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三十六个小时内，在古姆拉克没有听到元首大本营的一句话。这也许是因为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晚希特勒乘专车从上萨尔斯堡到来比锡，又从那里乘飞机到了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
在此期间，保卢斯多次请求Ｂ集团军群给予采取行动的自由。冯·魏克斯将军和佐登施特恩将军都同意保卢斯和施密特这两个现场指挥官的意见，但是他们也都感到不预先得到陆军总部的同意而作出决定的时候还未到来。然而，在给蔡茨勒将军的一份电传打字电报中，魏克斯将军宣称完全赞成第六集团军正在打算尝试的突围，还说在他看来，该集团军将不可能得到足够的空运物资。
保卢斯和施密特推算，如果突围的命令能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下达，实际的突围就能在二十七日发起。接着古姆拉克接到来自斯塔罗别尔斯克的指示，说曼施泰因正在为第六集团军突出包围圈作准备。这里必须记住，曼施泰因在当时几乎享有传奇式的声誉。
希特勒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到达他的“狼穴”大本营。现在就要依靠新任参谋总长蔡茨勒将军来为第六集团军说话了。在当天晚上例行的形势分析会上他确实这样做了。他以最大的说服力极力阐述保卢斯和施密特的观点——他们的观点与他自己的不谋而合。他宣称，把一切赌注都押在一张牌上，并让一个完整的集团军——陆军总部估计的数字为四十万人——在救援希望渺茫的情况下最后被围，这是犯罪行为。会后的当夜，蔡茨勒打电话给斯塔罗别尔斯克的佐登施特恩将军说，他相信已成功地说服了希特勒，并说准许第六集团军突围的命令可望在第二天下达。
与此同时，在第六集团军发生了一起自作主张的、因而也是不服从上级的行为。十一月二十三日，冯·赛德利茨将军命令他的军的一部从他们在叶尔索夫卡的准备得很好的冬季阵地后撤五英里。他没有向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报告他的意图。在撤退的同时，伴随着发生了一幕富有戏剧性的情景：冯·赛德利茨烧掉了他自己的行李，部队毁掉了所有多余的物资，或他们自认为是多余的物资。这件事的可悲之处是敌人在无情进逼，第九十四步兵师在撤退时几乎全军覆没。
直到十一月二十四日，冯·赛德利茨才向施密特参谋长报告了这一情况，还说他的意图是想让保卢斯更容易地作出突围的决定。这一举动简直近似兵变。要不是保卢斯是一个如此温和肯体谅下级的长官，赛德利茨肯定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制裁。然而，希特勒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命令却把防御外围的北线与东线都交给这同一个赛德利茨将军指挥，当然这不影响到作为第六集团军司令的保卢斯要负最后责任。元首大本营一点也不知道冯·赛德利茨的擅自行动。命令最后说冯·赛德利茨要对元首负责，守住前线。保卢斯还是把这个命令转给了塞德利茨，虽然他感到最后的决定应由现地指挥官作出。当保卢斯问冯·赛德利茨对这项命令有何想法时，他回答说除了执行之外，他看不到有别的抉择。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仅靠曼施泰因来改变。
在顿河前线和正在发展的南线仍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同时，保卢斯和施密特在古姆拉克不耐烦地等待从斯塔罗别尔斯克来的命令，而在斯塔罗别尔斯克，人们也同样不耐烦地等着陆军总部的电话。最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约十时，佐登施特恩将军打电话给陆军总部催问，他得到的简短的回答是集团军群还得等待……
根据施密特少将的记载，一项命令于八时三十八分直接从陆军总部到了古姆拉克，对组成“环形防御”作了详细的指示。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岸要不惜一切代价固守。同时，第六集团军被告知，一支强大的部队（第四装甲集团军）正在准备杀开一条路，力挽狂澜，转败为胜。援救行动将于十二月初开始。直到那时，第四航空队将负责空运第六集团军的补给。
那天上午，在遥远的“狼穴”大本营，德国元帅戈林通过他的参谋长耶顺内克将军宣布，德国空军将负责给被围的第六集团军运送补给。据说戈林的这个保证是不顾紧急的警告作出的。警告说第四航空队——事实上整个德国空军——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运输机从事如此大规模的空运。德国空军还得保持突尼斯桥头堡的供应。
