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被1942年一系列奇迹般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日本政府曾经一度放松了战争物资的生产。但到1943年，失败使一切都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在地方层次上负责定量供应的邻组忙着把不易保存的食物发放到成员手中，同时还忙着派遣成员们到最近的分配中心去拉回配给品。
木头做成的服装
在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物品紧缩的迹象都变得越来越明显。日本制造的衣服中的大部分都是用一种名为“Sufu”的极脆弱的布制成的，这种布的原料就是一丁点儿棉花以及木浆和树皮，然后把他们纺在一起。日本的纺织工业以前位列世界第三，它的羊毛从澳大利亚进口，而棉花则从印度、美国、埃及和巴西进口。在二战切断了它的原料供应之后，它就不得不采用代用品。最初，纺织厂试图改用在中国占领区所产的棉花。但是事实证明，短绒的华北棉花在专门为棉绒较长的印度和美国品种设计的机器上根本无法纺织。最后，政府一次性 地销毁了超过800 万个的纺锤和25万台织布机，对剩下来的纺织厂，政府命令他们不断提高sufu在棉布中的比例，同时为了解决羊毛供应的不足，就加入了破布、桑树皮和山羊毛。
日本只有一种纺织品能自给自足，那就是丝绸。先前，几乎所有的绸布都出口到了西方。海外市场的丧失现在却给后方的人们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福利。日本的妇女们发现丝绸内衣这种二战前闻所未闻的奢侈品现在不仅随处可见，而且价格十分低廉。
但是在鞋的方面就没有这种意外的便宜了。军队对于皮靴不断增长的需求，使民用鞋的生产完全陷于停顿；而为了生产飞机和卡车轮胎，大部分日本人都穿的那种胶底拖鞋也无法再生产了。政府相应地加速生产笨重的木屐，并向那些满腹怀疑的平民们大力推广这种“爱国鞋”。为了配合这场运动，东京帝国大学的高次健二博士宣称，这种木屐能够“非常好地加强脚趾尖上的小块肌肉”。无论信不信这位博士的话，大部分人都穿上了木屐，并且把战前的最后一双鞋保存起来，以备在特殊场合穿用。
Nukapan：“你一吃就会哭。”
然而，每个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还是填饱肚子。尽管日本在战时并没有遭到大规模的饥荒，但从1943年开始，上百万的人们都经受着食物不足的痛苦煎熬。而到了1944年，食品匮乏已经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困扰。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排队等着领口粮，以及到农村搜寻食物。这样一来，日本战时产品的生产就被大大地削减了。
当1941年对美战争开始的时候，在充当日本人每顿饭主食的大米中，有80% 都是由日本的 农民们自己生产的。政府预想在维持充足的大米供应方面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毕竟，日本的农民拥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大米单产纪录。日本大米年消耗量的另外20% 是由其殖民地朝鲜和台湾提供的。而日本人膳食中的另外两个基本品种：酱油和豆腐，则是用从满洲进口的黄豆制成的。
但是，不久之后，那些正常情况下用以装运大米和黄豆的船只，全都被改用来运输军队和军火了。而那些本来需要在田地里辛勤劳动的青年们则被征去服兵役。原来用做稻田肥料的化学品被用于生产高效炸药。而由于政府征用农田来修建兵工厂和空军基地，粮食生产的土地一共减少了8.5%。
1943年，食品进口下降，政府为了弥补大米的供应不足，就把它和小麦及大麦掺杂在一起。为了使口粮达到规定的重量，甚至连土豆都被加了进去。家庭主妇们不断试验着新的烹调方法，以把这些大米的混合物变得可口一些。但并不是所有试验都能成功，有一种叫做“nukapan ”的东西，它是用小麦粉和米糠做成，就使很多人感到反胃，有一位失望的妇女写道：“它看起来就好像吃的蛋糕，但尝起来是苦的，闻起来就像马粪，你一吃就会哭。”
不久之后，就连那些老实的人们也在偷偷摸摸地筹划着怎么得到额外的口粮了。由于孕妇每天可以得到70克大米的增补量，声称怀孕的妇女数量一下子可疑地增多起来。格温是一位日本外交官的美国妻子，二战期间留在了日本。她回忆看见一位妇女直接到领口粮队伍的最前面去取她的那份特别配给品。但就在她离开的时候，一个垫子从她的衣服里面掉了出来。“其他的妇女们全都怒骂了起来。”格温写道，“那位可怜的女人哭了起来，解释说，除了要照顾七个年幼的孩子，她还有一个90岁的婆婆要侍候。我们都大笑了起来，但从此之后，孕妇们都会受到仔细的检查。”
“幽灵人口”的口粮
