战役。没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营长，当时在我们这里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认为，营长和团长这一级，是军宫中基本的一级，它决定着冲击的成败，面冲击营则是冲击的主力。因此，我们尽量特别认真地选拔这一级(在这里，我说的不仅仅是强击营，而是讲整个营长这一级)干部。
应该指出，根据我的观察，我们的军事机关干部在战争条件下的作法，也值得平时学习。这里我不是谈战争本身能选拔干部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回头还要谈。
炮兵在准备、步兵在准备，坦克兵和航空兵也都在准备。坦克部队进行了乘员射击训练，研练从行进间射击，研练战斗中行动的神速性、灵活性和机动性。
我回忆起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员柳列申科上将组织的演习。演习中研练了坦克从行进间射击和消灭敌人坦克。射击不是对着模型进行的，而是对着真正的、就在桑多梅日登陆场这里的战斗中缴获的“虎”式坦克，和甚至称作“虎王”式坦克进行的。
在这一时节，无疑，不少的事情落到了政治工作人员的身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К·В·克赖纽科夫和Н·Т·卡利琴科，方面军政治部宅任Ф·В·亚舍奇金经常待在部队，不仅参加直接与战役的军事方面有关的训练，而且就地解决了有关全体人员精神政治训练方面的大量问题。
我们考虑到，战役过程中，我们将进入敌国领土，敌人曾给我国人民带来那么多的苦难，曾在苏联领土上犯下那么多的暴行。因此，在教育工作中，出现了特殊性，而忽视它是缺乏理智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各兵种的物质技术保障问题。军事委员会委员Н·Т·卡利琴科和方面军后勤部长Н·П·阿尼西莫夫，中将一起，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战役开始前，方面军后方的铁路已经修复，并且，运行完全正常；在修理技术装备和汽车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部队运来了必要数量的弹药、油料和食品。我们有4个弹药基数的各种口径的炮弹和迫击炮弹的储备。汽车汽油有5个多油料基数，航空汽油有9个油料基数，柴油有4.5个油料基数。所有这些物资器材，加上以后还会进一步补充，对于实施一次大纵深的大规模的战役，是够用的。
考虑到将物资渡过维斯瓦河的困难，以及计划中的战役第一天大量的弹药消耗量，因此，近一半的弹药已集中到了桑多梅日登陆场的野战仓库里。
回忆中，我还要讲到几个大规模的进攻战役。那时，我将不去详细叙述战役准备的经过和规社。而在这里，在讲述其中的第一个战役时，我简要地向读者说明一下准备工作的规模和繁重性。完全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种叙述有点枯燥无味，但是，要知道，战争不光是由一些交战和战斗组成的，战争中还有战役间歇。这种战役间歇的内容(既指战役间歇中做过的事，也指还没有做的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战斗行动的结局。
现在我回过头来连贯叙述这一事件。
进攻日期临近了。我们要从维斯瓦河走向奥得河，纵深近500公里。敌人事先在这条道路上构筑了7道防御地带。防御地带的大部分是沿尼达河、波利察河、瓦尔塔河、奥得河河岸构筑的，而这些河流本身就是一大障碍。敌人占领了其中的3道防御地带。敌人的背后就是柏林，已经没有选择余地。如果敌人坚守不住，就意味着宣判自己的死刑。我们懂得这一点，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要以消灭敌人的坚定决心去进行进攻的周密准备。
已经到了1月9日，离战役开始还有11天。所有主要的事情都做了，然而，象通常面临重大事件一样，要做的事件当然还很多。
1月9日，代理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通过高频电话向我通报，盟军鉴于在西线阿登地区出现的严重局面，请求我们尽可能提前发起进攻。在盟军提出请求之后，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重新考虑了进攻开始的时间。乌克兰第1方面军应于1月12日(而不是20日)开始进攻。安东诺夫是代表斯大林讲的。因为这次战役已获大本营的赞同，并且完全做好了计划，因此，在这次通话中，除了日期以外，没有出现任何变化和任何其他原则问题。
我回答А·И·安东诺夫，方面军将在大本营规定的新期限内，准备好进攻。
我不想事后去夸大或缩小当时由于日期变更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我们基本上做好了战役准备，因此，我也就这样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安东诺夫。然而，我们应以最紧张的工作来弥补一瞬间就失掉的八个多昼夜的时间广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在剩下的两个半昼夜里。为了将准备工作进行完，要求各级指挥部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
