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战役前发生的情况，需要详细叙述。情况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役的企图、时限和速度，简单地讲，决定着战役的全过程。
粉碎柏林战略集团后，法西斯国家事实上已经瓦解。可是，希特勒为了延长法西斯制度的存在，在其政治遗嘱中任命了以海军元帅邓尼茨为首的德国新政府。舍尔纳元帅被推出任德国陆军总司令，当时，他任德国法西斯“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其部队主要驻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任命是有其理由的，因为在那些日子里，看来舍尔纳是握有权力的实际军事头目，而最主要的是他掌握有军队，而且掌握着不少的军队。
新的德国“政府”(我在这里和后面都要给政府一词加上引号)还掌握着一支数量很大的军队，用来继续进行战争。为了形成一个总的轮廓、有必要列出它们的名称。
在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有“库尔兰”集团军群。在波罗的海沿岸，“东普鲁士”军队集群仍在继续战斗。希特勒的第12集团军，虽然大部被击溃，但仍在柏林以西顽抗。在捷克斯洛伐克，集中驻扎着由舍尔纳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近50个精锐师和由原来的师组建起来的6个战斗群)。这个庞大集团在抗击着乌克兰第1、第2和第4方面军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最近转隶给舍尔纳的德军第7集团军(5个师)，在抗击着盟军。最后，还有德国法西斯“奥地利”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共30多个师，分别在奥地利和南斯拉夫同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的部队以及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作战。
这样，布拉格战役绝不是象西方有时企图描述的那样，只具有一点象征性的意义。我们面临着一场同德国武装力量庞大集团的严重斗争。邓尼茨“政府”把赌注下在该德军集团上，指望保住了这一集团，就能使第三帝国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这个“政府”虽已死到临头，却仍企图竭力停止西线的军事行动而继续坚持东线的作战。这也是邓尼茨本人5月1日通过弗伦斯堡电台公开声明的政策的基调。他说：
“元首任命我为他的继承人。在德国命运的艰难时刻，由于意识到我所承担的责任，我接受政府首脑的职务。我最重要的任务是将德国人从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中拯救出来，使其免遭消灭。仅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才继续进行军事行动。目前，在完成这一使命过程中，经常遇到来自英国人和美国人方面的障碍，我们被迫也要防御他们……”
在邓尼茨“政府”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基本决定：
“必须用全部手段，继续东线的战争。”
毫无疑问，邓尼茨是希特勒的狂热继承人，他不顾现实情况，继续执行希特勒的政策，这一政策本身就威胁着德国人民的生存。其实，他正是靠这个才上台的。希特勒就是要任命这样一个继承人。从他的观点看，他选对了。
能够用一切手段继续在东线作战的现实基本力量，当然是曾在多瑙河以北、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和奥地利北部地区作战的德国法西斯集团。除“中央”集团军群外，还包括“奥地利”集团军群的部分兵力，以及当时简直是遍布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量预备部队、分队和后备部队、分队。从西面掩护该军队集团的是德军第7集团军，在一定情况下，它也可以转过来对付我们。
邓尼茨“政府”希望尽快向我们的西方盟国投降，以便使近一百万人的军队集团转过头来对付苏军。我们必须挫败他的这一计划。
5月2日，希特勒的继承人曾计算过，舍尔纳集团不用三星期就能控制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但是，邓尼茨本人却坚持要舍尔纳迅速将军队撤往西南，在那里以后将比较容易向美国人投降。
凯特尔和约德尔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只要“中央”集团军群一撤退，就会被击溃，就会在苏军的打击下瓦解。
如果要我说的话，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正确的。假如这几天舍尔纳匆忙从比较有利的阵地撤出其军队，无疑，会在追击中被我军击溃，因此，他们就不见得能溜进美军控制区。
舍尔纳的参谋长纳茨默尔将军被召到邓尼茨的府邸，向邓尼茨报告了自己司令的看法：从牢固的阵地撤出是不适宜的。这些阵地是以苏台德山脉和鲁德内山脉，以及很大程度上还在战前就修筑的旧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事为依托的。
