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尽管希特勒的将军们很难觉察到危机已经来临，实际上已陷入绝境，但他们当时已处于精神沮丧之中。同时，他们的困难行了一场大交战，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坦克和机械化部队。
从我要去的前方和左右两侧，即我们开辟的走廊两侧不断传来枪炮声，这说明交战还在进行。可以毫无阻碍地前进了，因为同先遣部队一起前进的工兵已在地雷场中开辟了通路，把许多树干鹿寨中的地雷都排除掉了。
我顺便要说一说，每个部队只准按规定的、为其开辟的路线前进。各部队都自觉地遵守纪律。
伟大的事业——战争的经验。那些在1941—1942年间在莫斯科城下，乌克兰草原、斯大林格勒城下开始战斗里程的士兵们，现在正向柏林挺进。他们应得到苏沃洛夫的神奇勇土的荣誉，甚至可以说超过了这些神奇的勇士。当然，他们的兵龄没有苏沃洛夫时代的兵龄长，但如果考虑到他们是苏军的士兵、自己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儿子，考虑到他们这三、四年间的全部战斗经历，了解他们所看到和经历的一切，数一数他们所经受的全部磨难，那么和这样的士兵在一起不仅可以夺取柏林，还可以上天摘星。
在回忆战争并把其不同阶段加以比较时，我认为似乎我们对在整个战争年代为掌握军人技能所走过的路程估计不足。如果把一些战斗任务放到战争的第一阶段去的话，那会被视为是非常难以完成的，而在战争的第四年，完成这些任务则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在回顾战争初期和估计兵力对比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这样一个当时对德军来说是重要的因素，即他们对战争的习惯及其由于两年来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而形成的进攻锐气。
现在，1945年4月，我们把这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几乎逼退至柏林城下。而一切尚须完成的任务对我军来说已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我军已经成熟起来，进攻精神倍增，充满了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把欧洲各国人民从希特勒的枷锁中解救出来的决心。
我急着向前方的施普雷河赶路，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正向那里开进。我想亲眼看到渡河将怎样开始。各坦克集团军和尔后备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渡河的快速性，不仅决定着我军尔后机动的速度，而且还决行了一场大交战，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坦克和机械化部队。
从我要去的前方和左右两侧，即我们开辟的走廊两侧不断传来枪炮声，这说明交战还在进行。可以毫无阻碍地前进了，因为同先遣部队一起前进的工兵已在地雷场中开辟了通路，把许多树干鹿寨中的地雷都排除掉了。
我顺便要说一说，每个部队只准按规定的、为其开辟的路线前进。各部队都自觉地遵守纪律。
伟大的事业--战争的经验。那些在1941-1942年间在莫斯科城下，乌克兰草原、斯大林格勒城下开始战斗里程的士兵们，现在正向柏林挺进。他们应得到苏沃洛夫的神奇勇土的荣誉，甚至可以说超过了这些神奇的勇士。当然，他们的兵龄没有苏沃洛夫时代的兵龄长，但如果考虑到他们是苏军的士兵、自己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儿子，考虑到他们这三、四年间的全部战斗经历，
了解他们所看到和经历的一切，数一数他们所经受的全部磨难，那么和这样的士兵在一起不仅可以夺取柏林，还可以上天摘星。
在回忆战争并把其不同阶段加以比较时，我认为似乎我们对在整个战争年代为掌握军人技能所走过的路程估计不足。如果把一些战斗任务放到战争的第一阶段去的话，那会被视为是非常难以完成的，而在战争的第四年，完成这些任务则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在回顾战争初期和估计兵力对比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这样一个当时对德军来说是重要的因素，即他们对战争的习惯及其由于两年来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而形成的进攻锐气。
现在，1945年4月，我们把这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几乎逼退至柏林城下。而一切尚须完成的任务对我军来说已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我军已经成熟起来，进攻精神倍增，充满了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把欧洲各国人民从希特勒的枷锁中解救出来的决心。