再有的就是为所谓的“幽灵人口”索要口粮。这些人口包括已经去世的叔叔阿姨，已经辞退很久的佣人以及近来并没有来的膳宿学生（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尽管警方和司法省一再重申警告，那些纵容虚报人口的邻组头目将会被投入监狱，但实际上，据估计发放给不存在人口的口粮达到了100 万份之多。
另外，短缺还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黑市的活跃。黑市交易包括了所有的东西，特别是那些 易变质的食品，它们通常是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获得的。从事黑市的人不光是犯罪老手，还包括那些从未触犯过法律的人们。他们大肆地收购囤积紧俏商品，然后再以高得惊人的价格卖出。在1943年的一次调查中，2000个家庭中有一半都在黑市上购买过某些食品。一年之后，东京的居民们要依赖地下市场获取他们十分之一的大米，三分之一的鱼和三分之二的新鲜蔬菜。
黑市上的购买者们受到的盘剥是惊人的。到1944年3 月，大部分商品的黑市价格比政府最高限价高出10倍，大米的价格是政府价格的14倍，到了同年的12月，大米的黑市价格涨到了官价的44倍，而且还在不断上涨。一块肥皂，官价为十分之一日元（2.3 美分）拿到黑市上就卖到了20日元（4.60美元）。八磅一袋的糖在官方渠道中卖3.75日元（86美分），而在盟军的海上封锁切断了从台湾的白糖进口之后，在黑市上就涨到了1000日元（230 美元）的天价。
黑市购买者们也要冒不少风险。他们付了钱但并不能保证拿到所购买的商品，但他们也无处申诉。因为无论对于贩卖者还是购买者来说，黑市交易都是违法的。在进行每次交易时，购买者都十分警惕一个特殊的警察部门———经济警察，他们是专门为没收非法货品和惩治违纪者而设立的。
格温就是一个黑市的受骗者。一个没有信用的家伙到她家去推销“练炭”，就是一种用木屑、煤和木炭压成的小煤砖，日本人把它们放进可以移动的火盆里给房子供暖。那个小贩说由于他的煤砖刚刚做好，含的水分很大，所以可以在飞涨的黑市价上给她一个相当大的折扣。格温没做什么讨价还价，就买下了他一整车的练炭，并将它们一块一块小心翼翼地摆在花园里晾干。但是，在它们干了之后，并没有变成宝贵的燃料，而是裂成了黑色的泥坯，原来这些煤砖正是用黑泥冒充的。可以想像，在此之前，小贩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当然，日本的精英们不需要去和黑市贩子们打交道，也不用排除领口粮。特权阶层（包括高级军官，上层官僚以及实业家们）的成员们运用影响力在他们的房子里储满了食品、酒类和其他的紧俏商品。他们在对普通大众关闭的饭馆里吃饭，并且继续在大城市的艺妓馆、酒吧和妓院里享乐，晚至1944年，上层社会家庭中仍然雇佣着60万女仆和其他的仆役。
随着领口粮队伍的增长，那些不这么幸运的人们对于有钱有权者的憎恨也与日俱增。到1943年，有一种流传广泛的抱怨是：“所有的东西都被军队、黑市和权贵们弄走了。只有傻瓜才去排队。”那些傲慢自大、养尊处优的高官们面对批判的浪潮保持沉默，特别是在军事失败的消息最终开始传回本土时。记者加藤益雄报道说：“人们说他们不会吝于让胜利的陆军和海军享受特权，但是失败者们就不应该期望受到优待了。”
那些负担不起黑市价格的人们，为了得到所需的东西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在每天额定的四根火柴用光之后，主妇们就用燧石打火来做饭，她们开始用硕大饱满、含油丰富的松果来充当做饭的燃料。烟民们在吸完了每天定量的六根香烟之后，就把茄子和柿子的叶子晒干碾碎，卷在从口袋书上扯下来的纸里做成代替品来抽。一向精于品鉴发酵米酒的行家们，不得不努力让他们品味适应一种粗劣的代用品，它是用红薯酿成的，因为红薯的数量比大米充足。这种红薯酒十分有劲，以至于人们给它起了一个“爆弹”的绰号，意为炸弹。
宣扬少洗澡的美德
那些买不起黑市洗衣皂的家庭主妇们，改用一种由碱和洋槐树荚果构成的混和物来洗衣服。漂白剂在货架上根本看不到踪影，于是不知哪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妇女把夜莺粪放进了她的热洗衣水中，这可是一种天然的增白剂。而厕皂的代用物则是一个装满了米糠的棉布包。
有一些日本人成功地在短缺中发现了幽默之处。一位困惑的公民在一篇题目为《维生素D 在洗澡中流失》的讽刺文章中声称没有肥皂是一件幸事。但是，对于政府来说，如何保持公 民的清洁并不是一件轻松可笑的事情。当1944年初燃料短缺威胁到许多东京的公共浴室的时候，市议会召开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
