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到达易北河的有波卢博亚罗夫将军的近卫坦克第4军、巴克拉诺夫将军的近卫步兵第34军和罗季姆采夫将军的近卫步兵第32军。就是这位罗季姆采夫，在两年半以前，指挥近卫第13师在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河河岸的最后一个狭小地方进行防御。
说实在的，在这3个军前出至易北河之后，近卫第5集团军已经完成了战役开始前夕所受领的主要任务。然而，实际上该集团军应当继续战斗，并且不能有任何大的问题。
由于德军格尔利茨集团对我第52集团军和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的反攻，在扎多夫的集团军南面出现了严重的甚至是不利的情况。我收到了关于扎多夫的各军进至易北河的报告，而扎多夫同样也收到了我的命令：将波卢博亚罗夫的坦克军和罗季姆采夫的近卫步兵第32军调到该集团军第二梯队，去遂行新的任务。
我用近卫第5集团军已完成自己战役前夕所受任务的各军建立了这个集团，打算用它对德军格尔利茨集团实施突击，阻止该集团继续向北扩张。
在原先也进行过非常激烈的战斗的德累斯顿方向上，这天的情况尤为不利。敌人于4月22日夜间，重新部署了自己的部队，找到科罗捷耶夫将军的第52集团军和斯维尔切夫斯基将军的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之间的接合部后，沿施普雷河移动，对科罗捷耶夫的集团军第48军实施了突击。
敌人突击的总方向是朝着施普伦贝格的。我认为，德国人不完全知道施普伦贝格集团军被歼的消息，于是要同该集团会合的企望对选择突击方向起了作用。总之，如果我们不及时消灭施普沦贝格之敌和那里的一切敌人，我们左翼就可能出现即使不是危急的局面，也是相当复杂的局面。
早晨，德军突击集团(两个师和约100辆坦克)转入进攻，突破了第52集团军第48军的正面，向北前进了20公里，进入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的后方。
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的一些师的部队，其右翼连接扎多夫集团军的师，这时乘胜向西推进。敌人的突击正对准最薄弱的地方——集团军的后方，况且该集团军战线拉得很长并且处于运动之中。同时，某些兵团的战斗协同和他们之间的联系也遭到了破坏。
这种情况对于任何一个走过漫长道路的集团军来说，都是复杂的。它对于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来说尤其困难：柏林战役是该集团军组建后的第一次战役。可是波军仍然表现了无比勇敢的精神，在消除被突破一刹那问产生的某些混乱之后，以反转的正面顽强地展开战斗。
傍晚，我下达了一系列号令，号令的当前目的在于，消除突破口，尔后全歼敌格尔利茨集团。我知道，希特勒匪徒发动了相当猛烈的翼侧反突击，企图在我军整个左翼造成危机局面，对主要方向(柏林方向)上战役的进程施加影响。但是，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他们已力不从心了。
敌人未能造成危机局面。敌人的反突击一点也没有影响我们的主要计划。
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不惜兵力兵器地消灭突破口两翼敌施普伦贝格和科特希斯这两个集团。如果我们拖延消灭他们，那么格尔利茨集团的反突击对我们威胁就要大得多。可是，现在这一突击已经晚了。为了粉碎格尔利茨集团，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削弱向柏林突击的兵力。我定下的决心也出于对现实情况的判断。
过了一昼夜，到24日傍晚，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第52集团军、近卫第5集团军的两个军和一个坦克军的部队，暂时阻止了敌人的进攻。这股敌人已向施普伦贝格方向推进了33公里。
如果对敌人的深远战役企图作个评价，我在当时形成的兵力对比的条件下无论如何是不能给予它好的评价的。然而，如果说到德军是怎样从战术的角度来进行自己的最后一次进攻战役的，那么倒是应当给予应有的评价：接合部他们找得很准确，行动坚决，集中了8个满编师(其中两个坦克师)和约20个独立营进行突破。
这几天，我主要待在自己的前进指挥所里，而方面军参谋长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大将则待在基本指挥所里。我委托彼得罗夫前往科罗捷耶夫和斯维尔切夫斯基的部队，就地帮助组织军队的协同。这些军队在近卫第5集团军的支援下，应当不仅击退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而且还对其实施突击。