为声誉而战，在原来攻占斯大林格勒的计划中，已超过致命的作用。现在戈林沽名钓誉的政策更把事情彻底搞坏了。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本人以及德国空军的声望在希特勒眼里已大为下降，所以感到现在正是一个再占鳌头的机会。同时对希特勒本人来说，由于他大肆宣传了斯大林格勒以及占领它的作用，正感到骑虎难下。现在要让该城原封不动实际上就是很不负责任的许诺和夸夸其谈的吹牛连在一起。而要是作出任何退却，人民领袖的荣光就会黯然失色。狂热宣传的“元首永远是正确的”这一概念也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戈林又不负责任地提出要以空运来保持第六集团军补给的大话，也就深受欢迎。由于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蔡茨勒将军为保卢斯和第六集团军所作的努力失败了。
此时，局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致在斯塔罗别尔斯克的集团军群司令部正在考虑是否不等上面的指令而准许第六集团军突围。可是通信主任这时报告收到了一份元首大本营拍给第六集团军的电报，说希特勒亲自保证他会使受围的第六集团军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并保证及时使之解围。
不管是在斯塔罗别尔斯克的集团军群司令部还是在古姆拉克的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都无从知道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部究竟能集结多少兵力实施他们所许诺的反击。希特勒一向认为一个司令官的视野应当尽可能地狭窄，这种观点现在却产生了恶果。在考虑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的心理形势时，不应忘记元首和德军最高统帅仍然被认为是一个非凡的伟人，毕竟到这时为止，希特勒的想法常常被证明还是正确的。还有，保卢斯对新任陆军参谋总长抱有信心（他并没有信错人）。而且毫无疑问，他还记得春季在哈尔科夫陆军总部把一次看来似乎正滑向失败的战役变成了一次伟大的胜利。
保卢斯自己所最关心的问题是救出他负责指挥的集团军免遭全军覆灭。同时，从他在陆军参谋总部当第一军需长的时候起，他非常清楚希特勒对伏尔加河战役是十分重视的。他还收到一份曼施泰因的无线电报，建议守住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前线。曼施泰因是未来的顿河集团军群的总司令，因而也是保卢斯未来的上级。因此在这个时候，保卢斯的任何不服从的表示，不仅是对遥远的希特勒的不服从，也是对集团军群上司的不服从。同时，保卢斯很了解希特勒的顽固执拗。要是他按照他自己认为合适的去做的话，那他就可能会在几小时内被解除指挥职务。果真如此，那么，在这最危急的形势下，他的部下就会被互相矛盾的命令弄得无所适从。因而要是他有任何的不服从，受罪的主要还是他的部下。在与其参谋长推心置腹谈话时，保卢斯表白他将毫不犹豫愿为他的部下冒杀头的危险，但他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事后来作判断也许是很容易的，无论是轻率的还是严格的判断，同时也可以说保卢斯应该承担责任，让第六集团军突围。根据记载，保卢斯确实感到，如果让他自己做主，他可能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不充分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下，要是他白作主张地行动，他就会使最高统帅处于难堪的境地。“这种违反统帅计划的行动，如果是故意搞的，势必引起混乱。”这就是当时他对已了解的形势所抱的坚定的信念。他也知道他的参谋长同意他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所有无稽的政治推测，而严格地判断良心上的责任，我们仍然不能说在那种特定情况下保卢斯是更听从了自己的良心，也不能说他的良心驱使他采取别的做法。
不管怎样，第六集团军现在已被包围了。四个军、一个装甲军、十四个步兵师、三个摩托化师、三个装甲师、罗马尼亚的一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以及无数其他部队、特种集群以及各勤务部门的命运都已岌岌可危。凭纸面数字，第六集团军总数约三十三万人，实际兵力要少得多——只有三十万人。在这些兵力中，有些部队实际还在包围圈之外，例如，留在奇尔河上的装甲和摩托化师的后勤保障部队，休假人员，训练部队，警卫部队，供应及通信部队等等，总共约有八万人。被包围的共约二十二万人，连同一百辆坦克，一千八百门火炮和各种车辆一万辆。
曼施泰因在前往诺沃切尔卡斯克的新司令部途中，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来到斯塔罗别尔斯克，希望能对整个局势有个较好的了解。那时，决定性时刻已经过去，曼施泰因只得尽量适应当时并非由他造成的形势。事实上，他对形势的发展一直未能施加任何影响。他个人感到当保卢斯在十一月十九日请求让他见机行事时，陆军总部没有同意是错误的。同时他认为保卢斯请求希特勒准许他突出包围圈也是犯了一个心理错误。保卢斯应当主动把他的集团军带出陷井。然而他在回忆录中又坦率地承认，企图在十一月突围会比“建立环形防御”等待援军危险更大。