城市的长老们认为，沐浴对于公众健康和心理幸福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维持浴室的开放。邻组的成员们被派出去四处搜寻浴室用的木柴，而每个地方浴室的顾客们都被动员着捐出他们的旧木屐做为燃料。浴室的经营者有责任保证顾客们的满意，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警察就有权让另一个能保证水热的人来换掉他。
尽管日本缺乏大多数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钢铁和橡胶，但它在二战时却拥有充足的一流劳动力。日本工人十分勤奋，而且对其公司的兴旺发达有极强的责任感，他们10小时一班地工作着，从不进行停工或罢工。日本的企业对它的劳工采取一种家长式的态度，公司照顾着工人及其家庭的健康、教育和娱乐。因此，工会在日本战前就没有获得一个重要的地位，而到了1942年，政府下令取消了一切代表工人利益的全国性组织，无论是工业工人的还是农业工人。
虽然具有高效和忠诚的优点，日本的劳动力还是没有满足国家战时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政府，因为它从来都没有成功地把计划经济和生产集中起来。直接的结果就是各种互相冲突的政策和命令搅在一起成了大杂烩，以致创造性被压制，生产量下降，许多部门的劳动力几乎被置于奴隶的地位。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政府中那些负责战时产品生产和兵源组织的部门之间缺乏合作和协调。军方的权威人物们深深坚持着古代武士的信仰：每个男人首先都是一个战士，因此他们丝毫不加区别地把那些对于日本的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的工人们也统统征去打仗，这些人包括：工程师、电动技师、工头、机械师以及技术娴熟的木匠。
被称做“飞行杀手”的战斗机
到1943年9 月，已经有300 万工厂工人被征入军队，导致飞机制造厂、造船厂和兵工厂产量的严重下降。“我们的技师太少了，根本无力维持生产标准，”一位日立电器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失去了1000个熟练的工人，要用4000个生手才能替代他们的工作。”当经理们试图把传统的每天一班共10个小时的工厂运作方式，扩展为24小时轮班倒的方式时，他们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不止一个重要大型电子工厂不得不取消了两班，因为那些生涩的夜班工人们报废的零件，比生产出来的还要多。
大型的流水线工厂都依靠一种稳定的细小部件供应。这种供应来自于数以百计的小型厂家，在这些小厂里，许多都只雇佣着两三个技师。这种情况使生产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了。因为这些小供应厂家中只要有一个关键性的工人被征走，它的整个生产部可能陷于停顿。
军方的干扰也给战时产品生产带来了全面的不利影响。陆军和海军都派出了低级军官，到那些生产诸如飞机部件、船用发动机和枪支瞄准镜之类关键性零件的工厂进行监督，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商业或工业毫无经验。加藤益雄后来写道：“这些低级军官都演变成了他们自己权限内的小东条英机，乱发着各种强制又无理的要求。”
因为受到了这些不受欢迎的监督者们的驱策，工厂的经理们极力争取完成不断增加的船只、飞机和枪支的生产定量。这样一来，质量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名古屋附近的三菱飞机厂，飞机被仓促地制造出来之后就装上牛拉的大车。中岛一家工厂的条件几乎同样原始，他们接到命令要在1943年9 月到1944年3 月期间把飞机发动机的产量翻一番。这家公司的总裁中岛知久平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动用了所有的物力和资源，但是在3 个月之后，所有的零件和原料都用光了，机器也筋疲力竭，而且熟练工人都被征入军队，取代他们工作的都是一些学校的小孩子们。”
其结果是不难预知的。截至1944年底，日本的新造战斗机中大约有三分之二都在到达作战地区之前就坏掉了。一种由中岛工厂生产的陆军战斗机Ki84缺陷极为严重，以至于被起了“飞行员杀手”这样一个可怕的外号。
传家宝换芜菁
政府拼命地寻找人来替代那些被征入伍的工人们的位置。为了增加工人的数量，那些生产非必需商品的工厂和商店都被关闭了。劳工政策最终变成了一个鼓励和强制掺杂的奇特混合体。一方面，政府采取各种方法，如许诺给予额外的口粮，增加报酬，以及每月三升酒等，来鼓励男子们自愿从事那些困难但重要的工作，如下矿采煤及码头装卸等。另一方面，政府建立了一个劳工征调的制度，主要是胁迫人们“自愿”地工作。