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们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而且，他们甚至还讨论过由舍尔纳集团掩护，将“政府”迁往布拉格的问题。
时至今日，我还遗憾不已，邓尼茨没有同意这一主张。如果当时他同意这样做，那么，毫无疑问，我方面军部队就会将他们的“政府”连同舍尔纳军队的主要部分一同俘获。
这就是布拉格战役前夕敌方的军事政治形势。
至于谈到我们盟军，那么，恰在这时，邱吉尔给蒙哥马利元帅下达了臭名昭著的目前己众所周知的指示：“认真收集德军武器，并整齐地放在一起，以便在苏军的进攻一旦继续下去，我们不得不同德军士兵合作时，能较顺利地将它们重新分发给德军士兵。”
蒙哥马利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当时，即1945年春季的心情时写道，如果西方的政治首领们适当地对作战实施最高领导的话，那么，“我们会先于俄国人夺取所有这三个中心。”这三个中心指的是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
但是，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得到最高统帅部关于着手进行布拉格战役的训令之前，柏林已被我们占领，维也纳也被我们占领。蒙哥马利所说的三个城市中，只剩下了布拉格。我们从当时一系列的文件中发现，我们的盟国是以极不愉快的心情，放弃先于俄国人夺取这“第三个中心”的希望的。
4月30日，盟国西欧远征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信中，一方面建议我们划定一条分界线，我们原则上同意这样做，并且后来实际上划定了这条分界线；可是，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又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在5月4日写给我们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的另一封信中，又完全是另一种说法：“如果形势需要的话，我们准备在捷克斯洛戊克境内推进至伏尔塔瓦河和易北河一线，以肃清两河西岸的敌人。”这种补充实际上将布拉格本身也包括进了美军作战区域。
看来，这封信反映了邱吉尔和刚上台接替罗斯福的杜鲁门，向艾森豪威尔以更强硬的手段施加的一种压力。
次日，即5月5日，我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以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名义，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复信。信中说，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军队混杂，请不要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盟军，向原商定的分界线以东推进。
在交换这些信件之后，在最初商定的分界线上，美军暂停了向捷克斯洛伐克纵深的进攻。
互相交换外交信件，是在我方面军司令部和各集团军实际上完成了布拉格战役的准备工作，军队已占领出发地位后进行的。
也就在这几天里。我会见了欧洲美军司令布雷德莱将军。我想谈一下这次会见，何况布雷德莱将军在自己的《一个战士的故事》中也写了我们的会见。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对他《故事》中对某些事件的论述同他辩论。但我认为，向读者提供我对我们这次会见的看法是有益的。
我第一次认识美第12集团军群司令奥马尔·布雷德莱，是在我军部队同美军在易北河会师之后一星期，离托尔高不远，托尔高东北约40公里处，我的指挥所里。
布雷德莱及其随行将军和军官，以及大批记者和摄影记者都来了，我甚至可以说，这批记者过多了一点。我方除我以外，参加会见的还有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近卫第5集团军司令员А·С·扎多夫和近卫步兵第34军军长Г·В·巴克拉诺夫。首先在易北河同美国人会师的正是他们的部队。在场的还有我们报纸的代表，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但是，与在场的美国人相比，我们要少得多。
在苏美关系上，有过不同的时期。而且，就是现在，这种关系仍远不能令人满意(并非由于我们的过失)。从历史的真实性出发，我要说，1945年5月5日那天，美苏两国的两位司令员的会见，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我和布雷德莱都不是外交家，而是军人，这就给我们的会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的会见既是官方的，同时又是友好的。
我和布雷德莱将军仔细地看了他的地图。图上标示着5月5日这天美军的态势。布雷德莱简短地说明了他的什么部队在什么地方已前出至与我们商定的接触线。然后他问我，打算怎样拿下布拉格，在这个问题上，需不需要美军的援助。
他提出这个问题，我并不感到突然。尽管苏军对舍尔纳“中央”集团军群的进攻尚未开始，但美军丝毫也不会怀疑，进攻将在最近的将来很快开始。