我急着向前方的施普雷河赶路，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正向那里开进。我想亲眼看到渡河将怎样开始。备坦克集团军和尔后备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渡河的快速性，不仅决定着我军尔后机动的速度，而且还决定着德军的尔后抵抗。我们的战果越小，敌人的战果就越大，反之亦然。
我一直注视着渡河情况。一旦需要，我准备利用一个方面军司令员所掌握的打击措施和支援兵器，以便部队在施普雷河上连一个小时也不过多地耽搁。
我驶近河边，根据侦察兵的报告和直接观察，了解到情况总的来说还不错。但是，因为我们突破到这里经过了不断的战斗，所以未能抢在敌人前头渡河。希特勒匪徒得以在施普雷河沿岸部署了某些部队并实施射击。但给人的感觉是，火力分散，缺乏组织：在我们面前没有严密而有威力的火力配系。确切地说，暂时还没有。若送给德军时间组织火力，那倒是我方的一个不可宽容的错误。
我把雷巴尔科叫到自己跟前，便和他一起随着先遣支队一直来到河边。我觉得，在我们来到的地方稍往下一点，根据一切迹象表明，似乎原先有一个徒涉场。雷巴尔科也有这种看法。
无论如何要争取时间的愿望迫使我们定下了决心：不等架设桥梁，就试着直接搭乘坦克强渡施普雷河，因为坦克可以防护西岸德军的冲锋枪和机枪火力。选入先遣支队的是最优秀的乘员组，他们胆大无比，技术娴熟。接着向先遣支队发出了命令：“直接从行进间涉水到对岸！”
这里河宽约40—60米。我们眼看着坦克开进河里，向对岸冲去。原来，这里河深不超过1米。
凡事开头难。坦克一辆接一辆开向对岸。敌人的火力被压制住了，法西斯匪徒被驱出了自己的阵地。过了2—3小时(在第一批桥梁架好之前)，几个先遣坦克旅已经位于施普雷河对岸。
这时，雷巴尔科的一个军在右侧找到了另一个徒涉场，并且也在全速渡河。列柳申科的近卫坦克第七集团军于南面前出至施普雷河，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因而转向这里，又找到了一个补充徒涉场，开始强渡该河，
有人向我报告，前进指挥所已经设在一幢男爵的房子里，比我和雷巴尔科、列柳申科一起站着观察渡河情况的地方稍微众后。这幢房子非常明显。敌炮兵从纵深某个地方向它射击，但准确性很差。看来，德军是通过已经在那里展开工作的无线电台来定向射击的，或许，只是对树林中可以看见的独立建筑物进行射击。
我没有急着去前进指挥所。吸引我来到岸边的不只是迅速而成功渡河的可喜场面，桥梁架设完毕，已经开始全速前进。我还必须留在岸边同各坦克集团军司令员商量一下，因为各坦克集团军在渡河之后要对敌后方实施坚决的，深远的机动。
我想象中的这一机动的终点在柏林南缘和西南缘。当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暗示的。当然，现在下令让各坦克集团军随后转向柏林敌防御纵深还为时尚早，因为条件还不成熟，而且还应得到大本营的批准。但是，我想让两个坦克集团军的司令员都体会到我的心情，感觉到我的信心，即尔后在他们眼前展现的正是这种前景。
我们站在施普雷河岸上讨论着形势。前面燃烧的树林使集团军司令员们感到不安。大火对坦克威胁很大。坦克在战斗条件下本来就视度不良，现在就更差了，况且通过大火区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投入深远突破的坦克上携带的强击渡河器材，应有尽有，而在更有远见的坦克上用油箱或特制桶连补充储备油都带上了。
但是，使我们担心的主要理由当然不是大火。主要问题在于，应当前进，可在很近的两翼还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不论是集团军司令员还是我都了解这一问题的尖锐性。坦克兵们在第13集团军正面投入了深远突破。而右侧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和左侧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击退了两翼德军的连续不断的猛烈反冲击。
我们谈论的基本上也是这一情况。不管坦克转向西北，转向柏林与否，我反正赞同它们大胆地脱离渚兵种合成集团军向大战役纵深开进。
自然，坦克兵们会产生这样一些问题：对不起，你们就这样把我们投入到这个口子，叫我们脱离联军地一直前进，可走廊两翼还进行着激战。敌人会不会前出至我们后方，会不会切断我们的交通线呢?
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可两个集团军司令员并没有直接向我提出来。但是，方面军首长认为有义务说，他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和自己的前进观察所也在这里，在被突破的走廊的正中间，以便控制我突破口受到威胁的左右两翼，这可谓是我自己应尽的职责。我甚至拍了拍自己的肩膀，好比是做了个直观示范动作，我要亲自在突破口中央把两翼往两边挤：我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们可以大胆、迅猛地向全纵深行动!
