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卫第7集团军在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舒米洛夫上将指挥下，渡至河对岸，用形象的说法，集团军的头部和躯干已经上岸了，可双脚还留在水里。
希特勒分子猛烈反扑，尽力设法把舒米洛夫的部队逐出这个小登陆场。有一天，情况恶化，致使他给我打电话说：“显然，我不能再继续坚守下去了。我请求同意撤离登陆场。”当时，我亲自乘坐У—2飞机飞往这一地域，到达舒米洛夫的指挥所。指挥所的确紧挨着水边，正对着登陆场。
在这里的观察所里则有两个航空兵军军长：强击航空兵军军长梁赞诺夫；歼击航空兵军军长波德戈尔内。
敌空军不断地猛烈轰炸登陆场、舒米洛夫的观察所、渡口和后方。情况的确十分困难，尽管舒米洛夫是防御行家：一旦揪住了，便别想跑掉(为了避免造成片面的看法，顺便说一下，舒米洛夫在进攻方面同样也是能手)。但是他请求批准撤离登陆场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受到的压迫是强大的。
德军的飞机一批接着一批的飞来，而且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我们的飞机表现得相当被动，而且数量也太少了。我起初对歼击航空兵军军长说了两句批评的话，可是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如果说好转了。那也是稍微的一点点。
过了一段时间，一大批“福克—乌尔夫”飞机又开始在渡口上空狂轰滥炸，扫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正好在这时，强击机完成对德军坦克的轰炸，飞回自己的机场。梁赞诺夫站在我身旁，我忍不住对他说：
“梁赞诺夫，不能容忍‘福克—乌尔夫’飞机在战场上空横冲直撞。请把强击机调转方向，把它们赶走！”
于是，梁赞诺夫毫不动摇地向自己的强击机飞行员们下达了命令。这次机动完全出乎敌人预料之外。
9架强击机全部投入战斗，击落了不知是3架还是4架“福克—乌尔夫”飞机，而其余的都被赶跑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波德戈尔内也整顿好了自己的航空兵军。他的歼击机也比原先有效地掩护了渡口，
我第二次满意地观察到梁赞诺夫的强击机的行动是在杜克拉山口战役期间。当时，莫斯卡连科将军的第38集团军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实施突破，而梁赞诺夫的强击机从空中支援步兵和坦克的进攻。他的强击机紧贴着山飞．不断在战场上空盘旋，并且承担了这场山地战的大部分困难。
现在，在特罗因布里岑城下，梁赞诺夫又肩负重任，支援叶尔马科夫的军：协助抵抗芬克第12集团军的突破，该集团军力图迎着布塞的第9集团军突破，而第9集团军这时也企图突出合围。
梁赞诺夫军的飞行员是优秀的强击机飞行员，这是我在整个战争期间才了解到的。梁赞诺夫本人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水平、高度组织性，认真履行自己的军人义务的指挥员。他在战后去世了，当时还相当年轻，这一损失使我感到特别沉痛……
在梁赞诺夫的强击机飞行员与叶尔马科夫的坦克兵一起，在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员列柳申科的指挥下，在特罗因布里岑地域多次击退芬克集团军的冲击的时候，列柳申科集团军的右翼完成了对合围敌柏林集团的机动。傍晚，列柳申科的部队位于柏林以西，距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距离不超过10公里。
这时，在我合围布塞第9集团军的内圈里，戈尔多夫的部队大约还在原先的地区进行战斗，但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某些方向上希特勒分子在寻找突破的弱点。与戈尔多夫的部队相连的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各师也感到了这种压力。
在方面军的中央地段上，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以部分兵力支援坦克兵抗击芬克集团军的冲击，同时以两个军沿易北河向西进攻。日终前，普霍夫的部队推进了10公里，前出至维滕堡东缘。普霍夫打电话向我报告了这一情况，并以比平常稍微得意的口气说了一些关于维滕堡城市的优美风景和出色的维腾堡修道院的情况。
说实在的，我每天都忙于方面军的事务，以致没有马上想起来维滕堡有哪些名胜。我了解这一点已经有些迟了。当时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一边解释自己情绪洋溢的原因一边提醒说，在他的部队突入的维滕堡安葬着马丁·路德。
在易北河，在80公里的正面上，只剩下巴克拉诺夫将军的近卫步兵第34军一个军了，而扎多夫的近卫第6集团军部队已经投入对格尔利茨集团的行动。
巴拉诺夫的骑兵军前出至易北河，从西北面绕过迈森城，强渡易北河。
我航空兵一夜之间出动了2，000架次，在空中发现敌机210架，其中12架被击落。
在这天的重要事件中，值得指出的是苏军航空兵的大规模转场。我航空兵至今住于尼斯河以东。为了更有效地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它现在开始向西转场。参加转场的主要是歼击机和强击机。轰炸机还留在原来的地方，因为它活动半径大，可以从原先的机场起飞。
