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岛是长春园的中心区域。在这个面积约一百多亩的人工岛上，从南向北，依次是含经堂、淳化轩和蕴真斋三个建筑群。含经堂是一座巨大的复合式建筑，据说是乾隆皇帝打算归政后宁神养心、诵经礼佛的地方，也可以看作是乾隆皇帝给自己修建的又一处豪华寝宫。含经堂的后面是淳化轩，淳化轩以两侧庑廊镶嵌淳化阁法帖而得名，是自命书法家和书法鉴赏家的乾隆心爱之地，他在《题淳化轩》一诗里曾经描述对归政后生活的憧憬：“抚帖虽无暇，翻书则有缘。他日倦勤处，期之以廿年。”中心岛上最北面的建筑是蕴真斋。在含经堂、淳化轩和蕴真斋主建筑的两侧，另外还有两组辅助性的建筑，东边是神心妙远、味腴书屋、大戏台；西边是涵光室、三友轩、理心楼和焚香楼。其中味腴书屋以藏有《四库全书》的浓缩本《四库全书荟要》闻名于世，乾隆皇帝在题味腴书屋的诗中矜夸道：“经史精腴在，真咀味者谁。”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长春园中央岛的东西两侧，另有两座对称的小岛，西侧的岛上建有“思永斋”；东侧的岛上建有“玉玲珑馆”。这两个小岛以及岛上的建筑东西相对，卫星般围拱在中央岛的周围，为中央岛平添了几分壮美和威严。
长春园内最壮观的建筑群是园内西湖里的海岳开襟，海岳开襟位于中央岛西侧开阔的湖泽之中，四面皆有码头，可以凭舟楫往来。主殿高三层，建筑在双层石基之上，周围的水域里植有大片的莲花。论视野，海岳开襟称得上是长春园里的冠军。海岳开襟的西边，经过一个名叫榴香渚的凉亭，就接近了分隔圆明园本园和长春园的大门——明春门。当年，帝后们多是经过明春门往来于圆明园和长春园之间。
长春园的外环景区，颇值得称道，其中很多建筑是乾隆皇帝南巡游历回来之后仿建的。长春园外环的南部有如园和茜园；北部有转香帆、泽兰堂、宝相寺、法慧寺和狮子林。这些“园中园”的建造，几乎每一处都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章节详细叙述。
被称为“中国凡尔赛宫”的西洋楼，大概是长春园内最为世人所熟知、也最为世人称奇的建筑群。西洋楼区位于长春园北面的狭长地带，包括六栋建筑物，三组大型喷泉，若干小喷泉以及园林小品，沿着园子的北墙带状展开。从西到东依次是谐奇趣、万花阵、养雀笼、五竹亭、方外观、海晏堂、大水法、观水法、远瀛观、线法山、方河、线法墙布景等建筑和园景。大型喷泉“大水法”是景区的中心，它跟远瀛观以及用来观赏喷泉的御座“观水法”构成一条贯通的南北中轴线。事实上，西洋楼区仅仅是圆明园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从面积上看，西洋楼区占地只有一百余亩，仅占圆明三园总面积的百分之二。从地位上看，西洋楼只不过是圆明园的一个局部的点缀，在总体规划上无足轻重。从乾隆皇帝修造西洋楼的本意来看，西洋楼不过是满足“天朝皇帝”好奇心的一个玩物而已。
绮春园——圆明园建筑余响
绮春园（后改名万春园）位于圆明园和长春园以南，面积大约八百多亩，略小于长春园。绮春园的构成比较特别，它是由若干小园合并而成，分建于不同时期，因此全园并不像长春园那样有一个统一的总体布局，大体说来，绮春园是一个小型的水景园集锦。
绮春园成园于乾隆中叶，虽然乾隆皇帝是它的始作俑者，绮春园的主要营建工作却是在嘉庆皇帝手里完成的。嘉庆皇帝曾经效仿他的父皇，把绮春园归纳为“绮春园三十景”。不过，“绮春园三十景”远没有“圆明园四十景”那样名头响亮。从功能上来看，道光初年以后，绮春园便主要成为了大清国太后太妃们的园居之地。
绮春园的宫门，在园子的东南部，因为比圆明园大宫门和长春园二宫门晚建了半个多世纪，所以被称为“新宫门”，一直沿用至今。宫门为三开间，前面建有影壁和东西朝房各五间，门内有月牙形的御河流过，通过御桥之后，再往里走是二宫门，中央是绮春园的正殿——迎晖殿，殿北有两条长廊与中和堂相连。中和堂北面是一座小型山丘，山北则是皇家的寝宫区，寝宫区是园内最重要也是最大的建筑群，它的主要建筑是集禧堂和后来改名为敷春堂的永春堂。值得一提的是，同治重修时曾设想把集禧堂、敷春堂等旧地改为“天地一家春”，供慈禧太后居住。“天地一家春”本是圆明园本园九州清晏中的一个偏殿，此时重修只是沿用其名，规模和格局都大大超越了旧制。
绮春园几何中心地带，有几处别致的小园，分别是展诗应律、春泽园、生冬室、卧云轩、四宜书屋等建筑群，这几处小园，由蜿蜒水道的分隔开来，相互掩映，相互藏露，后世评者大多对这里的布局推崇有加，认为这里的风景犹如中国诗画般隽永，富有韵味。
绮春园的西南及东北部以水面风景见长，各有较大的湖面和岛屿，构成独特的景色，绿满轩、畅和堂和澄心堂都建在西南岛屿上，凤麟洲、仙人承露台等著名景区则建筑在东北部的岛屿之上。据说，从东西南北任何一个方位看仙人承露台，都可以欣赏到一个仙人衣衫飘拂的潇洒剪影。
绮春园西部的清夏堂，占地十亩左右，整个建筑形状呈“工”形，是一处清夏闲居的典型园林，主体建筑以外，尚有亭台、游廊点缀，庭院里植有苍松修竹，室外则有小巧灵秀的湖山在望，堪称“别墅里的别墅”。另外，绮春园的南部还有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建筑群——正觉寺，正觉寺是一座喇嘛庙，庙宇本身有独立对外的南门，它的后门则与绮春园内部相贯通。正觉寺是圆明园幸存下来的极少数建筑群之一，单从这一点上看，它的价值就弥足珍贵。