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战争日志记载道，元首对第六集团军的处境抱有“信心”，虽然能否真正给被围的集团军空运它每天所需的七百吨给养是令人怀疑的。这样的空运需要大约五百架左右的运输机，而第四航空队只有二百九十八架运输机。
第六集团军的处境被认为远不是毫无希望的。确实也是这样。可是这时一切都取决于两个因素：空运足够的给养和及时发动救援行动。
起初，第六集团军要求每天补给七百吨军粮、弹药和燃料，以后把最低要求定为每天五百吨。戈林、耶顺内克和空运司令莫尔齐克将军都认为只可能组织每天空运三百吨的给养。即使要达到这较低的数目也要以某些条件为前提，而这些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要有足够多的运输机，在包围圈外面要有足够大的地面设施。（塔津斯卡亚机场和莫罗索夫斯卡亚机场是两个离得最近的机场，离包围圈分别为一百五十和一百二十五英里。很明显这两个机场是不够的）。在包围圈里面，至少还要有四个安全的降落场。除了这些以外，如果再把俄国冬季的特殊困难考虑进去，那就很清楚，戈林的保证若不是不负责任的欺骗，就是他的计算实在大错特错第4 航空队司令冯·里希特霍芬将军的日记中1943年2 月10日记载的内容是：“二十一点三十分，与德国元帅戈林（在罗明滕）进行了秘密谈话。在密谈中，这位德国空军总司令谈到了他自己起初对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很乐观的，因此支持了元首作出的在那里坚守的决定。起初对敌人的包围战似乎无须很久就能取胜。只是在意军一败退，态势就起了灾难性的变化。我（里希特霍芬）承认上述情况属实，但我仍坚持认为本来在一开始甚至在意军败退之前我们就应当看到这一切后果。在那前后作出的所有决定不是缺乏远见，就是没有足够的决心，而且总是为时太晚。他（戈林）对这一切都承认，可是把很多责任推到陆军身上，推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客观环境上，还推到如下这一点上，即元首的想法是正确及时的，而相应的命令在理解与执行上却是太不得力了。”。实际上，空运给第六集团军的给养每天平均只达到一○四·七吨。有一次，在十二月的危急的日子里，一天之内差不多运进了三百吨，但是这是个例外。实际情况是，德国空军面临着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它为完成这个任务所作的努力付出的代价是损失了四百八十八架飞机和一千名机组人员，其中有许多是骨干力量，只有航空学校的教官才能一接到通知就可替代他们。但是牺牲并不完全是无谓的，也许斯大林格勒空运的最大成就是撤出了四万二千名伤员和大量训练有素的各类专家。
曼施泰因最后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抵达设在诺沃切尔卡斯克的新司令部。在当地可得到的部队数量是如此不足，以致只得由一营哥萨克志愿兵执行集团军群新司令部的警卫任务。暂时，这位新任的司令官所能支配的仅仅是他的崇高的威望和出类拔萃的才能以及一个司令部的班子，而不是新锐的师请参看曼施泰因陆军元帅著作的第273 页。曼施泰因在这里较详细地谈到了，关于在陆军总司令也就是说在希特勒的直接影响下，第一次在危机时刻指挥一个集团军群的具体困难。从著作的第294页起，曼施泰因讨论了斯大林格勒局势的发展。。
在动身去他的新司令部之前，曼施泰因给保卢斯发了一份无线电报——我们已提到过它——向他保证会尽最大的努力使他脱险。现在一切都要看该集团军是否能按照元首的命令守住伏尔加河和北部前线，并同时集中足够强大的部队向西南方向至少为自己暂时“切开”一条供应线。
由于第六集团军转属顿河集团军群指挥，也由于它暂时地被包围，它现在被卷入到甚至更为重大的事件中：在顿河和奇尔河一带，第四装甲集团军和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残部正在奋力构筑新的防线；此外还要防护Ａ集团军群的供应线——也许是它的后撤线，因为目前希特勒还固执地把它孤立在高加索的边沿。曼施泰因说得一点不错，虽然第六集团军是使他伤脑筋的问题，但他头痛的问题决不止这一个。例如，仍有这样的危险，当敌人正确地认识到第六集团军暂时失去了行动自由后，会趁机集中所有机动装甲部队突破德军防线向顿河上的罗斯托夫推进。这就意味着有“超斯大林格勒”的威胁，即包围远在南边介于库班河和捷列克河之间的A 集团军群。
曼施泰因不能飞进包围圈亲自看看斯大林格勒的局势，因为顿河－奇尔河前线的局势——只是靠了特种作战集群的帮助才刚恢复过来——依然是如此不稳定，使他感到实在不应离开诺沃切尔卡斯克。可是，到十一月底，他派去了参谋长舒尔茨少将，在十二月初又派去了作战处长布塞上校。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施密特少将都明白无误地告诉这两位来客，他们不可能无限期地守住在斯大林格勒的阵地。据施密特少将的叙述，布塞上校告诉他，曼施泰因持有同样的意见。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劝说希特勒改变他的观点。