傍晚，方面军司令部得到消息：敌格尔利茨集团基本上被阻止住了。
夜里12时，第6集团军司令员格卢兹多夫斯基打来电话，催促我批准对布雷斯劳进行更积极的行动。我再一次拒绝了他的请求。
在数量方面，他的集团军要比被合围在布雷斯劳的敌集团少，可是格卢兹多夫斯基在炮兵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他还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坦克，如果德军企图突破合围，这些坦克可用于机动。集团军的行动不光是巡逻，还要经常袭扰敌人，以炮火射击敌人，使被围之敌一直难以生存。
然而，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对布雷斯劳发起强攻。既然我们在头几天未能从行进间攻取这个城市要塞，那么尔后的经常冲击就已是多余的了。应当瞄准城市并不时向德军提出最后通谍，提醒他们知道已陷入绝境，毫无出路。
这时，布雷斯劳很少使我感到不安。被合围在柏林东南的布塞第9集团军倒使我感到非常不安。现在。第9集团军与柏林之间的整个空间都布满了我们的部队，它向柏林突破的企图已经不可思议，我有一个越来越坚定的信念，就是说根据所有情况判断，该集团军将通过我乌克兰第1方面军，给自己寻找向西南的出路。所以我们应当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这既有意义而又令人疲惫的一天整个来看，最主要的事情是直接攻占柏林的战斗开始了。相对地说，这天结束了柏林交战的第一阶段——突破柏林的防御和我军对柏林集团的双层合围。会战的最后一个阶段即完成阶段开始了，它关系到攻占柏林和希特勒德国的全面彻底的失败。
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战役过程中，这是在所有方向上发生转折的一天。这是令人疲惫而天气很好的一天。是这样的一天：当终于结束了所有事情，夜间已来临时，可以为庆祝这天的胜利而干上一杯。然而，无论干什么别的事情，甚至是睡前喝杯酒，都没有时间。再说我当时的身体也不容许这样做。
在转入叙述第二天即4月25日的事件之前，我想稍微回忆一下往事。梁赞诺夫开始是政治工作人员，后来当上了飞行员并担任了高级航空兵指挥员。在回忆这位将军的生涯时，我要说他所走过的道路是与众不同的，虽然这在我们部队里并不那么少见。可以这样说，我在某种程度上是指我自己。我是在沙皇军队开始军队生涯的，当时当炮兵土兵。在我走完从团长到方面军司令员这段道路之前，在国内战争年代我担任过旅政治委员，尔后任后贝加尔上乌念斯克第2师政治委员，远东滨海第17军政治委员。所以说，我也有几年完全从事政治工作。
但是，我现在谈起这事是为了回忆一位很有意思的、甚至是优秀的人物，他去参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途中，我和他相识了。我这里指的是远东一个游击旅的政治委员亚历山大·布雷加。他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作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
当时，我们两人是代表远东军队党组织参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从赤塔到莫斯科几乎整整一个月的旅途中，我俩同乘一辆车，同吃一锅饭。我俩当时都很年轻，我24岁多，他20岁多，我俩彼此很有好感，相互信任。我喜欢他性格坦直，情意纯朴，平易近人。我们的这种友谊是在经过西伯利亚的长久路途中产生的，并在代表大会期间得到了巩固。
在列宁宣布喀琅施塔得局势恶化，号召派部分代表去参加我们部队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之后，无论是法捷耶夫还是我都不约而同地向大会主席团提出申请，准备志愿前往喀琅施塔得，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们远东代表团还有谁去了。总之，在喀琅施塔得我只见到了法捷耶夫。
大会期间，我们一起住在第三苏维埃之家。我们的床位是并排挨着的。我们签到后便乘同一列火车前往彼得格勒。顺便说一下，这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的火车。
在彼得格勒那里大会代表被分派到两个方向：部分代表去奥拉宁包姆方向，另一部分代表去谢斯特罗列茨克方向。我和法捷耶夫又被分在一起——两人都去谢斯特罗列茨克方向。在那里，我们被派到同一个集群，准备向喀琅施塔得各编号堡垒进攻。直到分到这一集群，我们才下到了不同的分队。法捷耶夫当了步兵，而我原来是炮兵，现在还是当炮兵。
局势是复杂的，人们的言谈和情绪是十分不一样的。某些学员拒绝进攻，而炮兵拒绝射击。的确，同大口径要塞炮兵和装备有12英寸火炮的起义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作战是困难的。我们野战炮兵的火力当然不能产生直接的效果，可间接效果也是很重要的。在冰上进攻的步兵应当得到火力支援。所有野战炮兵都用来强击叛乱要塞，主要是以火力伴随陆军在芬兰湾踏冰前进。
我们炮兵连的观察所设在利西诺斯沙嘴。就是在这个利西诺斯附近某个地方，我和法捷耶夫当时分手了，他去步兵当政工战士，我则留在这个炮步连也当政工战士。