此外，在圆明园福园门南，绮春园西墙外，还有一座名叫“澄怀园”的特殊花园，这是专为南书房和上书房词臣所设的寓所，俗称翰林花园。从雍正三年一直到咸丰朝，澄怀园一直是南书房和上书房翰林的值庐，这是清廷对汉族官员的最高礼遇，咸丰皇帝曾有诗云：“墙西柳密花繁处，雅集应知有翰林”。澄怀园实际上是圆明园的附属花园，它的护卫和管理都由圆明园管园大臣统一负责。
经过百十年不间断的营建，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终于成为一个完整的皇家园林，三园“名虽三而实则一”，彼此之间都互有门径相通，在行政上，也划归管园大臣统一管理。
这样，随着绮春园的完工，大圆明园的格局也终于完成。
圆明园第一个立法者
“天下第一闲人”(1)
园既成，仰荷慈恩，赐以园额曰圆明，朕尝恭迓慈舆，欣承色笑。
——雍正皇帝《圆明园记》
圆明园的历史开始于清康熙时代。康熙皇帝玄烨在位六十年（一六六二——一七二二），是清朝一位极有建树的皇帝，被后世尊为“圣祖”。玄烨少年亲政，经过数年征战与建设，政局渐趋稳定，经济日益发展，逐渐开创出了一派盛世气象。大约从一六八○年起，康熙皇帝终于腾出手来，开始进行皇家内部的“家庭”建设。他先是在北京西郊修建了玉泉山静明园，之后，又于一六八七年，在明代国戚武清侯李伟的别墅（清华园旧址上，建造完成了京城西北郊第一座皇家园囿）畅春园。
随着康熙帝驻跸“避喧听政”次数的不断增多，园居时间的不断增长，畅春园逐渐成为除紫禁城以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康熙皇帝在畅春园园居理政之后，为了扈跸的方便，围绕着畅春园，相继在海淀一带涌现出了一大批贵胄权臣的私人花园。圆明园，即是其中之一。
一七○七年，当康熙皇帝把圆明园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的时候，圆明园仅仅是一座面积约一千亩的小花园。胤禛是在一七○九年正式入住圆明园的，他以皇子的身份在圆明园里生活居住了将近十四年时间。这十四年，可以说，是胤禛在圆明园里韬光养晦的十四年。雍正皇帝胤禛（在位期间一七二三—一七三五）是康熙末年帝位争夺战中的最后胜利者，但他的登极之道却极为坎坷。起初，因为出身和性格的原因，胤禛并不在康熙帝玄烨的视野之内，即使在，他也是距离较远的一个。
立储问题是困扰康熙皇帝一生的大问题，他曾经两立两废嫡出长子允礽。康熙皇帝在位的最后十年，储位一直虚悬，这也成了年迈的老皇帝跟诸皇子斗争的十年。康熙皇帝一生有三十五个儿子，除夭亡者外，齿序称为皇子的有二十四人。康熙末年，在争储斗争中最具竞争力的几个皇子分别是：三阿哥允祉、八阿哥允禩、十四阿哥允禵以及四阿哥胤禛。
胤禛是一步一步逐渐走进康熙皇帝的视野的。康熙皇帝早年对胤禛很有成见，曾经公开批评他遇事急躁，“喜怒不定”，为此，胤禛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康熙四十一年（一七二○），而立之年的胤禛还忍不住恳请皇父“开恩”，将谕旨内“喜怒不定”的四字考语删去。
也许正是由于长期得不到父皇的垂青，胤禛从一开始就低调行事，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清心寡欲、生活恬淡的富贵闲人，他甚至给自己起了个“破尘居士”的法号，经常在闲暇时间与僧衲道士谈玄论道，以“天下第一闲人”自居。与此同时，胤禛把自己的御赐私园圆明园经营得有声有色。
为了博得父皇的青睐，胤禛煞费苦心。康熙皇帝一生重视农耕，曾经指导宫廷画师将宋代名画《耕织图》翻画成《御制耕织图》，并亲笔作序题诗。为了向父皇表明心迹，让父皇了解到自己的生活状态，胤禛专门请画工仿制了一套《耕织图》，进献给康熙皇帝，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胤禛将画中的农夫、蚕妇画成自己与福晋的模样，谦卑地自况为一个满足于田园生活的农夫。
胤禛真正博得康熙皇帝的赏识，是在康熙四十七年初废太子的时候。当时，玄烨为皇太子问题忧心忡忡，以至病倒，大有不起之势。当此之时，“日增郁结，以致心神耗损，形容憔悴，势难必愈。”众皇子大多袭用空文，泛泛表示关心，惟有胤禛和三阿哥允祉“特至朕前奏称：皇父圣容如此清减，不令医人诊视，进用药饵，徒自勉强耽延，万国何所依赖？”（《清实录》）不仅如此，在所有人都对废太子允礽落井下石的时候，胤禛却颇有担当，“便是担了不是也该替他奏一奏。”（《清代宫廷史》），竟肯上书为允礽说情。第二年，当康熙再次分封诸皇子时，胤禛再次显示出不俗的气度。当时，成年皇子中，有人晋升为王，有人为贝勒，只有皇九子允禟、十四子允禵仅为贝子。胤禛奏曰“我们一样的人，尊卑太觉不齐，于心不安，愿将我们降一等，他们升一等，庶几相安。”凡此种种，颇得康熙皇帝赞许。康熙皇帝夸他“能体朕意”，“可谓孝诚”，“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
与众皇子多年广结党羽、积极进取不同，胤禛从不公开结党，而且对皇兄皇弟一视同仁，并无亲疏之分。他曾经在一次旅途中寄诗给皇兄弟们，表达手足之情：一雁孤鸣惊旅梦，千峰攒立动诗思。
凤城诸弟应相忆，好对黄花泛酒卮。