所有年龄在16至40岁之间的男子都要求进行战时产业的政府登记。到了1944年初，登记的范围扩大到了从12岁到59岁所有的男性。实际上，只有大约150 万男子收到了关于劳工服务的那张可怕的白色通知，而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迅速在本地的工厂寻找了一份工作，通过这种方法，躲开了可能被派到远离家乡的兵工厂的厄运。
尽管妇女们并没有受到征调，但她们也陷于无休无止的自愿劳动的压力之下。对于她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在兵工厂里的劳动实在是太繁重了，而且条件还在不断恶化。休息日缩减到了每月三天，日工作时间被延长到了12个小时，然后又变成了13个小时，最后变成了由雇主自行决定，这就意味着要一直工作到定量完成才能下班。为了节省通勤的时间，许多工人选择住在厂里，就把睡觉的垫子往离流水线仅几英尺远的地板上一铺了事。
繁重的工作，单调的生活以及严苛的管制使中本广子几乎无法忍受。她是一位女中学生，在广岛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工作。她回忆道：“上夜班时，在站立好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疲惫地走到餐厅里去吃晚饭。晚饭就是一碗稀薄滚热的清汤，中间通常漂着一根面条，碗底上还躺着几颗黄豆。我们会狼吞虎咽地把它喝完，然后返回工厂工作。
随着冬天的到来，中本广子和她的工友就得冒着严寒工作，因为根本没有燃料来取暖，“终于有几个空的汽油桶被拿进来，里面烧着小块的木炭，看着这些小炭块在闪闪发光，闻着烟的味道，我们觉得暖和多了。”
“晚上11点，我们回到宿舍，我们被要求安静地上床睡觉。但突然之间我们长期的共同纪律约束和自我控制一下子崩溃了，我们根本无法安静下来，我们跺着脚，大叫着，还跳上跳下。我们吹起口琴，放开嗓门唱歌。工厂的经理会进来大喊：‘安静！不准发出声音。’我们只会更大声地唱歌，我想当时我们都有一点儿疯狂。”
工人的工资低得可怜，而且日益陷入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困境之中。政府把工资和物价都冻结在了1939年的水平，但是由于物资短缺和越来越多的必需品流向黑市，价格冻结变得毫无意义。慢慢地，工资获准可以增加，但是在二战期间，日本家庭的生活消费在以至少每年20% 的速度增加着。
尽管物价不断上涨，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钱从工人们的口袋里流向了二战的财政支出。由雇主从工人工资里扣除的收入税，从1942年的10% 增加到了1944年的15%，任何年收入超过了3000日元（大约690 美元）的人还要被征收最高达到50% 的附加税。而被政府拿走的最大一笔钱还在于国家储蓄以及债券购买计划，按规定，平均每个工人要将其工资的20% 用于这一计划。这个投资计划的征收工作是由邻组负责的，为了完成政府下达的指标，邻组的头目们一再地向属下们进行恳求，有时还稍微带着一点点威胁。
存在这个储蓄项目里的钱如果没有得到邻组的同意是不能抽回的，而且还必须是在发生意外事件的时候。原则上政府债券是可以买卖的，但其中许多都无法赎回，因为根本就没有发放过任何凭证。官方对于这点解释为由于纸张的极度短缺使政府无法印刷债券，但实际上最可能的原因是，购买者的资金被故意冻结，使他们无法获得资金的支配权。
许多日本人对这种形势进行了无言的反抗，他们尽可能地消极怠工。在一些工厂中，工人的缺勤率达到了25% ，许多工人在春秋两季未经许可就擅自离开，回到田里去帮助耕种和收获。有一些工人请假去干家里的杂活和处理私事，还有一些人在公共交通系统陷入停滞而不得不走路或骑车走很长一段路去上班时，干脆就呆在了家里。
但对于一些工人来说，反抗是不可能的。这些不幸的人就是66.7万名朝鲜劳工和3.8 万名中国劳工，他们签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来到日本，最终却被当作奴隶役使。一整天中，他们都要在荷枪实弹的守卫监视下，从事那些最苦最危险的劳动：码头装卸，沉重的建筑工作，炼钢以及挖煤。到了晚上，他们则被锁在相互隔离、混合居住所里，有的周围还装着通了电的栅栏。当他们的合同期满之后，这些外国劳工被告知没有船只可以送他们回国，在二战期间，他们就一直身陷于日本。
朝鲜人被日本守卫虐待，但由于他们是日本帝国的法定臣民，受到的对待还不至于太惨，遭遇最为悲惨的是中国人。警察告诉日本监工们说：“你对中国人越好，他们的要求就越多，也就越吊儿郎当。因此，你们完全不必心慈手软，也不必宽宏大量。”
大部分的监工极力采纳了这一建议。当中国劳工没懂用日语下达的命令时，监工就用木棍抽打他们，而如果中国劳工试图躲闪这顿毒打，他们就会被打到失去知觉，当在三池煤矿中的几十名中国劳工被大火困在一个矿井中的时候，煤矿经理甚至懒得进行任何救护行动。那个矿井的入口被封死，其他的工作照样进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但事后证明有13名日本工人也在这场大火中丧生。