进攻是十分困难的。冰上面的积雪已经融化了，但水下面的冰仍很坚硬。我们穿着白色伪装服模黑在浓雾中开始进攻。但是，叛乱分子仍然发现了成散兵线进攻的步兵，开始从堡垒和军艇上对步兵进行拦阻射击。12英寸的榴霰弹发出阵阵爆炸声，简直使我们震耳欲聋。岸上同样也不大令人愉快，排炮声隆隆作响，弹坑里可以放置一幢整个两层房屋，而在冰上还要更厉害一些。
但是，最悲惨的并不在于重型炮弹的爆炸，而在于每一发炮弹，不管它能不能带来杀伤，落在冰上就炸开一个大洞，可破碎的薄冰几乎马上又遮住了大洞，叫人不好识别。在阴晦的天气里，在冒着炮火仓卒跃进时，我们的战士不时地掉进这些大洞，马上就沉到底了。
就这样，我和法捷耶夫都成了战争史上不寻常事件的参加者，当时得到战列舰补充防御的第一流海军要塞被陆军强击攻占了。
这是来之不易的。可是，革命热情是这样之高，所有人，的的确确是所有人，从指挥战役的图哈切夫斯基和亲自参加战斗的伏罗希洛夫和德边科到列兵，其中包括我们这些政工战士、大会代表，都充满了一个愿望：尽快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这次叛乱在苏维埃全国的历史关头是一次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令人不安的事件。
我在战斗中没有看到法捷耶夫，每个人都在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在我们没有彻底完成任务之前，在没有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之前，不论我还是其他人都不能考虑其他问题。
夺取喀琅施塔得后，我回到岸上来到营指挥所得知：十大代表受命返回彼得格勒。我们的使命完成了。
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我想了许多刚刚经历的事情。我似乎觉得，既然叛乱平定了，那么战争就已经结束了。的确，在远东那里还有日本人和白匪，而我已经不想返回滨海地区：我认为，自己已打完仗了，有理由请求搞民事和平工作。
我向中央委员会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的请求没有得到同意。“不，亲爱的同志，请听候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调用，它会规定您到哪儿去，干什么的。”
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了决定，于是我就这样一辈子留在了部队。
从中央委员会回到第三苏维埃之家，我看到从喀琅施塔得回来的代表还没有离去。代表大会这时已经结束了工作，可有一种说法，列宁很快就要专门为去过喀琅施塔得的大会代表发表演说。我们欢欣鼓舞地等待着聆听列宁讲话的机会，甚至认为这是对我们到过喀琅施塔得的应有奖励。
的确，列宁马上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给我们作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其实是把在大会上作的主要报告又重复了一遍。
在坐得满满堂堂的大厅里有不少扎着绷带的伤员。
伊里奇在向我们讲话，而我们听着他的讲话，倍感心满意足：一是，在喀琅施塔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二是，我们还健在，坐在这里聆听列宁的讲话。
我们感到，今后为了实现列宁报告中包括的那条路线要进行顽强的斗争，尤其是必须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同他们的论战还在大会前就展开了。
列宁讲完话后，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建议合影留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意了，我们走出政府大楼，走到室外合了影。
我又(仍然)被派到远东，我回到师里，一直战斗到消灭所有白匪为止。直到1923年，同滨海第17军一起从远东来到乌克兰。
大约在这段时间里，也许再晚一些时候，我在一种杂志上读到了法捷耶夫的第一部作品。但是，直到《毁灭》一书出版后我才知道，在此之前我所不熟悉的作家正是我所熟悉的布雷加。
《毁灭》一书以其真实性给我这样熟悉远东国内战争性质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提到了许多我所见到的人。
后来，我在伏龙芝学院学习时，曾就《毁灭》一书作过全面的报告。应该说，我是带着十分激动的心情作报告的。除了介绍书的内容之外，我还回忆了作者，这位旅政治委员和十大代表。
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之间的二十年，我仅仅见过法捷耶夫一次：在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而且还是一次小型的代表大会上。我记不清见面的原因了。
现在是伟大卫国战争了。我指挥第19集团军。战斗在斯摩棱斯克和亚尔采沃方向上同时展开。这时，三位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和叶夫根尼·彼得罗夫来到我这里。