与此同时，我给方面军作战部长В·И·科斯特列夫将军下达了部分任务--前往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与斯维尔切夫斯基建立联系，因为在德军进入该集团军后方之后，我同斯维尔切夫斯基失去了联系。科斯特列夫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一昼夜内使斯维尔切夫斯基同其友邻--近卫第5集团军司令员扎多夫、近卫坦克第4军军长波卢博亚罗夫、近卫步兵第33军军长列别坚科接上了联系。总之，就地协调了情况。
科斯特列夫执行命令向来都很坚决，对情况一直都非常熟悉。我本人这几天不能停止对柏林战役实施的一切关注。方面军参谋长彼得罗夫由于指挥着马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部这样庞大的司令部，也不能长时期地脱离自己的工作。他达天只去了德累斯顿方向几个小时，又重新回到了司令部。在19时前，他必须在司令部，因为这时已开始收集关于方面军一天情况的报告。与此同时，他应该准备对次日战役的意见，最后向总参谋部和大本营报告工作。
所以，恰恰是科斯特列夫将军在最紧要的关头受托直接协调德累斯顿方向上所有部队的行动，目的在于首先阻止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尔后便于将其歼灭。
4月24日傍晚，经过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和近卫第5集团军、第52集团军部分兵力的共同努力，敌格尔利茨集团的进攻被阻止住了。
……在谈到这些战斗对我们不利的时节时，我已经提到了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缺乏经验。这里应当补充说明一下，第52集团军司令员科罗捷耶夫将军一般来说是一位坚定勇敢、富有经验的司令员，可在当时情况下没有足够地关心与波军的接合部，从而导致了敌人在明显受到威胁的翼侧实施突破。应当公正地指出，他的集团军在这个时节是不大的，敌人在突破地段上的兵力比他多几倍。
敌人的突击方向和突击力量使我又回想起一个事实，它无疑具有特殊的政治色彩。当波军于柏林战役临开始前换下第13集团军部分兵力，占领前进堑壕的时候，在这里担负防御的德国法西斯部队，其中包括党卫军部队，都狂怒起来，一个劲地狂喊乱叫，并且进行各种威胁。
看来，他们难以容忍的是，正是这些波兰人，在6年的时间里被他们认为是被征服的人民，现在也向柏林进攻了。
这种看来是被宣传激起的情绪表现在对波军实施突击的企望中，表现在进行这次进攻的狂暴中广表现在希特勒分子在其危急关头在这一地段上能够集中的兵力数量上。
与我军协同动作的，恰恰是在斯维尔切夫斯基将军(西班牙内战的英雄，还在那里就面对面地迎击德国法西斯分子)指挥下的波兰人，他们狠狠地打击格尔利茨集团，这使我产生了双重的满足感：除了正常的胜利喜悦之外，还有该得的报应感。
4月24日
到这一天，我方面军的情况特别复杂多样。但仍然可以分出5个基本作战焦点。
第一个焦点--展开争夺柏林的交战。参加交战的有乌克兰第1方面军近卫坦克第3、第4集团军和从行进间投入交战的第28集团军。这里还可以包括戈尔多夫集团军的行动。
第二个焦点--与企图突破的法兰克福一古本集团展开的激烈斗争。在这之前，布塞的第9集团军，即该集团的基本兵力，已经接到希特勒的命令，迎着芬克，的集团军向西南突破。可以想像一下，要是布塞的第9集团军的推进，同芬克的第12集团军一样获得成功，他们就会联合在一起，而这恰恰可能在卢肯瓦尔德一巴鲁特地域发生，所以我坚决要求卢钦斯基尽快可靠地把自己的军调到那里去。
第三个焦点与芬克集团军的进攻有关。芬克为了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开始从西面进攻列柳申科的集团军左翼和普霍夫的集团军右翼，其主要突击恰恰选在我们按方面军最初的训令将列柳申科集团军所属叶尔马科夫少将指挥的机械化第5军调去的方向上。如果我们可以谈论预感或者特殊的嗅觉的话，那倒可以说，正是某种嗅觉提醒我们，应当以机械化第5军在这里从西南进行掩护。
第四个焦点是，近卫第5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前出至易北河，即将与美军会合。
最后，第五个焦点--德累斯顿方向，抗击德军格尔利茨集团的突击。
每一个焦点、每一个战役方向或多或少都要求方面军司令部和方面军司令员给予注意。我说明这一点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向读者略为说明一下在柏林战役期间方面军司令员的通常工作日(或者确切地说是昼夜工作日)。应当把前一天的深夜当作第二天工作的开始，这时已定下了次日所有的主要决心。