第六集团军最后的命运现在取决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开始的援救行动的进程。曼施泰因用以援救行动的军队有从Ｂ集团军群调来的霍利特将军指挥的部队，包括三个步兵师、二个空军野战师和经过改编的拥有二个师的第四十八装甲军，还有从Ａ集团军群抽来的第五十七装甲军，该军包括受到重创的第二十三装甲师以及新近法国调来的第六装甲师。第六装甲师是个满员师，有一百六十辆装甲车辆。第十七装甲师后来也归属第五十七装甲军，但已为时太晚。第五十七装甲军和改编的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拥有二个弱军）则归第四装甲集团军指挥。
霍利特集群奉命在顿河大弯曲部阻击苏军在奇尔河上的进攻，然后向东运动，救援第六集团军。这些指令根本没有得到贯彻，因为这些部队自始至终陷入了无休止的防御活动而动弹不得。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将从科捷尔尼科夫斯基地区的卡尔穆克草原推进，从东南方向援救第六集团军。
在这里，救援和突围同时进行着，但这却是两件事，应注意把它们分开：前者叫作“冬季风暴”行动，这就是霍特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开始的进攻；后者称为“霹雳”行动。
“冬季风暴”行动的目的是与第六集团军重建联系。该集团军本身则应以装甲突围集群往外冲，与霍特的部队会合。同时第六集团军还得固守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狭长地带上的原有阵地。“霹雳”行动的设想是第六集团军应逐渐与敌人脱离接触，准备一旦霍特的部队离得足够近时，全部突围出去。
霍特部队与被围的第大集团军之间隔着强大的俄国军队，其编成内有第五十一集团军、第二近卫集团军、一个装甲军、一个机械化军、三个摩托化军、一个骑兵军、二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旅。敌人在俯瞰卡尔波夫卡－拉科季诺地区的高地上特别加强了兵力。德军很可能在企图突破包围圈时选择这个地方。此外，苏军于十二月十六日到十八日之间在防御外围多处发起了牵制性进攻。
与此同时，第六集团军准备了一支由胡贝将军指挥的突围部队以配合“冬季风暴”行动。这支部队有五十到八十辆坦克。可是燃料情况十分令人不满。空运的效率太差，使这支装甲部队拥有的燃料还不够开二十英里。这意味着霍特的部队必须打到布西诺夫卡村附近的高地。这里离防御外围的直线距离大约是二十英里。只有这样，突围的装甲部队才谈得上作突围努力。这还意味着霍特必须向被围的集团军提供不能空运进去的一切物资，包括各种给养，尤其是燃料。
危急阶段
十二月十九日，危急时刻逼近了。霍特的装甲先头部队在卡尔穆克草原与数量上占优势的俄国军队进行了非常激烈和代价很高的战斗，一直打到米什科沃地区，离被围的第六集团军防守的外围只有四十多英里冯·曼施泰因陆军元帅的观点完全相反。按他的看法，“冬季风暴”行动计划在逻辑上应包括突围和撤退（“霹雳”行动计划）。。
曼施泰因这时认为命令第六集团军参与“冬季风暴”行动的时机已到，因此在当天下午六时，该集团军接到“尽早”把装甲突围部队投入战斗的指令。曼施泰因在他的命令中指出，局势的发展可能需要在“冬季风暴”行动之后紧接着发动“霹雳”行动，因此必须立即着手“霹雳”行动的准备工作。不过，这一行动要等有明确的命令之后才能开始。因为几小时前，即下午二点三十五分，曼施泰因已请求蔡茨勒将军批准整个第六集团军的突围计划。
在这危急的几个小时里以及以后的几天里，保卢斯和施密特感到上面没有及时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仅从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五点五十分到六点三十分之间与顿河集团军群用电传打字电报进行的通话还无法猜出曼施泰因的意图。保卢斯报告说他仅存的燃料只够他的坦克开十二英里。六时十五分，曼施泰因通过他的参谋长通知他，整个形势没有变化。保卢斯问是否可以开始为“霹雳”行动作思想准备。曼施泰因只简短地答复道：“等今晚联系再说。”
在二十时四十分到二十一时之间，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的两位参谋长讨论了形势。施密特解释说，如果既要守住那个“要塞”，又要向顿斯卡亚－察里察一线以南攻击，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最多只能做到用装甲部队向前越过顿斯卡亚－察里察一线作短距离突击——即使这样，他们还得准备在必要时迅速退入防御外围。施密特继续说道，如果要第六集团军守住斯大林格勒，那么只有等到第五十七装甲军到达布西诺夫卡才能作出部署。舒尔茨回答说他完全理解并意识到这一点。
十分清楚，保卢斯和施密特——事实上还有曼施泰因本人——都把“霹雳”行动即全面突围看作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可是不管情况如何，希特勒还不准备给予批准。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估计，考虑到系统地重新编组、从其他防御外围防线上逐渐撤下部队以及采取必要的策略来迷惑敌人，大约需要五天的时间，第六集团军才能实施“霹雳”作战计划。此外，还需要空运进一千吨的物资，包括弹药、燃料和食品。这些飞机回去时可带走八千名重伤员。然而很清楚，保卢斯和施密特不准备违反曼施泰因明确的指令而擅自实施“霹雳”行动。同样很清楚的是——虽然这一点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只凭推测——在这个时候曼施泰因也感到他不可能违背陆军总部的意愿而自行命令发起“霹雳”行动（也可能是由于在顿河－奇尔河和高加索前线微妙的局势的关系）。
