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端重起
战端重起(1)
一八五六年，英国政府以“亚罗号事件”为口实，策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接着，法国政府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也出兵入侵中国。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底，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Elgin）、法国全权大臣葛罗（Gros）率军攻占广州。一八五八年五月，英法联军沿海北上，直逼天津，并扬言进犯北京。咸丰皇帝急派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六月，清政府分别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迎来了表面上的和平，而实际上，这却是大清帝国被西方列强蚕食的开始。继《中英南京条约》之后，一八四四年，清政府又被迫与美国和法国相继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浦条约》，这些条约的签订，理论上使中国开始向世界敞开了大门，而实际情形却并非这样。在清廷看来，这些不平等条约都是在武力胁迫下签订的“城下之盟”——道光皇帝在一个上谕里说得很明白：“虽愤闷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借作一劳永逸之计。”（《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五十九卷，第三页）——自然不能作数；而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看来，既然条约已经正式签订，就需得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就是违背国际法通则。两者的出发点如此不同：清廷希望对外忍让一步之后，重新关起门来做自己的天朝大梦；西方诸强则希望从中国谋得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交往尺度。因此，在条约签订后的十几年间，清政府跟西方诸国龃龉不断。
为了进一步扩大既得利益，英、法、美三国于一八五四年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其核心内容，除了通商方面的要求而外，还要求清政府同意在北京派驻公使。在英国人看来，只有公使进驻北京，才能表明英国和中国具有平等地位，同时也可以更便利地同清政府直接打交道；北京方面则坚决不同意此举。这时道光皇帝已于一八五一年去世，主政的是年轻的咸丰皇帝。咸丰皇帝认为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之事断不可行（历来只有贡使才有资格到北京来朝圣）这是“天朝”不易的规矩，破坏这一规矩，他将无法向列祖列宗交代；其次，咸丰皇帝也不希望这些外夷在眼皮子底下活动，在远离北京的地方由代表跟他们交涉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
一直到一八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公使驻京都是中外政治矛盾的焦点问题。
一八五六年，英国政府以“亚罗号事件”为口实，策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接着，法国政府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也出兵入侵中国。一八五七年十二月底，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Elgin）、法国全权大臣葛罗（Gros）率军攻占广州。一八五八年五月，英法联军沿海北上，直逼天津，并扬言进犯北京。咸丰皇帝急派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六月，清政府分别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一回，除了开放通商口岸、赔款等条件之外，“公使驻北京，用平等礼节”作为第一条内容写进了条约。为此，咸丰皇帝非常苦恼。这时候的大清帝国，除了外患，更有“内忧”：太平天国已经在南京定都，占据了大清国半壁江山。西方诸强也正是利用了清廷急于媾和、不愿在两条线上作战这一弱点，在谈判桌上占尽了主动。
公使驻京问题成为谈判桌上一个分量最重的砝码。为了阻止外国公使进京，咸丰皇帝甚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全免五口关税，以换取《天津条约》的废除。对于臣下的疑虑，咸丰皇帝大加驳斥：“此时须将全免税课一层明白宣示，使知中国待以宽大之恩。此后该夷获利无穷，无须再赴天津伸诉冤抑。所许各项，全行罢议。此为一劳永逸之计。”这个口吻跟乃父当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时实在是太相像了。不过，即使开出了如此优厚的条件，英法等国也不肯退让半步。