乌克兰第1方面军战役的机动性和部队尤其是各坦克集团军部队的迅猛进攻，已经使也不能不使军队指挥的性质受到深刻的影响。迩常，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是在日终时分先接见方面军侦察主任，然后作出修正、定下实施次日战役的最后决心。这一次，我也是在深夜接见他的。
4月23日日终前的情况要求我定下一系列决心。必须完成对法兰克福—古本集团的合围，彻底消除其向西、向柏林、以及向西南和向南退却的可能性。为此，应当结束近卫第3集团军的变更部署，完全使用第28集团军，从而使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翼侧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翼侧在德军第9集团军后方连接起来。
要结束雷巴尔科和卢钦斯基的集团军强渡泰尔托运河继而向柏林突破的准备和实施工作。
为此，不仅应当建立炮兵和航空兵突击兵团，而且还应当给炮兵和飞行员规定相应的任务；应当关心这次战役期间的指挥工作，尽可能自己仔细观察战役的进程；使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保持正确的运动方向，避免在柏林郊区卷入持久战斗，而是在柏林以西迎着我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部队前进，以便在最短的时限内闭合合围圈。
同时，列柳申科的集团军这种向西北的迅猛推进会使其左翼拉得太长；在其左翼和普霍夫的集团军右翼之间会出现缺口。这种情况也不妨考虑一下。
我还关心的是，在贝利茨一特罗因布里岑一线要掌握有补充兵力。应当找到这些兵力。我已经从普霍夫那里抽调了一个师，将其派到波茨坦以巩固列柳申科将在那里占领的一切。现在，必须把普霍夫的一个军调到于特博克地域集团军第二梯队，调到该军根据情况可以有两种用途的地方：或是加强内部(即柏林)方向；或是在贝利茨一特罗因布里岑地域加强外部(即西部)方向，列柳申科的集团军所属机械化第5军已经在那里作战了。
这使我特别担心、因为还在4月23日就出现了一些迹象、说明敌人在西部开始进行某种变更部署，它显然在准备从西面向我突击。预定突击的准确方向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没有得到情报，但对我们来说，已经十分明显的是：敌人将采取这种尝试。
后采查明，希特勒已经下达了命令，按照这一命令芬克的第12集团军应当停止对我西方盟军的行动，向东掉转正面，建立突击集团，以对从南面进攻柏林的，苏军实施突击，为柏林解围。与此同时，这一命令也传达给了布塞的第9集团军，该集团军也应当向柏林的南部进攻，以便在这一地域与芬克的集团军会合。
我们大体上事先猜到了这一计划，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计划绝没有失去合理性。计划没有实际地考虑当时的兵力对比，但这是另一码事了。
后来知道，希特勒在那些日子里完全靠芬克和第9集团军的这一迎向突击计划度日。他认为这一计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致委派凯特尔本人前往芬克的司令部，检查其部队的行动。
自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希特勒靠什么过日子，他在盼望什么，他给凯特尔下达了什么任务，甚至也不十分清楚，他们两人在什么地方。但是，对我来说十分清楚的是：如果敌人又要试着采取某种积极的行动的话，那么它首先将试图切断从东西两面突向柏林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我深信这个预测是正确的；它确实得到了证实。
4月23日夜间，有一种念头使我特别感到坐卧不安，即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来击退芬克和布塞的集团军的突击。
那天夜间，鉴于扎多夫的集团军前出至易北河和普霍夫的集团军接近易北河，作出了一些必要的指示，这又用去了相当多的时间。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指示是给扎多夫作出的，因为正是他要准备与美军会合。我也不得不给普霍夫一些指示，因为他的几个师也将与美军会合。我也很关心在德累斯顿方向击退敌人的反突击。
同每天晚上一样，特别多的工作都是与指挥员的报告有关。这天的报告和往常一样从21时开始，几乎持续到凌晨2时。而在报告之间的间隔时间里，应当向司令部作出指示，听取参谋长彼得罗夫的总结报告，阅读，修改和签署发往大本营的报告。报告应当在凌晨2时之前结束。
最后，还要处理一些有关航空兵行动的问题。通常，方面军司令员每天都要根据战役的总计划和当天情况作出的修正，向航空兵下达第二天的任务，指出某些目标，补充某些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于4月24日凌晨要求集中航空兵的基本力量明天对敌格尔树茨集团进行突击。