我认为，我们在这十分艰难的日子里的会面是很有意义的。对于作家来说，会见的益处在于他们看到了战争，而对于我来说，好处在于我体会到了国家非常理解我们的难处。于是国家的优秀作家就来到我们这里，来到士兵中间，下到前线，下到战斗行列里。我毫不隐瞒地说，在那些日子里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精神支援。此外，这又一次证明，苏联的先进知识分子准备完全与自己的人民共命运，他们相信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临走时，三位作家答应要写自己与第19集团军军人会面的文章。的确，后来只有叶夫根尼·彼得罗夫实现了自己的应诺。他在《星火》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很好通迅。
战争期间，我第二次见到法捷耶夫是1942年冬季，当时我任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加里宁已经被收复。在随后的进攻战役中，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来到了我们方面军。
战后我也见到过法捷耶夫，可是这里我只有意识地回忆他在两次战争——国内战争和卫国战斗中的情况。
4月25日
雷巴尔科的集团军和卢钦斯基的第28集团军步兵第128军(军长为П·Ф·巴季茨基少将)一整天都在柏林南部进行激烈的战斗。坦克兵们摊上了不寻常的任务——强击筑垒城市，攻占一幢幢房屋，一条条街道。
雷巴尔科的坦克兵攻占大城市已经有很多次了，并且几乎总是采用机动和迂回的方法，迫使敌人撤退或逃遁。而在这里必须一寸寸地攻占，并且还是在这种条件下：德国人装备有充足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这给坦克带来很大的危险。
坦克兵的逼攻取得了胜利：这天傍晚，他们向柏林市内推进了3—4公里，肃清了采伦多夫区和利希特菲尔德区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并且展开了夺取施特布利茨的战斗。
轮番进行强击的残酷斗争要求我们建专门的战斗组织——强击队在夺取柏林的战斗中，每一个强击队编有一个排到一个连的步兵，3—4辆坦克，2—3门自行火炮，2—3门重型火箭炮，一组携带强大爆破器材的工兵(应当说，他们在柏林战斗中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和几门随伴直瞄火炮——85毫米和122毫米加农炮，以及152毫米和203毫米加农榴弹炮。
越往后，我们的坦克兵与步兵的联系就越牢固，越密切，坦克在城市战斗条件下处境困难。坦克的能见度受到限制，在狭窄的街道上和居民稠密的街区尤其如此。而步兵的视界宽广，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帮助坦克兵。坦克兵们尽管都很英勇顽强，可是并不能独立地在巷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雷巴尔科的部队在柏林城内战斗时，列柳申科的部队继续在波茨坦东南为夺取哈弗尔河渡口进行战斗。列柳申科的近卫机械化第6军强渡过哈弗尔河，于中午12时与佩尔霍罗维奇将军的第47集团军第328师部队会合。现在，乌克兰第l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土方面军的部队已经在柏林以西直接联系上了，严实地闭合了合围圈。会合后，列柳申科的机械化第6军与佩尔霍罗维奇的第47集团军部队一起向波茨坦继续进攻。
在方面军最右翼，戈尔多夫的集团军正同法兰克福一古本集团进行激战。
现在，德军第9集团军被两个方面军——从东面和北面进攻它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位于它南面和西南道路上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紧紧地钳住了，其处境越来越危险。但是，该集团军仍具有战斗力。4月25日，该集团军进行了变更部署，继续习·找仍想突破的地方，去与芬克的集团军会合。
在西部，普霍夫的集团军和列柳申科的机械化第5军在原先的地区继续同芬克的集团军进行战斗。在这里，芬克在相当宽大的正面上层开了几个得到坦克支援的步兵师。
我认为，无论是德军第9集团军司令、第12集团军司令，还是“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都不能不面对现实：他们一心想要执行的计划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参加过这次战役的原希特勒将军们，其中包括蒂佩尔斯基希将军在其战后的著作中把当时一切不合理的命令主要归罪于希特勒一人，而凯特尔和约德尔仅负一点责任。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实际上，凯特尔最初参与了芬克集团军进攻的组织工作，他采用了常说的两面派的手法。他当着芬克的面没有完全说明被围的第9集团军和在柏林以西被半合围的第3集团军已经陷入的危险处境，从而使芬克还充满着徒劳的希望。而在向希特勒报告时，又明显过高估计了芬克集团军的实际能力。
结果，希特勒继续相信自己的计划可以实现——第9、第12和第3集团军的联合力量还可以拯救他和柏林。可能，他作出留在柏林的决定正是与这些希望有关。应当说，这一决定的前提不论多么希奇古怪，可它还是有某种逻辑性。我再重复一遍，德国人仍然希望，能在最后关头使我们同我们的盟国发生冲突。