电传打字电报通话的记录表明，在十二月二十日和以后的几天里对局势继续进行了讨论。施密特指出，只要紧接着发动“霹雳”行动，“冬季风暴”行动仍然可以发动。但是舒尔茨少将只能回答说陆军总部仍然没有批准突围。
曼施泰因的注意力这时又被另一个更严重的灾难分散了：在北线，敌军突破了在顿河的意大利第八集团军防线。十二月二十二日，曼施泰因只得请求陆军总部同意从“冬季风暴”行动中抽出第二十三装甲师投入到顿河前线，力图挽救那里的局势。
十二月二十三日近傍晚时分，曼施泰因又一次通过电传打字电报问保卢斯，要是在今后几天里运进额外的燃料和食品供应，他是否仍能实施“霹雳”行动。保卢斯以为没有别的抉择，便答道：“我在这里无法判断我集团军的救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究竟是否可能，所以就我而言，越早设法突围越好。顺便提一句，能否将这次谈话看作是发动‘霹雳’行动的权威性的指令？”曼施泰因回答说：“我现在还不能向你下达这种权威性的指令……但我想知道你是否认为你能强行打到霍特那里？”保卢斯回答说：“除此之外，别无办法。”
在一九四二年的圣诞节前夕，舒尔茨将军与施密特将军在下午五时零五分到十五分通了话。舒尔茨告诉施密特说，虽然陆军总部还没有作出有关第六集团军的决定，陆军元帅（曼施泰因）指示他告诉第六集团军决心认定“霹雳”行动为解决办法。不过，必须待天气好转才能空运进额外必需的燃料和食品补给。而且也已进一步紧急请求增派相当数量的援军。
在圣诞节，最后的希望破灭了。由于顿河一线意军遭到惨败，也由于苏军在顿河集团军群左翼又有了新的纵深突贯，曼施泰因（他没有足够的预备队）感到必须重新部署他的部队。第六装甲师得投入到新的作战地段。于是营救第六集团军的希望便成了泡影。该集团军之所以陷入这种绝望的境地首先是由于计划不周的夏季战役，尔后又由于最高统帅在十一月的过分乐观的决策。如今南线的德军重新进行了编组以掩护A 集团军群从高加索向西北罗斯托夫方向撤退，这就决定了第六集团军的命运。虽然保卢斯将军对整个局势不甚了解，但他不难看出这种趋势。
在一九四二年阴郁的圣诞节期间，当保卢斯已经明知不可能守住伏尔加河畔的阵地，而空运也不可能保证部队供应，在这时，他是否应该采取主动，率领他的集团军突出重围？他是否应该把他的集团军挽救出去，而不顾曼施泰因（保卢斯对他极为尊重）的指令，不顾这样的行动对战场上友邻部队可能带来的后果，不顾在遥远地方的元首大本营可能会作出的决定？这是唯一留待将来的历史学家回答的问题。
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突围的决定肯定会激发他的部属的最大力量和坚强决心。他们充分意识到威胁着他们的致命的危险，但是他们肯定没有感到自己已被打败，更没有感到已被“出卖”。军队有个老传统，即总是把现有的补给贮备估计得过低，因此也许会发现司令部人员所不知道的弹药、甚至是燃料的贮备。决定性的因素当然是短缺燃料。不幸的是，还有别的事也肯定无疑：大部分笨重装备和伤病人员只得丢下不管。最后，突围也不会是万事如意的事情：任何向西南方向突围到冬季草原上的企图将是十分危险的举动。事实上，现在没有人能断定突围的尝试是否会成功，这些受到重创的部队能否设法有效地会合在一起在后方建立一条新的战线，以及敌人强大的装甲部队是否会在后撤的德国军队到达安全地点之前就在开阔的草原上把他们切成碎块。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假使指挥官是赖歇瑙陆军元帅或莫德尔陆军元帅，他们一定会尽力挽救他们的军队。
但是象保卢斯这样过于谨慎的人是难于主动承担这样大的责任的——而正是这种谨慎使得他被一些令人苦恼的问题所折磨。例如，事实上到底有没有挽救他的集团军的办法？他甚至有没有权力为了力图挽救他自己的集团军而不顾危及包括Ｂ集团军群、顿河集团军群和A 集团军群在内的整个德军南线？还有，即使他真的试图突围，他的集团军在得救之前是否有可能还要被消灭？总而言之，试图突围到底有没有意义？
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那天就注定了。人们经常把在斯大林格勒的牺牲看作是无谓的牺牲而不加理会。然而应该把整个行动前的不幸的序曲与该集团军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这段时间里的业绩和牺牲截然分开，这一点必须时时强调。有一段时间第六集团军牵制着一百四十三个俄军步兵师和装甲旅以上的部队，甚至到最后它还牵制着五十个到六十个这样大的敌军部队。该集团军英勇和果敢的抵抗（这赢得了敌人的最大尊敬）迫使苏军集中大量部队来对付它而未向德军后方的战略目标推进，从而它就对德国在东线的军事行动作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
在斯大林格勒废墟周围越来越收缩的防御圈中，第六集团军最后的抗击并被全歼一事为人们经常讲述。这一史诗般的殊死战斗甚至一直作为写作的题材，但很少被充分地表现。成千上万的处于绝望抱有怨言的德国部队、将军、军官和其他军阶的人一直战斗到最后以身殉职。然而，那些把斯大林格勒作为题材的德国作家对这个事实不感兴趣。为迎合现代的文学口味，他们对描述第六集团军完结时遭受的悲痛和苦难却津津乐道。