航空兵重兵应当完成的第二项任务是，支援雷巴尔科和卢钦斯基的集团军强渡泰尔托运河和进攻柏林。
同时有必要提醒飞行员们，在指定方向上实施突击时，应当仔细观察被围的法兰克福一古本集团的情况，毫不拖延地对显示出可能突破方向的军队集结地实施轰炸突击。给后勤部长Н·П·阿尼西莫夫也作出了指示。
4月24日晨5时，我前往雷巴尔科那里，以便亲眼看看强渡泰尔托运河战役是如何进行的，必要时可以现地作出修正。
我通常在夜里2时至6时睡觉，有时稍久一些：如果情况允许，那么听取作战值班员关于夜间情况的报告不是早晨6时，而是7时。这种早晨报告已列入了每天的程序，就象当时“我们的在天之父”的祈祷文成为农民日常习俗一样，是那样的神圣、那样的坚定。报告人或是作战值班员，或是作战部长。在情况变化时，则不论昼间还是夜间都随时立即报告。
当时我的记性其中包括视觉记忆特别好，所有主要方面，所有地点甚至是所有主要地形点仿佛一直历历在目。我可以不看地图听取报告；作战部长报告寸指出各点，而我脑海里便浮现出所发生的情况和地点。我们两人不须花费时间来研究地图，他只报出有关提到各点的数字，我们两人就一切都明白了。
当然，这种清楚明了来源于记忆力的高度集中．然而这种报告程序在我们的战斗实践中练得如此娴熟，以致我自己甚至都没有觉察到记忆力的集中。
这天，我比平常早一些听取了报告，早上7时我已在雷巴尔科的指挥所里，并在那里一直待到13时。但是，这一情况我后面再谈。
下午2时左右，途中在坦克兵那里吃了午饭，5点前又回到了方面军指挥所，以便听取情况报告。
首先报告的是作战部长。尔后与军事委员会委员们进行交谈。应当讨论的问题相当多，其中包括将要与美军会师的细节问题。在这之后，各兵种司令员报告这天完成任务的情况，说明自己的意见和明天的计划。后勤部长的详细报告中有一些问题使我那天特别感到不安，这些问题首先关系到，不间断供给在柏林作战的军队集群燃料和弹药。
日终前，许多东西又重复了一遍：各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同参谋长的工作，诸如此类，等等。在柏林战役最激烈时节我的作息时间表概括地说来就是这样安排的。我的作息时间表虽然每天都有些小的变化，但一直到战役结束都是这样的。这个作息时间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方面军司令部工作的制约。
因此，我想至少简要谈谈柏林战役期间乌克兰第1方面军参谋长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大将的情况。
他是在这次战役快开始前才接替索科洛夫斯基将军的职务的。瓦西里·丹尼洛维奇调到朱可夫元帅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任副司令。在此之前，斯大林打电话问我，是否同意调彼得罗夫将军任我的参谋长。
我知道在几天之前彼得罗夫被解除了乌克兰第4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我个人对伊万·叶菲莫维奇的看法总的来说是很好的，所以我同意了他的任命。
到达方面军的第二天，彼得罗夫作为参谋长要编写呈报大本营的报告。我们通常在夜里1—2点结束这一报告的编写工作。所以我建议伊万·叶菲莫维奇在这个时限之前写好报告。可是他却提出了异议：
“看您说的，司令员同志。我可以早一些写好报告，在24时之前。”
“您不要难为自己，伊万·叶菲维奇。”我说道，“我不忙着到哪里去，我还有许多事情，我将同各集团军司令员通话，所以您在两点钟之前是有时间的。”
然而，当到了签署战斗报告灼时间时，我准时在2时正给彼得罗夫打了电话。他不好意思池回答说，报告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没有收集到关于某某集团军所有必要的材料。
我理解他的困境，二话没说把签署报告推迟列凌晨4时。可是，4点钟前报告也没有准备好。彼得罗夫直到6时才把报告呈报给我。当我签署他的第一份经过相当大的修改的报告时，伊万·叶菲莫维奇坦率地(这是他的性格)表示：
“元帅同志，我对不起您。我第一次遇到这种规模的行动，由于生疏而难于应付。”
虽然凡事往往开头难，可彼得罗夫的坦率表示对我来说是一个保证，说明他在我们这里是能干好的。
伊万·叶菲莫维奇具有良好的军事素养，是一个具有高等普通文化程度的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他表现英勇顽强，这一点在部队里无人不晓。
在这之前，他曾任方面军司令员，而在战争快结束时改任方面军参谋长，这在他的战斗实践中还是头一次。他是一位坚定勇敢的将军，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丝毫埋怨情绪。相反，他对自己的新职务怀有极大的兴趣，他说：“现在我才看到了真正的方面军，无论从军队数量和规模，还是从任务上来说都是如此”。彼得罗夫将军清楚地知道，他尽管战斗经验非常丰富，可任新参谋长应当再学习一些东西。他就是这样诚心诚意地学习的。