除了死于毒打和事故之外，有许多中国和朝鲜劳工纯粹是劳累致死。据估计，有超过六万的朝鲜劳工死于日本的监禁之下。而在中国劳工中，死亡人数为7000人，超过了总人数的17% 。
在九州北部的花冈铜矿上劳动的850 名中国劳工中，共人有418 人死亡。他们对于残酷的虐待和非人的工作条件忍无可忍，于1945年6 月发生了暴动。警察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镇压了这场暴动。死于这次暴动的人中有许多都是被毒打致死的。
日本工人中的死亡率也同样很高，由于长时间在不安全、不卫生的工作场所进行劳动而引起的疾病和疲劳是主要的致死原因。生产事故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恶劣的卫生条件引起了痢疾、斑疹伤寒和伤寒性的发烧，营养不良引起了传染性脚气，使感染者疼痛难忍无法行走；位于鹤见的三菱玻璃厂的经理发现在他的工厂工作的妇女和男孩子们中间有 30%的人都感染了这种脚气。而拥挤的居住环境和阴冷潮湿的工厂则引起了肺结核的惊人流行，仅在1943年就有超过17万人死于这种疾病。
患病者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救治。由于军队的占用和盟军对原材料的封锁，医生和医院手中的药品极为短缺，包括杀菌剂、血浆、血清、磺胺类药物以及疫苗等。实际上，许多医院本身都变成了危险之地。由于医生和护士的减少，医院的卫生标准极度下降，由于设备的缺失，医疗技术也变得越来越原始。外用绷带不得不反复地清洗之后再次使用。药品短缺严重到人们被敦促着去种植中草药，以弥补商业药品供应的不足，
由于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的短缺，日本五家精神病院中有四家被迫关闭。然而，尽管精神病的诊断和治疗都十分缺乏，尽管战时生活的压力无比巨大，但是日本的自杀率竟逐年下降。看起来似乎是完全的就业率和对战争的投身工作帮助人们抵消了个人的恐惧和焦虑的心理。
二战给日本1400万农民和农业工人带来了新的困难。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可以用一个古老的日本讽刺性说法来进行很好的概括：“农民不应该活着，也不应该死。”农民们依靠小片的土地维持生存，每片的平均面积只有2.5 英亩，其中有许多还是按高得离谱的地租从富有的地主那里租来的，一位农民抱怨说：“他们对我们喊着‘交租，交租’，然后就过来哼着小曲把我们用血汗种出来的稻米拿走了。”
为了达到战前的粮食和蔬菜的产量，农民们不得不增加劳动的强度和时间。但在作为农村生产力中坚的青年人中，有280 万青年男子和65万青年妇女离开了土地，到军队中服役或到兵工厂里工作。军队在战争初期征用了大部分的农用马匹，而在1942年全日本的拖拉机一共只有99台。化肥的短缺，和两个冬天异乎寻常的严寒进一步减少了日本的粮食产量。
大部分的农活都落到了妇女的肩上，农民的妻子、母亲、女儿甚至祖父母都要出来劳动。小孩子和少年们在暑假及学校假日期间也帮助进行除草及其他的琐碎农活。当然，有一些年轻人没有把这些活当回事。一张横滨的报纸在1942年6 月报道说：“农民们抱怨高中学生们本来应该帮助收割大麦，但他们常常把干活当成儿戏。他们并没有显示出多少对农活的喜爱。”
但是，随着劳动力短缺的日益严重，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截至1944年10月，在200 万的在校学生中，有许多人都参加了志愿小组下田工作。有时候整个城市的学校都下乡劳动，而由于很多天都呆在田里劳动，压力巨大的老师们试图压缩课程。
从1943年开始，政府向农民身上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它要求农民上交额定的大米、小麦、大麦和土豆，这些定额根本不考虑由于病害、天气和肥料短缺等原因造成的欠收。那些产量较低的农民不得不将所有的粮食都交给政府，然后又不得不申请口粮来维持家庭的生活，处境十分可怜。
作为对这种官僚强行掠夺的回应，农民开始控制交给口粮管理部门的粮食数量。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农民囤积粮食导致了通过官方渠道分配的数量减少，城市居民就被迫直接从农民手中直接购买；物价就上涨，货币贬值，农民就开始要求用衣物、厨具、烟草以及其他紧俏商品来交换他们的农产品。
周末的时候，公路和铁路上都挤满了城市居民，他们大包小包地提着自己的所有物品到农村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芜菁、包菜、红薯和大米。一位东京的中学生沮丧地看着她的家人把他们十分珍惜的财物拿去换了食品。她说道：“我们先吃掉了妈妈的结婚礼服，然后又吃掉了自行车，接着是缝纫机，然后我们四处观望，说着：‘我们还有什么能吃的吗？’”
私下放映的《乱世佳人》