我还想说一下前面业已谈到的互相信任。我和雷巴尔科、列柳申科一起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战役，他们两人都信任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而我也信任他们。当我说他们集团军的后方会得到保障时，他俩知道我这不是瞎说，知道我会亲自在这里采取一切措施，做到言行一致。
战后不久，П·С·雷巴尔科在自已的回忆录《从南方的突击》中写道：“当还没有被击溃的德国法西斯师落在我们后面时，我们仍然继续前进。我们并不为自己的交通线担心，因为我们知道，上级首长会采取一切措施来消灭这些残存之敌。在整个战役期间，两翼和后方都得到了可靠的掩护。”П·С·雷巴尔科的这些话公正地对自己柏林战役中的战友、诸兵种合成第5、第13、第3集团军司令员作出了应有的评价。
谈话是在4月17日，进攻第二日进行的。而在第二天，即4月18日，坦克兵们也证明，他们的言行也是一致的。
到4月18日日终前，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在施普雷河对岸又前进了30公里，而列柳申科的集团军那天遭到敌人不那么强大的抵抗，推进了46公里。尽管情况十分尖锐，可两个集团军司令员依然对自已的后方很放心，根据我自已的经验可以说，这对集团军的推进速度起了不小的作用。
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也于18日全部渡至施普雷河对岸。该集团军右接戈尔多夫的部队，左邻扎多夫的部队。敌人耍在施普雷河地区给予我们以有组织的抵抗的尝试被彻底粉碎了。
但是，在科特布斯地域戈尔多夫的集团军左翼和施普伦贝格地域扎多夫的集团军右翼，仍然进行着激烈的战斗。正是敌人在我方还相当狭窄的走廊南北两翼的这一强大的压力，最使我感到不安，迫使我们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缓和态势。
我现在再回头谈谈17日发生的事件。
我在渡口一直待到大约晚上6时。我在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出发前同他们两人的最后一次谈话，似乎从我们所讨论的一切问题中得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结论：更大胆地向战役纵深挺进，不要顾及后方，不要同希特勒匪徒进行争夺其支撑点的战斗，决不能去正面攻占这些支撑点，要迂回机动，要爱护技术兵器，要时刻牢记你们必须保存兵力去完成最终的任务。这是个什么样的任务，还是没有直接说出来，但他们两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显然必须攻打柏林。
临走时，我使他们两人保持着良好的情绪。当时我的情绪也不错。
到达城堡后，我同所有还应当交谈的人都通了电话。从战役一开始就对方面军部队实施着不间断的指挥，各种通信器材都在稳定地工作。这里应当对方面军通信兵主任布雷切夫将军给予应有的评价，他在这次战役中表现极为突出。在这些日子里，各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师长及其作战组通常从设在战斗队形外面的观察所对军队实施指挥，他们都没有遇到过通信中断的情况。
我同方面军司令部进行了通话，听取了几位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再次同坦克兵们进行了通话(他们报告说，现在正从施普雷河顺利地向西推进)，随后，为了呈报发生的全部情况，我通过高频电话给大本营通了话。我向斯大林报告了方面军进攻的进程、渡河情况，以及诸坦克集团军开始脱离渚兵种合成集团军，正向西北方向不断深入等情况。
德军的一个值班炮兵连从远处某个地方继续向城堡射击，他们仍像在此之前整天进行的那样，均匀地盲目地射击着。而我却坐在城堡里跟莫斯科通话，声音非常好。
应当指出，这种高频通信，正如常言所道，是老天爷给我们带来的。它可帮了我们的大忙，在最复杂的条件下都工作得如此稳定，真应当给予我介1的技术装备和通信兵以应有的赞扬。他们专门保障这种通信，在任何情况下都形影不离地伴随着那些应该使用这种通信的人。
当我已经要结束报告时，斯大林突然打断了我的话，说道：
“朱可夫那里的情况暂时还很困难。直到现在还在突破防御。”
说完这句话，斯大林不作声了。我也没作声，等待不久。突然斯大林问道：
“能不能让朱可夫的快速部队通过你们方面军地段上的突破口突向柏林?”
