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仍然继续把其防守柏林方面的集团军群称为“维斯瓦”集团军群，尽管这一名称在一切情况都发生变化之后的现在，听起来已经是令人可笑的。
为了补充说明一下所描述的情况，我要引用德军总参谋部一名军官的证词。这份证词载于德军最高统帅部战争日志的第四卷。日志发表时没有说出这位军官的姓名，他这样写道：
“4月20日夜间，我向希特勒报告苏军在科特布斯地域突破防御，它导致了东线的崩溃和柏林的被围，当时我和他两人单独在一起，——这是唯一的一次。在几小时之前，希特勒作出决定，把自己的大本营、最高统帅部司令部，以及陆军和空军的总参谋部……迁往所谓的阿尔卑斯要塞，即迁往贝希特斯加登地域及其以南……希特勒认真听着充满悲观的报告。除了‘背叛’一词之外，他再也找不到对苏军胜利的另一种解释。由于当时没有旁人在场，我鼓起勇气向希特勒问道：‘我的元首，您如此之多地说军事指挥官的背叛，您是否相信真有这样多的背叛?’希特勒向我投来了某种类似同情的目光，这是表示，只有傻瓜才会提出这样愚蠢的问题，于是他说：‘东线的全部失败只能解释为背叛。’我有这样的印象，希特勒对此深信不疑。”
4月20日夜间，希待勒大本营就是这样判断情况的。这里应当补充一点，日记的作者与希特勒之所以能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其实就是因为，按照他的话说，帝国办公厅的所有人都在忙着装运行李，将其运往新的大本营——阿尔卑斯山。
柏林被围的威胁完全变成了现实。尽管希特勒这几天绕道还可以到达贝希特斯加登，可要想从那里指挥处于我军围歼威胁之下的整个法西斯柏林集团作战已是无能为力了。
看来，正是这一使希特勒感到意外的事态发展，打破了他不久前还想拖延战争的企望，最终导致了他留在柏林。
倘若我闭口不谈4月20日这天的困难，那么这天的情况是不完全的。因为正是在这一天，我军进攻第二战役方向——德累斯顿方向上的困难暴露得尤为明显。
在这一方向的中央，情况进展得还不错，我军继续西进。但是，在翼侧格尔利茨地域，敌人由于前几天加强了自己的集团，于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正面和斯维尔切夫斯基将军的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左翼转入了疯狂的反冲击。
4月20日，经过这几次反冲击，德军阻止了第52集团军的推进，稍微向北逼退了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的部队，并进至该集团军的后方。总而言之，这里的事态要求方面军首长予以注意。方面军参谋长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大将奉我的命令，前往第52集团军和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
我这天在考虑必要的措施时，给方面军司令部制定了初步的方针，而向第5集团军司令员扎多夫暗示，他必须更认真地注意自己的左翼，并节省一些东西留作备用。我对科罗捷耶夫将军感到不满意的是，根据得到的情报，在他的一个次要方向担任防御的军的当面，希特勒匪徒已经开始撤走部队，将其调往另一地方对我实施反突击。我告诉科罗捷耶夫这一情况后，命令他将这个军调去加强自己的主要集团。
最后应当指出，4月20日，向奥特朗总方向进攻的巴拉诺夫将军的骑兵第1军作战极积。当然，该军是和加强其突破能力的坦克一起作战的。
虽然已是战争的最后几天，但就在此时此刻骑兵的行动还是表明，只要情况合适，指挥正确，他们是能够胜利地在敌防御纵深作战的。如果他们遇到的是绵亘的防御正面，加之又处在敌空军的空中威胁之下，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时骑兵的处境是困难的，我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在柏林战役中，我航空兵已经完全控制的制空权，骑兵上空的这把活动保护伞是可靠的，可以使骑兵避免各种不愉快的事情。
我给巴拉诺夫的军规定突击方向，还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谢苗·米哈伊诺维奇·布琼尼向我提示的。在易北河对岸巴拉诺夫的军应该前出到的地方，根据得到的情报，有一个我们最大的良种马场，它是德国人从北高加索迁移到那里的。我在给巴拉诺夫下达其他更加重要的战斗任务时，顺便还下达了一个任务：对马场实施专门侦察，旦发现它们的踪迹，就立即完整无损地将其夺回来。
应当说，巴拉诺夫也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于里萨地域渡过易北河，探索到养马场的行踪，完完整整地将它夺了回来。后来，我们将它全部迁回了1942年敌人把它抢走的那个地方。
4月21日
还在4月20日，我就定下决心，把新到的第28集团军投入战斗。该集团军由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钦斯基中将指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需要立即将诸兵种合成兵团加强给迅速向柏林进攻的各坦克集团军。第二，需要补充兵力，以便从西南完成对德军第9集团军的台围。