经济警察试图阻止愈演愈烈的物物交换经济。因为它破坏了官方的配给系统。那些被发现进行黑市交易的公民，将被控触犯以下三项罪名中的一项或者全部：支付高于官价的价格，获得超过官方定额的口粮，或者是运送非法获得的食品。有谣传说东京以东地区的警察管得很严，所以东京市的大部分居民全都跑到了以北和以西地区的乡村小镇上。大部分的物物交换是由妇女来进行的，因为她们在回家的路上如果被警察抓住，似乎更容易幸运地脱身。
这种物物交换制度也加剧了历来存在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敌对情绪，他们都互相指责对方，喋喋不休地诉苦不停。记者加藤益雄写道：“城里人不得不背着包袱鬼鬼祟祟地到农村去换取足够的食物赖以维持生命，但他们对此十分憎恶。”反过来，一些农民认为城里人养尊处优，有足够的钱来支持他们的这种生活。一位农民在1943年曾说道：“当我们偶然地逛东京的时候，人们在歌舞伎剧院的门口挤成一大堆抢着买票。一想到我们辛苦流汗种出来的稻米竟然给了用这种方式消磨时间的城里人，我们真觉得难以忍受。”
在日本只有极少数的人会用这种道学的眼光来看待商业性的娱乐活动，特别是对于歌舞伎来说。娱乐活动是战时生活中巨大压力的一种重要缓解方式，人们都成群结队地赶去观看他们喜爱的演员们身着绚丽的戏装，一边念着轻快的诗句道白，一边迈着优雅的台步走来走去，不仅仅是东京的居民才喜欢这样。政府认识到歌舞伎是振作人民士气的好方式，于是就把表演搬到了马路上，一个由著名演员尾上菊五郎率领的剧团在地方剧院、工厂礼堂以及矿山工地上演出，博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欢迎。
由于歌舞伎在日本文化中占有一个神圣的地位，所以它的演出一直持续到了二战的结束。但几乎所有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发生了变动，不是被削减，就是被消灭掉了。有许多种艺术形式都被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用来促使人民坚定意志去面对将要遭受的苦难。1944年3 月，一个芭蕾舞团的四位成员进行了一次题为“决定性空战芭蕾”的演出。据广告中说，这个新创作是为了提高全国人民的防空意识。实际上，这是一个对可能发生的美国空袭的暗示。随着美国的越岛作战将其空军基地推进得离日本越来越近，美国对日空袭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大。
日本在战争期间一直坚持着严厉的文化检查，以消除西方在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在日本青年中极为流行的欧美音乐受到来自检查者们的重创。爵士乐禁止在广播中播放，高音萨克斯被列为了敌人的乐器，日本维克多唱片公司被迫将名字改为“日本音响”，就连商标中的英文词“His Master’s Voice ”也被去掉了。警察们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收缴了所有以前在日本出售的英国和美国的唱片。但是，尽管警察们热烈呼吁音乐爱好者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但他们得到的由收藏者主动上交的唱片少之又少。
电影仍然是最为普及的大众娱乐。当然，几乎所有的盟军国家生产的电影都遭到禁映，这令那些翘首等待举世瞩目的美国内战史诗片《乱世佳人》在东京首映的影迷们万分失望。电影禁映的一个例外是名为《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的电影，这部电影讲的是影星詹姆斯·史都华扮演的一位参议员和那些腐败的权力掮客们进行斗争的故事。日本的检查者们之所以会放过这部电影，是因为他们认为它表现了美国式民主的堕落。
日本的电影制作者们生产了一大堆例行公事的政治宣传片，全都是在赞美日本军队以及二战早期的日本取得的伟大胜利。但是到了1944年，技术人员和设备的短缺使电影生产陷入了实际上的停顿。影迷们发现即使看一次重映的片子也越来越难，因为电影院都接到命令，每天的放映不得超过三场，以节约燃料。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一部《乱世佳人》的拷贝在1942年2 月新加坡沦陷时落到了日本军队的手中，并且被送到了东京的一个宣传单位。尽管这部电影在战时从未公开放映过，但一位名叫池田宪实的年轻外交官在一次私下的放映中看到了它，他说道：“当我看到北方士兵进攻南方时，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沮丧，我在想如果东京也像亚特兰大那样陷入火海，那将会是多么的可怕。”
垒球解说员的新词汇