听完斯大林的问题，我报告了自己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这要占去很多时间，造成很大的混乱。没有必要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坦克部队调刊我们开辟的突破口来。我们这里的战事发展顺利，兵力充足，而且我们也能使我们的两个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
说完这些话后，我进一步明确了各坦克集团军将要转弯的方向，并把措森作为方位物。它是柏林以南25公里处的一座小城市。我们都知道这是法西斯德军总参谋部大本营的所在地、
“您是按多大比例尺的地图报告的?”斯大林问道。
“二十万分之一。”
经过短暂的停顿之后(斯大林显然在这段时间里在地图上寻找措森)，他回答说：
“很好，希特勒总参谋部大本营设在措森，您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很好。”他重复说，“我同意。请把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认为定下的决心是唯一正确的。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从东面进攻柏林，正在艰难地突破敌人周密准备的纵深梯次配置防御。在这种条件下，若放弃各坦克集团军从南面经过我们已开辟好的突破口向柏林突击这一大有希望的机动，倒是令人奇怪的。
斯大林提出的让一个方面军的坦克集团军通过另一个方面军开辟好的突破口投入战斗的设想，是一项繁重而费力的任务，而且难以完成。这不仅仅是由于会浪费时间，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出现混乱。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本身在另一方向上突破敌防御后可能需要(后来确实需要)坦克集团军。而我们方面军的各坦克集团军在投入突破时，实际上就已经做好了向柏林突击的准备。他们只剩在需要的方向上转弯，或者如我前面所说的“补充转弯”。现在，当他们已经进入战役地区时，这种“补充转弯”已没有什么困难，何况各坦克集团军的首长准备遂行的正是这种任务。
早在战役开始前我就认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向柏林的突击将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进行，而且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应当直接在柏林的前面，即在其逼近处突破敌人的防御。希特勒分子预料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对此他们作的准备最多，可他们对这种情况的可能发生又最心惊胆颤，因此尽一切努力去避免它发生。
我们的突破是在柏林东南较远的地方进行的。在这里，敌人拥有的集团也是强大的，但毕竟没有屈斯特林登陆场前的集团那样强大。我们在突破防御后以各坦克集团军实施的机动，对于敌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方案。
在我们实施出敌不意的迅猛突破，立即把各坦克集团军投入突破之后，我们从南面对柏林的突击给法西斯德军造成的威胁便大大增加了。
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这给希特勒大本营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是，敌人剩下的时间太少了，来不及重新部署部队，尤其是来不及在尼斯河地区和柏林外廊之间建立阻止我们前进的某些补充地区。
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当我们从东向两突破敌人防御，接着向北，向柏林急转的时候，在我军前面的许多地方已经没有新的防御地带了，遇到的防御地带都是正面向东设置的，于是我们的部队从它们旁边和之间平安地北进，但是只前进到整个柏林四周的外廊。
斯大林刚一放下话筒，我马上就用高频电话同两个坦克集团军司令员通了话，向他们下达了关于转向柏林的指示。尔后这些指示比较详尽地写进了方面军的训令。该训令大约在3小时后发往大本营和部1人。
在训令起草、下发和收到之前，坦克兵们不能耽误时间，应当不等把收到我的指示写成文书，就争分夺秒地彻夜作战。
在同坦克兵首长谈完话之后，我亲自写好了这份训令。阅为训令对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来说，是柏林战役中的一个转折点，我现在把1945年4月17日夜下达的训令全文抄录如下：
“为了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我命令：
1．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员：于1945年4月17日夜间强渡施普雷河，向费特绍、戈尔森、巴鲁特、泰尔托、柏林南缘总方向发展迅猛进攻。集团军的任务是于1945年4月20日门夜间从南面突入柏林城内。