4月25日，芬克的集团军在贝利茨一特罗因布里岑地域的新尝试也未能得逞。敌人的冲击是凶猛的，但我们十分顺利地击退了敌人的冲击，同时损失也很少。
梁赞诺夫将军为了在这天支援叶尔马科夫的近卫机械化第5军，特别成功地使用了自己的强击机。强击机通常是低空一批接一批地活动，向进攻的德军坦克投去小型反坦克炸弹。现在敌人的坦克部队已经体验到当年，即1941和1942年我们坦克兵所体验到的一切。当时德国法西斯空军不许我们的坦克兵生存。
看来，这天对于芬克来说是心理转变的一天。他继续执行受领的命令，但是他的行动使人觉得，干这一切已经没有实际目的：进攻只是为了转移视线。
到4月25日，敌人为柏林解围的一切企图，把乌克兰第1方面军分成两半，切断其突击集团与其余部队的联系的一切努力显然遭到了失败。任何东西已经不能使希特勒和躲在柏林废墟下面的残余部队摆脱他们所落入的陷井。
在希特勒军队的退却道路上，电线杆和树上吊满了士兵的尸体，似乎是因在战斗中胆怯和随意撤离阵地而被处死的。我用“似乎”一词是因为，按我的印象，德军的士兵在这种情况下作战是很顽强的。在这些日子里，能把必然结局钓到来拖延几天和几个小时的几乎唯一的实际力量，不是希特勒或者凯特尔和约德尔，而正是这些士兵，
法西斯上层人物绞死自己的士兵，力图推迟自己的末日。我说的最原始的含义——肉体的死亡。因为他们的精神死亡早就来临了。
所有这一切，究竟怎么说呢?只能说，这是够卑鄙、够狂妄的了。
在柏林，直接处于合围的有一个很大的德园法西斯军队集团，人数20余万，该集团包括：第9集团军6个师的残部，1个党卫军警卫旅，大批警察分队，10个炮兵营，2个强击炮旅，3个坦克歼击旅，6个反坦克炮兵营，1个高炮师，还有2个高炮师残部及数十个国民突击队营。而且，该集团在每天的战斗中，还或多或少地由市民加以补充。
所有可以彭动起来同我们的进攻部队作战的柏林市民，都鼓动起来了。他们不缺少武器。此外，市民们被用于进行防御作业，以及充当弹药搬运工、卫生员，甚至充当侦察员。
谈到柏林街道上穿便服同我们作战的那些人时，应当指出，这是战争最后几天和投降时将有的一种现象：一部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官兵，为了设法不被俘获，乔装成老百姓，混入当地居民中。
总之，参加柏林防御的有2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依据的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侦察机关提供的情报)，我想，这个数字不完全准确，最大可能是，它不会高于、而只会低于实际数字。
4月25日，在柏林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日终前，崔可夫集团军已在柏林市中心的东南街区作战，而在马林多夫区，崔可夫集团军左翼已与雷巴尔科集团军会师。加强有卢钦斯基集团军3个师的雷巴尔科集团军肃清了柏林西南郊的敌人，现在在进行争夺施马尔根多夫的战斗，迎波格丹诺夫将军指挥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实施进攻。列柳申科在继续进行夺取波茨坦和勃兰登堡的战斗。
我想简要地谈一下在柏林战役现阶段上，我们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协同中出现的复杂性，并且，我要补充说一下，这种复杂性是难以避免的。两个方面军部队愈接近柏林市中心，出现的困难就愈多，特别是在航空兵的运用和瞄准方面困难更多。
在市内进行巷战时，确定航空兵对当时应该攻击的目标实施准确突击的方向，一般是很复杂的。一切成了废墟，一切都笼罩在火光、烟雾、尘土之中。从上面往下看，很难看清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
从雷巴尔科的报告我得知，曾有过他的部队遭到我航空兵突击而造成损失的个别情况。
很难搞清，究竟是哪个方面军的航空兵打了陷入巷战的混杂人群中的自己人。
而如果由于某种疏忽，在前线突然打了自己人，而且还造成了损失时，常会引起极度紧张。在争夺柏林战斗时，这种情况特别突出，尤其是4月25日的一整天，这类报告一个接一个地传来，而且，显然，不仅报告了我，也报告了朱可夫。
两个方面军的司令员都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建议，希望对柏林地区作战部队如何进一步组织协同的问题，加以明确，消除谁也不希望的争论。
于是，根据大本营的训令，划定了一条通过米腾瓦尔德、马林多夫、腾珀尔霍夫、波茨坦车站的新的分界线。军事文书指出，以上各点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负责。
这件事发生在傍晚。在确定分界线之前，雷巴尔科的1个整军和巴季茨基指挥的军，已过分界线很远，现已将他们所占地区划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作战地带。必须将他们从柏林市中心撤回分界线内。但是，说起来容易，而做起来就难了。凡是打过仗的人都能理解，帕维尔·谢苗诺维奇将自己的坦克兵撤回分界线时的心情是多么难过。
而且确实是他们首先进入突破，首先转向柏林，夺取了措森，强渡了泰尔托运河，经过最激烈的浴血战斗，从柏林郊外突入市中心的。而在最后决战的紧张时刻，却突然接到将自己的作战地段交给友邻的命令。要经受住这个，是容易的吗?