检查者们没有试图取消垒球这种引进的运动形式，但他们却将它加以本土化，使其带上了些许明显的日本特征。在进行比赛解说时，体育解说员们用日语发言的词取代了那些从英语中传来的熟悉术语，致使广播听众们很难跟上比赛的节奏，直到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原来的sutoraiku （即strike，击球）现在变成了Konkyu;boru（即ball，球）变成了gaikyu; hitto endo ran（即hit and run ，击球跑垒）变成了kyosoda 。
和其他的所有东西一样，由于优秀的运动员都被征入了陆军和海军，职业垒球的水平也大为下降。到了1944年，由于运动所剩无几，职垒联赛在赛季中间中止，大阪猛虎队被宣布为冠军，日本最古老的垒球场被犁开，种上了蔬菜，以养活横滨那些饥饿的百姓。
受二战影响最小的运动就是相扑这种日本古老的摔跤形式。那些身躯庞大的选手体重在250 磅到300 磅之间，他们偶然会穿上军装或者会去应征服役，但是那些最著名的相扑手们则被免除了兵役，继续在东京的后乐园露天体育馆中进行蛮力较量。
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相仆迷们蜂拥着去看双叶山的比赛，他在日本卷入二战时是绝对的冠军。然而到了1943年，战无不胜的双叶山开始输掉一些比赛。他的一些拥戴者们将此视为国家临近失败的征兆。
“调情是不可能的”
二战一个接一个地埋葬了生活中最简单的快乐。东京著名的日比谷公园不再向游人们开放，尽管没有一个人能给出一个关闭的理由。喜爱在休息日钓鱼的人们，再也不能用他们这一天的收获物来做一顿美餐了。他们被要求把抓到的任何鱼类都要交到陆军或海军的食品中心。新的阅读物越来越难以找到，因为印刷机被征用了，纸张和印刷用墨实行限量供应，而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者被文化检查部门限制在停笔状态，新书的出版量从1941年的23138 种锐减到了1942年的5300种，杂志的种类也从1940年的1970种下降到了1944年的不足1000种， 而且每一期的印刷量也急剧减少。
因此，即使在没有发生悲剧性的灾祸的情况下，生活中的悲哀沮丧也在以各种微妙复杂的方式体现出来。一位父亲在看到他的孩子因为没有足够的衣服而备受寒冬折磨的时候，感到十分痛苦，他写下了一首小诗：“把我孩子冻伤的小手握在我的手中，我的眼泪差点就落在那双小手上。”另一位父亲描写了他深夜的守候：“铁壶里沸水的声音轻轻响在深夜，就在我等候孩子从工厂回家的时候。”日本人对于美的那种特殊的敏感依然存在，但是其中也浸透着深深的悲哀。一位病中的女孩得到了一个可爱的红苹果作为礼物，她说道：“我只是在我的床边把它放了整整三天。”
除了悲伤和希望之外，所有的感情都在永无休止的工作和求生中变得迟钝。一位在兵工厂里劳苦工作的年轻大阪妇女回忆说：“调情是不可能的。”那些对二战持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那些对东条英机政府发动战争持不同意见的人很少会冒险发表意见，他们的愤怒逐渐褪变成了深深的绝望。在一位新近应征入伍的大学生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人们感到了溢于言表的沮丧和绝望：“如果我活了下来（很可能他不能），我就有时间可以和你谈一谈关于这个如此如此漫长的黑夜，这种没有尽头，没有星光的空虚。”
一项秘密研究
木头做成的服装
Nukapan ：“你一吃就会哭。”
“幽灵人口”的口粮
宣扬少洗澡的美德
被称做“飞行员杀手”的战斗机
传家宝换芜菁
私下放映的《乱世佳人》
垒球解说员的新词汇
“调情是不可能的”
这张房前的布告上写着：“在生活中厉行节约；不要浪费一根钉子。”后面这句话实在是多余的，钉子的供应极为紧张，能得到钉子的惟一办法就是从现有的物件中拔一个出来。
告示牌上的内容是：“请天生自来卷的女性不要从这里经过。”这个告示是一个热心的邻组树立的，为了消灭奢侈的西式发型，日本政府限定理发师们给每位顾客所烫的发卷不得超过三个。
两个工人在东京附近的一家工厂里看着巨大的自动辊（从美国进口的）轧出钢板。尽管日本人不断吹嘘他们自给自足的工业，实际上有超过90% 的机器设备都是二战前进口的。
一位售票员在加炭站给汽车（右图）添加木炭。这是在日本的汽油变得稀缺，汽车改用固体燃料后出现的新现象。而在供炼炭用的木材也变少之后，人们开始设想用其他的东西来充当燃料。
一位技师在进行实验前，将一筐燃料砖倒进一辆汽车中，这种砖是将生活垃圾煤灰，重油渣混合在一起，然后焙干成固体制成的。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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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中的日本