2．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员：于1945年4月17日夜间在施普伦贝格以北强渡施普雷河，向德雷普考、卡劳、达内、卢肯瓦尔德总方向发展迅猛进攻。集团军的仔务是，于4月20日闩终前攻占贝利茨、特罗因布里岑、卢肯瓦尔德地城。于4月20日夜间攻占波茨坦和柏林西南部。在集团军转向波茨坦口才，特罗因布里岑地城由机械化第5军保障。要向森夫腾贝格、芬斯特瓦尔德、格尔茨贝格方向实施侦察。
3．坦克突击兵团在主要方向上要更大胆更坚决地向前突破。城市和大居民地应当迂回，不要卷入持久的正面战斗。我要求你们清醒地知道，坦克集团军行动的胜利取决于大胆的机动和迅速的行动。
将命令的第三点传达到各军军长和各旅旅长。
4．报告下达号令的执行情况。
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
科涅夫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克赖纽科夫
乌克兰第1方面军参谋长 彼得罗夫
4月17日第00215号。
4月18日2时47分发布。”
4月17日夜间，乌克兰第1方面军近卫坦克第3、第4集团军转向柏林。这一行动经过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共同作战，后来导致了希特勒分子整个柏林集团的被围和柏林的陷落。乌克兰第1方面军各坦克集团军从南面转向柏林，在我看来是一次理所当然的正常机动，它的目的在于，要将敌人歼灭于对它最为不利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乎意料的态势之中。
我相信这次机动一定会成功。
4月18日，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部队离开施普雷河后，继续向柏林进发。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于我突击集团中央进攻，在当日内渡过了施普雷河，而在该集团军的左右两侧，戈尔多夫和扎多夫的集团军分别于我突破口两翼进行激烈的战斗。
……在叙述战役的尔后进程之前，我想就在这里，在讲完坦克集团军的机动之后，回顾一下过去，认真研究一下我们的坦克兵在战争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如何，有哪些现实条件。
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实际上不得不几乎重新建立自己的坦克部队。战争前夕，我们拥有一些编制为3个师的机械化军。按照计划，这些机械化军应当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每个军满编时为1，000多辆坦克)。但是，在战争初期，这些军的实际情况却非常不利。我们新型的现代化坦克才刚刚投入生产。战前不久，第一批新坦克才部分配齐了几个机械化军。可是，来不及掌握它们，而旧兵器--主要是老式轻型坦克，都处于机械磨损和无形损耗的状态。况且，几个机械化军当时才刚刚组建起来，还没有全部配齐技术兵器和装备。
战争一开始，事态的发展相当清楚。在同优势之敌的头几次交战中，我各机械化军损失了几乎全部技术兵器，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的指挥干部损失重大。
无论是重新整编还是组建新的机械化军，我们都已经没有必要的兵力兵器、干部和技术装备了。足以说明问题的是，1941年9月底，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始进攻莫斯科的前夕，我们整个西方面军只有45辆现代化坦克。这个事实特别具有代表性，它说明我们当时在前线不得不经受许多困难情况。
1941年夏秋，在严重缺少坦克的条件下，我们自然没有重新组建机械化军，而是组建了一些独立团和坦克营，并且逐步摸索到一种最正确的组织形式——坦克旅。
后来，当我们开始具备物质条件、拥有坦克兵干部时，我们以各坦克旅为基础，着手组建编制成为3个旅的机械化军。每个旅编有60—70辆坦克，1个炮兵营和土个摩托化营。我们这种相当小而灵活的兵团在当时来说是最为适宜的，可以有效地在战场上使用坦克，对其实施准确的指挥，以及组织技术保障和技术装备的维修。
后来，我们在储备了一些干部和技术装备之后，于1942年开始组建坦克和机械化军和集团军。坦克集团军通常下辖3个军，而在个别情况下为2个军。
战争就是战争，因而坦克集团军或坦克军的坦克数量自然在不断变化——不论是在战争的各个阶段，还是在不同的战役中，甚至在战役本身的过程中都是如此。
但是，为了使读者可以想象出敌我双方的实际兵力对比，我提醒读者应该注意的是：例如，当谈到在某次交战中，在我某个坦克集团军的某个地段上与我抗衡的是德军的土个坦克军时，即便是根据“3个坦克军对付1个坦克军”的公式，这也决不是说我们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优势。比如说，到1943年，即德军的极盛时期，德军的一个齐装满员的坦克军下辖3个师，约有坦克600—700辆，也就是说，它的坦克数量跟我们一个坦克集团军的坦克数量大致相等。
既然说到这一点，那么，我要顺便说一下，当我们淡及步兵时，也应对敌我双方军与军、师与师的对比作出相应的修正。德国法西斯一个步兵师的人员编成，在战争中的一个很长时期内约等于我两个步兵师的人员编成。
当然，这一兵力对比在战争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希特勒分子在其部队每次被歼之后，都要十分困难地重建自己的部队。但是，还在1944年，甚至在临近1945年时，这一兵力对比仍然基本保持着那种比例。