我对布雷德莱说，我们不需要这种帮助，并且，美军向早先商定的分界线以东的任何推进，只能带来混乱，引起双方军队的交混，而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请不要这样做。
布雷德莱赞同我的意见，并说，他管辖的部队将遵守商定的接触线。
我概括地回答了布雷德莱提出的关于我们准备怎样拿下布拉格的问题，并指出，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部队能胜任，并一定能完成好这一任务。我没向他说明今后行动的细节。我认为不能通报自己的战役计划，虽然我相信，正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将在解放布拉格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提前说出来，不符合我们的习惯。
午餐时，我首先在正式祝酒词中谈到了苏军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考验和困难。我谈到了罗斯福总统在建立反希特勒同盟，以及在该同盟成立后的一切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罗斯福总统的逝世，我仍记忆犹新，我是深切感受到这一损失的人之一。因此，在对美国总统与世长辞表示哀悼的同时，在我的讲话中倾注了个人的感情，并且我希望，新任总统将继承罗斯福为之奋斗过的事业。
遗憾的是，这种希望落空了，罗斯福的继承人很快就干出了使苏美关系激化的事情。
在谈到我们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共同斗争时，我指出并高度价评了美第12集团军群官兵所作的无可争议的贡献。
布雷德莱将军在自己的答词中，赞扬了苏军士兵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所表现的大无畏勇敢精神，按照他的话说，苏联士兵是美军士兵、军官和将军学习的榜样。在谈到罗斯福的功绩时，他深感遗憾的是，总统未能活到胜利的幸福日子，并提议为我们的会见干杯。
在正式祝酒之后，桌旁开始了友好的交谈，这种交谈多次被苏、美参谋部代表、集团军司令员，各兵种代表的祝酒所打断。祝酒是热情诚挚的。这表明，我们彼此相互尊重、并珍视我们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所产生和巩固的战斗友谊。午餐结束后，我提议布雷德莱及其一行看乌克兰第土方面军歌舞团的演出，应该说，这个于1943年在基辅由利季娅·切尔内绍娃领导创建的歌舞团，在前线是深受欢迎的。歌舞团有真正优秀的音乐家、歌唱家和舞蹈家。
当歌舞团演奏美国国歌时，在场的美国人都跟着唱起来，当国歌演奏完之后，他们为我们的音乐家热情鼓掌。当歌舞团演奏完苏联国歌时，他们同样报以热烈的掌声。
那天，歌舞团的演员们有着特殊的心情。他们除演唱了我国歌曲外，还演唱了美国逗乐的歌曲《西葫芦》、英国歌曲《蒂佩雷里》。所有这些歌曲都受到客人们的热烈欢迎。后来，又给他们表演了乌克兰果拍克舞和俄罗斯竞赛舞，这是我们舞蹈演员的拿手节目。即使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节目也会使人产生欢快的感觉，而在当时，它更增强了洋溢在我们和客人之间的节日般的愉快气氛。
布雷德莱将军和我并排坐在一起，他感兴趣地询问：这是一个什么歌舞团，演员们是从哪里来到前线的。我告诉他，歌舞团是由我们的士兵组成的，他们和方面军部队一起，走过很长一段战斗历程。然而，我感到，他对我的回答不很相信。这也是枉然，因为歌舞团的大多数人的确是以士兵的身分开始战争的，并在后来，当歌舞团已经成立后，他们多次到第一梯队部队演出，有时还是在极不安全的条件下演出的。
布雷德莱感谢为他举行歌舞晚会，晚会结束后，他宣布美国政府奖给我——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一枚美国最高勋章的决定。随即将这枚勋章授给了我，在这种场合，他按惯例向我表示祝贺，并拥抱了我。
这次会见的参加者，方面军的同事们，都打内心赞许这种奖赏，他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我们盟国对乌克兰第1方面军战斗业绩的高度评价。
授勋仪式结束后，我们和布雷德莱一起，从那间房子里走到室外，在那里，应该说，聚集着很多听众，等待美国客人的到来。我以乌克兰第1方面军军人的名义，授予布雷德莱将军一面红旗，作为我们战斗友谊的象征。
我了解到，布雷德莱打算赠我一辆“维利斯”牌小汽车作纪念，该车是从他的大本营直接用飞机运来的。我也给他准备了一份私人礼物：一匹战马。这匹马从1943年夏季我开始指挥草原方面军时起，就一直随我驰骋疆场。这是一匹漂亮的、驯教得很好的顿河牡马。我将它及全套装具赠给了布雷德莱将军。
我似乎感到，布雷德莱将军很喜爱这件礼物。
接受马匹后，他同样也给我赠送了一辆“维利斯”牌小汽车，上面题有：“赠给乌克兰第1集团军群司令，美军第12集团军群士兵赠”。和“维利斯”牌小汽车一同赠给我的，还有一面美国旗帜和一枝美军冲锋枪。
几天后，我到布雷德莱的大本营进行了回访……
我们乘坐自己的汽车到了托尔高。一位校级军官和翻译在那里迎接我们，然后陪同我们到莱比锡。邀我到他大本营作客的布雷德莱迎候我，由于他的大本营还在很远的威斯巴登，于是，我们又乘坐他的私人飞机去那里。