——《早起寄都中诸弟》这些仅是表面文章。事实上，胤禛的内心并不像他公开宣称的那样恬淡，他有自己特殊的行为方式和交往圈子。多年后，他曾经回忆说：“朕在藩邸时，因府第与柏林寺相近，闲暇之时，曾与僧人谈论内典。”（《清代宫廷史》）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当年胤禛与身边谋士们的交接中，看出胤禛的真实心迹。康熙五十二年，戴铎曾经“当此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给胤禛献计，建议他在“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对待皇上身边的人，“主子敬老尊贤，声名实所久著，更求刻意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之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主子似应于见面之际，俱加温语数句，奖语数言，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声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而逾之。”对待自己的亲信下属，“恳求主子加意作养，终始栽培，于未知者时为亲试，于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俾在外者为督抚提镇，在内者为阁部九卿，仰籍天颜，愈当奋勉，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才，未尝非东南之半臂也。”看到戴铎这个机心毕现的条陈之后，胤禛虽然断然宣称这些计策“与我分中无用”，并进一步辩解说“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其实他的内心里是深以为然的（《清代宫廷史》）不少人确信，康熙皇帝最后终于下决心选择胤禛继承皇位，跟他去世前游历过一次圆明园大有关系。据《清圣祖实录》记载统计，康熙帝至少五次游幸过圆明园——他首次亲游的皇子花园就是圆明园。他最后一次，也就是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三月二十五日这一次游幸圆明园，意义特别重大。这年的三月中旬，康熙皇帝曾经应胤禛之请到圆明园观看牡丹，不过那段时间因为缺雨花开欠盛，于是，到了三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又专程来到圆明园牡丹台——镂月开云，观赏牡丹。这一次，胤禛把他的儿子、时年十二岁的弘历带到牡丹台，谒见了康熙皇帝。这是祖孙二人第一次见面。在这次意义重大的见面会上，康熙皇帝跟皇孙弘历说了些什么，弘历又在“皇祖”面前展示了什么样的才艺，我们都不得而知。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康熙皇帝对孙儿弘历大为喜欢，当即下令将弘历养育宫中，并亲自指导他读书学习。同年秋季，康熙皇帝秋狝木兰的时候，又特别命令弘历随行。
圆明园牡丹台三代天子会见的场面，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对胤禛来说，这次活动不啻是一次颇为成功的献宝，因为此时正是康熙为选择继位者大伤脑筋的时候。如果胤禛本人还不足以让康熙皇帝下最后的决心，那么胤禛的宝贝儿子弘历可是一眼就被康熙皇帝相中了。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六十九岁的玄烨在畅春园驾崩。临终前，他宣布：“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极，即皇帝位。”（《清代宫廷史》）事实证明，胤禛争夺储位的策略是成功的。当“盖子”揭开，胤禛一夜之间成为万乘之主时，许多人都毫无思想准备。据史料记载，留在京城中值勤的皇十七子果亲王允礼听到胤禛即位的消息，差点疯掉。他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多年来一直以“天下第一闲人”自居的四哥胤禛，居然即位做了皇帝！大臣隆科多事后将他的所见所闻报告给新皇帝：“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在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圣上诏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第，并未在京迎驾伺候。”（《清代宫廷史》）
这一年，胤禛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中年人了。
随着胤禛的登极御政，圆明园也不可避免地逐渐取代了畅春园，成为大清帝国新的政治中心之一。
御园听政(1)
即位后的雍正皇帝，一反“天下第一闲人”的姿态，很快变成了“天下第一忙人”，雍正皇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的皇帝之一。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并没有入住圆明园。按照大清的祖制家法，老皇帝晏驾后，新皇帝要守孝三年，在这三年之中，不可以大兴土木。不过，这三年孝期，并没有妨碍雍正皇帝对圆明园扩建工程的筹划和准备。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正月十八日，一个名叫宝德负责采购的郎中奏报，圆明园建筑合用树木只能在围场和围场左近找到，这两个地方都是皇家禁区，不敢擅动。雍正皇帝当即谕令：“此二处虽围场之地，亦为朕属。既然柁梁等需用大树，著内务府总管行文该部，遣一家臣，将所用大树砍伐送京。”之后，他又命令堪舆学专家张尚忠为扩建圆明园查看风水。张尚忠考察后认为，圆明园是一块风水宝地，外边来龙甚旺，内边处处合法，在奏折里，张尚忠还从堪舆学的角度详细描述了圆明园的最佳配置方案。从以后的实施方案上看，圆明园的建筑布局大体遵循了张尚忠的意见。雍正皇帝是打定主意要在圆明园长期办公的，守孝期满之后，他立刻着手对圆明园进行全面修建，1725年4月7日，雍正皇帝一次就批准划拨给圆明园工程款30万两白银。除了修整原有的亭台丘壑以外，本期工程还包括导泉浚池，增设新的亭榭，其中重中之重是在园南建造宫廷区：即大宫门、出入贤良门、部院八旗办公的衙署、正大光明殿和勤政亲贤殿等办公建筑。