我们很快就工作得得心应手。我对他十分信任，彼得罗夫同样对我也十分信任。这一点我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关系很好，虽然有时要降低要求，因为彼得罗夫毕竟不是司令部指挥员(在这之前，不论平时还是战时他一直任指挥职务：校长、师长、集团军司令员和方面军司令员)。但是，也应当给予索科洛夫斯基将军以应有的评价。他在彼得罗夫之前任了一年的方面军参谋长；他留下了一个非常协调、很有组织性的参谋集体。彼得罗夫依靠这一集冲，在自己的工作中没有遇到任何大的困难。
伊万·叶菲莫维奇直到战争最后一天一直任方面军的参谋长。我和他一起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结束了伟大卫国战争，似乎结束得还不错……
我已经谈过，前一天我没有在方面军指挥所过夜，而是在普霍夫的集团军过夜的。从这里到雷巴尔科那里要近得多。我听完早晨的报告后就乘车出发了，打算在炮火准备结束前，就是说在强渡开始前赶到雷巴尔科处。
要是早上5时出发，而头天晚上又睡得太晚，那当然是会想睡觉的。可是，这些天甚至在汽车里也没能打个盹。
到处都有分散的小股德军在流窜。我们要经过坦克第3集团军的后方，可有些路段上的地雷还没有完全排除掉。许多地方必须绕行。周围到处都是泥炭沼泽，土质松软。坦克用履带轧出的车辙，使轮式车辆很难行驶；驾驶员常常要进行复杂的机动。但是我知道，司机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我的司机是顿河哥萨克人，名叫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古巴坚科。他是一名沉着勇敢的军人，一位经验丰富的汽车驾驶员。在战争的道路上，我和他什么样的困境都遇到过，可他总是顺利地对付过去了。
我们绕过布有地雷的路段，沿着坦克的车辙前进。这天，我们所到之处，总是看见迎着我们走着获得解放的人们。路上走着一个完整的国际团体——我们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意大利的和挪威的战俘，走着被赶出家园而现在被我们解放出来的姑娘、妇女和少年。他们手里握着急忙做好的国旗，拖着自己的家当。一些简单家什或用手提，或用小车子、自行车和童车拖着，也有用马驮着的。
他们高兴地欢迎苏联士兵和迎面开来的汽车，每个人都用各自的语言在叫喊着什么。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没有时间停留下来；他们不是忙着直接回家，至少也是尽快离开战斗地带，而我们却忙着奔向柏林。
他们瘦骨嶙峋，疲惫不堪，衣衫褴楼，衣不遮体。4月底这里相当暖和，但早晨仍然凉气袭人。因此单衣薄褂，有时完全是破衣烂衫只能稍微御寒。通向柏林的所有道路上简直都挤满了人。他们从临时的住地起床，天一亮就启程了。无论你出发时间多么早，他们都已经迎着你在路上行进了。
虽然所有这些人都不了解地形，当然也没有地图，可是他们选择的所有道路却都是正确的，找到的方向也都是最安全的。他们绕过了地雷，避开了与残存德军的遭遇。我还发现，他们多半是沿着坦克的的车迹行进的，因为这里一定没有地雷。
人们沿着无数的小路和大道走着，每一群人都按自己不知道怎么选定的路线前进。但是这时我方面军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阿尼西莫夫中将为首的后勤部已经开始注意，使这些被解救出来的人们不致于由于偶然的不幸而太靠近德军第9集团军的被围地域，使这些已经得救的人们不致于遭到新的危险。后勤部和道路警备勤务在主要行进道路上——卢肯、科特布斯及许多其他城市利用方面军的物资也组织了饮食站。
至于德军的俘虏，他们沿着其他专门划出的路线一批接一批地行进着。被抓获和投降的德国人的队伍只要在集合点集合完毕，就继续上路。
在这里的一些树林里还有一些没有投降和没有解除武装的小股德军在游窜。在费特绍和吕本之间小股德军特别多，因为这里的树林比较稠密。
这些天我一直很走运。有人从树林里几次向我们的汽车射击，可老天爷保佑，没有直接碰上任何小股敌人，尽管其他人偶然碰上了。
我们一行通常乘三辆“维利斯”牌汽车。第一辆——司机、我、副官和一名冲锋枪手；我后面一辆——作战部的一名参谋和两名冲锋枪手；最后，第三辆——以准尉为首的四名警卫人员。
我作为方面军司令员有一个专门的警卫排，该排和我一起经历了整个战争。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奥里先科准尉任排长。他至今还同我保持着联系。整个战争期间，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索洛马钦中校(后晋升上校)在这个排中一直任我的副官。他非常诚实，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党员军官。我在很多方向都有赖于这个人，他在变化无常的整个战争中总是对我关心备至。