最近几个月，我们得到了兵员的补充，他们是在进攻之前受训的。整个演习计划已经展开。现在，在演习结束阶段，不得不压缩。缩减这一计划，这无疑是不容易的。还有许多其他未办完的事情，也得在最短的期限内完成。
总之，从我们手中夺走的那八个昼夜，说实在话，对于我们是非常需要的。但是，从我们手中夺走的这一必要的时间，是为了帮助盟军，而且，我们身临前线的人(我说的是我们方面军，但是，我想，这种情况到处都一样)都知道，进攻日期的变更，是由总的战略态势决定的，也就是说，这种变更是应该的。我作为一个方面军司令员，从内心里同意大本营作的这一决定。
除此以外，气象预报也使我们对进攻日期的变动感到不高兴。1月中旬的气象预报比近几天的还好些。在准备1月12日开始进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由于不利的天气，只能单靠炮兵、而不能用航空兵去压制德军防御的现实。
在回忆这些的时候，我不能不指出，我们的盟军，在自己的计划中，将气象放在多么重要的位置上，又是怎样视天气情况而决定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的。对比地回忆一下就很清楚。至于我们，在大本营已作出决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气象条件。
我想在这里指出，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表明，在不利天气的日子里，其中包括在春季泥泞道路情况下，实施大规模战役的实例也不少。在一系列条件下，恶劣天气甚至还帮过我们的忙。
实际上，复杂的气象条件，不仅会给我们带来困难，也会给敌人带来困难。不妨以乌克兰第2方面军1944年春季在右岸乌克兰进行的乌曼—博托沙尼战役为例。当时，到处是一片泥泞，道路难以通行，甚至连坦克也难以前进。履带陷进很深的泥泞里，搞得浑身都是泥，以致后来一层层地往下掉。实际上，坦克底部在擦着泥爬行。无论y—2教练机怎样不问断地工作，但仍无济于事。战役初期，我曾坐过它，而后来改乘坦克，因为坦克不论怎样慢，它还是在向前运动着。所有技术装备都无法运行。人们用手搬运炮弹。然而，就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进行了战役，没有减低进攻速度。在这次战役中，德寇不仅被击溃，而且是“赤条条地”从乌克兰逃走的——丢下了大炮、坦克和车辆。他们有的骑着牛，有的步行逃离我们这里，丢弃了一切。
我甚至不知道，怎样说更准确些，是我们适应这种气象呢，还是不适应这种气象。更正确地说，我们是适应了它，并且，不论是冬季还是春季，不论是阴雨天，还是坏天气，我们都进行了战役，而且照例取得了胜利。
顺便指出，对此希特勒有个有趣的见解。它记载在西德出版的在他主要住所进行的谈话速记里。1942年12月，有一次，约德尔向希特勒报告东部战线南段的局势，以及我空降兵在克里木机降的危险性。在回答希特勒提出的是否可能机降的问题时，约德尔声称，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机降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希特勒本人却怀疑起来。他反对约德尔的意见，说：“而俄国人会这样干，也会干得成。在下雪和其他情形下，假如说我们不能机降，我是同意的。而如果是俄国人，可能办得成。”
其中的意思说得相当明白。
现在我回过来回忆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
离进攻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除进行其他准备外，我们采取了迷惑敌人的严密伪装措施，决定在方面军左翼显示出有大规模坦克集团的集结。为此，我们往那里调去了前面曾提到过的那些坦克、自行火炮和火炮的模型。他们全都集中在维斯瓦河东岸，库罗奇金将军指挥的集团军里，德寇可能预料，我们将从那里向克拉科夫实施突击。
我不能断言，由于采取了这一战役伪装措施，我们就成功地保证了桑多梅日登陆场这一真实主突方向上的整个战术突然性。但是，我们所进行的佯动机动，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敌人的侦察航空兵，不顾恶劣的气象条件，向假集结地域，进行了许多次飞行。在我们进攻前两昼夜，德寇恰恰对我们火炮模型的配置地域，进行了220多次火炮急袭射击。
在后方，德寇重新部署了笫17集团军的兵力，第17集团军的若千兵团被调到南面。即使在进攻过程中，希特勒分子也没决定将第17集团军的部分兵力从南面调往北面。大概，他们认为我们可能从南部方向实施补充突击，这是后话。
1945年1月12日终于来临了。
我乘着夜色来到登陆场，来到方面军的观察所。这是一座不大的庄园，坐落在林缘通往前沿的逼近处。在一个房间里，窗户直接向西，从那里可以进行观察。除此之外，旁边还有一个小高地，我们在上面建有观察和指挥系统。在射击的情况下可以搬到那里去。但是，当时正值冬天，没有任何必要一直待在观察所的堑壕里，何况庄园本身就具有很好的视界。
炮兵突击的开始时间定在早上5时。我们估计，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敌人可能在我们进攻开始前，将军队撤往防御纵深，在实施炮兵火力准备时，在前沿只留下薄弱的掩护，这在战争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因此，我们决定以先遣营的兵力进行战斗侦察。