我们坐上了他的C—47型飞机。一路上有两个战斗机中队护送。他们在空中不断作各种机动飞行，变换队形，表现了编队飞行的高水平。当我们的飞机在离卡塞尔不远的地方着陆后，战斗机以各种不同高度，直至最低高度飞离，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不隐瞒，当时我觉得，这批战斗机在护送我们时，不仅给了我们荣誉，而且尽力显示了他们的飞机驾驶技巧。
离开卡塞尔机场，又有一支护送队护送我们，可这时已经是陆军的护送队：最前面是几辆装甲输送车，之后是一辆信号车，接着是我，布雷德莱和一名翻译乘坐的小车，后面又是几辆装甲输送车，三辆坦克排成的纵队断后。在我们经过的路上，有间隔地排列着军队——各军种的代表，似乎只有水兵除外。
在我们所到达的大楼里，聚集着许多参谋军官和更多的记者。
在十分讲究的大厅里，布雷德莱请我们出席鸡尾酒会，正如他对我们说的，这个鸡尾酒是按他的做法准备的。他们用长柄勺从一口很大的铜锅里，将鸡尾酒分斟给军人们。他们说，这是传统。那么好吧，传统就传统吧。
鸡尾酒会后，布雷德莱领我到该市另一头他的司令部驻地。在这里的大楼前，排列着由各军种代表组成的仪仗队。我们一起检阅队伍，我向他们问好，并请布雷德莱将军给部队下达“立正”口令，当他下达口令后，我受苏联政府委托，向布雷德莱将军授予一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布雷德莱是位善于克制自己的人，但我看得出来，此刻他的脸上也流露出激动的表情，我们亲切拥抱，我向他表示祝贺。
然后，我们又来到宴会大厅。宴会照例又是以祝酒开始。主人首先敬酒，我也为我们的会见、为布雷德莱、为在座的他的战友和朋友，敬了第二杯酒。
午宴中，几乎没谈军事问题。有关苏沃洛夫的交谈是唯一的军事题目。布雷德莱获得苏沃洛夫勋章后，便对这位历史人物感起兴趣来。原来，在此之前，他对苏沃洛夫一无所知。我只好就在这里、在桌旁，向他讲述这位俄罗斯统帅所进行的主要几次远征，其中包括对意大利和瑞士的远征。
在结束关于苏沃洛夫的介绍时，我告诉布雷德莱，苏沃洛夫是俄国军队史上最富有统帅天才的人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勋章，首先是统帅的勋章，是为我军指挥大兵团的军事首长规定的最高奖赏，斯大林元帅委托我(确实如此)亲自将这枚勋章授予他。
午宴结束时，两名身穿美军士兵制服的小提琴手，一老一少，以二重奏演奏了几支极好的短曲。我马上可以说，我一点也不为那天在布雷德莱大本营听到的小提琴演奏的极高水平所惊奇：因为这两位所谓的士兵是有名的提琴手亚沙·海菲茨和他的儿子装扮的。
节目休息时，布雷德莱好几次带有讽刺意味地看了看我。看来，显然我的如下推测是对的：他并不太相信我第一次同他会见时说的话，即我们的歌舞团是由乌克兰第土方面军的士兵组成的。他认为给他准备的歌舞晚会是一个小小的花招，因此也照样搞了一个善意的小骗局，将亚沙·海菲茨父子装扮成美军军人。
美方出席午宴的将军有：集团军司令、军长和师长。主人不时为巴顿将军不在场而遗憾，他评论巴顿指挥的集团军是美军优秀的集团军，巴顿本人是最杰出的一位美国将军，是位能大胆机动和果断使用坦克部队的人。
有一两次，由于布雷德莱首先提及，使谈话涉及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布雷德莱尊敬地谈到他，但更多地是把他当外交家，而不是当统帅评论的。从布雷德莱的言谈中，也可以得出结论，艾森豪威尔的许多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协调盟军指挥部和盟国政府之间的行动上，因此，实际指挥欧洲美军的几乎全部重担都落到了布雷德莱的肩上。布雷德莱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赞同艾森豪威尔。
我们是通过翻译交谈的，因此，有可能他谈话的某些细微差别没沪我准确理解，但从谈话中给我总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布雷德莱本人，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军人，在这几次的会见中，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当时，1945年5月，他将近60岁，已经不年轻了，但还结实，是个安静和能自制的人他有兴趣并能基本正确地分析事件进程，深知强大的炮火、坦克和空军在战争中的意义，善于搞清现代战争的特点，正确想象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和次要作用的东西。他对我们的坦克、坦克的装备，装甲及发动机等十分通晓。
总之，我感觉到和看到的、与我并排坐在一起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如何使用各兵种很有研究，我认为，这是指挥员高超技能的首要特征。
我对他有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军人，是一位能真正代表在欧洲作战的美军的军事首长。
我对他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在同我的交谈中，他不止一次地热情赞颂苏联人民和军队，我似乎觉得，他是以满意的心情真心实意地高度评价我们最近的几次战役的，同时，他也了解在同希特勒匪徒的斗争中，苏军所遇到的一切困难。
在其中一次交谈中，他曾这样直率地对我讲，我军承担了战争的主要重担，也就是说，他说的这点正是后来西方其他许多将军竭力沉默、甚至是加以否认的东西。在评价敌人时，我和他观点一致。他认为，德军是支强大的、受过训练的军队，作战顽强、勇敢，而且善于战斗。