当时，我各坦克集团军已经从南面前出至该集团军的后方。然而，各坦克集团军的突破完全是指向柏林的，也就是说，继续向西北突破，所以他们未能建立可以切断第9集团军可能的退路的向东绵亘正面。再说这也不是他们的任务。如果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给他们下达了这种任务，那么必然要削弱两个坦克集团军的突击力量，我也就没有什么兵力可对柏林实施突击了。
戈尔多夫的集团军由于从南面和西南面包围德军第9集团军(后来我们把它称为法兰克福—古本集团)南翼，结果到4月20日傍晚其战线拉得太长了。
不言而喻，戈尔多夫产生了一种担心：他独自一人不能牢固地堵住敌人的集团，这会滑过去的。总而言之，必须立即动用卢钦斯基将军的第28集团军。
第28集团军受命以强行军(搭乘当天夜间拨给他们的方面军汽车)从菲尔斯泰瑙地域出发，跟着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前进。
4月23日日终前，卢钦斯基的集团军第一梯队应当进至措森—巴鲁特地特，即离柏林只有几十公里的地方。同时，两个步兵师也搭乘方面军的汽车，应当于4月21日日终前集中于巴鲁特周围的树林里。
巴鲁特地域封锁了柏林以东大片森林地带的主要出路，这里集结有德军第9集团军的兵力。此外，卢钦斯基的各师到达巴鲁特地域后，就以自己的出现消除了戈尔多夫的近卫第2集团军和当时业已进至柏林外廓的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之间的缺口。这个缺口相当大，有几十公里。
4月21日，戈尔多夫的集团军继续同顽强抵抗的敌科特布斯集团战斗，该集团实际上已经处于被半合围状态，交通线被切断，并被紧逼至河湾沼泽洼地。
由于对近卫第2集团军司令员拖延消灭该集团的时间感到不满，我给池派去了大量航空兵——轰炸航空兵第4、第6军，歼击航空兵第2军，歼击航空兵第6军一部和近卫强击航空兵第2军进行支援。此外，集团军司令员还奉命动用自己第二梯队的坦克第25军。但是，在消灭科特布斯集团时，戈尔多夫实际上并没有按照指定的用途来使用用该军。
当然，在科特布斯地域，敌人没有强大的反坦克防御，再说地形本身对坦克的行动也不是特别有利。尽管如此，依我看，在科特布跻附近战斗的初期和中期，戈尔多夫行动过分缓慢，对坦克的使用缺乏信心。他有时不甚乐意正确而坚决地运用坦克兵来实施迅速的机动。
可是，不管怎么说，4月21日科特布斯地域的战斗在继续进行。总的来说，战斗进行得还很顺利，尽管速度比较缓慢，不象戈尔多夫的集团军在早晨得到加强之后所预料的那样快。
希特勒统帅部为了摆脱我军突破所造成的恐慌，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竭尽全力要扼止住苏军从南面对柏林的进攻。4月21日这天，为了防守柏林外廓和措森、卢肯瓦尔德、于特博克等城，敌人从柏林各区向我们迎面调来了许多步兵和坦克部队和分队——当时敌人手中所拥有的一切。调动这些部队和分队本身就说明了敌人心急如火，他们不得不以这种心情投入战斗。在调去阻击我坦克兵的另一些部队中，有1个坦克教导营、1个强击炮旅、3个装卸团、2个建筑团、2个飞行员教导队和“弗里德里希·路德维格·扬”步兵师的部队。
我各坦克集团军在一整天内必须多处突破这些部队和原先被粉碎之敌残部的相当顽强的抵抗。可问题难办的是，虽说敌人的部队是仓卒调来的，可他们有经过周密准备的抵抗枢纽部作为依靠，例如措森、库默斯多夫和卢肯瓦尔德。况且，我坦克兵必须在这一地域通过许多障碍物、鹿寨、沟渠、沼泽洼地及其他大大小小的障碍。
尽管如此，到4月21日日终前，我坦克兵粉碎了所有詖调来迎击他们的敌人，直抵柏林的防御外廓，离柏林的南缘只有24公里，实际上己处于希特勒首都的郊区。尤其是达天攻占了韦恩斯多夫，“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指挥所不久以前还没在那里。在韦恩斯多夫的战斗中，近卫坦克第了军副军长、两次苏联英雄伊万·伊格纳季耶维奇·雅库鲍夫斯基坦克兵少将中弹负伤，他在战斗中表现出了极大的个人勇敢精神。到傍晚时分，在一些地方也已经切断了柏林的环形路。
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跟随坦克兵前进，信心百倍地继续向西进攻，从后方可靠地保障方面军坦克集团的行动。该集团军这一天前进了20公里。
近卫第5集团军的部分兵力肃清敌施普伦贝格集团的最后残部，而以主力向西进攻。
这天的情况报告，使我们能够得到关于施普伦贝格集团被歼的概念。
该集团编有“警卫元首”坦克师的部队(我记得，在收到这一报告之后，我们开玩笑说，既然元首的警卫已被消灭，现在就只剩他自己了)c坦克第10师、坦克第21师的部队、摩托第125团、步兵第344C、步兵第785团，以及几个高射炮兵团的部队和许多国民突击队营。战场上留下了约5，000名敌官兵的尸体。
近卫第5集团军的部队在消灭施普伦贝格之敌以后，准备以全部兵力向西挺进。但是，由于南面的情况仍然很复杂，不得不稍微扩大近卫第5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将这一地带的界线向西南推移。这样的目的在于，要求近卫第5集团军在进攻时对敌德累斯顿—格尔利茨集团造成威胁，该集团继续对科罗捷耶夫和斯维尔切夫斯基的集团军实施反冲击。