战斗侦察，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并不新鲜，因为在其他许多战役，进攻开始之前都要进行战斗侦察。但是，我们考虑到，这已经成了一种死板的公式，敌人也习惯了这种公式，找到了对付这种公式的“解毒剂”。这种公式是，通常在进攻前——昼夜进行战斗侦察，然后搜集和综合所得的情报，根据所获情报占领出发地位，于次日开始进攻。
这一次，我们决定不这样干。在我们进行战斗侦察后，不让敌人重新组织其防御。首先对敌实施猛烈的短促炮火突击，然后紧接着将先遣营投入战斗侦察，如果发现敌人留在原地，没后撤自己的军队，则立即将炮兵的全部火力倾泻到敌军阵地。行动方案就是这样。而如果发现希特勒匪徒撤走了自己的部队，那么，我们就不在空地上浪费炮弹，而是立即向纵深转移火力，袭击从第一阵地或第二阵地撤下来的敌人停留的地方。
我到前线观察所来，除本来想亲眼看看进攻开始外，还要在当无遣营的行动证明敌人已经后撤的情况下，就地定下必要的决心。
敌人可能撤往不同的纵深，直至更大的纵深，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部分炮兵群转移，也就是说，需要某种间歇。总之，可能出现二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方面军司令员，我不得不作出紧急的决定，最好现地检查，以便立即正确地下达相应的指示。
观察所是最适合这样做的地方，它前移至战斗队形的逼近处，并得到了各种通信和指挥器材的保障。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克赖纽科夫将军、卡利琴科将军，以及方面军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将军一起，来到了观察所。
5时整，经过短促的，但是强大的炮火突击后，先遣营转入冲击，并很快攻占了敌第一道防御堑壕。根据最早的报告，我得知，敌人哪里也没撤离，就呆在原地，在我们事先计划的所有炮兵突击的有效范围内。
在极短时间内，炮兵突击如此猛烈，以致使敌人产生了已开始炮火总准备的印象。法西斯匪徒将先遣营的行动当成我们部队的总进攻，企图以其全部火器阻止它。
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先遣营占领第一道堑壕后，在第一道堑壕和第二道堑壕之间隐蔽下来。正在这时，开始了炮火准备。炮火准备持续土小时47分钟。它是如此猛烈，以致从一系列缴获的文件判断，敌人似乎觉得这次炮火准备持续了不下5小时。
炮火准备开始后，我们破例地没有后撤已占领敌第一道堑壕的先遣营。每个炮兵连都根据总的大地坐标网的坐标，进行了现地连测，因此，我们是经过周密计算后行动的，正如人们所说的，力求发发命中目标。在所有炮兵观察员和炮兵连指挥员的地图上，都精确地标示出被我们攻占的第一道堑壕，以及还有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第二道堑壕酌位置。
对炮兵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精确地操作。而他们连一次错误也没出。不管怎样，这次在进攻部队的整个正面上，谁也没有发出过“快停止，你们打着了自己人”的警报信号。
气象员的天气预报，得到了完完全全的证实。不论在夜暗中开始炮火准备的时候，还是在后来天亮以后，实际上都没有任何能见度。天空大雪纷飞，老天爷好象有意关照我们，为我们作进一步的伪装。当过了几小时，进攻开始后，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从我们观察所旁边经过，进入突破口，坦克在地形概貌的映衬下，被大雪伪装得很好，只有在它们运动时，才能辨认出它们来。
无疑，这种天气也有其弱点。对伪装有利，对观察则不利。但是，一切都已事先周密准备就绪和标定，所以，不论是在炮火准备时，还是在突破时，或是在坦克集团军进入突破口时，都未出现过混乱。这一天，我们的全部计划，都完成得十分准确。应该说，在战争中，这种准确性不是常常能够做到的。正因为如此，我才特别满意地回忆起实施突破的那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
在我们进行炮火准备的时候，敌军部队，其中包括配置在防御的战术地幅内的，或简言之，已推进到离前线很近地方的预备队，已陷入猛烈的炮兵突击之下，全部士气沮丧，失去了完成其任务的能力。
突破初期俘获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指挥官供认，他们的官兵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们擅自(应该坦率地说，对德军来说，这并非普遍现象)脱离自己的阵地。通常，德军士兵——这种习惯表现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呆在上级命令他们呆的地方，直到允许其撤退时为止。然而，这一天，1月12日，炮火如此无情和具有摧毁力，以致剩下的活人，都已经不能控制住自己。