我们的会见是在毫无拘束的友好气氛中进行和结束的。当时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好的关系。我离布雷德莱时心情很好，只是在路上，有件小事使我稍感不快。
当我们在餐桌旁就坐时，我发现我面前有只麦克风。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将宴会上的祝酒词对外转播，因而请求从我面前拿走麦克风。布雷德莱当场命令这样做了。可是，当我在返回自己指挥所的途中打开收音机时，却听到正在广播我的讲话。我在布雷德莱午宴上的祝酒词，还是被录了音，并且现在开始对外广播了。的确，我并不怎么太理会这样做。但是，我毫不掩饰地说，既然我们事先商定好了，那么，即使在不怎么重要的事情上违背诺言，也还是给我留下了不快之感。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猜想，这样做布雷德莱事前并不知道，而且，是记者当时欺骗了他本人。
显然，当耐同布雷德莱的两次会见，对我来说，是件有趣的事。然而，我却一分钟也没停止对未来布拉格战役的思考。情况越来越复杂，要求我们加快准备速度。
……5月的头几天，捷克爆发了起义。起义的火焰在布拉格炽烈地燃烧起来．法西斯在当地的代理人弗兰克，为了争取时间，开始同起义者谈判。而就在此时，舍尔纳给自己的部队下达了一项命令：“用一切手段将布拉格起义镇压下去。”德军从三个方向向布拉格推进。起义的布拉格市民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布拉格需要有效的援助，首先是需要我们的援助。
乌克兰第1、第2和第4方面军部队，处于包周舍尔纳集团军群的有利态势。乌克兰第2方面军从东南方向、我方面军从西北方向，向其两翼实施突击，使其面临被合围于布拉格以东的危险，同时，紧紧地堵死了往西的退路。
然而，对我们来说，要使这种诱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我军还需克服大片山地和德军事先构筑的纵深防御地带，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前面，敌主要防御地带纵深有的地方达18公里。
希特勒匪徒在易北河以东的格尔利茨地域构筑了最强的防御工事。在那里，我们同德累斯顿—格尔利茨集团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战斗。敌人在德累斯顿西北的防御显得很薄弱，还在上次战斗中，在那里就未获得稳定态势。易北河以西，是敌人防御中最薄弱的地段。就是在这一方向上，我集中了进攻布拉格的主力。
然而在那里，在敌防御纵深，有一条沿原德捷边境线修筑的钢筋混凝土工事地带。如果我们在那里受阻，那么，这些工事加上山地地形，将是严重的障碍。要知道，在那里，鲁德内山脉蜿蜒150公里，宽约50公里。
诚然，约有20条公路自北向南，即顺我军的突击方向横穿过鲁德内山脉。而这在进攻的相应准备和进攻速度方面，给我们预示了甚至是在山地战条件下也并不坏的前景。
在这些日子里，我这个方面军司令员最担心的，不是敌人强大集团的抵抗，甚至也不是敌坚固防御工事，而是这一切同山地地形的结合。因为这次战役主要靠快，正是进攻的高速度才是我们得手的基础，因此，必须认真考虑，怎样才不致滞留在山里。
1944年的杜克拉山口战役，我始终没忘。当时，我们也是直接通过山地突破的。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支持斯洛伐克人民的反法西斯武装起义而进行的这次战争，使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尽管它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由于记住了这些来之不易的教训，所以我后来只有一点办法，就尽量不深入山地，而是以其作掩护。我确定，只有在确实需要、而又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迂回或机动——的情况下，才进山地作战。
可是，布拉格战役开始前的形势就正是这样。为了消灭盘居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约100万的舍尔纳集团，夺取布拉格，把它从破坏中拯救出来，把布拉格居民(而且，不仅仅是布拉格的居民)从死亡中拯救出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直接通过鲁德内山脉进行突破。别的道路也没有，因为由北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接近地上，不论到哪里，到处都是山。就是说，只有克服它们。但是，必须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滞留，以便尽快越过山地，保障坦克和机械化部队机动的自由。
这样，必须预见到未来战役中的一切情况，从而不使敌人有在山口阻止我们进攻的机会。我们不打算仅用步兵去夺取山口。我们认为，我们的先遣支队从一开始就应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它应由各兵种组成，拥有一切必要的破除障碍、爆破、摧毁防御工事的工程器材，而这类防御工事可能出现在鲁德内山脉我们前进的道路上。
在经鲁德内山脉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方向上，都组建了这样的先遣支队。每支先遣支队的行动，都得到足够数量的航空兵的保障。一开始，航空兵支援突破部队，而后则支援冲入战场的坦克继续推进。