现在来谈上几句技术装备的问题。战争开始时，我们使用的绝大多数坦克(Т-26，БТ-5、БТ-7)都是速度快，但装备差，装甲薄；它们容易起火，一般来说在战场上是靠不住的。德国的中型坦克按其战斗性能来说，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这些坦克。我们的“T-34"坦克即便起初只装备有一门76毫米火炮，也要比当时的德国坦克好得多。但是，问题在于，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始进攻莫斯科的前夕，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T-34"坦克在我们整个西方面军只有45辆。
到1943年，我们坦克兵团装备的已不是过时的BT式坦克，而是“T-34”坦克，这种坦克显示出了如此可怕的力量，以致敌人不得不以新型的战斗车辆来对抗我们的坦克。这样一来，便出现了“虎”式坦克、“费迪南德”式自行火炮、“豹”式坦克，以及后来的所谓“虎王式坦克”。
敌人的新式坦克和自行火炮装备精良，配一门大初速和强装药的88毫米加农炮。它们的炮火威力和厚实的装甲防护兼而有之。还在同它们的头几次战斗中，我们的坦克，其中包括“T-34"坦克就遇到了困难。为了护送和保障我们的坦克，我们开始向前面，向步兵战斗队形，以及坦克部队的战斗队形调集122毫米加农炮和152毫米加农榴弹炮；这些火炮能够打穿“虎”式坦克和“费迪南德”式自行火炮的坚实的前装甲板。
我常常饶有兴味地观察122毫米加农炮的作战情况。这种火炮对德国的坦克射击效果最佳，因为“虎”式坦克和“费迪南德”式自行火炮不具备高度的机动性。这些火炮对付德国新式坦克的经验提示我们，必须制造威力强大的新式坦克和СУ-100、ИС、И·СУ式自行火炮，分别装备上100和122毫米加农炮和152毫米加农榴弹炮。
正是我们这种重型坦克和重型自行火炮后来开始称雄于战场。它们对所有的德国自行火炮和坦克，其中包括1944年出现的“虎王”式坦克，都构成了威胁。
“虎王”式坦克与装有一门100毫米火炮的普通“虎”式坦克相比，威力更强，而机动性更差。我们在桑多梅日登陆场完整无损地缴获了一个整营的“虎王”式坦克，约有15—20辆。
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在准备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期间，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就在这些“虎王”式坦克上进行练习，可以说，在这种坦吏上进行；了全部作战前的科学研究工作。
既然已谈到我们的技术兵器，我想再次夸奖一下我们最优秀的“T—34”坦克。“T—34"坦克自始至终走过了整个战争里程，无论哪一个军队都没有这种优秀的战斗车辆。无论哪一辆坦克，美国的也好，英国的也好，德国的也好，都无法同它相比。“T—34”坦克的优点是，机动性强，结构紧密，本体小，本身矮，从而提高了它的防护力，同时便于利用地形，进行隐蔽。这里还应补充几点，即通行力强，发动机好，装甲适中。说实在的“T—34"坦克起初的火炮威力是不够强的。这种坦克更换上新式85毫米火炮之后，可以有效杀伤敌人的所有战斗车辆(不包括“虎王”式坦克)。
在战争临结束前，“T—34”坦克仍然是再好不过的坦克。为此，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工人、技术员和工程师!我想在这里提一下我们战斗车辆创造者的光荣名字：重型坦克的设计师科京和“T—34"坦克的出色设计师莫罗佐夫……
现在再回来谈柏林战役。
为了更明确地叙述后几天所发生的事件，看来，我现在即事后得采用日历的形式，把所有这些事件依次按日期写成一种日记。
4月19日
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集团军继续向柏林进攻。雷巴尔科的集团军这天边打边前进了30—35公里。列柳申科的集团军进攻速度更神速一些，到傍晚推进了50公里。
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保障列柳申科和雷巴尔科的集团军进入突破口之后，跟着他们向西乘胜前进。第13集团军于突破口中央深深楔入德军的配置。但是，在该集团军两翼仍然是敌人的重兵集团：一个在右翼科特布斯地域，一个在左翼施普伦贝格地域。因此，该集团军不得不同时正面向西、向北和向南进行战斗。另外，得到消息说，在第13集团军的后方发现头几天未被粉碎的敌集团在调动。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从早晨起就对我说，他为此感到不安。
日中时分，我来到他的观察所。我有意地正好从他的进攻地带中央驶过，没有碰上任何敌人，不论是大股还是小股。消息结果是言过其实。在和尼古拉·巴甫洛维奇见面时我不得不向他暗示，让他少相信一些消息。谈话以我对他的集团军给予应有的评价开始，因为该集团军出色地完成了头3天的任务，并为坦克集团军机动的胜利发展提供了保障，尔后，我希望普霍夫不要为大胆的推进而感到不安。
“要记住，你们前面已经有坦克集团军了，”我对他说，“您现在仍然要按照他们的迅猛进攻速度来行动，保障他们的翼侧和后方。至于你们翼侧和后方的保障问题，我们同样也会关心的。”