希特勒就是这样一种人的典型，直到最后他还在拼命给被包围的军队打气。年底胡贝将军从斯大林格勒飞到元首大本营对形势作第一手材料的汇报时，希特勒还向他保证说陆军总部正在准备从西面发起一个新的巨大的救援攻势；同时要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空运——到这个时候空运几乎完全停顿下来；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可望在二月的后半月得到救援。这一切的前提是南线的恢复并从高加索撤出A集团军群。只要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能坚持，这种失败后的危险仍然能够转为德国的一个巨大胜利。
曼施泰因这时发觉自己处于对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将军来说都是可悲的境地：暂时他只得依赖被围困的第六集团军坚持下去——他甚至不得不命令它这样做。他这样做至少可使保卢斯不要负最后的责任。在这件事上，保卢斯直到最后都按照所要求的做了。他与各军军长取得一致意见后，拒绝了俄军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要第六集团军投降的要求。接着一月二十二日俄军对被围的第六集团军发起总攻。保卢斯没有请示元首大本营，就拒绝了他的上司曼施泰因的建议。曼施泰因建议——用施密特参谋长的话说——他应当“为最后的结局作准备”，意思是他应当让不能再打下去的部队安排投降，虽然到这时曼施泰因并不象早些时候那样绝望地想依赖第六集团军的牺牲德尔在自己著作的第118 页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保卢斯陆军元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最后阶段的态度。迄今为止，除象曼施泰因这样的回忆录外，德尔少将对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大规模的斯大林格勒之战进行研究的这本著作也是唯一的一本值得认真对待的军事历史著作。德尔本人在其著作的前言中写道：“我的著作的最大弱点是缺少第6 集团军指挥人物提供的证据。有关俄国方面的情况论述得也不充分，因为俄方的材料只能十分谨慎地加以应用。关于俄军的意图、命令和部队行动，这些材料几乎提供不出什么可靠的资料。”本文至少可以弥补德尔提到的第一个缺陷，因为它应用了第6 集团军参谋长提供的证据和材料。就俄方的材料而言，情况仍不能令人满意，虽然其间出版了叶廖缅科元帅（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朱可夫元帅关于第62集团军的回忆录。在写本文时，作者还未得到这些回忆录。。
在苏军成功地把德军占领区分割成两块以后，最后的结局于一月三十一日来到了。当俄国军队出现在斯大林格勒行将灭亡的第六集团军最后一个司令部前的红场上的时候，刚擢升为陆军元帅的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施密特少将投降了。那些抽调到这里来保卫司令部的德军不等命令便放下了他们的武器。二月二日，在北部地区指挥第十一军残部的施特雷克尔将军也投降了。从一月二十二日以后，本来没有意义再作牺牲，但是保卢斯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偏离他曾经走过的道路。就这样，一名陆军元帅、二十四名将军以及大约九万名官兵当了俘虏。这是比死亡好不了多少的一种形式。直到最后一刻，希特勒仍禁止任何形式的投降。他现在认为保卢斯没有象他应当做的那样行事，并说保卢斯到了流芳百世的边缘时失节了，他应当自杀。
斯大林格勒之战一再被描绘成东线战争甚至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如冷静地估计，就会表明斯大林格勒战役不配在历史上占有这么高的地位。稍后，在二月中旬的哈尔科夫第三次战役中，德军显示出它的好斗精神丝毫没有丧失。正是在这次战役中曼施泰因实现了他的最辉煌的成绩之一：从后方发起反攻把突破防线的苏军封锁了起来。只是在代号为“城堡”的夏季攻势失败以后，以及在库尔斯克与别尔哥罗德两次战役以后，东线战场的主动权才最后转到敌人手里。从此以后直到战争结束，主动权一直为敌人掌握着。
然而，斯大林格勒肯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转折点，一个心理上和政治上的转折点。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信心。相反地，德国的卫星国和中立国对希特勒领导的信心开始下降，墨索里尼尤为如此。斯大林格勒的灾难在外交上和政治上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虽然其影响到了后来才完全为人们认清。