为赶到出发阵地，我突击集团相当数量的部队，必须从柏林地域进行150—200公里的行军。虽然时间勉强够，我们还是尽量隐蔽地行军，特别是大坦克兵团要隐蔽行军。因为，一旦舍尔纳发现我坦克兵团的集结，随时都可能进行冒险：从长时间占领的阵地往西突围，向美军方向运动。我们绝不能促使他下这样的决心。
在制定战役计划时，大本营指定乌克兰第1方而军担任主要角色。这不仅与它对敌军集团处于威胁的态势有关，而且与它拥有足够强大的兵团有关。我们能够把在柏林方向上腾出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和几个坦克机械化军用于突击。
根据总的形势和大本营的训令，我们在右翼德累斯顿西北方向上，建立了由普霍夫、戈尔多夫和扎多夫的三个渚兵种合成集团军、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两个坦克集团军、波卢博亚罗夫和福米内赫的两个坦克军和五个炮兵师组成的突击集团。该集团将向特普利采—沙诺夫—布拉格主突方向行动，从西和西北方向包围布拉格。
我们将在格尔利茨地域进行辅助突击。辅助突击由第二突击集团实施。该集团包括卢钦斯基和科罗捷耶夫的两个集团军、一个机械化军和一个突破炮兵师。辅助突击的总方向是齐陶—姆拉达—博莱斯拉夫—布拉格。
在开始实施布拉格战役的同时，还要附带完成一项并非不太重要的任务：消灭防守德累斯顿的敌军部队。夺取德累斯顿的任务，由扎多夫的近卫第5集团军完成。该集团军加强有波卢博亚罗夫的近卫坦克第4军，并由波兰人民军的第2集团军及其坦克军予以协同。主突集团的其他部分，应立即向布拉格运动，不参加德累斯顿的战斗。
同时规定，主突方向上的渚兵种合成集团军和坦克集团军应同时转入进攻，从而保证该方向上有最大的突击力，能迅速摧毁敌防御并向前推进，而不要像通常那样把坦克投入突破时这样费时。
我认为，这是布拉格战役的重要特点。战役既受局势的主使，又是根据战争经验并且是最新的最快速的战役经验行事的。在这些战役中，广泛使用了坦克集团军。
但是，为了正确运用这一经验，也不应忘记其他部分胜利。要求不仅要建立强大的坦克集团，而且还要建立强大的炮兵集团，要保证地面部队在突破时和在继续推进时都有航空兵的密集支援。
所有这些都做到，我们才有权指望胜利。
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它应在突破敌防御后，继续发展进攻，从西面迂回布拉格，而普利津则从东面迂回布拉格，用这种机动保障方面军右翼所有其他突击集团的安全。不难设想，战役展并后，希特勒匪徒将会竭尽全力向西突围，向我们与盟军的分界线突围。正好在这里，他们将突然遇上普霍夫的集团军。
为了切断德军可能的退路，配属给普霍夫的福米内赫将军指挥的坦克第25军，还应向纵深推进。顺便提一下，坦克第25军在出色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在关键时刻截住了几乎已到达美军那里的弗拉索夫师和弗拉索夫本人。关于这些后面还娶谈到。
坦克兵又完成了第二项任务：完整无损地夺取了莫斯特市内德国人修建的一座最大的合成燃料工厂，在最近一段时间，敌人的空军就是依靠该厂的产品维持的。
戈尔多夫近卫第3集团军直接从北面向布拉格实施突击，并协同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从东北方向和东部方向夺取该市，列柳申科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应从西面和西南方向突入布拉格。
夺取布拉格，计划在最短时限内完成。要求所有集团军都高速度地进攻。但是，计划的奥妙之处却在别的方面：首先，由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坦克集团军共同突破敌防御，然后，我所有运动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以情况和道路状况所能允许的最快速度，大胆向前冲击，向布拉格运动，不要顾及他们后面发生的事情。其任务归结为一点，即从行进间夺取布拉格。而后来，当他们展开战斗，并要切断敌人与舍尔纳集团主力会合的退路时，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将赶来支援他们。
虽然所有集团军都是高速度地向布拉格进攻(应给予充分肯定)，但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10个坦克军、1，600辆坦克向那里的勇猛冲击，却是决定的因素。
投入主要方向作战的1，1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坦克部队的全部汽车，有一个半以上的柴油和汽油基数。油料一直保证到整个战役结束，保证到攻下布拉格。没有任何一辆车是因缺油而被抛在路上的。
此次战役中，炮兵表现了出色的快速性。为了保证预案的实现，我们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限内(5月4-6日)，不仅耍将前面提到的5个炮兵师，而且还耍将约20个炮兵旅、大约相同数量的独立炮兵团和迫击炮团，以及大量的高射炮兵从柏林方向调集到主突集团的突破地段上。这几天，我们在主突方向上共集中了5，680门火炮和迫击炮。在扎多夫近卫第5集团军的突破地段上，每公里正面的火力密度达到200门以上。