然而，命令就是命令，无疑是要无条件地执行的。这项命令还是执行了，伹执行得不容易。
正如我们看到的，4月26目这天充满了重大事件，但其中最大的一个事件不是发生在柏林，而是发生在易北河，发生在扎多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5集团军里，在那军里，巴克拉诺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34军与美军会师了。正是在这里，在德国的中心，希特勒军队完全被分割成两半。
在柏林、柏林附近和柏林以北，有德军第9、第12集团军和坦克第3集团军的部队，而在其南部，有舍尔纳元帅指挥的整个“中央”集团军群。
会师本身是在平静气氛中、在没有同敌人战斗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是多年斗争的结果，是一系列战役和交战的结果，是这些战役和交战导致了易北河会师的临近和最终实现。
我们曾给大本营一份报告，现摘录其中的一段：
“今年4月25日13时30分，在近卫第5集团军作战地带内，在易北河斯特列拉地域，近卫第58师部队与美军第l集团军陆军第6军步兵第69师的侦察组相遇。
同一天，在易北河托尔高地域，还是近卫第58师近卫步兵第173团先遣营，与美军第1集团军陆军第5军步兵第69师的另一侦察组相遇。”
我早就想谈一下近卫第5集团军司令员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哪怕是简要地谈一下也好。看来，现在最适合这样做，虽然此时他还没有结束自己的战斗历程(这一战斗历程将通向布拉格)，但他的集团军已前出至易北河，并首先与美军相遇。
1943年6月，我在接管草原方面军部队时，第一次认识了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当时，他是中将军衔，任近卫第6集团军司令员。在此之前，他指挥的集团军在顿河方面军编成内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会战，其中，在战斗结束阶段，俘虏了以司令官施特雷克尔上将为首的所谓德军斯大林格勒北部集团的基本部分。该集团军就是从这里来到我们方面军的，并和整个草原方面军一样，作为预备队，进行战斗训练。
还在第一次见面时，也就是在巡视该集团军预有准备的防御地段时，扎多夫就以其开朗、明确和个人判断的正确无误，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往往有这种情况，当你在同某人第一次见面时，对他产生了敬重和信任，那么，这种好感以后你会一直保持下去。在我和扎多夫的相处中，就是这样。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我对他的信任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们一起经历了这场战争，起初，一起在草原方面军，后来在乌克兰第2方面军，最后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即使战后，当我担任陆军总司令，并能对他作为我的第一副司令进行评价时，我对他仍旧保持着这种敬重和信任。
在库尔斯克突出部会战期间，作为集团军司令员的扎多夫本人及其指挥的整个集团军，表现了无比的坚定性。扎多夫指挥的近卫第5集团军和罗特米斯特罗夫指挥的坦克第5集团军，在普罗霍罗夫卡城郊打退了德军的突击，这对库尔斯克会战南部正面出现的整个局势，无疑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不久，近卫第5集团军前出至第聂伯河，并在克列缅丘格地域渡过该河，夺取了对岸的登陆场。
1944年1月，А·С·扎多夫率领自己的集团军，参加了基洛夫格勒战役。我们实施该战役的企图是：消灭伸向我方的德军突出部之敌，并为尔后的科尔孙—舍夫琴科夫斯基战役的顺利实施创造有利条件。但是，这一重要战役不得不在冬季，1945年1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同时，还遇上了由大量坦克部队组成的德军坚固防御。扎多夫的第5集团军完成了突破防御和解放基洛夫格勒的主要任务。该集团军部队表现了极大的坚定性和军人技能。整个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
1944年，当我被任命指挥乌克兰第1方面军，并着手拟制大规模的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计划时，方面军需要一支大的预备队，我请求大本营将扎多夫指挥的集团军转隶我们(当时，该集团军作为乌克兰第2方面军预备队，正在休整)。大本营同意了我的请求。从此以后，我就和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一起，度过了以后的整个战斗历程，直至战争结束。
在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日子里，我长期克制住将近卫第5集团军从预备队中抽出，去完成那些没有该集团军的参加也能完成的任务的种种诱感，并且一直坚持到交战的关键时刻，即在维斯瓦河争夺桑多梅日登陆场的激战白热化时才使用它。