在普霍夫的集团军左翼，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和配属的由波卢博亚罗夫指挥的近卫坦克第4军一起，继续进行扩大施普雷河西岸登陆场的战斗，并把自己的主力投到那里。
4月19日这天，近卫第5集团军结束了对施普雷河地区敌第三防御地带的突破，并同普霍夫的部队一道于日终前合圈了敌施普伦贝格集团。
但是，说实在的，这天，右翼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的战况吸引了我的主要注意力。该集团军的邻接普霍夫集团军的左翼部分兵力顽强地向西和西北推进。而在戈尔多夫集团军的中央和右翼，情况不仅是不利，而早是很困难。德国法西斯军队于福斯特地域不断向他发起冲击，此外，在右翼还“悬着”最强大灼科特布斯集团。
结果，戈尔多夫的左翼一直向前挺进。面右翼落在后面，正面越来越向北展开。四此，敌人可能很想对突破口底部实施突击。而敌人有兵力可以做到这一点。希特勒分子向科特布斯地域调集了几个坦克师，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试图对底部的突击挫败我方面军的进攻。
但是，虽然戈尔多夫的处境困难，可也存在着可以使他摆脱危险处境的一切条件。他的第二梯队还剩下两个新锐军——1个步兵军和土个坦克军。由于拥有这些兵力，他可以在十分必要寸击退敌人在我突破口右翼的反突击。
但是，4月19日，没有出现这种必要性。当德军试图于中午从科特布斯地域发起进攻，拔除戈尔多夫的集团军部队占领的施普雷河登陆场时，他挫败了敌人的进攻，并没有把第二梯队的两个军投入战斗。往敌人反冲击尤为激烈的方向，调去了由胡西德少将指挥的近卫突破炮兵第1师。
该师向来具有机动性强和作战顽强之特点。这一次，该师冒着敌人的炮火，徒涉强渡施普雷河，占领了河西岸的阵地，在没有任何专门步兵掩护，只有翼侧与戈尔多夫的集团军步兵部队相邻的条件下，以猛烈的炮火击退了敌人的所有反冲击，取得了辉煌战果。
与此同时，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集团军继续向柏林挺进。他们并不担心自己的后方，这对于他们的快速行动起了不小的作用，
如果按照军人的习惯对4月19日的情况作出简要的总结，那么可以这样说：这天，我各坦克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正向战役纵深发展突破，近卫第3、第5集团军向两翼扩大突破口，积极准备彻底消除南北两面施普伦贝格和科特布斯地域出现的威胁。
4月20日
我主要突击集团的部队通过敌全部预有准备的地区，穿过难以通行的森林沼泽(在柏林接近地森林和沼泽非常之多)，整整进攻了一个昼夜。
雷巴尔科的集团军以坦克第6军(军长为В·А·米特罗法诺夫坦克兵少将)攻占了德军在柏林接近地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巴鲁特城。米特罗法诺夫的坦克兵当天就突入所谓措森防御地区的纵深。
这一地区不仅作为柏林人防御圈的一部分而有其自己的意义，甚至还有象征性意义。
德军陆军总参谋部大本营早就设在措森筑垒地域中部的很深的地下掩蔽部里。许多战役是在这里策划的，并且从这里对战役实施指挥。而现在，我们的坦克兵们沿着通往自己的最终目标——柏林的道路，突入了掩护希特勒总参谋部大本营——“军队的大脑”的措森阵地。沙波什尼科夫在三十年代某个时候把自己一本关于总参谋部的书取名为《军队的大脑》。
直到4月23日日终前，已经完全攻占整个措森之后，我本人才川达这个阵地。德军总参谋部在着手完成“巴巴罗萨计划”时大概没有想到，4年之后它不得不急忙地逃出自己在措森的地下司令部住宅。希特勒的将军和参谋们在撤离时如此慌张，以致他们只淹没和炸毁了部分地下设施。
敌人的地下司令部住宅太大了，无论是雷巴尔科还是我当时都没有时间来参观它们的所有设施。我们的部队，就连我们的思想也同部队一起，早就远远地跑到措森的后面——柏林去了(战后16年之后，我才参观了所有这些设施。1961年，我泎为苏军驻德集群总司令，为了8月13日在西柏林周围设置边界，用来保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之事，又一次来到这些地方)。
4月20日这天，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在措森周围进行战斗，与此同时，其先遣部队向北，向柏林挺进。在这一昼夜内，该集团军的部队推进了60公里。
列柳申科的集团军这天完成了比较复杂的机动，右转弯向西迂回，遇到敌人的猛烈抵抗，尤其是在卢肯瓦尔德地域，尽管如此，进攻速度仍然比较快，前进了45公里。
4月20日夜间，方面军坦克集团到达柏林防御外廊，它这天脱离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距离大约为35公里。
与此同时，在我右翼，戈尔多夫的集团军继续同科特布斯集团进行最顽强的战斗，不仅多次击退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猛烈反扑击，而且还切断了敌人西退的道路，将敌紧逼至施普雷河湾沼泽洼地。
希特勒分子知道自己的处境危险，仍然顽强地坚守科特布斯防御枢纽部。他们十分清楚，这一防御要点和重要道路交叉点一旦被攻陷，这一地殴上的全部防御体系就要崩溃，第9集团军的翼侧就会暴露出来。该集团军仍然正面向东顽强防御：其主力对付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而部分兵力对付我右翼戈尔多夫的集团军。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则不能仅限于合围科特布斯枢纽部。这个枢纽部对我们后方的整个工作起的破坏作用大厉害了。在它未被攻占之前，我们不得不通过乡村道路绕行而过，十分艰难地组织前运燃料和弹药，特别是为各坦克集团军。