一八五九年英、法、美等国借口换约派军舰北上，六月二十五日，英法联军强行闯入大沽口，并对大沽炮台进行炮击。清守军奋起抗击，重创英法舰队，致使英法联军狼狈退出大沽。此次大沽口之战，是中西交战史上中国方面取得的第一个胜仗。
大沽口之战的惨败，促使英法两国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一八六○年六月，英法再次组成联军，以进京换约为名，扩大侵华战争：英国方面以额尔金为特使，部队指挥官是贺布·格兰特（HopeGrant）；法军方面以葛罗男爵为特使，部队指挥官是蒙托邦（Montauban）。两军总人数在两万人左右，其中英国约一万一千人，法国约七千人。同年八月，英法联军避开防卫严密的大沽，由北塘登陆，进而攻陷大沽，占领了天津。
在英法联军凌厉的攻势面前，咸丰皇帝变得惊慌失措，他一面派员前往天津与英法联军议和，一面急令负责大沽和天津防务的僧格林沁率部退守通州，设法阻挡英法联军进入北京。
兵临城下
天津会谈，英法联军趁着军事上的胜利把议和条件开到最高，提出了天津通商、索赔军费、带兵进京换约以及派巴夏礼先期进京查看房屋等要求。咸丰皇帝对这些要求非常震怒，他最不能容忍的仍然是英法特使进京入见一事。谈判遂告破裂，一八六○年九月，英法联军开始向通州进发，逼近北京。
这时候，咸丰皇帝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列祖列宗中还没有哪一位像他这样被洋夷打到了家门口。得知英法联军准备进犯北京，咸丰皇帝的第一反应是命令僧格林沁“严密防堵”、“迎头拦剿”，甚至表示自己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后来的事实却表明，咸丰皇帝这样说只不过一时痛快而已，直到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和谈的希望。
在英法联军前往通州的路上，英国特使额尔金差不多每天都接到清廷方面请他停止前进的照会，老谋深算的额尔金一概不予理会。九月十四日，英法联军在距离通州不远的地方驻扎下来，这才派巴夏礼（HarrySmithParkes）和威妥玛（ThomasWade）前往通州拜会清廷派来的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和军机大臣穆荫。在谈判过程中，英方代表巴夏礼旧事重提，要求进京后觐见皇帝，“亲递国书，立而不跪”。咸丰皇帝得知英法联军的新要求后，深感愤恨，表示“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惟有与之决战。”但同时他仍然希望谈判“不值因礼节而决裂。”咸丰皇帝的这封上谕还未及到达钦差大臣载垣等人手里，前方已经开战了。九月十八日，载垣等人不满巴夏礼的倨傲态度，命清军统帅僧格林沁拘捕了巴夏礼，同时跟巴夏礼一同被俘的还有英法外交官、随军记者、军人等共计三十九人。
清政府扣押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之事，令战争骤然升级。同一天，英军发起攻势，很快占领了张家湾。九月二十一日，清军两万五千名兵士跟英法联军四千人在通州和北京之间的八里桥展开了激战。事实上，这也是两军在这次战争中的最后一战。英法联军使用了当时最先进、最具威慑力的武器：英国人使用了亚姆斯特隆炮，法国人则使用了拿破仑炮，这两种火炮射程都很远，杀伤力极大。而清军骑兵手里的武器多是火绳枪、刀、矛、弓、箭之类，清军在战斗中也使用了火炮，不过，清军的火炮固定在木架之上不能移动，射程也较敌方为小。尽管清军组织了多次勇猛的冲锋，但限于武器上的劣势，无法对敌军构成更为有效的打击。
八里桥之战持续了两个小时左右，双方均元气大伤。最后，僧格林沁所辖部队无法抵御敌方的强大炮火，终至溃不成军。英法联军方面也差不多耗尽了所有的弹药。激战过后，僧格林沁率残部退驻到安定门、得胜门以外，再也无法组织起像样的进攻，更无法担负防守北京的任务。至此，北京城完全暴露在了英法联军的枪口之下。
咸丰皇帝逃离圆明园(1)
八里桥之战，不仅挫伤了清军的精锐，也大大打击了咸丰皇帝的信心。就在八里桥战役后的第二天，即一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咸丰皇帝仓皇离开圆明园，逃往热河行宫。《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记载了八里桥战斗的当晚的情形：“上在海淀闻败信，内外惊惧，彻夜匆忙，立传预备。”这是说，一听说部队吃了败仗，咸丰皇帝就连夜准备出逃了。
其实，咸丰皇帝早在英法联军由天津北犯之初，就萌生了离开京城的意思。九月九日，他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召见王公大臣，表示将“暂幸木兰”，由于遭到不少大臣的反对，几天后他又为此举换了个说法，美其名曰“统带劲旅，坐镇京北，遥为控制。”不料此言一出，招致了很多大臣更激烈反对。为了“息浮议，定民心”，他又连夜下谕旨表白说：“朕为天下臣民主，当此时势艰难，岂暇乘时观省？且果有此举，亦必明降谕旨，预行宣示。”而事实却相反，听到八里桥兵败的消息之后，他再也顾不得“预行宣示”，一心只想逃命了。