当时，我们的一位集团军司令员因过失直接把车驶入敌人那边，结果一下子被打死在车里面。在这之后，大本营下达了一项命令，集团军司令员以及更高一级的首长必须乘坐装甲输送车进入战斗行动地幅。至于我，只要这是需要的，只要有与敌人遭遇的直接风险，我就乘坐这种装甲输送车。但是经常使用装甲输送车并不适宜。它们进度太慢，而三辆“维利斯”牌汽车要精干得多，灵活得多。
我一向认为，在向前方移动时，主要安全保证并不是警卫人员的数量，而是自己正确的现地判断的方向。就象军人应该做到的那样，我非常熟悉地图，可以现地判断方向，亲自观察道路情况，所以我总是乘坐第一辆汽车，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方面的任何误会。但是，在去前线的途中，我也从来没有在汽车里睡过觉。
这天，我拼命地往雷巴尔科那里赶路，以便在强渡运河前赶到。这些天来，只有一种新的不习惯的场面：被解救出来的人们人山人海；而所有其他的情况早巳习以为常了：废墟，被破坏的道路，被炸毁的桥梁。而周围一片片翠绿的阔叶树林，在春天的阳光照耀下，显得生机勃勃。
并且树林经过疏伐，被拾掇得千干净净。在这一点上，应当给予德国人以应有的评价。这事我附带说一下，施普雷河以西数公里是一绵密的森林地带。因为树林稀疏，树林里开辟了林间小路。而在林间小路的某些地方甚至敷设了硬路面的道路，这为我坦克部队进行巧妙的机动提供了保障。
在此之前，我看着地图，不止一次地感到不安。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森林地带。除个别情况外，林间小路是不标在地图上的。我边看边想：在这里怕是会减慢进攻速度的。而实践表明，各坦克集团军在完成通过这些森林的机动行军时，有时每昼夜行进50—60公里。在整个战役中，各坦克集团军的每昼夜平均推进速度一般是20—25公里，而诸兵种合成部队和兵团的平均速度为17公里。这次的速度当然是很高的了。
某些道路上局部布设了地雷。然而，空闲的道路也够多的了。这里的道路都不错。布雷斯劳—柏林的汽车路干线尤其能派上用场：它似乎成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地带内的主要运动轴线。
说实在的，最初在这个汽车干线上，敌人的喷气式战斗机对我们干扰得相当厉害。为了节约时间，我常常乘坐“帕卡尔德”牌汽车通过应当沿汽车干线行驶的一段路程。在柏林战役准备耐节，我几次不得不爬出“帕卡尔德”牌汽车，躲进水沟里。但是，在进攻时，由于组织了高射炮掩护，德军空军大大减少了在道路上空的飞行。
我在炮火准备即将结束的时候到达了泰尔托。还在进城时我就看到了我们的部队、坦克、摩托化步兵和结束了炮击的炮兵都已占领了出发地位。
当我乘车来到雷巴尔科那里时，他正在观察自己部队的行动，指挥强渡。这是第一次猛冲的时刻。先遣支队不等炮火准备结束就开始通过运河。
大地在颤抖，四周硝烟弥漫。各大口径炮兵旅开始向运河那边的房屋轰击，一下子就把房屋都打碎了。石块、水泥块、木片、尘土四处飞扬。在狭窄的正面上每公里设有600多门火炮；所有这些火炮都向泰尔托运河北岸轰击。
轰炸航空兵也在实施自己的突击——一个梯队接着一个梯队地轮番轰炸。
我没有看中雷巴尔科在泰尔托运河南岸的第一观察所，于是我们转移到最高楼房的平顶上。在我们到达之前，近卫轰炸航空兵第6军军长Д·Т·尼基申已经在那里了。
我、雷巴尔科、方面军炮兵司令员瓦连佐夫、两个航空兵军的军长、炮兵军军长科茹霍夫，大家都位于八层楼房的楼顶上，这似乎是一幢办公大楼。楼里已经没有居民了，因为这幢楼处于炮兵和步机枪火力之下。
起初，当我们登上楼顶的时候，敌冲锋枪手从运河那一边向我们打来几个点射，可都没有打中。
一些巨大的取暖管通向平顶，它们可以很好地防护冲锋枪的射击。德国法西斯士兵尽管射击毫无结果，但不时继续进行点射射击。最后这都使我厌烦了。看到敌人的射击位置，我命令炮兵向他们射击，他们很快就被压制住了。可是，后来偶尔又从某个地方响起零星枪声。
希特勒分子向这幢与泰尔托所有房屋不同的最高建筑物射击，其原因是十分清楚的：方位物太明显了。必须注意到，我们处在这里，引人注意，可有啥办法呢——附近没有其他这样好的地方了。
从八层楼上可以乌瞰柏林的全景，尤其是柏林南部和西南部。左翼看得相当远，甚至几乎可以观察到远处的波茨坦。右翼也在视野之内，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将在那里的柏林郊区会师。
我记得，这个分散很广的城市好象非常之大。我给自己标出了我们当面这一地域很多的巨大老式建筑物和建筑物的密度，还标出了一切可能使我们争夺柏林的战斗复杂化的东西。我还标出了俯瞰得很清楚的，从不同方向贯穿柏林的运河、河流和小溪。这样多的水障碍又增添了许多困难。