有关圆明园的扩建，民间流传着一个美好的故事，据说，雍正皇帝当年认为圆明园的气魄不够宏大，希望园中能够有一个“海”，于是他便命令御用造园家在圆明园东部建造福海。福海开凿完工后，雍正皇帝很不满意，他一怒之下降旨要杀掉造园家。这时造园家的儿子，一个美少年跪地求情，他向雍正皇帝保证，一个月之内一定把福海建造成真正的大海，与此同时，美少年也向雍正皇帝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放过自己的父亲，二是请皇帝以后不要过分刁难工匠。雍正皇帝答应了少年的请求。一个月后，雍正皇帝再次来到福海，呈现在他眼前的居然真的是他想象中的“大海”。雍正皇帝对此很是不解，不知道少年用了什么手法竟使福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大为改观。美少年向雍正皇帝说出了原委，原来他和工匠们在福海西岸新造了一座形如海龟的石山，又在北岸建造了一座状如海狮的小岛，另外还在福海四周点缀了一些看似鲸鱼、龙虾、海豚、海狗的景观，从而烘托出了“大海”的意境。
雍正皇帝真正入住圆明园办公——“御园听政”，是在雍正三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一八二五年十月三日）这一天。据史料记载，当天，雍正皇帝抵达圆明园之后，立刻向兵部、吏部颁发谕令：“朕在圆明园与宫中无异，应办之事照常办理，尔等应奏者不可迟疑。”一开始臣下们并不太习惯在圆明园这样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办公，在他们眼里，圆明园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议政的地方。直到雍正皇帝三令五申，甚至闹到“龙颜不悦”，他们才真正意识到新皇帝并不是在跟他们开玩笑。自此以后，官员们日常时间在圆明园里上朝、办公成为定例。毫无疑问，雍正皇帝胤禛是圆明园的第一个主人，也是圆明园的最初立法者。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他的所作所为与勤政亲贤殿里的“勤政”二字是很相匹配的。在位期间，他自诩“以勤先天下”，圆明园里面有两副对联颇能看出他的为政理想，一副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另一副在养心殿西暖阁：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仅以朱批奏折的数量来看，雍正皇帝的工作量就大得惊人。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三万五千余件、满文奏折六千六百余件，共有四万一千六百余件，他在位十二年零八个月，实际约四千二百四十七天，平均每天亲笔批阅奏折约十件，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多达一千多字。
后世学者普遍认为雍正皇帝是一位严苛多疑的皇帝，这一点，除了他自身的性格原因以外，跟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也不无关系。雍正皇帝从康熙那里接手的并不是一个太平盛世，康熙朝后期长达十数年之久的储位之争，使朝廷政局长期处于动荡和停滞状态，最高统治集团的混乱和懈怠，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整个官僚阶层的腐败和堕落。雍正皇帝即位之初，面临的是没有争到皇位的兄弟们的普遍敌意以及长期废弛的吏治。解决这一连串棘手的问题，雍正皇帝大约花了五年的时间，也耗费了他巨大的精力。由此看来，他在圆明园勤政殿御座后面大书“无逸”二字自警，甚至在后楹题写“为君难”三个字作为匾额，应当是他部分心态的真实反映，并非全是虚语。
正是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之下，雍正皇帝把康熙朝就已经存在的密折奏报制度（皇帝特许某些官员直接给皇帝上奏折）调控得更加完善和严密，雍正皇帝曾经自谦说自己事事不如父皇，“惟有洞悉下情之处”，比父皇稍好一些。康熙一朝，具折奏事的官员有一百多人，雍正朝则增加到了一千二百多人。奏折的内容也细大不捐：从社会舆情、官场隐私以至刮风下雨、家庭秘事几乎无所不包，雍正皇帝本人差不多就是大清国最大的特务头子。从以下两则史料故事，足可征见雍正朝安全工作之细之密：雍正初年的一天，有一个官员买了一顶新帽子，第二天上朝“免冠谢恩”，雍正皇帝跟他半开玩笑地说，不要把你的新帽子搞脏了；状元出身的王云锦有一天跟亲朋好友玩“叶子戏”，叶子突然丢了一片。第二天上朝，雍正皇帝问他昨晚上怎么打发的，王云锦如实回答。雍正皇帝笑道：“不欺暗室，真状元郎。”然后从袖子里拿出王云锦昨晚上丢失的那片“叶子”，对他说，“拿回去把那一局接着玩儿完吧。”（《啸亭杂录》（卷一《察下情》）在这样明察秋毫的君王手下工作，的确需要“战战兢兢，日慎一日”才可以。