咸丰皇帝一生大概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一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正值秋分日，凌晨时分，咸丰皇帝先是来到圆明园的“鸿慈永祜”，向列祖列宗跪拜叩头，然后在勤政殿召见了包括恭亲王奕訢在内的五位王公大臣，决定由恭亲王奕訢留在圆明园暂时主政，主持北京的“抚局”。随后，他本人则带领部分皇族成员及亲眷随从护卫，从圆明园大东门出发，逃往热河行宫。当出逃的人群沿福海匆匆行走的时候，一个孩童突然发出“安乐渡、安乐渡”的叫声。这是咸丰皇帝四岁的儿子、后来的同治皇帝载淳发出的欢叫。平素时间，“皇帝在圆明园御舟徐行，则岸上宫人必曼声呼曰：‘安乐渡！’递相呼唤，其声悠扬不绝，至舟达彼岸乃已。”（《圆明园资料集》），此时载淳模仿的就是这种皇家所熟悉的、太平日子里的声音。据说，咸丰皇帝闻听之后，抚摩着载淳的头顶说“今日无复有是矣”，然后潸然泪下，周围的人也都凄惶不已。
《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一文记述了咸丰皇帝一行的惨状：“銮舆不备，扈从无多。随行者惟惠王、怡王、端华、肃顺等，并军机穆荫、匡源、杜翰诸人。车马寥寥，宫眷后至，询迫不及待矣。是日，上仅咽鸡子二枚。次日，上与诸宫眷食小米粥数碗，泣数行下。”
咸丰皇帝出逃的当天，北京城的九座城门全都关闭，城内和城外交通断绝。尽管恭亲王奕訢留守在圆明园里主政，但是，六部九卿已经没有一处官署能够正常开展工作。曾经亲历事变的晚清名士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记载：“车驾东出，宫眷惧仓皇行，人心大震。”时任吏部郎中的吴可读在《罔极篇》里写道：“是日，所有在京大臣眷口，及有力之家眷口，借移徙远避，车价贵不可言。雇涿州单套轿车，须银二十两，保定则三十两。”从这些记录来看，此时的北京城已经完全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北京的混乱局面完全是由于咸丰皇帝出逃造成的，其实，当时的危机远没有咸丰皇帝想像得那么严重。吴可读在《罔极篇》里分析说：“圣驾仓皇北巡，随行王公大臣，皆狼狈莫可名状，若有数十万夷兵在后追及者然。其实夷人此时尚远。”吴可读的判断是准确的。事实上，此时的英法联军也处于极大的恐慌之中。
八里桥之战，英法联军尽管人员伤亡不大，但他们差不多已经耗尽了所有的枪炮弹药和给养，亟等着后方的补充。他们不光没有能力攻打北京，甚至担心清军随时可能到来的攻击。法国特使葛罗在十月三日写给本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这样描述他们当时的危境：“若弹药像期待的那样明天运到，那我们就可向北京进发。我们已经不得不多次对中国政府假意示好，以掩饰我们的无能为力。”
不独如此，在英法联军的“后方”天津，城内根本没有驻军，城外仅有一个兵营留有数百人，另外，停泊在内港的五艘英法联军船舰，也仅有几百名兵士留守。如果此时清廷能够组织部队向弹药匮乏、粮草不继的英法联军发起攻击，战局极有可能颠倒过来。
可惜的是，皇帝出逃，官兵溃散，大清朝野上下已成一片散沙，毫无战斗力可言。更令人费解是，为了不影响朝廷办理“抚局”，清军兵营从朝阳门外东大桥一带，一直撤退到了德胜门外北顶一线，这样以来，北京城东北郊数十里区域之内，竟没有一兵一卒防守，任由英法联军侦察袭扰。李慈铭《感事》诗云：“夷酋方丧魄，廷议急和戎。”恰可形容当时的情形。
凡此种种，英法联军方面也感到奇怪，从任何角度来看，清军的表现都不像是一个有着悠久战术传统的国家军队所为，他们的表现更像“黔驴技穷”典故里的那头既不知已、也不知彼的“驴”。在以后的日子里，英法联军表现得更为跋扈和骄横，他们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他们再也没有遇到过任何有效的抵抗。后来，他们中有人回忆这场战争的时候，甚至把它形容为一场漂亮的征战，比作一次浪漫的“军事散步”。他们的胜利也确实来得轻而易举，可以说，是以最小的伤亡获得了最大的收益。
洗劫圆明园
御园“空城计”(1)
夷人直扑淀园，恭邸以下，仓卒出行，淀园想被蹂躏。
——翁同龢《翁文恭日记》）
从统帅到士兵，英法联军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他们之所以敢冒兵家之大忌劳师远征，是因为他们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畅通快捷的海上运输线作保证。早在开战之初，英法联军就预先定在冬季到来之前撤离中国，以免河流封冻军队无法出海。随着局势的复杂化以及天气渐渐转冷，英法联军开始对前景变得担心起来——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不是攻城掠地，而是要从清政府手里得到更大更多的特权和利益——他们担心当冬季到来的时候，他们与一贯巧于周旋推委的清政府达不成任何“协议”，不得不两手空空地撤离中国。