施普伦贝格防御枢纽部之敌的被歼和对科特布斯集团的多次新的坚决突击，对敌人产生了影响。看来，敌人至今仍然指望的在科特布斯和施普伦贝格的翼侧行动来阻止我军的进攻。
现在，希特勒分子由于看到这些尝试是徒劳无益的，开始仓皇将幸存的部队西撤，力图摆脱第13集团军和近卫第5集团军的追击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的退却部队常常处在我坦克集团军和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之间的间隙地，并企图经过这些间隙地溜走，以便同第9集团军在科特布斯以北森林和沼泽中作战的集团会合。科特布斯集团的残部也急于奔向那里。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别的道路了。
这天同大本营的通话和前两天一样，一般都很简短——方面军没有收到任何补充的指示。这是很明白的事，因为我们4月17日夜间修正过的行动计划，在决定各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之后，基本上执行得没有多大偏差。所以我的报告极为简短。
4月21日，我向大本营详细报告说，我们已突入措森地域，与敌部队的战斗还在继续进行，但已经清楚，德国法西斯陆军总参谋部已撤离其原先的驻地。
总参谋部从我们这儿得到了详细而系统的情报，所以几乎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方面军司令部同样也从各集团军那儿得到了系统的情报。
作为一个方面军司令员，我的难处在于，行动是一下子同时在几个方向上展开的，而每一方向都需要注意和指挥。在北部，继续进行着争夺科特布斯的战斗；在中部，在拨除施普伦贝格枢纽部之后，正坚定地向柏林和易北河进攻。然而，在左翼德累斯顿方向上，情况仍然不利，所以这强烈地吸引我撇开主要突击。
况且，在我们的深远后方，也还有一个基地——德军一个被合围于布雷斯劳的相当大的集团。第6集团军司令员格卢兹多夫斯基将军继续在那里进行积极的战役。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当然不想在我们攻占柏林之后拿下布雷斯劳，可是后来的结果还是这样。
我虽然理解这一点，可仍然制止他这样做，有时就索性禁止他实施积极的进攻行动。我的出发点是，只要我们一攻克柏林，随时都可攻占布雷斯劳。但是，尽管这一方针阐述得相当清楚，我还是不得不于夜间一点钟和迟些时候(深夜听完所有其他报告之后)听取格卢兹多斯基将军的当前想法。他仍想在许可的范围内消灭盘踞在布雷斯劳的希特勒匪徒。要知道，虽然我作出了自己的全部指示，但我不能完全忽视第6集团军首长这种可以理解的、十分自然的愿望。
看来，柏林战役是我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所实施的所有战役中的一次最为复杂的战役。因此，方面军首长必须每天每夜研究大量各种不同的问题。好在通信联络没有给我们带来额外的困难，它工作得很好。我们的通信联络是双重进行的，既用无线电又用高频电话。在这些日子里，主要是通过高频电话实施指挥。
每日日终前(这已在方面军形成一种制度，集团军司令员都知道这项制度)，每个集团军司令员通常亲自向我报告情况，接着我们一起制订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尔后，方面军司令部以相应的号令通过电话和无线电将我的口头指示传达下去。如果这些器材因某种缘故发生故障，就用飞机或通信参谋乘车转达指示。
4月22日
4月21日夜间，我定下了一系列新的决心，其中第一个决心是，最大限度地加强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该集团军前出至柏林外廓，已经在这个外廓南面的接近地遇到非常猛烈的抵抗，并且有一切理由认为越是往后，这一抵抗就越会加强。
为此，我当天夜里就将Л·И·科茹霍夫中将指挥的突破炮兵第10军转隶给雷巴尔科。除这个军之外，我们还把突破炮兵第25师和高射炮兵第23师拨给了雷巴尔科。此外，直接作战隶属于他的还有歼击航空兵第2军。
上述所有炮兵兵团当时配置在施普伦贝格地域第5集团军地带内，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完成由南向北的迅速机动行军，其路线上还远没有肃清敌人。完成整个行军的时限极为紧迫——一天到一天半。而应当走完的路程也不近——130—150公里，有些炮兵部队要走200公里。这些兵团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以自己的兵器消灭了沿途企图突围(一部分向西，另一部分向北，即向敌军第9集团军)的敌人。
应当说，我们的突破炮兵军和师是完全摩托化和机械化的，当时已经习惯于和善于迅速的转移和机动。这些兵团在对施普伦贝格突击之后，腾出手来，等待着新的任务，结果马上就接受了任务：突破柏林外廓地区，尔后在柏林城内进行战斗。
要进行这些战斗，就必须有强大的炮兵突击兵团。于是，我们通过自己炮兵的大兵团、师和军的机动，组成了突击兵团。