这一失败对德国民众的心理影响更为深远。尽管戈培尔狂热地呼吁进行“总体战”，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以后，那种把元首视为万无一失的天才而产生的那种神秘感和往往不可思议的信心开始消退了。正是从这时起在参谋总部的一些年轻军官中开始形成一个共同战线，反对希特勒对战争所作的愚蠢而又不光彩的指挥。他们步步进逼，准备采取行动。自斯大林格勒失败、直到今天为止，德国人对任何形式的领导，对军人的准则，对荣誉、服从、人的尊严和自我牺牲都产生了怀疑，这显然是由于希特勒如此明显地滥用而激起了反感。但是，客观地说，这些想法在当时都不算是邪恶的，现在也不能算是邪恶的。
就这样，由于它持久的影响，斯大林格勒战役不仅是德国的一个军事失败，它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季攻势中，希特勒错误地把宣传、政治和战略混为一体。他最后不得不为这一错误付出代价——而全体德国人民也不得不随着遭灾。
德国对同盟国补给线的潜艇战
到一九四三年年初，西方同盟国几乎在各条战线上都已取得了战略主动权。一九四二年六月，对科隆、埃森、不来梅进行的首次“千架轰炸机袭击”，非常清楚地表明德国空军无望与英美空军的进攻力量相匹敌。与此同时，日本由于在中途岛之战中失利，丧失了其最有效的武器航空母舰，因而从一九四二年八月起被迫转入防御。还有，一九四二年最后几个月可以看到，在地中海战区由于阿拉曼战役和西方盟军在北非的登陆发生了有利于西方同盟国的转折；在东线由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发生了有利于俄国人的转折。但在所有战役中持续最长的战役——大西洋之战却方兴未艾。
在这场最重要的补给线之战中，英国生死攸关的补给线岌岌可危：其沿海船只受到德国海空军攻击，航线被布满水雷，港口遭空袭，与欧洲大陆的联系也告中断。之所以中断，是因为德国占领了挪威与法国以及对欧洲海域和大洋上同盟国和中立国的船只实施了海空战。德国进行此战最有效的武器便是潜艇。这一武器在历时近六十九个月的大西洋之战中一直首当其冲，虽然有时也得到战列舰、巡洋舰、辅助巡洋舰、远程轰炸机和意大利潜艇的支援。
德国海军与补给线之战
战前几年中，德国海军界对如何进行这场补给线之战意见纷纭。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季，德国海军总部才成立了一个计划委员会来研究对英海战的问题。先前鉴干一九三五年英德海军协定规定的两国兵力比例以及对英海战需要大量物资，实施这种海战几乎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时的德军潜艇舰队司令邓尼茨上校早在这之前就得出结论：在发展潜艇舰队时，他不得不首先考虑对英国补给线进行一场海战的可能性问题。邓尼茨认为战争一旦爆发，英国会立即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非常有效地保护其运输船只的护航系统，这个看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因此他就从一九三五年开始连续好几年对所谓“群”或“狼群”战术进行试验。他认为，对付敌人集中在海上运输队中的运输船只和护航舰艇的唯一办法，是对德国潜艇群或“狼群”进行直接的战术控制。一旦到紧要关头，邓尼茨就打算采用这种战术。因此在英德海军协定许可范围内，他主张搞一个尽可能庞大的潜艇建造计划，而其中尽可能多造中型（VII 型）潜艇。在他看来，这一型号的潜艇最适用于攻击海上运输队。但是德国海军总部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潜艇还得独立作战，因此主张建造火炮性能良好并能长时间停留在海上的更大型的潜艇。它认为这样的潜艇能对远洋敌人的运输船只进行巡洋潜艇战。战前年代里，邓尼茨与德国海军总部之间的这种意见分歧，导致了潜艇建造计划放慢了速度。
战前德国潜艇建造计划（单位：艘）
类型1935年1936年1937年1938年1939年总计（截至1939年9 月1 日为止）
订购
Ｉ型（大型） 2
2
II型（小型） 20 4 4 2 2 32
VII 型（中型） 4 6 9 2 4 25 35
IX型（大型）
6 4 3 13 19
Ｘ型（布雷潜艇）
4
ＸＩ型（巡洋潜艇）
4
总计26 10 19 8 9 72 62
已经建成14 21 1 9 12 57
根据计划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德国海军总部提出了两个对英海战的可能方案：第一方案是由潜艇和袖珍战列舰对英国商船进行攻击。其优点是很快即可付诸实施，尽管由于只对一种目标进行攻击，其取胜的战机不是很多。第二方案即建造一支大型舰队的方案，花钱较多而且需较长时间才可付诸实施。但是该方案至少使德国拥有一支具有真正战斗力的多种舰队力量均衡的海军，从而德国不仅能对英国商船，而且也能对英国舰队进行海战。英国舰队将由于同时要在许多不同地方担负保护运输船只的任务而分散力量。
希特勒要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放心，一九四六年以前不会使用这支庞大的舰队。他决定采纳第二个方案，即“Ｚ”方案，并采取措施立即付诸实施。他命令海军马上建造六艘超级战列舰、三艘战列巡洋舰、六艘轻巡洋舰，以及适当数量的轻型舰艇。除已经建成或正在建造的七十艘潜艇外，该方案还提出建造十七艘巡洋潜艇、四十七艘大型（IX型）潜艇、七十五艘中型潜艇和二十八艘小型潜艇。