英法联军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占领皇家御园
圆明园。这次意外的占领，不但使英法联军从官员到士兵全都发了财，而且也使英法联军手里多了一张打赢战争的王牌：通过洗劫、焚烧圆明园，英法联军彻底打垮了以咸丰皇帝为首的清政府的意志，并且得以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他们这次行动所要完成的一切卑下的目的。
咸丰皇帝出逃前任命他的弟弟、二十八岁的恭亲王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九月二十一日，恭亲王照会英国特使额尔金，要求言和，额尔金第二天复照拒绝，声称人质未还，决不议和。九月二十五日，额尔金又给恭亲王发来照会，说三日内放还全部人质并接受条件，联军可以停止前进，否则将一举夺取北京；恭亲王则提出联军先撤退到张家湾，然后双方再画押、换约，最后释放巴夏礼等人质。
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英法联军得到了半个月时间的休整，并充分补充了给养和弹药。而恭亲王在这宝贵的两周时间里，却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战守准备。他在十月四日给咸丰皇帝的奏折里仍在抱怨：“目下情形，战守均不足恃。……至僧格林沁、瑞麟等，屡次来函，总以军无斗志，深盼和议速成。相应请旨饬僧格林沁等及守城王大臣，激励军心，力求制胜之策。一面再由臣等设法补救，力保危城。”因此，当英法联军开始向北京进发的时候，清政府已经错过了打败联军的最佳战机。
十月五日，得到充分休整的英法联军进发到了北京城下。此时清政府方面没有人敢于出面与英法联军接触，倒是民间商人派出了代表前往敌营议和。《庚申北略》记载，八月二十日（公历十月四日），“商人乐姓平泉，开同仁堂者，邀集众商，备牛羊千头，往夷军犒师请和”；另据翁同龢八月二十一日（公历十月五日）日记记载：“商人乐平泉、王海捐备牛羊馈送夷人。”（《翁文恭日记》）。对此，英法联军的回答则是：“此国大事，岂商人所得与闻，须恭亲王来说话。”（《庚申北略》）
十月六日上午，英法联军从朝外三间房一带出发进犯京城。不过，他们并未贸然攻城，而是绕经东直门和安定门外向西北进攻，袭击驻扎在德胜门外的僧格林沁、瑞麟部队的后翼。结果，大清守军闻风而逃，不战而溃。英法联军从俘虏口中得知，僧格林沁部队撤退到了北京西北圆明园一带地方，于是决定向北京西北方向追击，消灭这支清军机动力量。
出发后不久，英国先头部队遭遇了清军大队骑兵，双方交火。很快，清军向西溃逃。英军因不明敌情，加之不熟悉道路，决定暂时宿营，先头部队在德胜门外土城关以西驻扎，大队人马则屯聚在黄寺、黑寺一带。
与英国军队不同，法国军队在行进的道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障碍，他们穿过海淀，一路向西北方向而去。后来，法国军队踏上了一条修整得十分漂亮的宽阔大道，周围的建筑与景物也较别处漂亮很多，到了黄昏的时候，法国军队沿着这条大道径直来到了圆明园的门口。而此时，受命留守圆明园的恭亲王已经闻风逃走；僧格林沁、瑞麟残部也已逃往西直门以南，或者清河以北；圆明园的数千名护军更是纷纷逃散。至此，昔日护卫森严的圆明园大宫门，已经是空空荡荡，守卫它的只有一群侍卫的太监，皇家御园圆明园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空城”。
法国人本以为在圆明园会遭遇一场恶仗，结果却完全两样。最初，留守圆明园的管园大臣文丰亲自出面拒绝了法国部队进入圆明园的要求。法国军队因为不知道圆明园的守备情况，暂时向后撤退了一段距离。法国军队走后，文丰急忙召集圆明园的守卫禁兵，竟无一人应命，因为这时对圆明园负有守卫之责的禁兵已经全部逃散。文丰知道洋人不会就这样乖乖离开，忧心如焚。
果然，法国部队很快又折了回来。几名海军陆战队员翻墙入内，打开了圆明园的大门。当走在最前列的法军士兵来到出入贤良门的时候，他们却意外地遇到了二十余名技勇太监的自杀式抵抗。冲突虽然短暂，但进行得异常惨烈，结果，法军方面有数人受伤，其中包括两名军官；技勇太监这边，八品首领任亮战死，其他人受伤被俘，随后悉数遇害。当晚七点钟，法国公使葛罗，法军司令蒙托邦入踞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管园大臣文丰深感凭一己之力无法保护圆明园，绝望之下，投福海自尽。
对于法国军队来说，占领
圆明园是一个极其意外的收获，短暂的狙击战过后，圆明园全部落在了他们的掌控之中。
十月七日清晨，法军指挥官蒙托邦在圆明园稍作浏览，像所有人一样，蒙托邦对圆明园的奇观印象深刻。十月八日，他曾这样写信向朋友描述他对圆明园的第一印象：“我们欧洲，没有任何东西能与这样的豪华相比拟。我无法用几句话向您描绘如此壮观的景象，尤其是那么多的珍稀瑰宝使我眼花缭乱。”（伯纳·布立塞《1860：圆明园大劫难》）海军上尉帕律的感受更加具体，他在《1860年远征中国记实录》中写道：“看见夏宫后，联军中的所有人，虽然学历、年龄与思想各不相同，所得出的印象却是一样的：再也找不到可与之媲美的花园了。人们都震惊了，都说，法国所有的皇家城堡也抵不上一个圆明园。”