С·А·克拉索夫斯基将军指挥的空军第2集团军，为支援主要方向和辅助方向上的作战，分别出动飞机1，900架次和355架次。航空兵除担负掩护部队、保障强渡易北河和对敌有生力量及技术兵器实施密集突击外，还担负了如下任务：切断布拉格周围的所有大型铁路枢纽，使敌人不能通过铁路进行机动。
我现在讲的是主突方向。而就在辅助方向上，在卢钦斯基和科罗捷耶夫那里，也集中了不少兵力，其中有约3，700门大炮和追击炮，约300辆坦克和两个突破炮兵师。同他们一起进攻的是波兰人民军第2集团军的一个坦克军。
时间不够使我们不能按常规方法去准备进攻。我们只得在调集部队的同时，就地组成突击集团，我认为，假如某部不能在规定时限内到达指定地点，而进攻仍将照样开始，那么，他们就只得在行进中追回损失的时间。实际上，不论是部队的调动。集结、还是转入进攻，所有这些，在布拉格战役中，都融合在一起，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过程。而这正是此次战役的一个重要特点。
4月4日，各集团军司令员被召集到方面军司令部开会。在当时讨论的面临战役的所有问题中，时间因素最突出。会上强调，我们面临的任务不是一般地克服鲁德内山脉和苏台德山脉，而简直是要飞过这些山脉。
敌军状况是我们取胜的一个前提，会上也谈到了这一点。
我任何时候都不喜欢过低估计德军的抵抗能力。但在现在，当我要求各集团军司令员迅速地不停顿地进攻的时候，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尽管抗击我们的敌军集团在数量上还很大、装备上还很强，伹是，柏林陷落后，他们的士气，正像整个德军一样，是沮丧的，该集团已受挫折，剩下的只是彻底消灭它。从许多迹象看，德军司令部已不能像过去那样准确地判断所发生的一切。因此，我们不仅要大胆地、而且要果断地定下决心，既要表现出高超的战役战术水平，又要计算和节省每分钟的时间。
要求坦克兵脱离步兵，不参加争夺城市的战斗，绕过支撑点，大胆向前突进。要求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全部汽车，凡是可以利用汽车的地方，就不让他们步行一步。要求各指挥员和司令部，直至师、团司令部，不要在远距离上、而要在最近距离上实施战斗指挥，同时，要最广泛地使用无线电指挥：指挥员应直接位于战斗队形里，以便掌握一切，以便一切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内。
我特别指示不能破坏城市、工厂、居民地。应当记住，我们是在友好盟国的土地上。
我要求部队，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尽量不去进行争夺居民地的战斗，因为我们不仅要保证部队推进的高速度，而且还希望避免和平居民的牺牲。
我们也不想使德国士兵多余地流血。我还命令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应向德国法西斯部队和兵团的翼侧和后方前出，迅速合围他们，将他们化整为零，向他们提出投降的最后通牒。在这方面，我既给各集团军司令员，又给各兵团司令员行使自主权的充分自由。
在“向布拉格前进！拯救布拉格！不让法西斯强盗破坏它！”的口号下，在部队进行了一切党政工作。应该说，虽然柏林战役后部队极度疲劳，但这些口号却到处都得到响应。
关于这点，在有各集团军司令员参加的那次两小时的会议上也谈到了(关于那次会议我已详细地叙述过)。结果，那次会议成了战争过程中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是在最后一次战役开始前，即将实施该战役的各集团军司令员，最后十次被召集到方面军司令部。想必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对那次会议记得特别牢。
在转到描述这次战役之前(该战役不是像原计划的那样6月7日开始，而是提前了一昼夜，于5月6日开始)，我想即使用几句话谈一下即将同我一起实施该战役的我的几位战友也好，因为我在前面的叙述中，还一直没提到过他们。
其中我要谈的第一个人就是第13集团军司令员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上将。我曾多次谈及该集团军的作战行动，不论是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还是在柏林战役中，以及在布拉格战役中，他的集团军都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赋予它的最复杂的任务。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是一位具有丰富战斗经验和本职工作经验的人。战前，他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过教，指挥过师和军，战争开初的几个月，他被推上了第13集团军司令员的职位，他和他所指挥的集团军一起，走过了从莫斯科城郊到柏林和布拉格的整个战斗历程。他参加了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战斗，承担了沿我军防御的北正面对德寇实施主要突击的任务。他指挥的集团军是第一批强渡第聂伯河的集团军之一，而且后来打遍了整个乌克兰和波兰。该集团军是第一批前出至维斯瓦河的集团军之一，他同坦克部队一起，强渡过维斯瓦河，并夺取了桑多梅日登陆场。