我认为，如果说突破炮兵军和师在战争期间是方面军司令员手中的一把重锤，尽管这种说法或许有些粗俗，然而却是正确的。我们不应当把这支力量分成几个部分：这一个集团军——一个师，另一个集团军——一个旅，再一个集团军——又给些什么，谁要就给谁。我们不能这样做。不管这类请求多么合理，多么有理由，可事业的最高利益则要求放弃它们，不要分散力量，相反，它要求集中力量，完全把它拨归这时在完成方面军最重要的任务的集团军司令员指挥。只要炮兵一完成任务，“那么，我的炮兵兄弟，再没有别的可说了，该带上自己的大炮，去新的地段完成新的任务吧。”
我认为，从战役观点来看，突破炮兵兵团的这种机动完全是正确的。我们的行动要求更加严格：在实施突破时，每公里火炮密度为300门，因为我们早就不缺少弹药了。我们有很多坦克、自行火炮和机械牵引炮兵，因此需要很多的燃料。我们集团军后方和方面军后方的工作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不过，现在，造成运送和补给兵器弹药困难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兵力小，而是我们的兵力强大，我们的实力本身和这一实力的规模也相应地产生了许多困难。
于是，4月22和23日，突破炮兵兵团这一整个庞大的力量从施普伦贝格地域出发，向着西北，向着柏林挺进。
在4月21日夜间下达的其他号令中，主要是规定近卫第5集团军和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之间的新的分界线。这一分界线使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可以稍微缩短自己的战线，不用担心自己的右翼，集中力量来抗击敌德累斯顿—格尔利茨集团继续在其他地段上进行的激烈反冲击。
卢钦斯基的各师迅猛地向指定地域开进，准备支援坦克兵对柏林的进攻。而坦克兵们还在继续不断前进。4月21日夜间，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应当指出，他们夜间也在继续战斗)以苏霍夫的机械化第9军和米特罗法诺夫的近卫坦克第6军渡过了诺特运河，并突破了柏林防御外廓．到4月22日上午11时，机械化第9军于芬斯多夫地域切断了柏林环形汽车路干线，继续向柏林进攻，并从行进间攻占了布兰克菲尔德、马洛夫和利希滕拉德等柏林城郊。
我认为，该军进入柏林南部接近地并攻占了头几个柏林郊区，是战争史上的一种事实，把它十分准确地记载下来是不为错的。
苏霍夫的军在攻占上述郊区之后，在马林菲尔德地域楔入柏林内廊。到4月22日日终时分，已经和前来支援该军的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近卫第61师(师长为А·Г·沙茨科夫上校)一起作战，突向柏林南部。他们这天共推进了25公里。
当天傍晚，苏霍夫的坦克兵已经前出至柏林城内的泰尔托运河，遭到严密防守运河北岸之敌的猛烈射击，前进受阻。
日初时分，米特罗法诺夫的近卫坦克第6军于措森地域强渡诺特运河，向西北进攻，到傍晚也前进了约25公里，途中攻占了泰尔托城，并进至泰尔托运河南岸。同在苏霍夫将军的地段上一样，德军也预先占领了运河北岸，对坦克兵实施猛烈射击。
傍晚时分，В·В·诺维科夫中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7军于施塔德斯多夫地域同样也前出到泰尔托运河。该军也遭到北岸之敌的猛烈射击，前进受阻。在此之前，该军这天边打边进，前进了35公里。
于是，雷巴尔科的整个集团军在宽大的正面上进至泰尔托运河，展开在柏林的前面。
4月22日这天，雷巴尔科的左邻列柳申科的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向波茨坦总方向追击敌人。为了不卷入战斗，他们绕过了卢肯瓦尔德城，推进了20公里，攻占了柏林西南接近地上的萨尔蒙德。
列柳申科的两个军——第10和第6军沿切线接近柏林，力图继续向西北前进，即达到合围柏林之目的。
与此同时，列柳申科的近卫机械化第5军掩护自己集团军的右翼，从而保障其可以向北转弯。该军的行动完全是按照我方面军4月初(即进攻前)起草的训令进行的。训令中的内容现在正在付诸实现：该军应当在于特博克一卢肯瓦尔德一线正面向西设置牢固的屏铲队对付敌人。
恰恰是在这里和稍微偏西的地方，近卫机械化第5军不久承担了对芬克的第12集团军的突击。该集团军奉希特勒之命正好企图在这一地段向柏林突破。近卫机械化第5军经过顽强的战斗，攻占了卢肯瓦尔德，前出至贝利茨——特罗因布里岑——克罗普施泰德一线，完成了受领的艰巨任务。
近卫机械化第5军的坦克兵们在特罗因布里岑解救出了约1，600名战俘，大都是英国人、美国人和一些挪威人。其中有挪威集团军司令奥托．鲁格将军。我很快就得知了这一情况。但遗憾的是，这天的战事异常紧张，未能同这位被救出的挪威司令见面。
4月22日日终前，列柳申科的集团军占领了向波茨坦和勃兰登堡突击的非常有利的出发地位，准备完成彻底合围敌整个柏林集团的机动。
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迅猛追击敌人(Г·В·伊万诺夫上校指挥的近卫步兵第6师在追击中表现尤为突出)，这天前进了45公里，前出至与列柳申科的集团军左翼平齐。
希特勒分子企图从西面实施的迎向突击，解救自己在柏林东南被围的集团，但可能利用的所有道路完全被切断了。