十月七日中午，英国特使额尔金和指挥官格兰特也抵达圆明园，浏览之后，他们对圆明园的惊讶一点也不亚于法国人。额尔金评论说：“圆明园确实是一项精致的文物，像一个英国公园一样——数不尽具有漂亮的房间的建筑，充满了中国的古董珍品和精美的时钟、铜器等等。”（《圆明园史话》）英法联军中其他人的观感也都大略如此。不过，大多数人并没有时间欣赏美景，他们的眼睛全都被园子里的珍奇宝贝吸引了，抢掠已经开始。
英国人和法国人谁都不肯承认自己率先开始洗劫圆明园的行动。法国人声称：“尽管他们比英国人先期到达圆明园，不过，他们的指挥官蒙托邦将军命令‘在英军指挥官到来之前，不要触动园内物品。’”英国人的说法则相反，他们认为“法国人早已占据了好久，并且掳取了不少最可宝贵的库藏。”不过，他们的共同点是，双方都没有严令抢劫之风的发生和蔓延。相反，两军会合之后，抢劫立刻变得合法化了。英军特许军官们任意挑选他们所喜爱的物件，作为纪念品。同时，每个军团分为两组，两个组上午和下午轮换进入圆明园。法军方面也是一样。
多年后，在以各种形式出版的回忆录中，当事者们详尽地描述了当年在圆明园里发生的事情。
英军指挥官格兰特的翻译斯温霍（RobertSwinhoe）在《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里描述了抢掠的场景：
军官和士兵，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一种不体面的举止横冲直撞，每一个人都渴望抢到点值钱的东西。多数法国人都拿着巨大的棍棒为武器，遇到不能挪动的东西，就捣个粉碎。在一间屋子里，你可以看到好几个各种等级的军官和士兵钻到一个箱柜里，头碰头，手碰手，在搜寻和抢夺里面的物品；另一间屋子里，大群人正争先恐后地仔细检查一堆华美的龙袍。有的人在对着大镜子玩弄掷钱的游戏，另外的则对着枝型吊灯搞掷棒打靶来取乐。尊重身份的事情已经完全看不到，占优势的是彻头彻尾的混乱状态。
法国翻译官、当年二十岁的德里松在二十六年之后，写了一本《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在书中，德里松做了如下回忆：
这一大群各种肤色、各种样式的人，这一大帮地球上各式人种的代表，他们全都闹哄哄地，蜂拥而上，扑向一堆无价之宝。他们用各种语言呼喊着，争先恐后，相互扭打，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来，赌咒着，辱骂着，叫喊着，各自都带走了自己的战利品。
德里松还对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抢掠方面的不同点做了一番对比：
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独行动；英国人比较有条理，他们能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他们都是整班行动，有些人还拿着口袋，都有士官指挥。有个难以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细节，就是那些士官都带着试金石。见鬼！他们是从哪儿弄到的试金石？
劫掠和破坏是同时进行的。发了狂的英法兵士们把能拿走的尽量拿走，拿不走的就随手破坏。对此额尔金采取了冷漠的观望态度，他在十月七日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劫掠和蹂躏这样的一个地方，已够坏了，但更坏得多的是破毁。原来总价值一百万镑的财产，我敢说连五万镑也不值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洗劫(2)
为了避免分赃不均，英法联军专门成立了一个“战利品管理处”，对所有的“战利品”进行拍卖，在这场特别的拍卖会上，价值连城的珍宝仅拍出了八千镑的低价，连同现金一万八千镑，分成三股，其中一股归军官，两股归士兵。作为英军最高指挥官，格兰特没有参与分配，他得到一只纯金的工艺瓶作为纪念；同样，法军最高指挥官蒙托邦也得到了一份纪念品，他们还分别给英国女王以及拿破仑三世留了一份礼物。如此以来，英法联军从将军到士兵，人人得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皇家御园——圆明园的战利品。
抢劫和拍卖持续了两天时间。到了十月九日，英法联军离开圆明园的时候，这支混合队伍变成了一支运输大队。
德里松在他的书里谈到了英法联军撤走时的场面：
说到车辆，还有一件稀奇事。在走到安定门时，法国军队只有一辆车辆——也就是将军车辆才载有帐篷和军用箱。而当军队开拔时，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出现了大批满载着的车辆，单是这支车队也得十十足足走上一小时。至于英国人的行李车队，那更长得出奇。这一支神话式的车队足足有两法里之长。
通过抢劫圆明园，英法联军的官兵们全都发了横财。许多普通士兵回国后，通过变卖从圆明园抢得的珍宝，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富翁；英国陆军军官赫利斯回国后，因拥有大批圆明园珍宝甚至获得了“中国詹姆”的绰号，这笔财富使他享用了一生。一八六三年，法国拿破仑三世在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行宫建造中国馆，专门收藏中国珍玩，其中大部分珍宝来自圆明园；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里也藏有大量来自圆明园的文物，其中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传世名作《女史箴图》（唐人摹本）就是其中之一。