我们的面前是一个被合围的并做好了防御准备的前线城市。假若德国当政的是有理智的政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等待它的军队立即投降是合乎逻辑的。只有投降才能保全柏林在这天之前尚存的一切，才能拯救居民的生命。但是看来，用不着等待明智的决定了，因为战斗就要打响了。
我望着柏林在想，战争的结束将同柏林防御的终结联系在一起。我们夺取城市愈迅速，战争就结束得愈快。
我当时还想：当然，在战争快结束时倒是想少造成一些损失，可总不能拖延战争吧。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必须情愿受到损失，尤其是技术兵器，首先是坦克方面的损失。
当时我脑海里还产生了一个念头：应当把重炮兵，其中包括特重炮兵调到这里来。我立即跟自己的司令部联系，急忙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报告，我们需要特种炮兵和特大威力的炮兵。这种炮兵归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调遣。我并不知道它现在在哪里，只知道有这种炮兵。
根据我的请求，给我们调来了这种炮兵，赶上了参加争夺柏林的最后战斗。
同时，强渡泰尔托运河的场面呈现在我眼前。强渡虽不能说是一帆风顺，但总的来说进展得比较顺利。
机械化第9军先遣部队在兰克维察地域渡至运河北岸，遭到了德军坦克和步兵的反冲击。他们未能扼守住已占领的登陆场，受到损失，撤回运河南岸。起初那里的情况不顺利，但在直接位于我们前面，甚至可以说在我们附近的地段上的近卫坦克第6军，渡河进展顺利无阻。
近卫摩托化步兵第22旅先遣支队乘木船渡至运河对岸，部分人沿被毁桥梁的骨架渡到对岸。先遣营巧妙机动，以桥墩作掩护，在炮兵和坦克的弹幕射击掩护下，顺利渡过运河，在运河北岸攻占了几处小登陆场。
早晨7时，该旅基本兵力利用这一胜利，开始强渡运河。他们乘木船和折叠舟渡河。
卢钦斯基集团军的近卫第48师(师长是科尔奇科夫少将)先遣部队与各摩步营同时开始强渡运河。该师现在作战隶属于雷巴尔科。
各集团军属工程兵部队担任架设舟桥的任务。大约过了30个小时，第一座舟桥架设完毕，坦克和炮兵开始通过舟桥。不久，第二座也投入了使用。
希特勒分子企图以拼命的反冲击将苏军坚守登陆场的先遣部队赶下河岸。很显然，如果他们现在不把先遣部队赶走，qp那么在我坦克渡河之后他们就做不到这一点了。但是，摩步兵和步兵牢牢地坚守在河岸上，渡河也在不间断地继续进行。
还在第一批桥梁架定之前，10时30分我们在楼房平顶上得到一个消息：雷巴尔科的集团军机械化第?l旅在进行争夺柏林郊区舍纳菲尔德的战斗，同时继续向东进攻，从西面向巴斯多尔夫居民地前出。还在4月23日，该居民地的东部就被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和坦克第1集团军占领了。
于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在德军第9集团军的后方会师了。
我这里先补充一下尔后的情况，24日傍晚，卢钦斯基的集团军近卫第61师的步兵在А·Г·沙茨科夫上校的指挥下，同И·П·苏霍夫中将的机械化第9军的部队一起进行了一整天争夺马林多夫的战斗，已经在布科夫地域与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建立了牢固的协同联系。这样就把第9集团军与敌柏林集团完全隔开了。
13时许，一座舟桥架好了。第一批坦克通过舟桥到达泰尔托运河对岸，这时我离开了雷巴尔科的观察所。
近卫坦克第6军和近卫步兵第48师部队在运河对岸进行了一整天的战斗，硬是一个房屋接一个房屋地冲击，缓慢地但是稳步地向城内前进。日终前，他们顺着街道前进，有些地方前进了两公里。有些地方前进了两公里半。
鉴于米特罗法诺夫少将的近卫坦克第6军地段上强渡泰尔托运河获得成功，雷巴尔科还在我在他那里的时候就定下决心：让第7、第9军也在这里渡河。近卫第7军在自己的地段上也以部分兵力强渡运河，在施通茨多夫地域占领了一个小登陆场。可是在敌人的猛烈抵抗下扩大登陆场没有任何益处。因为渡到第6军已经占领的大登陆场更为简单。
渡河进行了整整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4月24日夜间，雷巴尔科的部队突破了敌人从南面掩护柏林中部的防御内廓，突入了柏林。
我们夜间发往大本营的战斗报告就会含有这样的内容，这是昼间的基本结果之。
我从帕维尔·谢苗诺维奇的观察所，来到他的基本指挥所。基本指挥所现在设在措森德军陆军总司令部原大本营里，当然不是设在地下室里。在措森东缘有一些好新的单独住宅——德军总参谋部参谋的住所，现在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了。
帕维尔·谢苗诺维奇准备了一个单独住宅供我休息，可以说是让我体验一个希特勒总参谋部参谋所享有的一切舒适条件，当时他们还没有梦想到我们会来到这里。但是，必须放弃休息。我匆忙吃过午饭，便前往普霍夫的前进指挥所，在那里短暂停留后，决定返回方面军司令部。