军机处也是在雍正皇帝手里完善起来的。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后来在圆明园出入贤良门也专门有军机处的朝房。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每日晋见皇帝，商承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指示。军机处的建立，逐渐消弱了内阁和议政处的权力，标志着皇权专制走向了极端，从此皇帝得以大权独揽，乾纲独断。这样做的后果，一方面确保了政令的通畅，另一方面也使得朝野上下阿谀之声逐渐强大起来，真正有建设性的声音却变得越来越微弱。皇权落在英主手里还差强人意，一旦落在庸主手里，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就会变成一种灾难。
经过雍正皇帝十数年励精图治，大清帝国久已疲顿的政局为之一清，经济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除了政治经济方面明显的政绩，雍正皇帝留给大清后代的还有一份重要的历史遗产，那就是秘密建储制度。具体办法是：预立皇位继承人，又不公开宣布，而是把即将传位诏书置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到老皇帝临终传位的时候再启匣宣诏。这个特别的制度是雍正皇帝的独创，也是他对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长期反思的结果。此举一出，既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又避免了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
圆明居士
作为一个格外勤政的皇帝，雍正皇帝胤禛并没有放弃寻欢作乐的权利。事实上，生活中的雍正皇帝倒是一位不乏幽默感的人物。雍正皇帝在位期间，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紫禁城和圆明园里面度过的。与他的父皇康熙皇帝多次南北巡游不同，雍正皇帝十几年间，除了到遵化拜谒祖陵，在南苑和玉泉山检阅八旗操练以及去昌平汤山行宫游住过一次以外，他几乎没有离开过京城，甚至连热河行宫都没有去过。从各个方面看，雍正皇帝都算得上是一个勤俭的皇帝，园居是他最好的娱乐方式，修建和美化圆明园是惟一一项比较奢侈的开销。在一首诗歌里，他曾经这样吐露自己的隐秘心事：对酒吟诗花劝饮，花前得句自推敲。
九重三殿谁为友，皓月清风作契交。
——《花下偶成》无疑，雍正皇帝是一位内敛自省的人物，他更倾向于在宫苑之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体验平凡生活的快乐。在至今保留完好的一套《十二月行乐图》里，雍正皇帝以各种不同的形象成为“画中人”，在这些有趣的图画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和自然，富有人情味儿的君主。有时候他一副儒士衣冠，如一位饱学的书生；有时候潇洒行吟，像一个浪漫诗人；有时候他身披袈裟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僧人；更令人惊奇不置的是，有一次他竟然头带假发身穿洋服把自己装扮成一位西洋绅士。
雍正皇帝终其一生，迷恋佛道，自视为一个不着僧服的野盘僧。在另外一首诗歌里，他这样写道：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
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
——《自疑》雍正十一年，雍正皇帝还在故宫和圆明园多次举行法会，召集全国有学识的僧人参加，研究禅宗理论，并亲自说法。这期间，他还招收了包括儿子弘历在内十四位门徒，并御赐弘历为“长春居士”，而他自己，则自号为“圆明居士”。
雍正皇帝死于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农历八月二十三日，这年他五十八岁，正值盛年。关于他的死因，野史中有种种传言。其中，最为风行的说法是，他是被明朝遗民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杀的，但此说毫无证据，实系出于武侠演义；另一种说法是，他死于丹药中毒。这种猜测可能更接近事实。雍正皇帝一直对道家药石感兴趣，并在宫中和圆明园蓄养多名道士，帮他炼制丹药。他不但自己长期服用丹药，还时常赏赐给他所宠信的大臣，据史料记载，在他死前十二天，送往圆明园炼制丹药用的黑铅就达三百斤之多。雍正皇帝八月二十日患病，当天仍在圆明园内照常听政，召见官员，下达谕旨，第二天病情加重，但仍然照常视事，并不见凶险。不料，到了二十三日，一昼夜的时间他的病情却突然危重，以至不起。这一变故，就连他每日接见的股肱大臣张廷玉都大感意外，也许正是这种平时用来延年益寿的丹药要了雍正皇帝的性命，雍正皇帝是死在圆明园内的第一位清朝皇帝。
圆明园的最后一个主人
跛足皇子