在强渡维斯瓦河时，普霍夫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随机应变能力、勇敢和坚定性。为了把我们从该登陆场赶走，敌人实际上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在争夺登陆场的初期，这些最残酷的反冲击不得不主要落在普霍夫集团军的身上。
在这次艰苦的战斗中，
第13集团军参谋长、具有天才参谋才能的Г·К·马兰金将军也表现得很出色。在组织党政工作中，集团军事委员会委员М·А·科兹洛夫将军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当我能亲自监督第1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时，我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值得学习的榜样。从他们的工作中，可以使人感到有一种协调性、精确的组织牲和真正同志式的精神。第13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表现出了这样的榜样：在完全无条件的一长制情况下，这个领导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最有效地将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事业。
在同普霍夫工作初期，有时我觉得，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有点不干脆，不果断。在对他认识加深以后，我确信，这个外表温和和安祥的人，能在复杂情况下，表现果断，以强硬的手段维持部队的秩序。
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善于依靠自己最亲密的助手，信任他们，并高度评价自己参谋长的长处。
在夺取柏林的那些日子里，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在我面前表现了有点出人意料的一面。我恰好在普霍夫那里庆祝五一节。当时，柏林实际上已被占领。就在他的指挥所里匆忙组织了一个节日宴会。虽然我们早在一起战斗了，可是，在那里我可能是第一次看到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直接充当好客主人的角色。
我从未料到，普霍夫竟是一位歌曲爱好者和唱歌能手。那天晚上，他唱了很多歌：他是一个出色的领唱人，他吸引了所有的人。他特别擅长演唱抒情歌曲。他的那种由战争环境锤炼出来的全部真诚、热情和坦率，在这天晚上仿佛都进发了出来……
我们方面军里有几位集团军司令员，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由于情况条件的原因，没有在主要方向作战，而是在次要方向上作战。他们的集团军执行的是防御任务，掩护我进攻突击集团的翼侧，牵制敌人。也就是说，完成那些方面军范围内完成必要的、然而可说是不太显眼的任务。关于这些任务，通常只是最简要地提一下，而主要注意力则集中在方面军的突破地段上，集中在最重要事件发展的地段上。
第52集团军司令员康斯坦丁·阿波罗诺维奇·科罗捷耶夫将军，在战争的最后战役中，就是扮演的这种比较不太显眼的角色。他和他指挥的集团军，走过了光荣而艰难的战斗历程。虽然他没带领自己的集团军去直接攻打柏林，也没有进入布拉格，可是，他同样承担了方面军部队实施这些战役时自己应承担的一份责任，因此，他有完全正当的理由为这些战役的胜利而骄傲。科罗捷耶夫和他的部队，在交给他们的那些地方，其中包括格尔利茨附近的残酷战斗中，保障了这一胜利。当时在格尔利茨附近，德寇向他指挥的集团军进行了疯狂的反冲击。
遗憾的是，科罗捷耶夫将军也和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其他许多军事首长一样，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很显然，他的去世，正如现在通常说的那样，是由于战时“过多的工作”、对事业、对数万人的生命的责任感所带来的高度紧张造成的。这种高度紧张首先也是由战争的一年等于服役的三年这种计算事实决定的。
科罗捷耶夫是位经验丰富的集团军司令员，他总是最认真、最出色地完成方面军赋予他和他的集团军的一切任务。他打过很多仗，作战认真，不要滑头，从来也不躲避落在他身上的最复杂的战役……
伊万·捷连季耶维奇·科罗夫尼科夫是第59集团军司令员。在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中，他也是处在尽管重要，然而从方面军的整个任务看来仍属次要的方向上。情况不是像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时那样，那时，科罗夫尼科夫是处在其中一个主要方向上，并在解放克拉科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事件的重心移到了我方面军的右翼，因此，科罗夫尼科夫才处于不那么显眼的位置上。
第59集团军是于1944年底从列宁格勒方面军调给我们的。我很高兴同伊万·捷连季耶维奇相见，除了公务上的原因外，还有纯属个人方面的原因。
原来，在三十年代，当我在蒙古指挥特种军的时候，利·罗夫尼科夫就是这个军的政委，尽管他学的是指挥。我对他看法很好：他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出色的教育工作者、最好的同志、最正直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