在我北翼，戈尔多夫的近卫第3集团军，经过胜利的迂回机动和两天的激战之后，于4月22日强击攻克科特布斯，彻底粉碎了科特希斯集团。
在这几次血战中，粉碎了德国法西斯第342、第214和第275师，以及许多独立部队和分队。在争夺科特布斯的战斗中，戈尔多夫的部队缴获了100辆坦克和2，000辆汽车，俘虏了约1，700人。俘虏的人数之所以这样少，是因为德军的抵抗十分顽强。他们在科特布斯城下简直是战斗到死。
在歼灭科特布斯集团之后，戈尔多夫的部队不仅向北转弯，而且还向东北前进，直接接近德军第9集团军。现在，戈尔多夫面临的整个任务正是对付该集团军——将其粉碎，防止它向方面军后方突破。
在谈到科特布斯战斗开始阶段时，我对戈尔多夫的行动迟缓、使用坦克不坚决曾表示了某种不满。但是，我不想让在这一个别场合的公正指责成为片面认识这位坚定勇敢的集团军司令员的借口。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在许多困难的和极其重要的地段上不倦地战斗。
戈尔多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指挥员。他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坚毅的性格。他是一位能够指挥大兵团的军事首长。如果把他在战争期间实施的所有战役都总和起来，可以激起人们对他的敬意。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斯大林格勒交战的困难时期，他表现得既勇敢又坚定，象人们常说的，作战认真老练。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人。但同时他在接受和掌握我军战役学中日益增长的技术能力所产生的新事物方面，有时缺乏灵活性。对事业的忠诚、勇敢、坚毅、固执和喜怒无常一全都渐渐地渗入了戈尔多夫与众不同的性格之中。然而，戈尔多夫将军指挥集团军成功实施的一系列战役是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再来谈一谈4月22日的事态发展，这一天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天。
经过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近卫第8集团军、第69、第33集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近卫第3集团军、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部分兵力的进攻，到这天傍晚，一个马上就要包围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圆环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该集团已经被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3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和我方面军3个集团军的绵亘正面从北、从东、从南和部分从西紧紧地包围住了。
傍晚，从南面进攻柏林的雷巴尔科的集团军部队与进攻柏林东南缘的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之间，只隔有一条大约12公里的狭窄地带。
有一个重要情况，即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主要突击集团的右翼兵团和我方面军各坦克集团军也即将在柏林以西会合，组成了对柏林集团的第二个大合围圈。
日终时分，佩尔霍罗维奇将军的第47集团军(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先遣部队与我方面军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之间的距离已经不超过40公里。这样一来，在我们眼前形成甚至几乎闭合了两个合围圈：一个在敌第9集团军周围，柏林以东和东南，另一个在柏林以西直接防守德国首都部的队的周围。
傍晚，法兰克福—古本合围圈(我们把它称为小合围圈)和柏林合围圈(我们把它称为大合围圈)之间的距离在西部方向上达80公里，而在南部方向上为50公里。在这两个合围圈之间的里面，是柏林及其所有郊区。
柏林合围圈再往西的地方，有德国法西斯的军队，他们处在我军和我们盟军之间，其中也包括芬克的集团军，下面要谈及该集团军的情况。
在把德军第4集团军的残部和第9集团军合围在柏林东南的森林里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实际上切断了敌防守柏林的主力与柏林的联系，而现在可以各个击破敌集团，不久以前它还是一个统一的突击兵团。
在评价德军在这次战役中的行动时，军事历史学家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德军有没有可能不等第9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残部被围就预先将这些部队撤向柏林呢?