这天，我来到戈尔多夫的驻地，进行常说的“教育工作”。我的目的是，增强近卫第3集团军首长尽快消灭科特布斯集团的决心。
对科特布斯枢纽部的总冲击定在第二天，并且计划以大量的航空兵和炮兵支援戈尔多夫的部队。
这天，我方面军其他地段上的情况是这样的：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以两个军的兵力跟着各坦克集团军继续向西进攻，到傍晚前进了30公里。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也以一部分兵力向西推进，而以另一部分兵力协同第13集团军左翼粉碎敌被合围的施普伦贝格集团。
我们想在夜间来临之前消灭施普伦贝格枢纽部之敌。因为左翼的施普伦贝格枢纽部同右翼的科特布斯枢纽部一样，对我们十分不利。为了粉碎施普伦贝格枢纽部之敌，建立了二个最强大的炮兵集团，下辖4个突破炮兵师和强大的集团军厉炮兵。总而言之，应对施普伦贝格实施射击的有1，110门火炮和140门火箭炮。
这天的天气对我们来说不是特别有利，但是我们还是对施普伦贝格枢纽部实施了炮兵突击，又实施了航空兵突击。航空兵一天内出动飞机1，200多架次。在上午11时炮火准备之后，列别坚抖的近卫步兵第23军发起强击，不仅攻占了施普伦贝格，而且还向前推进了5—6公里。
与此同时，扎多夫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32军和近卫坦克第4军向两推进了20公里。
但是，位于近卫第5集团军左翼并保障该集团军进攻的近卫步兵第34军，不得不把战线拉长了60公里。该军继续与在德累斯顿方向上作战的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和我军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保持紧密的联系。
这天，在扎多夫的集团军的战线上，出现了非常有趣的战役态势。他的一个军向纵深挺进，发展进攻；另一个军强击大筑垒枢纽部，获得成功；还有一个军被迫把战线拉得很长，来保障此次战役。
在谈到这些情况时，我想强调指出的是，正是在当时，我方面军部队的行动不光是在突破口尖端——坦克兵接近柏林的地方，而且在方面军主要突击集团的两翼，都具有急剧机动的性质。
在对摧毁施普伦贝格枢纽部作出评价时，则既应当特别指出这次战斗组织的复杂性，又应当特别指出方面军部队当时已具备迅速摧毁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物的能力。我们已经拥有相当强大的现代化兵器，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不妨碍方面军突击集团基本兵力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摧毁象施普伦贝格这样的支撑点，从而为完成战役总任务扫清继续前进的道路。
然而，光拥有强大的兵器是不够的，应当善于正确地加以运用。我不能不指出，第5集团军司令员扎多夫上将及其以利亚明将军为首的司令部，以及集团军炮兵司令员波卢埃克托夫将军，正好顺利地胜利完成了这一最重要的任务。
在回忆炮兵在施普伦贝格附近的行动时，我不能不讲述这样一件事。
在我军进攻的一个地段上，凡是在敌坦克继续进行反冲击尝试的地方，突破炮兵军军长科罗利科夫将军都要实施猛烈的补充炮火准备。他的观察条件不大好；前面是森林平原，连一个便于设置观察所的合适小高地都没有。然而他遇到了一个工厂。我已记不清是什么工厂了，这倒不要紧。于是，科罗利科夫将军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为了更好地指挥整个炮兵，登上了唯一能观察四周的一个高大工厂烟囱的最顶端。
我驱车来到他的观察所，正赶上他处在完全高不可攀的地方：他带着电话机坐在烟囱的顶端，而指挥射击中心设在下面烟囱附近。
当科罗利科夫微微喘着气从烟囱上爬下来的时候，我忍不住问道：他是怎样爬上去的。他耸了耸肩说道：“元帅同志，情势所迫——你也得学公鸡叫。”
自然，我大声地表示，不赞同他爬到烟囱上去，甚至把他骂了一顿。从形式上看，我当然是对的，但打心眼里钦佩这样的指挥员。如果指挥员的全部优点仅仅在于，他随时准备往哪里都爬，在哪里都表现出勇敢，但却不善于真正指挥部属和指挥战斗，这就是不幸了。
然而，说实在的，如果一个学识渊博、精通本行的指挥员一定想亲眼看到战斗情况，亲自判断所发生的情况的详情，并为此哪怕是愿意爬到工厂的烟囱上去，那么我对这样的指挥员是怀有敬意的。科罗利科夫将军是我方面军最有才能的炮兵之一，他就是这类指挥员中的一员……
如果谈到4月20日我主要突击集团的行动，那么可以说，经过这次行动，我们己深深楔入敌人的配置地域，于日终时分完全切断了德军“维斯瓦”集团军群与“中央”集团军群的联系。这天，德军战线实际上被分割为两个部分。“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左翼被逼向北面，为我各坦克集团军的突击所击溃。“中央”集团军群的左翼相应地被逼向南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