一八六○年十一月七日，《泰晤士报》随军记者从北京发回的一则通讯称：“据估计，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产，总价值超过六百万镑。”这只是一个不懂中国文化价值的外国人的初步估算。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圆明园损失物品的清单，不过，现在就开始清点还为时过早，因为圆明园所遭受的更大的劫难还在后面。
初劫之后(1)
咸丰皇帝是通过奕訢等人十月八日的奏折，得知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的消息的。盛怒之下，他只好在无能的军事将领身上出气，立刻将“僧格林沁著革去爵职，瑞麟著即革职，以示惩儆。”同时，咸丰皇帝也被英法联军的暴行吓破了胆：为了防止英法联军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紫禁城皇宫，一再谕令恭亲王等人速办和局。
英法联军撤离圆明园之后，留下的是一片狼籍。协助恭亲王奕訢办理抚局的礼部大臣鲍源深，大概是第一个看到劫后圆明园的官员。他在《三天入直琐记》里记录了十月八日的见闻：“闻夷人已退，乘车回园寓一顾，则寓中窗槅已去，什物皆空，书籍字帖抛散满地，至福园门，则门半开，三天书籍亦狼藉散于路傍。至大宫门，则闲人出入无禁，附近村民携取珍玩文绮，纷纷出入不定，路傍书籍字画破碎抛弃者甚多，不忍寓目。”
一直担任清廷代言人的大臣恒祺也是最早目睹圆明园劫后惨状的清廷官员之一。十月十日，恒祺陪同刚被释放的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进入圆明园。看到圆明园的惨状之后，恒祺痛不欲生。英国皇家炮兵队队长亨利·科龙勒斯（HenryKlonllys）在《1860年中国战争纪闻》中转述了这一幕：
10月10日，钦差恒祺要求我们允许，偕同巴夏礼，赴圆明园游览一趟。……后来巴夏礼告诉我，说看见那个可怜的人，令人难受得很。恒祺坐在小湖的岸畔，双手抱头而哭，声言万事皆休，他也将要自杀，了此残生。
可以肯定的是，除去英法联军，圆明园附近的不法之徒以及闻风而来的土匪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英法军队退出圆明园后，京城西郊一时成为无人管辖之地，土匪和附近村民趁管理失控之机，大肆入园抢劫。对这些人来说，圆明园始终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禁苑，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进去大捞一把了。尽管英法联军刚刚撤走，清廷便派贝子绵勋带兵两百人护卫圆明园，不过，这点可怜的武装根本不能阻止愈演愈烈的劫掠之风。
李慈铭在十月八日的日记中写道：“城外劫盗四起，只身敝衣，悉被掠夺。又闻有持园中断烂物进城者，铜龙半爪，金兽玉镶，俱相传视玩弄”。十月十一日，李慈铭继续写道：“闻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奸民乘之，攘夺余物，至挽车以运之，上方珍秘，散无孑遗。”
其实，十月九日英法联军撤走之后，抢掠并没有停止，他们经常回到圆明园再行抢掠。法国军人德凯鲁勒在他的回忆录《北京之行》记述了这一情况：
10月11日。看起来英国军队对它在夏宫所收刮到的那部分东西并不满
意。在英方军营里，刚刚又组织好一次大规模的远征，要去把法国军队没能
带走的东西都收集起来……
这次远征由1200名骑兵和一团步兵组成，另外还有许多旅游者伴随前
往。他们带有成千辆车子和军队里所有的驮兽。
此次抢劫延续了整整一天。
10月13日。今天早晨，派往宫殿的英国远征队刚刚回来，他们随带的成千辆车子和驮兽也都满载着战利品回来了……他们当时曾深入布满豪华住宅和可以与华丽的皇宫相媲美的腹地进行搜索。正是在这些至尽尚未搜索过的地区，他们才抢到了大批物资。
英法联军在抢掠的同时，还纵火烧毁了圆明园的部分殿宇。十月六日，法国军队占领圆明园的当天，就烧毁了圆明园大宫门外的多处朝房。海淀一带的民房也多被烧毁。
此时，远在热和行宫的咸丰皇帝只能在奏折上发泄自己的郁闷之气。十月十二日，内务府总管宝鋆在奏折里说，自己在城里防护，闻听夷匪闯进圆明园，不胜愤恨；同一天，宝鋆又上了一个奏折，希望咸丰皇帝再委派两个人和他一起管理圆明园，咸丰皇帝看完奏折后大怒，愤然批道：“汝系内务府大臣，非他人可比，即使不能在园料理，出城一往有何不可，乃竟置之不顾，尚有人心耶！”
十月十二日，恭亲王奕訢悲愤地致书法军特使葛罗：“法国兵士，对于皇帝避暑行宫，仍肆焚掠，其故为何，法兰西亦文明大国也，其军士饱经训练，宜有纪律，今乃焚毁皇帝行宫，所根据者何因，贵统帅何以不加禁止，置若罔知乎。吾两国所争者何事，将军其有以教我。”对此，葛罗公则冷漠地回应说：“联军占有行宫之举，乃其分内所有之事，两军交战，克其地而享有之，亦战时公法所许也。”