回答是：当然有。但是，这也改变不了整个情况。我们计划的突击是无法抵抗的。我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粉碎整个柏林集团。
越靠近柏林，敌人的防御就越严密，其步兵得到的加强兵器(炮兵、坦克和大量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就越多。还在4月22日，我们在泰尔托运河就遇到了有组织的步机枪、迫击炮和炮兵火力组成的严密配系，火力密度十分大。我们未能从行进间强渡过运河。
这种火力和这种抵抗我们甚至在柏林东南合围并封锁第9集团军时也遇到过。自然，如果第9集团军的部队及时撤到柏林外廓，他们倒可以在那里顽强作战，加强柏林守备部队的防御能力。可是，归根到底，他们以自己的抵抗只能影响柏林交战的速度，而绝不能影响它的结局。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第9集团军在撤退时被我军所粉碎。
鉴于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已前出至柏林，大本营于4月23日上午6时规定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与乌克兰第土方面军之间的新的分界线。
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在制定战役计划时这条分界线只到吕本。现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已推进到吕本以北和西北很远的地方了。
鉴于当前的态势，大本营规定了适应这一态势的分界线：吕本—托伊皮茨—米滕瓦尔德—马林多夫—柏林城内的安特加尔车站。现在，我们的分界线从吕本突然转向西北和几乎正北，约把柏林一分为一。
与此同时，大本营要求我们(朱可夫元帅和我)在4月24日之前完成对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合围，绝不能让其向柏林、向西部方向或西南方向突破。
由于收到大本营的指示，我又不得不于4月22日夜间很好地研究一下当天的总结。
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受命于次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于4月22日晨强渡泰尔托运河并直接向柏林突破。4月23日这天用来进行进攻准备。
第28集团军司令员卢钦斯基奉命继续以集团军主力从南面向柏林进攻，同时以两个师占领托伊皮茨——巴斯多夫一线，切断那里湖泊之间的所有道路，并组织牢固的对坦克和对步兵的防御，防止敌第9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残部在这一地段上试图通过我方面军后方向西和西南突破。
近卫第3集团军司令员戈尔多夫受领的任务是，对德军第9集团军的被围部队展开积极行动，因为该集团军现在是他的主要敌人。
除准备强渡泰尔托运河之外，雷巴尔科还受命于次日攻占柏林的布科夫郊区，并且采取种种措施，以便在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后方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会合。
这就是我于4月22日夜间发出的主要号令。
在那里，在泰尔托运河边，尤其是在由基干士兵、老人和少年组成的国民突击队营里什么人都有。他们流着眼泪，可一直在战斗，用长柄反坦克火箭弹攻击我们的坦克。
昼间，科茹霍夫的炮兵军和其他突破炮兵兵团以快速行军向柏林推进。到24日晨，他们应当占领阵地，保障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强渡泰尔托运河。
不难想像，150公里的行军是以怎样的速度来完成的。为了保障行军，除了自己的运输工具之外，炮兵还得到了方面军的1，300辆汽车。
变更部署的时限是十分紧迫的。同时，必须夜间将炮兵撤出阵地，以便敌人不会产生任何怀疑。
敌空军不能大批地行动，可单独的侦察机一直在战场．上空盘旋，其中就有我们的老对手--“福克-乌尔夫”侦察机，或者叫“框架”侦察机(我们这样称呼它)。所以，德军还是有观察条件的，虽说是有限的。
“框架”侦察机当时已活到了自己的末日。可是，那些看见过它的人不会忘记它在战争中给我们带来了多少不愉快的事。我在各个方面军不止一次地观察过这种飞机的行动，它既是侦察机，又是炮兵火力校射机。说句实在话，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自己竟没有添置任何类似于“框架”侦察机的飞机，这是非常遗憾的，而我们是多么需要能完成相同任务的优良特种飞机啊！
4月23日晨，卢钦斯基的集团军由Г·Н·科尔奇科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48师前来支援雷巴尔科的各坦克军。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设有严密防御的泰尔托运河这一严重障碍前面，我们最初光有坦克兵，可他们是十分需要步兵的支援的。