德寇往那里调遣了大量步兵和坦克部队，并一个劲地向我们压过来。情况很复杂，尤其是在左翼。
就在这时，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发挥了作用。该集团军使战斗性质发生了急剧的转折：它从行进间击溃了部署在维斯瓦河东岸我们当面的整个敌军集团，扫清了通往渡口的道路，并确保了这些渡口。随后，该集团军渡至桑多梅日登陆场后，在那里占领了左翼的防御阵地。
德寇曾三次以数个坦克师的兵力实施密集冲击，近卫第5集团军打退了敌人，在自己司令员的指挥下，表现出了无比的坚定性，他们的这种坚定性尤其值得赞扬，因为参战的敌坦克中，除有“费迪南德”式、“虎”式和“豹"式坦克外，还首次使用了“虎王”式坦克。
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对自己的所有决心，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对情况了如指掌。凡是他定下的决心，都十分周密可靠。并且，这种可靠性并不妨碍其灵活性，恰恰相反，这种可靠性是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在战后的困难时期，当我们实行军队改编措施时，扎多夫认真探讨和总结战争经验，并将它们固定在条令和教令中，他是一位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我可以大胆断言，他对陆军的了解是那样深刻和详尽，是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
在谈到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战役时，我十分满意地回想起我最亲密的战友中的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他是一位天才的集团军司令员，一位真正勤勉于战争的人。和平时期，他又是部队训练和教育的大师。
4月28日
柏林战斗正在日以继夜地进行。我想在这里谈一下柏林防御的性质问题，而不把这种观察与某个具体日子联系在一起。
我曾碰到过这样一些议论，说什么柏林战斗本来可以不必那么激烈和匆忙，因而牺牲也可以小一些。
这些议论具有表面的逻辑性，但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实际的情况，战斗的实际紧张程度和入的实际精神状态。而当时，人们急不可待地期望着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那些想评论这种或那种牺牲是必要的或是不必要的人，那些想评论晚一天或两天可以或是不可以夺取柏林的人，应当记住这一点。否则，对柏林战斗的情况，就根本什么也不可能明白。
众所周知，从4月24日起，指挥柏林防御的是原坦克第56军军长、炮兵少将魏德林。戈培尔是柏林防御的帝国委员，而防御的总领导，则由希特勒本人和戈培尔、鲍曼，以及他的最后一任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共同实施。
戈培尔领导民政当局机构，负责柏林市民防御的准备工作。至于魏德林，则在他就任柏林城防司令时，就在希特勒那里得到一项十分坚决的命令：保卫首都直到最后一个人。
希特勒匪徒将柏林构筑成坚固的防御，这种防御是作了长期打算的，是以猛烈的火力配系、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为基础的。越是靠近市中心，防御越严密。墙壁很厚的石砌建筑物适合于防御；许多楼房的门窗封死，只留有射击孔。
德寇将几座经过这样加固的楼房，组成抵抗枢纽部。翼侧由达4米厚的坚固衔垒掩护。街垒同时又是强大的防坦克障碍物。为构筑这些街垒，既用了木头，又用了土、水泥和钢铁。拐角上能实施侧射和斜射的建筑物得到了重点加固。所有这些，从组织防御的观点看，是很周密的。而且，德寇在防御枢纽部里备足了大量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它们是巷战中威力强大的反坦克武器。
在敌人防御体系中，地下建筑物起了不小的作用。在市内，地下建筑物是很多的。防空掩蔽部，隧道，地下铁道、地下干管、排水沟--总之，所有地下交通线，既用于机动部队，将部队在地下从一地调往另一地，同时又用于前送弹药。
敌人利用地下建筑物，给我们造成很多麻烦。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们的部队将要夺取某个抵抗枢纽部时，好像这里的一切都结束了，而敌人却沿地下通道，将其侦察小组、单个的破坏分子和阻击手派往我们的后方。经地下交通线出现的这些冲锋枪手、阻击手、掷弹筒手和火箭筒手小组，向行进在已占领的街道上的汽车、坦克和炮兵开火，切断通信线路，在我们前沿的后方制造紧张局势。
在柏林市区作战，要求在自己地段上直接组织战斗的首长具有高超的艺术，首先是团长和营长，因为我们的强击群多半是他们指挥的。
苏军的推进还因遇到一系列的情况而变得困难起来。在柏林，尤其是在柏林的中心地区，建有许多专用的钢筋混凝土掩蔽部。其中最大的要数地面钢筋混凝土仓库，里面可容纳由三百名至上千名士兵组成的大型守备部队。