四时景物爱郊居，玄冬入内望春初。
——清·王闿运《圆明园词》
咸丰皇帝（在位期间一八五一——一八六一）奕詝，道光十一年出生在圆明园的湛静斋（后改名基福堂），是五帝中惟一出生在圆明园的人，也是圆明园的最后一位主人。
道光皇帝一生有九个皇子，前三个儿子都幼年夭折，皇五子过继给了他的弟弟绵恺，所以，等到选立皇储的时候，道光皇帝手里只有两个合适的人选：一个是皇四子奕詝，另一个是皇六子奕訢，其他三个儿子年纪尚小。奕詝是皇后钮祜禄氏所生，奕訢是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所生，奕詝年纪长奕訢一岁，不过，从才华方面看，作为哥哥的奕詝反而比弟弟奕訢逊色一筹。另外，奕詝身体还稍有残疾。奕詝从小文弱，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奕詝“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群兽之际，坠马伤股。经上驷院正骨医治之，故终身行路不甚便。”因此，在立谁为储的事情上，道光皇帝颇费了一番周章。据文献资料记载，奕詝奕訢兄弟对储位的争夺，最后变成了他们背后两位师傅之间的斗智斗勇。
《清史稿·杜受田传》记载，道光皇帝晚年曾经想立年长的奕詝为皇储，但仍有些犹豫。一次，道光帝带诸皇子去南苑打猎，皇六子奕訢打到的猎物很多，皇四子奕詝却一箭未发、一物未得。道光帝感到很奇怪，问奕詝为什么不发箭。奕詝回答说：“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帝听后非常高兴，夸奖说：“此真帝者之言。”于是决定立奕詝为皇储。事实上，奕詝这番言语举动是他的师傅杜受田事先教他的。
《清朝野史大观》里还有这样的记载：道光皇帝晚年，身体病弱，一天，他决定把奕詝和奕訢都召进宫来，当面面试，确立储位。两个儿子接到传唤后分别向自己的师傅请教应对之法。奕訢的老师卓秉恬告诉奕訢，与皇上谈论国事，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杜受田却给处于劣势的奕詝支了个高招：“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奕詝按照师傅的教导做了，果然博得了道光皇帝的好感，道光皇帝根据奕詝的表现，认为此子不失为一个仁孝之人，于是决定把皇位传给奕詝。
从道光皇帝最后发布的两道上谕来看，道光皇帝在立储问题上的确是很犹豫的，鐍匣里破天荒有两道上谕，一条说：“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另一条则同时宣布：“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为恭亲王。”
苦命天子
奕詝登极后，更年改元为咸丰，“咸丰”这个年号的涵义，是希望国家富足，天下太平。不过，这个吉祥的年号并没有给奕詝带来相应的好运。《清史稿·文宗本纪》：“文宗遭阳九之运，躬明夷之会。外强要盟，内孽兢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大意是说，咸丰皇帝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事实也的确如此。咸丰皇帝即位的当年，就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占领了南方数省，并于一八五三年定都天京（南京）。几年之后，英法等西方国家又挑起事端，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咸丰皇帝在位十一年间里，大清帝国内外交困，作为皇帝的奕詝几乎没有过上一天安稳日子，无怪乎人们称他为“”。
即位之初，咸丰皇帝本来是很有治世之心的，他果断惩办了道光朝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的大臣穆彰阿、琦善、耆英等人，并重新起用林则徐等能臣。不过，面对国库空虚，军伍废弛，天灾不断，内外交困的局面，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很快就失去了信心，开始沉湎于声色。咸丰皇帝所宠爱的妃子先是叶赫那拉氏——后来的懿贵妃、慈禧太后，后来又几次从满、蒙两族的官宦人家挑选秀女，并破除祖宗规制，选汉族秀女入宫。据说，当年在圆明园中曾有“四春娘娘”牡丹春、杏花春、武林春、海棠春，备受宠爱。
因为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咸丰皇帝曾经一度听从臣下的建议，长住在紫禁城里办公、理事，可是时间一久，他就有些打熬不住，决心搬回圆明园。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在一封奏折里奏请皇上暂缓幸临圆明园，结果被降旨交部议处。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咸丰皇帝以“宫中行止有节”为由，下决心移驻圆明园，御史薛鸣皋再次奏请暂缓幸临圆明园，希望“圣上”非常时期能在宫中处理军政大事，咸丰皇帝览奏大为震怒，这回他强调圆明园居住、理政本是祖制，并非他的异想天开，他甚至指斥薛鸣皋上这样的条陈是为了博取敢谏之名，声称：“朕思敬肆视乎一心，如果意在便安，即燕处宫中亦可自耽逸乐，何必临幸御园始萌怠荒之念耶！当此逆氛未清，朕宵旰焦劳无时可释，无论在宫在园，同一敬畏，同一忧勤。”他还提出了证据“咸丰二年在园半载，无非办理军务，召对臣工，何尝一日废弛政事？”咸丰五年，咸丰皇帝不顾物议坚决搬回了圆明园。自此之后，咸丰皇帝很少离开圆明园，直到一八六○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他率皇室仓皇出逃热河，就再也没能回来。