在第28集团军各步兵师集结的时候，雷巴尔科和各军军长一起进行了强渡运河的准备。参加指挥员侦察的还有先于自己部队达到这里的各炮兵师师长。一切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计划的，但计划得认真合理。
4月23日
在泰尔托运河北岸，德军建立了相当坚固的防御——挖掘了堑壕，设立了钢筋混凝土永备火力发射点，坦克和自行火炮都掩蔽于地下。运河边是一堵几乎连续不断的房屋墙壁——墙厚一米和一米半的主要建筑物。工业企业的巨大钢筋混凝土厂房沿河岸一线展开，以无窗无门的背面朝向运河，形成了好象中世纪伸入水中的要塞城墙。这一切非常适合于进行长期的顽强防御。运河的部分桥梁做好了炸毁的准备，而部分桥梁已经被炸毁了。就连运河本身也是一个相当大的障碍：宽为40-50米，深为2-3米。
现在你可以想象出，这条蓄满了水的、两边是混凝土浇灌的高大陡岸的宽大深沟是什么样子。在雷巴尔科的坦克兵已前出到的12公里的运河地段上，敌人在自己的那边集中了手中的所有兵力——约51，000人。在城市战斗条件下，每公里为1，200人的密度，应该说是非常大了。并且敌人还有25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130辆坦克和装甲输送车，500多挺机枪，以及无数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
况且，防守泰尔托运河的德国法西斯官兵认为，这是他们能够阻止我们前进的最后一个地区。他们的背后是柏林。而除了柏林，除了战斗到底至死不让我们进入柏林的拼命决心之外(根据战斗的激烈程度判断，大多数最后防守德国首都的人都有这种决心)，他们背后还有党卫军的“闪电式”法庭，所有被指控有临阵脱逃行为的人都被立即送往那里。
在这一时期(无数俘虏的口供一致证实)，党卫军分子和盖世太保分子的行动特别残酷无情，凡是放弃阵地或不论什么原因有些嫌疑的人都要受到他们的制裁，不是枪毙就是吊死。
在那些日子里，大家知道，希特勒的举止好似一个有精神病的人，他甚至宣称，德国人民不配有像他这样的领导人。他对本国人民怀有刻骨仇恨，准备为自己的血腥冒险遭到可耻失败而向人民报复。
柏林充满了歇斯底里般闪电式屠杀和极端残酷的气氛。这种气氛引起了恐怖，自然要为德国首都争取一些苟延残喘之机。
定下了同时以3个军在宽大的正面上强渡运河的决心。不过，我们同时也规定了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上，集中了最大密度的炮兵火力，建立了炮兵突击兵团，它能够十分准确地摧毁所有阻挡我们前进的东西，打通和开辟直接通向柏林的道路。
在4.5公里的主要突破地段的正面上，集中了约3，000门火炮、迫击炮和自行火炮，每公里正面是650门!大概，这是在我整个战争实践中唯一的一次。然而，我认为这种炮兵火力密度，不论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还是从当时已经看到战争尽头并应当提前结束战争这一点来看，都是正确的。
除了负责压制泰尔托运河敌防御的炮兵之外，还拨出了大量直瞄火炮专门保障强渡和尔后支援进攻。实际上，所有直接队属炮兵，从45毫米火炮到122毫米火炮，以及152和203毫米口径的重炮兵都可作为直瞄火炮加以使用，这样既好瞄准又打得十分准确。
炮火准备应当持续55分钟。因为准备的时间很少(仅一个昼夜)，当然不可能对敌全纵深防御体系全部实施侦察。计划规定，主要对前沿射击。在纵深，只应压制街道十字路口上的防御枢纽部，因为它们尔后可能会阻碍我坦克和步兵推进。
炮火准备的开始时间定于4月24日6时20分。我们有意不选择整数，我们在此之前常常选择整数，因为整数—6时正、7时正—通常会使遭到射击的敌官兵做好提防准备：“啊哈，6时正了，毫不例外，现在很可能开始炮火袭击或炮火准备……”
在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基本兵力于4月23闩准备次日强渡泰尔托运河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局部的、但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通过通信参谋与卡图科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部队建立了联系。该集团军这时也直抵了柏林。
雷巴尔科的两个旅(第70和第71旅)仍然遂行昨天夜里受领的任务：迎着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前进。
同时，列柳申科的坦克兵继续在波茨坦方向上胜利进攻，以机械化第5军从西面作掩护。机械化第6军在什图肯地域彻底击溃了德军“弗里德里希·路德维格·扬”步兵师的残部，俘获了该师师长，继续向勃兰登堡方向发展进攻。该军推进了25公里，攻占了“列宁”居民地，这个名称当时在德国国土上听起来很奇怪。当然，这完全是语音的巧合。