此时的北京已经完全处于混乱之中。受命总揽大局的恭亲王奕訢居无定所，先是避居在万寿寺，之后又逃至丰台长辛店一带；军队将领僧格林沁和瑞麟在京北郊一带避敌，不敢应战；守城的王公大臣们则坚闭城门，一筹莫展，坐视着局势一步步地恶化。
火烧圆明园
开门揖盗(1)
一个北京老人观察日落在渐渐变红的北京——（美）斯蒂文斯这几句诗是二十世纪初一个美国诗人模仿中国诗风创作的，虽然与本书的主题无关，倒是很贴切地反映了一八六○年北京深秋的情景。
英法联军占领并大肆洗劫圆明园，使得留在京城的王公大臣大为惊恐。为了表示议和的诚意，十月八日，清廷方面释放了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并开始陆续释放扣押的“人质”。
十月十日，英法联军照会北京当局，要求进城换约，并提出不毁灭北京城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开放安定门并交给英法联军驻守，最后期限定在十月十三日午时。英法联军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不答应，他们就要用大炮轰城。英法联军所做的一切都带有虚张声势的性质，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希望通过高压手段迫使恭亲王尽快出面签订和约。
英法联军的恐吓再次奏效。此时北京城内的守军尚有一万多人，城外也有多路外省援兵不断赶来。无奈留京的文武大臣恐于“抚局”有碍，又慑于英法联军的淫威，最后竟“开门揖盗”，将安定门拱手交给了英法联军。
英法联军对能否“和平接管”安定门并没有把握。十月十三日上午，他们一直在忐忑不安地等待着规定时间的到来。法军炮兵指挥官朋茨曼上校对格兰特汇报说，他怀疑他的炮火能不能打开北京城墙的一个缺口，持怀疑态度的绝不止朋茨曼一人。指挥四门攻城大炮的英军上校华斯莱在他的《一个军人生活的故事》里写道：直到限期前十分钟，敌人还没有投降的迹象。我们的炮衣揭开了，炮身经细心地拭净，装弹，排列起来，对着要打的城墙瞄准。我屏住气息，心情沉重，觉得我们是在玩‘吹法螺’的把戏，因为我太清楚了，用我们所有的这些炮弹，要打开一个有用的缺口是没有希望的。
到了规定时间，安定门竟然如期打开了。这时的华斯莱们“舒了一口长气，十分满意这个结果。”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北京城第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入城后的英法联军，驻扎在国子监一带。
当天，一位中国诗人沉痛地写道：古来和有策，今日战无功。
戒夜銮舆出，当关锁钥空。
云愁鸟啄屋，军散马嘶风。
秋草金台路，斜阳黯淡红。
——陈寅《庚申八月二十九日》在另外一首诗里，诗人对王公大臣“开门揖盗”发出了诘问：郭外貔貅十万屯，严关何事竟开门。
凶锋早裂贤王胆，款议翻邀虏使恩。
大吏效忠争扈跸，穷民无路亦狂奔。
只应一片城头月，照得书生有泪痕。
——贾树诚《庚申九月作》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同意打开北京城门，让英法联军入城。至少他们在事后给咸丰皇帝的奏折里是这样说的。十月十五日，在八里桥之战身受重伤的光禄寺卿胜保愤然奏道：“城内议抚诸臣，信其诡谋，无求不应。”一直躲在北京城外的恭亲王奕訢则奏称：“以都城雉堞坚厚，即逆夷炮火猛烈，尚可凭高自固。如城中于释放巴酋（巴夏礼）后，尽心防守，共济艰难，该夷岂能遽行得志。现在天气渐寒，该夷扎营城外，进退无据。臣等乘机办抚，亦可冀就范围。乃该王大臣巧为卸责，辄称订期开城为宗社苍生之福。殊不知开门揖盗，何福可言。”最后，恭亲王下结论说，“可见该王大臣等被夷人虚声恫喝，为一身自全之计，初非为大局起见也。”
恭亲王奕訢的上述奏折是在十月二十二日写的，当时英军已经焚毁了圆明园，尽管不免有事后诸葛之嫌，但奕訢的分析却是对的。英法联军在掌控安定门、进入北京城之前，行事还稍有顾忌，一旦拥兵入城，手里多了北京这个砝码之后，英法联军就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
事实也正是如此：十月十四日，得知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的消息后，恭亲王奕訢立刻致函英法特使额尔金和葛罗，表示已命令恒祺跟联军代表会商《天津条约》，并希望择日互换1858年所订的条约。
焚园的决定(1)
正当清廷答应接受全部议和条件，准备择日签约的时候，十月十七日，事情又陡生变故：英国特使额尔金就“人质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声称巴夏礼等被俘人员遭“凌虐过严”，鉴于“圆明园所尚存的一切，很可能就是一些英国人和法国人遭受极为残酷折磨的地方，必须予以摧毁。”