德军潜艇舰队司令邓尼茨不赞成这个方案。他担心英国不会置之不理，目睹这样庞大的海军建造计划完成到底。他还担心在计划完成之前就爆发战争。这样，德国就会既无舰队，又无足够数量的潜艇。根据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冬进行的图上对抗演习，邓尼茨已经得出结论：如果德国在对海上补给线运输队的海战中要有取得真正胜利的把握，则他至少需要三百艘远洋潜艇，其中大约一百艘应放在实战地区。他仍然认为VII 型这种中型潜艇最适于承担此任务，因此他建议这种潜艇与其他各种潜艇在建造时的比例应是三比一。但是直到一九三九年夏季进行了攻击敌海上运输队的模拟演习（这次演习确实证明了他的观点）之后，他才成功地说服了德国海军总部接受他的观点。不过还没有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战争就爆发了，结果德国海军准备很不充分，无法进行所设想的对英国补给线的海战。上了计划的战列舰和巡洋舰还没有造好。至此，德国海军仅拥有三艘袖珍战列舰和五十七艘潜艇，而其中只有两艘袖珍战列舰和二十三艘潜艇作好了准备，随时能开往大西洋执行任务。
一九三九年——九四二年的大西洋之战
德国潜艇在英国海域的单艇作战
在大西洋之战的第一阶段（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年三月），那些作好战斗准备的德国潜艇在北大西洋东部直布罗陀和赫布里底群岛之间进行单艇作战，攻击的重点指向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以西，因为同盟国的大西洋海运航线在此开始汇合。在该战役的第一个秋冬，德国海军曾作过三次尝试，企图把战前发展起来的战术思想付诸实施，采用由陆军战略司令部控制并由一艘潜艇的艇长直接指挥的潜艇群来攻击同盟国的海上运输队。但这三次尝试都失败了，因为在任何一个时刻，作战地区潜艇的数量都太少。可供使用的几艘新潜艇仅能补偿损失，使得可以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数量大致稳定在二十艘左右。但是除了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一批潜艇数量较大以外，其余任一时刻在海上的潜艇确实很少超过上述数量的三分之一，因为那些初次出故障的潜艇要在船坞里停很长的时间才能修好，原因是分配给船坞的潜艇修理工人数量不足。由于不得不环绕英国的这一航程很长，所以同一时间里在作战地区的潜艇很少超过六至八艘，通常只是三至五艘，有时甚至更少。尽管潜艇单艇作战的成果很大，但是想用这么几艘潜艇来取得真正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因为它们的活动还受到国际法的种种限制，这些限制只是逐步被撤销的；何况，鱼雷还经常失灵。
这些德国潜艇在大西洋之战第一阶段的海战中，共击沉船只一百四十八艘，达六十七万八千一百三十登记总吨位，几个月里，在其他地区也进行了海战：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和“格拉夫·施佩海军上将”号，在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作战，共击沉同盟国五万七千零五十一登记总吨位的船只；较小的潜艇用鱼雷和水雷对英国东部沿海的船只进行攻击，共击沉二十六万七千四百四十三登记总吨位的船只；驱逐舰布的雷区，共击沉二十二万六千九百八十九登记总吨位的船只；还有一九三九年十一、十二月份，德国空军利用所布的水雷和所扔的炸弹，共击沉六万四千五百九十六登记总吨位的船只这里和后面引用的船只损失数字是本文作者与其本国和外国的许多专家密切合作得出来的。其中以英国的统计资料为基础，即“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日英国海军参谋部贸易处提供的１９３９年９月３日至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外国被敌击沉和击伤的商船统计资料”。这些数字均与德国战争日志、许多其他国家官方出版的船只损失统计资料以及无数已出版和未出版的统计资料和研究著述作过核对。。
一九四○年四月，对英补给线的海战由于需要集中大西洋和北海的所有潜艇去配合入侵挪威而中断。但是这些潜艇的作战完全失败了。许多攻击是针对敌人战列舰、巡洋舰和运兵船发动的。尽管它们一往无前，英勇坚毅，但所有攻击都未能取得成功，因为鱼雷上的定深装置精确度差，也因为磁性引爆装置由于在战时条件下缺乏足够的试验而失灵德国海军作战局局长后来通过计算断定，如果挪威作战期间所发射的鱼雷都能精确命中，则受到攻击的四艘战列舰中至少有一艘、十二艘巡洋舰中至少有七艘、十艘驱逐舰中至少有七艘均应被命中。同样在对运输船只的五次攻击中，也应命中许多次。。有关鱼雷失灵的原因当时无法确定，从而发出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命令，结果造成一片混乱，挫伤了潜艇官兵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