必须早一些踏上归途，因为所有道路都被堵塞住了，而方面军左翼发生的事件一直使我感到不安。我还想知道，列柳申科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
当我在雷巴尔科那里时，我跟列柳申科通了一次电话。他报告说，他们在雷巴尔科的西南到达了泰尔托运河，正在试着渡河，但遭到了猛烈的抵抗。
我告诉第4集团军司令员，雷巴尔科的部队正胜利地通过运河。如果他也调整一下部队，情况会不错的：跟着雷巴尔科渡过泰尔托运河，尔后将部队调转向西，沿着运河北岸进入自己的地带。列柳申科注意到这一暗示，采纳了这一良好的建议，当天夜间就这样行动了，使自己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
我顺便来到我设在普霍夫那里的前进指挥所，收到了一些定期报告后，又抓紧时间继续上路了。17时许，我已到达了司令部，了解了当时整个战线出现的情况。
列柳申科的两个坦克旅向波茨坦进攻，攻占了诺瓦韦斯居民地，现在人们都知道它是西柏林的检查站。
傍晚，列柳申科的部队前出至哈弗尔河。该河把波茨坦一分两半，列柳申科的部队这天只攻占了波茨坦东南部，因为哈弗尔河的所有桥梁都被德军炸毁了。必须准备强渡。列柳申科的近卫机械化第6军胜利向北和向西北进攻，向勃兰登堡推进了18公里，在另一地方也前进至哈弗尔河。该军的一个旅下午突入勃兰登堡东部。
就在这时，列柳申科左翼和普霍夫右翼开始出现新的情况，我们已预见到这一点。
我前面也已谈过，4月22日，希特勒向芬克将军从西线撤下来的第12集团军下达了关于从西面和西南进攻柏林的命令。该集团军已编入了一些士气有些不振的部队，可企图向柏林突破的这一集团的规模仍然是很大的。第12集团军辖有坦克第41、第48军，陆军第39、第20军。
4月24日昼间，芬克的集团军在贝利茨——特罗因布里岑地段上发起头几次坦克冲击，力图突破叶尔马科夫将军的近卫机械化第5军和第13集团军部队的阵地。第13集团军的部队在此之前刚刚到达并以自己的翼侧与坦克兵联在一起。
叶尔马科夫的坦克兵为了完成预先受领的任务(在任何情况下牢固地从西南保障列柳申科集团军左翼)，在一天中击退了几次坦克、“特奥多尔·克内尔”步兵师和第243强击炮旅发起的猛烈冲击。
在敌人开始冲击后不久，列柳申科司令员本人和强击航空兵军军长梁赞诺夫来到叶尔马科丰将军的指挥所。他们两人从自己的观察所(特罗因布里岑郊区的一处房顶上)，引导强击机飞行员对准芬克的第12集团军进攻部队的坦克集团实施突击。
梁赞诺夫的强击机飞行员们具有摧毁坦克的丰富经验，这次表现得特别出色。他们在击退敌相当强大集团的突击时，不仅支援了近卫机械化第5军和列柳申科的集团军，而且还支援了我们整个方面军。
在我返回文面军司令部的途中，就已经收到了头几份关于芬克的集团军冲击的报告。我刚一到达司令部就得知，情况进展十分顺利。近卫机械化第5军组织了防御体系，得到炮兵和强击机的支援，翼侧得到普霍夫的集团军到达部队的加强，因而成功地击退了德军的所有冲击。
芬克的集团军，按照希特勒的意图应该拯救柏林，可在头几次冲击时受到严重损失，没有取得任何胜利。
希特勒这时坐在帝国办公厅里，不断要求报告芬克的集团军的进攻情况，简直是念念不忘芬克，等待他的救援。
我刚才提到强击航空兵第1军军长瓦西里·格奥尔吉耶维奇·梁赞诺夫中将，我想再稍微详细地谈谈他的情况。
他是一个有特殊军人命运的人，是在我任方面军司令员时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优秀航空兵首长之一。
我很早就认识他，那还是在三十年代我指挥下戈罗德第17师的时候，那时，梁赞诺夫是师政治处辅导员。他很有学问，精通本职业务。三十年代中期他进入空军学院，毕业后又上过进修班。他指挥过许多航空兵部队和兵团。他在某一段时间曾指挥过一个旅，该旅作为航空兵模范部队隶属于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
他开始学习飞行比较晚，但飞行技术很好。
这样一来，梁赞诺夫在军队的生涯中仿佛走过了两个服役阶段——先是政治工作人员，尔后任航空兵指挥员。
战争期间，他指挥一个航空兵军。他的军先在乌克兰第2方面军编成内，后来转属乌克兰第1方面军。瓦西里·格奥尔吉耶维奇在遂行战斗任务时十分认真负责，从不用天气不好和技术困难来进行推诿。他的强击机飞行员在恶劣的天气也能对敌人发起强击，随时随地都能完成任何任务。
我记得并且赞赏梁赞诺夫的部队在乌克兰第2方面军编成内强渡第聂伯河时的行动。这发生在佩列沃洛基地域，那里是查理十二世在波尔塔瓦会战之后溃逃渡河的地方。23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也在这里渡河。渡河地点是合适的，可是情况仍然是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