当天傍晚，列柳申科的集团军已经从西南面包围了柏林。该集团军与迎着它突破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佩尔霍罗维奇的第47集团军和波格丹诺夫的坦克集团军第9军的部队之间的距离，只有25公里了。
戈尔多夫的集团军经过多次的激烈战斗之后，这一整天都在进行必要的变更部署，消除部队之间的缺口，建立严密而牢固封锁敌法兰克福一古本集团退路的绵亘正面。
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继续向柏林迅猛前进。该集团军第128军在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的П·Ф·巴季茨基将军的指挥下，接近了泰尔托运河。该军面临的任务是同坦克第3集团军一起强渡运河。该军的一个师(第152师)在Л·Г·雷巴尔科上校的指挥下，前出至米滕瓦尔给，于下午投入了与德军法兰克福一古本集团企图向柏林突破的小部敌人的战斗。该师粉碎了敌人的这一企图，到傍晚已经战斗在米滕瓦尔德西部。
卢钦斯基的主力近卫步兵第20军(军长为Н·Г·什瓦列夫少将)和近卫步兵第3军(军长为П·А·亚历山德罗夫少将)坚定地向柏林南部推进。其中一个军面临的任务是，不向柏林前出，而在巴鲁特地域集中。该军应以自己可对法兰克福—古本集团实施突然突破来作掩护。
最近几天，普霍夫的集团军是我的主要所在地，于是我也把自己的前进指挥所同他的指挥所联合在一起。
前一天我从普霍夫那里出发前往坦克兵们占领的地域。可是，看来道路还没有完全弄通，我未能走过去，只好返回原地。4月23日，雷巴尔科向我报告，第28集团军司令员卢钦斯基在他那里。尽管小股敌人在坦克兵和步兵之间某个地方游窜，但同列柳申科一样，同雷巴尔科也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高频电话联系。
我坐上“维利斯”牌汽车，前往雷巴尔科那里。在夺取封锁我们几条道路，给我们带来很大不便的科特布斯之后，现在态势大大改善了，可以直接沿着从科特布斯到巴鲁特和继续通往柏林的道路行驶。
在措森和柏林之间的某个地方，我从自己的车上看到迎面开来的也是一辆“维利斯”牌汽车，上面坐着卢钦斯基中将。我的汽车停了下来。我们两人都走下汽车。他简要地报告了集团军的状况和有关执行我的命令的情况。
我从报告中得出的印象是，他正确地理解了命令，正采取一切措施，尽量坚决迅速地向指定地域——巴鲁特地域和柏林南郊前进，以便加强坦克兵。我只须告诉他我们必须在复杂困境中作战的某些特点。
卢钦斯基精神集中、头脑清醒、体态端庄，马上给人以很好的印象，后来这种印象证明我没有看错他。一个人的外貌，你在同他长期共事之后，往往会不放在心上，但是在第一眼你是会注意的。卢钦斯基的外貌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身材高大匀称，威武雄壮，是一位真正的近卫军军人。
不过，我要重复说一下，卢钦斯基的报告，还有他已经跟雷巴尔科建立了联系，并且到达雷巴尔科那里，和他一起进一步明确了次日的任务，这些情况都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尽管如此，我不顾怕表露出过分坚决的口气，在谈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他的一个军应尽快出现在巴鲁特，尽量立足稳一些。
根据卢钦斯基的报告判断，他那里一切都很顺利：各师按计划行进，甚至超额完成了计划，作战组和司令部也在向前挺进。
但是，这天的情况是这样的有利有趣，同时又极度的紧张，所以我想激发这位新来乍到的集团军司令员的个人情绪，想给他以更多的勇气，使他更加坚定地向柏林前进。
尔后的事件表明，卢钦斯基将军和他的整个集团军的确迅速地适应了他们所碰到的复杂战役情况。该集团军刚一编入乌克兰第1方面军，就立即被直接调向柏林。当时有许多人想往到柏林去，他们正是要在那里结束自己的战斗里程。
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进行了一夜和一个上午的局部变更部署，从而越来越接近易北河。象戈尔多夫和卢钦斯基一样，普霍夫的第二梯队(在卢肯地域)也有一个军。该军有两种用途。第一，对付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第二(普霍夫这时已有自己的特殊任务)，用于对德国法西斯部队实施反突击，如果他们试图从西南向柏林突破的话。这种可能性我们也不能排除，后来查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
普霍夫的部队不断乘胜前进。他拥有足够的兵力密度。这使我可以从他那里抽调Г·И·韦欣少将的第350师，将其作战转隶于列柳申科，当天就立即用汽车输送到北面波茨坦地域加强坦克兵，目的是让他们有事可做，巩固身后的各居民地。
扎多夫的集团军先遣部队和主力先后于清晨和日终时分在埃尔施特尔-里萨宽大正面上前出至易北河东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