敌部队和兵团的指挥与通信，已完全瘫痪。然而，这是我们意料中的事情，因为我们早已计划到这一点，事先查明了敌人的全部观察所和指挥所。而在炮火准备和航空兵突击开始时，我们专门瞄准它们，对整个指挥通信系统，进行了复盖射击。我们的航空兵还对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的指挥所进行了突击。该集团军在突破地段上与我们对峙着。
在分析这次战役时，西德的军事历史学家，其实也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有意将自己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希特勒一个人。他们指责希特勒命令将预备队，其中包括坦克第24军，配置到战线的逼近处，结果，这些预备队似乎立即陷入了我们强大火力的突击之下，遭到了重大损失。
我认为，在这种场合，军事历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既然坦克第4集团军在一个重要的战役方向上实施防御，该方向掩护着柏林的远接近地，因此不能排除，希特勒从保证军队稳定性的个人看法出发，的确曾要求预备队向紧靠战线的地方推进。不管怎样，根据我在战争过程中的观察看，像这次战役中这样外行地配置战役预备队，对于德国法西斯将军们来说，并不是个别的。从军事学术的起码要求看，这纯粹是对军事学术的亵渎。
但是，希特勒只有一部分错，其余的所有“罪责”在我们。德军预备队毕竟没配置在前沿，而是在后方。假如不是我们的炮火准备如此密集，纵深不是如此大，那么，他们就不会在一开始就遭到灾难性的损失。
为了延缓一下我军部队的继续推进，哪怕稍微延缓一下也行，希特勒指挥部开始匆忙往第二防御地带后撤其被击溃的残余部队。后撤是在我军炮兵不断射击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敌人又遭到进一步的损失。说真的，希特勒指挥部迅速定下后撤一切幸存人员的决心，是正确的。然而，在第一防御地带的突破地段上同我们对峙的部队中，被其成功地救出的人是很少的。
大约过了2小时，在炮火准备结束后，当步兵和随伴坦克一起向前突进的时候，我乘车巡视了突破地段。周围的一切简直就象又耕过一遍一样，特别是在扎多夫、科罗捷耶夫和普霍夫集团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上更是如此。到处都是横七竖八、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东西。真的，在这里的每公里正面上，对敌人进行射击的火炮，不算小口径的加农炮和迫击炮，就有250—280门，而个别地方甚至有300门。“威力无比！”士兵们这样说。
战斗第一天，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部分兵力)，普霍夫第13集团军，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向纵深推进了15—20公里，并在突破德军主要防御地带后，分别向左右两翼将突破白扩大了40—60公里。
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成功推进，及其进一步扩大突破口，使我们能在第一天中午前，将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投入已打开的缺口。决不能让敌人用其预备队中的两个坦克师和两个摩托化师组织反突击。他们部分地陷入我远程炮火的杀伤之内，然而，他们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还在我坦克部队进入突破口之前，敌人就打算对我各进攻集团军的第一梯队实施突击——打击它，击溃它，阻止其进入突破口。但是，我们计划的核心就在于，不让敌人这样做。就在此时，在德国法西斯的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准备突击时，在其配置区域内，出现了我坦克集团军的先遣部队。
坦克集团军平静地、毫不费力地、有组织地进入了为其打开的巨大的大门。当敌坦克部队从凯尔采以南地域钻出来时，突然碰到了我军的坦克。
关于将坦克兵团投入突破什么时候是适时的，什么时候为时尚旱韵问题，在军事历史科学中，打破了许多框框。即使在战争时期，关于这个问题，也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我也有自己的见解。不论是在1947年、1944年，还是在1945年，在我所指挥的方面军编成内、都编有坦克集团军，坦克和机械化军，根据经验，我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看法。
我认为，当涉及到坦克集团军进入突破口的问题时，在某些坦克兵首长的压力下，大本营表现了不应有的动摇。这样做的理由是害怕——我补充一句，有时是特别害怕——在争夺前沿和敌主要防御地带的战斗中，使坦克部队遭到重大损失。
有时，大本营直接干预并亲自指定坦克进入战斗的时间。这样，无疑什么好处也没有，因为当上面开始硬性地指示，你应在哪一天，娜一点钟将坦克投入突破的时候，这往往并不符合前线的具体情况，往往致使上面下达的工作计划有变为失败的危险。
实际上，战役中出现的情况极其复杂多样，因此，在定下决心时，不得不就地考虑那些事先和从远处无法估计到的因素。这里实在不能容许，也不应容许存在死板的公式。