在咸丰皇帝以及他的群臣眼里，洋人带来的麻烦只是“肘腋之患”、“肢体之患”，太平天国和捻军才是真正的“心腹之患”。不管咸丰皇帝如何区别看待他所面临的这些“病患”，事实证明，所有这些“病患”对大清帝国来说都是很致命的。咸丰十年（一八六○）九月，英法联军由天津登陆，逼近北京，咸丰皇帝置国家危亡于不顾，携带皇后、懿贵妃、四春娘娘以及四岁的儿子载淳等宫眷一百多人，仓皇逃往热河避暑山庄。不久，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并纵火烧毁了圆明园。事后，咸丰皇帝派恭亲王奕訢出面与侵略军谈判，以割地赔款的代价求得议和。而他本人却一直滞留在热河行宫，迟迟不肯动身回京。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七月，咸丰皇帝积年的肺病日渐沉重。十六日，他宣召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等八位大臣进至御榻前接受顾命，并宣布立长子载淳——懿贵妃所生，为皇太子。第二天，咸丰皇帝在內忧外患中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寝宫内，终年三十一岁。咸丰皇帝死后两个多月，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发动“北京政变”，处置了咸丰皇帝临终前指派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从此，叶赫那拉氏掌握清政府最高统治权达四十八年之久，成为清末同治、光绪两朝实际上的女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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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馆与博物馆(1)
人间的一切快乐因素——权力、财富、美色、艺术，种种可以想得见的快乐因素圆明园都具备了，在这个被世人称为“万园之园”的园林里，大清帝国的皇帝们享受着人世间无与伦比的荣华富贵。
法国人伯纳·布利赛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中写道：“不妨大胆打个比方。圆明园之因英法联军之过而毁于一旦，很可能相当于凡尔赛宫加卢浮宫博物院及法国国家图书馆全遭普鲁士军队焚毁。”他的话并没有多少夸张的成分。圆明园绝不仅仅以园林建筑和园林景色傲世，它还汇集了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菁华以及国内外大量的稀世珍宝，可以说是一座大型皇家珍宝馆和博物馆。
圆明园建筑彩画本身就使得圆明园成为一个精美的美术陈列馆。彩画的样式分为殿式和苏式，内容有动物、植物、吉祥福庆等，动物方面以象征至尊和富贵的龙凤、仙鹤、麒麟为主；植物方面以代表吉祥如意的富贵牡丹、荷花君子、灵芝仙草、寿星葫芦为多；吉祥福庆图案则以寿山福海为主要表现对象。这些彩画由于采用了特别的着色办法，因此不怕风雨侵蚀，历久弥新。
圆明园中几乎所有殿堂楼阁里都摆放着各种各样的
瓷器、牙雕、玉雕、珐琅瓶等珍宝，以及大量精美的西洋钟表、灯具和其他用具，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在《朝鲜正宗实录》一书中，朝鲜使臣记载了嘉庆三年在正大光明殿所看到的豪华陈设：
自殿内至槛外，皆铺花纹玉石，螯山制样，则正大光明殿内，东西壁俱有层桌，桌上作五彩蓬莱山之形，岩壑高阔，楼阁层叠，珍禽异兽，琪树瑶花，杂读焜煌，不可名状。内设机关而外牵绳索，则仙官姹女，自谷而出，绣幢宝盖，从天而降，扃户自闭，人在其中，急滩如泻，帆樯齐动。桌下围以小帐，帐内设乐器，机括乍摇，止作如法，其声俱是笙管丝钟。
圆明园内收藏的文物、字画极其丰富，经过多年的搜求、献纳，我国历代名家的书画精品大多汇聚到了皇家之手。其中，圆明园所收藏的书画，除了少量悬挂在各殿堂供日常清玩以外，大部分稀世珍品都存放在长春园淳化轩的味腴书屋以及长春园鉴园的万源阁内。从雍正到咸丰，五朝皇帝每年都会接受来自各地的大量贡品，其中包括不少书画名作。《清代宫廷史》记载，乾隆二十二年弘历第四次南巡的时候，曾经接受“江南老名士”沈德潜的贡献，仅这一次乾隆皇帝就收获了明董其昌行书二册，文徵明山水一卷，唐寅山水一卷，王鉴山水一轴，恽寿平花卉一轴，王翬山水一轴共七件传世名作。
圆明园又是一座大型的皇家图书馆，园内藏有许多弥足珍贵的图书资料。圆明园最大的藏书楼是仿宁波范氏天一阁修建的文源阁，内藏《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丛书和类书，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万源阁是圆明园第二大藏书楼，楼分上下两层，藏有历代极其名贵的图书和字画。