每件东西都太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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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东西都太少了
在东京的时髦的银座地区，一辆驴拉货车吸引住了行人们的注意力。它是在燃料开始告急之后不得不投入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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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商店全部都空了”
当中岛健藏这位服务于日本陆军的著名作家1943年从马来亚回家休假时，他吃惊地发现日本的状况比他离开时还要糟糕。他写道：“物价更高了，而且黑市也变得无比猖獗。”那些中岛健藏记忆中喧闹繁华的城市现在变得灰暗衰败，而那些曾经健康、快乐的人们现在变得忧郁而憔悴，他们忍受着匮乏和疾病去保证作战人员能吃饱、穿暖。一位外国外交官评论说：“每个日本人表现得就仿佛肩负着整个胜利的责任。”
物资短缺的影响随处可见，当司机们试图用大豆油来代替紧缺的石油润滑油时，轿车和卡车的发动机就熄火了。电梯都停止了运行。由于水泥中加入了过多的砂子，新建的建筑物垮掉了。家庭主妇们花费一整天一整天的时间，四处搜寻纽扣、袜子、火柴和手纸之类这些普通的物品。1943年，东京有11000 家商店由于缺乏商品而关了门。“就好像有一只魔法师看不见的手挥了一下，”一位横滨的小学老师说道，“然后突然之间商店全部都空了。”
遍地都是饥饿，而且是那种连续的，如附骨之疽一样蚀人心肺的饥饿。它抽光了人们的力气，摧毁了人们的健康。政府的口粮只能提供战前标准一半的能量，而官方口粮中那些没有脱壳的稻子和其他的粗糙谷物经常使一家人都病倒了，因为人们的消化系统无法忍受这些过分粗糙的食物。
人们忍受了这一切。他们吃蓟菜、艾蒿和蘩缕，以及一切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他们捡来橡子磨成面粉。他们还把流浪的猫和狗来捉来杀掉做成肉食。一位东京的高中女生说道：“只有当你十分饥饿的时候，你才会回想起所有曾经吃过的食物，并且默默地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吃到它们？”
平民们在一家政府经营的餐馆里吃杂炊———一种很稀的炖菜。由于定量供应迫使餐馆关闭，这个餐馆是很难得的幸存者。
一群年轻的志愿者们在东京的上野公园插秧。到1945年共有300 万学龄的青少年加入了全国的劳动力。
日本式的爱国菜园
为了解除日益增大的饥荒威胁，日本用上了它的每一寸可耕地。他们犁开了垒球场和学校的操场，种上了谷物和蔬菜。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开辟了小块的菜地，打球者在打球之前必须先耕作一会儿。横滨的人们沿着主干道种起了南瓜，而东京居民则在装着泥土的箱子里种了芜菁，以便在一闻到炸弹燃烧的气味时端着就跑。
为了开垦新的耕地，小学教师安藤雅子带着600 名小学生从名古屋来到山里，在那里，他们花了13天搬开石头和树桩。她后来说：“我累得连锄头都拿不住了，我没有想所做的一切会不会对战争有什么作用。”
在东京北面崎岖不平、云雾遮盖的山上，当地三浦神社的神职人员们硬是将原先认为不能耕种的土地开垦成了一片菜园。
一位妈妈和她的儿子们在用风干的蚱蜢喂母鸡。
在把陡峭的山坡改造成耕地之后，一户农民在小块的稻田里插秧，他们的梯田之间只有用梯子才能上下。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锅碗瓢盆也参战
僧侣们为废铁征集运动捐出了庙里的金属做的锣、缸、花瓶和烛台。
东京的少年们在一辆推车上堆放收来的废铁。
志愿者们回收铝质硬币以建造飞机。
一个街道协会的成员们从工厂的金属废物中挑选小块的钢铁。
为了缓解军事产品所需的各种金属和合金极度短缺的状况，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紧锣密鼓的废品征集运动。征集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在大城市。东京的装饰性铁制街灯、栏杆、黄铜的交通车道标志、建筑物的饰板以及桥梁上的金属装饰全部被拆掉了。公园和火车站的铁制凳子都被拿走，甚至连供奉着战死者的东京靖国神社的青铜大门都被拆散运到了一家兵工厂。
神道教的神社捐出了他们的黄铜门栓，佛教寺庙捐出了他们的大锣，横滨一家为纪念1923年那场灾难性的大地震而修建的博物馆捐出了10吨展品，其中包括扭曲的有轨电车轨道和破碎的金属水管。
数以万计的家庭主妇们交出了金属容器。每一个人都把手里的铝制货币换成了新铸造出来的锡制硬币。当供暖的燃料耗尽时，公司经理们就把他们的建筑物中的暖气片拆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