部分地面仓库有6层，高达36米，被复厚度从1.5米到3.5米不等，而墙的厚度都在2米左右，对于当时的野战火炮来说，实际上是打不穿的。在库房的平台上，通常配有数门高射炮，既可用来打飞机，又可用来打坦克和步兵。
这类仓库整个柏林约有400座，它们是特殊的要塞，均列入柏林市内的防御体系。市内还建有许多钢筋混凝土野战帽堡，里面可以坐机枪射手。我们的土兵在冲进工厂场区后，常会遭到德寇从这些钢筋混凝土野战帽堡射出的子弹袭击。柏林还有许多高射炮兵，在巷战期间，它在反坦克防御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不算长柄反坦克火箭弹，那么，我们在柏林损失的大部分坦克和自行火炮，正是被敌人的高射炮击毁的。
柏林战役期间，德寇击毁、击伤我坦克和自行火炮800多辆。并且，这些损失的主要部分是在市内的战斗中造成的。
为了尽量减少敌长柄反坦克火箭弹造成的损失，战斗过程中，我们采用了简易的，然而却是非常有效的办法——我们在坦克周围搞了一层“屏蔽”，即在装甲钢板上挂些铁片或铁板。长柄反坦克火箭弹击中坦克时，首先穿过这第一层无关紧要的障碍物，而在这层障碍物之后，就是空隙，这样，当炮弹打到坦克装甲上时，已丧失其反作用力，因此，常常反跳，不造成坦克的损失。
为什么这么晚才采用这种屏蔽呢?显然是因为，实际上没遇到过在巷战中这样广泛使用长柄反坦克火箭弹的情况，而在野战条件下，长柄反坦克火箭弹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
国民突击队营得到了特别充分的长柄反坦克火箭弹的补给，在国民突击队营里，中、老年人和少年占大多数。
长柄反坦克火箭弹，是一种可以使实际上未经过训练和未学过战争的人，在心理上建立起自信感的兵器，使他们坚信，只要你昨天当上兵，今天就能干得好。
应该指出，这些火箭筒手通常都能战斗到底，并且，在这最后阶段，他们比那些饱经世故、但屡遭失败和遭受多年疲劳之苦的德国士兵，表现得更坚定。
德国士兵通常只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才投降。要说他们的军官也是这样。但是，他们的战斗锐气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暗淡的、毫无希望的决心，即战斗到上司下命令投降那天为止。
而在柏林决定性战斗的日子里，在国民突击队队伍里，我想称作歇斯底里的亡命精神的一种情绪占统治地位。这些第三帝国的捍卫者，其中包括那些完全还是小孩的人，把自己看成是最后希望的化身，与一切事物相反，期望在最后时刻发生奇迹。而希特勒在这期间的指示，他为打破柏林封锁所进行的所有努力，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向芬克、布塞、第3集团军司令、舍尔纳和他指挥的集团军群、海军元帅邓尼茨发出的指令(按照希特勒的想法，邓尼茨应率水兵突入柏林)，所有这一切，在当时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已没有能够实现的基础。
但同时，如果把他们的这些企图看成是完全荒谬的东西，也不是对的。我们是用自己的行动(在此之前采取的行动和在夺取柏林的战斗中采取的行动)使它不能实现的。希特勒的企图不是自行破灭的。它们之所以破灭。仅仅是我们武力作用的结果。正是苏军在争夺柏林的艰苦战斗中取得的胜利，才一天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使希特勒的最后希望、计划和命令变成了空想。
如果我们采取另一种行动，那么，希特勒的这些命令和计划，则可能不会这样不切实际。关于这一点，我们绝不应忘记。
到4月26日，我们在柏林地域和法兰克福—古本集团地域，“捕获”的被围部队越来越多。俘虏中有团长、旅长、师长和参谋人员。
我没有亲自审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但我对我们情报机关审讯时记录的那些材料，当然是关心的。可是，所获的一些情报多半使我失望。事情使俘虏们惊呆到这种程度，以致很难从他们那里听出什么明白的东西来。也有一些俘虏故意装腔作势，似乎他们了解情况，而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从总的方面看，在这些天里，我所了解的敌军情况远比我们俘获的德国将军和参谋人员了解的多。各种情报资料和无线电截获的情报，提供了足够形象的画面，甚至被俘的高级军官提供的情况，也很少可以对它加以补充。
4月26日，我们继续解放分布在柏林附近各集中营里的犯人。获得解放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在科特布斯周围的工厂区，其中包括地下工厂里，解放了许多战俘和外国工人，那里的战俘和外国工人不少。而在离柏林不远的地方，列柳申科的坦克兵解救了法国前总理爱德华埃里奥，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是第一批从事法苏亲善的人物之一。这一消息使我非常高兴，于是，我不顾这一天的紧张工作，抽出时间会见了埃里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