另外，圆明园内还藏有难以数计的佛事用品。因为历代清帝笃信佛教，又极重孝道，圆明园内的宗教建筑成为大观。以佛寺、道观为主题的园林建筑差不多占到全园景群的八分之一，主要有皇家祖祠安佑宫、后湖北岸的慈云普护、圆明园西北部的月地云居、日天琳宇（佛楼）、同乐园北侧的舍卫城、福海北岸的方壶胜境、南岸的广育宫、长春园的宝相寺、法慧寺、绮春园的延寿寺、庄严法界、正觉寺等，圆明园里的每一座宗教建筑都是一个“聚宝盆”，小件的金银器皿不算，以含经堂焚香楼为例，仅此一处就有金塔、银塔、铜塔、琉璃塔、珐琅塔和紫檀木塔等各一座，这六座佛塔均为十三层，通高六尺六寸，其中金塔一件就用了八二色黄金达一百一十五公斤之多，六座佛塔造成后一起供奉在焚香楼内。令人称奇的是，第二年，又照原样铸造了一尊相同的金塔安供在焚香楼下。这样，单是焚香楼一处这七尊佛塔的价值就难以估算。
毫无疑问，如果圆明园能够保存到今天的话，它将会是全世界最伟大和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随着圆明园的毁坏，许多价值连城的珍宝和文物也都同时惨遭毁灭，它们就像逝去的风一样，再也找不回来了。
两个世界的碰撞
外夷入见，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御外藩之道宜然。
——乾隆朝《上谕档》
待附庸国之礼，与待独立国之礼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死也不奉敕。
——乔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历史很是久长，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曾经远抵罗马帝国；盛唐时期，丝绸之路更是空前繁荣，大唐帝国还专门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公元十三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远游中国，甚至曾经留在元朝皇帝忽必烈的身边供职；随后，不断有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一五五二——一六一○）来到北京，以其学识和为人深得朝廷赏识，被尊为“西儒”，利玛窦在中国居留了二十一年，最后客死北京，葬在阜城门，是第一个被恩准葬在中国国都的外国人；此后，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欧洲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西方国家早期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是通过马可·波罗的游记和利玛窦的《中国布道记》。十四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极言中国之富庶，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兴趣。《中国布道记》是利玛窦的意大利文日记，由法国耶酥会士金尼阁（NicolasTrigault）整理出版于一六一五年。如果说《马可·波罗游记》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利玛窦的日记则带有纪实性质，大致是可信的。利玛窦在《中国布道记》里写道：“北京十分富饶，大部分物品是从外面运来的，但尽管富饶，除不需节约的富人，生活还是很艰难的。”金尼阁在《致读者》序中评价说：“迄今写中国的作者有两类，一类多凭想象虚构，一类多凭耳闻，不假思索予以发表。”
可以肯定的是，一直到明代后期，中国上下对西方世界、甚至欧洲的地理位置还一无所知，直到利玛窦向明万历皇帝贡献了一副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中国人才知道地球是圆的，才知道万里之外还有一个欧罗巴洲。清朝康熙皇帝对此说是赞同的，他曾经评论道：“自古论历法，未尝不善，总未言及地球，北极之高度所以万变而不得其著落。自西洋人至中国，方有此说，而合历根。”（《康熙几暇格物编译注》）遗憾的是，康熙之后，随着中西关系的变化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近代世界观的萌芽也随之被扼杀，甚至出现了倒退。乾隆朝撰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这样评价西洋的地理学说：“即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妄。”嘉庆朝撰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仍然坚持“天圆地方”的说法：“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并且坚持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实这个时候的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已经远远处在了落后的位置，只是中国的统治者们并不确切知道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