在我的记忆中，最有意义的一次坦克部队进入突破口，是在1944年7月的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中。当时，炮兵和步兵打开的突破口，整个正面只有6—8公里宽。但我还是将雷巴尔科的坦克第3集团军投了进去，并且，这一决心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假如我们没有勇气采取这一措施，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利沃夫方向上对德军精心构筑的防御啃一段肘间。在那里，步兵没有足够数量的直接支援坦克，因此，进攻必将非常迟缓。而当你不是突破防御、而是啃敌人的防御时，那就很难指望成功。啃防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方法，是没有充分利用自己全部能力的一种方法。而在伟大卫国战争后期，我们有这种能力。这时出现了威力强大的坦克和极好的自行火炮。有这样的教术装备，又不去利用其全部的突击力、火力和机动力，而打算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办法去突破，把坦克闲置起来，从头至尾都让步兵去啃敌人的防御，我总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办法。
因为考虑了我们的现实能力，因而当时在科沃夫战役中，我决定将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投入突破。而这样做被证明是正确的。
再谈谈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当时，坦克面前打开了一道大门，简直连三驾马车也能进去!这时，就像古语说的那样，上帝自己吩咐将他们就在第一天立即投入突破。
我们突破的这天，俘虏了几名德军指挥官和参谋军官。可是，我没时间同他们淡话。因此，我不能讲述。敌方是怎样看待战场上发生的一切的。但是，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弥补。库特·蒂佩尔斯基希将军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很客观地写到了这次突破。我觉得，他的供述在我试图描绘的所发生的事件的画面上，完全不是多余的线条。
关于1月12日这天，请看蒂佩尔斯基希是怎样描写的吧：
“突破是如此猛烈，它不仅打退了第一梯队的师，而且打退了很强的快速预备队，预备队是按希特勒的绝对命令调至离战线很近的地方的。快速预备队由于俄国人的炮火准备已受到损失，而后来，由于总退却，他们根本未能按计划使用上。深深楔入德军战线的兵力如此之多，以致要消灭他们，或哪怕是限制一下他们都已不可能。坦克第4集团军的正面被撕裂成数段，没有任何可能去制止俄军的进攻。俄国军队很快将其坦克兵团投入了打开的缺口，其主力开始向尼达河推进，而同时，其北翼则向凯尔采实施包围机动。”(库特·蒂佩尔斯基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508页。)
在通往凯尔采城的接近地上，德军顽强战斗，因而在开始的时候就减慢了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和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的推进速度。得到这一情报后，我立即掉转运动中的列柳申科的坦克第4集团军，使其从西南方向迂回凯尔采。由于实施了这一机动，于进攻的第四天，即1月15日，攻占了凯尔釆城，在该城接近地上抵抗的大部分德国法西斯军队被击溃，其残部逃到了凯尔采以习匕的森林中。后来，他们与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猛攻下败退下来的其他被击溃的集团军残部汇集到一起，形成了由几个师组成的相当大的一个集团。它处在我们的深远后方，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相邻翼侧之后。
这就是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的显著特点，而且基本上也是战争后期的显著特点。我们并非力图非要在每个这样的敌军集团周围建立双层正面——对外正面和对内正面不可。我们认为，并且合乎规律地认为，如果我们相当迅速地发展进攻，那么，被割裂开的，并仍处于我们后方的敌军兵力即使很强大，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早晚是会被我军第二梯队粉碎和消灭的。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强大敌军集团，也终于这样被歼灭了。它曾两次企图突围，但均遭失败。后来，尚未完全被打败的该集团，利用我军后面的森林作掩护慢慢行进，结果经过几次小的交火，便被彻底消灭了。
留在我们后方的敌人快速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情况比较复杂。在进攻最激烈的时候，我来到了位于琴斯托霍瓦郊区的前进指挥所，听取了自己一位邻居不安的报告，他说，敌军一个坦克和摩托化部队重兵集团，正从我们的后方，径直向琴斯托霍瓦，向我们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