十月十六日，是最后一批人质被遣返的日子。至此，清军在九月十八日羁押的三十九名人质，已经全部遣返，其中一半人已经死去。具体数字是这样的：英军被羁押人员二十六人，活着回来十三人，死十三人；法军方面被羁押人员十三人，活着回来六人，死七人。其中包括一名英国《泰晤士报》随军记者。这件事大大激怒了日益骄横的英法联军。从活着的人身上的伤痕以及他们的叙述来看，英法联军确信他们的外交人员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如果说几天前，他们因为洗劫圆明园在良心上还有一点点不安的话，现在他们开始变得心安理得了，甚至认为他们自己干得还不够。
十月十七日晚，额尔金在交给恭亲王的最后通牒里，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但要批准“一八五八年条约”，还要为英国受害者赔偿三十万两白银抚恤赔款；法国特使葛罗也如法炮制，要求为法国受害者赔偿二十万两白银。至于圆明园，额尔金强调说，“全园余物，将立即予以荡平。此点无须亲王殿下同意，因本军统帅将立予执行。”
事实上，英法被俘人员被押解到北京以后，的确在提督府受到过看守官员的泄愤打骂。鲍源深在《补竹轩文集》中对俘虏之事曾有记载：“初四日（九月十八日），怡邸解夷酋巴夏礼等二十余人到圆明园，交提督府下处派兵看守一夜，兵丁凌虐之。”刑部尚书赵光在其《自定年谱》中的记述，九月十八日，巴夏礼等人在通州被擒获后，押赴圆明园，当天晚上关押在圆明园，第二天便被送进刑部南所、北所两监，其他的被俘人员则直接由通州送押到顺天府密云、昌平等县监狱关押。不过，在当时惯于对囚犯实施暴力的看守人员来说，这根本不算是一回事情，何况被虐待的又是一些到自己家门口来滋事的“丑陋洋夷”。
恭亲王等王公大臣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俘虏问题在英法联军看来是这么的重要，竟能成为再起祸端的借口。在清廷看来，巴夏礼是俘虏中的首恶，他们的注意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巴夏礼一人身上，因为意识到巴夏礼会对和谈有用，清廷对巴夏礼实行了非常优待的政策。至于其他人，清廷则根本无暇顾及、亦无心顾及。
借口当然不止这一个。总之，圆明园的最后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在焚毁圆明园的问题上，英法方面的意见并不一致，为此，英法首脑之间曾经有过一番争论。十月十六日，法国特使葛罗和军队统帅蒙托邦表示不同意焚毁圆明园，他们都认为焚烧圆明园非明智之举，圆明园只是一座未曾设防的“乡村景点”，烧掉它未免过分，如果真要烧掉什么的话，烧掉清政府最高权利机关——紫禁城，远胜过烧掉一座皇帝用来寻欢作乐的园林；他们还认为，圆明园是清帝行幸的离宫，并未设防，也不是敌占区，焚毁它属于无益的报复；另外，他们还担心这样做会“将使恭亲王益增畏惧，不敢进行和议。”作为替代办法，葛罗和蒙托邦建议焚毁北京紫禁城，并劫取里面的文物典籍，他们认为这样做更有价值。
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意见恰恰相反。额尔金认为：圆明园是大清皇帝最为倾心的住所，他的三分之二时间都在这里度过的，毁灭圆明园，是对皇帝一人的惩罚，是对他的尊严和感情最强有力的打击，实则是“害最小而最可行之策。”这当然只是表面上的说辞。作为英国特使，额尔金在这个问题是算过一笔账的：“若是单要求赔款，在这种扰乱的情形中，中国政府，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笔款项。其次，若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班苛待英人，和破坏和约的人们，一些可怜的属员，也许要被呈献出来，作为替身了。假若要求僧格林沁本人，中国政府大约不能答应，更决不能实行。寻思推绎的结果，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办法，而这种惩罚，仅降在清帝一人身上，与人民无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圆明园内“几乎所有贵重物品都已经被拿走，军队到那里绝不是为了抢劫，而是通过一个庄严的补偿行动，来表明它被可恶的罪行所激起的憎恶和愤慨之情。”争论到最后，额尔金坚持要焚烧圆明园，而法国方面则决定不参与焚烧圆明园的行动。
额尔金焚烧圆明园的狂悖之举是早有预谋的，他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地施暴，实在是因为得到了英国国内当权者的支持。早在一八五九年英国公使第一次到北京换约时，英国政府就曾发出这样的训令：“中国政府愿意外国公使驻北京，如遇任何妨碍，须不顾一切，完全达到北京换约的目的。”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大沽口战败之后，英国首相巴麦尊就曾给他的外交大臣写信说：“此时我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摧毁清朝皇宫，然后撤回战舰。”因此摧毁中国皇宫的主张，早已在泰晤士河两岸传开了。“我衷心高兴，额尔金和格兰特决定烧毁圆明园。”巴麦尊事后写道，“以这种永久性标志来表示我们对这些鞑靼人的奸诈和残暴的愤怒，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北京皇宫遭遇同样的命运，我会十分高兴。”
